安房守日(真田豪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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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转自往复,作者:苍茫)

[转帖]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转自往复,作者:苍茫)

前记:周一良先生去世之后,一直就想写些东西以寄哀思,尤其是对周先生后半生难以释怀的那些经历,一直心存感慨。不过将无同很不赞成我写这类东西,有次跟L女士谈起来这个意思,她也未置可否。而我自己,本来也担心着这样的话题,是否会打扰逝者的安宁。踌躇犹疑,竟拖至今日。然而“一塌糊涂”里,又见有贴重提“梁效”及“书生”问题。近日,复得读周先生之子周启博、周启锐的两篇文字,分别题为《噩梦醒来已暮年》、《烈士暮年,恶心不已》。二文不隐过、不虚美,畅酣淋漓而慷慨激切,读毕不禁为之击节。因而值周先生忌辰百日,我也追往忆昔,记下了那零零散散的一向感慨,贴之于此。──苍茫   在突然接到告知周先生凌晨逝世的电话的时候,随即便后悔那些天由于太忙而没去探望,居然就没有一点预感。本来,十多年中一直帮着周先生做些收发、写作的事情。但后来我安排了一些学生们轮流到周先生家帮忙。周先生说是有了“如虎添翼”之感,可是这样一来,我去周先生家就少了,跟周先生聊得就少了。   在惊悉不幸的消息之时,往事纷至。想的最多的,是初次跟周先生面谈的情景,以及本来在年初刚为周先生庆祝过“米寿”的事情。   去年一月,是周一良先生的八十八岁“米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同事们,本来有意选一个餐馆为周先生隆重祝寿。但周先生自觉年事已高,在外面恐不方便,又刚刚迁入新居,难免疲惫之感,于是就改为前往周先生的家里祝寿了。   那天一早儿,我跟妻子前往清华园捧回蛋糕和花篮。蛋糕和花篮是妻子去订的,她觉得清华园的蛋糕质量不错。祝寿的气氛温馨而热闹,大家都衷心祝愿周先生安康,至少能享百年之寿。随后是周先生吃蛋糕,周先生的儿子启锐把一顶彩纸的王冠戴在了周先生头上,那王冠是跟着蛋糕一块儿来的。周先生戴王冠的样子特别风趣,蛋糕吃得很开心。大家也一人一块,分享了蛋糕,天南海北的聊着。免不了聊到了新居,装修和布置等等。周先生曾多年住在燕东园,那房子很旧很暗,没法儿跟现在的新居相比。记得将无同不改幽默旧习,他建议周先生预备一个望远镜,好用来查找书架高处的书籍,这话让大家忍俊不禁。   可这转眼就成了往事,那些祝愿也全落了空。   在向周先生的遗体告别时,我觉得化妆师把遗容画的过重了;而我第一次去周先生家里见面的时候,留下的印象是温和,是平易淡泊。   我是在开始跟田余庆先生做博士生时,才初次得以跟周先生面谈的,起因是周先生安排他的博士生杨光辉和我定期去他家里读《世说新语》。本来,对周先生这样卓越的大学者,我作为学生和晚辈颇觉敬畏惶恐;见面后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威严和锋芒,多少就轻松了些。周先生对自己的为人有个评价,那就是“忠恕”二字,而那时我的感觉也正是如此。   我对史学一直没有真正的兴趣,赶上了末班车就随遇而安罢了,脑中转悠的总是天马行空的各色遐想,却并不入门。而那次读《世说新语》,是几种注本和日译本、英译本互相比照阅读,逐句甚至逐词推敲辨析,这使我多少有了点儿长进,多少知道了该如何读书,以前把书念得闲散率意了。而且,每次下午两点来到周先生家,都能隔窗见他已经伏案读书了,相形自己的懒睡闲扯,至今犹觉汗颜。   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初次见面时,周先生谈的不是学问,而是他自己,他在政治风波中的坎坷经历。周先生回首往事,谈到解放天津时,一位著名的人民解放军将领就住在他家,那将军当时一身灰布军装,给他们讲革命的大道理,他全家为之肃然起敬;在此之后,他更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衷心鼓舞,又由于是剥削阶级出身,总有强烈的“赎罪”心理,所以对党的号召一向积极响应,好向劳动人民做出补偿……一直就到了“梁效”。   当时这令我感慨不已。刚来北大读书时,曾跟着几位同学去许大龄先生家,坐下之后还没说几句话,许先生就好意地提醒说:同学们你们不知道吧,我可是“梁效”的!可想而知,那些经历在我们的老师心底,留下过什么样的羞辱和伤痕。   后来,周先生把这类回想和感受,写在了《毕竟是书生》一书中,以及其他一些杂文里了。《毕竟是书生》一书出版后,也引起一些人非议。周先生对这些非议淡然处之,我则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书生”杂谈“》一文,发在了“天涯”网站的“关天茶舍”专栏里面。   在那篇文章中我谈到,那些“书生”、老先生们毕生的学术建树令人崇仰,他们无谓的颠簸沉浮令人浩叹。自古以来,书生们的命运便颠簸莫测,难免被摆弄、被排挤,被帝王将相们忽加诸膝,忽弃之渊。被加诸膝也不过视同弄臣而已,时时屈从于权贵的指手画脚,在政治迷宫里转来绕去;被弃之渊时,也许只有心灵尚未污染的青年学子对之还心存一分敬重。可是,对“书呆子”必定都要以天下相绳,要他们未卜先知政治迷宫的每一个暗道、夹墙和出口吗?昨天还自以为是为某个壮丽事业而奋斗,转眼就因“站错了队”而承受谴责斥骂的痛苦。真正应该被责问的,应该是那种社会现实及其制造者吧!我自己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迷信和狂热,尽管我如今已能使用最新术语去解析“文革”阐说“良知”了;而老先生们也许说不惯某些时新术语,其反思不能令某些自任“清议”者惬意,不过,老先生毕竟是向自己掷出了石头。   写那文章时我想着,该要跳出“站队”、“划线”的思维,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能保证书生的自由和尊严;书生岂有必要都懂政治,其学术事业没有必要为政治付出那样一种代价。曾有次见到周先生赠给田余庆先生的一把扇子,其上题字来自《晋书·石勒载记》:“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确实,书生们研讨政治史时辨析毫发,可是未必真就懂政治,也不会趋利避祸;而政客们凭借政治经验反能洞悉底蕴,且如鱼得水,总是全身而归。   风云变幻的坎坷,未能中止周先生的名山事业。在因“梁效”而接受审查的同时,周先生开始了《魏晋南北朝札记》一书的写作。不久前跟田余庆先生谈起周先生的学术贡献,我说《魏晋南北朝论集》中的那些论文更有系统性,是周先生对魏晋南北朝的主要贡献所在吧?而田先生则认为,是《魏晋南北朝札记》,才真正显示了他学术功力的博大精湛。记得《札记》出版时周先生心情愉快,追忆了他在审查中读书写作的情景。当时我顺口说,周先生您可真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周先生笑了。当然我口角之言,比拟不伦了。周先生后来在《毕竟是书生》中,用的是“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他提及《札记》的写作,曾有“旧欢重拾,如睹故人”之语,书生本色跃然纸上。那才是他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   执“清议”者对周先生的学术成就也予贬低,暗示他学术上也不够“书生”,这并不公平,属于外行的无知而已。从“反思”说,一个七八十岁的古稀老人,当然不太熟悉时下通行的笔调和话语;他在回忆时如实记述了一些事件的当时想法,而这成了被人挑剔的话柄。可在我看来,周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坦然公开了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包括在“梁效”中的经历和见闻,尽量给世人以真相,谁都知道这么做决不轻松;他文中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尖锐谴责,揭举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大义,由此剖析了自己的既往失足(参看《〈毕竟是书生〉出版以后还想说的话》等文)。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跟周先生其实我没怎么请益学问(很是惭愧),倒是谈论别的多了一些,零零散散的话题中感觉到,周先生一直在像思考历史的善恶真伪那样,反思着自己所曾经历的风风雨雨。周先生很关心时势,每当涉及腐败现象,总是痛心疾首。有次谈到曾给周家讲革命道理的那将军,后来有了不光彩的传闻,周先生便说,郭沫若当年写《甲申三百年祭》,是有远见的!1985年访日归来后,他对我们讲,所看到的是日本社会安定、人民富足,那么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应重新认识了。我和同学们在周先生那里发尖锐议论,大抵能够得到理解和共鸣。90年代初,周先生从美国回来。曾和几个人在周先生那里说起时事,聊了很久。那段时间我心情沉郁,私下曾有“自是维城唯武弁,从来承溺定儒冠”、“长街鬼咒千里草,梦里魂伤九畹兰”之句,话语间自然言辞激切;周先生话并不多,但有段话至今还能记得──   周先生说:在国外看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对几十年中经历的许多事情,又有了新的认识;《圣经》里面曾说,你知道了真理,你就自由了;而“真理”(truth)也是可以译为“真相”的,现在我知道了真相,我觉得自己已经自由了!   那番话一如既往地语气平和,却让我分外感动,再次体察到了这位古稀老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艰难心路。重要的并不只是已经找到了什么,更在于那“求索”的本身,就足以称上是书生品格了。由此对周先生在自我解剖时揭举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语,我就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周先生去世,历史系随即安排起草了《周一良先生生平》。在征求意见时,周先生的子女们来系提出,希望去掉《生平》里面“以……为指导”、“拥护……”等等套话,希望不用婉词、而是以正视态度来直叙周先生在“文革”、“梁效”中的经历。我想这些要求实是周先生的个人遗愿,他期望在经历了种种坎坷颠簸之后,最后能以独立、自由之学人风范,留与世人。近日得以读到周先生的儿子启博、启锐的两篇畅酣激切的文字,我想其中也可折射出周先生晚年的思想态度。   王安石《读史》有言:“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记得在推敲《周一良集》的目录时周先生曾说,把文字收全是不可能的,像日记就不能收,里面记的一些想法颇有违碍,比如其中记着他某个时候曾经想过怎么样等等。听到那个想法我并没有过于惊异,因为我还知道周先生另一件激越之举,就是他90年代初呈交系党委的一份《思想汇报书》上的文字,很是敬佩。不知道那些日记有没有问世之日,好让关心周先生的师友们,透过“末俗纷纭”,更清晰地了解周先生的晚年心境。   周先生曾用“红与黑”概括他的经历,这是他到临终都难以释怀的。关于周先生的学术成就,师友们已谈得很多很好了;而我这些文字,只是些杂七杂八的感想而已。写作时,又再次核对了周先生那次对《圣经》的引证,那句话出自《约翰福音》,原文是: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2002年1月22日 很老的帖子了,作者是北大历史系教授,这个网名当年上史学检索时老师说过,似乎是阎步克与罗新二位先生中的一位,又或是其他人也不可知,时间一久便记不清了。转过来是因为现代人往往对周先生文革中的经历不甚谅解,而那一段历史又实非周先生本心,希望可以澄清一下。虽然晚了些,犹胜于无。
文园渴甚兼贫甚,只典征裘不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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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要我说,还是周先生那部回忆录的名字概括得...

要我说,还是周先生那部回忆录的名字概括得最好:《毕竟是书生》。既是书生,在具备传统文人的优点之同时,难免也有一些传统文人的弱点,风骨境界之不足,也算是传统文人的弱点吧。很同意仁科殿的评价:“总归是‘地道的文人’。” 又:读《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使人怀想不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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