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梅花引

汉代列侯禄俸问题，最早的明确记载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说：“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家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杜佑在《通典》卷一九《职官典一·历代官制总序、要略·封爵》里书为“食邑者除租每户一岁更输钱二百”。王文锦、王永兴诸先生点校中华书局本《通典》断为：“食邑者除租，每户一岁更输钱二百。”杨光辉博士在《汉唐封爵制度》第二章《封国、食邑户与衣食租税》之第三节《禄俸礼秩》中引用此句，则于“食邑者”后一顿，断为”食邑者，除租，每户一岁更输钱二百”。如依王文锦诸先生所断解释，则与太史公说法一致，即汉时列侯自每户收取二百钱，不收租；依杨光辉博士所断，则汉代列侯除收取田租外每户仍须输钱二百。
    汉代列侯是收取田租的，这一点在《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所记载。《汉书》卷八一《匡衡传》略云：
    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被驳后）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
《后汉书》卷一六《邓禹附孙康传》云：
    （禹子）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袭封，无后。永初六年，绍封康为夷安侯。时诸绍封者皆食故国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属，独三分食二。
可证。看来王文锦诸先生的观点未免为《史记》所囿，而杨光辉先生所言为正。
    其实，朱绍侯先生早于1990年出版的《军功爵制研究》中即提出诸侯所食包括算赋、口赋、田租，并计算得到列侯收取此三者各一半的结果。我没有读过朱先生的这本大作，不敢擅加评论，只能就杨光辉博士的观点说一些想法。
    杨博士根据《汉书》卷四十《陈平传》所言“封平为曲逆侯，尽食之”，推断“必有分食之制”，于是将汉代列侯食租制度分为分土、分民两等，分别计算。分民食租者，依据前引《史记》及《通典》文句，认为“更输钱二百”是除去田租的算赋、口赋，再进一步由汉代五口之家缴纳算赋、口赋、更赋等约六百余钱（不计献费之六十三钱），算得所输钱约占政府所收赋的三分之一，因得出“列侯分民食租制的食租率为三分之一”的结论。分土食租方面，依三十税一之制，及晁错“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算得每顷（百亩）租三石余，又前引《汉书·匡衡传》，四百顷田收得谷千余石，认为此千余石谷应为四百顷田的全部田租，并以此推论，认为匡衡对乐安乡原有的三千一百顷田也可以全食其租，得出“列侯分土食租制的食租率为全食”的结论。我认为对于分民食租率的计算应无问题，而在分土食租率则有些疑问。
    说在分土食租率方面有疑问，是因为有两个问题未被杨博士注意，其一是杨博士对于田租的计算有问题，汉制三十税一固为常制，但实际操作起来不可能按照亩产一一计算租入，只能设定一个定额作为标准。田余庆先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一文中已经引《盐铁论·未通》“以顷亩出税”之语及《九章算术 ·衰分》“今有田一亩，收粟六升太半升，今有田一顷二十六亩一百五十九步，问收粟几何”一题证明了这一点，并推断“每亩定额多少，在西汉时恐怕是因地而异，难于有全国一致的规定”。事实上，晁错所说“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是汉初经济凋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情况下的产量，田余庆先生认为上引《九章算术》题中一亩收粟六又三分之二升是田租，以此计算，每亩产量则为二斛，为晁错所说产量的一倍，东汉末仲长统则说“亩收三斛，（田租）斛取一斗，未为甚多”，可见东汉末的谷亩产量已经普遍达到了三斛每亩。因此，杨博士计算田租的方式未免有所未达，按《九章算术》成书于公元1世纪，而其中大量反映的是西汉时期的现象，如果亩产二斛、收租六又三分之二升是西汉时期的普遍现象的话，匡衡所收取的就不是封国的全租，而是一半田租，如此，西汉列侯的分土食租率一下就掉到了二分之一。其二则是如上引《后汉书·邓康传》所言，东汉绍封侯食故国半租，从这一点看，始封侯及未除国前的嗣侯应该是食全租的，但也可解释为东汉时期优待勋戚，提高了分土食租率；或者将“食故国半租”解释为“食故国租之半”，即只能食四分之一的田租。这两种解释中，我是比较倾向于前者的。
（现在时间比较紧，很少到本家来，还耽误了本月的茶会，谨以这篇小文表示歉意，希望主公及各位原谅。）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0-14 18: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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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公提出的第一点，司马迁说的“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表述的确实是“租”、“税”合计，所以后人大多就按了他的说法。不过《汉书·张安世附子延寿传》云：“（张延寿）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租入岁千余万。……徙封平原，并一国，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张延寿袭封富平侯，邑万三千六百四十户，如果只有每户二百钱的租税，那么一年收入不过二百余万，可见租和税是分开的。而且“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户口如故，则算赋口赋就不会减少，减半的必然是“租”，根据田地面积不同而增减，“岁率户二百”，可见这二百钱是稳定的，所以我认为这二百钱是税而没有计入租。后一点应是个理解问题，邓康是绍封侯，他哥哥邓良死后无后除国，夷安侯的封国没了，后来他得以绍封，别的绍封侯都食故国半租，他因为是太后的堂兄弟，可以食故国租的三分之二，是这个意思。至于这个三分之二是该封国的全租的三分之二还是半租的三分之二，那就得看是取文末列出的那种说法了。这么解释不知主公满意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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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公的说法是我以前没想过的，但确实有道理，汉朝人说话没现代严谨，租税连称但实际只是指税的事确实能干出来。前帖引《张延寿传》先说“租入千余万”，似乎只是租，后面又说“租税减半”，可见前面说的千余万是租税合计，这是以“租”代指“租税”的例子，那么太史公这里用“租税”却实际把“租”刨掉也不是不可能……第二条主公理解得对，这个三分之二就是对绍封侯所食故国租而言，与二分之一相对应，不过按照文末的两种推断而在总数上有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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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津布殿：
前辈不敢当，早来两天而已，喜欢这些东西的话就大家一起聊聊，我也是一孔之见。
田租确实有免收的，汉代在灾年或者皇帝施恩的时候都有免租的例子，总不能皇帝都下诏“免收今年之租”了，列侯还顶着不执行。我说的也就是正常情况下封国田租列侯要分一些走，东汉时可能还全食封国田租。租是收实物还是折货币，这个问题我没想明白，同样是《汉书》，从《匡衡传》看是收实物的，“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么，但看《张延寿传》的记载，又像是收钱，因为张延寿租入千余万，转封之后收入减半，无论之前总额还是减少的数额都是按钱算的。不过好像觉得汉代还没到收货币地租的时候，商品经济没那么活跃，或许张延寿一前一后两个收入都是卖了粮食才计算的？
说到这里，似乎觉得汉政府不该放心大胆地让列侯手里抓着大量粮食，毕竟粮食是重要物资，再者，粮价年年不同，甚至月月不同，对于收取了大量粮食的列侯来说，收入未免太不稳定，是否有可能粮食还是归国家，而由国家按一定价格补给列侯货币呢？没什么证据，就是偶然想到了而已，作为一种假说吧。
列侯的食租率（比如说二分之一）应该是一定的，不然国家在财政方面对封君就失去控制力了，而且封君是从国家收入里分享财富，如果是随机的，国家岁入就无法保持一个大致的水平，对维持国家稳定来说是很不利的。这个没法归到“吾乡俗如此”上，退一步说，即使最初收取田租有一定随意性，后来随着汉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也会逐渐固定以至著之于令。不知津布殿以为然否？
补充一下，邓康那个三分之二是特例，他是外戚么，所谓出自“特恩”，算不得数的。其他绍封者都是食半租，这个半租才是东汉时期规定的绍封侯食租率。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0-14 18: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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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津布殿说的有道理，估计之所以杨博士计算分民食租率为三分食一，而朱绍侯先生却得出半食算赋口赋的结论，就是因为朱先生没算更赋，只计算了算赋和口赋的总额，二位的计算应该都是建立在“农夫五口之家”的基础上的。没看过朱先生的《军功爵制研究》，只能说感觉是这样，见笑。如果这么说，分民食租率当然可以认为是不确定的。不过我觉得分民食租率不像分土食租率，后者是确确实实的有一个国家规定的食租率，全食也好，半食也罢，是著于律令的，但分民食租率就不同了，汉代只规定一户出二百钱予封君，而不是规定从每家所交算赋口赋（没有践更的加上更赋）中提取一定比例予封君，杨博士说三分食一，朱先生说二分食一，都是在理想状态下计算得出（农夫五口之家、或纳更赋，或不纳更赋），但实际上当然不会这么整齐，五口之家当然是纳二百钱，七口、十口或者三口甚至一人之家也一样是纳二百钱，也就是说，考察个体家庭的话，可能各家出租率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汉代本无所谓列侯的分民食租率，也没有按照这个比例向列侯支付过钱，所谓三分食一、二分食一，不过是后代研究者为了方便计算出的一个平均比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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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看，津布殿的算法可能正与朱先生暗合，启我茅塞，特致感谢。说到“分民食租制”与“分土食租制”，是杨光辉博士在《汉唐封爵制度》中提出来的，源于“古者诸侯有分土，亡（无）分民”之说。分土，是说分土建国，按汉制就是以郡县为王侯封邑；分民，是指分给百姓，按汉制则是食邑户数。汉代列侯偶有尽食一邑的，比如陈平封曲逆侯，尽食曲逆一县，大多数还是有食邑户数。
津布殿引《淮南子·主术训》说：“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似乎当时中等田地的亩产量应该是四石。但东汉末仲长统说：“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汉朝官量十斗一斛，但同样也有“十斗为石”的计算方式，则容积单位中石与斛通用，若经过几次农业生产技术改良的东汉末期平均亩产才在三斛左右，西汉武帝时亩产四石就未免不合情理，还是亩产一石半的说法比较符合想象。我想这个“四石”或是传写之误，也可能是作物种类的问题，不敢妄下定论。不知津布殿以为然否？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0-14 18: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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斛确实是容量啊，《汉书·律历志》讲“量”（容量单位），单位从小到大就是龠、合、升、斗、斛，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石”则出现在“权”（重量单位）里，从小到大是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另外，龠这个单位来自“黄钟之龠”，本是乐器名，“以子谷秬黍中者千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就是把一千二百粒中等大小的黍子填进龠里，然后用井水定其所占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龠”，而一龠黍的重量是十二铢，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个关系，才把本为最高重量单位的“石”给变成了容量单位。这套度量衡制度似乎不是汉代首创，战国时期淳于髡说齐王，谈饮酒，说自己“饮一斗亦醉，饮一石亦醉”，之后依次列举不同情况下的酒量，分别为一斗、二斗、五六斗、八斗、一石，可见当时已经用“石”来表示容量。不过如果以前所言中等大小黍粒计算，一石重的黍大约有近两斛，古人为何会将“石”和“斛”等同起来，这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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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打个广告，在起点开了本书（其实早开了）：《一梦斋说史》，书号9336，对国史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不过其中大多都是早年的文字，很是粗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