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李零著，三联书店，2010年1月，29.80元
自序
《孙子》很短，只有约6000字，但叙述简练，道理深刻，常读常新，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
我读《孙子》，不止一遍，而是很多遍。
最初接触《孙子》，到底在什么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上初中那阵儿。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郭化若将军写的《今译新编孙子兵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这书还在手上。他是把《孙子》十三篇打乱了读，重新编排，让我觉得很刺激。
高中时，我又从我的同学张进京家找到两本很有用的书，一本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的排印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一本是杨炳安先生的《孙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他爸爸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主任，家里有不少书。
当时，为了读《孙子》，我还从空军学院借了不少书，主要是军事教材一类。我有个亲戚在空军学院。
这是开始读。
插队，1968－1970年，我在内蒙又一次读《孙子》，手头书太少，思胜于学。我是把精力放在义理和结构上，就像小时候玩玩具，拆了装，装了拆，近乎游戏。
1971－1975年，我回了老家。1974年，偶然在北京买到一本1974年2期的《文物》杂志，上面有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出土的简报。这一发现，对我是个不小的刺激，心里充满神秘感和探索的冲动，很想知道西汉古本和今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975年，我陪父亲看书，才在首都图书馆看到文物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线装大字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和陆达节的《孙子考》（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北大图书馆，我也跑过，主要是查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从类书辑古书引文。
1976年，我写过篇文章，是对线状大字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孙子兵法》上编整理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由刘仰峤同志（刘青峰教授之父）转给夏鼐先生。
1977年1月下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把我的文章寄给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5月1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给我写了感谢信（写于4月8日），并送我一本普及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这是竹简本的第二个整理本。我就是凭这篇文章，才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77－1983年，我在考古所工作，不但可以利用考古所的藏书，还有两个借书证，可以利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从此眼界大开。1979、1981和1983年，我有三篇文章，是考证简本《孙子》，两篇发表于《文史》，一篇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俞伟超、李学勤和裘锡圭先生帮我改过文章，让我铭感终生。
精装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是竹简本的第三个整理本。我手头的这本，卷前有题字，是1986年11月10日，我的岳父、岳母，已故的傅懋勣先生和徐琳先生，特意买了送我。这个本子，是我调到北京大学之后出的，最重要。他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我到北大后，一直讲《孙子兵法》。我写《孙子兵法》的书，主要都是成书于我到北大的二十多年里。
研究《孙子》，我跟《孙子》打交道，前前后后，已有三四十年。现在回头一看，以前的工作都是铺垫。
我有两本书，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一本是《〈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一本是《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这两本书，前一本是旧作的汇编，主要侧重于文本考证，比较枯燥；后一本是我在北大中文系的讲义，主要侧重于知识背景的介绍和全书文句的疏通，可读性高，但细节太多。
这些都是铺垫。
没有这些铺垫，就没有现在这本书。
很多词句考证和相关知识，大家可以查这两本书，这里用不着再讲。
没有先前的“厚”，就没有现在的“薄”。
在这本书里，我想尽量避免重复，尽量突出重点，讲义理，讲思想，由博返约，回到当初关心的问题。
讲义理，就是把十三篇分成四组和上下篇，对全书的结构和思想，重新梳理一遍，提纲挈领，用最简单最清楚的语言勾勒其轮廓。分析篇与篇的关系、章与章（即段落和段落）的关系、句与句的关系，我的讨论，首先重视的是《孙子》的内证。词语互见的查证，当然少不了。
讲思想，就是把兵法当作一种行动哲学、斗争哲学来讲，说明兵法是一种处于高度对抗状态下，急需灵活反应，判断胜于认知，行动胜于言语的思维方式。行动者的所有认知，都是“知之”加“不知”，千疮百孔，充满怀疑、猜测、危险性和不确定性。朝好了讲是“艺术”，朝坏了讲是“赌博”，特别不像“科学”。
我一直认为，这更接近人类思维的真相，也更能反映人类认识的全体。
至于军事本身，我也想进一步讲一下《孙子》“贵谋尚诈”的特点，让大家知道，“兵以诈立”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中国战略文化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读这本书，大家不难发现，我对很多问题做了新的讨论，如：
（1）什么是“兵”？《孙子》中的“兵”字应该怎么翻译（《计》）。
（2）再论“筭”字和“算”字是什么关系（《计》）。
（3）对比“诈坑降卒”，讲“卒善而养之”的难能可贵（《作战》）。
（4）论中国的城市制度（形制、规模、数量）是定型于战国时期，后来发展不大，很多晚期城市还不如早期城市大（《谋攻》）。
（5）对“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再讨论（《形》）。
（6）辨“仞”、“寻”之异，指出“仞”是高度单位，“寻”是长度单位（《形》）。
（7）论林彪战术与“势”的关系。以前只讨论过“一点两面”，这次补充了“三三制”和“四快一慢”（《势》）。
（8）论地图的重要性：林彪、粟裕都是地图迷（《地形》）。
（9）对“诸、刿之勇”说的补充：《吴子》和《尉缭子》都推崇“死贼”（《九地》）。
（10）对“霸王之兵”说的补充：大国威慑也是“诈”（《九地》）。
（11）强调“用间”是“诈中之诈”，用间对道德是重大挑战（《用间》）。
（12）论朱逢甲《间书》体例之不善（《用间》）。
（13）辨“反间”的两种不同含义（《用间》）。
我还记得，《兵以诈立》出版后，中华书局让我和读者见面，在三联书店，我做过一次演讲。讲完，有位军事院校的读者提了一个问题，非常好。
他说，海湾战争后，我国正面临一场军事技术的大革命。现在，对我们来说，什么最重要？武器、技术还是谋略。换句话说，就是“兵以诈立”，还是“兵以器立”，还是“兵以技立”？
这个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想，所有读者，心里都会有这个问题。
为此，我想把“兵以诈立”重新解释一下，什么是“兵”，什么是“诈”，为什么“兵”要以“诈”为本。
战争总是充满诡诈。
人类社会总是充满战争或类似战争的活动，诡诈并不限于战争。
这对人类的道德是个挑战。
它不能不让人考虑，道德与诡诈到底是什么关系。
历史上，赤裸、直白，坦言诡诈者，其实最老实。韩非是老实人，马基雅维利也是老实人。真正的滑头，都是满嘴仁义道德。
军人最老实。《孙子》说“兵以诈立”，就是“兵以诈立”，绝不说靠“忠信”吃饭。
相反，大讲“忠信”者，往往都很滑头。
比如奸商都说，买卖讲究的就是“诚信”二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但制假贩假、设局洗钱，让你怨无头债无主者，正是此辈。
还有政客，利益至上，他们心里说，人无恒敌，人无恒友，没有主义，只有交易，政治无诚信可言，但场面上，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说，开口全是天地良心。
过去，我们都以为，商业欺诈只存在于小商小贩、低层次，买卖大了，就是杀人越货的黑帮，也得金盆洗手。其实不然。眼前的事情，从三鹿奶粉到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一课（也可以说是“上了一当”）。“无商不奸”，打击一大片，话不能这么讲，但“商”和“奸”还是有不解之缘。
过去，我们都以为，尔虞我诈的宫廷阴谋，全是专制暴君所为。现在怎么样？即使是“民主国家”的民选总统，照样撒弥天大谎。
读读《用间》篇吧，间谍不好听，但谁都离不开。古人离不开，今人也离不开。哪个大国，不是把间谍当宝贝？
《孙子》是兵书，本来是军人的读物，供军人活学活用，用来打仗的。承平时期，不打仗，《孙子》有什么用？日本人，真奇怪，他们在战场上输了，但尚武精神犹存，居然想出用《孙子》做买卖，研究营销，研究管理。
现在，风从日本来，坊间所出解读《孙子》之书夥矣，读者的兴奋点主要是买卖。这是真正的卖点。
我给老板讲过课，他们关心什么？我知道，主要是如何用《孙子》管理员工，如何用《孙子》指导商战。中国传统的阴谋诡计，如《三十六计》，很受欢迎。
他们是把《孙子》当《三十六计》读。
用《孙子》做买卖，首先有几个问题要搞清：
第一，商场是不是战场？（他们肯定说“是”，因为有竞争对手）
第二，你跟谁打？（他们肯定说是跟竞争对手打）
第三，你们打完了，谁倒霉？（可能是竞争对手，但最倒霉的恐怕还是老百姓，就像战场上一样）。
总之一句话，兵家讲“兵以诈立”，你敢不敢说“商以诈立”？
“商以诈立”，老百姓还怎么活？
所以，我给自己立下规矩，古书就是古书，军事就是军事，思想就是思想，我不教你做买卖。
“兵以诈立”，可以。
“商以诈立”，不行。
《孙子》不是生意经。凡谋商机于兵法者，不必读此书。
2009年6月1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5月15日，应刘源同志邀请，我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做演讲，题目是《说“兵以诈立”》，演讲内容就是摘自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