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房守日(真田豪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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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古日本的女性与女性群体 - WSU Ancient Japan Series

[翻译]古日本的女性与女性群体 - WSU Ancient Japan Series



  研究古代日本女性的历史,就像研究关于日本早期历史的多数课题一样,可用的资料非常不完整。我们对日本在文字被发明之前的历史的了解非常之少,所以,要想拼凑出日本历史早期女性的生活及其对历史的贡献,就像要拼凑出早期日本人的生活和历史一样困难。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我们很幸运的得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兴旺繁荣的女性文学群体。这个群体不仅仅是围绕在天皇的朝廷周围,并且在稍低阶级的地方官阶层也十分盛行。但是,以上我们对于奈良、平安时代女性群体的想象,其实就像我们对于平安时代的日本社会的想象一样,是被扭曲了的:我们总是局限于上层阶级,局限于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价值观之中。日本历史中占最大多数的女性和女性群体的经历与价值观、对我们来说是难以获得的;就像我们很难描绘出古日本每个时刻的文化与世界观一样,我们甚至无法去猜测这些女性群体的状态、以及妇女在农村、乡村生活的社会与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奈良时代前的女性

  在日本第一次在中国的史书上被提到之时——中国人把日本称为“倭”——关于日本女性的描述是非常之少的。那些中国的史官们撰写道,在日本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社会等级差别,并且强调了日本甚至有过女性统治者。史官们同时也宣称,日本女性作为宗教活动中的巫医,经常性地参与到各种祭典之中。但是,从这些中国史书中的描述推断出中国史官所看到的真实的日本是很困难的。首先,在这些中国史官对于倭国的描述中,他们倾向于将日本定义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他们认为日本缺少礼仪。故而,这些对于日本女性的描述,到底是一种精确的记录,又或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虚构,以用来显示日本社会相较于中国社会、等级制度不明显,进而推论出日本比中国更不开化呢?例如,在同一本史书中,史官还宣称,日本也是一夫多妻制,贵族通常能娶上超过5位妻子,与此同时普通人能有两到三位妻子。那么,一夫多妻制是否能与男女平等的思想相容呢?当一种文化允许一夫多妻、却不允许一妻多夫时,这种文化是否是根据性别进行等级划分呢?当一位女子是一个男人的第二、第三、或第四位妻子时,她是否感觉自己和丈夫之间地位是平等的呢?除此之外,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每一个氏族(氏、うじ)都是由男人统治的。

  日本的神道信仰为我们了解早期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是这些线索通常是不可靠的、甚至有些是具有迷惑性的。因为有太多的外来元素、特别是来自南亚和中国的信仰元素,被叠加在了神道信仰之上,以至于要从目前留存下来的繁杂元素中找出最初的神道信仰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创世神“天照大神”的宗教礼拜显示,在佛教之前,神道是一个在强势的父系文化下的坚定的母系崇拜宗教。当大多数宗教,包括希伯来和中国的宗教,都有过他们的女神崇拜的社会源头时,神道是仅有的几个在父系文化之下却没有舍弃母系崇拜的宗教之一。这显示了在日本,女性巫医崇拜很有可能在佛教的到来之前就存在了,虽然我们其实没有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但同时,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男性巫医崇拜的存在,我们唯一能证明的,只是神道中是有巫医崇拜的)。

  人们从古坟时代的埴輪小雕像(古坟时代的陪葬品)中几乎无法得出有关早期日本女性地位的线索。大多数分别被认定为男性和女性的雕像的最显著区别是,“男性”雕像都显示出了一些社会中的经济角色,而“女性”雕像则更为抽象。这一点和现代性别不平等的表现是很相似的,因为表现猎人或其他经济角色的雕像完全可以是女性雕像,但是我们根据现代观点可以很自然的推测,这些雕像是表现男性的。

  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日本的统治阶层已经发展到足够强大,所以他们有能力为自己建造巨大的坟堆,在拉丁语中我们称之为Tumuli,而在日语中为“古墳”。我们对于早期日本人生活的最佳认识都来自于从这些古坟中发掘的小陶土雕像,他们被称为“埴輪”。他们的本质和作用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和巫术仪式有关?又或者是给死去的人的礼物?不必讳言的是,这些雕像、特别是关于房子的埴輪,为我们描绘早期日本人生活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证据。这些雕像是分男女的,但是最早期的埴輪并没有在男性和女性间画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然而,随着埴輪艺术家们水平的提高,这些人形雕塑变得越来越有性别差异,同时,相较于女性雕像,有更多的男性雕像被制造了出来。这些男性雕像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他们中有很多都清晰的显示出了雕像的职业,例如农民、或是猎人。相比之下,女性雕像则依旧保持着形象无差别,这显示了在早期日本人的印象中,女性并不担负着社会经济职能。但这也许并非是事实。在所有的文化中,女性都担负了大量的经济职能,但却经常被视为仅仅承担了一小部份职能、甚至是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的。埴輪雕像的发展说明了,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里,古日本人并不强烈的区分男性与女性,但是将男性设定进一系列具体的社会职能、同时将女性设定为抽象的或是无社会性表现的角色的这一趋势,仍是在缓慢发展中的。

 奈良时代的女性

  到了奈良时代,文字在上层社会已经变成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但是这时期的文字和文学大部份都是用中文书写的,并且仅仅局限于男性。在8世纪早期,天皇的朝廷编写了一系列描绘各地风土人情的风土记(風土記ふどき),这些风土记为我们了解早期日本展开了一幅巨大的画卷,但是其中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或是女性的描述却非常之少。于是,我们唯一能得到的关于非上层阶级的日本人的信息都来源于这些风土记,其中的绘画显示了在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虽然经济职能是根据性别进行区分的,但是这些家庭成员间都或多或少还是平等的。

  然而,官僚阶层的生活却是另一种情况。当公元2世纪、中国的史书上提到了卑弥呼女王之后,唯一能与之相比较的奈良或其稍早时期的女性统治者形象就是推古天皇(在位于公元592-628),她的在位时间比奈良时代要早上几十年。即使如此,她还是把统领政务的权力移交给了她的侄子、厩户皇子,也就是圣德太子。当然,她也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决定,比如说对新罗(朝鲜的一个国家)宣战等。
   
  当我们对早期神道和女性在宗教中的地位知之甚少的同时,佛教的引入则非常确定的带来了一个宗教生活中深入人心的、极大的性别不平等。在从中国引入的佛教宗义中,女性是被深深的质疑的,很多佛教徒都深信关于“拯救、普渡众生”的教义是为女性而设立的。佛教的庙宇中只有男性,和尚们也只能接受男性为其信徒。女性唯一可能的佛教生活就是被隔离起来成为尼姑,这样的一种生活,实际上是剥夺了女性在人类社会不断进取的可能性,而这种进取心则是佛教生活与教义的基石。我们并不知道这一时期的女性是如何回应佛教及其宣扬的性别不平等的,不过平安时代的女性却建造出了一个与原始教义截然不同的、分离的佛教世界与理念。

  倭国的后期和奈良时代,文学活动是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的。虽然在平安时代后期和中世纪的日本(镰仓、室町幕府时代),诗歌很明显是——如果人们不愿意坦率承认完全是——由女性作品为主导的,但令人沮丧的是,《万叶集》中还是鲜少有女性的作品。而对于德川幕府时期的国学者(日本的本土学者)来讲,这才是万叶集的精髓。对于这些国学者,万叶集中的诗歌都表现了一种不同于之后的女性化诗风(例如平安时代的《古今和歌集》),而被他们称之为“男子气概(丈夫振り)”的风格。这种观点自德川时代之前便被日本文史界所接受,同时也被西方研究者所继承。直到今天,大部份日本和西方学者都把《万叶集》看作是日本最伟大的诗集。然而,纵观大多数的日本文学史,所谓的“女性化”诗集也都被认定是日本文学史上的巨作。

 平安时代的女性

  与奈良时代遗留下来关于女性的资料极少呈强烈对比的,是平安时代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直观古日本宫廷女性物质、精神生活的窗口。女性在平安时代并不仅仅大量地被写入文学作品或载入史册,她们同时也是当时文学的统治者。即使当时也有一些出众的男性作家,平安时代最伟大的作品都是由女性著就的:诗歌、物语、以及文学日记。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些文学作品都犀利的描写了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不论人物是男是女。由于这些犀利的描写,相比起近代之前的任何时代,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平安时代妇女的个人生活,以及当时男人与女人的个人经历。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对上层阶级之外的女性的生活却知之甚少。从某种角度中,在平安时代,最多只有几千人属于上层阶级,离开天皇的朝廷,只有很少一部份隔绝于尘世的人属于上层阶级。这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对这个时代妇女生活的了解超过之前的任何时期,我们还是只能接触到这个时代极少一部份人的生活。

  在包括诗歌和物语小说在内的、所有为女性所主导的文学体裁中,对于我们理解女性的社交群体、个人经历、社会地位等最有帮助的,就是文学日记。这些文学日记并非我们字面理解意义上的日记,他们不是关于一个人生活或思想的记录,而更是一种随兴的记录和有意识的虚构。这些日记,在本质上,更接近于我们理解中的自传。作者通常在事件发生之后下笔写作,那时她们对为何该事件会有这样的结果通常有着强烈的感悟。由于这些日记中存在有意识的虚构,所以我们很难区分这些日记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构的。在文学研究中,描绘出一个虚构的自我的过程被称为“自我加工”(Self-fashioning),而这些日记与直接的自传相比,更倾向于是“自我加工”的产物。需要注意的是,“自我加工”并不代表自我欺骗:实际上,它是一个混合了说实话、有选择性地说实话、摆出一个姿态、以及干脆说谎的复杂概念。

  没有两本日记是相同的,每位女性所描绘的个人生活状态和个人对这种状态的回应都造就了她的个人经历和个人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什么分析方法能比一对一的分析更好了。总的来说,从少女到老妇,从交际花到悲伤的母亲,这些日记都描绘了妇女生活与社交中在各个年龄段、以及各种人群的肖像。

  《蜻蛉日記》(《那些虚无缥缈的年华》)。没有哪一部平安时代的日记能像《蜻蛉日記》这样细致的描绘了一个女人和她的丈夫的生活。《蜻蛉日記》详细描述了一位虽然嫁给了藤原兼家、但是郁郁寡欢的上流社会深闺怨妇的形象。关于日记的作者,我们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平安时代女性的名字在平安朝廷文化中是很少被提到的,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位作者是藤原道纲的母亲,生于936年,卒于995年。整篇日记与其说是她对自己婚姻的记录,不如说是她对自己不断煎熬、苦闷的人生的记录,这种苦闷与煎熬也许正是一个典型的平安时代上流社会婚姻的产物。

  道纲之母在她的日记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位在智力和容貌上都不甚出众的女性(虽然同时代的人对此评价正好相反)。《蜻蛉日記》的记述始于道纲之母在少女时期与藤原兼家的恋爱,终于其后的第20年。在这20年中,她不仅仅因为兼家带给她的一次又一次的独守空闺而深感寂寥、更因为兼家一次又一次的出轨、就像其他平安贵族男子那样、公开地频繁地追求新欢而倍感煎熬。当男性评论家们试图强调、道纲之母最大最强的心理敌人就是她自己的同时,这部编年体的日记也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典型上流社会婚姻之下女性无尽的空寂。道纲之母是精通流行于上层社会的各种浪漫的爱情故事的,但是她的编年日记却显示了小说家言与真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对于大多数已婚的上流社会女性,人生的真实就是孤寂;平安时期人们对于恋爱的热衷都集中在婚外恋情之上,而正是这种热衷却给这些贵族男子的配偶们带来了幽闭生涯中的无尽苦闷、和对丈夫的无尽怨恨。

  《更级日记》。与道纲之母所记录的关于孤寂、苦闷的内心世界的编年日记不同,《更级日记》的作者讲述了一个在浪漫的爱情故事和无际的幻想中沉沦的年轻生命的故事。作者描写了她从12岁(公元1020年)开始在家中的生活、直至中年在宫中供职的人生,而这段人生正是在阅读物语(大部份是爱情物语)中度过的。她全部的人生都围绕着这些爱情小说,似乎她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阅读这些物语中度过的。在所有她阅读过的物语中,最让她迷醉的便是《源氏物语》,她将自己想象成书中的浮舟、一位在爱情中煎熬的女性形象。她真实的人生似乎从来未被男人们困扰过,在关于朝中供职的日记里,她讲述了一系列身份高贵的男子和他们令人讨厌的追求。

  除了为爱情物语所环绕,在日记中,作者也忠实地记录了她所经历的大量的梦境。仅从文字上来看,她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梦与物语的世界。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这本日记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关于宗教信仰皈依的物语。她最终领悟到了现实与梦境的差别,并由此感悟到了佛的真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本日记其实是对尘世的危险与诱惑的警戒之言。

  即使这本日记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它仍然为我们了解上层妇女对于两性体验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视角。在日记的大部份中,作者都没能看出上层社会流行的物语和他们在朝中真实生涯之间的种种对比与区别。《更级日记》与《蜻蛉日记》一样,都描绘出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画卷。两位作者都将物语当成了逃避现实世界的避难所:道纲之母通过物语释放出她内心的烦闷与悲哀,而《更级日记》的作者则将物语当成了她人生的唯一中心。对于这两位作者而言,作为平安时代女性文学核心的物语文学,是她们得以从现实生活中的失望与悲伤中解脱的一个工具。

  《和泉式部日记》。和泉式部自传的格调和影响力并不比《蜻蛉日记》和《更级日记》更高明或更大。和泉式部本人是她那个时代的著名作家,并且因为风流韵事而极为出名。她的日记更像是一本物语文学,它记录了公元1003年,和泉式部与敦道亲王间的恋爱经过。虽然最终敦道亲王将和泉式部迎回了自宅,但日记中着重描写的则是恋爱中的哀伤。相较于其它文学作品,《和泉式部日记》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小说或小说式的语言是如何被运用于日常生活和思考之中的。对于和泉式部来讲,爱情是她赖以生活和理解两性关系的模本;而对于道纲之母和《更级日记》的作者来说,爱情却是虚幻与悲哀的源头。

  《紫式部日记》。我们目前能得到的、最好的记述了平安时期女性群体的两部作品,就是紫式部的日记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作为日本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在她的日记中,也大量记录了她对于平安朝廷两性关系的个人体验。

  就像在《源氏物语》这本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紫式部日记》所描写的生活的中心是极致的美与恭谦礼让。但是,与她在《源氏物语》中所创造出的人物不同的是,她记录的那些男性廷臣们都是一群醉鬼和贪吃汉。《源氏物语》中的男人们是如此的高贵而有礼,但现实中天皇朝廷里的那些男人们都是笨拙、粗野而无礼的。这些男人们不是写就优美的情诗,而是开一些下流的玩笑;这些男人们不是温文而雅的情诱女子,而是醉醺醺地和女子们调情、一边唱着下流的歌曲一边扒开女人们的裙子。

  虽然紫式部是她那个时代的著名人物,但是她所描绘出的女性群体的肖像却显示出,她从她周围的女性身上几乎得不到支持与友爱。宫廷中最大最常见的敌人就是流言蜚语,而传播者则不分男女。紫式部,在这种情况下,将她与女性间关系的大多数,都描绘为敌对关系。她自己认为,她之所以会处在这种无法承受之孤独的状态中,是因为她无法在她的阶层寻找到一个同伴。当她与中宫彰子关系密切之时,她周围的女性群体对她、按照她的形容、是冷淡疏远甚至是有敌意的。会变成这样,有一部份应该归咎于她自己的不与人亲近,但这也和平安朝廷的女性群体是由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下的众多女子组成有关。

  《成尋阿闍梨母集》。让我们以一位女性人生最后数年的日记、来结束以上我们对日记文学的分析。这本日记作于1071年,是一位80岁的老妇的诗歌与故事的合集。这本日记记述了醍醐天皇的曾孙女、成尋阿闍梨之母、这位在我们已知的人物中代表了平安女性文学最高峰的作家的故事。

  如同道纲之母,成尋阿闍梨之母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她所经历的最为悲哀的人生。当道纲之母因为她不幸的婚姻而饱受孤独之苦时,成尋阿闍梨之母则讲述了她因为那不孝的儿子所遭受的悲苦。她在日记中写道,当老年丧夫之后,她总是怀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她的2个儿子能够在她的灵床旁为她诵经,这样她的晚年也就不是那么不可忍受的了。于是,当她的儿子成尋远赴中国研习天台佛法后,她便被悲伤、心痛与失望所击倒了。

  就如同之前的所有日记那样,《成尋阿闍梨母集》是一部关于孤独与失望的物语。然而,这种孤独,是因为年龄与被儿子遗弃所带来的。纵观整篇日记,其主题是关于母子关系的本质。成寻阿闍利之母在日记中涉及到了这种关系的各个方面,从出生到死亡,以及因为这种关系所不得不承受的必然的苦难与失望。就像道纲之母,成尋阿闍梨之母不得不对男子对她的遗弃让步妥协,也和道纲之母一样,她无法从文学或是宗教信仰中找出答案。

注:Jojin Ajari 成尋阿闍梨 (1011-1081) ,于公元1073年赴五台山作为见习僧人研习佛法。

 平安时代女性的佛教信仰

  当佛教的引入彻底地改变了日本人的宗教、文化、艺术的同时,它也无可挽回地将深入人心的性别不平等观念带入了日本。由于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理念丝毫不通融地区分了两性,所以认定日本佛教在最早期、是压倒性地以男性为中心,这种观点是很公正的。同中国一样,日本佛教将女性排除出大部份的宗教生活,包括庙宇、僧侣、及宗教仪式。然而,平安时代的宫廷女性们却在这种氛围之下建立了一种独特的佛教信仰,包括对于普贤菩萨的崇拜和阿弥陀宗的盛行。



  毫无疑问,当时女性的宗教信仰是围绕在普贤菩萨和《妙法莲华经》周围的。由于在所有的佛经中,唯一专门提到对于女性的渡化与拯救的佛经就是《妙法莲华经》,故而日本的宫廷妇女就将这部佛经作为她们宗教生活的中心。在所有的菩萨中——我们可以把每一位菩萨都看作一位本尊——而普贤菩萨之所以对于女性来讲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是《妙法莲华经》的皈依者的保护神。因此,扩展来看,他便被视为女性的保护者与本尊。因此,在当时的佛教艺术中,最盛行的便是为普贤菩萨塑造金身;我们可以推测,在平安时代的宫廷,没有一个女性群体、或任何一位女性的房间里会拒绝摆放普贤菩萨的画像。

  阿弥陀宗的进入并没有像它在中世纪的日本那样很快的盛行起来。关于阿弥陀佛(或极乐净土佛)最为独特的部份是,阿弥陀宗是非常明确地与普渡与拯救有关的信仰:一个人皈依阿弥陀佛后,就能在死后得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因此,在平安时代的日本,阿弥陀宗在上层阶级变得非常盛行,有关人死后灵魂被阿弥陀佛引渡的画像也非常之多。在其中,女性是完全投入进了阿弥陀宗的传教中的,因为其他类型的佛教信仰都为想拥有宗教生活的女性设立了很多严格的阻碍。阿弥陀宗的公开教义、或其平民本质是对于信仰和渡化的简易,这是其他深奥的佛教宗派所不能提供的。

附注:阿弥陀宗即Amidism,中国佛教的通常叫法为“净土宗”

译者感言:

其实翻译完这篇,感觉hooker后半部论述的核心就在于“女性地位的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幽怨”
但是,将所有平安女性日记都定位为单纯的“哀伤与孤独的物语”,是否又有点过了呢?
我个人感觉,这些哀伤的背后有时也是有喜悦的,
只不过这种喜悦与通常意义上的、西方式的喜悦不同
这些日记中的喜悦是一种纯粹的和式的喜悦
是一种由物哀而产生的忧伤的美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喜悦之情
但是问题是,hooker似乎没有能够理解这种美……
似乎他把问题想得更简单了……认为这些女子们都是怨妇……
当然,这些女子的确是怨妇没错了,可是我总觉得她们的怨中也是带有点自怜自伤的情节……
作为一位东方女性,我在理解这种自怜的美上,似乎与这些千年之前的女子们能产生一点共鸣
而这种共鸣却是身为西方男性的hooker所无法体味的

这篇小文的前半部的核心主要放在考古发现之上
在这里也说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应该说,单纯从神道信仰的主神天照大神是一位女子这一点
我就深信日本的宗教崇拜还是遗留着很多原始母系社会的痕迹的
联系到中国史书上提到的卑弥乎女王、以及与中国摩挲湖走婚极为相似的“访问婚”
再联系到弥生、古坟时期起日本与亚洲大陆的频繁交往
都让我深刻感觉日本的父系社会文化更像是一个“早熟儿童”
是在母系社会不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之下,由于大陆父系文化的介入,而突然变革产生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朝廷之上的廷臣们都是男性
而最代表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婚姻制度却是类母系的访问婚了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而已。

原文链接:http://wsu.edu/~dee/ANCJAPAN/WOMEN.HTM

原作者:Richard Hooker

[ 本帖最后由 藤原显子 于 2008-5-24 11: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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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被泰房哥哥拖到这里来的……拜个山头……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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