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

将在外.......

大意觉迷

引用:

下面引用由真田豪发表的内容： 呵呵，看得出宗田有很不错的国史底子啊~~~~感觉的确该象你说的那样断~~~~我只是好奇当时的将领可以在没有得到皇帝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私自立碑吗？ PS：请问你和楼主老妖什么关系？莫非也是宝塚一门？

其实“十五日，癸未”断开也没什么关系。不影响表达。

大意觉迷

我不认为平百济碑是在百济书写并刻成的。 起码书写应该是在大唐完成的，折中的办法是把一纸文书带过去，在百济刻成石碑，要比运送石碑方便多了。

满者伯夷

引用:

下面引用由大意觉迷发表的内容： 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权怀素书。 ----------------------------------------- 看清楚了“建洛州”，而且，大酺三日后下令立碑，...

你断错句了，“八月己巳朔”，那么“癸未”就是“十五日”，所谓“建”就是正式树立的意思。“洛州”不是立碑的地点，而是权怀素的籍贯，他应当是洛州河南县人。

满者伯夷

你已经同意我认为高宗八月十二日才得到捷报，那么又如何来得及写完碑文然后送去百济在八月十五日刻成呢？

大意觉迷

引用:

下面引用由满者伯夷发表的内容： 你断错句了，“八月己巳朔”，那么“癸未”就是“十五日”，所谓“建”就是正式树立的意思。“洛州”不是立碑的地点，而是权怀素的籍贯，他应当是洛州河南县人。

我知道“癸未”就是“十五日”，中间加逗号不影响表达。 至于“建洛州河南权怀素”的问题，容我再考虑考虑，但我不认为碑文的书写地点是百济。

满者伯夷

[B]四、大唐在百济故地上的初设建制[/B]
说完苏定方与王文度奇异的渊源，我们回过头来探讨大唐“讨平”百济后在其故地上初设的各种行政、军事建制。
按两《唐书》和《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苏定方刚俘虏了百济义慈王、宣告百济灭亡后，便依照百济国原先的5部（方）、37郡设立了5都督府、37州。《新唐书》称5都督府分别是熊津、东明、马韩、金涟、德安，两《唐书》都没有提到37州的设立；《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没有罗列5都督府的名称，却补充说明还设立了37州、250县。这些资料归纳起来很容易让我们想到，5都督府、37州应当与我在第一部分中详细叙述的5方37郡一一对应。这些显然都属于唐代惯用的羁縻政权，其都督、刺史、县令都由百济渠帅出任，而各府州县的某些重要职务由汉官担任以起到对羁縻政权的监管作用。
可是经过仔细比对，我不禁发现5都督府与百济原来的5方并不完全对应。如前所述，百济5方各有治所，每方治于1郡1城，这5郡5城地位特殊。但百济地位特殊的并不止这5方城，还有更为重要的都城泗沘及其所在的所夫里郡，一共6处。也就是说，除非5都督府都不在泗沘设立，否则至少有一个原来的方后来没有设置都督府。情况究竟如何，还需进一步讨论，对每个都督府的位置进行比对。
德安都督府的比定最为简单，显然就是东方治所“得安”，百济称“德近”，新罗为“德殷”，至王氏高丽改称“德恩”，也就是今天的恩津。
《大东地志》认为东明都督府在今扶余也就是原来的百济都城泗沘，但却没有给出如此判断的依据。今观《三国史记》《地理志四》附《李绩奏状》：“东明州，四县：熊津县，本熊津村；卤辛县，本阿老谷；久迟县，本仇知；富林县，本伐音村。”姜维公已通过精辟的论证，证明此所谓《李绩奏状》是伪作，其内容前半部分为咸亨元（670）年新罗军队支持高句丽叛党企图从大唐手中夺取高句丽全境时侵入鸭绿江以北地区的战报，后半部分则是熊津都督府及其下部分州县的设置情况。弄清楚了这些材料的性质，我们就可以正确利用它们了。这里的“东明州”应当就是由早期的东明都督府改制而来，其治所位置没有多大变化。从后面的分析我们会知道，东明州下4县中必有1县是东明州的治所也就是之前东明都督府的治所。熊津县、熊津村显然就是百济北方、熊津郡治所、故都熊津城，新罗后改为熊州，即今公州。久迟县、仇知为百济仇知县，新罗改为金池县，属大麓郡，即今忠清南道东北部全义，在公州北偏东26公里。富林县、伐音村为百济伐音支县，新罗改清音县，直属熊州，高丽改新丰县，在公州西偏北20多公里。由此，久迟、富林2县都分布在熊津县周围，而卤辛县位置不明，我们基本可以认定东明都督府、东明州治于熊津，是在北方的基础上建立的。
如此一来，熊津都督府就不可能也设在熊津城，那么该百济最为重要的都督府又在何处呢？《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七年条载：“九月三日，郞将刘仁愿以兵一万人留镇泗沘城，王子仁泰与沙湌日原、级湌吉那以兵七千副之。”《新罗文武王纪》十一（671）年条中引《文武王答薛仁贵书》则云：“至显庆五年，……平定已后，先王遂共苏大总管平章，留汉兵一万，新罗亦遣弟仁泰领兵七千，同镇熊津。”下文中又反复提到“府城”、“熊津”和“熊津府城”，明是同一地。比较两边叙述，泗沘城当即熊津府城。大意觉迷以为刘仁愿等本在泗沘，后迁熊津，《文武王答薛仁贵书》误两地为一处。但文武王金法敏即当事人，对此事了如指掌，《文武王答薛仁贵书》所叙似不误。两《唐书》一直称刘仁愿等留镇处为“百济府城”，且多处提到仅此1城，并未见迁移之说，但没有明确指出此“百济府城”是泗沘还是熊津。《三国史记》卷42《金庾信传中》龙朔元（661）年六月条载：“唐高宗皇帝遣将军苏定方等征高句丽。入唐宿卫金仁问受命来告兵期，兼谕出兵会伐。于是，文武大王率庾信、仁问、文训等发大兵向高句丽，行次南川州。镇守刘仁愿以所领兵自泗沘泛船，至鞋浦下陆，亦营于南川州。”这里明确指出刘仁愿的镇所确实在百济都城泗沘，这也是符合常理的。因此，熊津府城、百济府城就是泗沘城当可肯定，这里既是留守刘仁愿、金仁泰的镇所，也是熊津都督府的治所。这个都督府设置在百济都城，当然最为重要，所以列在5都督府之首。至于大唐及苏定方为何要在泗沘城设立熊津都督府，而在熊津城设立东明都督府就不得而知了。或许是因为熊津作为都城时百济与中原交流最为频繁，这导致中土人习惯性地将“熊津”视作百济的代名词了吧。
5都督府中剩下的还有马韩、金涟2个，比定较为困难。朝鲜韩国资料一般认为马韩都督府设在金马渚即新罗金马郡、今益山，但依我看来这纯粹来自于一个千百年来的误解。朝鲜韩国一直有这样的传说，西汉初年箕氏朝鲜为燕人卫满所夺后，其末代君主“武王”箕准率部南下马韩取地复立，自称“韩王”，直到新莽时才灭绝。《三国志》裴松之注也援引了类似的故事，但没有明说箕准覆灭、马韩复国的时间。我在《关于正始七年魏韩战争》一文中已经指出，箕准的复辟政权存在时间并不长，至迟公元前2世纪后期就已完结。百济金马渚地方很早就有传说，“武康王”曾至此建立王都，还和其妃善花公主来此巡游，至今仍有一些遗迹。自王氏高丽时代起，人们就认为这个“武康王”就是朝鲜“武王”箕准，他当年来到金马建立了马韩，此事被记入《高丽史》。由此，古今学者多认为马韩的都城就是金马也就是马韩乾马国，而大唐设立的马韩都督府也在此地。《大东地志》经过考证，认为这纯属误会。此“武康王”实为百济武王扶余璋，也就是《三国遗事》中的“薯童”，其妃正是新罗真平王之女善花公主；其故事今被韩国拍成电视剧《薯童谣》，当然情节已面目全非。百济武王在位期间立别都于金马渚，而后人误将其与朝鲜王准混为一谈，导致金马渚有了马韩之称。可惜的是，《大东地志》虽然纠正了《高丽史》以来的谬误，但仍旧把马韩都督府比定于金马。我认为，既然金马是马韩故都的证据已经不能成立，那么将马韩都督府治所定在金马的依据也就不复存在，马韩都督府当到别处寻求。在此也一并纠正我过去认为的益山乾马国是继稽山目支国之后的马韩政治中心，目支国被曹魏乐浪、带方二郡攻灭后马韩政治中心在何处或是否仍存在政治中心的问题需要再做考查。
我们已经看到，5都督府中的3个即熊津、东明、德安分别设立于百济都城、北方治所和东方治所，那么其余两个都督府也很有可能设立于5方治所，而不是一般的郡县。则马韩、金涟都督府当首先从中方治所古沙夫里、西方治所豆乃山或碧骨、南方治所居知山或阿次山中寻找。而南方偏远，又在海上列岛，地位相对次要，地位重要的马韩都督府又当首先在中方和西方寻求。
《唐扶余隆墓志》云：“而马韩余烬，狼心不悛，鸱张辽海之滨，蚁结丸山之域。皇赫斯怒，天兵耀威，上将拥旄，中权奉律。吞噬之筭，虽禀庙谋，绥抚之方，且资人懿。以公为熊津都督，封百济郡公，仍为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公信勇早孚，威怀素洽，招携邑落，忽若拾遗，翦灭奸匈，有均沃雪。寻奉明诏，修好新罗，俄沐鸿恩，陪觐东岳。”由此可知，百济复国运动兴起之后、百济与新罗会盟结好、扶余隆参加高宗泰山封禅之前，扶余隆曾受命熊津都督，被册封为百济郡公，且出任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扶余隆与新罗文武王会盟熊津发生于麟德二年八月，而麟德元（664）年二月双方也可能有过一次初步的会盟。那么，扶余隆出任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只能在龙朔元年至麟德二年之间。龙朔二（662）年七月戊子朔，高宗诏从三品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其时扶余隆也一并随行。可推断，扶余隆当时的职务正是墓志中提到的“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系孙仁师的部下。这里提到了“马韩道”并任命了安抚大使，则“马韩”当时似有特殊状况。安抚大使的职能在于招讨叛逆，怀柔归顺，扶余隆以百济故太子身份前去当有奇效。
《李绩奏状》中有“古四州，本古沙夫里，五县：平倭县，本古沙夫村；带山县，本大尸山；辟城县，本辟骨；佐赞县，本上社；淳牟县，本豆奈知”。其中平倭县、古沙夫村即中方治所古沙夫里，显然也是此古四州治所，在今古阜。辟城县、辟骨就是金堤，淳牟县、豆奈知就是万顷，此二县置于原西方治所一带。“平倭”的名字十分特殊，有特殊意义，或许唐罗联军曾在此地大败过倭军。由此，古沙夫里很可能是百济复国军及援军倭人的重要据点。而相比之下，“辟城”、“淳牟”字面含义并不明显。由此，古沙夫里是马韩都督府治所的可能性较高。
我在《马韩百济异史料》一文中早就指出，狗素国、古四邑原是马韩余孽一据点，于公元4世纪中后期被百济夺取，从此成为百济向南开拓的重要基地。因之，用“马韩”来指称古沙夫里所在的中方一带比较合适。而《日本书纪》《天智纪》元（662）年十二月条载：“丙戌朔，百济王丰璋、其臣佐平福信等与狭井连（阙名）、朴市田来津议曰：‘此州柔者远隔田亩，土地硗确，非农商之地，是拒战之场。此焉久处，民可饥馑。今可迁于避城。避城者，西北带以古连旦泾之水，东南据深泥巨堰之防，缭以周田，决渠降雨。华实之毛，则三韩之上腴焉，衣食之源，则二仪之隩区矣。虽曰地卑，岂不迁欤？’于是，朴市田来津独进而谏曰：‘避城与敌所在之间，一夜可行，相近兹甚！若有不虞，其悔难及者矣。夫饥者后也，亡者先也。今敌所以不妄来者，州柔设置山险，尽为防御，山峻高而溪隘，守易而攻难之故也。若处卑地，何以固居而不摇动及今日乎！’遂不听谏，而都避城。”扶余丰决定迁都避城即金堤的时间是龙朔二年十二月丙戌朔，因此年闰在七月，则据孙仁师等受命东征已有6个月合计178天之久。当年苏定方自三月十日受命至七月十八日俘获义慈王也只用去126天，则此时熊津行军道的兵马肯定已至百济，扶余隆安抚马韩道的行动已经展开。如果马韩都督府治所在金堤，早已成为唐军主攻目标，扶余丰便不可能提出迁都于此的想法。万顷与金堤间距仅8、9公里，情况大同小异，至此可将西方的碧骨、豆乃山均排除在马韩都督府治所之外。而古阜距金堤17至18公里，是步军大半天的行程，与“避城与敌所在之间一夜可行”之语相吻合，则古沙夫里或许就是倭将朴市田来津所说的敌军所在。如然，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比较完整的轨迹：扶余隆于是年七月受命“马韩道安抚大使”，后随孙仁师东征，至十二月前已经击败了马韩都督府治所即古沙夫里的倭军，从而完成了马韩道的安抚任务，并对西方辟城一带的百济复国军构成很大威胁。
至此，我推定5都督府中的第三个马韩都督府在中方治所古阜古沙夫里，而不是长期误定的益山金马渚。剩下最后一个金涟都督府缺乏足够的判断依据，只能在西方、南方4个可能的治所中存疑了。因为唐代的州相当于过去的郡，故而百济其余的36个一般化郡及西方风达郡或南方安陵郡就被改为37州。每州立其酋帅为刺史，地位略低于5个都督，高于更小的250个羁縻县令。
依照唐朝制度，羁縻府州县长官的品阶是不确定的，只是依照其威望高下、与朝廷关系远近亲疏而授予都督、刺史之类的虚衔，浮动范围大致与正设府州县相当，但无俸禄方面的规定。而在羁縻府州县还有一些汉官任职，他们的品阶目前无法确定，其俸禄用当地土物发放。
关于都督：乾陵石人题名中有“左威卫将军兼鹰娑都督鼠尼施处半啜勤德”、“左领军将军兼千泉都督泥孰俟斤阿悉吉度悉波”、“故左威卫将军兼洁山都督突骑施傍靳”、“故左卫将军兼颉利都督拔塞干蓝羡”、“故左威卫将军兼双河都督摄舍提暾护斯”、“故左金吾卫将军兼俱兰都督阙俟斤阿悉吉那靳”。这些昔日西突厥十部头领所立的都督都是从三品将军衔，其地位相当于正设下都督。前面提及的回纥翰海都督兼有正三品大将军衔；永徽元（650）年之前被俘的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被任正三品右骁卫大将军放归其国为王、龟兹都督；万岁通天元（696）年拜康国王笃婆钵提为正三品左骁卫大将军、康居都督。这些羁縻都督都与正设的中都督地位相当。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从二品“大都督”级羁縻都督，如高句丽降将辽东大都督泉男生、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金彦升、回纥瀚海大都督药罗葛承宗等，而正设的大都督则必须由亲王遥任。
关于刺史：《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载：“父朏汗，贞观初率所部五千人入朝，诏置维州，即以朏汗为刺史，拜左武卫将军。”安朏汗为从三品左武卫将军、维州刺史，相当于正设上州刺史。《旧唐书》卷197《东女国传》载：“贞元九年七月，其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陀忽、逋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国王侄薛尚悉曩、弱水国王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息赞、清远国王苏唐磨、咄霸国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西川节度使韦皋处其众于维、霸、保等州，给以种粮耕牛，咸乐生业。立悉等数国王自来朝，召见于麟德殿。授立悉银青光禄大夫、归化州刺史；邓吉知试太府少卿兼丹州长史；薛尚悉曩试少府少监兼霸州长史。”银青光禄大夫为从三品文散官，则东女国所设归化州也和正设上州相当。逋租王弟邓吉知任试从四品上太府少卿、南水王侄薛尚悉曩任试从四品下少府少监，二人都是大唐属国臣子故为视品，正设上州长史不过从五品上，则羁縻丹、霸两州地位也一定不低。同卷《东谢蛮传》中有“西南蕃大酋长、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正议大夫为正四品上文散官，也是蛮州刺史宋鼎的“本品”，其中不见“守”、“兼”、“行”等职事官与散位不等阶时所用之词，则蛮州刺史宋鼎相当于正设中州刺史。据两《唐书》记载，唐朝边境地区存在数量巨大时存时废的羁縻州，其中相当一部分规模很小、人口极少又不重要，这种情况在南方蛮獠之地尤甚。像这样的羁縻单位不过空具州的名义而已，甚至连官府都没有，或仅有一块石碑标示此为大唐制下羁縻州，这种州的刺史应当不会超过正设下州刺史的品阶。
因为羁縻府州县的长官通常是世袭的，而本品、军衔等却是由唐朝另外赐予，所以可能会出现继承者品阶与相应的都督、刺史、县令原品阶不等的情况。一般地，若继承者品阶更高，羁縻府州县就可能升级；若继承者品阶较低，在其获得朝廷提拔之前则暂以“检校”出任长官。附带说明，以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中以《智城碑》“左玉钤卫金谷府长上左果毅都尉员外置上骑都尉检校廖州刺史韦敬辨”认为廖州刺史地位很低是不正确的。
从百济5都督府的重要性来看，应与西突厥十姓相当而低于回纥、西域各国，以从三品下都督为宜。而在百济建立的37州也都地域狭小，重要性又低于5都督府，一般都是正四品上中州刺史、正四品下下州刺史的品级。至于250县令，则各依其地大小授予品阶，最高从六品上，最低从七品下，互不相同。
虽然苏定方早早地将诸多羁縻行政单位的数字刻制在《大唐平百济国碑》上，但具体的颁授活动却未必及时完成。七月十二日百济都城泗沘沦陷，唐军才开始有机会获得百济地方建制及户口账簿等第一手资料。七月十八日义慈王被俘后，大规模的百济地方官员送款请降活动才开始。至八月十五日纪功碑树立完毕，前后才一个多月。就算苏定方在大唐时已经准备好了相当的材料，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需要编制292个羁縻长官的名录，制作其所需的印信、告身等凭据，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更不说各羁縻府州县下的其他官吏了。而且，在如此多的羁縻单位中逐个安置汉官参理也是不可想象的，长史、司马、参军等用于监察羁縻单位并负责为其书信汉语文书的人员需要特别挑选，数百个参理汉官的名单也不是东征唐军一下子拿得出来的。因此，截至八月十五日，羁縻府州县官员的颁授工作一定还没有完成，《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旧唐书》《高宗本纪》上的记述名不副实。而八月十六日左右，由于唐罗联军的野蛮暴行，百济府国运动兴起，羁縻府州县的建立工作更陷入瘫痪之中，或许部分先前已经接受羁縻官职的百济旧臣也加入到了复国军的行列里。随着复国运动日益高涨，羁縻单位大多名存实亡，至苏定方率大军押解犯人返唐后，讨平百济、设立大量羁縻府州的努力几乎前功尽弃。
九月三日苏定方正式启程前，他把这块土地上几乎不可收拾的残局交给了自己的部下“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将”、泗沘镇将刘仁愿和他手下的1万唐军；同时，应苏定方的要求，新罗王金春秋命其子金仁泰率领7千罗军留守泗沘，与刘仁愿协同作战，听其调遣。唐朝留镇兵马一般都要有名分，即设立某种形式的军事或行政机构，这种机构一般可以称为军府或军镇，刘仁愿等留镇百济应当也不例外。唐朝的军府或军镇种类繁多，通常包括都护府、军、镇、城、守捉、营、特别驻军的府州郡，后来又有节度、经略、防御、观察等使之名。那么，刘仁愿等究竟属于哪一种军府、军镇的驻军呢？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刘仁愿、金仁泰所镇泗沘城在《旧唐书》中一直称为“百济府城”或“府城”，《新唐书》则称之为“百济城”，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两《唐书》中凡是提到“府城”的，必定是某个都护府、五京中的“府”、都督府、节度等使所治，则“百济府城”也不外如是。《三国史记》中曾把泗沘称为“熊津府城”，而熊津是都督府的名字。但起初的熊津都督是王文度，刘仁愿应另有职衔。
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官北里扶苏山一带保存了一块名为《唐刘仁愿纪功碑》的残损碑石，该金石文资料对于理清刘仁愿的经历和事迹极有价值。该碑称刘仁愿的祖上历来是北朝重臣宿将，而其父刘大俱更曾任大唐使持节同、绥二州总管廿四州诸军事绥州刺史，一直当到右骁卫大将军、冠军大将军这样的正三品职事官、武散官，拥有上柱国的勋位和彭城郡开国公的爵位，可谓地位显赫。刘仁愿身为贵胄，年轻时起家弘文馆学生，但他后来还是从武，贞观十九年随太宗征讨高句丽有功，获得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等勋爵，并成为右武卫凤鸣府左果毅都尉。上府果毅都尉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从六品下，此时刘仁愿的品阶尚无法确定。贞观二十一（647）年，随李绩经略延陀、迎接突厥车鼻可汗阿史那斛勃、安抚九姓铁勒，因功授正五品上右□卫郞将，以是观之，凤鸣府似为上府。但是次年，刘仁愿再次出征辽东，结果兵败被除名，当年又授右武卫神通府左果毅都尉，比原先的郎将有所降低。永徽七年，刘仁愿又跟随程知节西征阿史那贺鲁，如前所述，此役结果很不令高宗满意，从军将领大多受到处分，但刘仁愿却于显庆元年由果毅都尉右迁左骁卫郎将，这似乎暗示了些什么。我们注意到，葱山道行军以前，刘仁愿基本出任右武卫的职务，而王文度在此前正是右武卫将军，即名义上刘仁愿是王文度的下属；而葱山道行军后他便改到左骁卫任职，接下来以苏定方为首成功的伊丽道行军中正有番将左骁卫大将军回纥婆闰，而之后苏定方也由右屯卫将军升至左骁卫大将军，也就是说葱山道行军后刘仁愿就多次跟随苏定方四处征战。他从王文度的下属转为苏定方的麾下，这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显庆二年，刘仁愿因为门第的缘故获得“超进三阶”的恩敕，按理来说应该达到了正四品下的本品，之后几年里他又安抚铁勒、宣劳吐谷浑及吐藩。直到显庆五年，他以从四品上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将作为嵎夷道下一名行军总管跟随苏定方讨伐百济，再立军功。这里回溯他官阶上升过程，知显庆二年时升至从四品上，则葱山道行军后为正五品下“宁远将军守左骁卫郎将”，职事高于散位，比此前至少高出2阶，在葱山道行军诸将处置中实数罕见。碑文载，苏定方“合境遗黎安堵，如旧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即以君为都护，兼知留镇。”这里终于揭示了刘仁愿战后担任的职务，系大唐押领百济的“都护”。《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引文武王《答薛仁贵书》中也有：“都护刘仁愿，远镇孤城，四面皆贼，恒被百济侵围，常蒙新罗解救。”金石文资料和韩国史籍可相互照应，都护之任当无可疑。此都护虽为苏定方所署，但也之前也一定得到了高宗的授权，应属唐朝正式官职，只因存在时间较短，故湮没史籍中，遂成一失落的都护府。依《旧唐书》体例，此都护府似即名“百济都护府”，故有“百济府城”之称。
百济都护府设立的作用和意义可以参考8年后安东都护府设立的情况，而唐灭高句丽后设安东都护府也正可作为百济都护府设置的参考证据。《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安东都护府”条载：“总章元（668）年九月，司空李绩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卷44《职官志三》载：“都护之职，掌抚尉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新唐书》卷49《百官志四》载：“都护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总判府事。”由此可见，唐代都护府是专门为集中节制某区域内诸蕃羁縻政权而设立的带有较强军事性质的机构，这些都护府都有相当数量的唐军驻扎，并由名为都护或副都护的将领统辖，监视安抚管内诸羁縻政权，并负责该地区内的安防。高句丽灭亡后，唐朝在其故地设立9都督府、42州、100县，并专门在原高句丽都城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押领，以从三品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兼检校安东都护，与刘仁轨镇守平壤。
但有学者根据《全唐文》卷194杨炯《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指出，薛仁贵之前还有魏哲出任过此职，薛仁贵并非真正的首任。该碑文称魏哲“麟德元年诏迁左骁骑中郎将，寻检校右监门、左武卫将军，本官如故。……干封元（666）年诏加明威将军，本官如故。……是岁也，诏公为辽东道行军总管。……二年诏加上柱国，仍检校安东都护。……总章二（669）年三月十六日，构疾薨于府第，春秋五十有四。呜乎哀哉！诏赠左监门将军，礼也。”由此可知，乾封元年时本品为从四品下明威将军，和正四品下左骁骑中郎将这样的职事官相比是较低的。但是，同年魏哲随同出征辽东，这显然是唐朝接应被兄弟排挤的高句丽泉男生的军事行动，战斗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魏哲于次年获得上柱国勋号，同时出任“检校安东都护”。总的来说，魏哲的品阶是比较低的，纵使以其职事官论也只是正四品下中郎将，因此不能担任级别较高的都护，而只能“检校”之。依碑文看，魏哲检校安东都护时高句丽尚未灭亡，唐朝只是接收了叛臣泉男生的领地，该安东都护所管地域狭小，所以其都护之任也没有获得唐朝的充分重视。而且当时辽东的形势上不容乐观，高句丽仍有较强的实力，唐罗联军对其的侵攻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魏哲上任时年已52岁，两年后即总章二年三月终于任上，死后追赠从三品左监门将军。魏哲去世后，薛仁贵才接任为“检校安东都护”。
《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均仅记唐朝都护有从二品大都护、正三品上都护两等，但实际上唐代都护尚有从三品中都护、正四品上下都护两等。都督、都护本为2级，后细分至3级，官阶由从二品至从三品。大、上、中、下4级都督府制度形成于玄宗开元年间，都护府的等级设置长期和都督府的等级设置相类似，4级都护的设置可能也出于此时。后来，唐朝废中都护、上都督，都护、都督皆改为3等，上都护与中都督同为正三品，下都护、下都督回升至从三品。据各种史料记载，安东都护府的等级多次变化，下都护、上都护、大都护均曾设置，是否有中都护情况不明。具体分析起来，安东都护府自高句丽灭后统管其全境，则为正三品上都护；后受到新罗侵逼，大片土地沦陷，龟缩在辽东一隅，可能降为正四品上下都护；但之后其又负责东北地区靺鞨等族安抚，并由幽、营大员兼任，地位得到提升，以至于玄宗时期升为从二品大都护，改由亲王遥领，由从三品副大都护执掌。
薛仁贵接替魏哲时本有从三品军职，若安东为下都护，则品阶相当无须“检校”。故此可知，当时安东都护确为上都护，其职高薛仁贵1阶。而唐朝历来重高句丽轻百济，职责相近的安东都护只是上都护的话，百济都护不会超过这个品阶。考虑到百济复国运动平灭后刘仁愿以从三品右威卫将军的身份主持百济与新罗的会盟，此前他应受到了高宗的嘉奖，之前本品不会比从三品高，则百济都护只能是从三品下都护。大唐以刘仁愿出任百济下都护的本意是另其掌管百济的292个羁縻府州县，同时也是对他在讨平百济之役中杰出表现的进赏，但刘仁愿任内却长期与新罗王子金仁泰一起极为艰难地困守府城泗沘，没有几日安宁。这个都护府根本无法有效地控制百济的羁縻政权，唐朝在此陷入了完全的被动。这是高宗与苏定方当初制定1下都护府、5羁縻都督府、37羁縻州、250羁縻县的管理体制时没有考虑到的，也就注定这种初设建制维持不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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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田豪

百济475年迁都熊津(忠清南道公州),后继续于538年迁都泗沘(忠清南道扶余)~~~~ 二者均位于忠清南道,本来就相隔不远~~~~也就是说,熊津作为百济的都城,时间仅有63年~~~因此~~~ "至于大唐及苏定方为何要在泗沘城设立熊津都督府，而在熊津城设立东明都督府就不得而知了。或许是因为熊津作为都城时百济与中原交流最为频繁，这导致中土人习惯性地将“熊津”视作百济的代名词了吧。" 这个可能比较牵强~~~~

满者伯夷

地理方面我有自信。“大唐及苏定方为何要在泗沘城设立熊津都督府，而在熊津城设立东明都督府就不得而知了”，这是我的本意。

满者伯夷

[B]五、熊津都督府与带方州[/B]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高宗于八月十二日接到苏定方传来的捷报后不久，命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前往百济安抚余众。这一举措直接改变了熊津都督府的性质，将其由一个百济人领衔的羁縻都督府转变为一个由汉官执掌的正设都督府，也就把百济故地1都护府、292羁縻府州县的既定方案改为了1都护府、1都督府、291羁縻府州县。高宗此举是希望早日将苏定方及10余万精兵召回他用，而以王文度的熊津都督府加强唐在百济的押领力度，尽量保持稳定。可他没想到苏定方安抚无策而造成百济一片混乱，更没想到王文度济海而卒，根本就起到安抚余众的作用。于是，担子又全压到了孤守泗沘的刘仁愿身上。
九月三日苏定方启程回国，大约于九月二十五日此消息传至洛阳，高宗得知大军凯旋归来，心情一定不错。十月初，新罗王金春秋所遣露布使金天福来到东都，高宗对其隆重接待，并抚慰新罗，赞誉其君臣在平灭百济中所立功业，同时还可能约定半岛后续事宜，如安抚百济、夹击高句丽等。一直到此时，高宗及百官文武还都比较乐观，但不久他们就不得不担忧起来。九月二十三日泗沘被围，该消息如由飞驿正常传递则在十月十六日前后可抵洛阳，但锦江和百济西部沿海已被复国军控制，飞驿很可能需要通过新罗方面转达急件，最终送达当在十月十八日左右。该告急文书应当已使朝中某些人感到震惊，不过在那些为东征张目的大臣伪饰后，高宗凭借自己对苏定方、王文度的信任没有对此立刻作出决定。当约3天后王文度猝死于新罗的消息飞驿入阙时，高宗终于皱起了眉头，如果没有王文度的呼应，刘仁愿将得不到大唐的援军，光依靠显然另有他图的新罗人是难以妥善解决百济的混乱局面的。此时，苏定方已经押解大量遗民进至离东都约500里的地方，估计10天后就能进京，高宗或许希望能够在处置百济俘虏之后也考虑到这个缘故，暂时没有确定针对百济复国军问题的处置方案。十一月一日，苏定方等入阙，高宗斥责了义慈王等百济俘囚之后将他们都当庭释放以示天朝皇恩浩荡，在他们面前高宗是不会流露出对百济现状的担忧的。同日，反应慢一拍的高句丽终于对新罗北部重镇七重城发起猛攻，新罗军主匹夫战死。这对百济的唐罗联军也是一大打击，但这个情况未必报入洛阳，即使飞驿送达也是1个月以后了。
随后，高宗就百济复国运动的具体细节向苏定方做了质询，苏定方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对平民的杀戮和抢掠是复国运动爆发的导火索，而会强调百济人狼心不改、本性难移。高宗此时更希望能够早日解决高句丽的问题，完成父亲的遗愿，而苏定方正是他器重的人选，故而不会过多苛责，加上之前已经曲赦东征将士，也就没有进一步追究百济死灰复燃的责任。而苏定方得知熊津都督王文度暴卒后，一方面心中窃喜少了一个仇家，另一方面则为留镇刘仁愿和1万唐军的安危顾虑。高宗随后与众臣商议，决定再派人前往百济，接替王文度的未完工作，解刘仁愿之围。然而，众人已知百济山海之远隔、形势之严峻，又有王文度济海而卒这样大不祥的先例，难免有畏难情绪，互相推诿，无人自告奋勇前往戡乱。此时不知是谁想到了前不久获罪免官白衣从效的青州刺史刘仁轨，大家也提不出更合适的人选，高宗便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是刘仁轨已成白衣，起复较高官阶一定受到与之结怨且横行朝野的李义府坚决反对，结果只给了从五品上下的位阶，根本不可能以都督的身份委派。而前见魏哲、薛仁贵分别以正四品下、从三品检校正三品的安东都护，相差也不能太多，则刘仁轨甚至连“检校都督”都不够格。争论一番，最后高宗只好决定另设带方州，以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统王文度之众，而把“熊津都督”这个职务交给了已经是百济都护的刘仁愿兼任。李义府千方百计想致刘仁轨于死地，苏定方又比较看好刘仁愿，中间又有许敬宗串连，他们几个人成为一党，挺“愿”扼“轨”，遂有这种结果。至此，唐朝在百济的建制变为1都护府、1都督府、1州加上若干残存虚挂的羁縻府州县，而都护府、都督府基本上是一套班子。
前面已经提到，百济都护府是一个下都护府，那么由刘仁愿兼职的熊津都督府也应当是一个下都督府，此亦可倒推至王文度在任时。这个都督府的从属官员或许还有些兵丁此前已随王文度到了新罗，但新任都督刘仁愿被困孤城数月，连任命文书都未必及时收到，更不用说指挥王文度余部了。所以高宗才让没有“熊津都督”名号的刘仁轨暂时代统王文度之众，而这些人在刘仁轨到来前群龙无首，基本没有展开什么有效的活动。等到刘仁轨带领他们协同新罗军解泗沘之围与刘仁愿胜利汇合后，他们就转而接受刘仁愿的指示，包括刘仁轨在内都归于这位大唐驻百济最高军政长官的领导。
带方州的问题比较复杂，汉武帝时所设乐浪郡中有带方县，三国辽东公孙氏以来又立带方郡，晋代以后又屡迁内地，百济一直自称建国于带方故地，仅高丽僧一然所撰《三国遗事》中就记有2个“带方”即所谓“南带方”、“北带方”，《三国史记》《地理志四》附《李绩奏状》中也有所谓“带方州”的设置。凡此种种，分别错乱，时代久远，考定颇难。
一般认为，公孙氏的带方郡就是在原来的带方县基础上建立的，关于其具体位置目前占优势的是今朝鲜黄海北道凤山说，而以其所邻近的瑞兴江为古“带水”，因为此地发现了“带方太守张抚夷墓”。但我的看法与之不同。首先，凤山、瑞兴江的比定与《汉书》卷28《地理志》含资县条“带水西至带方入海”的记载不符。瑞兴江是载宁江支流，而今载宁江是大同江支流。大同江已被普遍认可为古“列水”，乐浪郡有列口县，历来为溯江而上进取平壤的战略要地，当在列水入海口附近。而今黄海南道西北的殷栗曾名“栗口”，与列口音近，又正在大同江入海口南岸，当即列口县所在。由此可知，入海口为列水所据，古时瑞兴江根本没有“入海”之说，而位于内陆的凤山也不能与字面上看来临海的带方县相匹配。其次，其最关键依据只是带方太守墓的考古发现，而不是带方城的遗址，以此比定带方位置未必牢靠。黄海南道安岳发现了“逸民含资王君砖”、“含资逸民王君砖”，我们也可以按照以“带方太守张抚夷墓”判定带方位置的思路认为含资在安岳，但该地已在载宁江以西，也可用来否定带方、带水位置。所以，除非发现了城址或者与县城、郡治密切相关的衙署、庙堂遗址，带方县、带方郡的位置比定还不能认为已有定说。由于两汉县域范围都较大，带水流经含资至带方入海似为较大河流，又知在大同江以南，则可搜寻该区域内有一定长度、自东向西流且有独立入海口的河流。大同江以南满足这些条件位置最靠北的河流乃是临津江，而今临近江是汉江支流，入海口在朝鲜开城南、韩国江华岛北。唐龙朔元年讨伐高句丽时曾有“含资道”，明确含资仍为高句丽所有，而此时汉江地区属新罗，则含资必在临津江流域。由此，带水应指临津江及其支流，带方在临近江“入海口”即今汉江入海口附近，含资则在临津江中上游范围内。有趣的是，今开城南有德水地方，此处高句丽时代名“德勿”，新罗改今名，“德水”、“带水”发音相近，开城一带或即带方所在。同理可知，大同江以南至临近江以南大多属于带方郡。
百济立国于汉江以南的汉山城，即今韩国京畿道广州，距离汉魏时期的带方不远。且公孙氏设立带方郡以后，南方韩倭民族朝贡事务均由带方处理，和百济接触最多的汉郡也肯定是带方。所谓立国于带方故地，或即以此虚言之。到了公元4世纪前期，高句丽大举侵略乐浪、带方，晋建兴元（313）年乐浪首领张统、王遵等率部投奔慕容氏，2郡就此内迁；当年及二（314）年高句丽就基本控制了大同江南北。而百济历来与带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当然不愿意高句丽独霸此地，于是出兵与之争夺，至公元4世纪中期获得了大同江以南即带方故地的绝大部分。之后，高句丽与百济两国对带方开始了长达200年的激烈争夺。公元4世纪末，后燕慕容宝曾封高句丽广开土王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王”，将带方定为广开土王的封国，之后高句丽竟真的夺得了辽东的土地。此带方也有可能指内迁侨置辽西的带方，但不管怎样高句丽得到了带方的名义，这时百济也急于获得占领带方的正当名分。北魏延兴二（472）年，百济盖卤王曾遣使孝文帝，表文中提到其私署“龙骧将军带方太守司马张茂”，此人作为使节来到北魏请求夹击高句丽遭到拒绝。南齐永明八（490）年，百济东城王上齐武帝表文中有“臣所遣行建威将军、广阳太守、兼长史臣高达……达边效夙著，勤劳公务，今假行龙骧将军、带方太守。”齐武帝便按照百济的要求下诏，赐予高达将军衔及太守之任。可见此时南朝已经无法控制带方等地，干脆承认了百济对带方的主权。到了北齐武平元（570）年，齐后主册封百济威德王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带方郡公，王如故”，带方首次进入百济王的爵位中。隋开皇元（581）年，文帝再册威德王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但是大业八（612）年炀帝征高句丽时右路“第十一军可带方道”，可见此时隋朝知道带方已成高句丽疆土，实不属百济。唐武德七（624）年，高祖“封高丽王高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给予3国辽东、带方、乐浪的名号，希望他们和平共处。贞观十五（641）年，太宗又册新继位的百济王义慈为带方郡王。高宗仪凤二（677）年又封“司农卿扶余隆熊津州都督，封带方郡王，令往安辑百济余众”。扶余隆之孙扶余敬在武则天时也继承了“带方郡王”的封号，并授卫尉卿。开元十三（725）年，玄宗封禅仪式中还提到了“百济带方王”。也就是说，自北齐开始直至唐代中期前后百余年，中土一直将百济与带方挂钩，在中原人的概念中带方一度成为百济的代名词。
《三国遗事》卷1载：“北带方：北带方，本竹覃城。新罗弩礼王四年，带方人与乐浪人投于罗（此皆前汉所置二郡名，其后僭称国，今来降）。南带方：曹魏时始置南带方郡（今南原府）故云，带方之南海水千里曰瀚海（后汉建安中以马韩南荒地为带方郡，倭韩遂属，是也）。”一然的记述错误颇多。
首先，所谓“北带方”的“竹覃城”当为“竹军城”之误。《李绩奏状》中有“带方州，本竹军城，六县：至留县，本知留；军那县，本屈奈；徒山县，本抽山；半那县，本半奈夫里；竹军县，本豆肸；布贤县，本巴老弥”。这里的带方州治竹军县，本为百济豆肸县，新罗改为会津县，在今韩国全罗南道罗州西面数公里处。军那、屈奈即百济屈乃县，在竹军西9公里。徒山、抽山新罗改牢山，高丽称嘉兴，此地与竹军西南直线距离约60公里。半那、半奈夫里新罗改称潘南，今同名，在竹军南14公里。其余2县也都当在全罗南道西部，或在竹军、徒山之间。
其次，北带方不是汉朝所建。如前所述，汉代的带方县及东汉末曹魏以后的带方郡在临津江口开城一带，与全罗南道西部的这个带方全不相干。我认为，以竹军为治所的这个带方州是唐麟德二年后整合百济羁縻府州所设。
第三，“北带方”也与投奔新罗的所谓带方人无关。《三国遗事》中的“弩礼王”是指新罗第三代朴儒理尼师今。《三国史记》《儒理王纪》四（27）年条并无乐浪、带方人投奔新罗的记载，十四（37）年条却称：“高句丽王无恤袭乐浪灭之。其国人五千来投，分居六部。”此条与一然所言相类，“四年”或为“十四年”脱漏所致。儒理尼师今十四年相当于高句丽大武神王二十年，《三国史记》《大武神王纪》是年也有“王袭乐浪，灭之”的记载，之前的十五（32）年条则有王子好童借助乐浪公主之力灭崔理乐浪国的故事。据《后汉书》，光武帝建武六（30）年平定了乐浪郡土人王调的叛乱并省东部都尉而弃乐浪单单大岭以东7县，八（32）年恢复了高句丽的王号；但《大武神王纪》却将东汉平乐浪记在二十七（44）年，误后了整整14年。我参考刘子敏《“崔氏乐浪”考辨》中的观点并作修改认为：新莽动乱之际，乐浪本土为土人王调所据，而东部都尉领地为崔理所有；新莽天凤五（18）年至地皇四（23）年间高句丽大武神王逐步消灭了崔理的“乐浪国”，从而占有了沃沮、东濊之地；建武六年东汉平王调，因光武帝希望改善与高句丽关系便放弃了东部都尉领地，承认高句丽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若干时间后，东汉又通过封各县渠帅的方式开始了对濊人的间接统治。如上所见，此时的带方只是乐浪下的一个县，而绝不是“北带方”所在的竹军城。另外，新罗年表有明显拉长的迹象，该国似成立于公元1、2世纪之交，直到公元4世纪才崛起。大武神王灭乐浪时新罗根本不存在，也就不可能有乐浪、带方5000遗民来投的事。《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之所以产生乐浪、带方人投奔新罗的传说，主要因为新罗后来获得“乐浪郡王”的头衔，又兼并了“带方”化的百济，控制了半岛大部，需要用这类传说证明其与2郡之间的传承关系及领有这些地区的正当性。
最后，南原不是曹魏时的带方郡，而是高丽的带方郡。如前所述，公孙氏分乐浪郡屯有县以南7县为带方郡，其地主要在大同江以南及临津江流域，而与今韩国全罗北道东南的南原无干。南原在百济时代为古龙郡，新罗景德王十六（757）年置南原小京于此，从此称为“南原”。《大东地志》全罗道南原条载：“本百济古龙。唐灭百济，以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留镇熊州，又于此筑城，以刘仁轨镇之。唐灭百济，以罗州为带方州，而刘仁轨为刺史，始镇公州，次镇南原。故称南原为带方者，此也。后归其地于新罗。……井田：唐刘仁轨为刺史兼都督时，邑内里廛，取法井田，划为九区，至今遗址尙存。”该记载表面上支持了“南原带方说”，但本身逻辑混乱。《大东地志》明言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镇于熊津州，又称大唐于南原筑城以刘仁轨镇守，再叙唐于罗州即竹军城设带方州并以刘仁轨为刺史，然又称仁轨先镇公州即熊津城后镇南原，未言及罗州。其牵强附会亦明矣。南原位于百济与新罗之间，地处内陆，位置偏南，刘仁轨为刺史时唐罗关系密切，无须特别防备，仁轨又何必筑城移镇于此？而刘仁轨于此设“井田”则有可能，但当以检校熊津都督身份主持此事。《大东地志》也说“唐刘仁轨为刺史兼都督”，并未单言“刺史”制“井田”。《旧唐书》《刘仁轨传》载：“初，百济经福信之乱，合境凋残，僵尸相属。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瘗埋吊祭之。修录户口，署置官长，开通途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存问孤老。颁宗庙忌讳，立皇家社稷。百济余众，各安其业。于是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南原“井田”或为刘仁轨复兴的农田或经营屯田之一部分。也正是因为南原“井田”被遗存下来，王氏高丽时才将“南带方”与“南原”牵强附会到一起，公元13世纪80年代一然撰《三国遗事》时采此说，高丽忠宣王二（1309）年竟改南原府为带方郡，若干年后又改回南原郡，至近代《大东地志》又承此误说。实际上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南原南带方”与“竹军北带方”对称，南原却在竹军东北方向，两者的方位是错乱的。
综上所述，朝鲜半岛上的带方实际上有4个：临津江口的古带方（开城）、百济王爵位中的“带方郡”、竹军的“带方州”（罗州）和王氏高丽“带方郡”（南原）。那么，刘仁轨出任的检校带方州刺史究竟是指哪个带方呢？截至显庆五年止，开城的古带方仍在高句丽控制之下，这个带方可以排除。竹军城地方相对偏远，刘仁轨入百济后多数时间在泗沘、熊津等核心地区，麟德元年以后他又以带方州刺史检校熊津都督，如果当时带方州的治所在竹军，他同时兼理熊津都督府、带方州的事务就显得很不方便。南原被排除的理由同竹军。于是，我们不得不认为显庆五年高宗临时决定设立并由刘仁轨检校刺史的带方州，是以百济王爵号命名的“带方”州，其治所应当也在泗沘，与熊津都督府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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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任命具体下达的时间史无明文，但应当在十一月一日至九日之间。因为十七日甲寅高宗已经到了许州，次日乙卯“狩于许、郑之郊”，许州距东都400里，路上约8天，则十一月九日高宗当自洛阳启程幸许州去了。刘仁轨当时很可能也随苏定方等至洛阳，诏令下达当天他就获悉了。刘仁轨生于隋仁寿二（602）年，时年59岁，正处于人生最不得意的阶段。他接到诏令后非常兴奋，竟忍不住对别人说：“天将富贵此翁耳！”又跑到州司衙门里请下历日一卷及七庙讳，放出豪言说：“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他的眼光是锐利的，此刻预见的后来都成了事实。在此我们还要补充分析刘仁轨遭李义府陷害前后的一些问题。
刘仁轨早年虽然屡次获得太宗青睐，但也谈不上平步青云，显庆元（656）年也不过是个正五品上给事中。就在这年，李义府喜欢上一个关在牢里的美妇人，唆使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释放，准备纳她为妾。大理卿段宝玄发现了些蛛丝马迹禀报高宗，高宗便令刘仁轨出面审理此案。李义府担心事情败露，只好逼着毕正义在牢里上吊自杀了。就这样，李义府与刘仁轨结了怨，慢慢准备收拾他。3年后，刘仁轨外放为正四品上青州刺史，比给事中高了4阶，实是升职，而非李义府诟病外贬。
《资治通鉴》卷200显庆五年十二月壬午条载：“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将兵分道击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旧唐书》《刘仁轨传》称：“五年，高宗征辽，令仁轨监统水军，以后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随军自效。”《新唐书》《刘仁轨传》则称：“显庆五年伐辽，义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没。坐免官，白衣随军。”依此叙述，似乎刘仁轨是在为这年征讨高句丽的战役中运粮翻船而被免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年征讨高句丽的人事任命在十二月发下，但并没有立刻实施，次龙朔元年四月还在进行人事调动，直到八月战事才渐入高潮。刘仁轨如果担任这次征讨的粮食督运，就不可能在显庆五年获罪，同样不可能在龙朔元年三月解泗沘之围。因此，《资治通鉴》卷200记载有误，刘仁轨督漕就是在苏定方东征百济的战争中。
《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七月乙丑条载：“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勿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这里具体描述了李义府陷害刘仁轨的全过程，也证实了刘仁轨获罪于百济之役，应属神丘、嵎夷等道下一分子，免官白衣从效后便随在苏定方军中。八月十二日大赦时此罪全免，及十一月一日至东都，也在高宗嘉奖之列，至此终于起复为官。李义府仍想致他于死地，后来又遣人暗示百济都护、熊津都督刘仁愿杀害刘仁轨。然而此前刘仁轨刚救了仁愿，又正在用人之际，仁愿不但拒绝了李义府的要求，还十分重用仁轨。若非刘仁愿，刘仁轨日后恐怕也坐不上宰相之位了。
刘仁轨十一月受命，约十二月准备完毕启程，次年一月初抵达新罗与王文度余众会合，随后向新罗请兵。此前数月内新罗王金春秋大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态势。九月二十三日泗沘被围，二十八日金春秋与王文度会晤于三年山城，十月九日至十八日他趁百济复国军与刘仁愿相持于泗沘之际猛攻百济南方的尔礼城即尔陵夫里郡，将其周边20多城兼并。按百济本土42郡250城计，金春秋此间取得的20余城大致相当于3到4个郡的范围，收获实在不小。直到十月三十日，金春秋才回师泗沘，时刘仁愿已被困1月有余。新罗军向围城的复国军发起进攻，毙敌1500人，但此时复国军之众早已数万，罗军没能解围。金春秋见复国军势头正盛，又率军南下避其锋芒，于十一月五日至七日进攻金马渚，破百济王兴寺、岑城，毙敌700人。金马渚郡自百济武康王时起成为陪都，武康王在此兴建了很多规模宏大的建筑，至此为新罗所陷。金春秋拿下金马渚后也没有再回头救援泗沘，而是直接回归都城金城去了，当月二十二日归京后论功行赏，此时刘仁愿已困守2个月了。
刘仁轨到新罗后，武烈王金春秋给了他一部分兵力。随后，仁轨率王文度余众与数量不多的新罗兵走百济西海岸至熊津江口准备溯流而上与刘仁愿等会合，遇上了道琛所率的数万复国军。道琛在江口两岸分别立栅，遭到刘仁轨和新罗兵的夹击后大溃，加上溺死河中的足有1万余人。道琛被迫解围退回根据地任存城，而新罗援军粮草接济不上先行撤回，刘仁轨因为兵力较少只能放弃追击，转而进入泗沘城与刘仁愿、金仁泰的唐罗联军主力会师，熊津都督府、带方州与百济都护府3套建制汇拢。至此，泗沘城终于解围，前后被困了整整4个月。
刘仁轨身为检校带方州刺史，自然是百济都护、熊津都督刘仁愿的下属。而刘仁愿出身军旅，不擅长书写，刘仁轨便代其起草文书，显然起到了刘仁愿文职副官的作用。刘仁轨在百济复国运动平灭后得代刘仁愿为镇守，很快超6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检校熊津都督，获得了正州刺史的品阶，即从三品、正四品上或正四品下。后来刘仁轨又因治理百济故地有功而入京为从三品大司宪，按理来说这应当是升迁，则之前所任带方州刺史为正四品上下，检校带方州刺史为从五品上下。下都督府的长史从五品上，司马从五品下，这正与刘仁轨此时的本品相当，则刘仁轨当时是否以检校带方州刺史又兼署了熊津都督府长史或司马亦未可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刘仁愿将随同前来的刘仁轨之子刘濬署为了熊津都督府参军，让这位青年成为了自己的僚属。
据《大唐故十学士太子中舍人上柱国河间县开国男赠率更令刘府君（濬）墓志》称其“年十七从文献公平百济，功授熊津都督府参军。……长流岭南，终于广州，春秋卌有七。延载元（694）年，权殡河南午桥东原。夫人陇西太君李氏……及公枉殁南荒，夫人携幼度岭，行哭徒跣，扶榇还乡。寒暑四年，江山万里，一朝至止，谁不嗟伏。”这里说刘濬去世于延载元（694）年之前4年即载初元（690）年，享年47岁，则其出生于贞观十八年，他17岁那年即显庆五年正是刘仁轨受命平定百济的时间。而依《旧唐书》《刘仁轨传》所载“子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686）年为酷吏所陷，被杀，妻子籍没”和《新唐书》《刘仁轨传》所载“子濬，官太子舍人，垂拱中为酷吏所杀”推算，他17岁时才显庆元年，大唐根本没有百济方面的战事，明显有误。应是刘濬垂拱二年遭诬陷流放广州，4年后的载初元年死于流放地，《旧唐书》将流放及死亡连书，《新唐书》因力求文字简约更至错误。今当以墓志铭更正两《唐书》所记不实。
依前所述，刘仁轨初任检校带方州刺史时为从五品上下，依唐朝制度其子可得荫官。《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载“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从八品下文散官称“承务郎”，武散官称“御侮副尉”。这正是刘濬当时可以获得的荫官本品。而有趣的是，“下都督府参军事”正是从八品下职事官。我认为刘濬担任的熊津都督府参军实际上是刘仁轨刚与当时的熊津都督刘仁愿会合时由他依荫官制度所署的，而不是真的因功所授。试想他当时年纪如此幼少，能有功绩几何，且若真为凭借自身功劳进官恐怕就不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参军了。同时也可以此证明熊津都督府确实是一个正设下都督府，其都督为从三品。
等到百济复国运动被平定，李义府一党倒台，新罗与百济的会盟完成后，刘仁轨才调入京中升任从三品大司宪，刘濬自然也随父进京。此时若不论其功绩，仅凭父亲荫官也已远超下都督府参军。《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载“从三品子从七品下”，从七品下散位称“宣议郎”，这是刘濬当时可以获得的最低本品。《大唐故十学士太子中舍人上柱国河间县开国男赠率更令刘府君（濬）墓志》中刘濬继熊津都督府参军之后的下一个官职是正七品下太子通事舍人，这应该是朝廷考虑到刘仁轨、刘濬父子在百济6年的辛劳后给予的恩待。
刘仁轨与刘仁愿会师后不久曾发动过一次反攻，《三国史记》对此记叙较详。《新罗武烈王纪》载：“八年春二月，百济残贼来攻泗沘城。王命伊湌品日为大幢将军，迊湌文王、大阿湌良图、阿湌忠常等副之。文忠为上州将军，阿湌真王副之。阿湌义服为下州将军，武欻、旭川等为南川大监，文品为誓幢将军，义光为郞幢将军，往救之。三月五日，至中路。品日分麾下军，先行往豆良尹（一作伊）城南，相营地。百济人望阵不整，猝出急击不意，我军惊骇溃北。十二日，大军来屯古沙比城外。进攻豆良尹城，一朔有六日，不克。夏四月十九日，班师，大幢、誓幢先行，下州军殿后。至宾骨壤，遇百济军，相斗败退，死者虽少，失亡兵械辎重甚多。上州、郞幢遇贼于角山，而进击克之，遂入百济屯堡，斩获二千级。王闻军败大惊，遣将军金纯、真钦、天存、竹旨、济师救援。至加尸兮津，闻军退至加召川，乃还。王以诸将败绩，论罚有差。”《资治通鉴》卷载：“（刘仁轨）上表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钦自葛岭道遁还新罗，不敢复出。”此可作其补充。
新罗王接到大唐的诏命后以将军品日挂帅，分大幢、上州、下州、誓幢、郞幢5军挺进，并在南川准备了预备队。三月五日，品日所部偏师先进至控制在百济复国军手中的豆良尹城南部，准备选择合适的地点扎营。豆良尹城本为百济悦己县，在今忠清南道定山，距泗沘城所在的扶余东北仅16公里；又在泗沘、熊津两城正中的熊津江段右岸，离江水仅5公里；定山西面3公里处又有海拔561米的七甲山，豆良尹城百济军显然也可以退守山区。新罗军将豆良尹城作为首先攻击目标是因为该城扼住了泗沘城的咽喉，切断了泗沘向熊津江上游的通路，又是百济复国军重要据点熊津的门户，攻破了此城可以解除泗沘的近忧，同时在熊津江北岸建立一个己方的据点，并反过来威胁熊津城。但是，豆良尹城的百济复国军并没有给敌人任何机会，他们趁新罗军立足未稳便发动突袭，将还没开始围城的罗军击溃。
三月十二日，品日所率罗军主力来到古沙比城即古泗城下，随后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古泗城就是原百济中方治所古沙城，即今全罗北道西部的古阜。此地远离泗沘，新罗军将主力布置在这里，其此番出兵的主要目的不是解救刘仁愿等而是趁机兼并百济领土已十分明显。《三国史记》接着称“进攻豆良尹城”当是“进攻古沙比城”之误，因为之后出现的地名都在古阜方向，而远离定山。古沙比城是百济重镇，守军抵抗得十分顽强，罗军攻打了1个月零6天都不能攻克。四月十九日，品日无奈之下决定撤军回国，以下州军义服等殿后。罗军离开古沙比向东才走了10多公里，就在宾骨壤遭到了百济复国军的追击。宾骨壤在百济宾屈县一带，即今全罗北道泰仁西4公里处。新罗军受到邀击，虽然人员伤亡不大，但大量辎重被敌军夺取，士气低落，败局已定。上州、郞幢两军在角山也遇到了百济复国军的阻击，但将其击溃，斩获2000级，取得了一定胜利。
金春秋并没有料到此次出征会遭遇失败，得到品日战败的消息后大惊，急忙派遣金钦纯（《三国史记》作“金纯”，《资治通鉴》作“金钦”）、真钦、天存、竹旨、济师等出兵救援。金钦纯等火速自新罗都城金城出发，向西行至今庆尚北道西南部高灵南约10公里加尸兮县的加尸兮津。援军在此得知品日等已经败退至今庆尚南道西北居昌东数公里加召县的加召川，两地相距20多公里，不过一日之程。金钦纯等见品日已撤回本土，也就没有重新攻入百济，一同回归金城。这次反攻便以失败而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自三月五日至四月十九日的战斗中，一直只有新罗方面在活动，而泗沘城中的唐罗联军没有关键性的配合行动。我们只能认为，此时虽然道琛已经撤回任存，泗沘方面受到的压力仍然很大，刘仁愿等无力向离城较远处用兵。豆良尹城作战失败，直接导致了刘仁愿与品日的联动被切断。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方面的史料对新罗方主帅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偏差，很明显这是刘仁愿等消息闭塞所致。这都说明，此时百济复国军虽然不能继续围困唐罗联军，但唐罗联军也同样不能发起行之有效的反扑，双方就此进入了长达1年多的战略相持阶段。在此顺便指出，大意觉迷在文章中把刘仁轨借新罗兵解泗沘之围与新罗之后的西征合二为一，有失察之嫌。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22 22:30 编辑 ]

真田豪

“同理可知，大同江以南至临近江以南大多属于带方郡。”~~~后面那个“南”应该是“北”的笔误吧~~~ PSl一大堆人名、地名、官名看得眼花啊~~~~~[em11][em04]

满者伯夷

确实是临津江以南。

真田豪

[em04]两个以南？~~~晕了~~有地图没有啊？[em05]

满者伯夷

把第二个“以南”改成“流域”了。

满者伯夷

[B]六、白江口补遗考证（上）[/B]
大意觉迷在他的文章中已经十分详细地考证了白江口之战前后的历史背景和经过，分析了不少疑点，给出了很多新颖而有价值的结论，对我很有启发。但大意觉迷的文章由于侧重点的关系，也并非面面俱到，忽略了某些细节，或者在论述上稍有偏差。下面，我就自己某些与其不同的观点给出一点补遗性的考证，以供方家甄别。阅读本节时也请先参考大意觉迷文章中的相关部分。
刘仁轨与刘仁愿会师后不久曾派遣1千唐军出城，对熊津江以东地区发动过一次反攻，但得到的是全军覆没的惨败。于是，他们只能向新罗请兵，试图联合发起第二次反攻，《三国史记》对此记叙较详。《新罗武烈王纪》载：“八年春二月，百济残贼来攻泗沘城。王命伊湌品日为大幢将军，迊湌文王、大阿湌良图、阿湌忠常等副之。文忠为上州将军，阿湌真王副之。阿湌义服为下州将军，武欻、旭川等为南川大监，文品为誓幢将军，义光为郞幢将军，往救之。三月五日，至中路。品日分麾下军，先行往豆良尹（一作伊）城南，相营地。百济人望阵不整，猝出急击不意，我军惊骇溃北。十二日，大军来屯古沙比城外。进攻豆良尹城，一朔有六日，不克。夏四月十九日，班师，大幢、誓幢先行，下州军殿后。至宾骨壤，遇百济军，相斗败退，死者虽少，失亡兵械辎重甚多。上州、郞幢遇贼于角山，而进击克之，遂入百济屯堡，斩获二千级。王闻军败大惊，遣将军金纯、真钦、天存、竹旨、济师救援。至加尸兮津，闻军退至加召川，乃还。王以诸将败绩，论罚有差。”《资治通鉴》卷载：“（刘仁轨）上表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钦自葛岭道遁还新罗，不敢复出。”此可作其补充。
新罗王接到大唐的诏命后以将军品日挂帅，分大幢、上州、下州、誓幢、郞幢5军挺进，并在南川准备了预备队。三月五日，品日所部偏师先进至控制在百济复国军手中的豆良尹城南部，准备选择合适的地点扎营。豆良尹城本为百济悦己县，在今忠清南道定山，距泗沘城所在的扶余东北仅16公里；又在泗沘、熊津两城正中的熊津江段右岸，离江水仅5公里；定山西面3公里处又有海拔561米的七甲山，豆良尹城百济军显然也可以退守山区。新罗军将豆良尹城作为首先攻击目标是因为该城扼住了泗沘城的咽喉，切断了泗沘向熊津江上游的通路，又是百济复国军重要据点熊津的门户，攻破了此城可以解除泗沘的近忧，同时在熊津江北岸建立一个己方的据点，并反过来威胁熊津城。但是，豆良尹城的百济复国军并没有给敌人任何机会，他们趁新罗军立足未稳便发动突袭，将还没开始围城的罗军击溃。
三月十二日，品日所率罗军主力来到古沙比城即古泗城下，随后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古泗城就是原百济中方治所古沙城，即今全罗北道西部的古阜。此地远离泗沘，新罗军将主力布置在这里，其此番出兵的主要目的不是解救刘仁愿等而是趁机兼并百济领土已十分明显。《三国史记》接着称“进攻豆良尹城”当是“进攻古沙比城”之误，因为之后出现的地名都在古阜方向，而远离定山。古沙比城是百济重镇，守军抵抗得十分顽强，罗军攻打了1个月零6天都不能攻克。四月十九日，品日无奈之下决定撤军回国，以下州军义服等殿后。罗军离开古沙比向东才走了10多公里，就在宾骨壤遭到了百济复国军的追击。宾骨壤在百济宾屈县一带，即今全罗北道泰仁西4公里处。新罗军受到邀击，虽然人员伤亡不大，但大量辎重被敌军夺取，士气低落，败局已定。上州、郞幢两军在角山也遇到了百济复国军的阻击，但将其击溃，斩获2000级，取得了一定胜利。
金春秋并没有料到此次出征会遭遇失败，得到品日战败的消息后大惊，急忙派遣金钦纯（《三国史记》作“金纯”，《资治通鉴》作“金钦”）、真钦、天存、竹旨、济师等出兵救援。金钦纯等火速自新罗都城金城出发，向西行至今庆尚北道西南部高灵南约10公里加尸兮县的加尸兮津。援军在此得知品日等已经败退至今庆尚南道西北居昌东数公里加召县的加召川，两地相距20多公里，不过一日之程。金钦纯等见品日已撤回本土，也就没有重新攻入百济，一同回归金城。这次反攻便以失败而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自三月五日至四月十九日的战斗中，一直只有新罗方面在活动，而泗沘城中的唐罗联军没有关键性的配合行动。我们只能认为，此时虽然道琛已经撤回任存，泗沘方面受到的压力仍然很大，刘仁愿等无力向离城较远处用兵。豆良尹城作战失败，直接导致了刘仁愿与品日的联动被切断。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方面的史料对新罗方主帅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偏差，很明显这是刘仁愿等消息闭塞所致。这都说明，此时百济复国军虽然不能继续围困唐罗联军，但唐罗联军也同样不能发起行之有效的反扑，双方就此进入了长达1年多的战略相持阶段。在此顺便指出，大意觉迷在文章中把刘仁轨借新罗兵解泗沘之围与新罗之后的西征合二为一，有失察之嫌。
品日、金钦纯等西征百济不成归国后不久，高句丽又慢一拍地做出了反应。五月九日或十一日，高句丽将领恼音信和靺鞨将领生偕率军攻击新罗北部的述川城。述川即今京畿道东南部的骊州，在汉江边，本属百济，后为高句丽所夺，再之后成为新罗领土。述川城就在前面多次提到的新罗北部重镇南川停东面不到20公里处，可见自去年十一年高句丽大破七重城后已把新罗从临津江南岸逼至汉江附近。或许是因为太过深入，恼音信、生偕没能很快攻陷述川，他们便转而进攻今京畿道北部杨州的北汉山城。北汉山城南距汉江25公里，在七重城东南20多公里处，七重城沦陷后便首当其冲，成为高句丽大举南下必须首先攻克的壁垒。可是新罗北汉山城主冬陁川率领城内男女2800人誓死抵抗，面对高句丽的强大攻势想尽一切办法保卫城池，一直坚守了20多天。最后，城中弹尽粮绝，眼看就要沦陷，可天降陨星坠入高句丽军大营，接着雷雨交加，恼音信、生偕等以为新罗有神人相助，只得狼狈撤军。新罗就这么十分侥幸地坚守住了北鄙，时为六月初。
其实高句丽撤军还另有原因，那就是大唐对其西部的巨大压力。高宗早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就分别任命契苾何力、苏定方、刘伯英、程名振为浿江、辽东、平壤、镂方4道行军大总管，着手准备东征高句丽，以成太宗遗愿。显庆六（661）年正月十九日，在河南、河北、淮南3道67州招募44646人前往平壤、镂方2道行营。是月二十二日，追加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率回纥兵进取平壤。二月三十日确定次三月一日改元龙朔。四月十六日对征辽人事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任雅相、契苾何力、苏定方、萧嗣业、程名振、庞孝泰分别为浿江、辽东、平壤、扶余、镂方、沃沮6道行军总管，率35军讨伐高句丽。这里我们注意到，原先的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从主将名单去删除，而苏定方由辽东道改任平壤道，平壤是高句丽当时的都邑，平壤道无疑是唐军主攻路线。同时，庞孝泰也出现在名单中，负责高句丽东部沃沮方面的攻略。《旧唐书》卷《许敬宗传》载：“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恐怕刘伯英和庞孝泰的这一降一升，就是许敬宗为庞孝泰溢美的最直接反映。当时高宗欲效仿太宗亲征，左骁卫义全府折冲都尉李君球和皇后武则天苦谏乃止。五月二日，高宗重申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任雅相为浿江道大总管的诏令，以3人为主帅正式发动旨在灭亡高句丽的大规模战争。虽然唐军侵入高句丽领土还需要花费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大唐兴兵的风声早就东传，高句丽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所以，当恼音信、生偕等久攻北汉山城不下后，他们一定急于撤回本土休整，以便不日迎战来势汹汹的唐军。
同时，高宗遣入唐宿卫的金仁问、金儒敦等归国，向武烈王通报大唐兴兵东征事宜，要求新罗出兵响应并约定兵期。不过，2人抵达金城时值六月，武烈王刚好于此前去世，享年59岁；其长子金法敏即位，是为文武王。这则新罗王位更替的消息很快由使节报入东都洛阳，约于八月送达。金仁问等回到新罗后还向于当地养病的东征百济时加林道行军总管柴哲威转达了圣意，高宗改命其为含资道行军总管从高句丽南境挺进，以配合唐军主力。同时可能接到诏令的还有泗沘城中的百济都护、熊津都督刘仁愿等人，他们和柴哲威一样负有呼应主力的任务。刘仁愿得令后亲自率领部分唐罗守军自泗沘下水，沿江而下至熊津江口，再走海路北上至鞋浦（约在今京畿道西南海岸）登岸，陆路东行至南川停，等待文武王大军前来汇合。由于当时百济复国军力量还占优势，刘仁愿不可能抽调大量兵力北上，他此行实力不会很强，故而在新罗方面主力到达之前不敢轻易冒进。
由于武烈王在位期间武功卓越，又很注重树立太子金法敏的威信，新罗王权大大加强，从武烈王到文武王的过渡也较为平稳。不过，新罗终究是处于丧期，配合动作相对缓慢了一些。七月十七日，文武王任命舅父金庾信为大将军，并分派了大幢、贵幢、上州、下州、南川州、首若州、河西州、誓幢、郞幢等多路兵将，做好了出征的人事安排。但之后，新罗的举动开始变得奇怪起来。
八月十一日，苏定方所率大唐水军为平壤行军道主力，在浿江（今大同江）苇岛大破高句丽守军，夺取马邑山建立营垒，不久便开始围困平壤城。而新罗文武王一直到了八月下旬才亲率大军离开金城，这显然是在探明唐军已经获胜后才发的兵，并没有与唐军配合行动的企图。当文武王一行进至金城西北约100公里的始饴谷（今庆尚北道西部洛东江沿岸）时，听说有大批百济复国军占据了西面约50公里处的瓮山城。瓮山城大致在今忠清北道南部沃川附近，由于新罗军北上一直是经忠清北道至京畿道南部，瓮山城控制在百济复国军手中对新罗军侧翼构成较大威胁。按理来说，新罗方面应当迅速出击将瓮山城，随后尽快北上与刘仁愿会师，然后进取高句丽南境。但是文武王却慢吞吞地遣使者前去劝降，遭到百济军严词拒绝后也没有马上采取行动，直到九月十九日才进至瓮山城东约17公里处今忠清北道南部青山一带的熊岘停，耽搁了半个月以上。熊岘停至瓮山城实际上只有1日之程，可新罗军二十五日才开始围城，又多等待了5天。瓮山城中仅有数千百济军，才2天就陷落了，这个攻取的时间与之前文武王犹豫等待的时间显得极不相称。随后，新罗发动上州军及一牟山、“沙尸山”2郡的兵马攻陷百济雨述城。一牟山郡即今忠清北道西部文义，本属百济，此时已为新罗所据；“沙尸山”当为“古尸山”之误，即今沃川，新罗名之为管山，或即瓮山，新罗方取此地设郡；雨述在今大田市怀德，本为百济东部要郡、熊津东面门户。至此，此3地都落入新罗手中，对于百济复国军来说是一大打击。同时，深入新罗本土的一支百济力量——达率助服、恩率波伽等投降，他们原本控制着今庆尚北道北部安东一带的古陁耶郡。古陁耶郡本为新罗之地，大略在武王、义慈王东征时为百济占领，如今因为一牟山、古尸山、雨述等地均被新罗征服，古陁耶与百济本土联系完全切断，他们只得归顺了文武王。文武王在对付百济复国军方面获得数次胜利后嘉奖属下兵将，为了缓和与在南川停苦等2个月之久的刘仁愿之间的关系，也给他送去了丝绢，但却没有前往南川会师。刘仁愿苦于兵少，只得继续等待。
在新罗与百济复国军纠缠的这1个多月里，大唐陆军在北线又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之前，高句丽实权者泉盖苏文派其子泉男生率精兵数万人镇守鸭绿江一线，阻止唐军渡河。结果，唐军陆路主将辽东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趁天寒河面封冻之机抢渡鸭绿江，鼓噪喧哗壮大声势，高句丽瞬时崩溃，被死达3万人，其余归降者不计其数，泉男生只身逃还。这是龙朔元年九月间的战况，新罗方面很可能是得到了契苾何力鸭绿江大捷的消息后才开始瓮山城攻略的，平定瓮山一带后新罗又开始按兵不动，他们拥兵观望并渔翁得利的意图已十分清楚。
然而，之后的形势开始对唐军不利起来。十月，大漠南北的铁勒发生叛乱。十一日高宗以前扶余道行军总管萧嗣业为仙崿道行军大总管，将其调离高句丽战场；同时传令给契苾何力军，命其撤回鸭绿江北，并调契苾何力为铁勒安抚大使。正巧高宗得知武烈王金春秋去世后派遣的吊唁使抵达金城，十月二十九日该消息送至文武王行营处，金法敏便下令收拾全军返回金城接受册名和赐物。新罗军回师后，刘仁愿在南川停留的这3个月显然毫无意义，此后不久他大约也尴尬地撤回了泗沘，以防止鬼室福信等乘虚而入。失去了其他各路兵马的呼应，苏定方等渐成孤军。时已入冬，天气又变得寒冷起来，围困平壤的唐军粮草也开始接济不上了。至十一月，苏定方觉得难以支撑，只得遣含资道行军总管刘德敏、新罗大监文泉前往金城督促援军、催讨粮草。文武王没有大举出兵，只是命金庾信于十二月十日启程押运军粮赴平壤，时泗沘守军也来求粮，新罗又遣老弱输送。此时，高句丽向倭人求援，齐明女王遣水师北上，虽停泊于百济加巴利滨时失火受到一定损失，但仍起到了声援的作用。
自十二月开始，平壤高句丽开始反扑，连破唐军两座营垒，还有两座要塞一时不能攻陷。次龙朔二年正月，泉盖苏文大破唐沃沮道行军总管庞孝泰于蛇水，庞孝泰所率岭南兵全军覆没，与其子13人全部阵亡。蛇水大捷鼓舞了高句丽军的士气，给唐军造成极大压力。更为糟糕的是，唐军主将之一的浿江道行军大总管任雅相年老体弱，正月下旬卒于军中，噩耗二月十四日传入洛阳。
据《旧唐书》卷83《程务挺传》，其父程名振也死于龙朔二年，赠右卫大将军，谥曰“烈”。由此，程名振不是死于军中，便是于行军染疾受累而后致亡。《太平广记》卷249引《御史台记》载：“唐曹怀舜，金乡人。父继叔死王事，赠云麾将军。怀舜襁褓授游击将军，历内外文武官。则天云：‘怀舜久历文资，而屈于武职。’自左鹰扬卫郎将拜右玉钤卫将军。”据《资治通鉴》卷202，仪凤三（678）年正月曹怀舜已官至左金吾将军，开耀元（681）年征突厥时惨败而遭流放。怀舜受武则天赏识当在仪凤三年以前，若此时其20岁，则龙朔元年时3岁。其父曹继叔“死王事”时“怀舜襁褓授游击将军”，继叔很可能就死于龙朔元年、二年间。当时唐军大战事无非高句丽、铁勒两起，曹继叔前番刚随苏定方平百济，此时在定方左右可能性较大，即“死王事”意指战死高句丽；即便曹继叔“死王事”在铁勒，也当和萧嗣业、契苾何力一样由高句丽战场调去，从而使东征唐军实力减弱。
庞孝泰、任雅相或者还有程名振、曹继叔的先后死去，围城营垒的失守，在唐军心中无疑都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至此苏定方天时、地利、人和尽失。所以，二月六日刘德敏协同金庾信等艰难地将粮草送至平壤城下交到唐军手中后，苏定方立刻拔营回国。这虽然在道义上有所欠缺，但也是大势所趋，迫不得已。高句丽军见平壤围解便开始追击运粮的新罗兵，结果被金庾信大败，斩首万余级。三月二十四日，苏定方败军回归，这支败军的归程用去了47天。而金庾信等回到金城后，文武王却于三月命所司设大酺庆贺，其原因当然是新罗趁着大唐、高句丽相持平壤，百济、倭人被其它事务吸引之机，从百济复国军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新罗才是此役的最大赢家。
至此，高宗的东征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也明白这不是东征将士的过错，并未对他们横加责罚。高宗此时有些心灰意冷，决定将打灭高句丽的计划暂且搁置；而当初灭亡百济的目的就是设立南线基地，为进攻高句丽作准备，如今留守百济也变得无用起来，便下诏给熊津都督刘仁愿称：“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撤军诏书约于是年四月送达。刘仁愿以下几经生死，斗志已丧，一心西归。只有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认为还有希望，坚持继续留镇百济。刘仁轨见识远大，但此间他是否有私心杂念也须注意。他本戴罪白衣，因王文度暴卒方有机会起复，若无功而回，自然从此湮没，再无出头之日，如李义府仍欲加害，则朝不保夕，性命不全。所以，他对于立功百济有着特殊的执念，力排众议要继续坚守也就不足为奇了。好在刘仁愿很信任仁轨，众人也被这位长者的滔滔文词说服，泗沘城镇兵得以保留。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大唐东征高句丽、新罗夺取瓮山等地、刘仁愿久待南川之时，百济复国军主力鬼室福信、道琛等并没有出彩的表现，甚至这场大战中根本不见他们的踪影。究其原因，此时百济复国军中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动。道琛兵败熊津江口之后退守任存城，与鬼室福信的周留城相呼应，之后又击退了唐罗联军的两次反扑。于是，百济复国军士气又振，道琛自封“领军将军”，鬼室福信则自称“霜岑将军”。二人还向唐罗联军扬言要抵抗到底，并拒绝接见刘仁愿、刘仁轨派去的使节。显庆五年十月、龙朔元年四月，鬼室福信等两度向倭国请求遣还故王子扶余丰璋为新王，倭国虽然口头同意却都没有马上实施。龙朔元年五月九日齐明女王、中大兄王子等到于今日本福冈县中部朝仓市的筑紫朝仓橘广庭宫，扶余丰璋也随同抵达那里。这年七月二十四日齐明女王死于疫病，直到九月倭国中大兄王子才将新娶了多臣蒋敷之妹的扶余丰璋遣还，并命狭井连槟榔、秦造田来津等率5000人护送。关于扶余丰璋归国的时间《旧唐书》认为在龙朔元年三月以前，《新唐书》不载，今观《日本书纪》所记甚详，从之。扶余丰璋立为百济王正当新罗文武王率军攻略瓮山城前后，此时鬼室福信等的注意力都在与倭人交涉立新王上，没能顾及东面的局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鬼室福信特别在意扶余丰璋即位一事恐另有隐情。他与道琛虽共同起事，但两人貌合神离，都不愿从属于对方，内部分裂由来已久。从《日本书纪》看，与倭人交涉均由鬼室福信主导，根本不见道琛的名字，鬼室福信很可能以此将倭人和新王扶余丰璋拉到自己一边，从而压倒道琛。故而我推测，扶余丰璋及倭军至百济后不久，鬼室福信就通过精心的准备杀死了道琛，并逐步把扶余丰璋傀儡化了，其中恐怕也有倭人的通谋。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阴谋内讧，使得百济复国军在这2年里没有什么进展，失去了与高句丽呼应击溃唐罗联军的机会。
龙朔二年正月及三月，中大兄王子先后下诏向鬼室福信和扶余丰璋输送大量军用物资、稻种及棉布衣料。是年三月，倭人为前番高句丽曾请援，乃派兵马占据疏留城。疏留城或即百济复国军初起的都都岐留山一带，在百济北部，确为险要之地。但此时苏定方大军已经回国，所以《日本书纪》《天智纪》中“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新罗不获输其西垒”之语不过是虚饰夸大之词罢了。而扶余丰璋和倭人与鬼室福信之间也有很大隔阂，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在漫漫积聚。所以，当高宗要求泗沘镇兵撤离时，刘仁轨已经看出了这种端倪，并把扶余丰璋、鬼室福信之间存在矛盾作为劝说大家坚守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年五月，中大兄王子所遣大将军阿昙比逻夫等率舟师170艘抵达百济，正式册立扶余丰璋为百济王，这显然是倭人为了树立百济与倭国的从属关系而采取的举动，其政治象征意义更大于军事意义。大意觉迷结合《日本书纪》和《扶桑略记》认为阿昙比逻夫所部正是前面提到的输送物资的队伍，有兵士17000人，我同意他的这一观点。既得军资又获援兵，扶余丰璋等自然欣喜异常，为表忠心，遂于六月遣达率万智等进调献物。
得到倭国支持后，百济复国军实力壮大了不少，鬼室福信等得意忘形，空虚无备，还用嘲讽的口吻致书熊津都督府，逼诱唐军回国。不料泗沘唐罗联军在刘仁轨的说服之下反客为主，一面向朝廷求派援兵，向新罗求送军粮，一面展开反攻。五、六月间，刘仁愿、金仁泰、刘仁轨等率军与鬼室福信部下大战于熊津之东，取得胜利，一举拿下去年新罗偏师攻取未遂的尹城，杀获甚众。在这次反攻中，唐军还拔除了支罗、大山、沙井等城栅。支罗又作知留，后来成了大唐设于今全罗南道罗州附近带方州的至留县。大山本为百济加林郡辖县，即今忠清南道西南部的鸿山，在泗沘城西南约13公里处。沙井系百济古城，公元5世纪后期的东城王、公元6世纪上半叶的圣王都曾修筑过此城，具体位置不明，但可初步判定在熊津江附近，或处泗沘城东北方向。尹城、大山、沙井都在泗沘周围，唐罗联军拿下这3座城栅并分兵驻守，使自身的活动空间大大增加，诸城互成犄角，形势已与此前困守孤城时不可同日而语。经此一役，百济复国军不敢再掉以轻心，鬼室福信等因瓮山、雨述、一牟山等城前被新罗伺隙夺取，为切断泗沘城与新罗间饷道，便在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岘城加派兵马固守。真岘即今大田市西部镇岑，本为百济黄也等山郡辖县，位置确实险要。约七月初，刘仁轨出其不意，引新罗兵乘夜偷袭，军士们从城墙四面攀草而上，斩首800级，遂于比明入据其城，新罗饷道至此畅通。这场战争的形势就此发生了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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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觉迷

疏留城应该就是周留城,并非他城.

满者伯夷

[B]七、白江口补遗考证（下）[/B]
早先接到刘仁愿、仁轨求援书信时，朝廷还颇有顾虑，可之后不久镇兵捷报频传，这显然鼓舞了高宗的斗志。他便于龙朔二年七月三十日当日下诏，以从三品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发淄、青、莱、海4州兵7000人往伐百济，军中总管还有前百济太子扶余隆、前含资道总管刘德敏，又以刘仁轨为行军长史。同时，授扶余隆熊津都督、马韩道安抚大使，从而结束了百济都护刘仁愿对熊津都督一职历时近2年的兼任，这显然是希望借重扶余隆前太子在百济人民心中的威望，起到怀顺伐叛的效果。关于孙仁师熊津道行军，有两个问题须在此予以说明。
第一，高宗下诏的具体时间问题。《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将此事记在龙朔二年七月一日戊子，且于后叙七月十一日戊戌李义府罢免事；《旧唐书》卷199《百济传》、《新唐书》卷220《百济传》将刘仁愿、仁轨克真岘城叙于二年七月，接叙孙仁师东征；《资治通鉴》卷200龙朔二年七月三十日条载：“丁巳，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随后详叙高宗下诏撤军、刘仁轨建议留守、镇兵克真岘城、请朝廷增兵及高宗下诏东征等事；《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将百济复国运动兴衰始末总叙于龙朔三年五月条，其所引《答薛仁贵书》则称“至龙朔三年，总管孙仁师领兵来救府城，新罗兵马亦发同征，行至周留城下”。两《唐书》、《资治通鉴》与《三国史记》分歧十分明显。
《资治通鉴》卷201麟德元年十月六日条引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书中提到，今在镇兵自发家之日起已经2年。我认为十月六日系刘仁轨奏疏送达高宗手中的时间，自泗沘至都城长安需26、27天，则这些镇兵大约是在龙朔二年九月前后离家的。考查各种史籍，大唐这些年里向百济派发援兵只有孙仁师挂帅这一次，龙朔二年九月很可能就是孙仁师率军出发的时间。由此，《三国史记》的“龙朔三年说”可以否定，产生这种说法的原因恐怕是新罗军的行动主要在三年展开，比孙仁师率军东征晚了相当一段时间。
那么，高宗下诏增援的时间究竟是七月一日、七月三十日或其它时间呢？我认为当取七月三十日为宜。《资治通鉴》、《新唐书》都由司马光总编，其参撰人员有很大的共通性，使用的资料也多有重复，两者理当互相参照，内容上不应出现大的分歧。但《新唐书》编撰时力求文字简约，虽然比《旧唐书》增加了不少材料，却因为行文过简反而造成了一些脱谬。《新唐书》《高宗本纪》中孙仁师受命东征一条是《旧唐书》里没有的，属于新补史料，不过我们仍可推测《新唐书》从他书采集本条时也会简化文字，甚至因此产生差错。《新唐书》《高宗本纪》龙朔二年七月有一日、十一日两条纪事；《资治通鉴》则有七月一日、三十日两条，主要文字为：“秋七月戊子朔，赦天下。丁巳，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仁愿乃奏请益兵，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新唐书》引用同源史料时将“丁巳”记日及克获真岘城漏去，以至将此事连书而误入七月一日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由此，我认为“七月一日说”应当予以否定。实际情况是，刘仁愿等得真岘城后书写战报，同时再度请求朝廷增援，此书信由飞驿于七月三十日送抵长安，高宗获悉大喜，遂下诏命孙仁师出兵熊津道，这才是正确的时间节点。他们准备了2个多月，约在是年九月中自莱州出发，当月底或十月初抵达新罗德物岛。自诏书下达至此约3月（是年有闰七月），其间新罗文武王于七月派出的朝贡使金仁问也到达了长安。
第二，孙仁师所部的战斗力问题。两《唐书》等中国侧史料说得很清楚，孙仁师所部为淄、青、莱、海4州之兵7000人，或称“齐兵”7000人。但《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龙朔三年五月条却说“诏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四十万至德物岛，就熊津府城”，大唐援军数量竟达40万，是中国侧数字的57倍，这明显是夸大其词。不论这种谣言系何人所造，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壮大援军声势，隐藏其真实实力。那么这支7000人的援军战斗力究竟如何呢？这需要具体分析。
张沛编《唐折冲府汇考》中记录了唐代各时期近700个折冲府，淄、青、莱、海并没有折冲府见于记载，所以孙仁师所部不是府兵。《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载：“东莱守捉，莱州刺史领之，管兵千人。东牟守捉，登州刺史领之，管兵千人。”莱州、登州已分，这两个守捉也不是龙朔二年的编制。而后来设立监管这些地区的兖海、平卢军两节度使此时也不存在。
据《旧唐书》同卷，4州贞观十三（639）年在籍户数分别为海州户8999、口43693，青州户10658、口56317，淄州户6323、口34425，莱州户11568、口63396，总计户37548、口197831；全国在籍户3041871、口12351681，4州总计户口占全国分别为1.23%和1.60%。天宝十二（753）载东海郡（原海州）户28549、口184009，北海郡（原青州）户73148、口402704，淄川郡（原淄州）户42737、口203821，东莱郡（原莱州一部）户26998、口171516，东牟郡（原莱州一部）户20298、口108900，总计户191730、口1070950；全国在籍户9187548、口52881280（此为天宝十三载数字），5郡总计户口占全国2.09%和2.03%。永徽三（652）年全国在籍户约385万，以每户6口计2310万口。从贞观十三年至永徽三年，户数年增长率1.8%，口数年增长率5.1%，这是因为唐朝疆域不断扩大，逃户、隐户大量检出的缘故。从永徽三年至神龙元（705）年户数年增长率仍有0.94%，口数年增长率为0.95%，这还是很高的。若永徽三年至龙朔二年这10年内口数增长率仍有1%，龙朔二年全国在籍约2552万人口。以龙朔二年4州在籍人口占全国1.8%计，约有45.94万口。再按照3.5口出1丁计，4州当时共13.13万丁。天宝十三（754）载，全国课丁约占在籍丁数的51%，按规定这些课丁每年需承担20天的劳役。如龙朔二年4州课丁比例与天宝十三载全国比率相当，其时当役的壮丁不过约3670人，才及孙仁师所部人数的一半多。由此判断，孙仁师所率4州兵只能来自强行征募。
唐代募兵中不乏精勇善战的豪杰，薛仁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绝大多数募兵的战斗力并不如日夜操练的府兵。前面提到，龙朔元年征讨高句丽时也进行过一次大范围的募兵，当时在河南、河北、淮南3道67州招募了44646人从军；而这次在4州之内便招募7000人从军，其比例之高实在惊人，战斗力更要大打折扣。而《旧唐书》《刘仁轨传》引其后仁轨所上表文则更说明这些募兵的状况：“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发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百姓不愿征行。”这些募兵“从显庆五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洎到西岸，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尽”，“又为征役，蒙授勋级，将为荣宠，频年征役，唯取勋官，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他们到了百济之后，“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奋发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单寒，唯望西归，无心展效”。这正是孙仁师、扶余隆、刘德敏等所率援军的真实面貌，正是为了掩饰外强中干的实情，“四十万”之说才应运而生。包括行军长史刘仁轨在内，当时并不了解这些情况，百济、新罗更无从探察。鬼室福信等必定如临大敌，遣水陆大军在中路阻击，企图将援军与泗沘守军隔绝开来，各个击破。
自五月至七月间刘仁愿、刘仁轨等连续取得百济5座城栅后，新罗方面也于八月展开行动，文武王遣金钦纯等19将军统兵拿下了内斯只城。内斯只城本是百济奴叱只县，属雨述郡，在今大田市儒城一带。雨述、真岘两地分别为新罗、泗沘方面夺取后，正在二者之间的内斯只城已腹背受敌，不能独存，其沦陷不过是时间问题。至此，新罗与泗沘之间通过真岘、内斯只、瓮山、熊岘等堡垒连接，已畅通无阻；相反，百济南北两部却因此变得联系困难起来。
一般来说，孙仁师要与刘仁愿汇合，应当选择老路，走熊津江口逆流而上。但此处江海交汇，易守难攻，孙仁师所部兵力不足，行此策略有些困难。从后面的情况，他们也确实没有很快进至泗沘，中间还有些波折。我认为，孙仁师等在德物岛休整并商议对策，决定首先从百济中方突破。因为那里不是倭济联军的防御重点，而且行军总管扶余隆原本就担有马韩道安抚大使的头衔，于理也合。这股唐军出其不意，跳过熊津江口直下古沙夫里城，于当地大破倭军，立稳脚跟，故该地后改名“平倭”。孙仁师等人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在充分估计了敌我实力对比的情况下才制定方案，终于获得成功。
该年十二月一日，扶余丰璋、鬼室福信等不顾倭军将领朴市田来津的反对把政治中心从周留城迁到了避城。该段史料我之前已经引用，此不赘述。但我们现在也可以想到，扶余丰璋、鬼室福信等“迁都”的意图恐怕也不全是周留土地狭隘的缘故，其中也许还有以此加强对南部领土控制并更便于对付古沙夫里大唐援军的目的。但次龙朔三年二月，新罗金钦纯、金天存等领兵攻取百济居列城，斩首700余级，又攻降居勿、沙平2城，攻破德安并斩首1070级。位于今庆尚南道居昌的居列也许是百济复国军在新罗故土上最后一个据点了，东方治所德安及今全罗北道东南部居宁的居勿、全罗南道东部升州的沙平3地都失落了，这对刚迁都百济产生很大压力，他们只得很快迁回周留。同月，百济遣达率金受向倭国进调，显然附带了求援之意。
龙朔三年四月，大唐以新罗为鸡林大都督府，以文武王为从二品鸡林州大都督，正式将新罗也纳入天朝羁縻统治体系。五月一日，援百济倭将犬上君向高句丽通告完百济事态后回到周留，面见其王扶余丰璋。扶余丰璋随即向犬上君抱怨鬼室福信专权独断，希望倭人帮助他除掉福信。犬上君等早已觉得福信势大难制，于是和丰璋议定谋杀计划。六月，中大兄王子于三月所遣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概、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逻夫、大宅臣镰柄等2万7千人攻打新罗本土，意在围魏救赵，这支大军攻取沙鼻岐、奴江2城，却没能扭转局势。同月，丰璋、福信互相算计，扶余丰璋终在倭人和达率德执得等的协力下将福信斩杀。
百济复国军的第二次内讧给了唐罗联军极佳的进攻机会，孙仁师所部顺利与刘仁愿等会师，新罗文武王率金庾信等28将军于七月十七日离开金城，前往泗沘与大唐百济都护府、熊津都督府、熊津行军道兵力会合，共商大计。扶余丰璋等虽然立刻向倭国、高句丽求援，但为时已晚，胜利的天平明显倒向了唐罗联军一边。刘仁愿、孙仁师、刘仁轨和新罗方面商量决战步骤，否定了先攻水陆要冲加林城的意见，确定先取此前得而复失的豆良尹城，然后水陆并进直取周留城的战略计划。
泗沘守军原有唐军1万及罗军7千，刘仁轨统王文度之众少量加势，孙仁师又有兵7千；除去4年间战斗及非战斗减员，此时约有2万；分出一部分守备古沙夫里、支罗、大山、沙井、真岘等城，还余1万5千上下。文武王此次几乎倾全国之力，除去南线与上毛野君稚子所部倭军2万7千人胶着及北线防守高句丽的人马，恐仍有3、4万之数。于是，唐罗联军泗沘会师后可调配的主力就有5万以上，刘仁轨、扶余隆、杜爽率170艘船2万人并粮草行水路，刘仁愿、孙仁师及文武王主力3万余人走陆路，八月十三日出发。百济复国军本有数万，其数似不超过原来通国兵力5万之数；倭人援军方面则当除去上毛野君稚子等直接从对马岛攻击新罗本土的2万7千人，八月有庐原君所部健儿1万余，至此共3波合计3万2千人。倭济联军在这些年里或死或降足有2、3万人，且须分散镇守已被割成数块的领土内上百座城池，则周留城一带可以集结的兵力恐怕只有不到4万人，相比之下已处劣势。倭军有兵船1000艘约2、3万人进于白江口，百济则以陆军在岸上与水军呼应，另一部留守周留城。
这里还需要对周留城和白江口的位置和地形做一考证。《李绩奏状》支浔州下9县中有“平夷县，本知留”，而《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有“地育县，本百济知六县，景德王改名，今北谷县”。“知留”、“知六”、“周留”、“州柔”一音之转，又有“平夷”明义，则此即周留所在无疑。据《大东地志》，今忠清南道西北瑞山“北三十里”有地谷古邑，并有古城周1027尺，这应当就是《三国史记》中提到的地育、北谷，考其位置大略在今花川里一带。
《三国史记》《百济义慈王纪》中的一段记述有助于我们了解白江的位置情况：“兴首曰：‘白江（或云伎伐浦）、炭岘（或云沈岘），我国之要路也，一夫单枪，万人莫当。宜简勇士往守之，使唐兵不得入白江，罗人未得过炭岘。……’于时，大臣等不信曰：‘……莫若使唐兵入白江，沿流而不得方舟，罗军升炭岘，由径而不得并马。当此之时，纵兵击之，譬如杀在笼之鸡、离网之鱼也。’王然之。又闻唐、罗兵已过白江、炭岘……于是，合兵御熊津口，濒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阵。与之战，我军大败。王师乘潮，舳舻衔尾进，鼓而噪。定方将步骑，直趋其都城。”沈岘就是真岘，其位置的重要性我已在前文中提及。而从文义看，白江为大唐水军通往泗沘城必经之地，水域狭窄，又在熊津江口以下。熊津口一战“定方出左涯”《旧唐书》《苏定方传》作“定方升东岸”，这表明熊津口一段江水系自北向南流淌。今锦江扶余以下自石城至江景段、自笠浦至熊浦段为南北流，而包括熊浦至锦江口段的其余河段都呈东西流向。由此，“熊津口”不当是今锦江口，“熊浦”之名或与之有关，我认为熊浦以下至锦江口河段就是所谓的“白江”。也就是说，今锦江当时各段名称不同，有熊津江、白江等，或者白江是熊津江末段之名；这与长江名通天河、金沙江、荆江、扬子江等相类，江河命名中颇为常见。于是，所谓“白江口”就是锦江入海口，此无所疑，这部分江段自东向西流入大海。
我们注意到，周留城与白江口相隔较远，过去把两地绑定起来比对是不能得到正确答案的。判明周留、白江位置后，这场战役的形势就明朗多了。刘仁愿、孙仁师、文武王领唐罗陆军主力率先出发，直趋周留城，八月十七日抵达后立刻围城，路上用去4天。花川里在扶余西北方直线距离80公里处，此段路程与陆路行军时间相合。刘仁轨等稍事整备后率水军及粮船自泗沘出发，顺熊津江而下，又入白江，试图沿海岸北上与围攻周留城的陆军会合。倭济联军并不希望困守孤城，其水军早从周留荡海南下或由百济其它水域调集过来，部分百济骑兵则沿海岸行进，为水军护卫。结果，敌对双方于八月二十七日在白江口遭遇，著名的“白江口之役”就此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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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唐罗水军170艘2万人，平均每艘118人，还要去掉一些载人相对较少的粮船，可以判断基本都属150人上下的楼船巨舰。因为携带着粮草，我认为刘仁轨等原本没想用这支水军与敌决战，他们在战略上有些被动。而倭济水军1000艘2、3万人，平均每艘才20至30人，可见多数是小船，即便有一些120人上下的大船，其数量也不超过100艘。倭人的众多小船在江中作战行动方便，他们又擅长水战，此番浩荡而来，目的就是找唐罗联军主力决战。不过，倭济水师自海上开阔水域前来，船只数量巨大，故而队形松散，有先有后，恐怕也没料到会在白江入海口遇到唐罗水军，其战略上虽属主动，但战术上也是被动的。二十七日当天，倭济水军先头部队遇见刘仁轨所率水军，可能是担心唐罗水军出江入海后水域明显开阔，己方小船灵活的优势即将丧失，便抢先发起进攻。唐罗水军以大船布列江口，坚阵而守，倭济先头失利而退。次二十八日，倭济方面主力集结白江口完毕，众倭将与百济王扶余丰璋没有观察天时气象便盲目乐观地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率队形混乱的大小船只从中路冲击唐罗坚阵，意图将敌军逼入白江窄段，发挥已方所长。刘仁轨等看出了对方的意图，故意使中面的大船缓慢后退，而保持两侧巨舰相对位置靠前，引诱冲动的倭济小船窜入包围圈。这时唐罗水军在江内属上游，倭济乱伍在下游或海中，水流优势在唐罗一方；当时似行东风，唐罗水军又占天时。刘仁轨等待时机成熟便命两翼楼船自左右夹击敌军，同时纵火焚烧，火借风势很快在对方船只间蔓延开来。倭济水军本就队形混乱，此时更为不堪，众多水手、军士弃船逃生，这又造成附近其它船只舻舳不得回旋，动弹不得。须臾之间，倭济水军连续3次败绩，被焚400余艘，水面上火光冲天，江海皆赤。同时，其陆上策应部队也被配合刘仁轨行动的部分新罗陆军击溃。倭军重要将领朴市田来津等力战而死，扶余丰璋与身边数人乘船窜往高句丽，唐军缴获其宝剑。倭济联军主力在一两天即告覆灭，这是百济复国运动全面失败的标志。
大意觉迷在文章中认为“刘仁轨是否懂得水战，现有史料无法证明这一点”，此话恐不确。显庆五年苏定方打平百济时，刘仁轨曾负责漕运辎粮并兼统水军，后因李义府残害蒙罪；至是年底、次年初，仁轨引王文度之众与新罗兵破道琛于江口，此又逢水战。总章元年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熊津道安抚大使，上元二（675）年为鸡林道大总管，皆获大胜。海东兵事，水战常见，刘仁轨频经渡海，总在军旅，以“白江口之役”前后仁轨的经历看，可以推测他是善于水战的。
大意觉迷接着认为军中的刘德敏“是个精通水陆各种战法的老手”，此乃事实，但我们也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刘德敏当时确和刘仁轨一道统帅水军。大意觉迷凭其过人的洞察力发现董诰编千卷《全唐文》卷185王勃作《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一文的传主就是刘德敏，这为我们考察他的事迹提供了一部较为详细的资料。我们结合两《唐书》、《册府元龟》、《元和姓纂》、《全唐文》其他篇目及一方重要的金石文资料《大唐监察御史裴炎故妻刘氏墓志铭》，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位唐代三朝元老的生平，补充插叙于下。
刘德敏祖上自称出自汉朝皇室，为楚元王刘交之后，其祖刘轸出任北齐高平太守、谏议大夫，其父刘子将任隋朝毗陵太守、和州刺史。刘德敏是子将次子，其长兄就是更为著名的刑部尚书刘德威，还有一个三弟滁州剌史刘德智。刘德威在两《唐书》中均有传，史载其出生于隋开皇二（582）年，则刘德敏也当生于开皇前期或中期。刘德威本为隋将，后归李密，武德元（618）年又随李密投降李渊，被任为从三品左武候将军，封滕县公；其弟刘德敏很可能也在此前后归顺大唐，武德三（620）年任为正四品下中郎将，《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称其“俄迁大将军”位阶过高，恐与事实不符。之后刘德敏跟随秦王李世民东征西讨立下战功，武德五（622）年加勋位上柱国，九（626）年封爵望都县男，贞观元（627）年又进爵为侯。贞观八（634）年，太宗命正三品兵部尚书侯君集出积石道、正三品刑部尚书李道宗出鄯善道、正三品凉州都督李大亮出且末道、从三品岷州都督李道彦出赤水道、正四品下利州刺史高甑生出盐泽道，并突厥、契苾之众5路进击吐谷浑，时刘德敏为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即高甑生的副将。次九（635）年，高甑生、刘德敏先后与依附于吐谷浑的羌人激战，大败之。不久，刘德敏转为左卫中郎，很快因功迁任正四品上右虞侯率，右虞侯率府是东宫十率府之一。其后，刘德敏出任沙州刺史，镇守陇西，至贞观十四（640）年侯君集拜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出征高昌时，刘德敏任高昌道行军总管为其下属，结果马到功成，西域开通。约次年，他的三女儿嫁给了后来高宗朝的重臣裴炎，此女生于贞观元年。贞观十七（643）年，刘德敏的母亲去世，他丁忧去职。此后，刘德敏起复到江南某地担任刺史，接着出任睦州刺史，均政绩卓著，声名远播，遂转升从三品松州都督。高宗即位后又将刘德敏调回沙州任刺史，显庆年间他改任正三品潭州都督，爵位也进至望都县开国公，显庆五年裴炎妻刘氏去世时他正在此任。
龙朔元年高宗大举征辽，以皇表兄交州都督柴哲威为含资道行军总管，刘德敏出含资道总管，为柴哲威副官或后任。这年底，刘德敏受命主要负责唐军与新罗方面的联络，为苏定方催讨军粮，又与新罗文武王商议为泗沘守军提供后勤援助，至次年二月押粮归营，三月随苏定方回国。龙朔二年七月，孙仁师受命发起大唐第二次百济征讨，刘德敏又参其军。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位老将的品阶实在主将孙仁师、百济都护刘仁愿等之上，为军中最高者。刘德敏在这场最后大战中的表现可参《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公昔从幕府，早厕戎行，览兵法於轩辕，受阴阳於吕望，三门五垒，得破敌之奇谋，火舰云梯，总行军之妙法。故得战无全阵，野靡坚城。摐金将跃马暂临，衔璧与牵羊相继。岂惟秋方息乱，遥闻定远之名，春谷投心，遐想度辽之策。若斯而已矣。”此时刘德敏恐已70岁上下，从武德三年任中郎将以来为大唐奔走40余年，作战经验丰富，故其一出马敌军望风溃散，闻讯而降。文中仅“火舰”一词似与水战有关，“故得”之后的实绩中“坚城”、“跃马”却都是陆战描述，且刘德敏此前征战亦屡在西偏，“白江口之役”具体细节仍然待考。麟德元年初凯旋后，刘德敏因功授正三品广州都督，封爵平原郡开国公。刘德敏到广州上任了一段时间，朝廷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便于当年改授正三品金紫光禄大夫行常州刺史。若干日月后刘德敏逝于任上，享年近80岁，又赠梁州都督。刘德敏最后爵至郡公，位尊上柱国带三品职事，开府立国，彰显宗族，其荣何其之盛！
接着回过头来继叙“白江口之役”紧后的情形。龙朔三年九月七日，在唐罗联军围困下，得闻8日前白江口惨败的周留城守军没有了斗志，“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开城投降。这座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闻名半岛的坚城只支持了19天。此时，部分百济国人决定逃往倭国，他们知会了在枕服岐城的妻子等，告知意图及流亡计划。枕服岐城本为百济所非兮县，在今全罗南道西北部社仓，此地当是百济复国军的后方基地。九月十一日，众人自牟弖出发前往弖礼城。牟弖或即百济武尸伊郡下辖毛良夫里县，即今全罗北道西南部高敞，距枕服岐城北20公里。弖礼城本为百济伏忽郡下辖乌次县，在今全罗南道南部长兴一带，系当时自百济往倭国较近处。十三日，他们到达弖礼。自牟弖下海至弖礼城约有200公里海路，那个时代大约需要3天航程，而此番仅用2日（或十一日晨发、十三日晚至），由此可见百济遗民们逃往心切。11天后的二十四日，倭军残部、百济复国军首脑佐平余自信、达率木素贵子、谷那晋首、忆礼福留等及随行国民也至弖礼城。次二十五日，大队人马一齐出发前往列岛。时值秋末，寒风初起，万物萧瑟，一片苍茫，在此季节，携家带口，泛舟离乡，永驻异土；这些百济遗民回望故地，心中必定无限酸楚，嚎啕窃泣，海水传音。此情此景，不免令后人怅惘感伤。
这段时间里，唐罗联军正忙于收复其它上百座百济城池，无暇顾及这批流亡者。直至十月中旬，百济故土基本降伏，仅剩百济复国军的发源地——北部的任存城未下。十月二十一日，唐罗联军数万合攻任存，但该城由百济骁将迟受信镇守，抵抗得十分顽强，强攻10余日也不见效果。
此时，唐军中的杜爽向新罗方面提出先与前百济太子、现任熊津都督扶余隆会盟。这是孙仁师东征前高宗特别交待的，也是让扶余隆从军东来的另一重要意图。百济、新罗本为仇敌，百济与高句丽联合，这阻碍了大唐打灭高句丽的进程，新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利用唐的强大军力灭亡了百济。但高宗考虑到百济与中土远隔，难以驾驭，又不希望百济故地尽入新罗版图，决定在百济实行羁縻统治，此为高宗一贯作风，所谓“兴亡继绝”者也。因此，高宗希望百济和新罗能够重归于好，和平共处，熊津、鸡林两都督府都为大唐效力，一同出兵夹击高句丽，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但新罗文武王与百济太子扶余隆之间仇怨过深，在半岛驻民眼里两国不可并存，新罗岂能与破亡的百济会盟？杜爽本是苏定方平百济时的嵎夷道行军长史，后来可能随定方归京复命，高宗因其熟悉百济情况，又于孙仁师东征时命其随行。杜爽本是文职，高宗很可能将调和罗济关系、促使双方同盟的任务交给了这位善于文词的官员，故而杜爽急于完成敕命，在任存城未下之时便指出：“准敕‘既平已后，共相盟会’。任存一城，虽未降下，即可共相盟誓。”新罗方面立刻反驳说：“准敕‘既平已后，共相盟会’。任存未降，不可以为‘既平’。又且百济，奸诈百端，反复不恤，今虽共相盟会，于后恐有噬脐之患，奏请停盟。”唐、罗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终于不欢而散。十一月四日，新罗文武王先行撤军班师，与唐军分道扬镳。
随后，文武王一行南下至舌利停论功行赏。舌利停本是百济舌林郡，即今忠清南道西南角的舒川，在任存城南偏西直线约60公里处。陆程约3日可达，即新罗军或在十一月七日抵此。但我们注意到，舌利停并非新罗军自任存回金城的陆路必经之地，文武王等率军至此若非想走水路，便是试图趁唐军主力强攻任存时擅取舍林。事实上，前一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新罗此番出动的兵力以陆军为主，短时间内寻找大量船只输送他们回京并不方便；而且走海路其实绕了半岛南部半圈，不但要经过倭人活动频繁的济州海峡、朝鲜海峡水域，比起走陆路来也节省不了多少时日，得不偿失。故而，我认为文武王的真正目的是与唐军争夺胜利果实。金城大致在舌利停的东偏南，直线距离230多公里；《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称文武王等于十一月二十日回到金城，正比十一月七日晚了13天。时间与路程匹配得很好，这进一步使我坚信之前猜测的新罗方面先行撤兵真实原因和企图是正确的。回到金城后，文武王又犒赏三军，赐主将金庾信田500结，“其余将卒赏赐有差”。
至此，唐军不得不独自面对固若金汤的任存城，刘仁愿、孙仁师开始犯难了。幸而行军长史刘仁轨又出奇谋，他建议让新近归降的原复国军领袖沙宅相如、黑齿常之等各率子弟本部攻城。刘仁轨的建议起初遭到孙仁师的强烈反对，仁师认为沙宅相如、黑齿常之等狼心未泯，如果发给他们兵械和粮饷就等于接济了敌人，他们随时可能重新回归到“叛军”之中，唐军将陷入险境。刘仁轨指出“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因机立效，在于兹日”，断定他们不会重新反叛。刘仁轨的看法是十分有道理的。我们前面提到，黑齿常之起先也在任存起事，对任存城的工事状况颇为了解，如果他愿意率军先登，一举拿下任存的希望就变得很大。而此刻唐军营中有已授从三品熊津都督的前太子扶余隆，刘仁愿、孙仁师所部也不似3年前苏定方所领兵士贪婪凶暴。百济经过3年多的战乱已民不聊生，无力继续抵抗，沙宅相如、黑齿常之即便企图复国也没多大希望，更何况人心方面已经失去了再度反叛的理由。刘仁愿一向听从刘仁轨的建议，在此关键时刻又一次拍板，决定采纳刘仁轨的策略，起用沙宅相如、黑齿常之。果如仁轨所料，相如、常之的子弟兵很快拿下了任存，迟受信抛妻弃子，逃往高句丽追寻主人扶余丰璋去了。至此，百济复国运动全部平息，时值龙朔三年十一月下旬。
总的来说，苏定方并没有真正灭亡百济，所谓“百济复国运动”的爆发与义慈王被俘只相差1个多月，这场延续了3年多的战争和苏定方“讨平百济”的战斗是不可分割的。但我们又必须承认，苏定方在时与不在时，半岛形势确实不可同日而语。自显庆五年八月至龙朔三年十一月的漫长战乱，对大唐来说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1）显庆五年八月至龙朔元年正月为战略防御阶段；（2）龙朔元年二月至龙朔二年五月为战略相持阶段；（3）龙朔二年六月至龙朔三年六月为战略反攻阶段；（4）龙朔三年七月至十一月为决战及扫尾阶段。这场前后持续了41个月的战争，结束了拥有约500年历史的古国百济的“生命”，使海东向一个全新的时代大踏步迈进；而为期仅2天的“白江口之役”也以“第一次中日战争”的名义被永久地载入史册。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仅仅是灭亡了一个叫作“百济”的国家，其产生的连锁效应复杂而多样。
拿下复国军最后的堡垒任存后，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孙仁师、百济都护刘仁愿便写成战报飞驿送入长安，其中也写明新罗拒绝与前百济太子扶余隆会盟一事。此程约有27、28日，大略于十二月下旬送达高宗手中。百济叛军与倭人都被歼灭，高宗自然快慰，然新罗文武王拒绝会盟则破出人意料，这无疑打破了高宗的既定方针。如果鸡林州都督府的新罗与熊津州都督府的百济不能握手言和，那么半岛的局势就不能说已经稳定，则大唐再次东征高句丽时南部战线就无法得到保障，到时候说不定又要发生新的变故。于是，高宗怒下严敕，责令刘仁愿等迫使新罗与百济尽快盟誓，该敕文约于次麟德元年正月下旬送达泗沘城，刘仁愿接着派专使赴新罗首都金城与文武王交涉。可能是高宗敕文的言词比较激烈，态度比较坚决，文武王与众臣商议后觉得现在还不是与大唐闹僵的时候，虚与委蛇地和傀儡扶余隆盟誓一下也无伤大雅，便勉强接受了唐人的要求。
麟德元年二月，百济与新罗在刘仁愿的主持下筑坛盟会，这是大唐主持下的第一次罗济之盟。《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正文认为会盟地点在“熊津”，引《答薛仁贵书》认为在“熊岭”并于会盟地立界碑。我认为当以《答薛仁贵书》中所述为准，理由如下：熊岭即熊岘，本来就是新罗与百济的边界，后因百济武王、义慈王两代与高句丽、靺鞨、倭人合谋侵害新罗，将疆境向东推进了一大段。在熊岭盟会立界，带有百济归还新罗疆土，从此双方各不侵犯、互为与国的意思，这合情合理。而熊津乃百济重镇，于此会盟虽无不可，但于会盟处勘立界碑就说不通了，大唐不会公开允许新罗将百济故地东部广阔地区蚕食掉，这不符合高宗“兴亡继绝”的外交宗旨。所以，《新罗文武王纪》正文“熊津”为“熊岭”误书。不过，熊岭所在的今忠清北道青山地方西8公里处便是锦江上游河段，如果当时这个河段也称熊津江便可调和分歧，但应明确此“熊津”河段非彼“熊津”城。
达成罗济盟会之后，孙仁师、刘仁愿、扶余隆、刘德敏等便整备兵马，于当年二、三月间启程回国。按照高宗的旨意，刘仁愿离开后，百济唐军的镇守事宜暂由刘仁轨代理。刘仁愿临走时特意把孙仁师带来的募兵多留了一些下来，以加强在百济的唐军实力。这是否又是听取了刘仁轨建议的结果目前无法确知，但可能性实在不小。孙仁师、刘仁愿等回唐的路线与以往不同，他们没有先北上德物岛再西至莱州城山，而是出了江口后直接西渡大海至海州上岸。在今连云港市地域内曾发现过一方金石文资料，名为《孙仁师百济班师碑》。北宋欧阳棐编《集古录目》卷5收录了该碑的情况称：“高宗平百济，已而其国人复叛。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伐而平之。师还至都洲，刻石纪功，以麟德元年立。”“前随州光化尉马大斌撰，不著书人名氏。”由此可见孙仁师等回到海州外岛都洲时已是麟德元年，光化尉马大斌是个刚入流的从九品下小官，可能是孙仁师属下的随军文员。从泗沘到海州水路约900公里需花费半个多月，海州距长安2570里，按吉行计又需50余日，再加上于都洲暂停立碑的时间，刘仁愿、孙仁师等凯旋长安已是五月中旬。孙仁师自龙朔二年七月受命至此归京，已隔1年10个月；而刘仁愿自显庆五年三月受命随苏定方东征，至此已隔4年零2个月。在兵荒马乱满目疮痍的百济留驻多时，不知两人重回繁华的都市时作何感想。
麟德元年三月，百济复国军残部曾趁部分唐军已经归国的机会袭击泗沘城，当时大雾，不辨人形。代理镇兵统帅刘仁轨当机立断，发兵攻破之，事后又遣使者伯山知会了新罗。同月，百济义慈王之子扶余善光（又作禅广）定居难波即今日本大阪，此即日本“百济王”氏姓的始迁祖。这说明，去龙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启航的那批百济遗民已被倭国接收，其王室、重臣等首要成员被允许进入近畿。后来刘仁轨在表文中曾提到“余丰在北，余勇在南”，《旧唐书》《刘仁轨传》后面解释道：“扶余勇者，扶余隆之弟也。是时走在倭国，以为扶余丰之应，故仁轨表言之。”我认为作为在倭百济人最高领袖的扶余善光或即扶余勇，而大意觉密将佐平扶余自进（又作自信）比定为扶余勇是不太合适的。
胜者凯旋，败者流窜，存者庆幸，亡者消魂。随着持续4年、涉及5国的唐济战争的完结，扶余氏统治下的百济王国正式宣告灭亡。可是，这并非“最后的百济”，“唐属百济”时代才刚刚开始……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22 22:54 编辑 ]

满者伯夷

汗，居然不让我编辑自己的帖子了，只好从头再贴一遍修订版。。。。。。[em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