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者伯夷

山名宗纲 撰
[PP]
朝鲜三国时代前后延续了数百年，时间相当长久，因此也是朝鲜、韩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但是由于三国时代早期没有形成详细的文献资料，而后期形成的史料也因年代久远而大量流失，因此到了公元12世纪王氏高丽的金富轼编辑《三国史记》时已经有很多问题无考了。由于新罗统合半岛大部，独霸海东，一直延续到公元10世纪，该国中后期的很多史料和档案被流传下来；但新罗统合半岛之前的事迹还较为匮乏。而百济、高句丽先后在公元7世纪中期被唐朝和新罗联手灭亡，百济领土全部及高句丽南部被新罗兼并，这两国距离现存朝鲜最古史书《三国史记》的写成足有四五百年，资料缺失更为严重。如果说两国具体的军事、外交事件还可以从新罗方面获知，那么其官僚制度、地方制度等内政就更不明显了，以至于金富轼在《三国史记》《职官志下》中也指出“高句丽、百济职官，年代久远，文墨晦昧，是故不得详悉”。其实，高句丽、百济两国其它方面的资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两国当中，高句丽历来与中土往来频繁，又多战事，新莽、公孙、曹魏、慕容、杨隋、李唐，每有征伐，入其领域，则中国史书中高句丽地理风物尚可参得；然百济与中原深隔大海，漂洋越波，始终难行，直至后期其故事方始有记录成文，此又比高句丽为略。故此，朝鲜三国中百济事迹最为晦涩，而百济事迹中又以内政、地理最缺。
近来因与大意觉迷殿讨论其《白村江战争本末杂叙》一文，对于百济最后时光的史事产生了颇为浓厚的兴趣。所以，下面也就其中的一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以供方家甄别。
[B]一、百济末期的地方制度[/B]
金富轼在《三国史记》《地理志四》《百济》（以下简称《百济地理志》）起首引用了《后汉书》、《北史》、《通典》、《旧唐书》、《新唐书》中有关百济地理的少数叙述，然后又引其本国《古典记》叙述百济都城迁移及灭亡后其领地去向问题，《古典记》引文的后半部分其实也出自两唐书相关篇目。如此看来，金富轼编撰《三国史记》时，高丽本土的百济相关地理资料已经相当少了，否则他不会如此依赖中国方面的史料。随后，金富轼又列举了“百济州郡县共一百四十七”，似乎还算丰富。可实际上从《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来看，这些郡县基本都是后来新罗沿袭下来的，因此其沿革得到了保存，而那些可能存在的没有被新罗沿袭下来的地方行政单位十有八九都失传了，《地理志四》《未详地分》中罗列了与百济相关的70余处地名就是明证，其中甚至有一个郡的编制即“风达郡”都无从辨析。种种迹象表明，《三国史记》中罗列的百济地理是不全面的，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梁书》卷54《百济传》载：“号所治城曰固麻，谓邑曰担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国有二十二担鲁，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这大约是中国史籍中关于百济地方制度的最早记载。梁代百济与南朝往来已经非常频繁，其武宁王、圣王父子都在恢复国力与高句丽抗争的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土的关系，甚至武宁王陵也由来自南朝的技术工匠参与完成。所以，梁朝才得以对百济内部的了解更进一步，终于给出了“担鲁制”的描述。虽然《梁书》认为“担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但据当代学者考证该制度实类似于分封制，而不是真正的郡县制，此前百济与南朝交涉史料中屡屡出现的“面中王”、“都汉王”、“迈卢王”、“迈罗王”、“阿错王”、“辟中王”、“八中侯”、“弗斯侯”、“弗中侯”、“面中侯”就是这些分封的“担鲁”。“担鲁制”很可能是由百济的前身马韩邦联国家的体制演变而来，马韩诸国通过会盟朝贡松散地组织起来，当百济逐步吞并马韩土地后很可能像中国的周、汉朝代那样把新获得的土地分封出去，从而形成原始的“担鲁制”。这种制度从何时开始目前尚无法考定，但从后面的记载看梁朝之后不久它便被真正的中央集权地方制度“方郡制”取代了。
《隋书》卷81《百济传》载：“其都曰居拔城。……畿内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领一人，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北史》卷94《百济传》所述与之类似而更为详细，载：“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东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部统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领一人，以达率为之，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三人，以德率为之。统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内外人庶及余小城，咸分隶焉。”
《三国史记》《职官志下》《百济》也援引了《隋书》和《北史》的记载，但文字上与今本中国史籍略有差异，应当是引用时误写或误刻造成的。如《三国史记》将《隋书》的“五方各有方领[B]一[/B]人”写作“五方各有方领[B]二[/B]人”，将《北史》的“都下有[B]万家[/B]，[B]分[/B]为五部”写作“都下有[B]方[/B]，[B]各[/B]为五部”，“各有方[B]领[/B]一人”写作“各有方[B]镇[/B]一人”，“统兵一千[B]二[/B]百人以下”写作“统兵一千[B]一[/B]百人以下”。这些文字在做史料分析时都应当予以纠正，以免发生误解。
《北史》的这部分记载不见于《魏书》，而与《隋书》相对应，表明这些资料产生于《魏书》编撰完成之后，时间相当于隋朝，而《北史》、《隋书》援引的史料同源，只是各书引用的详略不同罢了。由此可以证明，百济在隋朝时已经改“担鲁制”为“方郡制”，同时在畿内实行“部巷制”。隋灭陈时有战船漂至百济的属国耽罗即今韩国济州道，百济威德王将其厚待送还“并遣使奉表贺平陈”，隋文帝下诏赞誉。于是，隋济两国邦交正式开始，后来百济威德王、武康王又先后遣使王辩那、燕文进、王孝邻、国智牟等来朝。大业七（611）年，隋炀帝“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这是隋朝唯一一次派遣前往百济本土，当获得大量百济资料，这也是之后中土对百济大为了解的重要原因。而《北史》中关于百济“方郡制”、“部巷制”的记载也很可能就来源于席律一行的实录，其内容应当是切实可信的。
《隋书》、《北史》中称百济的都城为“居拔城”、“固麻城”，这与《梁书》的说法一致。百济圣王十六（538）年即梁武帝大同四年，由熊津即今忠清南道公州迁都至泗沘即今同道扶余，改国号为“南扶余”。三年后即大同七（541）年，圣王又遣使进献“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太清三（549）年，圣王又遣使贡献，时值梁朝侯景之乱，使者为侯景所囚，直至三年后侯景被平定才得以归国。由此，各书所称的百济都城“居拔城”或“固麻城”都是指“泗沘城”。而《钦定满洲源流考》认为“固麻”为双城之意，此称同时指泗沘、熊津两城即东、西二都，此亦备一说。
泗沘城又称“所夫里”城，这种称呼一直沿用至百济亡国后，当是百济语音异译。泗沘城约有人口“万家”，按照上、前、中、下、后分为5部，每部有兵马500人，看来是带有军事性质的。每部再分为5巷，巷没有单独的兵力配置，其功能或类于唐代的“坊”，应该属于民政建制。如此，整个都城不在作为地方机构的5方之内而独为一体，分成5部25巷，平均每巷约400家；京畿的卫戍部队总共2000人，民兵比约为4家对1兵，若以每家5口计，则为20比1。
5方大致以方位而名，其“方”即源自此意。每方由1名百济第二位“达率”级的“方领”主管，若干名“方佐”助理。《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七（660）年七月十八日条载：“义慈率太子及熊津方领军等，自熊津城来降。”这说明“方郡制”一直实行至百济末年，且“方领”又称为“方领军”，带有很强的军事性，“方”又可以其治所命名，如“熊津方”。每方下管理约10郡，每郡有3名“郡将”，一般由百济第四位“德率”级官员担任，郡将手中也有兵权，依郡的大小、重要性不等而有多有少。方佐地位低于方领而高于一般郡将，很可能由第三位“恩率”级官员出任。
又，唐代著名的百济籍将领黑齿常之在百济未灭之时任职为“西部达率兼风达郡将”，这里提示了好几个信息：首先，黑齿常之出任风达郡将则不可能是留守京畿的京官而是地方官，他又为西部达率，如前所述达率是足以出任方领的高官，那么黑齿常之所谓的“西部”应当就是“西方”，则“方”也可称“部”，与京畿5部称谓相似。其次，身为达率的黑齿常之依其品位即便不是西部方领，地位也高于一般郡将，由此方领或方佐是可以兼任郡将的。第三，需要负责“西方”事务的黑齿常之兼任风达郡的郡将之职，则“风达郡”很可能就是“西方”的治所，由此方治于其下某郡，此与唐代都督府治于某州，都督常兼任该州刺史相类似。最后，朴文一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一书中经过对《三国史记》等资料的分析认为，新罗后来实行的“州郡县制”中的州、郡、县都有独立辖域，即不存在某州治于某郡、某郡治于某县的情况，而是对地理范围相近的区域依其重要性而设立不同等级的地方行政单位，并由等级较高的单位兼管周围等级较低的单位，此与中国的各级地方行政单位一元化体制有很大不同。而这里我们知道百济的“方郡制”更类似于中国的上下一元化体制，而与新罗“州郡县制”不同；又据《三国史记》《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可知百济的郡下还有县，类似地可以推断这些县也是覆盖了整个郡的范围，即和中国相同，郡应当治于其下辖某县。这就进一步暗示《三国史记》《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所录百济的县至少缺失了后来成为新罗州、小京、郡一级行政单位的那部分，其数量足有数十个之多。
《北史》中列举的5方治所可以根据《三国史记》所述百济地理及《大东地志》考定推知，今略述如下：
“中方曰古沙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古沙夫里郡”，《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又有“古阜郡，本百济古沙夫里郡，景德王改名，今因之”，古阜即今全罗北道西部同名地。“夫里”在百济语中就是聚落、城池的意思，此“古沙夫里”就是“古沙城”。也就是说，百济中方治于今古阜。
“东方曰得安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德近郡”，《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又有“德殷郡，本百济德近郡，景德王改名，今德恩郡”，此处的“德恩”即今忠清南道恩津。“得安”、“德殷”、“德恩”都是同音之转，而“德近”发音也与之接近，所谓东方的治所“得安城”就是今恩津的“德近郡”。
“南方曰久知下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仇知县”、“居知山县，一云安陵”、“仇知只山县”，《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分别有“金池县，本百济仇知县，景德王改名，今全义县”、“安波县，本百济居知山县，居一作屈，景德王改名，今长山县”、“金沟县，本百济仇知只山县，景德王改名，今因之”。全义在忠清南道东北，长山在全罗南道西南的长山岛，金沟在全罗北道西部、古阜东略偏北。全义的位置与南方不符，若金沟系南方治所则南方与中方地界将犬牙交错、难以划定，因此“久知下城”只能是位于长山岛的“居知山县”，这与“南方”的意思也可匹配。
“西方曰刀先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豆乃山县”、“大尸山郡”，《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分别有“万顷县，本百济豆乃山县，景德王改名，今因之”、“大山郡，本百济大尸山郡，景德王改名，今泰山郡”。万顷即今全罗北道西部同名地，在前述中方治所今古阜北面约20公里处。泰山即今全罗北道的泰仁，在古阜东偏南约16公里处。假定西方治于万顷，则西方就位于中方北面，与治于今恩津的东方相对。而若西方治于泰仁，则其与中方、南方的地域划分将出现一定困难，具体位置不甚符合。另，前面已经由黑齿常之出任“西部达率兼风达郡将”一条得出西方治于风达郡，而泰仁所在地为百济大尸山郡，且没有其它资料能够证明风达、大尸山实为一郡。因此，刀先城即万顷豆乃山县的可能性更大，此地同时也是风达郡治所。
“北方曰熊津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熊川州，一云熊津”，《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有“熊州，本百济旧都。唐高宗遣苏定方平之，置熊津都督府。新罗文武王取其地有之，神文王改为熊川州，置都督，景德王十六（757）年，改名熊州。今公州”。结合这两条可以非常肯定地认定，北方的治所就在百济旧都熊津。前引百济义慈王、太子、熊津方领军等人投降一节及《新唐书》卷百四十五《百济传》“义慈挟太子隆走北鄙”也可证明《北史》所记的可信度。但是，我们已经分析得出百济末期一直实行“方郡制”的结论，也就是说百济并没有“州”的建制。《百济地理志》中所谓的“熊川州”应当是“熊津方”、“熊津郡”或者“熊津部”，至于“州”这样的建制是唐朝及新罗才有的。那么，会不会百济的“方”也被称为“州”呢？答案是否定的。《百济地理志》中另外一个州是“武珍州”，其在《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对应的记载是“武州，本百济地，神文王六（686）年为武珍州，景德王改为武州，今光州”。这个位于今光州的武珍并不在前述五部治城之内，且其本来也只说成是“百济地”而已，是新罗的神文王将其设置为“武珍州”的，百济时代它充其量不过是个郡甚至县罢了。因此，《百济地理志》一定是误将“熊津郡”错写为了“熊川州”。此外，我对唐朝所设立的熊津都督府是否位于此熊津郡也有疑问，将在后文中另加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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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当然，百济的“方郡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旧唐书》卷199《百济传》载：“又外置六带方，管十郡。……其国旧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新唐书》卷220《百济传》载：“有六方，方统十郡。……平其国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户七十六万。乃析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擢酋渠长治之。”比照下来，《旧唐书》所谓“六带方”显然应作“六方”，“带”字误衍。那么，唐代百济应当将“五方制”改为“六方制”，比之前多了1方。经过对各种资料的分析，这多出来的1方当是义慈王时期侵略新罗西部所得，故而等到苏定方等击灭百济后，仍称其国为“五部”，想必是将原属于新罗的那1方土地物归原主了。依据两《唐书》，义慈王时期百济从新罗单独攻陷并占有的城池就多达60余座，又与高句丽、靺鞨一起攻陷了新罗北部30多城；《三国史记》中也有类似记载，百济单独攻陷的城池多在新罗西部，而与高句丽等联合攻陷的在新罗北部，前一种除去与新罗拉锯战的部分也将近60城。《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三（663）年二月条载：“钦纯、天存领兵攻取百济居列城，斩首七百余级。”居列城就是现在庆尚南道西北部的居昌，本是加耶联盟中“子他国”即“接涂国”之地，新罗真兴王二十三（562）年和其它小国一起被新罗吞并。而到了百济复国运动时该城居然成了百济军的重要据点，可知该地此前已被百济占有，当在60余城之内。由此，也可以印证义慈王从新罗夺去的大片土地多在今洛东江以西的古加耶地区，这大致就是新设的那1方的辖区。该方的治所今在何地已经无从考查，但可以推断应该在中方（古沙方）、南方（久知下方）乃至东方（得安方）的东面。
从两《唐书》的记载看，百济灭亡前夕其“五部”即固有的5方下辖有“三十七郡”，平均每方7至8郡，略少于“十郡”之数。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这37郡是否包括都城泗沘及5方治所的那些郡，需要仔细分析。依照《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的记载，新罗在百济故地上建立了3州、1小京、38郡、101县，共143个行政单元，其中州郡级的共42个。另，熊州下“西原小京”即今忠清北道清州虽未明言原属百济，但《百济地理志》中也有“西原，一云臂城，一云子谷”的记载。现考查史料后认为，“臂城”、“子谷”前均脱“娘”字，此地也可考定为清州，《三国史记》将此城与位于今京畿道北部抱川的“臂城”相混淆，导致位置错乱，“西原小京”实本属百济。这144个单元中也包括了都城泗沘所在的扶余郡（百济称所夫里郡）、中方治所古阜郡（古沙夫里郡）、东方治所德殷郡（德近郡）、南方治所安波县（居知山县）、西方治所万顷县（豆乃山县）、北方治所熊州（熊津）。但而这些州郡县的沿革中提到了百济时的建制，3州、1小京的前身是何级没有明确交待，另外1小京和32郡原本就是百济的33个郡，而有5郡系由百济的县升格而来（其中碧骨县、阿次山县在《百济地理志》中均写作郡，或百济时已由县设郡欤），任存郡建于百济“任存城”，99县沿袭了百济的县，另有2县系原百济的郡降格设置。如此，可完全确定的百济郡有35个，若熊津、完山、武珍、西原这3州1小京及任存城原本也都是郡则有40个。有趣的是，《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与《百济地理志》对郡、县书写有矛盾的碧骨、阿次山两郡，其辖县中分别有西方及风达郡治所豆乃山和南方治所居知山。也就是说，存在新罗吞并这些地方后将原来的郡治迁移到邻县的可能。
由此初步推断，百济灭亡前夕其本土即不包括由新罗夺取而来的土地上一共建立了42郡，除都城泗沘所在的所夫里郡外其余41郡分由5方管理。两《唐书》所说的“五部、三十七郡”是一种粗略的表述，不但没有指出5部治所本身也都有1郡未计入37郡之数，而且将都城所在的所夫里郡归入了一般化的37郡之数。这42郡及今日位置分别是：
今忠清南道内14郡：所夫里（扶余）、熊津（公州）、任存（大兴）、大木岳（木川）、加林（林川）、舌林（舒川）、马尸山（德山）、槥（沔川）、黄等也山（连山）、结已（结城）、基（瑞山）、汤井（温阳）、进乃（锦山）、德近（恩津）；
今忠清北道内2郡：一牟山（文义）、娘臂（后为新罗西原小京，清州）；
今大田市内1郡：雨述（怀德）；
今全罗北道内10郡：完山（全州）、古龙（南原）、屎山（临陂）、大尸山（泰仁）、古沙夫里（古阜）、风达（西方治所豆乃山，万顷）或碧骨（金堤）、道实（淳昌）、金马渚（益山）、伯海（长溪）、任实（任实）；
今光州市内1郡：武珍（光州）；
今全罗南道内14郡：分嵯（乐安）、伏忽（宝城）、波夫里（福内）、秋子兮（潭阳）、月奈（灵岩）、武尸伊（灵光）、歃平（顺天）、欲乃（谷城）、尔陵夫里（绫州）、发罗（罗州）、安陵（南方治所居知山，长山）或阿次山（押海）、道武（康津）、勿阿兮（务安）、因珍岛（珍岛）。
在这42郡中，除了所夫里郡属京畿为特殊情况外，其余各郡都有3名郡将驻守，每郡驻军700至1200人不等，或许5方治所会更多一些。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百济的郡和方、部一样，带有很强的军事性，郡的长官称“郡将”而不是“郡守”将这种军事性表现得尤为突出。若以每郡驻军为700、1200的中位数950人计，这外置的41郡共有常备军38950人；若考虑百济灭亡前夕尚有强占新罗之地所设1方，在此兵数上多加两成，再与都城2500兵马相加，则有49240人，故5万之数大致就是百济末年的常备军数量。若其全国民兵比与都城泗沘相同即4家对1兵，则全国约有20万户；去掉原属新罗之地，当有165800户。实际上，都城是全国最为关要之地，驻军会比较多，民兵比就会比全国偏低一些。如此不谬，百济末年本土的户数应该比165800更高，但究竟高多少则需再作考证，后文中还将另做展开。
《三国史记》中保留了大量百济城池的记载，但是目前无法知晓这些城的行政配置如何。据两《唐书》《百济传》记载可知，百济灭亡前夕有“城二百”；但考虑到高句丽的176座城池在两《唐书》中有时也写作“城一百七十”，这所谓的百济“城二百”可能只是约数。《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中称其“遂复本国二百余城”，此虽为夸张之语，但可知百济的城池数目多于“二百”之数。《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中称苏定方灭百济后在其故地“凡置五都督、卅七州、二百五十县”，这些县很可能都是百济原来的城，竟达250座之多。而且，唐朝与新罗联军灭亡百济，之后又联手平定百济复国运动、灭亡高句丽，其合作关系又维持了近10年，唐朝素以恢复海东秩序为己任，百济侵占的新罗故地理当在其灭亡后一律归还新罗，而不会由大唐设立府、州、县。因此，百济灭亡前夕实际上拥有250座本土城池加上60座左右新罗西部城池及从新罗北部攻得的城池若干，总数在300座以上。
《三国史记》《地理志》中认为百济设立过大量的县，则这“二百五十县”或许就是沿袭其本来的建制所设。之后，新罗又私自兼并了百济故地，沿袭了一部分百济的县设立了自己的州、郡、县。如前所述，百济的方、郡、县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中国而不同于统一新罗时期，这些县覆盖了整片百济的土地。事实上，如果这250县不包括5都督府、37州治所区域的话，以每府、州、县1城计，其本土城池总数达292，这恐怕已经不能用“城二百”、“二百余城”来作约数了。这则记录也可作为百济方、郡、县辖域上下覆盖的一条旁证。
由此，百济灭亡前夕全国分为1都（在郡之数，又分5部25巷）、6方（本土5方加新罗之地1方）、约50郡（本土42郡加新罗之地若干郡）、300余县（本土250县加新罗之地若干县）。这是可以基本确认的行政单位。
此外，县下还有“村”这样的自然单位，这从建于公元5世纪初的高句丽《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中的记载就可知晓。该碑铭“六（396）年丙申”条称，高句丽广开土王率大军南征百济，攻破其汉水以北大片土地，“于是得五十八城，村七百”。由此可以推断，百济的村是比城规模更小的居民点，或者说村是处于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周围的聚落，是城的附属区域，一旦城被攻陷，其周围附属的村也就很可能随之沦陷。按此比例，公元4世纪末百济汉水以北地区“城”与“村”的比例大约是1城附着12村。据《三国史记》《地理志二》《新罗汉、朔、溟》，新罗在曾属于高句丽的今汉江至大同江之间区域内设立了49个州、郡、县，均属汉州管辖；而公元4世纪末，该区域正由高句丽和百济分治且其大部本属百济。若按照新罗于百济250城基础上设立144个州、小京、郡、县的比例计算，此区域在统一新罗建制时有85城上下。从“五十八城”与“85城上下”间的差异来源于不在广开土王“六年丙申”拓境范围内的城池及300年间新筑城池两部分：据《三国史记》《高句丽广开土王纪》载，“六年丙申”以前广开土王已经从百济手中夺取了11城并在南方修筑了7城；《广开土王碑铭》中称“十七（407）年丁未”又攻取百济6城，这些城也当多在汉水以北。如此，广开土王年间汉水以北、大同江以南的城池至少有82座，与85之数相差无几。若将“1城附着12村”的比例推广至公元7世纪中期百济灭亡前夕，则百济本土将有约3000个村庄；再考虑经过二三百年的生息繁衍，人口将有增长，村庄数目也可能增多，百济本土村数应该超过3000之数。而包括强占新罗之地在内的话，百济全国的村庄数量足有近4000个之多。由此可见，当时处于朝鲜半岛西南一隅的百济已经如何的人丁兴旺、繁荣昌盛了。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22 22:07 编辑 ]

满者伯夷

我们家有好些新人要养活，哪里还有余粮啊。。。。。。我们家和战盟都挂了，我现在是没地方贴才放到觉迷的板块里吸引子弹的。等有余粮了再考虑是否和你“换文”吧，哈哈[em01] 百济人口的问题我后面会讨论的，已经推翻了之前认为有76万户、320万口的观点，目前倾向于24万户、120万口。时代在发展，就不许我也发展发展吗？哼哼。。。。。。

满者伯夷

引用:

下面引用由大意觉迷发表的内容： 动用了点权力,改了几个错字

你改了哪几个啊？告诉我，我也好改自己手头的文本[em06]

满者伯夷

引用:

下面引用由原信之发表的内容： 宗纲，6月就交给你了。。。9月检地俺来接棒

你的翻译稿呢？这次交不出来？我这文可能比较长，最近又一直仿真，只能偷空写，未必完得成啊。。。。。。

满者伯夷

[B]二、唐罗联军灭亡百济的具体时间[/B]
显庆五（660）年，大唐接受新罗方面的劝说，派遣苏定方统兵十余万出击百济，最终与新罗联军一同将其攻破，并俘虏其王室、大臣及百姓等，使得相当部分的百济领土纳入大唐版图。这无疑是公元7世纪东亚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然而，各种史料关于该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却存在多多少少的矛盾和模糊，需要仔细梳理。拜根兴在《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一书中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分析研究唐罗联军灭亡百济的具体日程问题，很有启发性。下面结合史料试对整个日程给出自己的看法：
《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七（660）年条载：“（1）三月，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金仁问为副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三万军，以伐百济，敕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使将兵为之声援。（2）夏五月二十六日，王与庾信、真珠、天存等领兵出京。（3）六月十八日，次南川停（今京畿道东南部利川）。（4）定方发自莱州，舳舻千里，随流东下。二十一日，王遣太子法敏领兵船一百艘，迎定方于德物岛（今京畿道西海中德积岛）。定方谓法敏曰：‘吾欲以七月十日至百济南，与大王兵会，屠破义慈都城。’……定方喜，还遣法敏征新罗兵马。（5）法敏至，言定方军势甚盛，王喜不自胜。又命太子与大将军庾信、将军品日、钦春（春或作纯）等率精兵五万应之，王次今突城（今忠清北道北部阴城）。（6）七月九日，庾信等进军于黄山（今忠清南道南部连山）之原，百济将军阶伯拥兵而至，先据崄设三营以待。……是日，定方与副总管金仁问等到伎伐浦，遇百济兵，逆击大败之。（7）庾信等至唐营，定方以庾信等后期，将斩新罗督军金文颖（或作永）于军门。……百济王子使佐平觉伽移书于唐将军，哀乞退兵。（8）十二日，唐罗军□□□围义慈都城，进于所夫里之原。……（9）十三日，义慈率左右夜遁走，保熊津城，义慈子隆（当为泰）与大佐平千福等出降。……（10）十八日，义慈率太子及熊津方领军等自熊津城来降。（11）王闻义慈降，二十九日自今突城至所夫里城，遣弟监天福露布于大唐。（12）八月二日，大置酒劳将士，王与定方及诸将坐于堂上，坐义慈及子隆于堂下，或使义慈行酒，百济佐平等群臣莫不鸣咽流涕。……（13）百济余贼据南岑、贞岘（今大田市西部镇岑）、□□□城；又佐平正武聚众屯豆尸原岳（今全罗北道东北富南），抄掠唐罗人。（14）二十六日，攻任存（今忠清南道中部大兴）大栅，兵多地崄，不能克，但攻破小栅。（15）九月三日，郞将刘仁愿以兵一万人留镇泗沘城，王子仁泰与沙湌日原、级湌吉那以兵七千副之。定方以百济王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百姓一万二千人自泗沘乘船回唐，金仁问与沙湌儒敦、大奈麻中知等偕行。（16）二十三日，百济余贼入泗沘，谋掠生降人，留守仁愿出唐罗人击走之。贼退上泗沘南岭，竖四五栅屯聚，伺隙抄掠城邑。百济人叛而应者二十余城。（17）唐皇帝遣左卫中郞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二十八日至三年山城（今忠清北道中部报恩）传诏。文度面东立，大王面西立。锡命后，文度欲以宣物授王，忽疾作便死。从者摄位毕事。（18）十月九日，王率太子及诸军攻尔礼城（今全罗南道中部绫州）。（19）十八日，取其城置官守。百济二十余城震惧，皆降。（20）三十日，攻泗沘南岭军栅，斩首一千五百人。（21）十一月一日，高句丽侵攻七重城（今京畿道北部积城），军主匹夫死之。（22）五日，王行渡鸡滩，攻王兴寺（今忠清南道南部扶余附近）、岑城。（23）七日乃克，斩首七百人。（24）二十二日，王来自百济，论功。”
以上是关于这场战争最为详细的历史记载，时间从该年三月直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大致可分作24个时间节点。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以下11条：（1）三月是整个军事计划正式发动的时间；（4）六月二十一日是武烈王派金法敏于德物岛迎接苏定方大军的时间，之后定方与法敏约会军期为七月十日，法敏回去禀报武烈王并发动新罗军；（6）七月九日是“黄山之役”和“伎伐浦之役”的时间；（7）罗军与唐军会师时定方认为新罗失军期，而后两军于七月十二日进军所夫里原，则会师的时间是七月十一日；（9）七月十三日是百济都城泗沘沦陷的时间；（10）七月十八日是义慈王向联军投降的时间；（11）七月二十九日是武烈王派人露布大唐的时间；（14）八月二十六日是“任存之役”的时间；（15）九月三日是苏定方一行起程返唐的时间；（17）九月二十八日是唐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至三年山城向武烈王传诏赐物并猝死的时间；（24）十一月二十二日是武烈王率军回到新罗都城金城的时间。
《三国史记》其它篇目及《三国遗事》也都给出了与之符合但较为简略的时间，可作参证。《日本书纪》及其引文也给出了比较吻合的记载。《齐明纪》六（660）年九月条载：“九月己亥朔癸卯，百济遣达率（阙名）、沙弥觉从等来奏曰（或本云，逃来告难）：‘今年七月，新罗恃力作势，不亲于邻，引构唐人，倾覆百济，君臣总俘，略无嚼类。（或本云，今年七月十日，大唐苏定方率船师军尾资之津，新罗王春秋智率兵马军于怒受利之山，夹击百济。相战三日，陷我王城。同月十三日，始破王城。怒受利山，百济之东界也。）于是，西部恩率鬼室福信赫然发愤，据任射岐山（或本云，北任叙利山），达率余自进据中部久麻怒利城（或本云，都都岐留山），各营一所，诱聚散卒。兵尽前役，故以棓战。新罗军破，百济夺其兵。继而百济兵蕃锐，唐不敢入。福信等遂鸠集同国，共保王城。国人尊曰佐平福信、佐平自进。唯福信起神武之权，兴既亡之国。”
这条中“九月己亥朔”与陈垣所推《二十史朔闰表》相同，“癸卯”为九月五日。如此，唐罗联军与百济之战的消息传到大倭朝廷已是战争发生后数十天的事了，难怪和百济关系密切的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出反应，唐罗联军的闪击战策略收到奇效。该条“或本云”中称唐军至“尾资之津”、罗军至“怒受力山”的时间为七月十日，比《武烈王纪》中“黄山之役”和“伎伐浦之役”的发生时间七月九日晚一天。但百济都城沦陷的时间七月十三日与《武烈王纪》一致，由此两书日程应属相同，黄山、伎伐浦两役艰苦激烈，1天时间完全可以考虑在战斗延续期内。《齐明纪》中提到几个地名：“任射岐山”、“任叙利山”一般认为就是黑齿常之投奔的“任存山”；“都都岐留山”的首字也当是“任”字之误，此地同为任存山，在大兴附近；“久麻怒利城”同《日本书纪》《雄略纪》中的“久麻那利”，意即“熊津”，但这里又称“中部”，似非，因为如前所述中部治所乃古沙夫里，熊津是北方治所，或有误传；“王城”一般指都城，但其它史料都没有提到泗沘城曾经被百济复国军夺回，则此“王城”或许就是百济故都即前述“久麻怒利城”。从百济前往大倭需要些时日，因此可以推测鬼室福信、扶余自进等起兵任存山并光复熊津城的活动都应该是当年七八月内完成的。
《齐明纪》六年七月条引高丽沙门道显《日本世记》载：“七月云云，春秋智借大将军苏定方之手，使击百济亡之。或曰，百济自亡，由君大夫人妖女之无道擅夺国柄诛杀贤良，故召斯祸矣，可不慎欤，可不慎欤。其注云，新罗春秋智不得愿于内臣盖金故，亦使于唐，舍俗衣冠，请媚于天子，投祸于邻国，而构斯意行者也。”
道显是高句丽归化倭国的僧人，就生活在百济、高句丽相继灭亡的年代里。他的记载应当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即便是传闻也比一般晚出的记录要可信得多。道显认为百济灭亡于七月有根有据，又与《三国史记》、《日本书纪》正文各条的时间一致，应当是正确的。
《齐明纪》六年十月条内小字附记云：“百济王义慈、其妻恩古、其子隆等、其臣佐平千福、国弁成、孙登等凡五十余，秋于七月十三日为苏将军所捉，而送去于唐国。盖是无故持兵之征乎？”这是一条很特殊的记载，与前述日程不符。泗沘城破于七月十三日，义慈等降服于七月十八日，众人被送往大唐为九月三日；依此则苏定方不能于七月十三日将众人捉拿送去大唐。今疑此条将泗沘城破与义慈被俘、押送大唐三事混记于一处，不可盲目采信，当予纠正。
又《齐明纪》六年七月条引《伊吉连博德书》载：“（1）庚申（660）年八月，百济已平之后，（2）九月十二日，放客本国。（3）十九日，发自西京。（4）十月十六日，还到东京，始得相见阿利麻等五人。（5）十一月一日，为将军苏定方等所捉百济王以下太子隆等诸王子十三人、大佐平沙宅千福、国弁成以下卅七人，并五十许人奉进朝堂，急引趋向天子。天子恩敕，见前放着。（6）十九日，赐劳。（7）廿四日，发自东京。”
伊吉连博德是显庆四（659）年倭国派往大唐的使节之一，于年底被唐廷软禁于西京长安。他也是当时之人，所记乃亲身经历，应与实际情况符合。但他称百济平定于这年“八月”，此与同为当时人的道显所录有异；这些遣唐使在九月十二日得到释放之前一直被看押，应当无法随意获取外界消息，他们的信息渠道只能是唐朝官方。
《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载：“（1）三月……辛亥，发神丘道军伐百济。……（2）八月庚辰，苏定方等讨平百济，面缚其王扶余义慈。国分为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以其地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曲赦神丘、昆夷道总管已下，赐天下大酺三日。……（3）十一月戊戌朔，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载：“（1）三月……辛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兵道行军总管，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三将军及新罗兵以伐百济。……（2）八月庚辰，苏定方及百济战，败之。……（3）十一月戊戌，苏定方俘百济王以献。”
两《唐书》所述虽有差异，但时间节点却完全相同。《旧唐书》“十一月戊戌朔”的记载与《二十史朔闰表》同，按此表则三月“辛亥”为三月十日，“八月庚辰”为八月十二日。如此精确到日干支的纪事极有可能依据《唐高宗实录》写成，其可信度相当高。而且，两《唐书》的记载与倭国遣唐使伊吉连博德当时于大唐境内所记日期完全一致，这就构成了与《三国史记》、《日本书纪》、《日本世记》百济亡于“七月说”不同的“八月说”。
另，金石文资料《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为“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权怀素书”。此标以大唐正朔的“八月己巳朔”亦与《二十史朔闰表》同，再证其可信性。而“十五日癸未”的立碑时间说明至少到唐历八月十五日止，泗沘已破，义慈已降，唐罗联军平灭百济的行动已告基本完成。
不论是“七月说”还是“八月说”，都有多方资料相互映证，而且也都有当时人的记录，均不可轻易废弃。我很赞同拜根兴试图同时接受两套日程记录并将其调和的观点，但是对于他调和的方式及基本方向则全都不能认同。
拜根兴发现“七月说”中泗沘城破在“七月十三日”，而“八月说”中大捷发生在“八月十二日”，两者基本相错1个月。于是，他从大唐、新罗、百济和倭国使用的历法可能存在差异及各国当时的天文观测、天象演算能力有限的角度分析，暗示两者很可能是同一天，只因各国所行正朔不同而在记述上出现差异。但是，这种推断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仔细考察《三国史记》等书中“七月十三日”的纪事及《旧唐书》中“八月十二日”纪事，两者并不完全吻合。前者只是说是日百济都城陷落，而义慈王及太子隆等投降要等到“七月十八日”即五天以后。而后者则说“八月十二日”苏定方等已经讨平百济，义慈王及其臣属已经“面缚”。也就是说，《旧唐书》“八月十二日”纪事实际上至少要到《三国史记》“七月十八日”以后才能实现。而各种历法中对朔日的计算不会误差太大，一般都在前后一两日之内，因之《三国史记》“七月十八日”也不可能是《旧唐书》“八月十二日”。双方记载时间上的差异不是使用历法不同造成的，或者不全是因为使用历法不同而造成的。
其次，我们注意到唐罗联军在德物岛约会军期后分水陆两路进兵，合围泗沘城。《三国史记》称约定的时间是“七月十日”，最后新罗方面因为“黄山之役”打得非常艰苦而延误了一天，因此还惹怒了身为唐军主将同时也是联军主帅的苏定方。约会军期在作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如果双方使用的历法不同将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因此，假定唐罗双方使用的历法有差异，就必须先校对具体的正朔，然后以双方的历法分别给定具体日期，这是决不能少。而如此重要的情节，很难想象会不被史官注意到并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如果新罗方面因为双方历法差异而至误了军期（当然也只能是一两天），其主将金庾信等也一定会以此严词力争；但《三国史记》中金庾信争辩的理由只是“黄山之役”的惨烈而已。也就是说，因为所行历法不同而影响唐、罗两军作战日程安排的可能也可以排除。如此，比约定的军期同在七月而且只晚三天的泗沘城破事件也就不应当产生不同日期的记录。
最后，让我们来做一次反证法。假定“七月说”、“八月说”日期记载都是正确的，其差异来源于当时各国间主要是新罗、大唐间使用历法的不同，《三国史记》等书“七月十三日”即《旧唐书》“八月十二日”。由此，唐历应比罗历推算靠后1个月。据《二十史朔闰表》，显庆五年内并无闰月，则苏定方一行回到洛阳的唐历“十一月戊戌朔”在“八月庚辰”大捷后78天后。而《三国史记》中称苏定方押送包括义慈王在内的大量百济俘人从泗沘城启航是在罗历“九月三日”，就算罗历七月与九月之间无闰月，这也是在泗沘城破后约50天。如此，苏定方率十余万大军并押解上万俘虏，泛舟越海千里，陆行两千余里，从泗沘到达东都洛阳，也只能花去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此大规模的队伍行进相当缓慢，在陆上1日仅能行50里上下，两千余里的陆路就要花去至少40天以上，更不用说还有水路了。
基于以上三点，我已经彻底否定了拜根兴以唐罗等国所行历法不同来调和各种史料时间记述差异的可能。那么，如何在同时肯定《三国史记》、两《唐书》、《日本书纪》、《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等各种文献或金石史料日程记载正确性的前提下，对于它们之间的差异给出合理的解释呢？我认为这必须从两《唐书》“八月庚辰”纪事的性格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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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按照以往学者们的认识，中国史料中的“八月庚辰”纪事都是作为战争发生时间被认定下来的，其中也包括前面提到的拜根兴在内。可事实真的如此吗？下面，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两《唐书》的这则记载是如何产生的。
据两《唐书》《高宗本纪》等记载，唐高宗于显庆四（659）年闰十月从长安出发抵达东都洛阳。显庆五年正月初二癸卯，苏定方平定西突厥都曼的叛乱凯旋，唐高宗在乾阳殿接见。二十三日甲子，唐高宗从洛阳出发前往太原，苏定定随行，二月十日辛巳到达，路上用了17天。此后，唐高宗一直在太原活动，直到四月八日戊寅才出发返回洛阳，二十三日癸巳抵达，这次路上用了15天。而唐高宗在太原期间的“三月十日辛亥”正是苏定方受命出征百济的时间，《三国史记》也将此事记在三月。两《唐书》所记的这一日期必定采自《唐高宗起居注》或者当时留存下来的诏书公文之类的文献，所以该日期无疑是唐高宗下诏东征的时间，而不是确指苏定方等发兵的时间。随后，苏定方先要从太原返回洛阳，集结大军完毕后再誓师东行，从洛阳出发至莱州（今山东掖县），再自城山（今山东荣成）济海至德物岛。以上都是唐历的时间，并以日干支为准。
另一方面，唐高宗下诏后应当派遣飞驿赶往远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都城金城（今庆尚北道庆州）向武烈王金春秋传达旨意，因为作为盟友的武烈王被任命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他必须配合“使持节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苏定方的行动。按照太原与金城之间的水陆距离来看，使者在路上至少要花掉1个多月的时间。武烈王接到飞驿消息后，做了一些动员工作，随后于罗历五月二十六日率军从金城出发，20多天后的六月十八日来到北部的南川停。六月二十一日，武烈王得闻苏定方大军已至南川西面海中的德物岛，便派遣王子金法敏也就是后来的文武王驾船前去会面，然后金法敏见到苏定方并约定七月十日为会师的军期，金法敏便返回南川向父王禀告。金法敏往返于南川停、德物岛之间，路上也要花去几天时间。随后，罗历七月九日至十三日就先后发生了罗济“黄山之役”、唐济“伎伐浦之役”、唐罗两军会师、进围泗沘城、百济义慈王等逃往熊津城、泗沘城沦陷等一系列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事件。5天后的七月十八日，义慈王、太子扶余隆及熊津方领军等人向唐军投降，至此苏定方“讨平百济，面缚其王扶余义慈”的工作宣告完成。唐罗联军与百济激战之时，武烈王本人一直待在远离战场的今突城，七月十八日义慈投降的消息传到那里后，武烈王随后启程前往泗沘城会见苏定方，于罗历当月二十九日到达，随即派遣弟监金天福向大唐发送“露布”也就是报捷文书。
拜根兴认为，这则“露布”很可能是武烈王与苏定方的共同行动，也就很可能是唐罗联军向大唐朝廷发送的第一份战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义慈等投降于七月十八日，讨平百济已经获得大捷，苏定方等至少可以喘上一口气了。而武烈王在得知消息后从今突城赶来泗沘已经是11天后的事情了，在此期间苏定方等唐军将领不可能不急于将胜利的消息传回祖国。因之，以联军统帅苏定方署名的捷报一定在罗历七月十八日后不久便以飞驿形式发出，若干天后可以送达时在东都洛阳的唐高宗手中。
苏定方在战报中一定描绘了唐罗联军击败百济军的过程，列举了诸位将领及士兵的英雄行为和功绩，然后汇报了攻陷泗沘城、俘获义慈王等的丰硕战果，又叙述了唐军在平灭百济后接收的土地、户口及对这些战利品的处置。唐高宗在接到苏定方捷报后一定万分欣喜，随即下诏“曲赦神丘、嵎夷道总管已下，赐天下大酺三日”。“曲赦”是赦免制度中的一种，主要应用于对一定区域或编制范围内的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赦免。当时苏定方帐下约13万唐军当中可能有一些就是戴罪立功的，至此因为大捷而获得唐高宗的宽恕，后来平定百济复国运动的刘仁轨就在此限。
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就在这里。唐高宗如此兴奋，身边的史官当然要立刻记录在案，《唐高宗起居注》中必然会留下相应的记载，而记录的时间就是捷报送达的时间。同时，苏定方等的战报上一定也有战斗发生的时间和战报写成的时间，如果此份“露布”被保存下来，这些时间也可为后世史家提供参考。唐高宗下达的曲赦、赐天下大酺的诏书也应当受到重视，这份诏书也很可能得到存档保留，其上所具时间无疑就是诏书下达时间即捷报送达时间。如此，两《唐书》“八月庚辰”条编撰时可以看到的时间就至少有3个，一是战斗发生的时间，二是捷报写作完成并发出的时间，三是捷报送达唐高宗手中及高宗下诏的时间。那么，两《唐书》所记究竟是哪个时间呢？
在肯定中日韩史料都是正确的并否定日程差异系由各国历法不同造成的前提下，第一种可能必须排除，因为义慈王被俘发生在罗历七月十八日，唐历就算与之有差异也不可能在朔日上相差6天之多。而第二种可能也可以排除，因为新罗武烈王派送的“露布”也是在罗历“七月二十九日”完成，在此之间由苏定方发出的捷报必定完成于罗历“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之间，唐历是不可能将此日的朔日误差到“十二日”的。于是，我们只剩下了第三种可能，即“八月庚辰”是捷报送达、高宗下诏欢庆的日子，其与七月十八日之间20多天的间隔正是飞驿在路途上耗费的时光。
那么，这段时间对于递送捷报的飞驿来说是否合理呢？经过我的推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当初苏定方的大军从洛阳一带出发至莱州城山出海，从这里到朝鲜半岛是横渡今黄海的最短线路，他们进抵德物岛后又沿半岛西海岸南下至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入海口，然后溯流而上抵达泗沘城。那么，苏定方携大批俘虏回国时很可能也是原路返回，即先从泗沘乘船至熊津口再北上德物岛海域，然后渡海至城山后走陆路前往洛阳。假定大唐与新罗当时使用的历法完全相同，那么苏定方自九月三日下海，十一月一日到达洛阳，依《二十史朔闰表》他们这一路总计用去了57天。
如之，其中从城山陆行至洛阳的阶段需要多少时日呢？城山当时属莱州文登县（今山东文登），武则天如意元（692）年将文登、黄、牟平3县从莱州分出别立登州，治牟平（今山东牟平），中宗神龙三（707）年将州治迁至由黄县改名而来的蓬莱县（今山东蓬莱）。从地理位置上看，城山至洛阳起头的那段路程基本就是城山-牟平-黄（后为登州治所蓬莱）-莱州。《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载：“河南府……在西京之东八百五十里。……青州……在京师东北二千二百五十里，至东都一千五百七里。……莱州……在京师东北二千五百九十九里，去东都一千八百五十二里。……登州……在京师东三千一百五十里，至东都二千七十一里。”比照前后距离及各州比定位置可知，登州距离东都洛阳2071里基本正确，而距京师长安3150里的记载有误。好在我们这里只需使用登州至洛阳的路程，此错误对我们下面的推算没有影响。今从蓬莱至成山的距离约为190公里，换算成唐制约为347里，则自洛阳至城山有2418里。苏定方等归途中人众辎多，不得快行，若按“吉行五十里”计需48至49天，若按“师行三十里”计需80余天，后者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取1日50里的速度。由此，还有8至9天的时间就是苏定方归途中花在水路上的。今从韩国扶余沿锦江入黄海，再自河口沿海岸北上至德积岛，此程有210余公里；从德积岛渡海至山东的成山角又有310多公里。于是，从泗沘水行至城山共计520多公里，正与8、9日的行程相吻合。
那么，如今换作飞驿自泗沘至洛阳又当如何？首先，飞驿自泗沘下海至城山，花费的时间与苏定方返途基本相同，也是8、9日。飞驿自城山登岸后快马驿道入洛阳，普通的马匹每日可行150里合82.1公里，奔跑能力较强的驿马可以达到日行190里合104公里，如之，飞驿陆程约花费13天。水陆两边相加，大约是21至22日，这正与“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二日”之间23天的差额相吻合。因此我认为，苏定方于七月十八日缉捕了自首的义慈王后，于当日、次日或两日后完成捷报并送入洛阳，八月十二日庚辰捷报送达唐高宗手中，高宗下诏曲赦、赐酺三日，这个送达的时间正是两《唐书》所记的“八月庚辰”的原始依据。这也就是存在“七月说”、“八月说”两种“正确”说法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包括两《唐书》在内的许多中国古代史籍常因地域广阔、信息传递不便等原因，将事件的时间记为消息送达的时间，苏定方讨平百济的例子并非唯一的现象。
如然，后面的日程也就可以相应的推演清楚了。唐高宗下诏后捷报和诏文又会由飞驿送入京师长安，这些消息也同样会很快散布到全国各地。长安与洛阳相隔850里，飞驿递送需要5天，也就是说八月十七日或十八日，长安留守朝廷也知道了这则胜利的消息。之后数日，被软禁的伊吉连博德等倭国遣唐使也会通过官方的渠道得知百济已经灭亡的消息，但是他们被唐朝确定释放要等到约20多天后的九月十二日。7天后的九月十九日，倭使们自长安启程前往洛阳，十月十六日抵达，路上花费了26天。之后，倭使们在洛阳停留了半个月，直到十一月一日苏定方押送义慈王也来到洛阳，又过了23天倭使们才启程回国。
另一方面，唐高宗接到捷报后不久，任命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前往百济故地安抚余众。王文度等轻装上阵，他和他的随从人员可以骑马安心前行，按日行百里计自洛阳至城山走24至25日，再泛舟至泗沘水行用去8至9日，此行共计33天上下。就算王文度等人是八月庚辰当日出发的，抵达泗沘也已经是九月十五日，此前12天苏定方已经启程返回洛阳。由于当时泗沘城东面地界上还有不少百济残余势力，王文度等人自此前往三年山城需要略微绕道偏南一些的黄山，此程约有100公里合183唐里。王文度前往三年山城的目的是将赐物交付给新罗武烈王，携带了不少物品又不熟悉地形的他或许只能按照日行五十里的吉行来运作，则大致要在路上花费4日，最早也是九月十九日。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三年山城的仪式及王文度暴卒发生在九月二十八日，这也与前面关于日程的推断相吻合。
如果按照拜根兴在书中推测的那样即罗历七月十三日和唐历八月十二日是同一天的话，那么苏定方归国、王文度受命东渡的时间就都无法合理排定了。归根结底，拜根兴同时信任两《唐书》和《三国史记》的基本观点是完全可取的，但是他在著作和论文中多次笼统地认为从半岛到长安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从未给出过细致的推算，这表明他对当时消息传递及行军、旅行的速度和日程编排缺乏更深入的了解，这也就导致了他最终无法正确解释存在两种日程说法的矛盾。而只有对逐个细节问题都作特别的分析，才能较好地解决调和二说的困难，这是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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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城破和投降相差5天。

满者伯夷

当然是你恶搞啦。信鸽的使用当然可以追溯很早，但是像捷报、露布这样的重要文书还是要由飞驿传达，而且不是一般的驿子，而是有一定地位且口齿伶俐的从军将官，以便亲口向上级描述前方战况及诸将士行状。

满者伯夷

当时的水平，信鸽丢失信件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所以重要公文用人送，也规避风险。

满者伯夷

[B]三、苏定方与王文度[/B]
苏定方无疑是唐高宗前期最优秀的统帅之一，当时除了资格更老的英公李绩以外，恐怕就要数他了。据拜根兴推测，两《唐书》关于苏定方乾封二（667）年去世时76岁是错误的，他应当生于隋开皇二十（600）年，享年68岁。其实，我觉得苏定方更可能生于仁寿元（601）年，两《唐书》“七十六”或为“六十七”颠误。苏定方早年参加了隋朝平定张金称、杨公卿等反叛的战斗，之后加入了窦建德、刘黑闼的起义军，贞观初年又从军，在李靖袭击突厥颉利可汗的战斗中立下大功，贞观四（630）年授左武侯中郎将。这时苏定方才30岁，已经做到了正四品下的武职，也算年轻有为。
但是，之后20多年里苏定方就变得无声无息，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六（655）年才又有了表现的机会，中间竟然毫无升迁，始终是个中郎将而已。永徽六年二月，高宗命正三品营州都督、东夷都护程名振挂帅出讨高句丽，苏定方时以左卫勋一府中郎将为其下一将。结果唐军大败高句丽于贵端水，又焚其西部重镇新城，苏定方因功拜为右屯卫将军、临清县公，这是从三品的武职，或许是连升了两级。程名振早年也侍奉过窦建德，但不久投诚唐朝，刘黑闼复起的时候杀了他的母、妻，遂有深仇大恨。程名振或许与苏定方早就认识，有些渊源，苏定方得以沉寂20多年后复出或与他的举荐有关。
同年，高宗命朝中元老正三品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出征反叛的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并以从三品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为副大总管。苏定方时在军中为前军总管，位在王文度之下。军中另有从三品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从三品伊州都督苏海政及周智度等名将。一般认为，这是苏定方第一次与王文度共事。
关于王文度的资料最早出现在贞观十八（644）年。当时，唐高宗欲亲征高句丽，命正三品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或曰沧海道行军大总管，从三品左领军将军常何、从三品泸州都督左难当为副大总管，统江、吴、京、洛募兵4万人驾吴艘500只渡海攻平壤。前面提到的程名振时为从三品右骁卫将军，是张亮手下一名行军总管，后率军攻打高句丽的卑沙城。程名振属下的副总管正是王文度，他在卑沙城战役中身先士卒，率先登上了敌人的城头。可知，早在苏定方跟随程名振讨伐高句丽之前11年，王文度已经是程名振的副将了。如此，贵端水一役中王文度是否在程名振军中与苏定方共事亦未可知。
目前尚没有发现西征阿史那贺鲁前王文度的官阶资料，只好进行推测。王文度以从三品右武卫将军为副大总管，其官位虽与舍利叱利、苏海政、苏定方等相同，但权力显然更大。史书上王文度的事迹很少，我们暂时无法知道他在卑沙城一役后还有哪些战功，或许就是因为那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使他得到了太宗的青睐，被提升为从三品。如然，苏定方虽然年岁上或比王文度稍长，但自贞观以后其官阶履历却不如后者，升至从三品比后者晚了约10年，葱山道行军时也只是后者的下属而已。
葱山道一干将帅的饯别仪式是在永徽七（656）年即显庆元年正月举行的，随后数万唐军挺进西域。唐军在是年八月间连战连捷，程知节本军破歌逻禄、处月两部于榆慕谷（今新疆西北部霍城县果子沟），周智度又大破突骑施、处木昆二部于咽城（今新疆西北部博尔塔拉州境内），苏海政率军与阿史那贺鲁西突厥本部二万兵马相持于鹰娑川（今新疆西北部和静县裕勒都斯河），当西突厥鼠尼施部两万人来援时又被苏定方奇兵击溃。但就在此时，身为副大总管的王文度指责程知节“恃勇轻敌”，“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随即又出现了一份所谓的密诏，声称高宗令其节度而剥夺了主帅程知节的指挥权。按照两《唐书》的说法，王文度实为矫诏，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我们来看当时的战争形势。王文度认为唐军虽然取得胜利，但是本身也有不小的损失，这应当是事实。因为他提出这种主张后，可谓身经百战的主将程知节并没有提出反驳，而之前苏海政与贺鲁本部的战斗确实进入了胶着状态，人员伤亡显然不小。而纵观榆慕谷、咽城、鹰娑川三役的战绩，榆慕谷斩敌1000余，苏定方袭击鼠尼施营杀1500余，而周智度于咽城一战斩首最多，两《唐书》称“三万”，岑仲勉于《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以为3000人。也就是说，当时被唐军消灭的西突厥生力军仅5500余人，倒是俘获的牲畜、辎重重量较大。而西突厥地域辽阔，兵马众多，贺鲁仅在鹰娑川一役就投入了4万兵力，再从其国历来出动军力分析，其手中掌握的人马当有20万上下。由此，取得3次胜利的唐军不过伤到了西突厥的一点皮毛而已，王文度的考虑是有充分依据的。
其次，我们来看之后一段时间内战争的发展。王文度接管指挥权后指示兵将，“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作战方式，但切实有效地避免了损失。九月，程知节、王文度的大军又与贺鲁之子咥运激战，大破之，斩首数千人，随后西突厥重镇恒笃城中数千家胡人投降。实际上，此一役的战绩和之前3次战役获得的总和已相差无几，而唐军的损失应当远比之前的战斗小。于是很明显，两《唐书》中的说法是为了抬高苏定方而歪曲贬低了王文度的决策和成就。随后，王文度认为“比我兵回，彼（恒笃城胡人）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财”，这虽然是十分残忍和恶劣的行径，在道义应当受到强烈谴责，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做出这种决定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王文度。一方面，屠城、杀俘、劫掠平民财物在当时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对异族的战斗中更为普遍，已经形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苏定方在讨平百济后也干过同样的事，他没有资格批评王文度。另一方面，当时西突厥根基未动，唐军一旦离开恒笃城，该地胡人持两端甚至重新叛归贺鲁切断唐军后路的可能性颇大，王文度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屠城之事也是主将程知节同意并由除苏定方以外其他所有将领参与的，最终获得的财物也是由参与的诸兵将瓜分的，并没有什么资料说王文度独占其财或者多占有了什么。因此，这一暴行的责任应由王文度、程知节等人共同承担，同时因为屠城而延误了追击阿史那贺鲁父子的战机致使他们得以逃脱并重振旗鼓的责任也应由众将共担。这点由战后三朝元老程知节也坐“减死免官”就可看出，就连盛怒下的高宗也没有将责任都归于王文度一人。
最后，我们来讨论王文度是否矫诏。程知节年轻时武艺超群，作战勇猛，所以算得上一员猛将。但是，他在战法战术上却并非所常，因此当他年老体衰后统兵的优势就变成了德高望重、威名远播的震慑作用了。程知节麟德二（665）年去世时享年77岁，则他出生于隋开皇九（589）年，至葱山道行军时已经68岁，如此老迈之躯，恐已不能经得起阵前催讨的辛劳了，一般只能在营帐中筹募或押领中军以张声势。高宗即位之时，程知节曾率飞骑护从左右，此番又委以西征重任，高宗对他的信任是毋庸置疑的。我推测，高宗知道程知节多勇少谋且年事已高，需要一名得力的副手加以扶持，便暗中授意他看好的副大总管王文度或监军，让其在出现特殊情况主要是指程知节身体出现状况时代行大总管职权。而王文度有意无意地曲解了高宗的意思，在关键时刻以“恃勇轻敌”夺去了程知节的兵权。然而，“恃勇轻敌”确实是程知节的弊病，老将无以反驳，王文度便成为此次西征的实际指挥者。
程知节统兵时各路分进合击，苏定方因此获得了在鹰娑川一役中大败鼠尼施部的战功，而王文度采取了全军靠拢统一部署的策略，偏将苏定方便失去了自主出兵取得战绩的机会，心中极为不满。苏定方曾劝说程知节囚禁王文度，重新夺回兵权，其言辞多有挑拨离间之意。而程知节历经世事，早已将这种私人恩怨抛诸脑后，自然不会接受苏定方的见解，而是继续放任王文度。恒笃屠城时，苏定方拒绝接受所获财物也并非他良心发现，因为他在百济的所作所为实在就是此事件的翻版，我猜测是他因对王文度、程知节等的不满导致他做出了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决定。
至于“王文度害其（苏定方）功”更是无稽之谈。苏定方等人是葱山行军道下总管，王文度是副大总管，其下属将领所立功勋自然也可计在其名下，何有嫉妒可言？而且，王文度接管兵权后取得的战果比之前3役毫无逊色，其作战指挥能力也并不亚于苏定方。倒不如反过来认为，是苏定方因王文度的集中兵力策略而无法建立大功而对王文度产生了嫉妒之心。苏定方被雪藏了20多年，去年一复出便立功升官，此时被埋没20多年的怨念和对自己军事能力的信念交织在他胸中，要早日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地位和荣耀的欲望正在快速膨胀，自然对王文度的所作所为格外厌恶。两《唐书》采用这种说法，不是因为班师后苏定方本人或其一党怨恨王文度之语被文书记录，就是两《唐书》的编纂者为了褒苏贬王而使用了曲笔。
显庆元年十二月，王文度遭到“坐处死，后得除名”的严厉惩罚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提出屠城掠货导致贻误战机，造成阿史那贺鲁得以远遁，使高宗一举平灭西突厥的计划破产，减罪前他与主将程知节量刑相同。而所谓的“矫诏”甚至连一个附带的借口都算不上，否则如此重罪是不可能免死的，依唐朝惯例“除名”只是战败军将受到的处分。而且，王文度显庆五年又以“左卫中郎将”被任命为熊津都督，恐怕他起复的时间更早一些，“除名”只维持了没几年。高宗终究对他还抱有期望，还是想给他一些将功赎罪的机会。
葱山道行军彻底改变了苏定方与王文度的人生。高宗或许因为赏识苏定方的军事指挥能力，或许如一些学者推测的那样苏定方与朝中权贵许敬宗关系密切，并因为对程知节、王文度等人的恼怒反而对西征中特立独行、不参与分赃的他颇有好感，便于次显庆二（657）年正月以之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又以正三品燕然都护任雅相、从四品上副都护萧嗣业、正三品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为副大总管，又以正三品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正三品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再度统兵讨伐西突厥。我们注意到，为首的这些将领中除萧嗣业外位阶都在苏定方之上，苏定方所管伊丽行军道中汉将副大总管任雅相官位也在他之上，由此也可见高宗对他的重用甚至违背了常规。苏定方等将不负重望，终于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和征战，于显庆三（658）年二月灭亡了西突厥，俘虏了阿史那贺鲁父子。当这年十一月捉拿到贺鲁的副总管萧嗣业押解敌酋献于昭陵时，他已经升至从三品鸿胪卿；而主将苏定方进正三位左骁卫大将军，封邢国公。整整一年后，因为西突厥余孽阿悉结都曼叛乱侵边，苏定方为安抚大使前去讨伐，之后就是我们前文中提到过的显庆五年正月中苏定方俘都曼凯旋回京的场景了，他又被改任位更尊的左武卫大将军。葱山道行军后才3年时间，苏定方已从一名并不突出的右屯卫将军变为军中声望数一数二的左武卫大将军了。
苏定方凯旋才两个月，高宗便迫不及待地将他任命为“使持节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简称“神丘道行军总管”，又作“熊津道大总管”，为他配置了近13多万大军和众多骁将。据《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副大总管有正三品冠军大将军□□□卫将军刘伯英、正四品上陇州刺史董宝德、新罗人从三品左领军将军金仁问，行军长史是正五品上中书舍人梁行仪，右屯卫郎将祝阿师、正四品上淄州刺史于元嗣分别出任左、右军总管；又以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统兵5万与苏定方呼应，以右武卫中郎将曹继叔为嵎夷道副总管，从五品下岐州司马杜爽为行军长史，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将刘仁愿、正四品上沂州刺史马延卿分别为右、左军总管，另有新罗人右武卫中郎将金良图为此道将领。又《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中提到苏定方右将董宝亮或即碑铭中的副大总管董宝德。据《新唐书》，参战的还有从三品右武卫将军冯士贵、从三品左骁卫将军庞孝泰；另据今韩国庆尚北道西部金泉市境内发现的《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碑，高宗的表兄正三品交州都督柴哲威也以“加林道行军总管”在苏定方军中。这3人位阶较高却不入碑铭，他们或许都是苏定方的偏师，分遣其它行军道，没有随主力一同行动。因得罪李义府屡遭陷害的前青州刺史刘仁轨也以白衣从效。
此番东征，苏定方帐下可谓人才济济。刘伯英、曹继叔都是当世名将，为人所称道；庞孝泰也是太宗就经常选用的出征将领；刘仁愿、杜爽、刘仁轨等在后来平定百济复国运动的战斗中有较优的表现；柴哲威是累任边地的皇室贵戚；金春秋、金仁问、金良图都是新罗英杰。自三月十日宣下敕命至八月十二日捷报抵京，前后才5个多月时间，割据海东达四五百年之久的古国百济就须弥间灰飞烟灭了。高宗闻讯自然欣喜不已，激动万分。此刻，在高宗的心中，苏定方有如天赐神将一般，是他拨乱宇宙的第一神兵利器。而且，苏定方手中又有众多强将和13万精兵，既然百济小国已灭，怎可再大材小用，让这支生力军去扫平余众呢？按照高宗的想法，必然是速速将苏定方等召回，然后再委以新的也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即讨灭宿敌高句丽，而安抚百济余众的事情只需要派一名干练忠诚的将领牵头就可大功告成了。所以，高宗在八月十二日传旨曲赦、大酺的同时，已经在心中酝酿去接替苏定方完成善后工作的人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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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另一方面，七月十八日义慈王、太子隆等自首，之后百济各地的方领、郡将也纷纷送款，大局已定。二十九日，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一直在今突城观望的新罗武烈王金春秋来到泗沘与苏定方会面，唐罗联军灭亡百济的两大主力军神丘、嵎夷行军道的两位“主将”终于会晤，同日金春秋派遣弟监金天福露布大唐。金天福身份尊贵，而且之前已有唐军飞驿将捷报送往洛阳，所以他不会像一般信使那样日夜兼程，以骑马日行百里为宜，约33天后也就是九月三日前后可以抵达东都。而苏定方与金春秋会晤后2天即八月二日，唐罗联军犒赏三军，志得意满的新罗武烈王与苏定方及众将高坐大堂，而使已成阶下之囚的百济义慈王、扶余隆等坐于堂下，又让义慈王为胜利者倒酒，百济等群臣莫不鸣咽流涕。不过此等场面在历朝历代比比皆是，也没有太多可以诟病的。
至八月十五日，苏定方命属下陵州长史判兵曹贺遂亮书写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文已经由从军的洛州河南县人权怀素书写并由工匠篆刻完成，便于是日立于泗沘。碑中对唐东征将领的武功勋烈大加渲染，对主将苏定方的夸饰更是极尽其辞，可谓无以复加。这种行文风气固然不是此番独有，但唐罗联军内轻骄浮夸之情已大白于天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该碑立于八月十五日，文字的完成当更早，而3天前高宗才接到捷报，负责劳军的敕使根本来不及抵达泗沘，故而此碑文的撰写和刻制都是未经高宗审阅的，是行军将领自作主张的行为。在此需要肯定该碑文是没有受到大唐朝廷文书干扰的原始的资料，这点十分重要，同时也纠正大意觉迷文中将此碑的制作归于唐高宗的疏误。
随之，苏定方等人的贪欲和兽性渐渐滋长起来。他缉拿了义慈王等众多百济政要，又纵兵抄略，杀害百济壮丁，想必新罗军方面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种暴行立刻激起民愤，从而演化为武装反抗。唐罗联军夹击百济是典型的剜心战术，对百济人心理震慑较为剧烈，却没有对百济国力造成特别大的损害。所以，百济复国运动一旦兴起，再度平定的难度并不亚于之前的灭国之战。然而，事变发生初期显然没有引起唐罗联军足够的重视，无论是苏定方还是金春秋都没有及时扼制这种势头。
《旧唐书》《黑齿常之传》载：“时定方絷老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常之恐惧，遂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鸠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筑栅以自固，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黑齿常之本在西方治所风达郡豆乃山城，义慈王投降后他也率部向唐罗联军送款，其本人可能被迫前往泗沘。但是苏定方所部的暴行令他极为不满和恐惧，便与部下潜返本部也就是西方，然后暗中组织百济余部开始抵抗运动。从《三国史记》的记载看，百济复国运动最先开始于南岑、贞岘和任存3城以及豆尸原岳，而没有西方治所豆乃山城，所以常之应当很快又转入位于泗沘城北偏西的任存一带。巧的是百济复国运动的重要领袖鬼室福信也是在任存山起事的，或许另一个重要领袖余自进也起家任存山，那么他们和黑齿常之就是同一波复国军，或许就是“左右十余人”中的一分子。鬼室福信本是西部恩率，和黑齿常之同属西方，而且位在常之之下；前面也已经提到过百济方郡制中的方佐很可能就是由第三位“恩率”担任，鬼室福信或许原本就是常之手下的方佐，两人曾为上下级关系。之后4年里，鬼室福信的领袖地位显然超过了黑齿常之，那么前往任存山起事的主意是福信提出而常之只是响应者的可能性更大。
他们在任存一带聚集后并没有立刻遭到唐罗联军的讨伐，竟然有“旬日”可以召集归附者。期间，苏定方等恐怕还在泗沘及周边地区逍遥自在，为所欲为，而对泗沘北面步行也不过2天时间的叛乱据点无动于衷。按《三国史记》的说法，苏定方遣兵攻击任存大小栅在八月二十六日，那么任存起事至少发生在八月十六日以前，而十五日正是苏定方树立《大唐平百济国碑》的时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当苏定方的属下在碑上刻着“邢国公仁同转扇，恩甚投醪，逆命者则肃之以秋霜，归顺者则润之以春露，一举而平九种，再捷而扫三韩，降刘弘之尺书，则千城仰德，发鲁连之飞箭，则万里衔恩”的时候，一场因为他的野蛮杀戮而兴起的规模庞大且波及东亚各国的变乱已经一触即发了。10天左右的拖延给了复国军充分的喘息机会，他们迅速集结了3万众，就算其中拖儿带老，壮丁数量也当在7千至8千，已经有了相当的战斗力。苏定方派去的征讨军无法打破任存大栅，只能拔除其周围的小栅。这些百济人原本都被缴了械，结果在战斗中用木棒击破了新罗军，重新夺回了武器。唐罗联军在任存失利的同时，余自进领导的部分复国军控制了熊津城，与任存的鬼室福信、黑齿常之形成犄角之势，从而站稳了脚跟。
随后，沙弥觉从和一名达率前往列岛，向倭国通报截至此时发生的战事状况，他们于九月五日知会了倭人。八月二十六日“任存之役”至九月五日消息抵倭，中间隔了9天，与唐军在泗沘和城山间的日程相当。而自任存一带至当时的倭人边境对马的水路与泗沘、城山间距离相差不大，则九月五日那名达率和觉从消息送达的地点应当是对马而不是倭国的其它地方。这说明两点：一是，当时唐罗联军没能控制百济通往倭国的海路，相反百济西部和南部沿海甚至可能已经陷入复国军手中。另一是，虽然任存与对马间通信只要9天左右的时间，但身在大倭地方的倭国齐明女王并不能很快得到消息。因为，按照常规对马的“防人”接到消息后会先通知筑紫的太宰率，然后由太宰率遣飞驿奏入京畿，这中间还要12天上下。总之，大倭朝廷知道百济亡而复兴的消息肯定是九月中旬的事了，此刻苏定方早已押送上万百济遗民踏上归途，将百济的烂摊子留给了泗沘镇将刘仁愿、新罗武烈王金春秋和稍候赶来的熊津都督王文度。
王文度虽然算得上苏定方的“仇家”，两人在葱山道行军中结怨很深，但后者在酿成百济复国运动这颗苦果时却并不知道前者会到来为他善后。高宗于八月十二日下诏庆贺百济大捷后不久便授命已经起复至左卫中郎将的王文度出任熊津都督，安抚百济余众，锡命金春秋并给宣物以此嘉奖新罗在讨平百济中的功绩。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飞驿自洛阳至泗沘须用21至22天，即使王文度在八月十二日当天得到授命，该消息抵达泗沘必定不早于九月三日也就是苏定方启程回国的那天。即便九月三日苏定方刚好闻讯，他也一定在之前数日就已经准备携带俘虏回国，这种准备活动可能在“任存之役”以前就开始了。如果苏定方事先得知王文度将至，真不敢想象这对冤家又会闹出些什么乱子来。
关于王文度受命熊津都督前的官职，各种史料中有着不同的记载。《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新唐书》卷108《刘仁轨传》、《三国史记》均记为“左卫中郎将”，《旧唐书》卷199《百济传》记为“右卫郎将”，《新唐书》《百济传》记为“左卫郎将”。文书中“左”、“右”因形近常误，这种情况在唐代各卫武职的记录中非常普遍。今王文度似出“左卫”，“郎将”或为“中郎将”脱误所致，则仍以“左卫中郎将”为准，这是正四位下起授的武职。
苏定方在百济设立的5都督府、37州、250县显然都是羁縻府州县，这些地方行政单元的主官都是百济原先的渠帅。如此设置应当是苏定方出征前高宗有所授意的，苏定方大功基本告成后便依样画葫芦虚授了这些官职并在捷报中做了一些必要的汇报。但是高宗授予王文度的熊津都督不可能是羁縻府的都督，而当视为正设府州。换句话说，高宗接到苏定方捷报后对百济羁縻府州县设置作出了调整，改熊津都督府为正府，其职能为安抚百济故地残众，地位高于其它4府、37州、250县。按唐高宗时期的制度，都督府分大、中、下三等，都督分别为从二品、正三品、从三品。大都督由亲王担任，其政务由从三品长史主持，则王文度可能是中都督或下都督，但应当是在位阶上又有提升，至少恢复了葱山道行军时从三品的位置。
至王文度受命东行止，大唐朝廷应当只收到过一封前方战报，苏定方为了邀功一定会在战报中将百济形势说得一片大好，而不可能强调残余抵抗力量的问题。因此，从高宗到百姓都处在片面的兴奋当中，对于百济即将出现的艰巨状况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预见。高宗任命王文度前去善后不但给他升了官，而且是想给他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以便再度升迁，可见高宗对他还是相当器重的。然而，正是这次东行断送了王文度的性命。
高宗下诏赐天下大酺三日，欢庆活动至八月十五日结束，王文度受命后做些准备在次日前后启程。陆上马行24至25日，王文度及其随行人员于九月十一日前后抵达城山出海。而就在他东渡的当日或次日，从泗沘凯旋的大军便在苏定方的带领下于此登岸，迎接这支庞大船队的一定是喧嚣的人群和当地官员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王文度出海时的待遇与之自然无法相比。不知二人擦肩而过时，心中都作何感受。也许此前王文度还壮志满胸，想象着自己轻易安抚完余众后就会再次受到高宗的眷顾而升官发财，苏定方不就比自己高一阶吗（甚至可能是平阶的），早晚能重新压过他。但出海后，不利的传闻渐渐使他担心起来，百济残余势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温和”，苏定方临走前的征讨也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甚至留守唐军的处境也变得危险起来。
按理来说如果水路顺畅，王文度应于九月二十日前后抵达本来的目的地泗沘城。但从《三国史记》上的记载看，九月二十三日百济复国军攻入泗沘城时唐罗联军中并没有他的身影，指挥击退复国军的仍是苏定方委派的镇将刘仁愿。复国军虽然没能光复泗沘，但他们也在泗沘周围建立了数处营栅，形成了围困孤城的态势，这无疑是苏定方率主力回国后复国军发起的最大攻势。这种围困一直到数月后刘仁轨到来才被解除，期间泗沘城内外基本隔绝。由此可见，王文度没能顺利到任，由于百济西部海域也被复国军控制，他很可能是在新罗北部口岸党项城登陆的，时间大致在九月十七日前后。此刻，王文度的心情已经十分糟糕，连任所都无法抵达又如何完成安抚的重任？他和随从人员与新罗接待官吏在党项城商议了下一步的对策，决定先完成高宗派给的另一项任务即向新罗王锡命。此时金春秋也正为百济复国军的兴起头疼，新罗伺机侵占百济故地的计划无法顺利展开，他只好退到与百济邻近的西部边境重镇三年山城观望。王文度等人摸清了金春秋动向后约休整了3天，便于九月二十日前后从党项城出发前去会晤。因为始终是在离百济边境不远的地方行进，这一路并不太平，路况恐怕也不能与中土相比，所以此行用了约8日才抵达目的地，此日正是九月二十八。
新罗武烈王对于高宗派来的特使当然十分热情，恭敬地举行了隆重的接待仪式，王文度随即拿出高宗的诏书向金春秋锡命。这里我们注意一下仪式中两人的位置，《三国史记》载“文度面东立，大王面西立”。当时，东向也就是西方的位置尊于西向即东方的位置，鸿门宴时项羽便是“东乡坐”的，范增“南乡坐”，刘邦“北乡坐”，而“西乡”的张良只能“侍”。类似的，作为大唐朝廷特使的王文度手持代表唐高宗的诏书，当然尊于属国君主金春秋，这种方位是仪式进行时特别选定的，决不能出现差错。但当王文度锡命后准备将宣物交给金春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王文度“忽疾作便死”，其随从人员继续将仪式进行完毕。
王文度的死十分突然，文献中没有记述具体状况，《三国史记》所说已经比较简单，而两《唐书》更是只有“文度济海卒”数字。因此，王文度之死成为一个不解之谜。贞观十九（645）年程名振攻打高句丽卑沙城时副总管王文度先登，估计当时他年岁不会太大，应在40岁以下。如然，他去世时也不过50多岁，不属于年迈过度而死。于是，王文度只能死于突发病或是被“暗杀”。
哪些人和王文度有恩怨，如今已无法详细说明，但苏定方肯定能算一个，二人葱山道行军时结怨如此之深，动杀机可以理解。但如前所述，苏定方离开泗沘前甚至有可能还不知道王文度将至；即便临走前知道了这则圣旨，他是否敢让随从下手、是否来得及布置也都是问题；即便苏定方确实曾向留守镇将刘仁愿等授意加害王文度，王文度到达新罗时刘仁愿等正困守泗沘，根本无法具体实施。而一直与王文度接触的新罗王金春秋等也万万不敢对上国特使不利，以免引起大唐的讨伐。更为重要的是，苏定方在离开百济时了解复国军猖獗的活动状况，他明白王文度的到来对于留守唐罗联军的重要性，如果轻易将其除掉极可能使孤立无援的刘仁愿等陷入绝境，以苏定方的判断力还不至于做出如此失去理智的事情。所以，王文度被暗杀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我更倾向于他死于气急攻心。陆上3000里加水上700里的奔波使王文度非常劳累，整整40多天的旅程会使任何人的身体状况有所下降。百济王义慈被押解入洛阳，苏定方未必会像对待死囚犯那样给他加上重铐铁索，可这位老王却在被高宗宽恕后数日便死，可见路途颠沛如何可怕。而且，王文度原本满心欢喜来百济接收胜利果实，可是事态的发展与他的预期相差太大，他在半岛看到的是如火如荼的百济复国运动和孤弱无助的留镇部队，自己连任所都无法顺利抵达，这如何不让他恼恨？虽然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认为，百济复国运动的兴起是苏定方疏忽大意所致，这并非他愿意看到的，他也希望动乱能够早日平息，自己昔日的部下刘仁愿等能够平安无事。但处于特别立场上的王文度能看清这些吗？他能够清醒认识到他到任时百济复国运动高涨只是一种巧合吗？我想这恐怕没那么容易。王文度极可能将这视作苏定方故意为他设下的一个圈套、一副陷阱、一场阴谋……如此只能更加剧王文度的心理压力，使他胸中的怨气日甚一日，他每在半岛的土地上踏一步，这种怨念就会加一分。九月二十三日，百济复国军猛攻泗沘并将其包围起来；由于消息不能及时传递，王文度得知此事至少应在两三天后，这对其时正从党项城至前往三年山城的他来说无疑是极为糟糕的消息。也就是说，九月二十八日正是王文度身体疲乏、精神忧郁、心中怨恨且刚接到唐军陷入险境消息后不久，他在严肃的锡命仪式上又要中规中矩地应对，朗声宣读长长的诏文，至此精疲力竭，终于气急攻心而亡。
不管王文度是因何而死，大唐的第一任熊津都督就此离开人世，他得到任命才一个半月，甚至连治所都没有到达，他死亡的时间居然苏定方凯旋洛阳、百济义慈王等受到高宗宽赦还要早2天。这对于大唐经略海东的策略无疑是一次大的打击，使留守军更陷入困境，在消除苏定方的一名旧仇同时，却给了另一个人“再生”的机会——此人正是前青州刺史刘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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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引用:

下面引用由大意觉迷发表的内容： 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权怀素书。 ----------------------------------------- 看清楚了“建洛州”，而且，大酺三日后下令立碑，...

你断错句了，“八月己巳朔”，那么“癸未”就是“十五日”，所谓“建”就是正式树立的意思。“洛州”不是立碑的地点，而是权怀素的籍贯，他应当是洛州河南县人。

满者伯夷

你已经同意我认为高宗八月十二日才得到捷报，那么又如何来得及写完碑文然后送去百济在八月十五日刻成呢？

满者伯夷

[B]四、大唐在百济故地上的初设建制[/B]
说完苏定方与王文度奇异的渊源，我们回过头来探讨大唐“讨平”百济后在其故地上初设的各种行政、军事建制。
按两《唐书》和《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苏定方刚俘虏了百济义慈王、宣告百济灭亡后，便依照百济国原先的5部（方）、37郡设立了5都督府、37州。《新唐书》称5都督府分别是熊津、东明、马韩、金涟、德安，两《唐书》都没有提到37州的设立；《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没有罗列5都督府的名称，却补充说明还设立了37州、250县。这些资料归纳起来很容易让我们想到，5都督府、37州应当与我在第一部分中详细叙述的5方37郡一一对应。这些显然都属于唐代惯用的羁縻政权，其都督、刺史、县令都由百济渠帅出任，而各府州县的某些重要职务由汉官担任以起到对羁縻政权的监管作用。
可是经过仔细比对，我不禁发现5都督府与百济原来的5方并不完全对应。如前所述，百济5方各有治所，每方治于1郡1城，这5郡5城地位特殊。但百济地位特殊的并不止这5方城，还有更为重要的都城泗沘及其所在的所夫里郡，一共6处。也就是说，除非5都督府都不在泗沘设立，否则至少有一个原来的方后来没有设置都督府。情况究竟如何，还需进一步讨论，对每个都督府的位置进行比对。
德安都督府的比定最为简单，显然就是东方治所“得安”，百济称“德近”，新罗为“德殷”，至王氏高丽改称“德恩”，也就是今天的恩津。
《大东地志》认为东明都督府在今扶余也就是原来的百济都城泗沘，但却没有给出如此判断的依据。今观《三国史记》《地理志四》附《李绩奏状》：“东明州，四县：熊津县，本熊津村；卤辛县，本阿老谷；久迟县，本仇知；富林县，本伐音村。”姜维公已通过精辟的论证，证明此所谓《李绩奏状》是伪作，其内容前半部分为咸亨元（670）年新罗军队支持高句丽叛党企图从大唐手中夺取高句丽全境时侵入鸭绿江以北地区的战报，后半部分则是熊津都督府及其下部分州县的设置情况。弄清楚了这些材料的性质，我们就可以正确利用它们了。这里的“东明州”应当就是由早期的东明都督府改制而来，其治所位置没有多大变化。从后面的分析我们会知道，东明州下4县中必有1县是东明州的治所也就是之前东明都督府的治所。熊津县、熊津村显然就是百济北方、熊津郡治所、故都熊津城，新罗后改为熊州，即今公州。久迟县、仇知为百济仇知县，新罗改为金池县，属大麓郡，即今忠清南道东北部全义，在公州北偏东26公里。富林县、伐音村为百济伐音支县，新罗改清音县，直属熊州，高丽改新丰县，在公州西偏北20多公里。由此，久迟、富林2县都分布在熊津县周围，而卤辛县位置不明，我们基本可以认定东明都督府、东明州治于熊津，是在北方的基础上建立的。
如此一来，熊津都督府就不可能也设在熊津城，那么该百济最为重要的都督府又在何处呢？《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七年条载：“九月三日，郞将刘仁愿以兵一万人留镇泗沘城，王子仁泰与沙湌日原、级湌吉那以兵七千副之。”《新罗文武王纪》十一（671）年条中引《文武王答薛仁贵书》则云：“至显庆五年，……平定已后，先王遂共苏大总管平章，留汉兵一万，新罗亦遣弟仁泰领兵七千，同镇熊津。”下文中又反复提到“府城”、“熊津”和“熊津府城”，明是同一地。比较两边叙述，泗沘城当即熊津府城。大意觉迷以为刘仁愿等本在泗沘，后迁熊津，《文武王答薛仁贵书》误两地为一处。但文武王金法敏即当事人，对此事了如指掌，《文武王答薛仁贵书》所叙似不误。两《唐书》一直称刘仁愿等留镇处为“百济府城”，且多处提到仅此1城，并未见迁移之说，但没有明确指出此“百济府城”是泗沘还是熊津。《三国史记》卷42《金庾信传中》龙朔元（661）年六月条载：“唐高宗皇帝遣将军苏定方等征高句丽。入唐宿卫金仁问受命来告兵期，兼谕出兵会伐。于是，文武大王率庾信、仁问、文训等发大兵向高句丽，行次南川州。镇守刘仁愿以所领兵自泗沘泛船，至鞋浦下陆，亦营于南川州。”这里明确指出刘仁愿的镇所确实在百济都城泗沘，这也是符合常理的。因此，熊津府城、百济府城就是泗沘城当可肯定，这里既是留守刘仁愿、金仁泰的镇所，也是熊津都督府的治所。这个都督府设置在百济都城，当然最为重要，所以列在5都督府之首。至于大唐及苏定方为何要在泗沘城设立熊津都督府，而在熊津城设立东明都督府就不得而知了。或许是因为熊津作为都城时百济与中原交流最为频繁，这导致中土人习惯性地将“熊津”视作百济的代名词了吧。
5都督府中剩下的还有马韩、金涟2个，比定较为困难。朝鲜韩国资料一般认为马韩都督府设在金马渚即新罗金马郡、今益山，但依我看来这纯粹来自于一个千百年来的误解。朝鲜韩国一直有这样的传说，西汉初年箕氏朝鲜为燕人卫满所夺后，其末代君主“武王”箕准率部南下马韩取地复立，自称“韩王”，直到新莽时才灭绝。《三国志》裴松之注也援引了类似的故事，但没有明说箕准覆灭、马韩复国的时间。我在《关于正始七年魏韩战争》一文中已经指出，箕准的复辟政权存在时间并不长，至迟公元前2世纪后期就已完结。百济金马渚地方很早就有传说，“武康王”曾至此建立王都，还和其妃善花公主来此巡游，至今仍有一些遗迹。自王氏高丽时代起，人们就认为这个“武康王”就是朝鲜“武王”箕准，他当年来到金马建立了马韩，此事被记入《高丽史》。由此，古今学者多认为马韩的都城就是金马也就是马韩乾马国，而大唐设立的马韩都督府也在此地。《大东地志》经过考证，认为这纯属误会。此“武康王”实为百济武王扶余璋，也就是《三国遗事》中的“薯童”，其妃正是新罗真平王之女善花公主；其故事今被韩国拍成电视剧《薯童谣》，当然情节已面目全非。百济武王在位期间立别都于金马渚，而后人误将其与朝鲜王准混为一谈，导致金马渚有了马韩之称。可惜的是，《大东地志》虽然纠正了《高丽史》以来的谬误，但仍旧把马韩都督府比定于金马。我认为，既然金马是马韩故都的证据已经不能成立，那么将马韩都督府治所定在金马的依据也就不复存在，马韩都督府当到别处寻求。在此也一并纠正我过去认为的益山乾马国是继稽山目支国之后的马韩政治中心，目支国被曹魏乐浪、带方二郡攻灭后马韩政治中心在何处或是否仍存在政治中心的问题需要再做考查。
我们已经看到，5都督府中的3个即熊津、东明、德安分别设立于百济都城、北方治所和东方治所，那么其余两个都督府也很有可能设立于5方治所，而不是一般的郡县。则马韩、金涟都督府当首先从中方治所古沙夫里、西方治所豆乃山或碧骨、南方治所居知山或阿次山中寻找。而南方偏远，又在海上列岛，地位相对次要，地位重要的马韩都督府又当首先在中方和西方寻求。
《唐扶余隆墓志》云：“而马韩余烬，狼心不悛，鸱张辽海之滨，蚁结丸山之域。皇赫斯怒，天兵耀威，上将拥旄，中权奉律。吞噬之筭，虽禀庙谋，绥抚之方，且资人懿。以公为熊津都督，封百济郡公，仍为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公信勇早孚，威怀素洽，招携邑落，忽若拾遗，翦灭奸匈，有均沃雪。寻奉明诏，修好新罗，俄沐鸿恩，陪觐东岳。”由此可知，百济复国运动兴起之后、百济与新罗会盟结好、扶余隆参加高宗泰山封禅之前，扶余隆曾受命熊津都督，被册封为百济郡公，且出任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扶余隆与新罗文武王会盟熊津发生于麟德二年八月，而麟德元（664）年二月双方也可能有过一次初步的会盟。那么，扶余隆出任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只能在龙朔元年至麟德二年之间。龙朔二（662）年七月戊子朔，高宗诏从三品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其时扶余隆也一并随行。可推断，扶余隆当时的职务正是墓志中提到的“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系孙仁师的部下。这里提到了“马韩道”并任命了安抚大使，则“马韩”当时似有特殊状况。安抚大使的职能在于招讨叛逆，怀柔归顺，扶余隆以百济故太子身份前去当有奇效。
《李绩奏状》中有“古四州，本古沙夫里，五县：平倭县，本古沙夫村；带山县，本大尸山；辟城县，本辟骨；佐赞县，本上社；淳牟县，本豆奈知”。其中平倭县、古沙夫村即中方治所古沙夫里，显然也是此古四州治所，在今古阜。辟城县、辟骨就是金堤，淳牟县、豆奈知就是万顷，此二县置于原西方治所一带。“平倭”的名字十分特殊，有特殊意义，或许唐罗联军曾在此地大败过倭军。由此，古沙夫里很可能是百济复国军及援军倭人的重要据点。而相比之下，“辟城”、“淳牟”字面含义并不明显。由此，古沙夫里是马韩都督府治所的可能性较高。
我在《马韩百济异史料》一文中早就指出，狗素国、古四邑原是马韩余孽一据点，于公元4世纪中后期被百济夺取，从此成为百济向南开拓的重要基地。因之，用“马韩”来指称古沙夫里所在的中方一带比较合适。而《日本书纪》《天智纪》元（662）年十二月条载：“丙戌朔，百济王丰璋、其臣佐平福信等与狭井连（阙名）、朴市田来津议曰：‘此州柔者远隔田亩，土地硗确，非农商之地，是拒战之场。此焉久处，民可饥馑。今可迁于避城。避城者，西北带以古连旦泾之水，东南据深泥巨堰之防，缭以周田，决渠降雨。华实之毛，则三韩之上腴焉，衣食之源，则二仪之隩区矣。虽曰地卑，岂不迁欤？’于是，朴市田来津独进而谏曰：‘避城与敌所在之间，一夜可行，相近兹甚！若有不虞，其悔难及者矣。夫饥者后也，亡者先也。今敌所以不妄来者，州柔设置山险，尽为防御，山峻高而溪隘，守易而攻难之故也。若处卑地，何以固居而不摇动及今日乎！’遂不听谏，而都避城。”扶余丰决定迁都避城即金堤的时间是龙朔二年十二月丙戌朔，因此年闰在七月，则据孙仁师等受命东征已有6个月合计178天之久。当年苏定方自三月十日受命至七月十八日俘获义慈王也只用去126天，则此时熊津行军道的兵马肯定已至百济，扶余隆安抚马韩道的行动已经展开。如果马韩都督府治所在金堤，早已成为唐军主攻目标，扶余丰便不可能提出迁都于此的想法。万顷与金堤间距仅8、9公里，情况大同小异，至此可将西方的碧骨、豆乃山均排除在马韩都督府治所之外。而古阜距金堤17至18公里，是步军大半天的行程，与“避城与敌所在之间一夜可行”之语相吻合，则古沙夫里或许就是倭将朴市田来津所说的敌军所在。如然，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比较完整的轨迹：扶余隆于是年七月受命“马韩道安抚大使”，后随孙仁师东征，至十二月前已经击败了马韩都督府治所即古沙夫里的倭军，从而完成了马韩道的安抚任务，并对西方辟城一带的百济复国军构成很大威胁。
至此，我推定5都督府中的第三个马韩都督府在中方治所古阜古沙夫里，而不是长期误定的益山金马渚。剩下最后一个金涟都督府缺乏足够的判断依据，只能在西方、南方4个可能的治所中存疑了。因为唐代的州相当于过去的郡，故而百济其余的36个一般化郡及西方风达郡或南方安陵郡就被改为37州。每州立其酋帅为刺史，地位略低于5个都督，高于更小的250个羁縻县令。
依照唐朝制度，羁縻府州县长官的品阶是不确定的，只是依照其威望高下、与朝廷关系远近亲疏而授予都督、刺史之类的虚衔，浮动范围大致与正设府州县相当，但无俸禄方面的规定。而在羁縻府州县还有一些汉官任职，他们的品阶目前无法确定，其俸禄用当地土物发放。
关于都督：乾陵石人题名中有“左威卫将军兼鹰娑都督鼠尼施处半啜勤德”、“左领军将军兼千泉都督泥孰俟斤阿悉吉度悉波”、“故左威卫将军兼洁山都督突骑施傍靳”、“故左卫将军兼颉利都督拔塞干蓝羡”、“故左威卫将军兼双河都督摄舍提暾护斯”、“故左金吾卫将军兼俱兰都督阙俟斤阿悉吉那靳”。这些昔日西突厥十部头领所立的都督都是从三品将军衔，其地位相当于正设下都督。前面提及的回纥翰海都督兼有正三品大将军衔；永徽元（650）年之前被俘的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被任正三品右骁卫大将军放归其国为王、龟兹都督；万岁通天元（696）年拜康国王笃婆钵提为正三品左骁卫大将军、康居都督。这些羁縻都督都与正设的中都督地位相当。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从二品“大都督”级羁縻都督，如高句丽降将辽东大都督泉男生、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金彦升、回纥瀚海大都督药罗葛承宗等，而正设的大都督则必须由亲王遥任。
关于刺史：《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载：“父朏汗，贞观初率所部五千人入朝，诏置维州，即以朏汗为刺史，拜左武卫将军。”安朏汗为从三品左武卫将军、维州刺史，相当于正设上州刺史。《旧唐书》卷197《东女国传》载：“贞元九年七月，其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陀忽、逋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国王侄薛尚悉曩、弱水国王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息赞、清远国王苏唐磨、咄霸国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西川节度使韦皋处其众于维、霸、保等州，给以种粮耕牛，咸乐生业。立悉等数国王自来朝，召见于麟德殿。授立悉银青光禄大夫、归化州刺史；邓吉知试太府少卿兼丹州长史；薛尚悉曩试少府少监兼霸州长史。”银青光禄大夫为从三品文散官，则东女国所设归化州也和正设上州相当。逋租王弟邓吉知任试从四品上太府少卿、南水王侄薛尚悉曩任试从四品下少府少监，二人都是大唐属国臣子故为视品，正设上州长史不过从五品上，则羁縻丹、霸两州地位也一定不低。同卷《东谢蛮传》中有“西南蕃大酋长、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正议大夫为正四品上文散官，也是蛮州刺史宋鼎的“本品”，其中不见“守”、“兼”、“行”等职事官与散位不等阶时所用之词，则蛮州刺史宋鼎相当于正设中州刺史。据两《唐书》记载，唐朝边境地区存在数量巨大时存时废的羁縻州，其中相当一部分规模很小、人口极少又不重要，这种情况在南方蛮獠之地尤甚。像这样的羁縻单位不过空具州的名义而已，甚至连官府都没有，或仅有一块石碑标示此为大唐制下羁縻州，这种州的刺史应当不会超过正设下州刺史的品阶。
因为羁縻府州县的长官通常是世袭的，而本品、军衔等却是由唐朝另外赐予，所以可能会出现继承者品阶与相应的都督、刺史、县令原品阶不等的情况。一般地，若继承者品阶更高，羁縻府州县就可能升级；若继承者品阶较低，在其获得朝廷提拔之前则暂以“检校”出任长官。附带说明，以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中以《智城碑》“左玉钤卫金谷府长上左果毅都尉员外置上骑都尉检校廖州刺史韦敬辨”认为廖州刺史地位很低是不正确的。
从百济5都督府的重要性来看，应与西突厥十姓相当而低于回纥、西域各国，以从三品下都督为宜。而在百济建立的37州也都地域狭小，重要性又低于5都督府，一般都是正四品上中州刺史、正四品下下州刺史的品级。至于250县令，则各依其地大小授予品阶，最高从六品上，最低从七品下，互不相同。
虽然苏定方早早地将诸多羁縻行政单位的数字刻制在《大唐平百济国碑》上，但具体的颁授活动却未必及时完成。七月十二日百济都城泗沘沦陷，唐军才开始有机会获得百济地方建制及户口账簿等第一手资料。七月十八日义慈王被俘后，大规模的百济地方官员送款请降活动才开始。至八月十五日纪功碑树立完毕，前后才一个多月。就算苏定方在大唐时已经准备好了相当的材料，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需要编制292个羁縻长官的名录，制作其所需的印信、告身等凭据，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更不说各羁縻府州县下的其他官吏了。而且，在如此多的羁縻单位中逐个安置汉官参理也是不可想象的，长史、司马、参军等用于监察羁縻单位并负责为其书信汉语文书的人员需要特别挑选，数百个参理汉官的名单也不是东征唐军一下子拿得出来的。因此，截至八月十五日，羁縻府州县官员的颁授工作一定还没有完成，《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旧唐书》《高宗本纪》上的记述名不副实。而八月十六日左右，由于唐罗联军的野蛮暴行，百济府国运动兴起，羁縻府州县的建立工作更陷入瘫痪之中，或许部分先前已经接受羁縻官职的百济旧臣也加入到了复国军的行列里。随着复国运动日益高涨，羁縻单位大多名存实亡，至苏定方率大军押解犯人返唐后，讨平百济、设立大量羁縻府州的努力几乎前功尽弃。
九月三日苏定方正式启程前，他把这块土地上几乎不可收拾的残局交给了自己的部下“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将”、泗沘镇将刘仁愿和他手下的1万唐军；同时，应苏定方的要求，新罗王金春秋命其子金仁泰率领7千罗军留守泗沘，与刘仁愿协同作战，听其调遣。唐朝留镇兵马一般都要有名分，即设立某种形式的军事或行政机构，这种机构一般可以称为军府或军镇，刘仁愿等留镇百济应当也不例外。唐朝的军府或军镇种类繁多，通常包括都护府、军、镇、城、守捉、营、特别驻军的府州郡，后来又有节度、经略、防御、观察等使之名。那么，刘仁愿等究竟属于哪一种军府、军镇的驻军呢？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刘仁愿、金仁泰所镇泗沘城在《旧唐书》中一直称为“百济府城”或“府城”，《新唐书》则称之为“百济城”，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两《唐书》中凡是提到“府城”的，必定是某个都护府、五京中的“府”、都督府、节度等使所治，则“百济府城”也不外如是。《三国史记》中曾把泗沘称为“熊津府城”，而熊津是都督府的名字。但起初的熊津都督是王文度，刘仁愿应另有职衔。
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官北里扶苏山一带保存了一块名为《唐刘仁愿纪功碑》的残损碑石，该金石文资料对于理清刘仁愿的经历和事迹极有价值。该碑称刘仁愿的祖上历来是北朝重臣宿将，而其父刘大俱更曾任大唐使持节同、绥二州总管廿四州诸军事绥州刺史，一直当到右骁卫大将军、冠军大将军这样的正三品职事官、武散官，拥有上柱国的勋位和彭城郡开国公的爵位，可谓地位显赫。刘仁愿身为贵胄，年轻时起家弘文馆学生，但他后来还是从武，贞观十九年随太宗征讨高句丽有功，获得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等勋爵，并成为右武卫凤鸣府左果毅都尉。上府果毅都尉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从六品下，此时刘仁愿的品阶尚无法确定。贞观二十一（647）年，随李绩经略延陀、迎接突厥车鼻可汗阿史那斛勃、安抚九姓铁勒，因功授正五品上右□卫郞将，以是观之，凤鸣府似为上府。但是次年，刘仁愿再次出征辽东，结果兵败被除名，当年又授右武卫神通府左果毅都尉，比原先的郎将有所降低。永徽七年，刘仁愿又跟随程知节西征阿史那贺鲁，如前所述，此役结果很不令高宗满意，从军将领大多受到处分，但刘仁愿却于显庆元年由果毅都尉右迁左骁卫郎将，这似乎暗示了些什么。我们注意到，葱山道行军以前，刘仁愿基本出任右武卫的职务，而王文度在此前正是右武卫将军，即名义上刘仁愿是王文度的下属；而葱山道行军后他便改到左骁卫任职，接下来以苏定方为首成功的伊丽道行军中正有番将左骁卫大将军回纥婆闰，而之后苏定方也由右屯卫将军升至左骁卫大将军，也就是说葱山道行军后刘仁愿就多次跟随苏定方四处征战。他从王文度的下属转为苏定方的麾下，这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显庆二年，刘仁愿因为门第的缘故获得“超进三阶”的恩敕，按理来说应该达到了正四品下的本品，之后几年里他又安抚铁勒、宣劳吐谷浑及吐藩。直到显庆五年，他以从四品上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将作为嵎夷道下一名行军总管跟随苏定方讨伐百济，再立军功。这里回溯他官阶上升过程，知显庆二年时升至从四品上，则葱山道行军后为正五品下“宁远将军守左骁卫郎将”，职事高于散位，比此前至少高出2阶，在葱山道行军诸将处置中实数罕见。碑文载，苏定方“合境遗黎安堵，如旧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即以君为都护，兼知留镇。”这里终于揭示了刘仁愿战后担任的职务，系大唐押领百济的“都护”。《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引文武王《答薛仁贵书》中也有：“都护刘仁愿，远镇孤城，四面皆贼，恒被百济侵围，常蒙新罗解救。”金石文资料和韩国史籍可相互照应，都护之任当无可疑。此都护虽为苏定方所署，但也之前也一定得到了高宗的授权，应属唐朝正式官职，只因存在时间较短，故湮没史籍中，遂成一失落的都护府。依《旧唐书》体例，此都护府似即名“百济都护府”，故有“百济府城”之称。
百济都护府设立的作用和意义可以参考8年后安东都护府设立的情况，而唐灭高句丽后设安东都护府也正可作为百济都护府设置的参考证据。《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安东都护府”条载：“总章元（668）年九月，司空李绩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卷44《职官志三》载：“都护之职，掌抚尉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新唐书》卷49《百官志四》载：“都护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总判府事。”由此可见，唐代都护府是专门为集中节制某区域内诸蕃羁縻政权而设立的带有较强军事性质的机构，这些都护府都有相当数量的唐军驻扎，并由名为都护或副都护的将领统辖，监视安抚管内诸羁縻政权，并负责该地区内的安防。高句丽灭亡后，唐朝在其故地设立9都督府、42州、100县，并专门在原高句丽都城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押领，以从三品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兼检校安东都护，与刘仁轨镇守平壤。
但有学者根据《全唐文》卷194杨炯《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指出，薛仁贵之前还有魏哲出任过此职，薛仁贵并非真正的首任。该碑文称魏哲“麟德元年诏迁左骁骑中郎将，寻检校右监门、左武卫将军，本官如故。……干封元（666）年诏加明威将军，本官如故。……是岁也，诏公为辽东道行军总管。……二年诏加上柱国，仍检校安东都护。……总章二（669）年三月十六日，构疾薨于府第，春秋五十有四。呜乎哀哉！诏赠左监门将军，礼也。”由此可知，乾封元年时本品为从四品下明威将军，和正四品下左骁骑中郎将这样的职事官相比是较低的。但是，同年魏哲随同出征辽东，这显然是唐朝接应被兄弟排挤的高句丽泉男生的军事行动，战斗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魏哲于次年获得上柱国勋号，同时出任“检校安东都护”。总的来说，魏哲的品阶是比较低的，纵使以其职事官论也只是正四品下中郎将，因此不能担任级别较高的都护，而只能“检校”之。依碑文看，魏哲检校安东都护时高句丽尚未灭亡，唐朝只是接收了叛臣泉男生的领地，该安东都护所管地域狭小，所以其都护之任也没有获得唐朝的充分重视。而且当时辽东的形势上不容乐观，高句丽仍有较强的实力，唐罗联军对其的侵攻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魏哲上任时年已52岁，两年后即总章二年三月终于任上，死后追赠从三品左监门将军。魏哲去世后，薛仁贵才接任为“检校安东都护”。
《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均仅记唐朝都护有从二品大都护、正三品上都护两等，但实际上唐代都护尚有从三品中都护、正四品上下都护两等。都督、都护本为2级，后细分至3级，官阶由从二品至从三品。大、上、中、下4级都督府制度形成于玄宗开元年间，都护府的等级设置长期和都督府的等级设置相类似，4级都护的设置可能也出于此时。后来，唐朝废中都护、上都督，都护、都督皆改为3等，上都护与中都督同为正三品，下都护、下都督回升至从三品。据各种史料记载，安东都护府的等级多次变化，下都护、上都护、大都护均曾设置，是否有中都护情况不明。具体分析起来，安东都护府自高句丽灭后统管其全境，则为正三品上都护；后受到新罗侵逼，大片土地沦陷，龟缩在辽东一隅，可能降为正四品上下都护；但之后其又负责东北地区靺鞨等族安抚，并由幽、营大员兼任，地位得到提升，以至于玄宗时期升为从二品大都护，改由亲王遥领，由从三品副大都护执掌。
薛仁贵接替魏哲时本有从三品军职，若安东为下都护，则品阶相当无须“检校”。故此可知，当时安东都护确为上都护，其职高薛仁贵1阶。而唐朝历来重高句丽轻百济，职责相近的安东都护只是上都护的话，百济都护不会超过这个品阶。考虑到百济复国运动平灭后刘仁愿以从三品右威卫将军的身份主持百济与新罗的会盟，此前他应受到了高宗的嘉奖，之前本品不会比从三品高，则百济都护只能是从三品下都护。大唐以刘仁愿出任百济下都护的本意是另其掌管百济的292个羁縻府州县，同时也是对他在讨平百济之役中杰出表现的进赏，但刘仁愿任内却长期与新罗王子金仁泰一起极为艰难地困守府城泗沘，没有几日安宁。这个都护府根本无法有效地控制百济的羁縻政权，唐朝在此陷入了完全的被动。这是高宗与苏定方当初制定1下都护府、5羁縻都督府、37羁縻州、250羁縻县的管理体制时没有考虑到的，也就注定这种初设建制维持不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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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地理方面我有自信。“大唐及苏定方为何要在泗沘城设立熊津都督府，而在熊津城设立东明都督府就不得而知了”，这是我的本意。

满者伯夷

[B]五、熊津都督府与带方州[/B]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高宗于八月十二日接到苏定方传来的捷报后不久，命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前往百济安抚余众。这一举措直接改变了熊津都督府的性质，将其由一个百济人领衔的羁縻都督府转变为一个由汉官执掌的正设都督府，也就把百济故地1都护府、292羁縻府州县的既定方案改为了1都护府、1都督府、291羁縻府州县。高宗此举是希望早日将苏定方及10余万精兵召回他用，而以王文度的熊津都督府加强唐在百济的押领力度，尽量保持稳定。可他没想到苏定方安抚无策而造成百济一片混乱，更没想到王文度济海而卒，根本就起到安抚余众的作用。于是，担子又全压到了孤守泗沘的刘仁愿身上。
九月三日苏定方启程回国，大约于九月二十五日此消息传至洛阳，高宗得知大军凯旋归来，心情一定不错。十月初，新罗王金春秋所遣露布使金天福来到东都，高宗对其隆重接待，并抚慰新罗，赞誉其君臣在平灭百济中所立功业，同时还可能约定半岛后续事宜，如安抚百济、夹击高句丽等。一直到此时，高宗及百官文武还都比较乐观，但不久他们就不得不担忧起来。九月二十三日泗沘被围，该消息如由飞驿正常传递则在十月十六日前后可抵洛阳，但锦江和百济西部沿海已被复国军控制，飞驿很可能需要通过新罗方面转达急件，最终送达当在十月十八日左右。该告急文书应当已使朝中某些人感到震惊，不过在那些为东征张目的大臣伪饰后，高宗凭借自己对苏定方、王文度的信任没有对此立刻作出决定。当约3天后王文度猝死于新罗的消息飞驿入阙时，高宗终于皱起了眉头，如果没有王文度的呼应，刘仁愿将得不到大唐的援军，光依靠显然另有他图的新罗人是难以妥善解决百济的混乱局面的。此时，苏定方已经押解大量遗民进至离东都约500里的地方，估计10天后就能进京，高宗或许希望能够在处置百济俘虏之后也考虑到这个缘故，暂时没有确定针对百济复国军问题的处置方案。十一月一日，苏定方等入阙，高宗斥责了义慈王等百济俘囚之后将他们都当庭释放以示天朝皇恩浩荡，在他们面前高宗是不会流露出对百济现状的担忧的。同日，反应慢一拍的高句丽终于对新罗北部重镇七重城发起猛攻，新罗军主匹夫战死。这对百济的唐罗联军也是一大打击，但这个情况未必报入洛阳，即使飞驿送达也是1个月以后了。
随后，高宗就百济复国运动的具体细节向苏定方做了质询，苏定方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对平民的杀戮和抢掠是复国运动爆发的导火索，而会强调百济人狼心不改、本性难移。高宗此时更希望能够早日解决高句丽的问题，完成父亲的遗愿，而苏定方正是他器重的人选，故而不会过多苛责，加上之前已经曲赦东征将士，也就没有进一步追究百济死灰复燃的责任。而苏定方得知熊津都督王文度暴卒后，一方面心中窃喜少了一个仇家，另一方面则为留镇刘仁愿和1万唐军的安危顾虑。高宗随后与众臣商议，决定再派人前往百济，接替王文度的未完工作，解刘仁愿之围。然而，众人已知百济山海之远隔、形势之严峻，又有王文度济海而卒这样大不祥的先例，难免有畏难情绪，互相推诿，无人自告奋勇前往戡乱。此时不知是谁想到了前不久获罪免官白衣从效的青州刺史刘仁轨，大家也提不出更合适的人选，高宗便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是刘仁轨已成白衣，起复较高官阶一定受到与之结怨且横行朝野的李义府坚决反对，结果只给了从五品上下的位阶，根本不可能以都督的身份委派。而前见魏哲、薛仁贵分别以正四品下、从三品检校正三品的安东都护，相差也不能太多，则刘仁轨甚至连“检校都督”都不够格。争论一番，最后高宗只好决定另设带方州，以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统王文度之众，而把“熊津都督”这个职务交给了已经是百济都护的刘仁愿兼任。李义府千方百计想致刘仁轨于死地，苏定方又比较看好刘仁愿，中间又有许敬宗串连，他们几个人成为一党，挺“愿”扼“轨”，遂有这种结果。至此，唐朝在百济的建制变为1都护府、1都督府、1州加上若干残存虚挂的羁縻府州县，而都护府、都督府基本上是一套班子。
前面已经提到，百济都护府是一个下都护府，那么由刘仁愿兼职的熊津都督府也应当是一个下都督府，此亦可倒推至王文度在任时。这个都督府的从属官员或许还有些兵丁此前已随王文度到了新罗，但新任都督刘仁愿被困孤城数月，连任命文书都未必及时收到，更不用说指挥王文度余部了。所以高宗才让没有“熊津都督”名号的刘仁轨暂时代统王文度之众，而这些人在刘仁轨到来前群龙无首，基本没有展开什么有效的活动。等到刘仁轨带领他们协同新罗军解泗沘之围与刘仁愿胜利汇合后，他们就转而接受刘仁愿的指示，包括刘仁轨在内都归于这位大唐驻百济最高军政长官的领导。
带方州的问题比较复杂，汉武帝时所设乐浪郡中有带方县，三国辽东公孙氏以来又立带方郡，晋代以后又屡迁内地，百济一直自称建国于带方故地，仅高丽僧一然所撰《三国遗事》中就记有2个“带方”即所谓“南带方”、“北带方”，《三国史记》《地理志四》附《李绩奏状》中也有所谓“带方州”的设置。凡此种种，分别错乱，时代久远，考定颇难。
一般认为，公孙氏的带方郡就是在原来的带方县基础上建立的，关于其具体位置目前占优势的是今朝鲜黄海北道凤山说，而以其所邻近的瑞兴江为古“带水”，因为此地发现了“带方太守张抚夷墓”。但我的看法与之不同。首先，凤山、瑞兴江的比定与《汉书》卷28《地理志》含资县条“带水西至带方入海”的记载不符。瑞兴江是载宁江支流，而今载宁江是大同江支流。大同江已被普遍认可为古“列水”，乐浪郡有列口县，历来为溯江而上进取平壤的战略要地，当在列水入海口附近。而今黄海南道西北的殷栗曾名“栗口”，与列口音近，又正在大同江入海口南岸，当即列口县所在。由此可知，入海口为列水所据，古时瑞兴江根本没有“入海”之说，而位于内陆的凤山也不能与字面上看来临海的带方县相匹配。其次，其最关键依据只是带方太守墓的考古发现，而不是带方城的遗址，以此比定带方位置未必牢靠。黄海南道安岳发现了“逸民含资王君砖”、“含资逸民王君砖”，我们也可以按照以“带方太守张抚夷墓”判定带方位置的思路认为含资在安岳，但该地已在载宁江以西，也可用来否定带方、带水位置。所以，除非发现了城址或者与县城、郡治密切相关的衙署、庙堂遗址，带方县、带方郡的位置比定还不能认为已有定说。由于两汉县域范围都较大，带水流经含资至带方入海似为较大河流，又知在大同江以南，则可搜寻该区域内有一定长度、自东向西流且有独立入海口的河流。大同江以南满足这些条件位置最靠北的河流乃是临津江，而今临近江是汉江支流，入海口在朝鲜开城南、韩国江华岛北。唐龙朔元年讨伐高句丽时曾有“含资道”，明确含资仍为高句丽所有，而此时汉江地区属新罗，则含资必在临津江流域。由此，带水应指临津江及其支流，带方在临近江“入海口”即今汉江入海口附近，含资则在临津江中上游范围内。有趣的是，今开城南有德水地方，此处高句丽时代名“德勿”，新罗改今名，“德水”、“带水”发音相近，开城一带或即带方所在。同理可知，大同江以南至临近江以南大多属于带方郡。
百济立国于汉江以南的汉山城，即今韩国京畿道广州，距离汉魏时期的带方不远。且公孙氏设立带方郡以后，南方韩倭民族朝贡事务均由带方处理，和百济接触最多的汉郡也肯定是带方。所谓立国于带方故地，或即以此虚言之。到了公元4世纪前期，高句丽大举侵略乐浪、带方，晋建兴元（313）年乐浪首领张统、王遵等率部投奔慕容氏，2郡就此内迁；当年及二（314）年高句丽就基本控制了大同江南北。而百济历来与带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当然不愿意高句丽独霸此地，于是出兵与之争夺，至公元4世纪中期获得了大同江以南即带方故地的绝大部分。之后，高句丽与百济两国对带方开始了长达200年的激烈争夺。公元4世纪末，后燕慕容宝曾封高句丽广开土王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王”，将带方定为广开土王的封国，之后高句丽竟真的夺得了辽东的土地。此带方也有可能指内迁侨置辽西的带方，但不管怎样高句丽得到了带方的名义，这时百济也急于获得占领带方的正当名分。北魏延兴二（472）年，百济盖卤王曾遣使孝文帝，表文中提到其私署“龙骧将军带方太守司马张茂”，此人作为使节来到北魏请求夹击高句丽遭到拒绝。南齐永明八（490）年，百济东城王上齐武帝表文中有“臣所遣行建威将军、广阳太守、兼长史臣高达……达边效夙著，勤劳公务，今假行龙骧将军、带方太守。”齐武帝便按照百济的要求下诏，赐予高达将军衔及太守之任。可见此时南朝已经无法控制带方等地，干脆承认了百济对带方的主权。到了北齐武平元（570）年，齐后主册封百济威德王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带方郡公，王如故”，带方首次进入百济王的爵位中。隋开皇元（581）年，文帝再册威德王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但是大业八（612）年炀帝征高句丽时右路“第十一军可带方道”，可见此时隋朝知道带方已成高句丽疆土，实不属百济。唐武德七（624）年，高祖“封高丽王高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给予3国辽东、带方、乐浪的名号，希望他们和平共处。贞观十五（641）年，太宗又册新继位的百济王义慈为带方郡王。高宗仪凤二（677）年又封“司农卿扶余隆熊津州都督，封带方郡王，令往安辑百济余众”。扶余隆之孙扶余敬在武则天时也继承了“带方郡王”的封号，并授卫尉卿。开元十三（725）年，玄宗封禅仪式中还提到了“百济带方王”。也就是说，自北齐开始直至唐代中期前后百余年，中土一直将百济与带方挂钩，在中原人的概念中带方一度成为百济的代名词。
《三国遗事》卷1载：“北带方：北带方，本竹覃城。新罗弩礼王四年，带方人与乐浪人投于罗（此皆前汉所置二郡名，其后僭称国，今来降）。南带方：曹魏时始置南带方郡（今南原府）故云，带方之南海水千里曰瀚海（后汉建安中以马韩南荒地为带方郡，倭韩遂属，是也）。”一然的记述错误颇多。
首先，所谓“北带方”的“竹覃城”当为“竹军城”之误。《李绩奏状》中有“带方州，本竹军城，六县：至留县，本知留；军那县，本屈奈；徒山县，本抽山；半那县，本半奈夫里；竹军县，本豆肸；布贤县，本巴老弥”。这里的带方州治竹军县，本为百济豆肸县，新罗改为会津县，在今韩国全罗南道罗州西面数公里处。军那、屈奈即百济屈乃县，在竹军西9公里。徒山、抽山新罗改牢山，高丽称嘉兴，此地与竹军西南直线距离约60公里。半那、半奈夫里新罗改称潘南，今同名，在竹军南14公里。其余2县也都当在全罗南道西部，或在竹军、徒山之间。
其次，北带方不是汉朝所建。如前所述，汉代的带方县及东汉末曹魏以后的带方郡在临津江口开城一带，与全罗南道西部的这个带方全不相干。我认为，以竹军为治所的这个带方州是唐麟德二年后整合百济羁縻府州所设。
第三，“北带方”也与投奔新罗的所谓带方人无关。《三国遗事》中的“弩礼王”是指新罗第三代朴儒理尼师今。《三国史记》《儒理王纪》四（27）年条并无乐浪、带方人投奔新罗的记载，十四（37）年条却称：“高句丽王无恤袭乐浪灭之。其国人五千来投，分居六部。”此条与一然所言相类，“四年”或为“十四年”脱漏所致。儒理尼师今十四年相当于高句丽大武神王二十年，《三国史记》《大武神王纪》是年也有“王袭乐浪，灭之”的记载，之前的十五（32）年条则有王子好童借助乐浪公主之力灭崔理乐浪国的故事。据《后汉书》，光武帝建武六（30）年平定了乐浪郡土人王调的叛乱并省东部都尉而弃乐浪单单大岭以东7县，八（32）年恢复了高句丽的王号；但《大武神王纪》却将东汉平乐浪记在二十七（44）年，误后了整整14年。我参考刘子敏《“崔氏乐浪”考辨》中的观点并作修改认为：新莽动乱之际，乐浪本土为土人王调所据，而东部都尉领地为崔理所有；新莽天凤五（18）年至地皇四（23）年间高句丽大武神王逐步消灭了崔理的“乐浪国”，从而占有了沃沮、东濊之地；建武六年东汉平王调，因光武帝希望改善与高句丽关系便放弃了东部都尉领地，承认高句丽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若干时间后，东汉又通过封各县渠帅的方式开始了对濊人的间接统治。如上所见，此时的带方只是乐浪下的一个县，而绝不是“北带方”所在的竹军城。另外，新罗年表有明显拉长的迹象，该国似成立于公元1、2世纪之交，直到公元4世纪才崛起。大武神王灭乐浪时新罗根本不存在，也就不可能有乐浪、带方5000遗民来投的事。《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之所以产生乐浪、带方人投奔新罗的传说，主要因为新罗后来获得“乐浪郡王”的头衔，又兼并了“带方”化的百济，控制了半岛大部，需要用这类传说证明其与2郡之间的传承关系及领有这些地区的正当性。
最后，南原不是曹魏时的带方郡，而是高丽的带方郡。如前所述，公孙氏分乐浪郡屯有县以南7县为带方郡，其地主要在大同江以南及临津江流域，而与今韩国全罗北道东南的南原无干。南原在百济时代为古龙郡，新罗景德王十六（757）年置南原小京于此，从此称为“南原”。《大东地志》全罗道南原条载：“本百济古龙。唐灭百济，以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留镇熊州，又于此筑城，以刘仁轨镇之。唐灭百济，以罗州为带方州，而刘仁轨为刺史，始镇公州，次镇南原。故称南原为带方者，此也。后归其地于新罗。……井田：唐刘仁轨为刺史兼都督时，邑内里廛，取法井田，划为九区，至今遗址尙存。”该记载表面上支持了“南原带方说”，但本身逻辑混乱。《大东地志》明言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镇于熊津州，又称大唐于南原筑城以刘仁轨镇守，再叙唐于罗州即竹军城设带方州并以刘仁轨为刺史，然又称仁轨先镇公州即熊津城后镇南原，未言及罗州。其牵强附会亦明矣。南原位于百济与新罗之间，地处内陆，位置偏南，刘仁轨为刺史时唐罗关系密切，无须特别防备，仁轨又何必筑城移镇于此？而刘仁轨于此设“井田”则有可能，但当以检校熊津都督身份主持此事。《大东地志》也说“唐刘仁轨为刺史兼都督”，并未单言“刺史”制“井田”。《旧唐书》《刘仁轨传》载：“初，百济经福信之乱，合境凋残，僵尸相属。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瘗埋吊祭之。修录户口，署置官长，开通途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存问孤老。颁宗庙忌讳，立皇家社稷。百济余众，各安其业。于是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南原“井田”或为刘仁轨复兴的农田或经营屯田之一部分。也正是因为南原“井田”被遗存下来，王氏高丽时才将“南带方”与“南原”牵强附会到一起，公元13世纪80年代一然撰《三国遗事》时采此说，高丽忠宣王二（1309）年竟改南原府为带方郡，若干年后又改回南原郡，至近代《大东地志》又承此误说。实际上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南原南带方”与“竹军北带方”对称，南原却在竹军东北方向，两者的方位是错乱的。
综上所述，朝鲜半岛上的带方实际上有4个：临津江口的古带方（开城）、百济王爵位中的“带方郡”、竹军的“带方州”（罗州）和王氏高丽“带方郡”（南原）。那么，刘仁轨出任的检校带方州刺史究竟是指哪个带方呢？截至显庆五年止，开城的古带方仍在高句丽控制之下，这个带方可以排除。竹军城地方相对偏远，刘仁轨入百济后多数时间在泗沘、熊津等核心地区，麟德元年以后他又以带方州刺史检校熊津都督，如果当时带方州的治所在竹军，他同时兼理熊津都督府、带方州的事务就显得很不方便。南原被排除的理由同竹军。于是，我们不得不认为显庆五年高宗临时决定设立并由刘仁轨检校刺史的带方州，是以百济王爵号命名的“带方”州，其治所应当也在泗沘，与熊津都督府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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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任命具体下达的时间史无明文，但应当在十一月一日至九日之间。因为十七日甲寅高宗已经到了许州，次日乙卯“狩于许、郑之郊”，许州距东都400里，路上约8天，则十一月九日高宗当自洛阳启程幸许州去了。刘仁轨当时很可能也随苏定方等至洛阳，诏令下达当天他就获悉了。刘仁轨生于隋仁寿二（602）年，时年59岁，正处于人生最不得意的阶段。他接到诏令后非常兴奋，竟忍不住对别人说：“天将富贵此翁耳！”又跑到州司衙门里请下历日一卷及七庙讳，放出豪言说：“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他的眼光是锐利的，此刻预见的后来都成了事实。在此我们还要补充分析刘仁轨遭李义府陷害前后的一些问题。
刘仁轨早年虽然屡次获得太宗青睐，但也谈不上平步青云，显庆元（656）年也不过是个正五品上给事中。就在这年，李义府喜欢上一个关在牢里的美妇人，唆使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释放，准备纳她为妾。大理卿段宝玄发现了些蛛丝马迹禀报高宗，高宗便令刘仁轨出面审理此案。李义府担心事情败露，只好逼着毕正义在牢里上吊自杀了。就这样，李义府与刘仁轨结了怨，慢慢准备收拾他。3年后，刘仁轨外放为正四品上青州刺史，比给事中高了4阶，实是升职，而非李义府诟病外贬。
《资治通鉴》卷200显庆五年十二月壬午条载：“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将兵分道击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旧唐书》《刘仁轨传》称：“五年，高宗征辽，令仁轨监统水军，以后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随军自效。”《新唐书》《刘仁轨传》则称：“显庆五年伐辽，义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没。坐免官，白衣随军。”依此叙述，似乎刘仁轨是在为这年征讨高句丽的战役中运粮翻船而被免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年征讨高句丽的人事任命在十二月发下，但并没有立刻实施，次龙朔元年四月还在进行人事调动，直到八月战事才渐入高潮。刘仁轨如果担任这次征讨的粮食督运，就不可能在显庆五年获罪，同样不可能在龙朔元年三月解泗沘之围。因此，《资治通鉴》卷200记载有误，刘仁轨督漕就是在苏定方东征百济的战争中。
《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七月乙丑条载：“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勿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这里具体描述了李义府陷害刘仁轨的全过程，也证实了刘仁轨获罪于百济之役，应属神丘、嵎夷等道下一分子，免官白衣从效后便随在苏定方军中。八月十二日大赦时此罪全免，及十一月一日至东都，也在高宗嘉奖之列，至此终于起复为官。李义府仍想致他于死地，后来又遣人暗示百济都护、熊津都督刘仁愿杀害刘仁轨。然而此前刘仁轨刚救了仁愿，又正在用人之际，仁愿不但拒绝了李义府的要求，还十分重用仁轨。若非刘仁愿，刘仁轨日后恐怕也坐不上宰相之位了。
刘仁轨十一月受命，约十二月准备完毕启程，次年一月初抵达新罗与王文度余众会合，随后向新罗请兵。此前数月内新罗王金春秋大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态势。九月二十三日泗沘被围，二十八日金春秋与王文度会晤于三年山城，十月九日至十八日他趁百济复国军与刘仁愿相持于泗沘之际猛攻百济南方的尔礼城即尔陵夫里郡，将其周边20多城兼并。按百济本土42郡250城计，金春秋此间取得的20余城大致相当于3到4个郡的范围，收获实在不小。直到十月三十日，金春秋才回师泗沘，时刘仁愿已被困1月有余。新罗军向围城的复国军发起进攻，毙敌1500人，但此时复国军之众早已数万，罗军没能解围。金春秋见复国军势头正盛，又率军南下避其锋芒，于十一月五日至七日进攻金马渚，破百济王兴寺、岑城，毙敌700人。金马渚郡自百济武康王时起成为陪都，武康王在此兴建了很多规模宏大的建筑，至此为新罗所陷。金春秋拿下金马渚后也没有再回头救援泗沘，而是直接回归都城金城去了，当月二十二日归京后论功行赏，此时刘仁愿已困守2个月了。
刘仁轨到新罗后，武烈王金春秋给了他一部分兵力。随后，仁轨率王文度余众与数量不多的新罗兵走百济西海岸至熊津江口准备溯流而上与刘仁愿等会合，遇上了道琛所率的数万复国军。道琛在江口两岸分别立栅，遭到刘仁轨和新罗兵的夹击后大溃，加上溺死河中的足有1万余人。道琛被迫解围退回根据地任存城，而新罗援军粮草接济不上先行撤回，刘仁轨因为兵力较少只能放弃追击，转而进入泗沘城与刘仁愿、金仁泰的唐罗联军主力会师，熊津都督府、带方州与百济都护府3套建制汇拢。至此，泗沘城终于解围，前后被困了整整4个月。
刘仁轨身为检校带方州刺史，自然是百济都护、熊津都督刘仁愿的下属。而刘仁愿出身军旅，不擅长书写，刘仁轨便代其起草文书，显然起到了刘仁愿文职副官的作用。刘仁轨在百济复国运动平灭后得代刘仁愿为镇守，很快超6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检校熊津都督，获得了正州刺史的品阶，即从三品、正四品上或正四品下。后来刘仁轨又因治理百济故地有功而入京为从三品大司宪，按理来说这应当是升迁，则之前所任带方州刺史为正四品上下，检校带方州刺史为从五品上下。下都督府的长史从五品上，司马从五品下，这正与刘仁轨此时的本品相当，则刘仁轨当时是否以检校带方州刺史又兼署了熊津都督府长史或司马亦未可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刘仁愿将随同前来的刘仁轨之子刘濬署为了熊津都督府参军，让这位青年成为了自己的僚属。
据《大唐故十学士太子中舍人上柱国河间县开国男赠率更令刘府君（濬）墓志》称其“年十七从文献公平百济，功授熊津都督府参军。……长流岭南，终于广州，春秋卌有七。延载元（694）年，权殡河南午桥东原。夫人陇西太君李氏……及公枉殁南荒，夫人携幼度岭，行哭徒跣，扶榇还乡。寒暑四年，江山万里，一朝至止，谁不嗟伏。”这里说刘濬去世于延载元（694）年之前4年即载初元（690）年，享年47岁，则其出生于贞观十八年，他17岁那年即显庆五年正是刘仁轨受命平定百济的时间。而依《旧唐书》《刘仁轨传》所载“子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686）年为酷吏所陷，被杀，妻子籍没”和《新唐书》《刘仁轨传》所载“子濬，官太子舍人，垂拱中为酷吏所杀”推算，他17岁时才显庆元年，大唐根本没有百济方面的战事，明显有误。应是刘濬垂拱二年遭诬陷流放广州，4年后的载初元年死于流放地，《旧唐书》将流放及死亡连书，《新唐书》因力求文字简约更至错误。今当以墓志铭更正两《唐书》所记不实。
依前所述，刘仁轨初任检校带方州刺史时为从五品上下，依唐朝制度其子可得荫官。《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载“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从八品下文散官称“承务郎”，武散官称“御侮副尉”。这正是刘濬当时可以获得的荫官本品。而有趣的是，“下都督府参军事”正是从八品下职事官。我认为刘濬担任的熊津都督府参军实际上是刘仁轨刚与当时的熊津都督刘仁愿会合时由他依荫官制度所署的，而不是真的因功所授。试想他当时年纪如此幼少，能有功绩几何，且若真为凭借自身功劳进官恐怕就不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参军了。同时也可以此证明熊津都督府确实是一个正设下都督府，其都督为从三品。
等到百济复国运动被平定，李义府一党倒台，新罗与百济的会盟完成后，刘仁轨才调入京中升任从三品大司宪，刘濬自然也随父进京。此时若不论其功绩，仅凭父亲荫官也已远超下都督府参军。《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载“从三品子从七品下”，从七品下散位称“宣议郎”，这是刘濬当时可以获得的最低本品。《大唐故十学士太子中舍人上柱国河间县开国男赠率更令刘府君（濬）墓志》中刘濬继熊津都督府参军之后的下一个官职是正七品下太子通事舍人，这应该是朝廷考虑到刘仁轨、刘濬父子在百济6年的辛劳后给予的恩待。
刘仁轨与刘仁愿会师后不久曾发动过一次反攻，《三国史记》对此记叙较详。《新罗武烈王纪》载：“八年春二月，百济残贼来攻泗沘城。王命伊湌品日为大幢将军，迊湌文王、大阿湌良图、阿湌忠常等副之。文忠为上州将军，阿湌真王副之。阿湌义服为下州将军，武欻、旭川等为南川大监，文品为誓幢将军，义光为郞幢将军，往救之。三月五日，至中路。品日分麾下军，先行往豆良尹（一作伊）城南，相营地。百济人望阵不整，猝出急击不意，我军惊骇溃北。十二日，大军来屯古沙比城外。进攻豆良尹城，一朔有六日，不克。夏四月十九日，班师，大幢、誓幢先行，下州军殿后。至宾骨壤，遇百济军，相斗败退，死者虽少，失亡兵械辎重甚多。上州、郞幢遇贼于角山，而进击克之，遂入百济屯堡，斩获二千级。王闻军败大惊，遣将军金纯、真钦、天存、竹旨、济师救援。至加尸兮津，闻军退至加召川，乃还。王以诸将败绩，论罚有差。”《资治通鉴》卷载：“（刘仁轨）上表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钦自葛岭道遁还新罗，不敢复出。”此可作其补充。
新罗王接到大唐的诏命后以将军品日挂帅，分大幢、上州、下州、誓幢、郞幢5军挺进，并在南川准备了预备队。三月五日，品日所部偏师先进至控制在百济复国军手中的豆良尹城南部，准备选择合适的地点扎营。豆良尹城本为百济悦己县，在今忠清南道定山，距泗沘城所在的扶余东北仅16公里；又在泗沘、熊津两城正中的熊津江段右岸，离江水仅5公里；定山西面3公里处又有海拔561米的七甲山，豆良尹城百济军显然也可以退守山区。新罗军将豆良尹城作为首先攻击目标是因为该城扼住了泗沘城的咽喉，切断了泗沘向熊津江上游的通路，又是百济复国军重要据点熊津的门户，攻破了此城可以解除泗沘的近忧，同时在熊津江北岸建立一个己方的据点，并反过来威胁熊津城。但是，豆良尹城的百济复国军并没有给敌人任何机会，他们趁新罗军立足未稳便发动突袭，将还没开始围城的罗军击溃。
三月十二日，品日所率罗军主力来到古沙比城即古泗城下，随后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古泗城就是原百济中方治所古沙城，即今全罗北道西部的古阜。此地远离泗沘，新罗军将主力布置在这里，其此番出兵的主要目的不是解救刘仁愿等而是趁机兼并百济领土已十分明显。《三国史记》接着称“进攻豆良尹城”当是“进攻古沙比城”之误，因为之后出现的地名都在古阜方向，而远离定山。古沙比城是百济重镇，守军抵抗得十分顽强，罗军攻打了1个月零6天都不能攻克。四月十九日，品日无奈之下决定撤军回国，以下州军义服等殿后。罗军离开古沙比向东才走了10多公里，就在宾骨壤遭到了百济复国军的追击。宾骨壤在百济宾屈县一带，即今全罗北道泰仁西4公里处。新罗军受到邀击，虽然人员伤亡不大，但大量辎重被敌军夺取，士气低落，败局已定。上州、郞幢两军在角山也遇到了百济复国军的阻击，但将其击溃，斩获2000级，取得了一定胜利。
金春秋并没有料到此次出征会遭遇失败，得到品日战败的消息后大惊，急忙派遣金钦纯（《三国史记》作“金纯”，《资治通鉴》作“金钦”）、真钦、天存、竹旨、济师等出兵救援。金钦纯等火速自新罗都城金城出发，向西行至今庆尚北道西南部高灵南约10公里加尸兮县的加尸兮津。援军在此得知品日等已经败退至今庆尚南道西北居昌东数公里加召县的加召川，两地相距20多公里，不过一日之程。金钦纯等见品日已撤回本土，也就没有重新攻入百济，一同回归金城。这次反攻便以失败而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自三月五日至四月十九日的战斗中，一直只有新罗方面在活动，而泗沘城中的唐罗联军没有关键性的配合行动。我们只能认为，此时虽然道琛已经撤回任存，泗沘方面受到的压力仍然很大，刘仁愿等无力向离城较远处用兵。豆良尹城作战失败，直接导致了刘仁愿与品日的联动被切断。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方面的史料对新罗方主帅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偏差，很明显这是刘仁愿等消息闭塞所致。这都说明，此时百济复国军虽然不能继续围困唐罗联军，但唐罗联军也同样不能发起行之有效的反扑，双方就此进入了长达1年多的战略相持阶段。在此顺便指出，大意觉迷在文章中把刘仁轨借新罗兵解泗沘之围与新罗之后的西征合二为一，有失察之嫌。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22 22:30 编辑 ]

满者伯夷

确实是临津江以南。

满者伯夷

把第二个“以南”改成“流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