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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有2。其1，“李旦父子、颜思齐、郑芝龙都信奉天主教对日本影响不大”或不小的问题——这是山名殿替我提出的问题；其2，“李旦父子、颜思齐、郑芝龙都信奉天主教对日本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影响不大”或不小的问题——这是我目前关心的问题。两个问题中任意一个的回答是“不小”，我们就找到突破口。但衡量影响的“大”或“小”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眼下只能很不严谨地设定为：能否使“影响”突破阀值，以“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对于“非事件”，恕我限于文体，不作记录。
谈到海商/海盗集团，个人认为对我们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最具探讨价值的还是郑芝龙。17世纪初叶中日贸易的实质是，德川幕府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南明的正统性，与其构成牢固的贸易伙伴关系。郑氏集团是南明骨干、官方代表，所以获得幕府首肯，跟松浦氏打得火热也在情理之中。可以说，在日本官方眼中，郑氏即中国；而日明贸易除去特殊历史阶段，向来占主导地位。伊比利亚天主教势力相继被幕府扫地出门，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放弃了远东贸易的日本份额。能通过郑氏集团继续获取倭货总胜过断绝这一贸易点的好；而郑氏集团自然要借此机会攫取更多利益。80%的份额不难理解。
于是问题就聚焦到郑芝龙的宗教背景上来了。郑氏是虔信者，还是宗教投机者？他是为了保持与天主教会的联系才与伊比利亚人交好，还是为了对抗曾与之共进退但如今业已成为眼中钉的荷兰人才向天主教会效忠？是为了袒护教友才格外信任手下的基督徒杂牌军，还是以宗教信仰为笼络人心的手段，巩固手下基督徒的忠心？（如在升天节搞联欢搞出火药味结果着实吓了芝龙兄一跳的黑人火枪队——话说身为基督徒的芝龙怎么也该有个心理准备才对。当然，郑芝龙最终还是以宗教信仰为由宽容了黑人军团的胡闹……ok，我承认这个例子举得不严谨）如果郑氏果真虔信，那他表达决心的方式……我且为他如此设计，山名殿莫要见笑：
1 向德川幕府抗议，或策动颠覆活动，并联合诸国搞十字军东征
2 代表大明朝廷跟这个堕落之国断交，进行无敌的贸易封锁，让幕府海外贸易中80%的份额——同时也是自己对日贸易的100%的份额泡汤；
3 在平户、长崎等地建教堂、建宗教学院，庇护当地教士教民，暗杀反动大名……
制定第一个方案的根据是，郑氏的军事实力强大。第二个的根据是，其船队庞大，所占贸易份额巨大。第三个的根据是，郑氏既然有钱又有势，缘何不为自己积点阴德，好在审判日捞个好座位？
但实际上，我承认这些方案蠢得要命。因为这意味着无端消耗了郑氏集团的实力，到头来除了宗教热情什么都不会给郑芝龙留下。但是在当时日本政府明确表态反基督教的情况下，郑氏如何才能找到一种折衷的既不得罪罗马教宗又不得罪江户幕府的办法？——到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海商身份活跃在日本，以信徒身份活跃在澳门的郑芝龙。但他既然周旋得如此得心应手，我们也好，幕府也好，又如何判断其真正的宗教立场？这种行为分明构成宗教投机。既然他是宗教投机者，不能像神职人员那样传教，又不能像普通信徒那样殉教，还不肯出钱出力打道反动幕府，又如何为日本天主教的存续作贡献？
好吧，不能不说方法还是有的。那就是，成为西欧意识形态远东攻略计划的主谋，将日本切支丹权势者连同其拥趸打包后接应出国，安置在自己翼护之下，培养壮大，最后扶持为随时可以反扑日本列岛的宗教狂热势力。不过注意，郑芝龙等人在这一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得是主谋才成。出租唐船，搞客运服务不成——这是彻彻底底龙套角色；要是粘上商贾味，向流亡海外的日本宗教界人士要辛苦费就更不成了。要知道幕府本来就鼓励切支丹出国，最好再也别回来，你这么一来既讨幕府将军欢心，也符合乘客需求，连偷运都不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中国人能做，外国人也能做，并非值得一书的事件。（须知中国船客运日本切支丹和南蛮寺的事例很多很多，多到很难独立成一个个事件）
另外，澳门培养的神职人员，只效忠于罗马教廷。通过包括海商/海盗集团在内的途径流入日本后有以下几种结局：
1 在某次殉教中被虐杀。那么我应该可以在殉教者名单中查到他们。
2 驱逐出境。可能性较低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被流放者名单中查到他们——只是此类名单一般只列够分量的人物。
3 神不知鬼不觉地持续潜伏，成为某个日本地下宗教集团的精神支柱。禁教之后，神父修士之类的人物在日本都是稀罕货，如果混入隐居的基督教团体，肯定会被重点保护。那除非这个团体行踪暴露，否则就永远查不到这些神职人员的下落了。
总之，需要更多资料。现在认为，比之“中国海上势力有否接应日本遭逐切支丹”的问题，出于何种动机接应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