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多文斯

日本史 日本史 南开出版社出版 前 言 第一章 原始社会 第二章 奴隶社会 第三章 大化改新与封建制的确立 第四章 奈良时代(710—794) 第五章 平安时代(794—1192) 第六章 镰仓时代(1192—1333) 第七章 室町时代前期(包括南北朝，1333—1477) 第八章 室町时代后期——战国时代(1467——1573) 第九章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 第十章 德川前期(1603—1680) 第十一章 德川中期(1680—1716) 第十二章 德川后期(1716一1845) 第十三章 德川末期——民族危机与封建危机(1845—1867) 第十四章 清代中日文化的交流 第十五章 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 第十六章 明治政府的资产阶级改革 第十七章 明治初期的外交与平定士族叛乱 第十八章 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化 前 言 �牐犎毡臼俏颐堑牧诠�。文献可考的两国关系，至少已有21个世纪。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晚于中国，而日本民族却能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对外国文化采取选择、吸收和创新的态度，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封建末期，中国和日本同受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但两国由于内外条件和对应结果不同，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国封建统治者同列强勾结，使国家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明治维新积极引进西方文明，推进了近代化，但封建专制势力把日本拉向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歧途。法西斯侵略战争失败，日本军国主义覆灭，战后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发展经济，使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两千余年特别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日人民的遭遇可歌可泣，彼此都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日本学者对日中两国历史的研究成果累累，作为中国人民，借鉴前人的业绩，用我们的观点方法试写一部日本的历史，似也责无旁贷。 �牐�1982年，中央教育部(现国家教委)委托我主编高等学校教材《日本史》，我邀请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的部分同志共同撰写了这部日本史。 �牐牨臼榈�1卷第1—4章由禹硕基(辽宁大学)编写，第5—8章由张玉样(辽宁大学)编写，第9—14章由吴廷谬(南开大学)编写；第2卷第1—4章由朱守仁(辽宁大学)编写，第5章由米庆余(南开大学)编写，第6章由赵宝库(海南大学)编写。第7章和年表(古代、近代部分)由郑彭年(南开大学)编写，第8章第1—2节及第10章由易显石(辽宁大学)编写，第8章第3—4节、第9章、第13章第2—3节由俞辛淳(南开大学)编写，第11—12章由刘天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编写，第13章第1—2节由王敦书(南开大学)编写；第3卷第1—2章由俞辛停编写，第3、4、9章由刘予苇(中国民航学院)编写，第5—6章由刘予苇、吕永柞、李秀石(辽宁大学)编写，第7—8章和年表(战后部分)由王振锁(南开大学)编写。 �牐犠�写后，南开大学武安隆、王家胖、杨栋梁等同志、原辽大刘天纯(见上)、辽大易显石等同志对各卷有关部分作了个别润饰，第三卷由刘予苇和王振锁同志修改。郑彭年同志对全稿作了编排和整理。全书由吴廷谬统一修改。因出版期限紧，不及同各位作者进行最后商讨为憾。我们的水平不高，在日本史分期及千些史实评价问题上与日本史学界传统观点未尽一致，有待日后研究求得共识。本书缺点错误必不在少，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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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多文斯

第一章 原始社会 第一节 旧石器文化与日本人的起源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 �牐犎毡疚挥谘侵薅�部，太平洋西北角，是我国东方的一个岛国。 �牐犜诤榛�世(注1)的大部分时期内，日本与大陆相连。大约在洪积世晚期至冲积世(注2)初期，日本各地发生海进，出现日本海，先后形成朝鲜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从此，日本逐渐脱离大陆。到冲积世末期，日本各地海岸线向里后退，距今约1万年前，成为今天的日本列岛。 �牐犜谌毡玖械荷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其数达1000处，分布范围很广，从北海道到南九州，遍及全日本。这里只介绍几个重要的遗址。 �牐�1949年相泽忠洋在群马县新田郡笠悬村岩宿的赤土层(注3)发现人类加工的黑曜石碎片。随后由明治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发掘，发现手斧、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这个遗址被称为“岩宿文化”。它是开始制造陶器以前的文化，比绳纹陶器文化要早。岩宿文化揭开了研究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序幕。 �牐牱⑾盅宜尬幕�2年之后，即1951年，发现丁东京都板桥区的茂吕遗址。 �牐�1960年芹泽长介等人对长崎县佐世保市北松浦郡吉井町的福井洞穴进行发掘，出土石器、爪形纹和隆线纹陶器。这是日本最早的陶器，用放射性炭素法测定，为时约当13600年前。 �牐�1964年芹泽长介等人发现了大分县日出町早水台遗址，有石英制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旧石器出土。这种石器被推定为第三间冰期(注4)的，属于前期旧石器。 �牐�1965年芹泽长介等人又发现了枢木县板木市星野遗址，属前期旧石器。据研究，星野遗址的下层文化与我国周口店上层文化有关连。(注5) �牐牫�以上外，1959年在大分县丹生高地发现了砾石石器、石核、石片等旧石器。据研究，出土石器的地质年代可能是第三间冰期，器形属于分布在东亚、南亚一带的前期旧石器文化，并具有周口店文化的共同特点。但有些学者以石器出土的地层不明为由，持怀疑的态度。还有从群马县势多郡新里村鹤谷、不二山出土的石器以及群马县权现山I文化层出土的石器也被认为是前期旧石器。 二、日本人的起源 �牐犉�今日本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近1000处，但有人骨化石出土的不满10处。化石人主要的有明石人(注6)、葛生人(注7)、牛川人(注8)、三日人(注9)、浜北人(注10)、圣岳人(注11)、帝释观音堂人(注12)等。 �牐犝庑┤死嗍谴幽睦锢吹�?诸说不一。(注13)根据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日本化石人的故乡不是单数，而是复数，至少是从南北两方 面来到日本列岛的。那时日本还是大陆的一部分，中国人来到日本比较方便。据研究，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有可能是中国北部北京猿人的后裔，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步经由朝鲜来到日本。(注14) �牐犖夜�古脊椎动物学者斐文中指出，日本早水台遗址中出土的旧石器在原料、器形、制作方法等方面，与北京周口店第15地点的文化遗存有许多共同之处。在鹿儿岛上场遗址中发现的石球与中国谗家窑遗址中出土的石球属于同一类型。从许家窑遗址中发现的尖状器、刮削器同坜木县星野遗址第7、第8层中出土的同类石器非常相似。野民湖底的长石片和用长石片制成的刮削器具有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洞沟遗址的长石片工艺的某些特征。(注15)。芹泽长介认为，从早水台遗址下层、岩宿遗址零层、星野遗址下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是属于中国周口店文化的类型。至今发现的属于这种类型的遗址大部分在关东以西。(注16)贾兰坡认为，新石器时代日本人的下颊骨具有中国猿人“下额圆枕”的特点。(注17)从语言学上看，日本语在语法结构、音韵组织方面具有蒙古语和朝鲜语的一些共同特点。再从地质学上看，洪积世的日本同亚洲大陆相连，西日本又同中国、朝鲜接近。从上述看来，日本化石人是从中国移入的这一推想有其一定的道理。 �牐牫す炔垦匀酥髡湃毡净�石人是华南化石人之一支，在洪积世从华南移到日本。今村丰曾对华南地方的现住居民进行过生物体测定，在数值上和现代日本人很近似，特别头形指数和华南人很接近：古烟种基还用血型决定人种的方法。测验结果，日本人的血液O型占31．5％，A型37。3％，B型22．1％，AB型9．1％，而有与此相似的综合值的人种是中国湖南人和匈牙利人。(注18)因而有人大胆设想，现代日本人和现代华南人都是华南化石人产生出来的。(注19) �牐犎毡救耸歉龈丛拥娜酥郑�一方面有其独特性，另一方面又和中国、东南亚相似，和朝鲜也有共同性，而且在其狭小的岛国内还有明显的地域性。不过现在日本学者一致认为日本人素来是同一人种，各个时代的形质的小变异是由生活上的诸条件产生的，现代日本人的祖先是绳纹时代人。假如绳纹时代人是继承化石人以来血缘的话，那末日本人的发源地就在中国。 �牐牐�木通）口清之说：“日本人是在日本产生的，但其要素是以和华南的洪积期化石人有关系的日本化石人为核心，渐次加入南方的马来和印尼，北方的通古斯和阿伊努人，最后产生出尚未完全统一的现代日本人。”(注20)在此问题没定论的当前，这似乎不失为值得参考的见解。 三、旧石器文化 �牐犎毡狙д甙丫墒�器文化(包括中石器)叫做“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文化”。日本旧石器文化分为前期和后期，大约3万年以前的为前期，占多数；3万年至1万年前的为后期，数较少。 �牐犌捌诰墒�器以打制的原始石核石器、手斧和砍砸器为代表。后期旧石器以打制的石片石器为主，其变迁次序为刀形器在前，尖状器在后。此外还有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石片石器。 �牐犎毡镜脑豆湃死啵�会打击制造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 �牐牭笔比嗣蔷幼≡诙囱ɡ铩Ｖ林惺�器时代后期，住在竖穴式屋中。火可能已被人们利用。在静冈县休场遗址和上野遗址中，发现了列石成圆形的遗址。有人推定为炉址。(注21) �牐犜豆湃死辔�同大自然斗争，组成了原始群。集体狩猎和采集，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婚姻关系是不分长幼的乱婚。后来，这种乱婚逐步过渡到同辈间发生夫妻关系的血缘群婚。旧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不同群的同辈男女之间群婚的族外婚制。于是从这时起，日本也同世界各地一样，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里，氏族成员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牐犜诰墒�器时代后期，有舌尖状器的出现，为后来弓箭的发明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就说明，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已走到新石器时代的门槛了。 第二节 绳纹文化与原始公社 一、绳纹时代的石器与陶器 �牐牬笤荚诔寤�世的初期(距今10000至8000年以前)，日本进入绳纹文化时期。绳纹文化是由绳纹陶器而得名。这一文化延至公元前3世纪，分布于北海道到冲绳的日本全境。根据陶器的发展阶段，绳改文化被划分为早、前、中、后、晚五期。绳纹文化时期是日本的新石器时代。 �牐犐�纹时期，日本人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金属器尚未出现。在绳纹早期多见打制的石斧、石簇、石枪等。“擦截石斧”(注22)在北海道和东北地方开始出现。绳纹前期还是打制石器占多数，绳纹中期以后磨制石器逐渐增多。关东、中部地区在绳纹前期和中期，流行棒状磨制石斧；绳纹后期和晚期盛行磨制的“定角石斧”。 �牐犔掌鞯拇丛旌褪褂檬巧�纹时代人们的重大成就。用粘土烧制成各种炊具和容器，意味着当时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绳纹陶器采用泥条盘筑法制造，器形和花纹、陶色在不同时期和不向地区具有不同特色。绳纹早期尖底钵形器居多，花纹在早期之前叶；以南关东为中心流行燃系纹。(注23)中叶，以西关东为界，东部流行沉线纹，西部流行押型纹。(注24)绳纹前期以平底的圆筒形陶器、钵形陶器为普遍，口缘为波状。装饰在东西日本有差异；前期之初，东部流行绳纹，西部流行爪形纹(注25)，不久两种花纹同时在全国流行。掺杂纤维的陶器在东部日本盛行。绳纹中期的陶器一般器体大，装饰复杂，表现了强烈的地方特色。北海道流行圆筒形陶器，东北地方盛行大木式陶器(注26)，中部地区胜坂式陶器(注27)发达，九州则分布阿高式陶器。(注28)绳纹后期，全国盛行磨消绳纹陶器(注29)，器形多样，如壶、盘、瓮、钵、土坛等。绳纹晚期，东北地方以饰纹精巧的龟冈式陶器(注30)为典型，西日本则以无纹陶器为代表。 二、狩猎、捕鱼与采集 �牐犐�纹时代，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捕鱼与采集。从横须贺市夏岛贝家的最下层发现的很多禽、兽、鱼骨来看，捕捉禽兽的工具主要是弓箭和石枪、石簇。从千叶县安房郡加茂遗址、福井县三方郡鸟浜遗址中还发现了属于绳纹前期的木弓。在绳纹晚期的青森县八户市是川遗址中的木弓中，有的是两根木头合起来制造的，有的是上面缠有树皮、涂以朱漆。说明在绳纹晚期，狩猎和制弓技术有很大发展。 �牐牪队阃�狩猎一样，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人们使用的渔具有：鱼钩、鱼叉等。鱼钩和鱼叉大都用鹿角或野猪骨制成，在其上端刻有倒刺，以防被叉上或咬钩的鱼类脱钩跑掉。鱼网虽未直接发现，但在沿海的绳纹遗址中发现了用陶片和石头制成的网锤，在中期以后的遗址中发现的更多，说明这时人们已能用鱼网捕鱼。在千叶县加茂遗址中、发现了随同前期陶器出土的独木舟。可见绳纹前期人们已能乘独木舟出海捕鱼。 �牐牨蠢嗍亲钜撞蹲降乃�产，对当时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这从贝家的数量和规模中可以说明。贝家是人们掷弃在村落周围的贝壳和兽骨、鱼骨以及石器、陶片等各种垃圾日积月累所形成的。在日本，已发现贝家1900处。其中大约90％是绳纹时代的，弥生时代的仅占10％。干叶县市川市的姥山贝家是面积达1300平方公尺的贝家群。贝家里埋没着竖穴或房屋遗址和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团此，它是考察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历史的重要遗存。 �牐牪杉�在绳纹时代的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比重。人们采集植物的根块、野果来补充食料不足。如从夏岛贝家中即曾出土炭化的核 桃，再如，在福井县三方郡鸟浜贝家中发现了—个遗址，最下面是核桃、橡子；栗子等野果堆积层，其上面是淡水鱼骨层，盖在色骨上面的是贝层。 三、水稻的传入 �牐犓�稻的发源地是中国，这一论点从考古学上可以证明。目前中国发现有关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包括炭化的稻谷、稻米、红烧上中保存的稻壳和稻草、陶片上的稻谷印痕，长江下游发现12处(如浙江余姚河姆渡)，中游12处(如湖北京山屈家岭等)，其他还有华南，西南等地区，共达30多处，时代从公元前4500年至1000年以前。(注31)一般认为，日本的稻作农耕来自中国。 �牐犓�稻传入日本的路线有三条，即一是从华南、华中经海路直接传入，二是经西南海路传入，三是由陆路(河北、辽宁)或海路(山东)到朝鲜半岛后，再从朝鲜半岛南部传入。其中从地理上看最妥当的是第三条即经由朝鲜半岛的路线。因为在北九州地方伴随出出的大陆系统磨制石器(有柄石剑和石簇、柱状片刃石斧)，除朝鲜半岛外没有发现过，府时从长崎县山寺和原山遗址、广岛县名越遗址中发现了印在陶器上的稻痕。又从福冈县板付水田遗址中发现了印在“夜臼式土器”(绳纹末期的深钵形陶器)上的稻痕和100多粒炭化米。奈良县唐古遗址中也有炭化米发现。在绳纹晚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打制和磨制的石刀，这种摘稻穗用的石刀在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和华北都有出土。这样，我们可以推测，掌握水稻栽培的人带了稻种和生产工具，从朝鲜半岛南部越过对马海峡，将水稻耕作技术传到日本。不过最近一般倾向“华中说”，即长江下游经东海而传人朝鲜和日本，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0世纪前后，或许要更晚些。因而绳纹晚期稻作农耕的出现及弥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是由于海上交通而输入的，除稻米之外，石制和木制农具的种类、使用方法，都可以从长江下游的遗物里找到渊源。(注32) �牐牴赜谒�稻传入时间，据日本人研究，其上限是在绳纹时代晚期后半(注33)，首先传入北九州的北端，所以说北九州是日本水稻的诞生地。我们从战后发现的板付、登吕两大水田遗址来看，当时的水田很有规划，有较完善的灌溉系统，具有现代水田的雏形了。 四、房屋与村落 �牐犐�纹时代人们居住在自己建造的竖穴式房屋之中，但也有利用自然山洞和岩下作为住处的。竖穴式房屋是从地面下挖50公分左右，四周用几根木柱支撑屋顶。房屋的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方形、梯形、圆形、椭圆形等。前期以后，室内中央设有炉灶。竖穴式房屋和由竖穴式房屋组成的村落遗址，在日本发现多处。这些遗址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当时氏族公社的社会面貌。茨城县花轮台贝家是属于绳纹早期的遗址，在这里发现5所竖穴式房屋遗址和陶器。房屋遗址有重叠的，陶器也有绳纹和无纹两类。由此推定，花轮台遗址是经由两个时期的居住区。一个时期只有二三所房屋，一屋中居住四五个人。在干叶县市川市姥山贝家的一所竖穴式房屋中发现成年男女遗骨各两具和小儿遗骨一具。姥山贝家是绳纹中期的遗址。从这一竖穴，可以推定前期竖穴式房屋居住的人数和生活情景。一所房屋按居住四五个人计算，二三所房屋只有十几个人。绳纹早期的村落大都在丘陵和台地顶端或斜坡上，一般规模小，延续时间短，这是当时人们为了寻找食物不断迁徒的缘故。这种小型村落是氏族的聚居区，竖穴式房屋是氏族公社成员的住处。 �牐犌捌诖迓涔婺＝洗螅�延续时间较长。横滨市南掘贝家是绳纹前期的遗址。遗址位于台地的南坡上，占地面积5000平方公尺左右。从这里发现50所大小基本相等的竖穴式房屋遗址。房屋有重叠的。有的房屋被贝壳层埋没。出土的陶器分为三种形式。可见村落持续时间相当长，日本学者认为约为300年左右。遗址中央有南北约60公尺，东西约35公尺左右的广场。广场中间只有一个大石 盘。房屋围绕着广场，以马蹄形排列着。由此可以看出，广场是讨论当天生产，分配劳动果实以及开会、祭祀的场所。大石盘是共同使用的碾磨工具。在这个村落中人们过着共同劳动和分配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五、家庭与社会 �牐犐鲜鲈�始共产主义生活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母系氏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的蛛丝马迹，在当时的么偶和《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话中也能找到。土偶塑造带有乳房和妊娠的妇女形象，说明当时人们对妇女的尊重。 �牐牎豆攀录恰分邪烁擅�神到高志国沼河比卖家求婚的神话，反映母权制下男方到女方处结婚的婚姻关系。又如《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的高天原的天照大神是女神。“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表明，在更早的时期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注34) �牐犜�始共产主义生活在中期以后的村落中更能清楚地看出来。绳纹中期以后的村落规模大，延续时间长。长野县的尖石遗址是绳纹中期氏族公社的村落。遗址位于海拔1千多公尺的八岳山麓，中间以小山谷为界，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山谷南面是有广场的大村落。广场在中央，竖穴式房屋在广场四周，以马蹄形并排着。房屋有33所，炉灶有38处。山谷北面是有28处房屋遗址的小村落。从村落的组成情况和位置分析，山谷南面的村落可能是个母氏族，而山谷北面的村落可能是南面母氏族派生出来的女儿氏族。这样看来，尖石遗址可能是南北两个母女氏族组成的胞族的聚居区。胞族是宗教性和军事性的集团。几个姻亲胞族又组成部落。氏族——胞族——部落是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社会组织系统。这一时期由于氏族制度日趋发达，亲属间婚姻禁例也越来越复杂，因而两个氏族间的群婚便不可能了。于是群婚制逐渐被对偶婚所代替。对偶婚是一个男性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一个女性在许多丈夫中有一个主夫。不过，当时的这种对偶婚本身还极不固定。 六、服饰与墓葬 �牐犐�纹时代人们穿的衣服是用兽皮和植物纤维的编织物制成。在宫城县山王遗址中曾发现这种编织物的断片。 �牐犠笆纹酚惺志�、项链、发饰、耳饰、腰饰等。手镯多用贝制成，也有木制和土制的。项链是把贝、石、玉制品串联起来制成的。中期和后期出现硬玉制的小珠、大珠、勾玉(曲玉)。耳饰有块状耳饰、滑车形耳饰、臼形耳饰，用玉、石、骨、牙、土等制成。发饰有骨制的。腰饰有鹿角制的。 �牐牭笔比嗣怯邪纬莺脱谐莸南八住３赡耆税蔚羧�牙或门牙。拔齿的习惯盛行于绳纹后期和晚期。研齿是把门齿研磨成带沟的叉子形状。 �牐犜崾揭话阄�屈肢葬。绳纹中期以后出现伸肢葬，葬在住居附近，后期有了公共墓地。从有的墓葬中发现，在屈肢葬的尸体胸部放置大石块或头部扣上深钵，这可能出自对死者魂灵的恐惧心。中期以后出现瓮棺葬。瓮棺一般葬幼儿和骨化的成年人。后期和晚期在北海道、东北地方出现环状列石墓和积石墓。绳纹时代的墓葬比较简单，没有特殊设施，随葬品多系上述装饰品，迄今没有发现厚葬的特殊墓葬。这也说明了当时人们过着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生活。 �牐犐�纹时代及其以前，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对于变万化的自然现象迷惑不解，于是产生了依赖自然的原始宗教“自然崇拜”。人们相信“万物有灵”，求灵保佑。他们制作人物、动物、山形土偶和各种土版、岩版及精制的石棒、石创作为崇拜的对象或祭具。当时人们“来世”观念还很不发达，如对屈葬的尸体上放置石头，或使尸体抱住石头等，反映了人们相信人死后的灵魂存在；为防止其“重归”而做了种种处置。 第三节 弥生文化与原始公社的解体 一、弥生式陶器 �牐牴�元前3世纪，日本进入了弥生时代。弥生文化是由发现弥生式陶器的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而得名。。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相当于日本考古学上的金石并用时代，生产工具有石刀、木锹、铜和铁链，种植水稻，分为前期、中期、后朗三个阶段，每期约200年左右。 �牐犆稚�陶器技巧较绳纹陶器高，器身细薄，呈超灰、淡褐色，最早出现在北九州，代表陶器为板付式陶器，分布在福冈、长崎、佐贺以至山口县西部。由板付式陶器发展而来的远贺川式陶器在终生前期从九州分布到四国、中国、近畿、伊势湾沿岸以至长野县伊那谷。弥生中期，陶器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九州流行无饰纹、器形美观的须玖式陶器，以近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盛行梳齿纹陶器，东部地区则保留绳纹陶器的传统。及至弥生后期，饰纹逐渐衰落。 �牐犆稚�陶器的特点是薄而坚固，饰纹简素，讲究实用。器形多为瓮、壶、高杯等。弥生中期以后使用了旋转台，制陶业可能同农业分离，进行专门生产。 �牐犆稚�时代纺织技术有所发展。在弥生遗址中发现了布片、印有布痕的陶器、纺轮以及滕、根、梭、综等织布机的构件。据出土的布片和陶器上的布痕来看，布的结构是平织，原料主要是置席等植物纤维。 二、铁器与青铜器 �牐犆稚�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隆盛时期。随着中日、朝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朝鲜的铁、铜、陶器及 其制造技术和水稻的耕作方法等相继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弥生文化实际上是在绳纹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中国、朝鲜的文化而形成的。 �牐犔�器出现于弥生前期。在熊本县玉名郡斋藤山贝家出土弥生前期板付式陶器的层位中发现斧刃。又在下关市续罗木、大坂府四池等弥生前期遗址中发现了铁器。弥生时代的铁器是从中国或朝鲜直接输入的。《后汉书》记载：“国(辰韩，朝鲜南部的国家)出铁、秽、侯、马韩并从市之。(注35)当时日本人还没有掌握制铁技术。随着同中国、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本人逐渐学会了铸铁和锻铁技术。在大分县佐伯市下城的一所竖穴式房屋遗址中发现铁滓和风箱以及锻造中的半成品。(注36)”这所房屋可能是专门制造铁器的场 所。由于铁器容易锈蚀，遗存不多，仅从今存遗物来看，铁器有锹刃、锄刃、镰、斧；镑子、铭、剑、矛；骸、刀等。当时铁器数量很有限，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占少数。但作为利器加工制造木制农具和骨角器方面却显示巨大威力。 �牐犌嗤�器出现比铁器稍晚。青铜器是在弥生中期以后的遗址中出土，但不能据此以为铁器比青铜器出现早，因青铜器和铁器开始均从中国和朝鲜输入。当日本输入铁器时，青铜器在中国、朝鲜早已广泛使用。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只输入铁器而不输入青铜器。所以很可能青铜器和铁器同时在弥生前期从大陆输入。出土的青铜制品中有王莽时期的货泉、两汉时期的各种铜镜、从中国、朝鲜输入的纫形铜剑、铜戈、铜矛等。又有仿制的广形铜剑、铜矛、铜戈和自制的铜锗。细形铜利器锐利实用，而广形的则身宽刃钝不实用。 �牐犕�挥好似中国古代编钟的扁圆筒形青铜器(注37)，上方有半圆形钮，两侧施以鳍状装饰，表面铸有横带纹、流水纹、和服束袖带纹、突线带纹等不同的图案。有的铜锗表面还铸有动物、仓库、狩猎、捣米等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图纹。自制的铜锗和广形铜利器是氏族 共同体的祭器。铜择分布在以近畿为中心西至岛根、广岛、香川、镕岛，东至石川、吱阜、静冈诸县；而输入和仿制的铜镜、铜剑、铜矛、铜戈则分布在北九州、中国、四国，以北九州为多，从而形成了以近畿和北九州为中心的两个文化圈。弥生时代青铜器由工房专门生产。在九州等地发现铸造广形铜利器的型范，从兵库县名古山发现铸造铜择的石制型范断片。据日本学者鉴定，从香川县出土的铜择和兵库县樱丘4、5号铜择在规格、形状、图案方面有相同之处。据此认为这些铜择由一家工房生产。当时青铜器少而珍贵，一般当作宝器和祭器，生产上没有大量使用。 �牐犆稚�时代金属器尚不发达，石器仍被广泛使用，因此属于金石并用时代。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磨制石器，但也使用一部分打制石器。代表性的磨制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镑、石凿、石骸等。打制石器有石锄、石锹、石簇、石枪等。到了弥生后期，随着金属器的发展，石器的数量显著减少。 �牐犔�器的出现促使木制工具迅速发展。木制工具在奈良县唐古，静冈县登吕和山木，爱知县筱束和瓜乡，大坂府四池和瓜破，京都府深草，千叶县营生等很多低洼的遗址中出土。其种类有锄、锹、马锄(马拉的犁耙)大脚、田木展(水田防滑木鞋)、田舟(深水田割运稻谷的船)以及杆、臼等。这些工具大都用硬木制造。木锄和木锹是用于水田中的主要生产工具，使用很普遍。木制大脚是人们象木屐似的穿在脚上，在水田里把青草和堆肥踩陷泥里去的一种工具。 三、水稻栽培 �牐犠源铀�稻传入日本以后，很快普及到全日本。绳纹时代中期，村落开始向平地转移，这与种植水稻有关。(注38)弥生时代水稻栽培逐渐成为农耕社会的基础。 �牐牭笔彼�田一般选在能够自然灌溉和便于使用木制工具的沼泽地和海岸丘陵背后的低湿地。但弥生后期随着铁器的增多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能在平地上修渠引水种水稻了。一般西日本是开垦冲积乎原；东日本较之落后，以利用自然地形为主。水稻的播种方法是直播，收割方法是摘取稻穗，脱谷制米则用杆臼。人们还掌握了施肥方法，把青草和堆肥踩入水田作为肥料。战后发现了福冈市板付机场附近的板付水田遗址和静冈县登吕水田遗址，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牐牥甯端�田遗址属于弥生前期，是一个使用“板付I式土器”(注39)的村落，建立在台地上，周围是水田。现在还有许多排水和巩固田埂的木桩。水田很有规划，已具现代水田的雏形。 �牐牭锹浪�田遗址属于弥生后期，是一个有12个居住地和2个“高架仓库”(注40)的村落。居住地长约8公尺，宽约6公尺，用4根柱子支撑屋顶。每个居住地平均可住5、6人，全村拥有50、60人。水田总亩积约66000平方公尺。这样大规模的水稻生产的村落，全日本有多少个无法推测。据研究，弥生时代的水稻产量相当于现在的一半，登吕水田的年产量为9至18干公升。(注41) 四、原始公社的解体 �牐犛捎谒�稻生产迅速发展，男子在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中越显重要，妇女则退居次要地位。随着分工的发展，男子逐渐拥有更多的财产。于是父权制大家庭出现了，母权制没落。父权制大家庭是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形式。随着生产力和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父权制大家庭又分解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这些家庭逐步变成社会经济单位。 �牐牬由娇谙赝辆�浜遗址(注42)中发掘出来的176具人骨来看，基地东区埋葬的人骨多而且男子占多数；幼儿随着男子埋葬在东区。再从石棺墓、装饰品多数在东区的事实来看，血统关系按男系来确定，男子已处于优势地位。这个遗址是刚刚由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的弥生前期的墓葬。 �牐犛尚矶喽懒⒌母鎏寮彝プ槌膳┐骞�社。已经出现的农村公社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而是按经济的和地域的关系形成的。农村公社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生产工具、牲畜、房屋等为家庭私有财产，农业由个体家庭独立经营；另一方面，公社还保存公有制的残余，如耕地为公社所有，定期分配给社员。森林、草地等也公用。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不发达，这种公社形式长期延续下来。 �牐犓孀潘接兄频姆⒄梗�出现了贫富不均和阶级分化。最早出现阶级分化的地区是九州北部，它是日本同大陆交通的门户，是生产力发展最快的地方。在这里发掘的公共墓地中发现厚葬的瓮棺。 �牐犠艉叵靥平蚴杏钅炯程镆胖分谐鐾恋�100多座瓮棺墓中，发现20多座瓮棺墓随葬青铜镜、剑、矛、戈、手镯及玉类。有一座瓮棺墓随葬一把细形铜剑、一面多钮细纹镜。又有一座瓮棺墓随葬一把细形铜剑和勾玉。字木汲田遗址是属于弥生前、中期之交的遗址，可见前期之末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不均。在弥生中期的福冈县筑紫郡须玖冈本遗址中发现随葬品丰富的支石墓。从墓中瓮棺内外出土近30面前汉镜、3把细形铜剑、5把细形铜矛、1把细形铜戈，还有玻璃制壁、勾玉、管玉等。但在冈本东南1公里的伯玄社遗址，东北3公里的金限遗址中发现近300座瓮棺墓，其中没有发现青铜器类的随葬品。从丰富的随葬品和周围墓葬分析，冈本瓮棺墓主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 �牐犑粲诿稚�后期的佐贺县樱马场遗址中，从一口瓮棺里发现2面后汉镜，26个青铜制手镯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厚葬的瓮棺埋葬在公共墓地中，并且与一般瓮棺相同。据分析，厚葬的墓主仍为氏族或部落的一员，但他们是有权威有私产的氏族或部落、部落联盟的首领。 �牐犆稚�时代到古坟时代前期各地修造墓扩周围环绕方形壕沟的方形周沟墓。这种坟墓在弥生前期畿内地区首先出现，然后传播到各地。弥生中期方形周沟墓形成墓群，与坑墓群并存。在大坂府瓜生堂遗址中发现属于弥生中期的以沟为界与其他坑墓群相区别的方形周沟墓群。这种葬法也反映了阶级分化的情况。 �牐犆稚�中期以来，在冈山平原出现利用自然丘陵顶部修成的方形台状墓。弥生后期的都月2号坟是将山背修成方形台状，其上筑造坟丘，坟丘下部排列石头，中央设竖穴式石室，周围置10座土扩墓和1座石棺墓。这是以石室的葬者为中心的集团墓。石室的葬者可能是氏族首领。 �牐犑献迨琢炖�用职权将剩余产品相交换产品攫为已有，不断扩大私有财产，逐渐变成剥削他人的奴隶主。战俘和由公社内部分化出来的穷人则变成他们的奴隶。 �牐犝飧鍪逼诘娜毡菊�值思格斯所说的“英雄时代”，即军事民主时期。《古事记》中的《久米歌》就是产生在这样的“英雄时代”。《久米歌》是久米部落中流传下来的歌谣。歌的主人公是久米军事部落的酋长，他动员久米健儿杀敌报仇。 �牐牪柯渲�间的频繁战争，加速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的发展，原始社会终于被阶级社会所代替。“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长成，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注43) 五、中日关系的萌芽 �牐犞泄�最早称日本为“倭”，战国时代的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注44)说明那时中国人还只知道日本的地理方位。到东汉班固写的《汉书·地理志》中，才明白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是前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之一，乐浪海应指黄海及东海一带。分为百余国的“国”，应还是部落或部落联盟。 �牐牼莘痘�《后汉书·东夷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是《汉书》以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我国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认为“倭奴国”是“倭人权国”之意。半个世纪后，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后汉书·东夷传》)，说明倭国已用生口(奴隶)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品。 �牐牶蠛耗┠辏�中国北方人民起义不断，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乐浪成为东北亚诸族交通中心。建安9年(204年)度子公孙康立，割乐浪南部设带方郡，统辖中日朝各族交往事宜。康子公孙渊自称燕王(237年)，阻断各族与中原交往，并联南方吴国。景初2年(238年)司马懿奉魏明帝之命灭公孙渊父子，乐浪、带方二郡遂成为中日等国外交往来的枢纽。就在此时，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 　 -------------------------------------------------------------------------------- [1][2]地质史上新生代员后一纪——第四纪，其早期为洪积世，亦称更新世，约从250万年至15000年前(属旧石器时代)。第四纪的晚期为冲积世，亦称全新世，约15000年前至现在。洪积世初期出现人类祖先——猿人。冲积世才出现现代人，使用新石器。 [3]赤土层是洪积世时期火山黄褐色的灰堆积层，以关东赤土层为最典型。 [4]第四纪的洪积世时期发生过多淄冰期、添兹冰期、明德冰期、利斯冰期、玉木冰期，各冰期之间有问冰期。距今约30万年前的明德——利斯间冰期为第三间冰期。 [5]（木通）口清之：《日本人的祖先》第84页，每日新闻社，1978。 [6]1931年直良信夫在兵库县明石市大久保西八木海岸发现一个洪积世人类的腰骨(原件遗失)，其石膏型被认为接近北京猿人，但未为学界所承认。 [7]1950年由吉泽兵左等人在（木厉）木县安苏郡葛生町发现一块原人的腕骨。 [8]1957年石川一美等人在爱知县丰桥市牛川叮发现一个原人的腕骨。 [9]1957年高桥佑吉在静冈县引佐郡三日盯只木的石灰岩采石场发现属于原人的头骨、右骸骨、股骨等化石多片。 [10]1961年由滨北市教育委员会在静冈县沃北市根坚发现原人的头盖骨、锁骨、肮骨、尺骨、股骨、腔骨等化石。 [11]1962年由日本洞穴遗址调查特别委员会的八幡一郎等人在大分县南海部郡本匠村宇津圣岳石灰岩洞穴第三层中发现细石器与成年人头盖骨片。这是迄今日本人类化石同石器一并出土的唯一遗址。 [12]帝释峡遗迹群调查团在广岛县神石郡神石町水野的观音堂石灰岩洞穴第25层中发现。 [13]关于日本人的起源，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1．“阿伊努说”：明治时期小金井良精发现绳纹时期入骨与北海道近代阿伊努人的骨骼相似，于是主张日本人的祖先是阿伊努人。2．“原日本人说”：大正时期清野谦次将新石器时代人、古坟时代人、阿伊努人、朝鲜人、近勘地方现代人相比较，发现新石器时代人不仅近似现代阿伊努人，又与现代日本人相似，所以主张新石器时代人是两者共同的祖先。他认为现代日 本人是绳纹时代来到日本的“原日本人”同后来由大陆、南洋渡海而来的人种混血而成的。3．“石器时代人”即“现代日本人祖先说”：长谷部言人认为石器时代人和现代日本人的骨骼差别是随着历史的进展、生活方式的演变逐步形成的。他否认混血说，主张石器时代日本人是从中国南方来的。4．“骑马民族说’：战后江上波夫等人主张五胡攻入华北，骑马民族高句丽在朝鲜扩大领域时，通古斯系骑马民族之一派南下朝鲜半岛，占领其南端。4世纪初，以天皇氏为中心的这一骑马民族在九州登陆，4世纪末至5世纪末进入大和，建立征服王朝。 [14)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第146页，中华书局，1964。 [15]斐文中：《从古文化及古生物看中日的古交通》，《科学通报》1978年第12期。 [16)芹泽长介：《古代史发掘》，第116页，讲谈社。1974。 [17]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第141页。 [18]（木通）口清之：《日本人的祖先》第23页，每日新闻社，1978。 [19]同上书第23页。 [20]同上书第39页。 [21]镰木义昌：《日石器时代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1卷第64页，1975。 [22]擦截石斧：把板石用擦截法切割成几块，然后又把切成的石块加工成斧。 [23]燃系纹：在陶器表面转动缠着绳子的轴子而烧制成的花纹。 [24]押型纹：在陶器的表面转动刻着花纹的圆棒而烧制成的花纹。 [25]爪形纹：用破开的竹子断面或贝壳、指甲连续压制烧成的花纹。 [26]大木式陶器：日本东北南部前期、中期的绳纹式陶器，以宫城县宫城郡七洪村大木围贝家出土的陶器为范式而命名。 [27]胜扳式陶韶：以神奈川县相模原市胜板遗址出土的陶器为标志而命名。其特点是土质粗，陶色呈赤褐，器壁厚，体大，多为整形，也有筒、钵、壶形等。 [28]阿高式陶器：以熊本县阿高贝家出土的陶器为标志而命名。其特点是陶器里赤褐或黑褐色，器壁微厚，形多为深钵。 [29]磨消绳纹陶器：先施绳纹作为地纹，其上用沉线施直线或曲线，留下两条沉线围起来的部分，其余绳纹擦去，名为磨消绳纹。 [30]龟冈式陶器：以青森县龟冈出土的陶器为标志而命名。器形为皿、钵、瓮、壶、香炉等。施以纤细、流利装饰的较多，绳纹一般微细。 [31]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第44l一449页。 [32]安志敏：《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考古》1990年第4期第376页。 [33]八幡一郎等：《新版考古学讲座》第3卷第382页，雄山阁，1969。 [3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9页。 [35]《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韩传》。 [36]参见丰田武：《产业史》第1卷第102页，《体系日本史丛书》所收，山川出版社，1967。 [37]日本的钢择与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西周的编钟极其相似，参见《文物》1979年第7期的图版。小田富士维《别府遗迹紧急发掘调查概报》。宇佐市别府弥生时代末期的朝鲜式小铜择，有人认为是日本铜择的祖型。 [38]昭和初期，大山柏认为关东地区西部绳纹中期遗址中大量出土的打制石斧是掘土工具，主张绳纹中期农饼说。战后，藤森荣一也主张中期说。 [39]板付I式土器是最早出现的弥生式陶器，有壶形、体形及高脚盘陶器。 [40]高架仓库：防止湿气和鼠害，弥生式晚期流行。 [41]杨口清之：《日本人的祖先》第216页，每日新闻社，1979。 [42]见佐真原：《农业的开始和阶级社会的形成》，《岩彼讲座日本历史》第1卷第169页，1975。 [4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页。 [44]钜，强大之意。燕，今我国东北。盖国相当朝鲜盖马即今平壤以西之地。倭，今日本九州北部。

奥多文斯

第二章 奴隶社会 第一节 邪马台国——国家的起源 一、成立年代与地理位置 �牐犆稚�时代中后期，约当公元1、2世纪(后汉中期)之际，日本出现了一个称为“邪马台”的大女王国。由于当时日本尚无文字和历史记载，只能从中国的文献得到说明。 �牐牼荨度�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 �牐牎度�国志》中没有记述女王国的年代。据《后汉书·倭传》指出：“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共立为王。” �牐犠酆弦陨狭街治南籽芯浚�可知卑弥呼为女王时是在后汉桓帝(147—167)、灵帝(168—188)时代，即2世纪40至80年代之际。女王以前还有一个男王统治70至80年，所以邪马台国成立年代约在2世纪初或1世纪末。 �牐牴赜谛奥硖ü�的位置，众说纷坛，迄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邪马台国在近畿大和(今奈良)地区；另一种意见主张在九州，特别是北九州筑后(福冈市)山门郡一带。两说各有论据。 �牐牻�来出现了从国家起源的决定因素来确定邪马台国位置的学说。中日一部分学者提出日本最早的国家应该形成在当时生产力最发达，人口众多的畿内大和地区。中国学者吴廷理认为：从地理方位看，《魏志》行文无法证明邪马台国位于奈良盆地，而从中日古文明传播路径的实际距离方面考察，只有北九州是最自然合理的地带；从时间差距考虑，畿内大和生产力趋于发达及皇室陵墓兴筑，至早应在4、5世纪的古坟时代，而这距离邪马台国时代已是100多年以后的事；另外，遗迹遗物也说明，3世纪前的实物(金印、铜镜、铜兵器)及水稻耕作主要都发现于九州；生产力的因素确实重要，但生产关系直接促进国家的形成，这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因此，邪马台国在九州的说法是有力的。 二、生产情况与风俗习惯 �牐犘奥硖ü�的经济，已进入农耕生活。《魏志·倭人传》记载：“种禾稻、芝麻；蚕桑、缉绩。”种稻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同传又指出“人性嗜酒”，说明已有足够的粮食。水稻耕作以外，还种桑、麻、大豆、小豆、绿豆等旱地作物。手工业开始从农业分工，“出细蔓、绣绵”尽斑布、倭锦等丝麻织物，更生产兵器、工具及珠宝、装饰等工艺品。但从整个邪马台国来看，还存在地域差异。如对马国“无良田，食海物自活”，壹支国“多竹木丛林……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 �牐牎段褐尽べ寥舜�》所谈到的生产情况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基本相同。随着水稻耕作的普及，人们定居下来，出现了村落、市集，人口逐渐增多。邪马台国有7万多户，其属国投马国有5万多户，奴国有2万多户，其他数干户不等。生产工具发达，弥生式后期邪马台国普遍使用铁器农具——铁锄、铁锹、铁镰等。这些遗物在福冈市的井民、长崎县的原迁、熊本县的下前原、大分县的下城等均有发现。 �牐犔�的使用进一步促进了冶炼技术的发展。衡量冶炼术水平的标志是铜锗（注2），因为制造青铜器比铁器要复杂得多。以前铜锗的发现除九州的福冈一例外，全部在畿内地区。1980年佐贺县鸟栖市安水田遗址中发现了铜锗模子(熔范)。1982年又在福冈市博多区席田赤穗浦遗址发现了铜锗模子。由此可以说明九州的铜器制作早，冶炼术的水平已相当高了。 �牐牭笔比毡救嗣挥姓搿⒓簦�穿的衣服还很简单，《魏志·倭人传》载，男子“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牐犕�传又说“男子无大小，皆藏面文身”，“以朱丹涂其身，如中国有粉也”。这种原始民族的风俗不是全列岛流行，可能只限于沿海地区。 �牐牴赜谏ピ幔�《倭人传》说“有棺无停，封土作家”。这就是指古代九州流行的瓮棺葬和支石墓葬以后覆土其上而成的古坟。人死时，停丧10余日，不食肉，丧主哭泣，其他人歌舞饮酒。葬毕，全家到水中洗澡。 �牐牴赜诨橐觯�当时流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而不是一夫一妻制。统治阶级可以娶四五个妻子，平民娶二三个妻子。女子不再是群婚，有自己固定的配偶。 �牐牬送饣褂凶乒嵌�卜，以占吉凶的风俗。占卜使用的不是象中国那样的龟甲，而是鹿骨。 三、国家与社会 �牐犘奥硖ü�初成立时，尚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阶段。至2世纪后半期，由于中国先进文化的传入，促进社会进一步分工，从渔猎、采集经济进入农业经济，社会组织也随着从氏族公社、血缘的结合发展到部落或部落联盟、地缘的结合。至弥生中期末及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更进一步形成了所谓“国”。2世纪后半期，倭国大乱，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进行多年战争。由邪马台国统辖周围30多国，女子卑弥呼被贵族共立为王。女王国已经具备了国家的特点，这点我们从《魏志·倭人传》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牐牭笔钡男奥硖ü�“尊卑各有差序”。人们被划分成“大人”、“下户”、“生口”和“奴婢”四个等级：“大人”相当于贵族、奴隶主，女王卑弥呼是这个等级的代表人物。女王“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使役奴隶千余人。“大人”靠“下户”交纳的“租赋”和使役奴隶而生活。“大人”与“下户”之间存在着森严的差别，他们在路途相逢时，“下户”要避道，躲到草丛中去。和“大人”谈话时，“下户”要蹲下或跪下，两手据地，非常恭敬。 �牐牎跋禄А笔瞧矫窕蜃杂擅瘛Ｋ�们与“生口”不同，有自己的家庭(“门户”)，可能是和“大人”有血缘关系的成员。“下户”有向国家交纳“租赋”的义务。他们占人口的最大多数，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也是作战时共同体的主力。（注3） �牐牎吧�口”和奴婢是奴隶，来源于战俘和罪犯。据《倭人传》，魏景初2年(239)倭女王把“生口”作为贡品，和班布、倭锦一样，献给中国皇帝，以换取赐品，说明生口的地位。奴隶是邪马台国最低贱的阶级，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被当作殉葬品。《魏志·倭人传》说：“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可见邪马台国刚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将奴隶当作劳动力来使用。实际上日本的奴隶制是不发达的东方奴隶制，不能与希腊、罗马相比。 �牐犘奥硖ü�是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国家，所以政治机构还很原始、简单。 �牐牴�家(部落联盟)的最高统治者为女王，其下有大率、大倭、大夫等高官。大率是中央派到九州北部各小国的检察官，大倭是主管全国市场的官吏，大夫是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吏。 �牐牭胤�(各部落国)机构一般都是两级，唯伊都国(今福冈县丝岛郡)地处外交政治要冲，为四级。 �牐牴赜诰�事，《魏志·倭人传》中讲到立女王前内乱，“相攻伐历年”；“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伐”等语，可见女王拥有军队。再从它和狗奴国的武力冲突以及多次出兵朝鲜南部(据朝鲜《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来看，邪马台国肯定已拥有一支能进行对外战争的军队。 �牐犖�持上述官僚机构和武装，必定要向平民征赋税。《魏志·倭人传》说邪马台国“国国有市，交易有无”；“收租赋，有邸阁”。邸阁就是收纳实物税的仓库。 �牐犖�维持社会秩序，已有不成文的法律和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可以认为，这些处罚都不是对犯法者人身的消灭，而只是改变其身分——为奴隶。 �牐犈�王国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态虽已具备国家的特征，但国家机器尚不发达，并且保留很多原始社会的残余。附属邪马台国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有一定的自主性。国王不是世袭，也不是由武力取得，而由贵族共立。共立的又是女巫，还保留母系氏族的残余，可见邪马台国是个国家的雏形，“是日本父家长制奴隶制阶段(氏族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的过渡期)形成的早期国家。” 四、邪马台国与中国的通好 �牐犎缜八�述，邪马台国以前，日本就同中国往来了。有人认为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来洛阳朝贡的倭国王帅升就是卑弥呼以前的第一代男王。（注5）如果属实，那末邪马台国在107年就与中国第一次通好了。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邪马台国与中国往来有以下几次。 �牐牭谝淮危何壕俺�3年(239)卑弥呼遣使到带方郡，要求“朝献”。经带方郡太守刘夏派吏将护送进京(洛阳)，献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斑布2匹2丈。魏明帝授与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封使节以官职，还赐与黄金、五尺刀、铜镜、真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魏明帝沼书、印绥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赴日。 �牐牭诙�次：正始4年(243)卑弥呼派使节8人到洛阳，献上生口、倭锦、绎青嫌、绵衣、帛布、丹木柑、短弓矢等。魏帝齐王芳沼赐黄幢1顶，正始8年(247)由带方郡太守王顾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二次赴日。 �牐牭谌�次：正始8年(247)卑弥呼派使节载斯乌越到带方郡，诉说狗奴国男王卑弥弓与邪马台国相攻情况。带方郡太守张政等带去沼书及黄幢，出面调停。这是中国使者第三次赴日。 �牐牭谒拇危赫�始9年(248)卑弥呼死后，女王壹与派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回国，献上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孔、青大句珠2枚、异纹杂锦20匹。 �牐犎罩辛焦�建交出于双方共同的需要。中国方面，魏国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是为了明确女王对魏国的臣属关系，切断日本与吴国的交往。日本方面，卑弥呼女王遣使朝贡是为增强自己的实力。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 �牐牻鹗糁破返拇�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国输入的少量铜镜(三角缘神兽镜)（注6）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于是以中国镜为范板，制造出国产“倭镜”即模仿镜，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据田中家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有3000面，其中三分之二是倭镜。（注7）铁刀的流入，无疑也推动了日本铁器的生产。 第二节 大和国统一日本与对外关系 �牐犜诰胖荼辈砍鱿中奥硖ü�的时期，本州中部也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化。公元3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家。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 一、古坟的出现及其变迁 �牐�3世纪末，在大和地区出现了高冢式坟墓，这类坟墓叫做古坟。从8世纪末至7世纪建造古坟的时期为古坟时代。这个时代分为前、中、后期，3至4世纪为前期，5世纪为中期，6至7世纪为后期。前期古坟集中在奈良盆地东南的三轮山周围。这里有等墓、樱井茶臼山古坟及被认为是景行陵、崇神陵的古坟。 �牐牼靶辛瓿�310公尺，崇神陵长240公尺。这些长达200公尺以上的巨大坟墓同弥生时代氏族和部落联盟首领的坟墓截然不同。这种坟墓只有驱使大量奴隶和平民才能修成。坟墓的规模充分说明，被葬者不是原始公社时期的族长，而是拥有强大权威的国王或大奴隶主贵族。由此可见，以国王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国家已在大和地区出现。据日本学者考证，古坟于4世纪传播到西至日向地区，东至关东地区，5世纪已遍及南至九州南端，北至奥羽陆中的广大地区。这类坟墓的传播，大体说明大和势力的发展状况。 �牐犌捌诠欧匾话闶抢�用俯视平原的天然丘陵营建而成的，坟形以前方后圆坟为主，也有圆坟、方坟、前方后方坟、上圆下方坟、双方中圆坟、双圆坟等。前方后圆坟是日本特有的墓式，墓前方部分比后圆部分低而平，死者埋在后圆部分。有的古坟设有放棺的竖穴式石室（注8），有的则在棺榔上面直接封土。棺榔的种类有剖竹形木棺、剖竹形石棺、舟形石棺及粘土榔、小石榔、木炭榔等。随葬品多为镜、剑、玉等宝器。古坟前期一般在坟顶上放置用泥土烧制的器具填轮（注9）、房屋垣轮，在坟丘的周围和斜面象栅栏似的树立着圆筒填轮。堵轮是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遗存。 �牐犞衅诠欧厥窃谄降鼗蛱ǖ厣侠萃林�成的。坟形仍以前方后圆坟为主，但也盛行圆坟、方坟等。前方后圆坟的前方部分逐渐发展，其高度与后圆部分相差不多。墓室自5世纪后叶起盛行横穴式石室。（注10）在中期的前叶，使用了长方形石棺。随葬品主要是马具、灰陶奴(须惠器)、铁制武器和农具等。中期古坟的规模巨大，至今座落在场市附近传系仁镕天皇陵的前方后圆坟，长480公尺，后圆部直径245公尺，高35公尺；前方宽达305公尺，高33公尺；周围有三道壕沟，包括壕沟总面积为464000平方公尺。据推测仅堆积土方，就需要每天役使5000人于一年左右。在坟丘的斜面排列了人物、动物等形象垣轮。日本的植轮置于坟外，中国随葬的明器和陶俑置于坟内，二者有所不同。 �牐犓孀盘旎释持蔚乃ヂ溆虢准睹�盾的激化，后期古坟普遍变小了。前方后圆坟的前方部分相对变大，后圆部分相对变小。方坟发达。墓室以横穴式石室为普遍。石棺变成房屋形状。随葬品多为须惠器、马具、武器等。 �牐犜诠欧厥贝�后期，大量出现了群集坟。群集坟是在一定的地区内密集数十或数百座小型古坟的坟墓群，俗称“千冢”、“百冢”、“冢原”等。冈山县津山市佐良山在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172座古坟。群集坟大都是圆坟，一般直径10至30公尺，墓室以横穴式石室居多。随葬品有铁镰、铁斧、铁簇等。这种坟墓需要十几个人两三个月的劳动。从坟墓的规模、结构及葬法来看，被葬者是家长制家庭的家长。 �牐犠笆喂欧丶�中在九州地区，但近年来在关东地区和东北地区南部海岸也有发现。所谓装饰古坟，是在墓室的石壁和石棺上绘有形面和施有雕刻的古坟。福冈县鞍手郡若宫町竹原古坟的横穴式石室内部用赤色和黑色绘有人物、动物等壁画。这种装饰古坟反映了大陆文化的影响。 二、国土的统一与侵略朝鲜 �牐犎毡臼芳�《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关于日本国土统一的记载，均属传说性质，并非历史事实。神武天皇东征（注11）的故事是后世皇室方面编造出来的传说。崇神天皇将大彦命、武淳川别、吉备津彦、丹波道主命分别派往北陆、东海、西道、丹波的所谓派遣四道将军平定全国的故事和日本武尊(倭建命)西征九州的熊袭，东讨关东虾夷的故事（注12），也都是经过文饰没有科学根据的传说。但这些传说多少反映了大和政权统一列岛的侧面情况。 �牐犠浴督�书》记载泰始初年(公元265)倭国遣使入贡以后的约一个半世纪内，中国史书没有记录有关日本的事情。5世纪以后倭国才又出现在中国史书上，但不见日本国土统一的记载。唯一可供推测曾进行过统一战争的资料，是478年(刘宋升明2年)倭王武致宋顺帝的表文。文中写道：“自昔祖标，躬摄甲育，跋涉山川，不逞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乎海北九十五国。”（注13）这段史料说明，倭王武的祖先进行了统一国家的大规模征伐战争。 �牐�4世纪中叶，大和国向朝鲜南部伸展其势力。当时朝鲜半岛由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形成鼎立的局面。百济因受强大的北部高句丽和东部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的势力对抗两国。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两国的这种想法终于导致日本的侵略行动。4世纪的年代大和朝廷出兵朝鲜，侵攻新罗，征服弁韩之地(庆尚南道)，建立任那地方，设“日本府”统治之。百济由此成了日本的朝贡国(注14)。 �牐�4世纪末，随着国土的统一和国势的强大，大和朝廷加强对朝鲜的侵略。据高句丽好太王碑(注15)记载，倭(指大和国)于391年渡海破百济、新罗，迫使其国人为臣民。396年，好太王亲自率领军队征伐百济，攻陷诸城。百济王被困逼，献出男女奴隶1000人，细布千匹，并发誓永为高句丽的奴客。399年，百济违誓，与倭勾结，进攻新罗。倭军遍布新罗国境。高句丽于400年派步骑5万，支援新罗，将倭军迫至任那、加罗。404年，倭军侵入带方界，又被高句丽打败。(注16) 三、倭五王时代与中国的通好 �牐牴�元413年，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一直到公元502年，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自泰始2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五倭王时代”。这五个倭王即第一代赞、第二代珍(赞之弟)、第三代济、第四代兴、第五代武(兴之弟)。据日本学者考证为：赞即仁德天皇，珍即反正天皇，济即允恭天皇，兴即安康天皇，武即雄略天皇。 �牐犢廖逋跏贝�，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现将倭五王时代向中国历朝的朝贡概述如下。 �牐牭谝淮危憾�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倭王赞遣使向东晋进贡方物。 �牐牭诙�次：刘宋永韧2年(公元421年)倭王赞遗使朝贡。 �牐牭谌�次：刘宋元嘉2年(公元425年)倭王赞又遣使司马曹达李表献方物。 �牐牭谒拇危毫跛卧�嘉7年(公元430年)倭王赞第三次遣使朝贡。 �牐牭谖宕危毫跛卧�嘉15年(公元438年)倭王珍迫使朝贡，上表要求除正；因为420年宋武帝曾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上，珍对此极为不满。除正的称号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文帝对珍的要求末允，只同意他继承前王的称号——“安东将军、倭国王”。 �牐牭诹�次：刘宋元嘉20年(443)倭王济遣使朗贡，要求册封。宋文帝仍封他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牐牭谄叽危毫跛卧�嘉28年(451)倭王济第二次遣使朝贡，宋文帝把倭王珍要求过的称号——“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赐与侯王济，后又晋升为安东大将军。 �牐牭诎舜危毫跛未竺�4年(460)倭王济第三次遣使向宋孝武帝朝贡。 �牐牭诰糯危毫跛未竺�6年(462)倭王兴(济之子)遣使朝贡，宋孝武帝只封他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牐牭谑�次：刘宋升明元年(477)侯王武(兴之弟)遣使朝贡，宋顺帝封他为“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牐牭谑�一次：刘宋升明2年(478)镭王武遣使上表，由宋顺帝封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顺帝册封时，从倭王自称的爵号中剔除百济而包括了新罗。这是因为新罗与刘宋没有联系，而百济于420年(水初元年)与刘宋通好，百济王被封为镇东大将军。当时刘宋想通过百济牵制高句丽的力量。 �牐牭谑�二次：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封倭王武为镇东将军。 �牐牭谑�三次：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封倭王武为征东将军。 �牐犞腥胀ê煤螅�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入日本，为后来飞鸟文化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 第三节 大和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一、铁器的广泛使用 �牐犓孀殴�家的统一和不断输入大陆先进生产技术，大和国的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从古坟中出土的铁制农具唐锄、马锄、U形锄、U形锹、镰等说明6、7世纪铁器已广泛普及。在关东后期古坟中，还发现肩上扛着锄头、腰上插着镰刀的土偶。《日本书纪·安闲纪》记载，大河内直味张为了赎罪，在春秋两季各献500攫丁(服劳役的男丁)，耕种皇室的竹村屯仓。古坟后期的群集坟中发现了铁刀、铁簇、马具等。 �牐犓孀盘�制工具的改良和普及，农田水利事业迅速发展。各地筑堤、修池，开垦大片荒地。农业一直以耕种水稻为主，由于农具的改良，旱地耕作也迅速发展。6世纪，旱地耕作已传播到关东地区。旱地作物有粟、大麦、小麦、大豆、小豆、养麦、瓜类及麻、褚、桑等。 二、手工业的发展 �牐�5世纪后流入日本的大陆移民，带去了先进的冶炼、制陶、纺织、金工技术，为日本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作出贡献。铁器由倭锻冶、韩锻治等专业部民专门生产。韩锻冶从朝鲜带去先进的制造铁器的技术，促进了日本铁器生产的发展。生产铁器的原料主要从朝鲜输入。在奈良县上锅古坟的陪家中发现大形铁板282块、小形铁板590块及铁斧等许多工具。铁板的大小形状同新罗古坟中出土的类似。古坟时代制铁的确凿证据尚未发现，日本学者根据出土的铁渣和分析铁的成分，提出当时利用铁矿砂熔炼铁的可能。 �牐牴欧厥贝�陶器有两种类形：一种是土师器，一种是须惠器。土师器是继承弥生陶器传统的赤褐色陶器，烧制温度为800度左右，吸水性强。5世纪以后出现须惠器。它是采用大陆的烧窑技术和编生产的灰色硬质陶器。器形有壶、瓮、坯、提瓶等，烧制的温度为1000度以上。6世纪后半叶，须惠器的生产普及到西至北九州，东至石川、势冈各县。 �牐牱闹�业引入注目的发展是织机上采用了柠，即梭子。它把纬纱推到织口。所以来用抒织出来的布，经纬纱都较均匀。原料主要是麻丝和蚕丝。 �牐犞蒲问加谏�纹后期。在关东地区发现绳纹后期之末的，东北地区发现绳纹晚期的，以濑户内为中心的地区发现弥生后期的制盐遗存。古坟时代的制盐陶器在沿海各地发现，还发现了一些制盐炉址。可见制盐在古坟时代相当普及。制盐方法各个时代都一样，是采取用陶器煮沸海水提取盐结晶的办法。 �牐牻鸸し矫娴亩平稹⑻�金、镶嵌、雕金等技术相当发达。精制的金工艺品有金铜制的冠，金和银制的耳坠子，铜或金铜制的手镯以及各种马具。 三、部民制的确立 �牐犑视ι�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是部民制。部民制产生于4世纪统一国家的征伐战争过程中。部民是皇室和贵族的私有民集团，冠有主人名、职业名、地名，种类有田部、子代、名代、品部、部曲(民部)等。部民来源于中国朝鲜移民、被征服者、战俘、罪犯。 �牐犔锊棵袷谴邮屡┮瞪�产的皇室私有民，被奴役于皇室的直辖领地屯仓(包括土地、粮仓、管理所)。屯仓根据成立的形式和经营方法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注17） �牐�1、皇室把中朝移民和调来的被征服者编成田部，役使他们开垦和耕种屯仓的土地。《古事记》仁德天皇条记载：“役秦人作茨田堤及茨田三宅(即屯仓)。”又《日本书纪》仁德天呈11年条说：“是岁，新罗人朗贡，则劳于是役(指修茨田堤——引者)。”这两段史料说明，河内茨田屯仓是役使秦人、新罗人开垦的。《日本书纪》钦明天皇17年条写道：“冬十月，遣苏我大臣稻目宿称等于侯国高市郡置韩人大身狭屯仓(言韩人者百济也)、高丽人小身狭屯仓，纪国置海部屯仓(韩人为大身狭屯仓田部，高丽人为小身狭屯仓田部，是即以韩人、高丽人为田部，故因为屯仓之号也)。”可见大身狭屯仓和小身狭屯仓是分别由韩人(百济人)、高丽人开垦的。《播磨风土记》揖保郡佐冈条记载：“召筑紫田部，令垦此地。“筑紫田部”可能由被征服者组成。皇室把他们调到播磨佐冈地区，驱使他们开垦荒地，建立屯仓。这类屯仓里的田部民全部用皇室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他们虽有家室，但无人身自由，被皇室任意征调奴役。这些田部民实际是奴隶。由这种奴隶开垦和耕种的屯仓大都集中在畿内地区。 �牐�2．保留原来农村公社的形式，将公社成员编成田部，向他们征收年贡的屯仓。皇室在被征服地区设立这类屯仓，委托当地国造、县主管理。所谓“屯仓之税”（注18）就是田部交纳的年贡。史籍记载，地方贵族自愿、被迫或为赎罪而奉献屯仓。如武藏国造笠原直使主自愿为皇室奉置横谆、桔花、多冰、仓根四屯仓（注19）；伊甚国造稚子直献伊甚屯仓，请赎“闻人罪”（注20）；盘井之子恐父罪株连，献糟屋屯仓（注21）等等。这些屯仓也都采取贡纳制形式。贡纳制易被看成租佃制，但它和租佃制有本质区别。因贡纳制下，皇室既占有土地又占有部民的人身、所以皇室占有部民年贡便不是“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注22），而是以土地和部民一同占有为前提。因此，不能把皇室占有的年贡税视为地租，也不能把贡纳制下的部民看成土地的附属物。部民对皇室的关系是人身被占有的关系，而不是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正因为如此，日本的贡纳制应属于奴隶制而不属于封建的租佃制。 �牐�3、依靠地方贵族奉献的徭丁耕种的屯仓。前已提及，竹村屯仓依靠大和内直味张为赎罪而献的春秋两季各500徭丁耕作。难波屯仓由“每郡徭丁”、樱井屯仓由“每国田部”耕种。徭丁指携带大锄从事徭役劳动的男子。大河内直味张为赎罪而献徭丁的事实说明，徭丁没有人身自由，他们携带的生产工具也是贵族的。《日本书纪·安闲天皇元年条》记载：“盖三岛竹村屯仓者，以河内县部曲为田部之元。”可见徭丁是国造、县主等地方贵族的私有奴隶部曲之民。由此看来，这类屯仓所实行的徭役劳动制，也属于奴隶制。 �牐犎缟纤�述，屯仓虽有不同的类型，但不论哪一类型，都实行奴隶制的剥削形式，生产者的被奴役的形式虽不一致，但性质均属奴隶。 �牐犠哟�、名代之民是皇族的私有民，冠有天皇、皇后、皇子名和宫名；一般占取国造””的私有民而设置，委托国造的一族掌管。子代、名代之民为皇子女、皇族生产和贡纳生产产品，其身份地位与贡纳制下的田部民相同。 �牐牪壳�(民部)之民是贵族的私有民，被奴役于贵族的私有领地田庄。田庄也有三种不同的类型： �牐�1、役使劳动奴婶耕种的田庄。大寺院和中央贵族在畿内地区的—些田庄驱使大批劳动奴婢耕种。奴婢来源于战俘、罪犯等，主人可以将他仍买卖、赠与，甚至杀害。 �牐�2、役使家内奴隶耕种的田庄。有些地方贵族的田庄使用家奴（奴婢)耕作。 �牐�3、役使部曲之民耕种的田庄。这类田庄实行贡纳制，其性质与采取贡纳制的屯仓性质一致。田庄的三种类型虽然有所区别，但采取奴隶制剥削方式这一点是相同的。 �牐犉凡棵袷谴邮履持肿ㄒ档幕适宜接忻瘢�种类繁多，被奴役的形式也不尽相同，但大体有两种类型： �牐犚皇枪蹦尚汀Ｕ饫嗥凡棵裎�皇室生产特定贡纳品。如山部在下级伴造山部公、山部直、山部首、山部阿爵古的管理下，生产树果、猪、鹿等贡纳品；海部在海部直等伴造的管理下，贡纳海产物；土师部在土师连的管理下，生产土师器、垣轮及天皇的食器等贡纳品；忌部在忌部首的管理下，生产用于神事的棉布、麻布、木材等贡纳品。 �牐牰�是上班型。这类品部民在一定时期到皇室的工房或其他部门从事某种专门生产或服务。如锻冶部在伴造锻冶造的管理下，一定时期到宫廷工房生产铜、铁器。马饲部在马饲造率领下，轮流上班饲养和训练马。 �牐牳鞑康谋慌�役形式虽然不同，但一般说来，他们是在皇室拨给的少量土地上，一边生产自食的粮食，一边生产贡纳品或服役。皇室拨给品部土地是维持他们的生活，以掠夺其剩余劳动。不仅用皇室的生产资料生产的专门产品全部归皇室，而且他们的人身也归朝廷占有，所以，这类部民也属于奴隶。 �牐犠凵纤�述，大和国的部民制是以贡纳制为代表的奴隶制度。在部民制下，原始公社的残余，以农村公社的形式长期保存下来。其原因是：1、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不易打破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村公社形式；2、对于奴隶主贵族来说，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条件下，保留农村公社的形式，向公社成员征收年贡是比较方便的剥削形式。 �牐犈�婢制是与部民制相辅的奴隶制度。奴婢与部民虽同属奴隶，但却有其不同之处。首先，奴婢可以买卖，部民则不能买卖。部民有随土地转移主人的，却没有被买卖的。其次，主人对奴婢有生杀予夺之权，部民则不能任意杀害。其三，奴婢无家室，被强制地居住在主人家中，而部民一般都有家庭。奴婢在人格上只不过是主人的财物和会说话的工具。由此可见，奴婢的身份地位更低于部民。 四、氏姓制的确立 �牐犜诓棵裰频幕�础上建立起来的统治体制是氏姓制。氏是由有力族长的直系、旁系血缘家族和非血缘家族组成的社会集团，冠有居住地名(如葛城氏、石川氏)、职业名(如忌部氏、服部氏)、祖先名(如久米氏)。氏的首领为氏上，对内主持氏神的祭祀，裁决氏内的争论，对外代表氏同他氏和朝廷交涉。有势力的氏上担任朝廷的官职，参与国政、他们拥有田庄和部曲、奴婢，是奴隶主贵族。氏的一般成员为氏人，是自由民，有势力的氏人拥有奴婢。氏上有表示身份高低的世袭称号姓。姓原来是氏人对氏上的尊称，后来随着大和国势力的发展，天皇作为统治贵族的手段，掌握赐予或剥夺姓的权力，从此，姓成为氏上身份尊卑的象征。受姓的氏上史称氏姓贵族。 �牐犔旎蚀托盏谋昴咽歉�据血统和职务。姓的种类有臣、连、君、别、公、宜、造、首、史、村主、稻置等。一般天皇的后裔姓臣、君，所谓天神地祀的后裔姓连，中国、朝鲜移民的后裔姓使主、史、村主等。臣姓、连性的贵族地位最高，幕中最有权势者称大臣、大连，辅佐天皇，处理朝政。参与国政的又有伴造、国造、县主。伴造是世袭朝廷的某种职务、管理品部、子代、名代等部民的中小贵族，多姓首、造、连。国造是一国之长官，由朝廷派遣或任命臣服于大和朝廷的地方贵族，一般姓臣、君、公、连、直等。他们负责向朝廷上缴贡纳品，提供劳力；从一族中选送舍人(宫中杂役)、采女等事务，统辖范围相当于后来律令制下的郡。县主是国下面的行政单位县之首长，姓之长等。国造、县主也属于中小氏姓贵族。氏性制的实质是以身份序列维持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政治体制。官僚体制尚不完备，地方的国县制，到6世纪末至7世纪初才建立起来。（注24） �牐犜诖蠛凸�家里，由皇室、氏姓贵族组成的奴隶主阶级和部民、奴婢组成的奴隶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基本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被称为氏人的自由民阶级，处境虽比奴婢、部民好些，但也受皇室和氏姓贵族的剥削压迫。 第四节 大陆文化的传人 一、科学技术的传入 �牐�1、冶炼术 日本阶级社会成立时，一般社会分工不发达，金属品生产落后。因此，青铜器如铜镜、铜择、铜锌、铜剑、货泉等都从中国大陆输入。后来日本社会发展，只从大陆进口已不能满足需要，从4世纪起，日本开始以中国镜为样板制造铜镜。这种模仿镜称为“倭镜”。与此同时，还自己制作铜挥。当初日本已经值得利用旧铜以1000度左右的温度加工成再生铜的冶炼法。 �牐犔�器的传入比青铜器迟。当时日本人已经懂得铁比青铜硬，所以铁被用来制造生产工具。进入古坟时代，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统一全日本的时代，铁被大量使用。但当初日本还不产铁，主要依靠从朝鲜南部进口铁材。后来日本开始用水土流失露出地面的铁矿砂进行小规模的冶炼，于是古坟中也有铁锤、铁钳、铁砧等炼铁工具出现了。以后，大和政权以畿内为中心，把伊势、尾张、远江、近江、美浓、丹波、播磨、纪伊等地的制铁生产组成锻冶部，以朝鲜手工业奴隶为主，利用外来技术力量制造铁器。日本的冶炼术是通 过朝鲜间接从中国引进的。当时的所谓“韩锻冶”，就是从朝鲜传入的中国冶炼术。从出土的各种铁制农具和各种各样的马具、武器、武具等来看，日本人的冶炼术已很高明。他们已掌握了铜、锡、铅之间的比例而炼出青铜，还懂得了冶炼白铜(铜与镍的合金)的技术，同时用比较低温的褐铁矿进行炼铁。 �牐�2、制陶术 日本绳纹陶器受朝鲜的影响，而朝鲜的制陶技术又受中国的影响，所以说中国的制陶术从绳纹时代就传到日本。弥生陶器是以绳纹陶器为基础，用大陆新技术加以发展而成的。绳纹陶器不是烧制的，而是晒制的。弥生陶器比较进步，用陶车(辗轳)肋。窑是半球形密封窑。后来以畿内为中心的彬目纹陶器(用梳子状的工具描出流水、波纹、重弧纹等图案的陶器)扩展到全日本。再后，彬目纹陶器又被土师器(表面呈赤褐色或黄褐色，用低温烧成的一种陶器)代替。5世纪后半期从大陆传人新的制陶技术，用1000度高温烧成。这种用大陆技术制成的陶器叫做须惠器。它呈灰色或茶褐色，敲击便会发出清脆的声音，不漏水，虽然不上釉，表面却很光滑。须惠器的源流是中国殷代的灰陶，其制法从中国南部经朝鲜传到日本。（注25）朝鲜的新罗烧(一种新罗制造的青灰色或青黑色陶器)大概就是日本须惠器的原型。文献上记载雄略天皇7年(公元463年)百济献新汉陶部高贵(即中国系统的陶工)的年代相当于日本须惠器产生的年代。 �牐�3，土木建筑术 随着佛教传入日本，新的建筑式样也从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5世纪后半期新罗送来了一个叫做猪名部真根的木匠，雄略天皇令他建造楼阁，并担任猪名部(从事木工的手工业奴隶集团)的伴造。他使用中国式的规矩和准绳，把中国的建筑技术带到日本。秦氏（注26）在宫旁建造的八丈藏(仓库)也是中国式的。工学博士饭田须贺斯说：“日本建筑自原始时代起就受中国建筑的影响了。”（注27）可见日本受中国建筑影响之早。仁德天皇时代(公元313年——公元399年)开发了淀川河以南的河内平原，京城从大和迁到难波(今大胶市)，这两项开拓工程全靠拥有中国先进技术的朝鲜人完成。他们还在淀川河左岸建造了茨田堤，在背山国建造了葛野大堰。拥有中国先进技术的朝鲜人还参加了许多规模巨大的古坟建造工程，如应神天皇陵墓(在大阪市的羽曳野市)、仁德天皇陵墓(在大阪的界市)、履中天皇陵墓(界市)。 �牐�4．纺织术 从邪马台国时代起，中国的纺织品就作为中国皇帝的赐品传到日本。应神天皇14年(公元283年)，百济贡缝衣女工。同年弓月君(自称秦始皇后裔)率领120县(相当于部族)人民从百济移日本。他们皆擅长机织，散居各地。雄略天皇把他们集中起来，得92部18670人，赐首领姓秦酒公，并把他们分置于适宜养蚕的地方，从事养蚕。应神31年(300)阿知使主及其子都加使主从中国带回织女及缝女兄援、弟援、吴织、穴织四人。雄略天皇还派遣接限民使博德和身狭村主青两入到中国，带回汉织、吴织两名纺织工。中国织工带去了中国的纺织缝衣技术，大大改善了日本人的衣着。 �牐牫�上述技术外，仁贤天皇6年(公元493年)，御史日鹰吉士从高丽带回皮革工须流积和奴流积等，传入了制革技术。在新技术方面，还引进了一种叫做“密陀绘”的漆画，它是日本最早的油画。现存法隆寺的玉虫橱柜上面的画就是这种密陀绘。5世纪，中国的医学、天文、历法等科学也通过朝鲜入传到日本。如医博士奈率王有俊陀、采药师施德潘量丰和固德丁有阳、易博士施德王道良、历博士固德王保孙等相继来到日本（注28），提高了日本的医药、天文等水平。 二、文字和儒学的传入 �牐犎毡竟糯�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盖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人，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注29）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l世纪北九州的奴国与后汉往来，可能用汉字表达语义。3世纪邪马台国时代，日本已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了。据《日本书纪》所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把书籍从朝鲜带回日本。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是百济的王仁。 �牐犛ι裉旎�16年(285)，五经博士王仁从百济到日本，献郑玄注的《论语》10卷和《干字文》1卷。王仁到日之后，应神天皇的太子茧道稚郎子拜他为师，学习中国典籍。继王仁之后，百济的五经博士纷纷到日。如继体天皇7年(513)段杨尔到日；继体天皇10年(516)高安茂到代替段杨尔。钦明天皇15年(554)王柳贵到代替高安茂。随王柳贵到日的还有易博士施镕王道良、历博士固镕王保孙、医博士奈率王有按陀、采药师施镕潘量丰等人，并献医、卜历、算等书。另外，古坟时代还有大批所谓“归化人”来日。他们都是朝鲜籍汉人，精通汉文；受到日本朝廷的欢迎，任史官或博士，并赐予姓氏。如履中天皇时百济系汉人阿知使主任藏官(出纳)，雄略天皇时的藏官是弓月君的子孙秦氏，藏部的记录是阿知使主的子孙东汉直和王仁的子孙西文首。这些汉人的后裔均因擅长文笔而为朝廷所用。另外，精通汉文的韩汉人身狭青和接限博德也受到雄略天皇的重用。这样，汉字汉文在日本上层阶级之间逐步推广。从《宋书·夷蛮传》所载的倭王武(雄略天皇)的表文（注30）来看，当时日本的汉文水平已相当高。此外，从熊本县玉名郡江田村击坟出土的大刀铭文，以及和歌山县桥本市隅田八幡神社收藏的众物画像镜上的铭文也可知当时人的汉文水平。 �牐犓孀藕鹤值拇�入，儒学也传入日本了。儒学是通过汉字传入曲。所以日本一开始学文字就接受了儒学。儒学传入日本后。日本无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道德风俗上都受很大的影响。特别在政治思想上，儒学成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武器，成为施政的主要依据。这点在历代天皇的沼书中表现得最显著，如“君以民为本”，”此益朕政教民于不德”，“天津日嗣之御位，天所授赐”等，都是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后来圣德太子的改革，更充满了儒学思想。 �牐犜谌逖в跋煜拢�朝廷奖励孝道。凡世代孝顺的家庭，便豁免租调，表彰乡里；称作“义家”。在《赋役令》中也规定，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闻名国郡的，要向太政官申报，在乡里问进行表扬，并豁免徭役。而且在风俗上，自儒学传入日本后，异母兄弟姊妹间通婚等俗也渐减。 三、佛教的传入 �牐牱鸾淌谴又泄�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百济为了对抗高句丽，和中国南朝友好，同时又和日本结盟。所以佛教自384年由东晋僧侣转入百济之后，又转而传入日本。《扶桑略记》(10世纪前的编年史)中关于司马达从大陆带来佛像的记事是文献上最早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记录。日本继体天皇16年(梁武帝普通3年，公元522年)南朝梁人司马达来到日本，在大和国高市郡板田原建立草席，置佛像进行礼拜。这时候的佛教仅是作为个人信仰的。 �牐牎度毡臼榧汀非彰魈旎�13年(梁元帝承圣元年，552)条记载，这一年百济的圣明王派人到日本，奉献金铜像一尊、幡盖及经论若干，并上表赞扬佛的功德。对日本要不要信奉佛教，钦明天皇难以决定，便令群臣讨论。苏我稻目说要信，物部尾舆、中臣镰子均说不要信。天皇采纳了物部氏和中臣氏的意见，把佛像赐给苏我氏。这是佛教传入日本的正式记录。这个记载多少有些故事性质，不过也反映了佛教开始传入日本的事实。 �牐犎毡敬蠡�改新以前，以氏族制度为其社会基础。政治和经济都以氏族为中心，因此日本人的固有信仰是信仰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氏族神，佛教对固有的民族生活来说是极其异质的，和传统的民族信仰不相容。然而，由于日本社会的发展，氏族制度业已崩溃，统一国家已经建立，但氏族制度的残余势力严重地妨碍了社会的发展，围绕着信佛的问题展开了四大氏族问的斗争。以物部氏、中臣氏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拥护神道，反对佛教，以苏我氏为代表的先进势力则主张信佛。大和氏表面中立，实际上倒向苏我氏。 �牐牬蠛驼�权为了在国外取得中国的支持而与高句丽抗争，在国内安定社会和发展生产，同时因佛教教导慈悲，可使当时激烈倾轧的阀族斗争平息，所以主张信佛。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大陆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对日本国家体制的确立有决定作用，佛法成了统一国家的思想支柱。 �牐牼�过长期斗争，用明天皇2年(587)中臣胜海和物部守屋被杀，苏我氏取得胜利。接着，执政者苏我马子招聘百济技工建造飞鸟寺(法兴寺)。推古天皇元年(593)在难波建造四天王寺。次年诏兴佛教，群臣竟相造寺。推古天皇15年(607)圣德太子在斑鸣宫旁建造斑坞寺(法隆寺)。 �牐犠源尤毡拘叛龇鸾桃院螅�先进的中国文化以佛教为媒介，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促使日本产生了辉煌的飞鸟文化。 第五节 圣德太子的改革与飞鸟文化 一、改革前的国内外形势 �牐犠�5世纪后半叶起，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衰退。475年，高句丽南下攻陷百济首都汉城。百济迁都熊津，力求在南部扩大疆界；弥补在北面失去的领土。512年，百济遣使要求大和朝廷割让任那四县。当时的大和朝廷因无力继续统治朝鲜南部地区，不得不答应百济的要求。562年，任那日本府被新罗所灭。这对大和朝廷是个沉重打击，政治上，加深了统治阶级内的矛盾；经济上，失去了朝鲜方面的物质、技术、劳力来源。 �牐牷适以诠�土统一后，不断霸占地方贵族的领地，扩大自己的屯仓，并将侵略朝鲜的军事负担强加在他们身上，皇室和地方贵族问的矛盾日趋尖锐。九州北部的筑紫国历来是侵略朝鲜的基地，军事负担最重。5世纪末，百济受高句丽进攻时，大和国派筑紫安致臣、马饲臣率水军出征，攻击高句丽。512年，大和朝廷将筑紫国马40匹送给百济。苦于沉重军事负担的筑紫国造盘井于公元527年乘朝廷令近江人毛野臣率6万大军征伐新罗之机，掀起叛乱。盘井占据“火、丰两国(后来的肥前、肥后、丰前、丰后)”，坚持1年3个月的战斗，最后在御井郡被物部鹿鹿火所灭。《日本书纪·安闲纪》记载宁伊甚国造因没有及时交纳珠宝而被问罪，大河内直味张不愿上缴自己的领地，欺骗御使等事实，都反映了皇室和地方贵族间的矛盾。 �牐犌殖�战争给人民带来更大灾难，引发了人民的反抗。479年，征伐新罗的军队行至吉备时，500名虾夷族士兵听到雄略天皇死去的消息，举行起义，但被镇压下去。 �牐�6世纪中叶以后，部民奴隶制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开始瓦解，部民纷纷逃亡。钦明天皇30年正月诏书写道：“量置田部其来尚矣，年甫十余脱籍免课者众。”部民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收入。大臣苏我稻目(?一570)为扭转这种局面，派胆津去白猪屯仓，编制田部户籍（注31）。从此以部为单位被奴役的田部，变成以户为单位进行生产和向国家交纳租赋的小生产者。编制田部户籍是一项重大改革措施，所谓“公地公民”制的先行形态由此出现。 �牐�6、7世纪群集坟的出现，说明父家长制家庭成长起来。这些家庭财力雄厚，拥有先进的铁制工具。考古发掘证明，有些父家长制家庭离开原来村落，到外地开拓荒地，建立新村。拥有较多土地的父家长制家庭，因依靠家族成员无法耕种全部土地，便把部分土地出租给无地少地的邻近百姓(自由民)和逃来的部民。当时大量存在着贫困的自由民。从古坟遗址来看，群集坟中的坟丘和横穴式石室大小不同，随葬品也有差异。在出现群集坟时同一时期，还存在着仅在山腰和台地斜面挖成的横穴墓。又有很多人既未葬在小型古坟也未葬在横穴之中。(注32）可见这时自由民中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而这种现象却为租佃制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牐牫�廷内部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6世纪初，在朝廷中握有实权的大伴氏因主张把任那四县割让给百济而遭到贵族们的攻击，从而失去政治势力，代之而起的是物部氏和苏我氏。物部氏是朝廷掌握军事的名门贵族，早在雄略天皇时期和大伴氏同为大连，参与国政，是维护原有统治方式的守旧势力。苏我氏是葛城氏的支族，从5世纪后半叶起，在朝廷中掌管财政而逐步扩大其势力的。苏我氏与大陆移民有密切的关系。雄略朝(公元456年—公元479年)时期，苏我满智宿弥统辖东汉氏、西文氏、秦氏检校三藏。(注33)钦明朝(公元539年—公元571年）时期苏我稻目任大臣，同物部层舆大连一起辅佐朗政。苏我稻目是接受中国、朝鲜的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开明政治家。前已提及，他在5691年派胆津去白猪屯仓编制田部户籍，把田部变成独立成户的小生产者。当百济医明王献给日本朝廷佛像和经论时，稻目积极主张崇佛，其目的在于通过崇拜佛教来代替氏神的信仰，以统一全国的思想，加强皇权，而物部尾舆坚决反对。他主张信仰原来的氏神，用以维护氏姓制和部民制。于是稻目和尾舆围绕崇佛与排佛展开激烈斗争。 二、圣德太子的改革 �牐牴�元587年(用明天皇2年)，用明天皇(公元585年—公元587年在位)死后，以皇位继承问题为契机，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进行殊死搏斗。同年7月，马子讨灭守屋取得胜利，物部氏从此灭亡。打败物部氏之后马子操纵皇室，立泊渤部皇子为天皇，即崇峻天皇(587—592在位)。崇峻天皇不满马子在朝廷专权，结果公元592年被马子暗杀。同年推古天皇(公元592年—公元628年在位)即位，翌年即593年(推古天皇元年)，天皇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并任命为摄政（注34）。后来世人称厩户皇子为圣德太子(公元574年—公元622年)。 �牐犑サ绿�子执政时期，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隋朝；朝鲜半岛上新罗强大起来，占据汉江、洛东江流地域，这些国际形势引起圣德太子的极大注意。他接受中国的尊王大一统思想，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来挽救社会危机，为此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牐�1．划定冠位12阶（注35） 12阶冠位制定于推古天皇12年(公元604年)。第二年开始实施。冠位“员无定数”（注36），又无职权，所以它不是官职，而是授与贵族的荣爵。冠位只按才干和功绩授与个人，不能世袭。因此冠位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氏姓门阀势力和选拔人才的作用，并推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首的官僚体制的形成。在推古朝时期官僚体制已经萌芽，朝廷出现了大夫协商制，地方存在国县制。 �牐�2．制定17条宪法（注37） 17条宪法制定于604年(推古天皇12年)。《宪法》采取一种道德训诫的形式，对违者也没有制裁的条款，所以最多不过是行为规范。《宪法》的内容多出自中国儒、法、道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儒家思想尤多。儒家的“三纲“五常”可说是《宪法》的核心思想。《宪法》提出“承沼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其目的在于提高皇权，压制氏姓贵族的势力，建立中国式的君主专制王朝。《宪法》要求贵族上下和睦，克制私欲，息争守礼。同时提出给百姓以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如“国司、国造勿敛百姓”；“农桑之节，不可使民”，企图以此增加生产，消洱人民的反抗。 �牐�3．提倡佛教 佛教提出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涅架等教义，要人民断欲爱、求解脱，安分守己，脱离斗争。圣德太子通过振兴佛教以达到树立一个全国共同崇拜的宗教来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权。推古天皇2年(594)下诏“兴隆三宝”（注38），在17条宪法中也提出“笃敬三宝”。太子带头建立斑鸣寺(法隆寺的前身)，亲自在宫中讲解佛经，又撰写《三经义疏》。（注39）结果国内很快出现了弘扬佛法，竞造佛寺的局面。推古天皇32年(公元624年)，全国建立寺院46所，僧816人，尼569人。 �牐�4．恢复中日邦交，积极摄取中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 圣德太子为了向中国学习，遣使通好隋朝，恢复中断一个多世纪的中日国交。推古天皇15年(公元607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公元608年小野归国时，隋朝遣裴世清出使日本。当年9月，裴世清回国时，日本又遣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还派去了8名留学生，其中4名留学生是便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4名学问僧是新汉人曼、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齐。这些留学生后来回国后，在大化改新中发挥巨大作用。公元614年再次派犬上御田锹、矢田部造使隋。这一时期日本改变过去向中国朝廷请封、朝贡的态度，采取对等的立场。使者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时递交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注40)第二次使隋时带来的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注41)这也反映了太子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强烈愿望。 �牐�5、编纂史书 推古天皇28年(公元62l年)太子开始撰写《天皇记》、《国记》及《臣、连、伴造、国造180部并公民等本记》等历史书，以提高皇室的尊严，加强国家观念。这些书在大化改新时大部分被苏我虾夷烧毁。 �牐犑サ绿�子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氏姓贵族的势力，在贵族中间打下了皇权思想的烙印，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并通过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给中小贵族授与冠位等形式，培养了人才，所以说圣德太子的改革是大化改新的准备和先声。但圣德太子的改革是极不彻底的。冠位制是在没有废除氏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仅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下级贵族中实行。17条宪法作为训诫，只能起到教化作用，没有更大的约束力。更主要的是没有触动当时社会症结的部民制，所以削弱氏姓贵族势力，提高皇权是极为有限的，更不可能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挽救社会危机。 �牐犕乒懦�为恢复在任那的势力，于推古8年(600)派兵1万征伐新罗。远征暂时取胜，但没有实现其目的。602年，发兵25000人，准备再征新罗，但中途受挫。 三、飞鸟文化 �牐犓�谓飞鸟文化就是指自6世纪中叶佛教传入至大化改新(公元645年)的100年间的文化。也就是指古坟时代与白凤文化之间，以7世纪前半期圣德太子时代为中心的文化，因此时建都于奈良盆地南部的飞鸟地方而得名。飞鸟文化是日本最早的佛教文化，主要内容是佛教艺术。飞鸟文化是在中国北魏和南朝文化影响下展开的，分布在以飞鸟为中心的畿内及其周围，遗存有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等。 �牐犎毡咀钤绲姆鸾趟略菏欠赡袼�(法兴寺、元兴寺的前身)，建于推古天皇即位不久，《日本书纪》记作公元596年。早在公元588年(崇峻天皇元年)，百济奉献寺工、画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等。苏我马子建造飞鸟寺时，一定利用了这些朝鲜技术力量。当初创建时，飞鸟寺是以塔为中心，金堂、东西两金堂鼎立，这种伽蓝布局和高句丽的清岩里废寺相同，所以说这种式样可能是从高句丽直接传入的，也可能通过百济之手转入的。因为百济虽受中国南朝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可能通过高句丽接受中国北朝文化的影响。（注42）法隆寺是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所建，当初叫做斑鸠寺。现在的法隆寺金堂、五重塔、中门、回廊等主要伽蓝是公元670年(天智天皇9年)火灾后重建的，是现存世界最古的木造建筑物之一。当初圣德太子建造的现在只存遗址，叫做“若草伽蓝址”。这些建筑以凸肚状柱子、云形的斗拱和肘状文本为特点，采用了中国六朝建筑式样。除上述两所寺院外，还有四天王寺(在大胶市)、丰浦寺(也叫向原寺，在奈良县)、广隆寺(在京都市)等。据文献记载，至公元624年，共建造寺院46所。 �牐牭窨谭矫妫�现存最古的是飞鸟寺的本尊丈六释迦像(石造)。据《元兴寺缘起》和《日本书纪》，此像是推古天皇14年(606)由止利佛师及鞍作加罗尔等人所作。此像的样板是北魏后期即5世纪末开凿的龙门石窟中的宾阳洞诸尊。法隆寺的释迦三尊像是止利佛师制作飞鸟寺丈六释迦像17年之后即623年所造，也是以北魏时代的雕刻为样本。此像源于5世纪末至6世纪初的北魏式样雕刻。法隆寺金堂的金铜药师如来像、法隆寺东院梦殿的木制救世观音像也是北魏式样，相貌古拙严肃，表现神秘的宗教色彩。法隆寺大雄宝殿的百济观音像(木雕)比同寺东院梦殿的观音像(木雕)雕刻技术要进步，姿态优美，似乎是6世纪前后的南朝式样。广隆寺和中官寺(在奈良县)的弥勒保吸收中国南梁佛像的式样，表现半砌思维的柔和自然形式。一般说来，南朝式样优美典雅，北朝式样纯朴刚健。法隆寺四天王像，体躯大，衣纹用直线雕出，其源流是响堂山中洞外的神王像，受齐周式样的影响。（注43）在传入技术高超的佛像雕刻以前，日本雕刻技术停留在雕刻石人、塑造填轮的原始阶段。见这时雕刻有了飞跃发展。当然这种发展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取得的。美术史家久野健说：“可以说7、8世纪的雕刻是从北魏至隋唐的中国雕刻史的缩图。”（注44） �牐牷婊�遗品有法隆寺玉虫厨子须弥座上的密陀绘（注45）《施身闻褐图》和《舍身饲虎图》。据传这个时期高句丽僧吴征来日传播染料、织、墨的制作方法。留下名字的画家有黄书画师、山背画师。 �牐牴ひ掌酚蟹�隆寺的玉虫厨子（注46），法隆寺金堂的天盖，法隆寺的狩狮纹锦(施有波斯式狮子狩猎图)及龙首水瓶(腑部绘有天马)等。中宫寺的天寿国绣帐（注47）也很有名。在玉虫厨子上有透雕的金银花蔓草纹，而这种花纹的源流可追溯到波斯、希腊、东罗马等地，可见西域文化也已通过中国传入日本。 -------------------------------------------------------------------------------- [1]吴廷缪：《<魏志·倭人传>在日本》，《文史知识》1984年第6期。 [2]铜锗：青铜器，有认其祖型是古代中国的编钟或朝鲜的马锋，少数钢锋中悬挂着铜舌，因而被视为乐器，但多数具有祭祀用具的性质。 [3]汪向荣：《邪马台国》第1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吴廷缪：前揭书第92页。 [5]王金林：《古代日本》第98页，东京六兴出版社，1986。 [6]根据王仲殊研究，三角缘神兽镜为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所作。(见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第4期第355——356页。) [7]田中家：《古镜》，东京讲谈社，1979。 [8]竖穴式石室：在长方形竖穴的周围，用石砌成墙壁，其上盖以石板的墓室。 [9]垣轮：用泥土烧成的陶制明器，有圆筒形和形象型两种。形象垣轮有人物、动物、房屋、器具等形状。 [10]横穴式石室：由安放棺材的墓室通往坟丘斜面入口处的平行隧道组成。 [11]日本古史编造的、连结神代与人代的第一代神武天皇由九州日向(今宫崎)率兵渡海东征，辛酉年(公元前660年)元旦即位于大和(今奈良)摄原宫的传说。 [12]日本古史编造的、景行天皇之于日本武尊西征熊袭(今九州南部的古日本部族)，东讨关东北部古虾夷部族进行统一国土战争的传说。 [13]《宋书·倭国传》。 [14]朝鲜学者否认当时在朝鲜存在日本的殖民地任那，他们认为公元1世纪以后，日本列岛上的“不少‘小国’是由三韩后裔和伽椰、新罗、百济人统治着”，在朝鲜半岛内的“三国和伽椰兴盛的时期，百济、伽椰、新罗等国也曾利用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属国桥朗的力量”。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朝鲜通史》上卷(第1分册)第10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 [15]好大王碑：高句丽长寿王于414年为纪念好太王(广开土王，公元391年——公元412年在位)功绩而建立的石碑，在今吉林省集安县。 [16]对于碑文中的“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口口口罗以为臣民”一段，朝鲜学者金扬亨的解释是便于辛卯年来，(高句丽)渡海破百残(济)。金氏认为，倭是北九州百济系的，辛卯年来是被百济所动员。见金锡亨著：《古代朝日关系史》第366——380页(劲草书房日译本，1972)。朴时亨的理解是倭于辛卯年来，(高句丽)渡海破之，百残(济)招倭侵(或联侵新)罗，以为臣民。见朴时亨著：《广开土王陵碑》，1966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在日朝鲜学者李进熙提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伪造碑文说。见李进熙著《好大王碑之谜》，讲谈社，1973。《好大王碑与任那日本府》，学生社，1977。 [17]参见渡部义通：《日本上古社会的特征》，《历史科学大系》I，第8——46页，校仓书房，1973；井上光贞：《日本古代史诸问题》第46——51页，思索社，1972；弥永贞三：《日本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29页，岩波书店，1980。 [18]《日本书纪》安闲天皇2年条。 [19][20]《日本书纪》安闲天皇元年条。据《汉书·成帝纪》注：“无符籍妄入宫曰阑。” [21]《日本书纪》继体天皇22年条。 [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714页。 [23]国造：世袭地方官，一国或一郡之长。 [24]《隋书·倭国传》记载：“有军尼120人，犹中国牧宰，80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长也，十伊尼翼属一军尼。”军尼指国，伊尼翼指稻置。井上光贞认为稻置是县主的姓。见井上光贞1大化改新》第65——68页，要书房，1954。 [25]《世界考古学大系》第4卷109页。 [26]应神天皇时从朝鲜移居日本的汉遗民集团。 [27]饭田须贺斯：《中国建筑给日本的影响》第3页，相模书店，1976。 [28]《日本书纪》钦明天皇15年条。 [29]斋部广成：《古语拾遗》，转引自冈田正之《日本汉文学史》第9页。 [30]全文见《宋书》卷97《列传》第57《夷蛮》。 [31]《日本书纪》钦明天皇30年条。 [32]门胁帧二、甘粕健：《日本民众的历史》第1卷第122页，三省堂，1980。 [33]三藏：指斋藏、内藏、大藏，分别存放神事用物品、皇室的财产、富有的财产。 [34]摄政：代替天皇处理政务的官名。 [35]12阶冠位：《日本书纪》的次序是“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隋书·便国传》的次序是“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义、次小义、次大礼、次小礼、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 [36]《隋书·倭国传》。 [37]17条宪法略为(1)以和为贵，元件为宗；(2)骂敬三宝；(3)承沼必谨；(4)群卿百寮，以礼为本；(5)绝镊弃欲，明辨诉讼；(6)惩恶劝善，右之良典；(7)人各有任，掌宜不道；(8)群卿百家，早朝曼迟；(9)信是义本，每事有倍；(10)绝忿弃映，不怒人违；(11)明寮功过，赏罚必当；(12)国司国造，勿敛百姓。国扉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13)诸任官者，同知职攀；(14)群臣百寮，无有嫉妒；(15)背私向公，是臣之道；(16)使民以时，古之良典；(17)大事不可独断，必与众宣论。 [38]三宝：佛(佛陀)、法(佛教、教义、经典)、僧(僧侣)。 [39]圣得太子注释《法华经》、《维摩经》、《胜量经》，总称为《三经义疏》。据说他写时参考了中国的注释书，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今尚存有据传为太子亲撰的《法华义疏》(参看岩波版《日本思想大系2，圣得太子集》有关资料及论文) [40]《隋书·倭国传》。下文说：“(畅)帝览之不悦，谓鸿炉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41]《日本书纪》推古天皇16年(公元608年)9月条。 [42]《日本历史》古代篇第3卷第310页，岩彼书店，1962。 [43]水野清一：《飞鸟白凤佛的系谱》，《佛教艺术》第6号第40页。 [44]久野健：《古代雕刻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古代篇第3卷第307页。 [45]密陀绘：中国古代油漆画之一种。 [46]玉虫厨子：供奉拂像的厨柜，高2．33公尺，由上部的宫殿式佛堂和下部的须弥座组成，因其上贴满金龟虫翅膀而得名。门及须弥座四面画誊六朗风的彩色密陀绘。制作时间是飞鸟时代。 [47]天寿国绣帐：圣德太子死后，其妃桔大女郎让东汉末贤、高丽加西缢、汉奴加弓利绘制太子母子往生的极乐国图样及《法王帘说》铭文，使采女刺绣的绣帐本有两庆，今存其残片，藏法医寺东院之东的中宫寺。

奥多文斯

第三章 大化改新与封建制的确立 第一节大化改新 一、改新的社会政治背景 �牐犑サ绿�子的改革，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盾日渐激化。7世纪前半叶，土地兼并盛行，租佃制广泛兴起。《日本书纪》大化元年9月诏书写道：贵族们“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少(之)地。”他们将兼并的大片土地出租给百姓，收取地租。在同一诏书中又说：“有势者分割水陆以为私地，卖与百姓，年索其价。”据日本学者篱弘道研究，这里的“卖”字系出租之意。[注1]这段文字译成现代汉语便是“有势者兼并水、旱田地，作为私有土地租给百姓，年收地租”。日本的租佃制是在部民奴隶制动摇瓦解时期产生的，这时部民制没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因此百姓在租佃制下，不再沦为部民，而是佃农化了。诏书中的这句话指的是大化改新前的社会状况。从诏书中提到的情 形来看，贵族兼并和出租土地的现象已相当普遍。 �牐犓孀挪棵裰频乃ヂ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贵族们为争夺土地，不断战争。臣、连、伴造等向朝廷上缴调赋时“先自收敛，然后分进。”朝廷内部外戚权贵和皇室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太子死后，苏我马子曾向推古天皇要求割让葛城县，被拒绝。推古天皇34年(公元626年)马子病死，其子虾夷继承大臣。推古天皇36年(公元628年)推古女皇去世，虾夷排斥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拥立田村皇子即位(舒明天皇，公元629年—公元641年在位)。皇极朗(公元642年—公元645年)时期，虾夷之子入鹿专擅朝政，征调人夫修建其父子陵墓，势倾朝野。入鹿为了扼杀改革事业，打击新兴势力，于皇极天皇2年(公元643年)消灭了山背大兄王及其一族。 �牐牪棵竦姆纯苟氛�日益高涨。氏姓贵族“各置己民，恣情驱使”[注2]，严重地摧残了社会的主要生产力。——部民。征伐新罗的战争和营造宫苑、陵墓、寺院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结果出现了“五谷不登，百姓大饥”[注3]，“老者啃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的惨状。不堪忍受痛苦的部民起来反抗，他们主要斗争形式是逃亡。有的部民聚集山泽，同奴隶主贵族进行武装斗争。《日本书纪》推古天皇34年条记载：“强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可见这时部民起义风起云涌，势不可当。部民的反抗斗争，打击了氏姓贵族，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 二、新旧势力的斗争 �牐犝�当社会危机严重的时期，圣德太子派到中国的留学生陆续回国。推古天皇31年(公元623年)留学生惠日等上奏天皇，“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注5]朝廷召回继续在唐学习的留学生。僧吴于舒明天皇4年(公元632年)，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于舒明天皇12年(公元640年)回到日本。他们在中国留学二三十年，经历了隋唐两代，学到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归国后积极进行传授，在部分贵族中发生强烈影响。 �牐犜诓棵穸氛�的冲击和归国留学生传授隋唐封建制的影响下，出现了主张改新的新兴势力，其代表人物是中大兄皇子(公元626年—公元671年)和中臣镰足(公元614年—公元669年)。 �牐犞写笮只适鞘婷魈旎手�子。中臣镰足出身于世袭祭官的家庭，相传幼年好学，广览书传，尤其潜心于兵法兼政书《六韬》。他曾就学于僧曼，又同中大兄皇子一起受教于南渊请安。中大兄和中臣镰足深受回国留学生的影响，又憎恶专横的苏我虾夷、入鹿父子。中大兄在后来杀死入鹿时对其母皇极天皇说：“鞍作(苏我入鹿)尽灭天宗，将倾日位，岂以天孙代鞍作耶?”[注6]中臣镰足则“愤苏我臣入鹿失君臣长幼之序，挟闭阎(窥视)社稷之权”。[注7]故中大兄和镰足决定推翻苏我氏，夺取政权。中大兄接受中臣镰足的建议，首先争取与入鹿素有矛盾又有声望的大夫苏我石川麻吕，分化苏我氏的势力，尔后吸收了世袭宫禁职务的佐伯连子麻吕、葛木稚犬养连纲田等人，组成了革新派。皇极天皇4年(公元645年)6月12日，革新派借皇极天皇在宫中接见三韩使者的机会，杀死了苏我入鹿，随后进入法兴寺，以此为据点，准备迎击苏我虾夷的反攻。 �牐牬耸被首搴投嗍�贵族站到中大兄一边，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便在入鹿被杀的第二天，焚宅自尽。消灭虾夷、入鹿父子后，革新派很快组成了新的政权，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645—654在位)，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留学生僧吴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国博士是高级政治顾问。革新政权建立后，仿中国建年号为大化，以“法式备定”的唐制为蓝本，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大化元年8月，分别往东国和倭(大和)六县(高市、葛木、十市、志贵、山边、曾布)，派遣国司和使者，命造田籍，校田亩。9月，没收诸国武器，“录民无数”，并下诏：“从今以后不得卖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注9]这些措施为下一步变革打下基础。12月，首都由飞鸟迁至难波(今大坂市)。大化2年(646)元旦，发布《改新之诏》，接着陆续颁布了革新措施。 三、改新的主要内容 �牐牭谝唬�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改新之诏》载：“罢昔在天皇等所立于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注10]新政府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变成“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改新之诏》写道：“初造户籍、计帐、班田收授之法。”诏书没有记载班田法的具体内容。据《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田令推测，政府每隔6年，班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注11]，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奴婢为公民的三分之一。[注12]受田人死后，口分田归公。班田农民担负租庸调。租，即实物地租，受田每段交纳租稻2束2把。庸，是力役及其代纳物，凡50户充仕丁[注13]1人，50户负担仕丁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郡少领(郡的行政官)以上之家进贡采女[注14]1人(包括从丁1人，从女1人)，100户承担采女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调，是征收的地方特产，分为田调、户调、付调。田调按土地面积征收。《诏书》规定：“田1町绢1丈，4町成正，长4丈广2尺半。细[注15]2丈，2町成正，长广同绢。布4丈，长广同绢统，1町成端[注16]。”换言之，田1町征收绢1丈、统2丈、布4丈。户调按户征收，其数量为“1户货布1丈2尺”。付调随乡土特产征收。 �牐牭诙�，建立中央集权制。新政权建立不久，在大（木规）树下召集群臣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树立了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大化5年(公元649年)下诏，令国博士高向玄理与僧曼“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这样，把原有氏姓贵族统辖的大小诸国，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八省 百官”制和国郡里制均受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影响。两者在形式上虽有差异，但其性质都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大化3年(公元647年)，制定7色13阶冠位[注18]。大化5年(公元649年)，制定19阶冠位[注19]。对于大夫以上的贵族赐予食封，以下的给予布帛，作为俸禄。 四、改新后的社会性质 �牐牬蠡�改新后的社会性质，中日史学界主张不一。日本学者大都认为改新后的律令社会是奴隶社会的继续。具有代表性的论据是，大化改新后阶级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公民的沉重徭役负担，其性质与部民的负担并无不同。[注20]中国学者吴廷理早在50年代，分析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的性质之后指出，改新后建立起来的土地制度“只能是封建的土地国家所有制”。[注21]据此主张改新后的社会性质应是封建社会。 �牐犎毡镜陌嗵锸帐诜ㄓ胱庥沟髦剖遣握账逄凭�田制和租庸调制而制定的。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同中国的均田制与租庸调性质基本一致。都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分配制度和租税制度。对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地租形式和阶级关系，马克思作过精辟的论述：“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注22]改新后国家对农民的关系是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剥削关系”。[注23]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土地，班给公民以口分田，以租庸调的形式向公民征收国税和课以徭役，而公民紧缚在口分田上，以臣属关系依附于国家。这种生产者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是有别于奴隶制的关键所在。马克思说，封建经济“和奴隶经济或种植园经济的区别在于，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所以这里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附，必须有真正的依附农制度”。[注24]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在这种土地制度下“所有臣民”对君主专制国家的“臣属关系”，是在亚洲封建国家常见的。班田农民除了有终身使用权的口分田外，有少量的个体经济，有对山林池诏的使用权，有固定的租税和徭役负担，交租后剩余的产品可以占为已有。所以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并非没有发生变化，而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牐牳男潞笈�婢仍然存在，其数量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大部分集中在畿内。他们在社会生产中已不起主导作用，当时社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是班田农民。奴婢只起辅助作用，且多数从事非生产性的家庭杂务。 �牐牬蠡�改新是在日本历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变革运动，日本由此进入封建社会。 第二节 “壬申之乱”与天武朝的政治革新 一、新旧势力的再次交锋 �牐犜诖蠡�改新过程中，革新派与守旧势力进行了长期的尖锐复杂的斗争。 �牐牴�元645年9月，古人大兄皇子谋反。古人大兄是舒明天皇和苏我马子的女儿法提郎援所生的皇子，与苏我氏有很深的关系，虾夷、入鹿父子曾极力拥立他为天皇。入鹿被杀后，他以“勤修佛道，奉佑天皇”为名，出家到吉野，勾结苏我田口臣川掘、物部朴井连椎于、吉备笠臣垂、倭汉文直麻吕、朴市秦造田来津策划叛乱。据井上光贞考证，“苏我田口臣川掘是推古朝时住在大和国高市郡田口村的苏我氏一族(《新撰姓氏录》)，物部朴井连椎于是朴井地区的物部氏一族，倭汉文直麻吕是和苏我氏有密切关系的东汉氏的一族。”[注25]可见这些人都是反革新的守旧势力的代表。由于吉备笠臣垂的自首，古人大兄皇子的阴谋暴露，中大兄立即派兵镇压。古人死。 �牐牬蠡�5年(649)，苏我日向诬告其异母兄右大臣苏我石川麻吕要谋害中大兄皇子，中大兄迫使石川麻吕自尽。石川麻吕是与入鹿有矛盾，被革新派争取过来的，但思想仍然守旧。大化4年(648)废止古冠时他和左大臣坚持戴古冠，以抵制新的官僚体制。中大兄借日向告发的机会除掉了推行改革事业的障碍。 �牐牥孜�4年(653)，中大兄奏请孝德天皇迁都飞鸟，以便控制守旧势力。天皇不许，中大兄不顾天皇的反对，率领皇族和群臣回到飞鸟。孝德天皇陷于孤立，第二年饮恨死去。 �牐犘⒌绿旎仕篮螅�中大兄之母前皇极天皇重登位，称齐明天皇(公元655年—公元661年在位)。她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楼阁，给人民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引起民怨。 �牐牴�元658年，孝德天皇之子有间皇子阴谋叛乱。当年11月，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皇子去纪伊的牟娄温泉疗养，首都留守官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苏我赤兄举出天皇的失政三条，即：大修仓库，积聚民财；穿凿水渠，耗费公粮；以舟运石，累积为丘。并以此为由鼓动有间皇子叛乱。有间皇子准备举兵，但苏我赤兄见事难成功，于是转而派人逮捕有间皇子，同时使人报告中大兄。中大兄将有间皇子绞死在藤白坂(今和歌山县海南市)。 二、出兵朝鲜 �牐犞写笮治�了转移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大举征伐北方少数民族并出兵朝鲜。政府于公元647(大化3年)、648年，在越后分别设淬足栅和盘舟栅，作为镇定虾夷族的根据地。齐明天皇4年(658)，派阿倍比罗夫讨伐秋田、津轻地区的虾夷族。齐明天皇6年(660)再次派遣比罗夫征讨肃慎国”[注26]。 �牐�660年，百济受新罗和唐朝军队的进攻，王城陷落，国王被俘，濒临于灭亡。百济遗臣鬼室福信，向大和朝廷求援，中大兄借此机会出兵朝鲜。齐明天皇7年(公元661年)，天皇和中大兄亲赴筑紫指挥。当年7月，齐明天皇死于筑紫朝仓宫。天智天皇元年(公元662年)5月，派阿云比逻夫出征。663年3月派遣23000名官兵攻打新罗。同年8月，日军与新罗、唐朝军队在白村江[注27]交战，道到惨败，百济灭亡。战后日本为防备新罗和唐军的进攻，于664年在对马、壹歧、筑紫设置防人和烽火台，在筑紫修建了水城。第二年(天智天皇4年)修筑长门、筑紫的大野、椽城。两年后(667)又建了大和的高安城，赞歧的屋岛城，对马的金田城等。这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中大兄在守旧势力的进攻面前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 �牐牴�元664年宣布：“增换冠位阶名及氏上、民部、家部等事……其大氏之氏上赐大刀，小氏之氏上赐小刀，其伴造等之氏上赐干循弓矢，亦定其民部、家部[注28]。”[注29]在这里肯定了氏上，允许他们私有部民，从而部分恢复了部民制。 三、迁都近江 �牐牴�元667年迁都近江(今滋贺县)，“是时天下百姓不愿迁都，讽谏者众，童谣亦多，日日夜夜失火处多。”[注30]翌年，中大兄即位，称天智天皇(公元668年—公元671年在位)。同年，天皇命中臣镰足制定《近江令》22卷，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但早已失传。日本学者推测，它大体参考唐代《贞观令》编纂，成为日本以后《令》的基础。 �牐牱敝氐睦鸵郏�使人民四处逃散。天智天皇9年(公元670年)政府为防止人民逃亡，编制户籍，因制定于庚午年，故称“庚午年籍”。内外战争和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不仅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地方中小贵族增加了负担。恢复氏上制和部民制提高了大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但地方中小贵族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所以他们对朝廷益加不满。 �牐犔熘翘旎释�其弟大海人皇子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大海人皇于是在大化改新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有胆略有才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革新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天智天皇即位时大海人被立为东宫即皇太子，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天智天皇7年(668)，在一次宴会“酒酣极欢”时，大海人“以长枪贯敷板(地板)”，引起天智天皇大怒，险些被杀。天智天皇10年(公元671年)，天皇任命自己的宠儿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太政大臣是代替天皇主持政务的皇太子摄政习惯法制化了的职务，所以，这实际上是立大友皇子为皇储，剥夺了大海人皇子的皇位继承权。天智天皇还任命对革新事业不满的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苏我赤兄为左大臣，中臣舍为右大臣，苏我果安、巨势人、纪大人为御史大夫。他为了维护年轻的大友皇子的地位，吸收守旧的大贵族组成了政权。大海人地位和生命都失去保障。他为了摆脱这种处境，以出家为名避居吉野。当年12月，天智天皇病死，政权落到守旧的大贵族手中。 四、“壬申之乱” �牐牻�江朝廷严密监视在吉野的大海人皇子，并积极备战。大海人闻讯后决定举兵。弘文天皇元年(公元672年)，大海人离开吉野，经伊贺、伊势，来到美浓，以此为根据地，发动东国军队。东国[注31]与皇室有密切的关系，自6世纪以来朝廷关注东国；在那里设置了不少屯仓，舍人[注32]的大部分都是由东国征调来的。大化革新时首先在东国造户籍，校田亩，实行改革。因此，那里封建官僚贵族的力量比较强大，而守旧势力却比较薄弱。大海人举兵之后，东国的国司、郡司纷纷加入大海人的队伍。大海人抢先占领了不破道和铃鹿道，截断了近江朝廷与东国的联系。公元672年7月初，大海人的两路大军分别向近江、大和迸发。同年7月22日，一路军队平定大和，另一路军队在獭田川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天大友皇子自刃而死。历时1个多月，遍及大和、山城以至伊贺、伊势、美浓、近江等国的内战，以大海人皇子的胜利告终。这次内战发生在壬申年，所以被称为“壬申之乱”。 �牐牬蠛Ｈ搜杆偃〉檬だ�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东国新兴中小封建官僚贵族国司、郡司的积极响应。大海人离开吉野时，手下只有舍人、女官30多名，但由于得到东国中小封建贵族的大力支持，很快占领了军事要地，组成了数万大军，打败了近江朝廷。以大友皇子为首的近江朝廷则失去了地方中小贵族的支持，朝廷四处派遣调兵的使者，但均没有成功。听到大海人举兵的消息，“群臣悉愕，京内震动”，朝廷内部一片混乱，有的想投奔东国，有的逃隐山泽。 �牐牎叭缮曛�乱”是大海人皇子和大友皇子的皇位之争，但实质是革新派与守旧势力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注33] 五、政治的革新 �牐犔煳涮旎试�年(公元673年)，大海人皇子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称天武天皇(公元673年—公元686年在位)。天武天皇即位后，推进了革新事业。经济方面，天武天皇4年(公元676年)下诏书废除公元664年天智天皇恢复的氏上私有部民的制度[注34]，并废除朝廷前后赐与亲王、诸王、诸臣及各寺院的山林池泽岛浦，收归国有。这是继续推进改新事业以发展生产的重大措施。天武天皇11年(公元683年)为革新俸禄制，更下诏书将赐与亲王以下诸臣的食封归还国家。但新的俸禄制既末立即制定出来，食封制自然也不可能彻底废除。所以此后虽不见恢复食封制的法令，却仍可看到赐与封户的例子。 �牐犜诔沟追铣�部民制的基础上，采取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一些措施。676年下诏：“自今以后，明察百姓，先知富贫，简定三等，仍中户以下，应与贷”[注35]，使贫困的班田农民能维持和发展生产。朝廷又减轻了一些农民的摇役负担。与此同时，把班田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加强封建剥削和压迫。公元677年(天武天皇5年)宣布：“凡浮浪人，其送本土者，犹复还到，则彼此并科课役。” �牐犜谡�治方面，加强皇权和军事力量。天武天皇实行皇亲政治。他在位期间没有任命一个大臣，而是完全依靠皇后、皇子等皇亲进行统治。天武天皇12年(公元684年)制定八色之姓：真人、朗臣、宿弥、忌寸、道师、臣、连、稻置。真人授予5世以内的皇亲原公姓氏，朝臣、宿弥分别授与原臣姓氏、连姓氏，忌寸授予直姓的国造诸氏。把真人置于八姓之首，以提高皇亲的政治地位。天武天皇10年(公元682年)规定姓氏的序列作为考选文武官的先决条件。公元681年开始修改《近江令》，在此基础上制定《飞鸟净御原令》，公元689年(持统天皇3年)开始施行。此令共22卷，现已全部失传。当时末制定律，据后来的日本学者分析，可能准用《唐律》。公元681年命川岛皇子等记“带纪及上古诸事”，即编撰国史，以期提高皇威。 �牐犜谑敌谢是渍�治的同时，注意起用中小官吏。天武天皇5年(公元677年)下诏：凡任国司者，除援内及陆奥、长门国以外，皆任大山位以下人。”[注36]又将冠位增至48阶，使中小官吏有更多的仕途机会，以此削弱大贵族的势力。 �牐犖�了巩固政权，加强军事力量，天武天皇4年(公元676年)下令：“诸王以下，初位以上，每人备兵。”公元676年遣王卿京、畿内“校人别兵”。天武天皇13年(公元685年)诏书说，“凡政要者军事也”，要求文武官“务习用兵及乘马”。公元685年派宫处王等于京、畿内“校人夫之兵”，同年下诏收回私家兵器。 �牐犔煳涮旎什扇⌒寺》鸾毯途瓷竦恼�策。在佛教方面，提倡造寺、写经、念经；在神道方面，崇敬伊势神宫，祭龙田、广獭神，创始祈年祭[注37]等，以提高天皇的地位。 第三节 《大宝律令》的制定与封建制的确立 一、律令的制定 �牐犖奈涮旎�4年(700)，命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下毛野古麻吕等19人撰定律令。奉命编撰律令的19人中又有659年随遣唐使入唐的伊吱连博德，唐人萨弘格以及白猪史骨、黄文连备、田边史百枝、田边史首名、山口伊美伎大麻吕、调伊美伎老人等大陆移民的后裔。这些人是当时一流法律学家和汉学家。大宝元年(701)律令基本修成，随之部分实施。第二年开始全面施行。该会典因制定于大宝年间，故称《大宝律令》。从天武天皇之子刑部亲王和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领导制定的情况看，《大宝律令》与《净御原令》不无关系，大概是修改《净御原令》并增补新的条款而成。《大宝律令》由律6卷、令11卷组成。律，相当于刑法，虽大抵模仿唐律，但吸收了日本固有维持秩序的制度；令，相当于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统治阶级作为国家的基本法予以重视，这从官撰注释书《令义解》的事情中看得清楚。令是根据日本社会经济的实际，参照唐令制定。律和令已散失，仅从《令集解》和《续日本纪》的引文中略见其逸文。制定《大宝律令》的17年后，养老2年(718)，藤原不比等奉元正天皇(715—724在位)之命，修成《养老律令》。它是赂加修改《大宝律令》而成，包括律10卷13篇、令10卷30篇。现从《令 义解》和《令集解》中可见令的大部分；律，则留下一部分。《养老律令》修成后没有立即施行，而放置39年后，于757年(天平宝字元年)实施。因《大宝律令》与《养老律令》的内容大同小异，所以日本律令法典的形成，是以《大宝律令》的制定为标志。 二、律令的主要内容 1．土地制度和赋税制 �牐牱�令详尽地规定了班田法的具体内容。政府每6年重新制定户籍，班给6岁以上的男女口分田。班田原则是，男子为2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即1段120步)，“官户”[注38]公奴婢与良民相同，“家人”[注39]私奴婢为良民的三分之二。受田人对口分田只有终身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若受田人死去，其口分田归国家。除了口分田外，政府永久分给各户一定数量的园田、宅地，这些土地可以买卖。山川诏泽为公用。为了便于班田；逐步实行将耕地纵横区划的条里制。农民负担租庸调和杂徭。租额为每段稻2束2把(公元706年改为1束5把)，约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庸是劳役，正丁每年到都城服劳役10天，一般可交庸布2丈6尺代替。次丁减半。调(包括付调)是按正丁、次丁、少丁[注40]交纳一定数量的地方土特产品。庸调物品由农民自己负责运往首都。杂徭是国司每年役使正丁60天以内，次丁30天以内，少丁15天以内的杂徭，但期限往往延长。赋役令还规定，每50户出2名仕丁。[注41] �牐犖�实施班田法和征收赋税，模仿唐朝建立户籍制度。公元670年在畿内、东海、山阳、南海、西海广大地区编制公民、部民、奴隶的户籍即“庚午年籍”。690年又制作所谓“庚寅年籍”。日本的户籍制度全面师承唐制，以唐令为蓝本。[注42]户籍以乡户为单位。乡户是家长制家庭，包括户主的妻子、儿女等直系亲属和兄、弟、姐、妹、伯父、伯母等旁系亲属以及寄口、奴婢、家人等，大小由10至100多人不等，一般25人左右。乡户中包含的小家庭房户，逐渐脱离乡户成为独立的纳税单位。 �牐牴倭殴笞灏次唤住⒐僦啊⒐�劳受位田、职田、功田。位田赐与5位以上贵族，不得世袭和自行处理。职田也只能在职期间占有，卸任或死亡后归还国家。功田分为大、上、中、下四等，大功田可世袭，上功田传曾孙，中功田传孙，下功田传子。位田、功田是输租田，职田大部分是不输租田，但郡司职田是输租田。这些土地大多出租给斑田农民，也有役使“家人”、奴婢耕种的。神田、寺田是私有土地，是不输租田，耕营方式是出租或使役“家人”、奴婢耕种。 �牐牱指�口分田、位田、职田、功田之后剩余的田地称乘田，这些土地大都在宽乡。乘田由国司经营管理，国司将土地以一年为限租给班田农民，征收收获量五分之一的地租，其租送交太政官充作费用。 �牐犔旎噬柚弥毕搅斓毓偬铮�在大和、摄津各置30町，河内、山背各置20町，计置100町。官田由宫内省管理，宫内省派遣田司经营。田司每年调换。土地由从事杂摇的班田农民耕种，种子、农具、奋力全由公家提供。每2町配备牛一头，由中中户以上农家饲养，饲养官牛的农家免杂筷。官田生产的粮食全部归天皇，班田农民从事徭役期间没有报酬。 �牐牬蠡�改新后建立了国家土地所有制，但不是清一色的，法律允许存在部分私有土地，如园田宅地、神田、寺田、大功田等等。 2．中央集权制度 �牐犞醒肷瓒�官八省一台五卫府。二官即神抵官、太政官，前者掌管国家祭祀，后者为最高行政机关。太政官下设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省下置职、察、司等下级机关。一台即弹正台，是肃正风俗和弹劲官吏不法行为的机构。五卫府即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是担负宫廷警卫的军事机构。全国划分畿内[注43]、七道[注44]，下设国、郡、里(后改为乡)，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国司由中央派遣，任期6年(后改为4年)；郡司则任命当地豪族；里长由里内的居民中选择。此外，特别重要的首都、摄律、九州分别置左右京职、摄津职、大宰府。各机关原则上由长官、次官、判官、主典四等官和附属他们的很多下级官吏组成。 律令官制表 中央官制 神邸官 太政官 左弁官 中务省 治部省 式部省 民部省 少纳言 外记 右弁官 兵部省 刑部省 大藏省 宫内省 �� 弹正台 卫门府 隼人司 左右卫士府 左右兵卫府 3．军事制度 �牐犞醒肷栉逦栏�，每国设数个军团，军团受国司的指挥监督。九州设大宰府管辖下的防人司，以防外国入侵；陆奥设镇守府，防备虾夷。士兵是采取征兵制征集的。对士兵实行了兵农合一的制度，这是模仿唐朝的府兵制。正丁的三分之一被指定为士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在一定时期到军团服役。有的士兵作为卫士到京城守卫宫廷1年，有的作为防人到大宰府防卫九州3年。虽然一般士兵被免除庸和杂徭，卫士和防人被免除庸、调、杂徭等，但被征去服役的是正丁，是各户的主要劳力，而且武器、粮食自备。这给班田农民带来极大灾难，所以人们说：“一人被征，全家沦亡。” 4．身份制度 �牐牴�民被划分成“良民”和“贱民”。良民包括皇族、贵族等大小统治阶级和广大公民，他们是所谓自由民。皇族分成亲王和诸王，亲王为天皇的皇子、兄弟、姐妹、诸王为二世以下至四世王。令制称五位以上的有位阶者为贵族。各级官僚贵族享有政治经济特权。他们除了受田外，按位阶受位封(三位以上)、位禄(四、五位)、季禄，按官职受职封[注45]。封主占有封户交纳的田租的一半(天平11年改为全部)，庸、调的全部。封户是分得口分田交纳租、庸、调的班田农民。凡有位阶者免庸、调、杂徭。贵族又有荫位制的特权。所谓荫位制是三位以上的子与孙。四位、五位之子到21岁时，受一定位阶。他们还有减刑和子女受教育的特权；这些官僚贵族的剥削对象是公民，剥削方式是占有公民的租赋，因此根本不同于改新前他们奴隶主贵族的身份地位。 �牐牴�民包括改新前的自由民和绝大部分部民。他们是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削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群众，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他们和以皇族、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改新后被解放了的部民，作为自由民被法律肯定，大化改新前被当作赠与和赎罪对象的身份已改变。他们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已经具有人身不完全被占有的农民的特点。班田农民的徭役负担很重，国家凭借土地所有权，采取经济外的强制，迫使班田农民从事沉重的摇役劳动。品部和杂户虽是“良民”，但他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其身份地位介乎“良民”与“贱民”之间，日本学者称他们为半自由民。 �牐牎凹�民”是改新后没有得到解放的奴隶。“贱民”包括“陵守”(守皇陵者)、“官户”、“家人”、公奴婢、私奴婢。“贱民”中，公私奴婢身份最低贱，他们不得建立家庭，主人把他们当作财产买卖让与。法律不准“贱民”和“良民”通婚，两者非法所生之子，被定为“贱民”。 5．司法制度 �牐犅闪钪贫炔环炙痉ㄓ胄姓�，各级行政机关同时为审判机关。刑罚的种类有苔、杖、徒、流、死五等。重罪有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等“八虐”。[注46]“涉及“六议”[注47]者有享受减刑的特权。 �牐犔旎实牡匚缓腿ㄏ蓿�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因为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神权，所以他是立于法律之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皇权神授、天皇为活神的宗教观念在贵族阶层中已经确立。天皇通过律令所规定的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和官吏，实现对全国的统治。由此看来，律令制的国家统治体制是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 �牐犠凵纤�述，改新后建立起来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和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体制以及阶级关系，这时已用法律形式肯定了下来，这意味着日本封建制度的确立。 �牐犈�隶制的灭亡，封建制的确立，并不等于奴隶制剥削形式的彻底消除。日本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在生产力很低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然会把奴隶制的不少东西承袭下来，比如法律明文规定“贱民”制度以及品部和杂户没有完全摆脱奴隶的地位等。 -------------------------------------------------------------------------------- [1]《日本书纪》，大化元年诏书注解，见《日本史料集成》第88页，平凡社，1956。 [2]《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大化元年条。 [3]《日本书纪》，推古天皇36年条。 [4]《日本书纪》，推古天皇34年条。 [5]同上书推古天皇31年条。 [6]同上书皇极天皇4年条。 [7]同上书。 [8]三韩：高句丽、百济、新罗。 [9]《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大化元年条。 [10]《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大化2年条。 [11]段：日本古代地积单位，1段等于991．7平方公尺。 [12]板本太郎：〈大化改新之研究》第355—358页，至文堂，1943。 [13]仕丁，被征去在中央官厅从事杂役的人，其中服杂役的仕丁为立了，做饭的仕人为庖丁，服役期为3年。 [14]采女：仕于后宫的女官。 [15]绕：一种粗绢。 [16]：古代日本量布单位，《赋役令》规定调布长5丈2尺，广2尺4寸为端。 [17]（此贝）布：用麻丝和树皮纤维织出的细布。 [18]7色13阶：大织、小织、大绣、小绣、大紫、小紫、大锦、小锦、大青、小育、大黑、小黑、建武。 [19]19阶冠位：大织、小织、大绣、小绣、大紫、小紫、上大花、下大花、上小花、下小花、上大山、下大山、上小山、下小山、上大乙、下大乙、上小乙、下小乙、立身。 [20]石母田正、松岛荣一《日本史概说》第1册第64—65页，三联书店。水原庆二《日本封建制成立过程之研究》第491—492页。 [21]吴廷理：《大化改新前后的日本社会性质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55年创刊号，人文科学版。 [22][2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91页，人民出版社，1976。 [24]引见吴廷珍同注[21]文。 [25]井上光贞：《日本历史》第3卷第302页，小学馆，1977。 [26]肃慎：指北海道地区的少数民族，非古代中国东北的肃慎。 [27]白村江：朝鲜西南部铜江的古名。 [28]民部、家部：指“部曲”， [29]《日本书纪》天智天皇3年条。 [30]《藤原家传》，转引自《史料日本史》古代编第84页，吉川弘文馆，1964。 ][31]东国：畿内以东的各国，即关东。 [32]舍人：在天皇及皇族的身边做杂役的人。 [33]对“壬申之乱”的原因和性质，在日本文学界有不同看法，主要有：1．以大海人皇子为首的保守摄反对以天智天皇为中心的革新运动说。2。大海人皇子发动革新运动，反对天智天皇恢复部等保守政策说。3．以大海人皇子为中心的下级贵族反对支持天智天皇的大贵族说。现今很少人支持第一种说法。以上参见笠原一男：《日本史研究》第46页，山川出版社．1975。 [34][35]《日本书纪》天武天皇4年条。 [36]同上书天武天皇5年条。 [37]祈年祭：每年阴历2月4日在神抵宫及国厅持求五谷丰收、天皇安泰、国家太平的祭典。 [38]宫户：官有的贱民。 [39]家人：私有的贱民。 [40]正丁是20—60岁的男于；次丁是61—65岁的男子；少丁(中男)是17—20岁的男子。 [41]参见注[13]。 [42]李卓：《日中古代户籍制度浅议》，《历史教学》1987年第9期。 [43]畿内：包括首都周围的大和、山城、摄津、河内、和泉五国。 [44]七道：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每道由中央派去巡察使。 [45]禄令规定：“凡食封者一品800户，二品600户，三品400户，四品300户，太政大臣3000户，左右正三位130户，从三位100户。其五位以上不在食封之列，正四位统10正、绵10屯、布5端、庸布360常，从四位统8正、绵8屯、布43端、庸布300常，正五位统6正、绵6屯、布36端、庸布230常，从五位统4正、绵4屯、布29端、庸布180常。”有关季禄的规定略。 [46]“八虐”：谋反为谋害天皇的行为；谋大逆为谋毁皇陵及宫阀的行为；谋叛为阴谋反叛国家的行为；恶道为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行为，不道为杀一家三人以上等行为；大不敬为毁大社、盗神器等行为；不孝为控告或谩骂祖父母、父母等行为；不义为杀主人、国司等行为。 [47]“六议”：议亲(天皇的近亲者)、议故(天皇的老友)、议贤(有大德行者)、议能(有大才艺者)、议功(有大功勋者)、议贵(三位以上者)。

奥多文斯

第四章 奈良时代(710—794) 第一节 奈良时代的经济发展 一、平城京的建造与边境的开拓 �牐犜�明天皇(公元707年—公元715年在位)即位后，在大和北部的奈良仿唐都长安营造平城京。和铜3年(公元710年)，从藤原京(遗址在奈良桓原市高殿)迁都至此，从此日本进入奈良时代。平城京东西约40町(4．2公里)，南北约45町(4．8公里)。市内由通向南北的朱雀大路分成友京、有京。左右两京分别东西每隔4町由南北大路分割成4坊，南北每隔4町由东西大路划分成9条，纵横每一町又修了小路。都城的北部中央设有“内里(裹)”，为皇宫所在地。飞鸟地方的各个寺院也陆续迁到乎城京。壮丽的平城京，反映了中央集权早期封建国家的繁荣。为了便于政令通达，租调的运送，军队的调动，政府修建了从京城通向东海、东山、北陆、山阴、山阳、南海、西海的7条干道。干道设有驿站，驿站备有驿马等。贯通全国各地的7条干道的开辟，有助于新兴封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牐牫�廷积极开拓边境，征服东北的虾夷和西南的隼人。和铜元年(公元708年)新设出羽郡，在最上川的河口构筑出羽栅，作为统治虾夷的一个据点。和铜5年(公元712年)设置出羽国。天平5年(公元733年)，将出羽栅移至雄物川河口的秋田，在那里修筑秋田城。与此同时，强迫东海、东山、北陆道方面的农民移居东北边境，开发该地区。在太平洋岸方面，修建多贺城(仙台市东)，作为镇守府兼国府，置镇守府将军，统治虾夷。天平9年(737)开辟陆奥出羽间的直通道路。在政治上受歧视和压迫、经济上被编入所谓庸调之民而受剥削的虾夷人，不断起来反抗．但均被镇压。 �牐犜谖髂戏矫妫�镇压了九州南部隼人的反抗，置大隅国，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并移去内地人，使隼人服属于天皇政府。种子岛、屋久岛、大岛、德之岛、久米岛等西南诸岛也都向朝廷贡献方物。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牐犇瘟际贝�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在农业生产上铁制农具更加广泛使用，《续日本纪》养老7年条记载，政府发给每户主一把铁锄。天平胜宝7年(公元755年)的东大寺领越前国桑原庄券中有寺方在上年购入很多锄、锹、镰的记载，可见当时铁制农具的使用相当普遍。 �牐犈┮瞪�产技术也有了很大改进，出现了犁，开始用牛耕田。畜力的利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水稻生产中，广泛采用了先进的插秧技术和割茎法。水稻品种可分糯与粳，早稻与晚稻。旱地作物的品种有大麦、小麦、粟、大豆、小豆、养麦等。在园田里栽培的品种有漆树、桑、麻、苏子、芝麻、及蒜、韭菜、葱、茵、荫、瓜、芋等。政府为扩大耕地面积，役使农民兴修沟渠、池塘、堤坝等水利设施。 �牐牪煽笠底源蠡�改新以来迅速兴起。天智天皇7年(公元668不)越后奉献石油、煤炭；天武天皇2年(674)对马奉献银子。此后政府大力开发矿山。奈良时代已被开发的地下资源有美作、备中、备后、近江的铁，周防、长门、丰前的铜，下野、陆奥的金，对马的银，伊势的水银等。矿山是朝廷派国司和生产者开发。当时矿山规模不大，产量也很有限。 �牐犈┮档姆⒋铮�矿业的兴起，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手工业分官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两种。中央的各寮、司设置手工业作坊，生产高级手工产品。如内藏寮制作靴和鞍，造兵司制作武器，织部司生产纺织品等。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者是品部和杂户，生产形式与大化改新前基本相同。除了朝廷的手工业作坊外，又有国衙、郡衙的作坊，这些作坊也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手工业品。家庭手工业则生产较简单的产品。 �牐牻鹗艄ひ担�铸造、锻造、镀金、雕金等技术已达很高水平。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是高16公尺左右的巨大铜像。据《大佛殿碑文》记载，铸造这尊大佛耗费739560斤铜、12618斤白银、10446两金、58620两水银。铸造这样巨大的铜佛需要高超的技术，费时达10年。 �牐牱闹�业。官营作坊生产锦、续、罗、绣、嫌等高级纺织品，供皇室及贵族享用6家庭纺织业一般生产布、统、绢之类，生产目的是为了家庭自用和缴纳庸调。政府于和铜4年(公元711年)派挑文师[注1]到诸国推广织锦、织续技术，结果地方也能生产高级纺织品。《延喜式》[注2]列举诸国上缴的锦、续、罗等高级织物的种类和数目。 �牐犇瘟际贝�造纸技术相当发达。纸的品种有“谷纸”、“麻纸”、“斐纸”、“檀纸”、“宿纸”等。“麻纸”用于写诏书、佛经等。由遣唐使带到中国的日本纸，深受中国人的赞赏，唐玄宗就很喜欢用日本纸。[注3] �牐犉幔�用于制造漆器和干漆佛像。由官营作坊生产，漆工采用螺钿、平脱、末金缕等技术，制造极其精美。 �牐犐桃捣⒄埂Ｆ匠蔷┥栌卸�西两市，能内等地也出现了市，如大和的轻市、海石榴市、三轮，河内的饵香市以及摄津、伊势、近江、美浓、播磨、备后、纪伊、骏河、越后各有一市。和铜元年(公元708年)仿唐开元通宝铸造银币、铜币——“和铜开弥”。此后至10世纪铸造12种铜钱，这12种铜钱称为皇朝12钱[注4]。铸造和铜开弥之后，政府于和铜4年(公元711年)发布蓄钱叙位令，以奖励用钱。又采取用钱支给季禄，畿内及其周围各国用钱纳调等利于用钱的措施。但由于商品经济尚不发达，除了京畿内外，流通不广，交易仍以物交换为主。“和铜开弥”作为古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于公元1970年10月在中国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 第二节 班田制的动摇与庄园制的产生 一、班田制的动摇 �牐牥嗵锓ㄓ胱庥沟髦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8世纪后开始动摇。 �牐犑紫龋�由于土地不足，不能如数班田。畿内及其周围人多地少的地区尤为严重。养老7年(723)将奴婢的受田年龄提高到12岁。延历11年(公元801年)，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班田农民分得的土地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大都是下田、下下田等贫瘠土地。 �牐犉浯危�因手续繁杂而不能按期班田。要进行班田必须受太政官的命令，造授口帐和校田帐，把它呈报太政官，经太政宫核定批准之后才能开始。在校田困难，行政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完成这一程序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所以班田不能按期进行，对新增的受田人口也不能班给口分田。 �牐牫林氐拇灰鄹旱：凸�私高利贷的盘剥，使班田农民贫困不堪。每当青黄不接时，农民被迫接受国家贷稻(“公出举”)和私人贷稻(“私出举”)，利率竟分别高达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这种高利剥削不仅不能使农民维持再生产，反而更加贫困。据天平2年(公元730年)越前国(今福井县)义仓帐记载，在1019户中，920户即90％是等外户(最穷户)[注5]，。又据公元750年(或公元730年)安房国(今千叶县)义仓帐记录，415户中有等外户327，下下户69。山上忆良在《贫穷问答歌》中写道：“炉灶断青烟，釜蛛丝斑。奈何无米炊，相对泣无言。”这就是当时班田农民的生活写照。他们为了生存，采取多种形式的斗争。在申报户籍时，常把男子报为女子，正丁报为次丁，用这种虚报户籍的办法，逃避徭役和兵役。他们交纳的庸布粗糙得不能使用。当人们实在不堪忍受时，便背井离乡，逃亡他方。由于班田农民的逃亡，大量土地荒芜。据天平12年(公元740年)远江国浜名郡输租帐记载，1086町输租田中，227盯变成荒废田。政府采取种种手段，严禁农民逃亡。和铜2年(公元709年)朝廷禁止畿内及近江国“百姓”(指富裕农民)隐藏和役使逃亡者。灵龟元年(公元715年)又决定，凡逃亡他乡寄居3个月以上者，在当地负担调庸(“土断法”)，但逃亡的人数有增无已。神龟3年(公元726年)，山城国爱岩郡云上里和云下里的计帐记载，在431人中，有62人逃亡，其中包括不少丁女和奴婢。逃亡的农民和奴婢，渴望开垦荒地，成为自耕农，但多数无力开垦，少数开垦几亩地也被当地寺社、富豪兼并掉了；因此，其中有一部分人便铤而走险，进入山泽，打击豪强，被统治阶级诬称“盗”和“贼”，大部分则不得不进入贵族和寺社的领地。这些领地后来变成庄园，逃到这里的奴隶和农民成了庄民。 二、庄园制的产生 �牐犝�府为了增加税收，奖励开垦，养老6年(公元722年)计划在东北地方开垦100万町步。[注6]次年(公元723年)颁布“三世一身法”，规定凡新修沟池开垦的土地多少不限归开垦者三代所有，而利用原有沟池开 垦的土地则只许开垦者一代所有。但这一法令没有达到政府预期的目的，因为垦田届时交给国家，所以“农民怠倦，开地复荒”。政府遂于天平15年(743)发布“垦田永世私财法”。该法令承认，按身份地位规定的限额之内开垦的土地为永久私有。[注]这一制度促使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迅速向封建土地私有制转化。贵族、寺院凭借财势，困占土地，驱使手下奴婢、邻近班田农民以及逃来的农民和奴婢进行大规模开垦。他们通常在垦地上修建管理者的住宅和仓库。 �牐犝庑┙ㄖ�叫做庄家或庄所，管理人叫庄长。由庄家的庄长经营的垦田称庄或庄园，庄园的名称由此起源。垦田是初期庄园形成的主要笼径。贵族、寺院还靠买进、霸占附近班田农民的口分田和垦田，不断扩大自己的庄园。原有寺社的寺田、神田，贵族的值田、职田、功田也逐渐变成他们的庄园。 �牐犠怨�元8世纪后半叶至公元9世纪出现的庄园称初期庄园。庄园由庄园领主直接经营或委托庄长管理。庄长有中央贵族、寺院派去的，有任命当地豪族的。庄园的土地大部分出租给邻近班田农民耕种。据东大寺越前国桑原庄材料看，雇用劳力开垦的土地，一般出租给班田农民。“开田23町，功稻2300束。”[注8]“功稻”即以实物支付的汇钱。“见开(现在开垦的土地——引者)32町并卖却，末开64町2段116步……去岁卖田32町直2160束，12町町别80束，20町町别60束。”[注9]“卖却”是出租的意思。可见开垦的32町土地全部出租，每町80束的租额约当地获量的五分之一。庄园有一部分土地作为“佃”，领主直接经营。 �牐牼菡旯�18年(公元876年)《近江国爱智庄定文》记载，全部耕地12町中，10町出租，2町作为“佃”直接经营。“佃”是依靠庄民的劳役耕种，平安中期以后“下人”也成为“佃”的耕作者。庄园领主提供种子、农具、费用，收获全部归自己。 �牐牸淖∽�园的“浪人”被编入“浮浪帐”，缴纳庸、调。他们分得小块土地耕种，向领主交纳相当数量的实物地租，并为主人提供无偿劳动。这种庄民的负担仍很重，但对原班田农民来说，摆脱了律令制下的过重徭役；对奴婢，是一定程度的人身解放。这是班田农民和奴婢通过斗争取得的。 �牐牫跗谧�园制是封建地主的大地主所有制，但庄园要输租田，领主要向国家交纳田租，庄民要交纳庸、调，所以初期庄园还保留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残余。在初期庄园制下，庄民租种庄田增加了收入，在提高直接生产者的生产兴趣方面，庄园制比班田制有进步作用。庄园制的产生标志着日本早期封建制的发展。 �牐犜�8、9世纪，各地出现拥有相当数量的牛、马、稻、钱和垦田的富裕农民。[注10]他们用贷稻代纳庸、调等形式，迫使周围负债农民隶属于自己。债户被迫耕种债主的垦田或债主买进的土地。债主提供种子、粮食，收获全部归债主。这种土地叫私营田。私营田的广泛出现是在9、10世纪，经营者不单是富裕农民，还有各级贵族。 第三节 朝廷内部的权势之争 �牐犓孀虐嗵镏频亩�摇，权贵之间的矛盾斗争相当激烈。藤原不比等死后，在朝廷握有实权的是高市皇子之子左大臣长屋王。藤原氏想立不比等的女儿光明子为皇后，以确立在朝廷中的势力，但遭到长屋王的反对。天平元年(729)，藤原氏制造阴谋迫使长屋王自尽。事后立光明子为圣武天皇(724—749在位)的皇后，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藤原麻吕掌握了政权；但天平9年(737)，不比等之子武智麻吕四兄弟因恩天花相继死去，朝廷的实权落入桔诸兄之手。葛城王桔诸兄是栗限王和县犬 养三千代所生，与光明皇后是同一母亲，历任大纳言、右大臣、左大臣。桔诸兄执政时代，圣武天皇摆脱藤原氏的束缚，重用从唐朝回来的玄防、吉备真备，遭到贵族阶层，特别藤原氏的反感。藤原氏伺机恢复原来的政治地位。天平12年(740)，藤原宇合之子大宰少式藤原广嗣上表请求除掉玄防和真备，不等朝廷的答复就在九州举兵。朝廷便征发东海、东山等五道军队17000人，以大野东人为大将军开赴九州。板柜河会战后，广嗣已注定失败了。后在值亮岛被捕杀死，叛乱乎息。藤原广嗣叛乱发生后，政局更不稳定，首都相继由乎城京迁至山城的恭仁宫、近江的紫香乐宫、摄津的难波宫，天平17年(公元745年)又迁回平城京。 �牐犑ノ涮旎氏虢柚�佛教的威力缓和社会矛盾，天平13年(公元741年)下令每国建造国分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国分尼寺(法华灭罪寺)和七重塔，还令每国的国分寺抄写《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国分尼寺抄写《妙法莲华经》一部。天平15年(公元743年)，建造卢告那大佛和大量寺院，耗费巨大，从而加深了社会危机。藤原广嗣叛乱后，桔诸兄逐渐失去势力，代之而起的是受孝谦天皇(公元749年—公元758年在位)宠信的藤原武智麻吕的第二子仲麻吕。 �牐犞俾槁兰�力维护律令制，多少减轻些人民的负担。中男的年龄由17岁以上改为18岁以上，正丁的年龄由21岁以上改为22岁以上，以防班田农民逃亡。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施行其祖父藤原不略等制定而搁置达39年的《养老律令》。失势的桔诸兄之子桔奈良庶吕，乘人民苦于建造大佛的机会，联合对仲麻吕不满的皇族和大伴氏、佐伯氏等贵族，策划起兵，欲杀仲麻吕，撤换天皇。但由于内部有人告密，公元757年被镇压。 �牐犇瘟悸槁乐�乱后，为缓和阶级矛盾，仲麻吕将农民的最大负担杂徭减半，免除天平胜宝8年(公元756年)以前高利贷的利息。淳仁天皇(公元758年—公元764年在位)即位后，仲麻吕受名惠美押胜，官至大师(太政大臣)。不久因孝谦(女)上皇宠信僧侣道镜，仲麻吕的势力急剧下降。 �牐犔炱奖�京8年(公元764年)仲麻吕起兵，想夺回失去的势力，但事败被斩。仲麻吕拥立的淳仁天皇被废，流放到淡路岛。孝谦上皇再次即位为称德天皇(公元764—770年在位)。道镜受天皇重用，天平神护元年(765)被任命为太政大臣禅师，第二年被任命为法王。道镜俗姓弓削连，河内国土豪出身，在葛木山中修禅，后进内道场为禅师。这种土豪出身的僧侣侍女皇劈宠，进入中枢，可见当时政治的混乱。道镜施展佛教政治，一面在宫内设置法王宫职及内竖省(掌握后宫武装力量)以其弟弓削净人充当长官，一面建造玉殿(在宫廷的东院)、西大寺、西隆寺等以推行祟佛政策。贵族对道镜掌权本来极为不满，加之惠美押胜之乱后饥荒不断发生，米价腾贵，社会愈不安。后道镜想篡夺皇位，但末达目的。宝龟元年(公元770年)称德天皇死后，藤原百川和藤原永年拥立天智天皇之孙白壁王为天皇(光仁天皇)，道镜被流放到下野国药师寺。 第四节 日唐文化交流与白凤、天平文化 一、遣唐使的派遣 �牐犎毡净适椅�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遣使到中国和唐朝修好。自舒明天皇2年(公元630年)至宽乎6年(公元894年)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 �牐犌蔡剖褂写笫埂⒏笔埂⑴泄佟⒙际滤牡裙�，有时在大使之上置执节使或押使(代表)。这些人是从通晓经史、长于文墨、精通唐朝情况或有一技之长的人中选任。使团的成员有知乘船事(相当于船长)、造船都匠、船师、船匠、拖师、做人(侍候高官的从仆)、挟秒(舵师)、水手长、水手、射手、杂使、译语、主神(神官)、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卜部、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手艺师)等。还有不少留学生随行，所以人员很多，初期约250人，后期约500人，最多时达600多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庞大的友好和学习的使团，在世界古代史上是少见的。 二、遣唐使的路线 �牐犌蔡剖雇懦跗诜殖�2艘船前往中国，每船载120人左右，后期大抵乘4船同行。一行由难波的三津浦(今大坂市南区三津盯附近)出发，西经濑户内海至筑紫的大津浦(今博多)。由此前往中国‘的航路有北路和南路。北路由大津浦出发经壹歧、对马，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或在今仁川附近西折横断黄海，或继续北上，再顺中国辽东半岛东岸而行，最后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登州一带上岸。这是公元8世纪以前的遣唐使惯走的航路。这条航路虽费时，但因靠岸航行，较安全。南路有两条：一条是从大津浦启航后沿筑紫西海岸南下，绕经夜久(屋久岛)、奄美(大岛)，横渡中国东海，到达扬子江口。公元701年以后的遣唐使因日本与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关系紧张，多走这条航路。当时西南诸岛已归属日本，可以经由这些岛屿到达唐土。另一条是由大津浦至筑紫的值嘉岛(今五岛列岛和平户岛)；由此横断东海至扬子江口。这是公元8世纪70年代以后遣唐使常走的航路。取这条航路是考虑到，经由南岛的航路不仅所需时间长，而且要冒横渡东海的危险，既然同样冒险，不如从筑紫直接横渡东海，缩短航程，节省时间。南路要横越东海，这在造船、航海术尚很幼稚，又没有掌握海洋气象知识的条件下是非常艰难的。遣唐使在往返途中常道风暴，船破人亡，或漂流到南方岛屿被岛人杀害。 三、遣唐使的任务和作用 �牐犑雇懦稍崩�用在唐一年左右的时间，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知识。如押使多治比县守曾从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经书；准判官藤原贞敏善弹琴，在唐期间从上都刘二郎学琵琶；遣庸医师兼医请益菅原提成入唐钻研医术，回国后任针博士、侍医等职，为日本医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当时长安不仅是唐代文化的中心，又是波斯、印度、拜占廷、中亚、南海等东西文化的荟萃之地，这就更加丰富了使团成员的学习内容。 �牐犌蔡剖够蛊鸬搅嗣骋资雇诺淖饔谩Ｋ�们到庸后，向唐朝进呈日本政府赠送的礼物，主要有银、统、丝、绵、布等；归国时带去唐朝回赠的礼物，主要有彩帛、香药、工艺品等。这可以看作两国以互赠礼物的形式进行的贸易。当然这些赠品不会直接进入市场，主要是满足天皇及贵族奢侈的需要。尽管如此，唐贷在宫廷贵族及大臣之间还进行交易：“建礼门前，张立三蝗，杂置唐物。内藏寮盲人及内侍等交易，名曰官市。”[注11]这样，唐贷必然有一部分会流入京城市场，起到贸易的作用。 �牐犛氪送�时，日本朝廷对使团成员按身份发给数量不等的丝、绵、布，作为旅费；又对大使、副使赐给大量砂金。唐朝方面也赐日使物品。所以使团人员从日本带到中国的物品可以用来交易，购买大量唐朝物品带回日本，流入京城市场。可见遣唐使还起了官商的作用。 �牐犌蔡剖够褂小�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学习；接他们学成回国。如吉备真备、玄防、最澄、空海等都是搭乘遣唐使的船只往返的；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遣唐留学生 �牐犌蔡屏粞�生分为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从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中挑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之一，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钻研佛教。据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留唐学生约144名，大部分是学问僧，留学生只有14名。在平安朗以前遣唐留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较长，有的长达二三十年之久。他们生活起居同唐人一样。有的留学生甚至在唐娶妻生子。由于他们学习时间长，又同中国人久处，所以不仅其文化知识，且在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唐的影响，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和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如膳大丘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回国后任大学察助教；大和长冈在唐学唐律，回国后与吉备真备修订律令24条；菅原梶成在唐学医，回国后任针博士侍医，桔达势在唐以文才闻名，回国后推广中国书法。此外，著名人物还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空海、最澄、玄防、圆珍、圆仁等。 �牐牥⒈吨俾槁�(698—770)717年入唐，学成仕唐，取华名朝衡(晁衡)，历任司经同校书(正九品下)、左拾遗(从八品上)、左补遗(从七品上)、仪王(唐玄宗第12子李理)友(从五品下)、卫尉少卿(从四品)、卫尉卿(从三品)、秘书监(从三品，掌经籍图书)等职。他工诗文，同唐代诗人李白、王维、储光蘸、赵弊等人交谊深厚。公元753年朝衡回国时，不少诗人作诗送别。王维的诗写道：“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他在途中遭风漂流安南，李白误为沉船遇难，特为诗哀悼：“日本晃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首充满情意的掉诗，是古代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话。755年朝衡重返长安，先后任左散骑常侍(正三品下)、镇南都护、镇南节度使(正三品)等职。公元770年年死于长安，终年73岁。唐朝追赠潞州大都督(从二品)，日本政府追赠正二位。 �牐牸�备真备(公元693年—公元775年)公元717年和阿倍仲麻品一起到长安留学，于35年回国。在唐17年，钻研经史、天文、军事、音乐等各方面知识，归国时带回《唐礼》、历书、乐书、乐器、武器等。回国后任大学助教，教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篆六道。带回的《唐礼》对日本朝廷的礼仪颇有影响，大衍历于公元763年(天平宝字7年)代替以风历使用。 �牐牴�元752年，真备以遣唐副使身份再入唐。公元754年回国后任大宰大式，筑怡土城。称德天皇时，官至右大臣，从二位。著作有《私教类聚》。他在向日本介绍唐代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牐牽蘸�(公元774年—公元835年)，公元804年随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入唐，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学密教。公元806年回国后，传播真言密教。公元816年在高野山建金刚峰寺，开创日本山岳佛教。公元828年在京都设综艺种智院，普及教育。空海工诗文，著《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纂隶万象名义》等。死后说弘法大师。 �牐犠畛�(公元766年—公元822年)，公元804年与空海入唐，在天台山国清寺从师道邃、行满学密教。次年携230部经典回国，弘布天台宗，建大乘戒坛，与南都诸宗对立。著有《显戒论》，《守护国界章》。死后谥传教大师。 �牐犘�防(?一公元746年)，于公元716年与吉备真备入唐，唐玄宗赐紫袈裟准三品职。公元735年携经论5000多卷及佛像回国，在兴福寺传法相宗。因治好圣武天皇母藤原宫子的病，入宫参与政治。后来受圣武天皇的宠遇，任为僧正，与吉备真备左右国政。但遭贵族反对，被流至筑紫观音寺。 �牐犜踩�(公元794年—公元864年)，于公元838年入唐，在唐学习显密两教。回国后传天台宗，建立常行三昧堂，奠定比睿山佛教兴险的基础。他的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了解唐代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谥慈觉大师。 �牐犜舱�(公元814年—公元891年)，公元853年入唐，在唐学天台宗。公元858年回国开创日本天台宗寺门派。著有《法华集论记》、《大日经指归》等。谥智证大师。 五、鉴真东渡 �牐犔拼�也有中国人东渡日本，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生产文化知识。其杰出代表人物是扬州名僧鉴真(公元688年—公元763年)。他俗姓淳于，江阳县人。14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公元708年到长安实际寺，就弘景禅 师受具足戒。后从名僧学律宗。公元733年南方律宗名僧义威死，签真成为南方戒律的权威，被尊为授戒大师。先后给4万多僧授戒。当时日本缺乏传授戒律的高僧，朝廷派奈良兴福寺荣害、大安寺普照两人到中国聘请鉴真赴日传戒。 �牐牸�真在公元743至公元748年间曾五次东渡，均因风暴或人祸没有成行。在第五次东渡时，遇大风，漂流到海南岛南端，从海南岛绕经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回到扬州。途中由于劳累和暑热，鉴真双目失明，荣喜病死在端州(今广东高要)。公元753年10月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归国时，到扬州拜见鉴真，邀请一同赴日。鉴真不顾年迈失明，答应同行。公元753年12月20日鉴真抵达萨摩的阿多郡秋妻屋浦(今川边郡秋目)。年底到达九州大宰府，公元754年2月入京，这时鉴真已是66岁的老人了。 �牐牸�真东渡历时11年，先后六次方成功，可见其赴日传教的决心之大。和鉴真一起到日本的有法进、县静、思托、义静、法载、法成等弟子共24人，带到日本的物品有佛像8种、佛具7种、佛经34种、字帖3种。鉴真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朝廷对他极为崇敬，授与传灯大师称号，其他僧人也各授位赐物。公元754年4月5日，鉴真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前筑坛授戒。亲主戒坛，首先为皇族授戒，其次为澄修等440名僧人授戒。天平胜宝8年(公元756年)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天平宝字3年(公元759年)按唐朝寺院布局，完成唐招提寺的建筑，鉴真从东大寺迁居寺内，使律宗在日本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教派。 �牐犔炱奖ψ�7年(公元763年)5月6日，鉴真圆寂，享年76岁。弟子忍基制作一尊鉴真的干漆坐像，思托撰写一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以悼念这位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僧。 六、白凤文化 �牐犓孀怕闪钪频慕�立和中日文化的交流，出现了灿烂的白凤、天平文化。白凤文化指大化改新(公元645年)至迁都奈良(公元710年)时期的文化，仍以佛教艺术为核心。它的前半期深受中国六朗文化影响，后半期则显示唐代(盛唐前期)文化的影响。 �牐犇瘟家┦λ露�塔是遗留至今的白凤文化时期最出色的建筑。这是一座三层塔，但每层都附有飞檐，所以看起来好象是六层。塔顶上耸立着相轮，给人以明快的感觉。雕刻方面，作于公元658年的大阪观心寺的观音像具有北齐、北周的雕像特色；大阪野中寺的弥勒像，有天智天皇5年(公元666年)的铭文，此像衣襟边缘雕着的连珠花纹，是隋代由西方传到中国的图案。日本从这时开始，在佛像、佛画上也使用这种花纹，受中国的影响可以想见。[注12] �牐犑粲诎追锖笃诘男烁Ｋ路鹜罚�具有杏仁形眼、鼻有棱角、嘴唇写实、含着古典的微笑。在日本，这种式样的白凤铜像很多。持统朝(公元687年——公元696年)制作的奈良药师寺药师三尊像则是初唐式样，其源流出于龙门奉先寺的卢合那大佛。 �牐牷婊�方面，法隆寺金堂的壁画最为著名，可惜公元1949年被烧损。这是采用线描与晕染法画出的立体感和真实感很强的杰作。法隆寺金堂的壁画与印度阿旅陀石窟的壁画相似，可见它的描绘法是从印度经中国传到日本的。公元1972年从奈良县高松家古坟中发现的壁画引起史学界注目，壁画用鲜明的色彩，精湛的技巧，绘有青龙、白虎、男女像等。高松寡的壁画可与法隆寺金堂的壁画相媲美。根据王仲殊的推定，高松家壁画是7世纪末或8世纪初的作品，“壁画中的天象图、四神图及男女人物像的装束、服饰等，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具体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之密切。”[注13] �牐犇瘟际逼诒嗉�的《万叶集》中不少和歌出自白凤文化时期皇族及其臣下歌人之手。和歌用万叶假名写成。所谓万叶假名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写出日语音声的文字。这个时期的和歌大都是描写风景的叙景歌或歌颂皇室的赞歌。和歌的五七调受汉诗五言七言形式的影响，长歌后面常常附有的反歌是受汉赋反辞的影响。著名的歌人有柿本人麻吕、额田王等。大化改新以来，不少皇室贵族能写作六朝风格的汉诗，后世编辑的《怀风藻》中即收录了白风文化时期大友皇子等16人的28篇诗。这个时期的汉诗尚处于模仿阶段。 七、天平文化 �牐牬酉烈謇此担�天平文化是圣武天皇统治的天平时期(公元724年——公元748年)的文化；从广义来说，天平文化是前代白凤文化与平安初期弘仁文化之间的文化，即整个奈良时代(公元710年——公元794年)的文化。它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盛唐文化在日本的移植。 �牐犠诮谭矫妗Ｗ酝乒懦�以来，朝廷一直保护佛教。推古朝时期寺院只有46所，到了持统朝(公元690年—公元697年)增至545所。在天平时期政府想借佛教的势力，解决律令制下的社会矛盾，极力提倡以保佑国家为教义的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朝廷下沼建立国分寺与建造东大寺大佛。这时佛教已成为国教，寺院多数为官寺，寺中僧侣诵读最胜王经、仁王经、法华经，祈祷国家平安。大约在天平胜宝3年(公元751年)以前，成立法相、三论、律、俱舍、成实、华严等所谓甫都六宗。宗并不是后来的教团，而是研究经论的学派。相传法相宗的僧侣行基，在民间修桥、筑堤，受到百姓的敬仰。 �牐犞泄�的儒学也被日本政府极力推广。大学、国学以儒家经书为主课，用儒家思想培养各级官吏。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孝谦天皇下令，每家必备一部《孝经》，精勤学习。 �牐牻逃�方面。日本政府为全面吸收唐朝文化，中央设大学，地方设国学，作为培养官吏的机构。大学招收五位以上官吏的子弟、东西史部子弟或八位以上子弟和国学生中出贡举(选才荐举)者，定员为400人。教授的课程是明经(儒家经典)、明法(法律)、纪传(历史)、音、书、算等学科，其中以明经科为主。明经科专修经学，又分大经(《礼记》、《左传》)；中经(《毛诗》、《仪礼》、《周礼》)；小经(《周易》、《尚书》、《论语》、《孝经胸各科。大学有大学头、大学助、大允(允＝丞，三等官)、小允、大属(属＝佐，四等官)、小属等官员。除大学外，中务省的阴阳案中设历博士、天文博士，教授历法、天文知识。宫内省典药案置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药园师，传授医学知识。 �牐牭胤礁鞴�设立的国学，主要选拔郡司子弟入学，学员名额20至50人。教授的课程以纪传科为主，官员设置与大学相同。 �牐犖难Х矫妗９�元751年汇编的第一部汉文诗集《怀风藻》，收录了贵族、僧侣等64人写的120首诗。著名的《万叶集》完成于奈良末期，编者不详，但最后可能由大伴家持编撰。《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和歌集，共20集，收录自仁德天皇至淳仁天皇约四个世纪半的长歌、短歌、旋头歌(和歌之一种)4500首。《万叶集》中出现的诗人大都是天皇、贵族，但也有防人(守卫九州海岸的士兵)和关东的农民。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有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大伴家持等。山上忆良曾以遣唐使少录的身份到过唐朝，受唐文化影响较深。他的《贫穷问答歌》是描写班田农民悲惨生活的优秀作品。 �牐牶屯�5年(公元712年)第一部史书《古事记》问世，共三卷，太安万侣撰。第一卷为神代卷；第二卷为神武天皇至应神天皇卷；第三卷为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卷。书中掺杂很多歌谣，可见它又是一部文学书。养老4年(公元720年)由舍人亲王为总裁，编成《日本书纪》30卷，它是一部模仿中国的正史体裁，用汉文书写的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高于《古事记》。公元713年年命诸国编纂《风土记》，它是一部地方志，现存播磨、常陆、出云、丰后、肥前等五国《风土记》，其中《出云风土记》保存完整，其他都残缺不全。通过此书可以了解8世纪前期的地方状况。 �牐牻ㄖ�方面。日本寺院建筑的布局、风格、雕刻、绘画等都受唐朝影响。如天平元年(公元729年)道慈监造的大安寺，全仿长安西明寺。现存天平时代的建筑有唐招提寺金堂、东大寺法华堂(三月堂)、法隆寺梦殿、东大寺正仓院等。唐招提寺金堂是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大都采用唐代建筑式样。其正面的凸肚状列柱，柱子上面的三层斗拱，屋脊两端高翘的鹏尾，四注的屋顶，配合得当，庄重美观。 �牐牭窨谭矫妗Ｄ瘟汲跗冢�藤原京的元兴寺、大安寺、兴福寺、药师寺等全部迁到平城京，加之圣武天皇新造的东大寺、称德天皇新造的西大寺，寺院极多。需要安置佛像，因而这时期的雕刻也发达起来。雕刻式样受初唐、盛唐、中唐的影响。 �牐牴�中公麻吕建造的东大寺本尊卢舍那佛金铜像于天平胜宝元年(公元749年)竣工，公元752年举行开眼大会。此像高15公尺，表示了日本赠刻的顶点。大佛完成后经多次火灾，现在的大佛大部分是17世纪雷建的。天平时代盛行泥塑像和干漆像。东大寺法华堂的14尊天平佛都是超过一丈的巨像。这些像分成两列，一列是本尊不空索观音、梵天、帝释、四天王、二力士(以上干漆像)，一列是执金刚神、日光、月光、吉祥天、辩才天(以上泥塑像)。东大寺戒坛院的四天王像和新药师寺的十二神将像是有名的泥塑像。唐招提的鉴真像是干漆像，写实感很强。天平后期从唐朝传来新的式样即木雕像，唐招提寺的两尊不空索观音、药师如来，大安寺的圣观音、杨柳观音、四天王都是这种木雕像。 �牐犞�名的绘画遗品有正仓院的树下美人图、药师寺的吉祥天画像。这些丰满的美人画都受到唐朝画风的影响。 �牐牭笔钡墓ひ掌肥詹卦谡�仓院、法隆寺。正仓院珍藏的遗品主要是圣武天皇的遗物，还有光明皇后奉献东大寺的，种类有武器、乐器、文具、日用器具、游戏用具等。这些物品中有采用铸金、雕金、透露、金银镶嵌、镀金等技术制造的金工艺品；有施用徐漆、干漆、平脱、螺钿、密陀绘、末金楼、菏绘(描金漆画)等技术制造的漆工艺品；有锦、续、毛戴等高级纺织品；有以濒织、萌濒、夹纪法染制的染色品；有雕花玻璃工艺品；有施彩釉的陶器。这些工艺品的式样和图案，不仅反映了唐风，还表现出印度、西域、波斯、东罗马、希腊等地工艺风格，说明天平时代不仅吸收了唐文化，又通过唐朝汲取世界各地的文化。正仓院不单是日本天平文化的宝库，也是世界古代文化的宝库。 -------------------------------------------------------------------------------- [1]挑文师：攀握织锦、织绫技术的织部司人员． [2]“延喜式”：醍醐天皇延喜5年(905)编修律令的施行细则。 [3]胡锡年：《随唐时代中日关系中的二三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4]“和铜开弥”，弥为古日文“宝”的异体字，“珍”的俗体字；“皇朝12钱”，指和铜开弥(公元708年)、万年通宝(公元760年)等12种以初铸年号为标志的铜钱。 [5]当时按公民的贫富分成上上户、上中户、上下户、中上户、中中户、中下户、下上户、下中户、下下户和等外户。 [6]町步：日本文量土地、山林面积的单位，一町步约99.2公亩。 [7]国家规定的垦田限是“亲王一品及一位100町，二品及二位400町，三品及三位300町，四位200町，五位100町，六位巳(以)下八位已上50町，初位已下至于庶人10町。但郡司、大领、少领30町，主政、主帐10町。”《续日本纪》第15卷。 [8]《大日本古文书》，卷4。 [10]史书称之为“段富富豪之辈”、“力田之辈”等。 [11]《续日本后纪》承和6年10月条。 [12]久野健：《古代雕刻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古代篇第3卷第325页。 [13]王仲殊：《关于日本高松家古坟的年代问题》，《考古》1981年第3期第277页。

奥多文斯

第五章 平安时代(794—1192) 第一节 桓武朝的改革与班田制的崩溃 一、迁都平安与桓武朝的改革 �牐牴�元8世纪中期后，由于土地私有化和阶级分化的发展，班田农民大量离开土地逃亡以及庄园的产生，公地公民制和班田制日益动摇。公地公民制和班田制的动摇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进而危及封建集权国家的统治。 �牐牴�元8世纪末，日本统治阶级适应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在公地公民制的框框内进行一些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保证国家收入和巩固统治的有限度改革。公元781年桓武天皇(公元781年—公元808年在位)即位。为了推进改革，他在打倒僧道镜而取得统治实权的藤原种继(公元738年一公元785年)支持下，于公元784年迁都山背国(今京都府中南部)的长冈，离开了贵族和大寺院等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京。守旧势力企图加以阻止，将倡议迁都者藤原种继杀害，但是大伴氏、佐伯氏、丹治比氏等阴谋分子旋即受到严惩。延历13年(公元794年)都城又从长冈迁到山背国的葛野，称平安京(今京都)。从迁都平安至公元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间，史称平安时代。平安时代以后，京都仍是日本的都城，直至明治维新时。 �牐牷肝涮旎驶�极维护法制，刷新新地方政治。公元786年制定国郡司考绩条例16条，用以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打击贪官污吏。延历16年(公元797年)新设勘解由使，责成其严格监督新任国司与前任的交接事宜[注1]，起到整饰地方官纪的作用。另外任用有才能者为郡司，突破谱第禁区，还大力裁减编外国司郡司。 �牐犐缁峋�济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桓武天皇鉴于班田收授制度在其实施上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乃将班授时间从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他还实行贷稻(出举稻)制和改革良贱制度，将出举稻的利率从50％降至30％；公元789年承认良贱之间通婚为合法，所生子女为“良民”。良贱制度修改是从法律上取消奴隶制度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10世纪初醍醐天皇统治时期(公元898年—公元929年)终于法律明定废除奴隶制。[注2] �牐犜诰�制方面，由于公地公民制在瓦解，公民兵制已行不通，延历11年(公元792年)桓武天皇乃废除边境以外各地的征兵制，而代之以从郡司子弟和富裕者中招募的“健儿制”。[注3]桓武朝改革使农民的债务负担和徭役负担相对地有所减轻，奴婢逐步得到解放，这应视为班田农民和奴隶长期以来进行各种形式斗争的另一成果。 �牐牷肝涑�的改革使封建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有所增强，天皇制集权国家的权威得以保持。自公元789年起桓武天皇三次用兵东北虾夷地区，第三次时任命坂上田村麻吕(公元758年—公元811年)为征夷大将军。延历21年(公元802年)田村麻吕率军4万往征，确保了北上川中游胆泽之地，在此筑胆泽城置镇守府；803年又在胆泽城以北筑志波城，从而巩固了这个地区的封建统治。桓武天皇也曾向日本海方面出羽开拓疆土，势力达到能代川流域。 二、嵯峨等朝的改革 �牐牷肝涑�以后诸代天皇也进行了改革。嵯峨天皇(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为加强天皇权力，提高工作效率，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整顿，设置“藏人”和“检非违使”。这两者都是令里没有规定的官职，故称“令外官”。藏人侍于天皇左右，掌管机密文件，传达天皇诏效。检非违使执掌京都军事、警察、审判事宜。这两个原属临时性的官职后来改为常设，置藏人所和检非违使厅，权限越来越大。随着不断改革，原有许多律令内容已经过时，条文需要不断修改。嵯峨天皇命制定“格式”，取年号名《弘仁格式》。“格”是经过修改的律文，式是为律文之应用所做的种种细目规定。淳和朝于天长10年(公元833年)修成养老令官撰注释书《令义解》10卷，统一和固定了令的解释，并具有令的同等效力。清和朝于贞观11年(公元869年)制定《贞观格式》(格12卷，式20卷)，还模仿唐制进一步改进了宫廷仪式。这样，桓武之后的几个天皇企图通过设置令外官和制定格、式，为重建和维持动摇了的律令制作了不懈的努力。 �牐牱饨ㄍ持谓准端淙唤�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但是作为早期封建国家掠夺农民的土地制度——班田制的崩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进入公元9世纪，班田制已难以推行，征课庸调已无意义。桓武改革之后，京畿地方从公元810年至公元827年的17年间甚至没有举行过班田，而从公元828年班田到下一次班田(公元881年)更整整经历了53年的岁月。 三、田堵制的出现 �牐犛捎诎嗵镏频谋览＃�国家为保证财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赋征课方式，“田堵制”(负名制)于是出现。田堵制就是让较殷实的农户每年承包一定面积耕地的经营，担负纳租责任。这种承包人称“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称为“负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国家提出申请书(“请文”)订立契约。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停止后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土地归农民所有，继续维持土地国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8世纪中期以来班田农民斗争的成果，即承认了农民对实际耕作的土地的占有。“田堵”一词似乎就是来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围筑堵(墙)的习惯。当然由于规定契约一年一换，说明田堵的这种土地占有还是很不稳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课租赋已不再按照公民户籍上的人头，而是按照登记在土地册上的田堵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了。 �牐犔锒轮拼笤汲鱿钟诠�元9世纪。后来田堵由于坚持斗争，得以逐步加强耕地的占有权，对耕地的占有相对稳定，给所占土地加上自己的名字，称为“××××名”。于是产生了“名田”，它的所有者称为“名主”。“名田”可以继承和转让、“名主”对“名田”的这种权责称为“名主职”。“名田”一般是1至3町，个别的才达十几町或几十町，因而所有者有小名主(小名田堵)和大名主(大名田堵)之分。小名主是富裕农民、自耕农，基本依靠自家劳力耕种名田，劳力不足者将部分名田租给“小百姓”、“作人”、“名子”等贫困农民。大名主是“领主名主”，多在边疆地带。他们的名田经营方式不尽一致，或全部出租，或部分出租，没有出租的部分作为直营田自耕。在直营田里往往以具有半奴隶式依附农民身份的“下人”充作主要劳力。名主虽然有大小之分，包括不同阶层，但在对国家的关系上他们的立场基本一致，因为国家对他们都同样征租和征调徭役。 四、地租形式的演变 �牐牴�元11世纪以后，名田不仅是国衙领地的基本赋课单位，也成为庄园的基本赋课单位，因为庄园的大部分已由名田构成。名主的主要负担是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稻谷)，其量相当于收成的1／5至1／3，还负担“杂公事”即临时和经常向庄园领主提供的日用必需品，包括各种农副产品、山林产品和手工业品。他们还被课以各种徭役(“夫役”)，如果庄园距京都较远，课役可用交纳实物代替。由于名田经营成为庄园经营的基本方式，作为庄民格役劳动主要对象的庄园领主的直营地(“庄田”)便越来越小，9世纪70年代占庄园耕地面积1／6([注4]，至公元12世纪30年代便减少到1／5至。1征0之间。[注5] �牐犝庋�，平安前期班田农民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他们进行生产的最大障碍——徭役负担，大多变成国棚和庄园里的小名主，相对地获得了为提高自己生活所需要的有利条件。马克思指出：徭役地租是“最简单的和最原始的地租形扩闭，是建立在早期封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本洲原始性”[注7]的基础上的。实物地租同路役地租相比，“生产者已经有了较大的活动余地，去获得时间来从事剩余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同满足他的最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劳动产品一样，归他自己所有”。[注8]这对于发挥生产者的劳动和改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很有作用。因此可以说，平安前期以来封建地租主导形式从徭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换，是日本早期封建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第二节 庄园制的形成与经济的发展 一、庄园“不输不入”化 �牐犠�园除了以“神田”、“寺田”等不输租田为基础形成的外，原则上都是输租庄园，即庄园主必须从征收庄民的年贡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田租上交国家，并且在初期，庄民还被国家课以临时杂役等“国役”，庄园土地的调查权(“检田权”)也属于国衙，国衙的检田使和征税吏等各种“国使”有权进入庄园(“入部”)进行检田、收租和征调劳力。马克思说：“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注9]庄园主不能独占地租而必须把它分给国衙一部分，说明直至乎安前期庄园尚不具有完全私有地的性质。 �牐牬�9世纪起，贵族庄园主开始争取自己的庄园不输租化。他们借助自己的权势，设种种口实向政府申请庄园免租。政府一旦批准；便发放可不输租的“太政官符”和“民部省符”。这种手续称“立券庄号”，获得不输租特权的庄园称“官省符庄”。这种庄园出现于今世纪中叶。10世纪以后，庄园主又开始力争获得“不入”特权。“不入”原来仅指国衙检田使等不得进入庄园，后来它的涵义扩大到不承认政府在庄园里拥有司法权和警察权。其结果，取得不输租权、杂役免除权、不入权的庄园便完全排除了国衙的一切干涉，庄园主获得了统治庄园的一切权力，变为领主，庄园则成为他的私人领地。不输不入庄园自公元11世纪起迅速增多，至公元12世纪在日本各地已经到处皆是。 二、封建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牐�10世纪以后，有别于自垦地型庄园的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这是指通过接受“寄进”(进献)土地形成的庄园。原来地方开发领主为得到权力的庇护和借助这种权力使自己的庄园不输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贵族和大寺社，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分给庄园年贡的一部分，自己则保留“下司职”或“预所职”(均指庄官)[注10]，留在原地，管理庄园。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之为“本家”[注11]，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在庄园内部形成“本所职”一“领家职”，“下司职”这种层层瓜分年贡、土地的等级所有的体制。 �牐牭�是，庄园领主土地等级所有制既不同于后来武家领主等级所有制，也不同于西欧封建领主土地等级所有制。它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分封领地，下放土地所有权的方式，而是通过自下而上层层进献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形成的。而且这种土地等级所有制，由于进献者和受献者之间没有建立以私人武装组织为基于的严格等级关系(主从关系)，所以得不到强有力的保证。进献者和受献者间只是寄进契约所规定的关系，而这种规定主要是保证进献者(开发领主)在庄园里的实力地位。[注12]实际上，“本家”、“领家”等各级领主大多是名义上的领主，充任庄官的开发领主才是庄园的实际所有者。他们不只掌握庄园经济、行政、司法等权力，而且也是庄园武装力量的组织者。庄园领主能不能顺利地调动庄园武力，完全取决于庄官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后来许多庄官成为武家政权的支柱。所以这种庄园领主土地等级所有制是极不稳定的。 �牐犝飧鍪逼谧�园的农民已经成为庄园的专属农民，即“庄民”。庄民生产粮食、农副产物、山林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这些产品除满足庄民本身需要外，还供应住在奈良、京都的庄园领主。庄园领主只有那些高级享用品才依靠中国的输入，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这表明，庄园经济是一种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整个庄园便是一个同外界很少联系的经济整体。 �牐牴�元12世纪，庄园领主制确立起来。封建庄园占全国土地之半，而所剩余的一半土地由于“知行国”制的确立，也逐渐封建领地化了。“知行”意为对土地财产的直接支配。“知行国”或“领国”是指特定的个人(皇族、廷臣、后来也包括“武家栋梁”)拥有知行权的国(地方)，实际就是采地。至公元13世纪，这些知行国进一步变成了皇亲、权贵和武家的世袭领地。 三、封建经济的发展 �牐牴�元10世纪以后，铁制农具和使用牛马耕作在田堵、名主中已普及，水稻生产方法获得显著进步。如实行播种前浸种，插秧，开始用水车灌田，还懂得田间除草，利用稻架晒干的干燥法等等。[注13]水稻产量因之有了提高，从前国家从农民那里充其量只能收缴产量3％的租，而现在庄园领主却能够从名主那里征收产量30％的贡租。公元10世纪的日本古辞典《倭名类聚妙》中列举的旱田作物(粮食和莱蔬)多达70种(14)，证明这一时期旱田作物也得到显著发展和普及。 �牐犈┮低�手工业的分工扩大了。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庄园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拥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织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炉匠、漆器匠、金银器匠、佛像铸造匠等等。这些工匠或按订货生产，或从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业也有发展。在奈良和京都，从市集商业已发展到店铺商业，出现称作“市人”、“市女”的独立商人。在地方，寺社门前和庄园要地都开辟了定期集市，出现称作“贩夫”的独立商人。在水陆要地出现了称为“津屋”[注15]、“问”[注16]一类的货栈，经营货栈的“问丸”(往往是经济力量雄厚的名主)为庄园保管、运送年贡或代理贩卖，收取手续费。在物资集散 。最繁盛的淀川沿岸这类货栈特别多。 第三节 藤原氏的摄关政治 一、摄关政治的出现 �牐犜诠�地公民制破坏的同时，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机四伏，其标志之一就是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出现。早在奈良末期僧侣政权垮台后，贵族势力复又膨胀，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恢复显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9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牐犠魑�最大的权门贵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优厚赏赐，以接受“职分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劳力和财富，远胜他人。这是藤原氏政治发家的经济基础，但能攫取最高权力，主要是靠不断玩弄权术打击他氏，以及同皇室联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公元9世纪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头之后，立即将其女儿送进宫中作仁明天皇女彻，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0年—公元857年在位)而获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将其女送进宫中，从而成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过制造“承和之变”[注17]和“应天门之变”[注18]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压倒政敌。结果先则于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当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个太政大臣，继则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幼小外孙清和天皇“总摄庶政”，进而于贞观8年(公元866年)正式获得“摄政”称号，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人臣(臣下)摄政。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摄政，并于公元887年[注19]被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注20]“关白”一词出自《汉书》，系“禀报”之意，在日本不久便变为官职之名。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关白政治”这一特殊政体，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时作“摄政”、天皇成年后作“关白”的政体。 �牐犚蕴僭�氏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失去进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们追求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神社和当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节日仪式，游宴，装潢贵族老爷身份的文学和音乐。对于满足这种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对于能够出钱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钱多少卖给国司及其以下相应的官职。国司一职最有贪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僚贵族纷纷通过贿赂藤原氏弄到兼任国司之职，身在京都，派代宫赴任，称为“遥任”。国司毫不顾及生产，在国衙领内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领”绰号。当时流行着“受领跌个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司的贪婪。 二、“延喜、天历之治” �牐犔僭�基经死后，宽平9年(公元897年)宇多天皇让位给醍醐天皇(公元897年—公元930年在位)。醍醐天皇为抑制藤原势力，不置摄关，实行亲政。为维护律令制度，授权政府严厉监督国司行为，严禁国司拖延轮换，取消遥任国司；励行班田制度，禁止院宫王臣私占空闲地、荒田、山川英泽，即禁止新立庄园；铸造“延喜通宝”。在他统治期间还完成了《延喜格、式》的编纂，它与《弘仁格式》、《贞观格式》总称《三代格式》。这《三代格式》加上《大宝律令》、《养老律令》，形成日本早期封建国家一套较完备的法典。 �牐犙酉�14年(公元914年)醍醐天皇向群臣征求治国意见，式部大辅三善清行(公元847年—公元918年)提出了著名的《上谏书》(《意见封事》)12条。他在《上谏书》中首先指出了严峻的现实：“自后风化渐薄，法令滋彰，赋敛年增，徭役代倍，户口月减，田亩日荒。”加以建寺造佛，帝室权贵奢侈浪费日甚，导致国库空虚，经济凋敝。他建议：应请“消水旱求丰穗”、“禁奢侈”、“赦诸国随现口数授口分田”、“加给大学生徒食粮”及“依旧制增置判官”等措施。[注21]醍醐天皇予以认真考虑。 ┌─────┬────┬───────┬──────┬──────┐ │�牳袷矫��牘Γ牼硎��牘Γ牐牨嗉�者�牐牘Γ牨喑墒奔洌牘Γ犑┬惺奔洌牘� ├─────┼────┼───────┼──────┼──────┤ │�牶肴矢瘢牘Γ牐�10�牘Γ牐犔僭�冬嗣等│ �牐�820�牐牘Γ牐�820�牐� │ │�牶肴适剑牘Γ牐�40�牘Γ牐犕�上�牐牐牘� �牐�820�牐牘Γ牐�820�牐� │ │�犝旯鄹瘢牘Γ牐�12�牘Γ牐犔僭�氏宗等│ �牐�869�牐牘Γ牐�869�牐� │ │�犝旯凼剑牘Γ牐�20�牘Γ牐犕�上�牐牐牘� �牐�87l�牐牘Γ牐�871�牐� │ │�犙酉哺瘢牘Γ牐�12�牘Γ牐犔僭�时平等│ �牐�907�牐牘Γ牐�908�牐� │ │�犙酉彩剑牘Γ牐�50�牘Γ牐犕�上�牐牐牘� �牐�927�牐牘Γ牐�967�牐� │ └─────┴────┴───────┴──────┴──────┘ �牐狌�醐天皇的治国方策为村上天皇(公元946年—公元967年在位)所继承。他在统治期间下令禁止奢侈，节省开支，降低物价，还制定“新仪式”’铸造“乾元大宝”。天德元年(公元957年)大内记菅原文时(公元899年一公元981年)上书天皇，提出“禁奢侈”、“停售官职”和“恢复鸿炉馆”等三条建议，受到天皇重视。[注22] �牐狌�醐、村上两皇实行亲政，改除时弊，被史书誉为“延喜(醍醐年号)之治”与“天历(村上年号)之治”。实际上这两代政绩并无效果，律令制度继续走向崩溃，因为他们所依靠的宫廷贵族已经无所作为，维护公地公民制和天皇制已和时代趋势背道而驰了。 三、摄关政治的确立 �牐牎把酉病⑻炖�之治”对藤原氏的摄关政治来说是一次危机。及至安和2年(公元969年)当时的摄政藤原实赖迫使左大臣源高明下台之后，藤原氏的摄关政治终于牢固地确立。因为正是从10世纪下半期起，藤原氏通过接受庄园寄进开始变成大庄园领有者，而且为势愈猛。至11世纪中叶，藤原氏庄园已占全国土地十几分之一[注23]，“天下土地悉成一家之领”，从而扩大了摄关政治的经济基础。此后百余年，藤原氏一直专擅朝政，随意废立天皇，管理摄关家的机关“政所”成了国政的中心，从摄关家发出的命令作为“政所下文”、“殿下御教书”，取代了迄今为止的“宣旨”、“官符”，朝廷变成仅司礼仪的场所。藤原道长有四个女儿被选为后纪，后一条、后朱雀、后冷泉三天皇皆其外孙。他有一首诗道出了他执政30多年得意的心情，其中一句是：“此世即我世，如月满无缺。” �牐犐愎卣�治继续腐败下去，地方国司对农民的掠夺日甚。永延2年(公元988年)，尾张国(爱知县)八个郡的郡司、农民来到京都，向朝廷控诉国司藤原元命的暴政，要求罢他的官。从控诉的31条罪行来看，藤原元命在其三年任职期间额外征收了17万石租米和大量绢、庶、油及其他物品，侵吞了发给下级官吏的薪俸和施舍给饥民的粮食。元命的儿子强征农民牛马，谁若陈述苦请便以暴力相加。元命还驱使郡司、农民耕种他一族的私有地，逼迫人们替四、五十年前死者和逃亡者偿还欠债。[注25]藤原元命的暴行仅仅是无数国司暴政的一个例子。 第四节 农民的斗争与武士阶层的形成 一、农民的斗争 �牐牬�9世纪后半期起，农民纷纷组织起来，以直接向朝廷控诉(“直诉”)的形式同国司进行斗争，上述公元988年尾张国八个郡郡司、农民的“直诉”就是一个典型。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40年代，尾张、淡路、大和、因幡、加贺、丹波、但马、近江、赞歧、和泉等国的农民接踵上京，在距天皇宫殿最近的阳明门前集会直诉。被神社和寺院所统治的豪族和农民也展开了同样的斗争，如伊势神宫的“神人”[注26]、九州宇佐八幡宫的“神人”、兴福寺和延历寺的“大庄”[注27]等也纷纷来京直诉国司。农民的斗争不仅以直诉为限，在地方，农民或是在武装起来的豪族率领下进攻国府，或是变成统怕阶级所诬蔑的“强盗”、“路劫”、“山贼”、“海贼”。一些地方豪族利用农民同国司斗争是为了抗拒国司对私有地的干涉，拒纳租税相同国司争夺劳力。天安元年(公元857年)，对马国的郡司率“党类”300人袭击了国府。贞观3年(公元861年)武藏国出现了“凶猾结党，群盗满山”的形势。元庆8年(公元884年)，石见国的两名郡司抗议国司恶政，同270名农民袭击国府，打死国司。以物部氏水为首的“东国强盗”袭击国郡官仓，截获运往京都的贡物、驮马、运船，从公元889年起活动10余年之久。几年后，“坂东群盗”也开始行动，踏遍信浓、上野、甲斐、武藏各地。在京畿地区，有一些武装的破产农民、流浪人不时闻进京都，袭击、火烧皇宫、摄关家和留京国司的邱宅。据统计，从公元960年至公元1167年的200年间，皇宫被烧33次，平均每隔6年就发生一次。[注28]直至公元11世纪30年代；各地方仍然是“国内骚动，众人相互敌视，每日皆斗”[注29]的形势。 二、武士与武士团的产生 �牐犈┟穹炊蕴僭�政权的斗争中，新兴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9世纪中期起，强大的庄官(往往是在乡领主)逐渐组织起以自己的一族为骨干的私人武装力量，借以镇压庄民，反抗国司，保卫庄园和扩大庄园。所谓武士和武士团，就是以在乡领主为核心组建的武装组织。随着军团制的崩溃和健儿制的采用，这种武装组织日益成为一种制度化了的、公认的军事力量。 �牐犖涫縖注30]和武士团也出现在国有地即“公地”、“国衙领地”。这时残余的国有地实际上日益变成中央政府作为“本家”，身在京都的遥任国司作为“领家”，国衙官吏作为庄官而层层掠夺名主的一种庄园。这种国衙官吏和庄园庄官一样，也已走向在乡领主和武士化的道路。还有，在藤原氏垄断政权的情况下，许多被排挤的中下层贵族来到地方当国司，其中有一些同地方豪族联姻，任期满后也不回京而定居下来，蓄养武士，在地方发展势力。这一类贵族中有一些是属于出身皇族而被赐与新姓降为臣籍的人。 �牐犖涫客攀前凑兆谧褰岷稀⒅鞔咏岷险饬街止叵底橹�起来的。在乡领主往往都有一门庞大的宗族。在某一门中，在乡领主本身是“本家”，此外都是“分家”。“本家”就是族长，当时称为“惣领”(总领)。“分家”称为“庶子”。“分家”奉“本家”为首领，听从其命令。一旦有事，该一门便团结起来战斗，“惣领”任指挥。在平时，祭祀祖先和祭祀一门的神祗也是惣领的权利与义务。当时武士团的这种结合极其牢固。主人同从者结成主从关系，乃是主人从其宗族子弟和非宗族子弟中挑选出有能力的人作“从者”，给与从者土地并予以庇护。出—身宗族子弟的“从者”称“家子”，出身非宗族子弟的“从者称为“郎党”或“郎从”。“从者”在战时和平时须尽军事和其他义务，绝对效忠主人。主从关系是武士团的重要支柱。大约10世纪以来，武士团已经出现在各地，几个小武士团合并成大武士团，小武士团头领变成强大“主君”的“郎从”。武士团的武力开始得到官方的承认，国司常任用武士团的首领为“押领使”和“追捕使”，委以军事、警察之权，维持地方封建秩序。有的武士被召到京都，或警卫皇宫(“泷口武士”)，或充当中央贵族和寺社的“侍者”(卫士)。这时武士的活动基本上还仅限于地方。 �牐犖涫客叛杆俪沙ぃ�其中成长最快、最强的要算桓武平氏和清和源氏的武士团了。平氏是桓武天皇的子孙，689年高望王被赐与平氏之姓，充任上总(今千叶县南部)“介”(国司二等官)，赴任后定居于此。此后他的子孙便在关东上总、下总、常陆各国(今干叶、茨城等县)作为武士扩充了实力。清和源氏是清和天皇的子孙。经基王 被赐与源姓降为臣下，公元10世纪30年代任武藏介。其子源满仲(公元913年—公元997年)公元10世纪中期任摄津守，定居于此。经多年经营，子孙便在近路的摄津、河内等地发展了势力。 三、武士团的叛变与源、平两氏的崛起 �牐牴�元1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叛乱事件——“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前者发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发生于天庆2年(公元939年)，故史称“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一公元940年)属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总地方，公元935年同族发生内订，朝廷进行干预。为此他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走关东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在下总猿岛筑起宫殿，自称新皇。惊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军征讨，但征讨军末到，叛乱已被平氏同族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平息，这两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纯友(?一公元941年)是伊豫国(今四国爱援县)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干余只船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歧两国国府，迈进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经基平息。“承平、天庆之乱”说明，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必须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从这时起，地方武士的实力也开始得到中央的承认。 �牐牬撕螅�又发生了开始于房总而又迅速扩展到上总、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乱”(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将领表现无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公元968年—公元1048年)，迅速解决了问题，据说源赖信之名使平忠常丧胆，不战而降。从此，平氏势力在关东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后，东北地方相继发生安倍、清源两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实际是12年。与“后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于朝廷先后起用了源赖信之子源赖义(公元998年—公元1075年)及其孙源义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两次叛乱才得以平定。源氏势力从关东地方又扩展到东北地方。在这期间，源氏同关东武士“生死与共”、“团结如一”地进行了战斗，结下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源义家威名大振，越来越多的关东地方在乡领主、名主象从前对待藤原氏摄关家那样，向源氏寄进土地，请求保护，朝廷对此感到恐惧，以至发令禁止。原来仅仅由出身畿内地方的名主武士组成的源氏武士团，如今已经成长为以源义家那样“武士栋梁”为核心的、在广阔地区拥有势力的强大的武士团了。公卿贵族面对现实虽然不得不承认源氏的武力，但对源氏武士团首领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视，封闭其进入中央政界之门。源氏势力至源义家时达到顶点，此后便走向下坡。桓武平氏虽由于平忠常之乱而失掉关东地盘，但从在平定平将门之乱中获有战功的平贞盛之子平维衡时起，把根据地转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贺、伊势(均三重县)之地，被称为“伊势平氏”，而自维衡的曾孙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时起，开始与院政政权结合，进入中央政界。 第五节 院政与平氏政权 一、院 政 �牐犎缟纤�述，藤原氏摄关家的腐朽统治遭到人民强烈的反抗，同时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170余年以来第一次不以藤原氏族为外戚的后三条天皇(公元1068年—公元1072年在位)，已不满足于充当贵族摄关政治装饰品的地位，力图摆脱藤原氏的掣肘。他反击藤原氏的计划，与那些在藤原氏统治下被封闭了仕途、不能发展的庄园中下级贵族们的意图不谋而合。后三条天皇就和那些反藤原氏势力共同策划整顿庄园，以摄关家所拥有的庄园为整顿的主要对象。延久元年(公元1069年)2月22日提出《延久庄园整顿令》，规定宽德2年(公元1045年)后建立的庄园一律废除；在此以前建立的庄园如果妨碍国务或立庄证据不足也要废除。10月设“记录庄园券契所”(简称“记录所”)，责成大江匡房(公元1041年—公元1111年)主持所务。这项大规模的庄园 整顿工作虽然受到藤原摄关家的严重干扰，还是收到一定效果。[注31]后三条天皇还进行了其他经济政治改革，如为了统一计量单位作成“宣旨研升”，禁止国司重任等。天皇在位4年就让位给白河天皇，不久死去。 �牐牥缀犹旎�(公元1073年—公元1086年在位)为了夺取摄关家的权柄，摆脱藤原氏势力的控制，扶植新兴势力——武士集团，在位14年后，于永保3年(公元1086年)让位给堀河天皇，以上皇(太上皇)资格在院中听政。此即院政之始。院政不为旧的烦杂仪式所束缚，按上皇意志行事。行使院政的最高机关是“院厅”，起用身份较低而有能力的人作“别当”、“年预”、“判官代”、“主典代”等院司(职员)，执行政务；并且利用经过长期斗争已经上升为一种政治势力的武士团作为院政的武力支柱。白河院利用了先失势于关东而后又复兴于伊势的平氏武士团，把招拔来的武士安置在该院御所(宫殿)朝北地方，以资保卫，称为“北面武士”。上皇颁布的诏令称“院宣”，其效力胜过天皇所颁的诏救。白河院之后，院政已成惯例。白河上皇(公元1087年—公元1128年院政)、鸟羽上皇(公元1129年—公元1156年院政)、后白河上皇公元(1158年—公元119年2院政)共执政105年，在此期间摄政关白继续存在，但已是有名无实。因此，这百余年问是日本历史上惯称的“院政时期”。[注32] �牐犜赫�打击了摄关政治，然而在本质上和摄关政治并无不同，同样是保守的大封建庄园领主的政权。院集中了很多知行国，而且每提出一项庄园整顿令[注33]，庄园便集中于院手中。[注34]历代上皇和摄关家一样，也耽于奢靡，营造华丽的离宫。三个上皇都迷信佛教，出家当法皇，兴建法胜寺等许多大寺院，多次到熊野和高野山参拜。为了弥补财政的巨大消耗，大搞卖官政治，搜刮民财。于是后三条天皇时刚出现的一点革新精神，旋即丧失殆尽。 �牐犛氪送�时，农民则不停地进行战斗。公元1149年，皇室领地的河内石川农民数百人，抬着装载稻谷的轿子拥到宫中，要求免除名田的一切课役。这已经不是控诉官吏非法的问题，而是要求免除封建负担的问题了。人们对于院政的残暴腐朽统治如此憎恨，甚至认为连降雪和寒冷都是“苛政过甚”的缘故。 二、平氏政权 �牐犜赫�这种贵族封建主统治形式的出现，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除了皇室同摄关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与天皇之间以及藤原氏内部也都存在着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又总是和新兴的源氏、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每一个武士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的发展，终于导致保元元年(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平治元年(公元1159年)的“平治之乱”两次大混战。在“保元之乱”中，依靠源为义(公元1096年—公元1156年)、源为朝(公元1139年—公元1170年)父子及平忠正等人兵力的崇德上皇(公元1123年—公元1141年在伤)、左大臣藤原赖长一派，被借助于源为义之子源义朝(公元1123年—公元1160不)和平忠正外甥平清盛(公元1118年—公元118年1)兵力的后白河天皇、藤原赖长之兄关白藤原忠通(公元1097年—公元1164年)一派击败。这使贵族们认识到，不只地方之乱，就是中央皇族、贵族之间的对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决的。此后平清盛受到白河院重用，扶摇直上，这又如剧了平清盛与源义朝之间的矛盾。在3年后的“平治之乱”中，平清盛终于击败了他的对手，源义朝在逃亡中被杀，其子年方13岁的源赖朝(公元1147年—公元1199年)幸免于难，被流放到伊豆(静冈县)。 �牐牨Ｔ�、平治之乱为平氏掌权铺平了道路。公元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职，官邸设在京都的六波罗地方，在那里发号施令。所以他的政权史称六波罗政权。平氏政权是从大官僚贵族封建主统治的天皇制早期封建国家向以中小封建主为社会基础的军事封建主集团统治的中期封建国家过渡的政权形式。平清盛从贵族、寺社那里夺取庄园，把以畿内、西国[注35]为中心的500多所庄园和达全国半数以上的知行国弄到自已手里，任命自己的家臣为领国的国司，任命顺从平氏的武士担任一部分贵族庄园的“地头”，令其管理。另外，和采取闭关政策的贵族政权不同，平氏政权采取与中国南宋政权通好的政策，积极推进日中贸易。为便于南宋大型船只驶入濑户内海，曾动工开凿音户海峡[注36]，还在摄津的福原筑港[注37]，使它成为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港口。嘉应2年(公元1170年)，平清盛在福原别庄劝后白河法皇接见当时在日的南宋商人。南宋商人回国后立即将平清盛的行动向明州刺史报告，于是中国在承安2年(公元1172年)赠给日本朝廷碟状和礼品，以求扩大贸易规模。所以说平清盛对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牐牭�是，平氏政权的革新作为极其有限，平清盛所追求的也主要是骄奢淫逸的贵族生活及其一族的利益。他没有改变原有的国家，机构，只是巧妙地利用天皇、法皇、贵族间的对立而发展自己势力。他没有制定出对于捍卫新兴武士封建主利益有着决定意义的政策。向贵族庄园派置“地头”，虽然可说是后来镰仓幕府“地头制”的先驱，但这种地头权限很小，是不能违背贵族庄园主的意志的。平清盛的保守政策使地方武士团很快丧失了对他的信赖。在经济上遭到损失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的后白河院、摄关家以及南都(奈良)北岭(京都)的比睿山、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院，自然也越来越增加了对平清盛的反感，终于在治承元年(公元1177年)发生了受法皇指示的一伙贵族密谋打倒平氏的事件。事件平息后，平清盛加强了恐怖统治，但反平氏政权的势力却日益增大。 三、源、平之争与平氏灭亡 �牐犞纬�4年(公元1180年)，当时在中央的源赖政(公元1105年一公元1180年)首先举兵，并以后白河法皇之子以仁王(公元1151年—公元1180年)的名义号令各国源氏起事。源氏栋梁源赖朝举兵于流放地伊豆，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公元1154年—公元1184年)举兵于信浓(长野县)。源赖朝在相模(神奈川县)的石桥山败于平氏军队，逃往安房，但旋即于同年10月率关东大小武士团在富士川之战中大败平氏军队。畿内及其他各国的武士也都乘机纷纷起来为夺取公领和庄园而战斗。 �牐犞纬�5年(公元1181年)2月，平清盛在四面楚歌声中病死。内乱扩展至九州和四国，几乎遍及全国。寿永2年(公元1183年)7月，源义仲进逼京都，平宗盛(清盛之子，公元1147年—公元1185年)携年仅6岁的安德天皇(平清盛之外孙)仓惶出走西国，后鸟羽天皇在京都即位，于是出现东西两天皇。同年7月28日，源义仲进入京都。后白河法皇挑动源义仲和源赖朝两虎相争。正在致力于巩固自己根据地镰仓的源赖朝，于寿永3年(公元1184年)1月派其弟源赖范(?一公元1193年)和源义经(公元1159年—公元1189年)率军西上，灭义仲于粟津，2月败平宗盛于播磨的一谷(神户市须磨区)。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2月再败平氏于赞歧(香川县)的屋岛，最后，3月于长门(山口县)坛浦(下关海峡)海域全歼平氏军队。日本的平安时代至此结束。 第六节 日中、日朝通好 一、与唐、渤海郡的通好 �牐犉桨渤跗诎倌晡剩�日本政府继续推行日中经济文化交流政策，延历23年(公元804年)和承和5年(公元838年)又先后派出遣唐使船，仍有不少留学生、学问僧[注38]随船入唐，如空海、桔逸势、最澄、圆仁、春苑玉成、菅原桶成等。他们回国后积极传播中国文化。至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大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菅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注39]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不久唐亡。 �牐牬幽瘟际贝�到平安初期，日本同唐朝中国东北的渤海郡交往也相当活跃，使者往来不绝。自公元727年开始通好至公元926年渤海郡为契丹灭亡的200年间，渤海使来日凡36次，日本使者去渤海13次(公元811年以前)。[注40]渤海使者同他们的商船队多从朝鲜半岛北部越日本海，驶抵北陆地方，对此，日本方面在能登国(石川县)建“客院”款待。渤海运往日本的货物以毛皮、人参等土特产品为主，兼有出色的“唐物”。日本的交换品则多系绢、棉类。由于渤海受唐文化影响至深，所以它同日本的交往便形成日中文化交流的另一重要渠道。例如，在日本从公元861年一直使用到公元1684年的著名唐朝宣明历，就是公元859年由渤海使者带到日本的。 二、“遣唐使”停派后的日中通好 �牐犎毡菊�府在停派“遣唐使”船的同时，也禁止一切日船外航。日本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使日中关系中断，而且也给民间往来带来诸多困难。所幸此后中国商船去日颇多，有不少日本僧就便搭乘到中国访问，两国民间联系得以继续下来。后来中国五代时，越国(公元893年—公元974年)统治者曾几次通过中国商人向日本政府致意，赠送礼物，以示友好，日本左大臣藤原忠平等也都曾书信回礼。天德元年(公元957年)和3年(公元959年)，吴越国曾两次遣使赴日访问。[注41] �牐牴�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公元979年太宗统一了中国。日本东大寺僧裔然于永观元年(公元983年)乘吴越陈仁爽、陈仁满的船到中国，受到宋太宗的接见。永延元年(公元987年)商然回国；带回构檀释迦像及经论置于莲台寺。次年商然派弟子嘉因来宋，向宋帝献礼物。延久4年(公元1072年)，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承历2年(公元1078年)日本政府遣答礼使僧仲回乘宋商孙忠的船只持复信回访。 �牐犓孀帕焦�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商船赴日更多，从10世纪中期至12世纪初时150年间，驶日船只不下六七十次。中国商船大抵皆在九州博多停泊卸货。交易一如过去，由大宰府主持，在京都派去的“交易唐物使”监督下，严格按先官后私的准则进行。然而实际京都贵族和地方豪族们总是干犯禁令，争先派人到博多抢购所渴望的“唐物”。平清盛执政后，在他鼓励下，日商船开始驶宋并与日俱增。宋商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有生丝、锦缎、生铁、瓷器、药材、香料，还有宋版书、佛画、佛具、铜钱等。日本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铜、硫黄、木材、砂金、刀剑、漆器、扇等。日本的工艺品在中国市场颇受欢迎，尤其日本刀坚锐美观，为中国人所喜爱。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作《日本刀歌》赞之。[注42 ] 三、与新罗、高丽的通好 �牐犔熘翘旎�2年(公元663年)白村江之役失败，使日本丧失了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势力。然而新罗统一朝鲜后，日本同新罗的国家关系仍继续得到保持。据统计，自仁德17年(公元329年)至元庆6年(公元882年)日本派使节到新罗共47次，自仁德17年至延长7年(公元929年)新罗派使节到日本共89次，其中公元668年新罗统一朝鲜以后日本派使节到新罗为员4次，新罗派使节到日本为52次。[注43]从这个统计看，日新往来非常密切。 �牐犘侣抟还嵊胩瞥�保持友好关系，深受唐文化影响，日本通过新罗汲取唐文化，新罗在日唐文化交流中起着媒介作用。如日本的须惠器起源于新罗烧；日本的北魏艺术式样是通过新罗间接传入的。又如第18次遣唐大使藤原常嗣雇用9只新罗商船回国；圆仁回国时内新罗商人借路费；遣唐使船在海上遇难，新罗总是给与种种帮助使其脱离困境。 �牐牴�元9世纪10、20年代，不少新罗人到九州的肥前、筑前等地定居。不少新罗商人的船只航行于朝鲜、九州之间，同大宰府接洽，或贩卖朝鲜商品，或转运中日商品，活跃于9世纪30、40年代的张宝高、张公今清、金珍等人就是经营对日贸易的巨商。 �牐牴�元935年高丽灭新罗，并于翌年统一朝鲜半岛。高丽为谋求恢复朝日国交，公元937年至公元1051年的百余年间曾多次迫使，终未能达到目的，但一如从前，高丽私商频繁到九州贸易，日商去高丽的也络绎不绝。史载，仅公元1073年至公元1093年的20年间，日商去高丽的就有28次。[注44]9世纪下半期北九州沿海一带曾遭新罗小股海盗骚扰。公元977年10月高丽海盗大举袭日，筑前、筑后、萨摩等沿海地带皆受其害，奄美岛受害尤重。 �牐牸谈呃龊５林�后，宽仁3年(公元1019年)3月刀伊人大举来袭。“刀伊”，朝鲜语系“外藩”意。通说刀伊人是散布在中国东北地方和朝鲜半岛东北部女真人的一支，同高丽有贸易往来，自11世纪开始在半岛东海岸一带进行海盗活动。这年3月刀伊人乘50条船袭击对马，至4月进袭壹岐、怡土郡、博多、长崎和肥前等地。当时只以搜刮农民为能事而无抵御外侮能力的中央权贵们闻讯大骇，毫无办法。这支刀伊海盗最后还是被日本地方武装击退了。日本居民被杀463人，掳走1280人，后来高丽海军在海上击败了这支海盗，送回被掳日人259名。 第七节 平安时代的文化 一、佛教与神道 �牐犚蛑泄�初唐盛行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所以日本奈良时代也流行这些宗派。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唐和晚唐，那时中国佛教流行天台宗和密教(宗)，所以日本也流行天台、密教两宗，和唐朝一样产生所谓山岳佛教，即把寺院建立在深山丛林，以出世静修。 �牐犙永�23年(公元804年)传教大师最澄入唐，在天台山5个月，直传天台圆教圆戒。延历24年(公元805年)回国，在比睿山开创日本天台宗。后来天台宗风靡全日本，大有压倒旧佛教之势。弘法大师空海和最澄一起入唐，在长安青龙寺跟惠果受密教。大同元年(公元806年)回国，在高野山开创佛教基地，弘传真言宗和密教。其后圆仁于承和5年(公元838年)入唐，登天台、五台两山受教；圆珍于仁寿三年(公元853年)入唐，在天台山学天台宗教旨。圆仁、圆珍先后于847和858年回国后，把天台宗和密教调和起来，建立所谓“台密妙义”。从此以后，中国的天台山、五台山成了日本僧最向往的地方，出现了天台、五台圣迹巡礼热。于是日本以比容山和高野山为两大中心的山岳佛教郁然兴起。[注45] �牐犉桨埠笃冢�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主的祝福个人来世的净土宗风行日本，倡导人是空也、源信、良忍、源空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痛苦，他们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托于来世。净女宗正好迎合劳苦大众的这种心情，所以发展很快。同时净土宗没有浮华的仪式和供奉，宣称通过念佛便可成佛，因而博得大众的信奉。 �牐犎毡痉鸾趟淙皇谴又泄�移植的，但传到日本后逐渐日本化了。日本佛教国家主义色彩浓厚，最澄、空海以镇护国家为宗旨，“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讲《般若》”[注46]；“国无谤法之声，家有赞经之领，七难退散，国界守护”[烛47]；他们提倡“为国忠，在家孝”。空海回国后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国家的，他把东寺(在京都)改为教王护国寺，还将高雄寺改为神护国柞真言寺。这种浓厚的镇护国家思想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 �牐犇瘟际贝�以来，佛教极盛，日本固有的神道不得不退避一隅，苟全于佛教之下。但到平安后期，学习中国的高潮已经过去，日本进入“国风时代”。又由于经济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氏族势力抬头，日本固有文化开始复活。于是神道又复活起来了。 �牐牨�龟6年(公元775年)朝廷令诸国国司修理神社进行祭祀。延历17年(公元798年)又令将当地物产作为币帛支付地方神社(以前经费要到京都领取)，并下令禁止出云、筑前两国国造兼神主以神宫的采女为 安，禁止祭祀时开设酒宴，表演歌舞。同时还改订对神事犯罪的处罚条例，对神社进行整顿。 �牐犉桨睬捌谟泄俦疑�737所，国币社2395所，各分为大小两级。从中央神祗官直接领取经费的称官币社，从国司领取经费的称国币社。当时有名的神社有贺茂神社(京都)、春日神社(奈良)、大原野神社(京都)、石清水的八幡宫(京都)等。贞观元年(公元859年)为提高神位的声望，还把阶位授与神社，并下令给神社优厚待遇。如延历13年(公元794年)对贺茂神社授与从一位，大同2年(公元807年)升为正一位；桓武天皇的皇后高野氏赐给藤原氏的祖神——今木神以正一位。承和3年(公元836年)把佛僧安置在神社里，以佛教经典充实神道的理论。天平胜宝年间在常陆的鹿岛神宫建造神宫寺。至9世纪初，越前的气比神宫、伊势的大神宫、下野的二荒山神宫、尾张的热田神宫都建造了神宫寺。由此可见，当时的神道虽已复活，但还不能摆脱佛教的影响。神社的祭祀，最盛大的是石清水的八幡神宫，被称为“南祭”。其次是贺茂神社，被称为“北祭”。 二、假名与文学 �牐犜诩倜�没有发明以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传入后，日本一直使用汉字处理国事，并通过汉字引进中国文化。由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种能够表达本国言语的文字，假名就是随着历史演进而产生的日本自己的文字。 �牐犓�谓假名就是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极简草体化而创造出来的表音文字。采用正楷汉字偏旁的叫做片假名，汉字偏旁草体化的叫做乎假名。当初日本把汉字称作真名即实在的文字的意思，把省略真名或草体化的简略文字称作假名，这种假名弃掉汉字的意义，只取其音。当初片假名用于佛经的注音，后来发展成片假名与汉字混合的形式。平假名在平安时代很流行，特别宫中女子非常喜欢使用平假名，男子和政府仍使用汉字。日本的假名不是某个人发明的，而是日本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当然有它的借鉴和背景，据说日本的假名表“五十音图”是以印度的悉县(梵语韵母)学和中国舶音韵学为背景而产生的。 �牐犉桨埠笃冢�日本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写的诗歌，但政府文件和学术著作采用汉字中间夹着假名的混合书写法。这种混合书写法一直使用到19世纪。现在假名已经规范化，片假名一般使用于外来语及公文书，其他一律用平假名。 �牐犉桨睬捌冢�汉文学仍很盛行，和歌衰落，日本文学史上称为“国风黑暗时代”。但这时日本文学开始逐渐摆脱汉文学的影响。至平安后期，由于古代国家经济崩溃和庄园制的产生，日本文化全脱中国文化的束缚，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开始登场了。 �牐狌�醐天皇(公元898年—公元929年在位)与平安前期的历代天皇不同，很少教编汉诗集，下令大力编纂和歌集。延喜5年(公元905年)纪贯之(?一公元945年)编了《古今和歌集》20卷，其后《后撰和歌集》也编成。这些31字的短歌是民间文学，受到一般人的轻视。贵族只把它看作余兴，不能列入文学。但到六歌仙时代(公元858年—公元888年)出现了六位歌仙(藤原业平、小野小町、大伴黑主、喜撰法师、文屋康秀、僧正遍昭)，和歌开始与汉诗分庭抗礼了。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是和服的保护人。 �牐犐⑽姆矫娉鱿至嗽谠�业乎的《伊势物语》(短篇故事集，125篇)。其后又出现了《竹取物语》(作者不明，10世纪的神话故事集)、《大和物语》(恋爱故事集，170多篇)、《字津保物语》(作者不明，10世纪的长篇故事)。同时还出现了日记文学，如纪贯之在承平4年(公元934年)从土佐到京都途中写的《土佐日记》；10世纪藤原道纲之母写的，以她的结婚为主要内容的《蜻蜓日记》；平安末期女诗人和泉式部写的《和泉式部日记》；11世纪紫式部夫人写的《紫式部日记》；11儿世纪菅原孝标之女写的，幻想阿弥陀佛接她到净土极乐世界去的《更级日记》等。 �牐�11世纪藤原氏的全盛期，文学上出现了服务于宫廷的女作家写的长篇小说，其代表作是《源氏物语》。此书由紫式部(公元978年—公元1014年)所写，成于11世纪初，共45篇，以主人公光源氏的恋爱生活和命运为题材，出色地描写了宫廷贵族的奢侈生活与人物微妙的心理状态。 �牐�11世纪末出现了两部以历史为题材的贵族小说《荣华物语》和《大镜》，作品通过对以藤原道长为首的摄关家发家史的记述，表露出没落贵族的怀古情绪。与此同时，描写武士、名主和劳动人民生活的《今昔物语》问世，它是一部有关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故事集，文字使用当时的民间语言。诗集方面，出现了小野半守编的《凌云集》、藤原冬嗣编的《文华秀丽集》、良半安世编的《经国集》。 三、建筑与雕刻 �牐犉桨睬捌诘慕ㄖ�遗存下来的极少，只有室生寺(奈良)的金堂和五层塔。此寺和平安京各佛教寺院不同，以周围的自然为背景，按地势布局。建筑物极简单，但最初流露出日本建筑的简素优美的特色。平安后期日本建筑大为发展，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 �牐犓略悍矫妫�宽仁3年(公元1019年)藤原道长建造了法成寺。它是平安时代最大的建筑，完全确立了日本式样。京都的平等院凤凰堂也是平安时代极重要的建筑物，原来是藤原赖通的别墅，公元1052年改为寺院。凤凰堂是平等院的阿弥陀佛堂，因柱上雕着凤凰而得名。法成寺和凤凰堂都是日本人想象中极乐世界的现实化，体现了净土宗的美学思想。陆奥(东北地区)藤原氏在平原(岩手县西磐井郡)建造的中尊寺、毛越寺、观自在院、无量光院都是庭园建筑，如有寺前开池，池中有岛，岛上架桥等景致。 �牐犠≌�方面，平安时代完成了寝殿式建筑。所谓寝殿式就是日本式贵族邱宅建筑，一般由水池、寝殿、对屋、渡廓、中门廊、中门、钓殿、杂屋组成。早期寝殿式根据中国传统的手法，即布局左右对称，晚期寝殿式则摆脱中国的影响，左右不对称了。当时无论宫殿、官府和陵墓，一律为寝殿式。 �牐牴�殿方面，平安前期有平安宫的朝堂院、丰乐院、内里(皇居)，还有别墅——神泉苑、冷泉院、朱雀院等。平安后期有藤原氏的东三条殿。堀河天皇的堀河殿、白河天皇的鸟羽殿，但这些建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牐犉桨睬捌诘牡窨袒故芴瞥�影响，至后期便出现所谓“和样雕刻”即日本风雕刻。平安前期的代表作是奈良法华寺的十一面观音像、京都神护寺和大胶观心寺的如意轮观音像。还有高野山金刚蜂寺的释迎及诸尊宪像是典型的白檀雕刻，但被认为是空海从中国带来的。滋贺县向源寺的十一面观音像，外来要素浓厚。平安前期由于神佛调和思想的流行，用佛像的处理手法来雕刻神像，所以将神雕成佛的样子。如教王护国寺彻影堂(在京都)的八幡神像、女神像，以及松尾神社(在京都)的两尊男神像和两尊女神像。 �牐犉桨埠笃诳�始出现了日本风雕刻，但真正完成日本风雕刻是定朝(?一公元1057年)。他成功地表现了当时贵族理想中的佛像，如凤凰堂的本尊阿弥陀如来坐像。定朝式的特点是佛像的眼睛一律向下看。定朝死后，其子长势(公元1010年—公元1090年)继承父风，进一步推进了日本风雕刻。其后是圆势(?一公元1134年)及其子长圆、贤圆。由于贵族大量造像，出现了许多佛所(雕刻工场)，各个佛所都有自己的佛师(佛像雕刻家)。佛师的社会地位比以前大大提高，从而促使产生许多有个性的作品。 四、绘画与音乐 �牐犉桨睬捌�(公元794年—公元894年)日本绘画还受唐和五代的影响，到平安后期(公元894年—公元1192年)产生了摹写日本风土和人物的“大和绘”或“倭绘”。大和绘是纯粹采用日本画题的画，与此相对，以唐朝的人事和风景为题材的画叫做“唐绘”。当初描写四季风情的叫做“四季绘”，描写名胜风景的叫做“名所绘”。后来进一步以和歌为题材，达到了绘画、书写、诗歌三位一体。 �牐牬蠛突娌�生于延喜、天历(公元901年—公元956年)年间，到11世纪中叶，大和绘全面成立，还出现了宫廷画师。飞乌部常则就是村上天皇的宫廷画师，巨势广贵也是活跃于10至11世纪的宫廷画师。大同(公元806年—公元809年)年间成立了宫廷画院“绘所”，它由中务省的画工司和内匠察合并而成。最典型的大和绘是描写物语(世俗故事)的画卷，其中最杰出的是《源氏物语绘卷》(现藏东京五岛美术馆和爱知县福川美术馆)。《源氏物语绘画》是描写平安贵族女性的风俗画，表现了宫廷贵族女性的风貌。 �牐牷�卷中《信贵山缘起绘卷》也很著名，描写领主、大名主、劳动人民生活生产的场面，反映出武士阶级兴起，人民力量壮大，贵族没落的特征。 �牐牎栋榇竽裳曰娲省芬彩欠浅Ｓ判愕拇蠛突妫�表现了应天门放火的伴大纳言(伴善男)的政治阴谋。京都乎等院凤凰堂的《阿弥陀迎来图》是从唐风转变为日本风的佛画，背景是日本的风景，平安后期佛画的特点是投合日本人之好，菩萨面相特别端美，如教王护国寺(在京都)的十二天神像和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普贤菩萨像。 �牐犎毡景汛映�鲜、渤海、唐朝、印度传来的外国音乐总称“雅乐”，其管理机构叫做“雅乐察”。雅乐传到日本后领受日本上层社会的欢迎，用于寺院的法会和贵族的宴会。当初雅乐和日本固有音乐同时并存。至平安前期，日本音乐采取了折衷形式，即在起源于日本仪式上的用日本固有音乐，起源于外国仪式上的用雅乐。当时贵族喜欢采集古乐，还成立了“大歌所”，专门传授日本音乐。过去雅乐察全是外国人，现在日本乐官乐人占大多数了。 �牐犪隙�(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仁明(公元833年—公元849年)、一条(公元986年—公元1011年在 位)三位天皇皆谙音律，热衷于日本音乐。一条天皇亲自规定了神乐和催马乐的谱子，嵯峨和仁明天皇在统一房乐、高丽乐的基础上复兴、改编了16种乐舞，还创造了几种音乐形式：①神乐(用于祭枢)，②东游(东国民谣)，②风俗歌(即兴耿谣)，④朗咏(朗诵中国名诗，以雅乐伴奏)，⑤今样歌(在宴会上演唱，着重歌词表情)，⑧和赞(由诵读汉译经文的声明演变而成的一种道歌)。醍醐天皇初期产生了用管弦乐演奏的“彻游”。这种音乐形式的产生表示日本音乐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和表现贵族华丽的生活，而独立音乐成为一种娱乐了。御游之后，又产生了独乐和田乐，最后民间音乐逐渐代替古代音乐，成为日本音乐的主流。 五、书道与茶道 �牐犓�谓书道就是中国的书法，日本书法从中国学来。奈良时代日本还没有发明假名，所以日本人写的是行书和草书，模仿王羲之等人的笔法。平安前期假名开始产生，尽管上流社会写的是汉字，但多少有些日本风格。 �牐牽蘸Ｊ恰昂拖笆榈馈奔慈毡臼榉ǖ拇词既恕Ｋ�在唐朝曾跟韩方明学书法，有“五笔和尚”之称，所谓“五笔”就是韩方明《授笔要说》中的五种笔法，因空海学到这五种笔法，故有此称。据说他在唐时，宪宗曾请他补写宫廷屏风上的王羲之书法的缺字。空海与桔坦势、嵯峨天皇合称“三笔”。空海的书法经嵯峨天皇传给小野篡，再传给纪夏井。纪夏井传给弟子藤原敏行，再由敏行传给“三迹”。 �牐犉桨埠笃诹餍胁菁倜�，于是出现了小野道风(公元890年—公元966年)、藤原佐理(公元904年—公元998年)、藤原行成(公元972年—公元1027年)等草假名书法家，他们三人合称“三迹”。小野道风受王羲之的影响较深，有“羲之再世”之称。藤原佐理则日本风味很浓，被称为“佐迹”。藤原行成揉合小野道风和王羲之书法之长，形成一种优雅温和的书风。“三迹”彻底摆脱了中国书法的风格，从苍古雄劲的唐风转变到丰润优美的日本风。它和这个时代的其他艺术一样，表示着日本文化的独立。 �牐牪璧朗侨毡咎赜械钠悴琛⒑炔璧墓婢兀�用以修养心神，学习礼仪。它是日本独特的一种文化，被誉为“东洋精神真髓”。茶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公元6世纪前后日本就有茶了，但当初只作为药用，限于部分贵族和僧侣之间饮用。关于茶传入日本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大陆经朝鲜传到九州，另一条是从中国南部直接传到日本。[注48] �牐犉桨渤酰�嵯峨天皇弘仁6年(公元815年)4月游近江崇福寺，该寺大都僧永忠煎茶奉献。同年6月在银内、近江、丹波、播磨试种。平安后期饮茶的风气很流行。后来此风一度衰落，直到宋朝流行饮茶时，此风又由荣西(公元1141年—公元1215年)传到日本。荣西从中国带回的茶种试种于筑前(福冈县)的背振山，后移植于畿内山城的拇尾山。荣西还写了《吃茶养生记》2卷(公元1211年)。平安时代是茶道的产生期，到镰仓时代才逐渐流行于一般武士之间，成为进行社交礼仪的一种学问。[49] 六、教育与学术 �牐犉桨彩贝�以前日本只有官学，中央是大学，地方是国学。空海在唐朝学习时，看到长安每坊有间塾，每县有乡学，教育机构完备，对日本没有私学感到遗憾。于是回国后于公元828年开创综艺种智院，培养人材。于此稍前，和气广世创立弘文院(9世纪初)，后来公元821年藤原冬嗣创立劝学院，公元850年桔嘉智子创立学馆院，公元881年在原行平创立奖学院，私人讲学之风兴起。后来有的大学教官在私邱进行讲学，如菅原氏的菅原清公(公元770年—公元842年)、菅原是善(公元812年—公元880年)、菅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三代相继为文章博士，门人满朝野。由此而登高官的世称“龙门”，也叫：菅原廊下”。这种私塾俗称“红梅殿”，如滋野安成的私塾专授老庄学说，大藏美行的私塾专授经学。平安后期，私塾形式的私学终于代替了官学，教育得到普及。官学和私学衰落后，学问以家门相传，如明经道是清原氏、中原氏，明法道是扳上氏，算道是三善氏，阴阳道是贺茂安倍，医道是和气丹波，各家垄断学问。 �牐犉桨彩贝�政府组织专人撰写史书，陆续修成《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和《三代实录》，这五种汉文历史著作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 �牐牫�以上编年史外，还编纂分类的历史。醍醐天皇时菅原道真奉救编写《类聚国史》，把从《日本书纪》到《文德实录》的历史按事实类别编成205卷，公元892年完成。[注50] ┌──────┬───┬─────────────┬────────┬───────┐ │�牐犑� 名 �牘� 卷数 │ �牐牐牐牐犇� 容�牐牐牐牐牘� �牐犕瓿赡甏��� │ �牐牨嘈拚撸� │ ├──────┼───┼─────────────┼────────┼───────┤ │�犎毡臼榧停牘Γ� 30 │ �牐犐翊�至持统天皇�牐牐� │ ��720(养老4)�� │�犐崛饲淄醯龋牘� │�犘�日本纪�牘Γ� 40 │�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牘Γ� 797(延历11)�牘Γ犔僭�继绳等�牘� │�牐牐牐牐牐牘Γ牐牐牘Γ牐犖奈涮旎手粱肝涮旎剩牐牘Γ牐牐牐牐牐牐牐牘Γ牐牐牐牐牐牐牘� │�牐牐牐牐牐牘Γ牐牐牘Γ牐牐牐牐牐� (延历10)�牐� │�牐牐牐牐牐牐牐牘Γ牐牐牐牐牐牐牘� │�牐牐牐牐牐牘Γ牐牐牘Γ牐牷肝涮旎�(延历11)�牐牐牘Γ牐牐牐牐牐牐牐牘Γ牐牐牐牐牐牐牘� │�犎毡竞蠹停牘Γ� 40 │�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牐牘Γ� 841(承和8)�� │�犔僭�绪嗣等�牘� │�牐牐牐牐牐牘Γ牐牐牘Γ牐犞链竞吞旎剩牐牐牐牐牐牘Γ牐牐牐牐牐牐牐牘Γ牐牐牐牐牐牐牘� │�犘�日本后纪│�� 20 │�牐犎拭魈旎剩牐牐牐牐牐牐牘Γ� 869(贞观11)�牘Γ犔僭�良房等�牘� │文德天皇实录│ ��10 │�牐犖牡绿旎剩牐牐牐牐牐牐牘Γ� 879(元庆3)�� │�犔僭�基经等�牘� │�犎�代实录�牘Γ� 50 │�� 清和、阳成、光孝三天皇 │�� 901(延喜元)�牘Γ犔僭�时平等�牘� └──────┴───┴─────────────┴────────┴───────┘ �牐犂�史著作外，天长8年(公元831年)滋野贞主编《秘府略》千卷。它是一部大百科辞典，比宋朝的《太平御览》(干卷)约早150年，可惜此另现存只有2卷及第868卷的布帛部的一部分。大江音人编成《群书目览》40卷。公元808年出云广贞和安倍真直将中日朝三国的医方、疗法汇集起来，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公元982年丹波康赖编成《医心方》30卷，它是日本人撰写的最古医书。此书编写时引用隋唐医书200余部，按疾病详细记载疗法、本草、药性，而它所引用的中国医书有些在中国久已失传，所以此书是东洋医学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辞典方面，有吕住编的《新撰字镜》12卷、源顺编的《侯名类聚抄》10卷、桔忠兼编的《伊吕波字类妙》3卷、空海编的《篆隶万象名义》30卷、藤原季纲编的《季纲切韵》2卷。佛典方面，有《一切经》5000多卷。 　 -------------------------------------------------------------------------------- [1]勘解由使主要职责是在新旧任国司交授时监督“解由状”的授受。“解由状”是新任国司赴任时经调查了解，肯定前任国司在其任职期无渎职行为后授与的一种证明文书。 [2]《政事要略》卷84载：“延喜格停止奴婢，格后不得有奴婢。”，《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政事要略后篇》第684页，吉川弘文馆，1974。 [3]健儿的数量，各国按其大小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从20至200人不等。另有九州置“选士”1320人，在陆奥置“健士”2000人，以御外敌和镇压虾夷人。 [4]竹内理三：《土地制度史》1，《体系日本史丛书》第6卷第132页，山川出版社，1973。 [5]小野武夫：《日本庄园史论》第37页，1979。 [6]、[7]、[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92—896页，人民出版社，1975。 [9]《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4页，1974。 [10]庄官的名称因庄园和时代不同相当杂多，有庄长、庄司、预所、公文、下司、检校等称。 [11]本家就是本所，也有称领家为本所的。 [12]例如，肥后国鹿子庄是在乡领主沙弥寿妙建立的。他的玄孙高方为免受国司压迫，乃于1086年奉大宰大式藤原实政为“领家”，从年贡中分出400石给“领家”，自己保留攀管庄务的“预所职”即庄官。藩原在契约中保证承认高方世代在庄园里的统治，倘若背弃，藤原后代须撤销“领家”的资格。 [13]丰田武：《产业史》I，《体系日本史丛书》第10卷第191页，山川出版社，1967。 [14]《倭名类聚抄》卷17(正宗敏夫校订两卷本)，风间书房，1974。 [15]“津屋”：“邸”之义，古日本港口仓库。 [16]“问”：由“邸”字假借而来，义同“问丸”(商钱)。 [17]承和之变：仁明天皇即位时，立淳和上皇的皇于恒贞亲王为皇太于。藤原良房借口伴健卑、桔逸势等人立皇太子是为了叛变，把他们流放。承和9年(842)废恒贞亲王，立仁明天皇的皇子道康亲王。由此藤原一族成为皇室外戚，独揽政权。 [18]应天门之变：866年应天门失火，大纳言伴善男要给左大臣源倍问罪，藤原良房说伴善男放火，将他流放。这是摄关成立史上的一件大事。 [19]一说藤原基经员初任关白是在884年。 [20]《新增订补国史大系·政事要赂前篇》第232页，1974。 [21]《日本史料集成》第124—125页。平凡社。 [22]市村其三郎：(日本史概论》第146—147页，1943。 [23]《早川二郎著作集》I第288页。 [24]《小右记》(有大臣藤原实资的日记)。 [25]《日本史料集成》第127页。 [26]、[27]“神人”和“大庄”都是隶属于神社和寺院的田堵与下人。 [28]佐藤清胜：《大日本政治思想史》上卷第303页，大日本政治思想史刊行会，1939。 [29]《春记》长历32，转引自西冈虎之助《日本全史》第l卷第82页，平凡社，1940。 [30]“武士”一词初见于《续日本纪》，但那是六卫府武官的称呼，并不具有新兴阶层武士之意。称此新兴阶层为武士是后来的事，其称有：武者、兵、武勇者、武勇之辈、武勇之士、武艺者、武艺人等。 [31]笠原一男：《详说日本史研究》第88页，1975。 [32]院政后期虽然断断续续存在到1840年，但实际形同虚设，不起作用。 [33]庄园整顿令：902年醍醐天皇首次提出，规定897年以后禁止新设旨田，禁止权门势家新设庄园。此后历朝多次提出，但终未能制止庄园增大的趋势(笠原一男：《详说日本史研究》第87页)。 [34]院政时期院的顿地遍及59国，仅寄进庄园从摄关家手中就弄到千余所(宝月圭吾《日本史概说》第76页，1965)。 [35]西国；指关西诸国，特别指九州地方。 [36]音户海峡：现在的广岛县吴市同对岸音户町之间的海缺。 [37]今神户港重要组成部分兵库港。 [38]、[39]《日本文料集成》第77页，平凡社，1963。 [40]同上书第65—67页。 [41]木宫察彦：《日华文化交流史》第241页，富山房，1955。 [42]歌词：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输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43]《日本史料集成》第67—71页，平凡社。 [44]《高丽史》第4卷第9—10篇，见《中国朝鲜史籍中的日本史科集成》三国高丽之部，第63—66页，国书刊行会，1978。 [45]比睿山在京都府、滋贺县境内，高野山在和歌山县西北部。 [46]见最澄：《显戒论》。《般若》唐玄奖译《大般若彼罗蜜经》的略称，该经由般若部类经典汇编成。般若，梵文pnajana的音译，意译“智慧”。 [47]最澄：《守护国界章》。 [48]松下智：《茶的起源和传来》，朝鲜文化社编《日本文化与朝鲜》，新人物往来社，1975。 [49]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50]扳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林候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奥多文斯

第六章 镰仓时代(1192—1333) 第一节 镰仓幕府的建立 一、中央与地方机构的设置 �牐犜蠢党�消灭平氏后成为左右国家政局的人物，但是他并没有接管京都政府，而是致力于在关东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内战中他就确定形势险要的镰仓(神奈川县东南部)为根据地。承治4年(公元1180年)在此设军事警察机关“侍所”[注1]，由源赖朝的亲信和田义盛(公元1147年—公元1213年)任长官“别当”，平时统领“御家人”， 战时以“军奉行”身份指挥军队。寿永3年(公元1184年)设行政机关“公文所”[注2](后改称“政所”)，从京都请来老练的政治家大江广元(公元1148年—公元1225年)充任长官“别当”，掌管幕府的行政事务。该年又设司法机关“问注所”，长官“执事”由京都请来的法律家三善康信(公元1140年—公元1221年)担任，处理诉讼、审判事宜。至此，幕府的政治机构初具规模。 �牐牼┒嫉暮蟀缀臃ɑ饰�削弱源氏势力，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即平氏灭亡之后，命源义经征讨源赖朝。但源赖朝反过来成功地迫使后白河法皇发出追捕义经的院宣，同时迫使法皇承认他拥有在各国设置“守护”(初名总追捕使)，在全日本所有庄园、公领设置“地头”的权力。这两种职务都由源赖朝的亲信武士“御家人”(家臣)充任，朝廷无权过问。守护是各国的军警头目，原则上一国一人，也有一人身兼数国的。其任务，平时同以前朝廷任命的押领使、国检非违使一样，武装维护封建秩序，监督“御家人”履行轮流警卫京都和镰仓的义务(“京都大番役”、“镰仓大番役”)，战时则统率国内地头、“御家人”出征。守护并无特别报酬，一般都兼地头之职，以此取得收入。“地头”是庄园的监管人，为庄园领主和国衙征收租税和维护秩。地头之中属于原来作为开发领主拥有领地而现在又获得“地头职”的所谓“本领安堵”的地头，继续取得原来所得；新任命的所谓“新恩”的地头则获得“给名”[注3]、“给田”[注4]，同时这两种地头还都有以征集“兵粮米”(军粮)的名义，按每段(反)5升的标准为自己从庄园和公领征收稻谷。 �牐牻艚幼牛�源赖朝放逐了京都朝廷中对他抱有敌意的贵族，派进“京都守护”监视朝廷；在边远地九州设“镇西奉行”。文治5年(公元1189年)源赖朝在迫使窝藏源义经的奥州藤原泰衡杀掉源义经之后，立即又讨灭泰衡，设“奥州总奉行”。这样，他就掌握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军警权力。建久3年(公元1192年)旧势力的顽固捍卫者后白河按皇死去，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取得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人最高头衔。至此，镰仓幕府名副其实地建立起来，开始了日本历史上军人专政的幕府统治时期。 �牐犇桓�的原意为军幕、帐幕。《史记李牧传》的《索隐》引崔浩云：“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帘为府署，故曰幕府。”在日本，幕府是指将军(征夷大将军)的府署，又是将军的异称，从镰仓时代起，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都称幕府。 二、幕府的经济基础 �牐犇桓�统治的物质基础是附以各种名称的庞大的“关东御成败地”，即将军的管辖地(“关东”指幕府将军，“成败”意为“处分”)。它主要由“关东御领”、“关东御分国”和“关东进止所领”构成。“关东御领”没收源平两氏领地而由朝廷赐给源赖朝的，包括散在全国各地的500多个庄园。“关东御分国”是朝廷授予源赖朝的知行国(封地)，其内容同庄园的知行并无不同，最初计有伊豆、相模、上总、信浓、越后、骏河、武藏、下总、丰后等9国，后来丰后除掉；各国的国司由幕府推荐的御家人担任。将军这两部分管辖地的收入是幕府的主要财源。“关东进止所领”是指将军拥有授职权的那些国衙领和庄园领地。 �牐犛刖┒汲�廷不同，镰仓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主要是在乡领主和那些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名主等中小土地所有者，而它的主要政治军事支柱则是“御家人”。御家人是源赖朝在征讨平氏过程中同他结成封建主从关系的武士，即将军的家臣。如前所述，御家人原来都是一些在乡领主、庄官、名主，跟随源赖朝参加内战，为的是他们不为京都贵族政权所承认并在贵族庄园制下极不稳定的土地所有权能得到确认。源赖朝保证了御家人原来的土地所有权，有的还赐与新的土地，并通过守护地头制的建立使之获得法律根据。对于将军的这种“御恩”，御家人须为将军“奉公”，即平时值卫京都、镰仓，战时率自己的一族舍身疆场，玩忽奉公义务就有被剥夺其御家人地位及其土地所有权的危险。于是在将军和御家人之间就通过“御恩”、“奉公”的关系建立起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 �牐犖�增强幕府经济实力和谋求御家人的利益，源赖朝和幕府鼓励开荒，扩大耕地面积，为此曾制定大规模开发关东的计划，责成所在地头执行。鉴于平安贵族推行渴泽而渔政策招致农民反抗的历史经验，赖朝也采取了若干安定民生的措施，如减免部分地区贡租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为了要保持一支效忠于己的善战军队，他还一再告诫部下要过检朴生活，反对奢侈浪费。 三、公武两重政权 �牐犜蠢党�通过守护地头制度的建立，把朝廷(院)掌握的军事机构和一定程度的行政权限夺到武士手里，削弱了贵族力量。但是他没有摧毁朝廷的统治，相反，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他上书朝廷，宣誓忠诚，表示仍然尊重朝廷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他没有剥夺资族的经济基础——庄园制，对它采取的不是否定，而是予以承认和保护的政策。 �牐犃�仓政权无疑是武士政权，它的建立扩大了武士的经济利益，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但这些都有一定限度，远未满足他们的要求。当他们要越过源赖朝前进而有可能危及整个封建秩序时，便受到源赖朝的干预，被制止肆意剥夺庄园，不听从者甚至被加上“蓄意谋反”的罪名而被剥夺领地。另一方面，作为皇族的后裔，如今又作为一个新兴大庄园领主的源赖朝，同皇室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朝廷采取回避正面对立的妥协政策。例如就在他获得在全国设置守护地头权的第二年，由于朝庭反对，便不得不把设置地头的范围收缩，而仅限于从平氏和“谋反人”那里没收来的领地并停止“兵粮米”的征收。 �牐犝庵滞仔�政策也体现在两个政权的权力分配方式上。幕府方面的权力是大部分地区的军警事务、源赖朝的御家人及御家人控制下的农民，因此凡属这种武家事宜统由幕府管理，即使在朝廷的势力范围内朝廷也无权过问。反之，属于朝廷权力的行政和司法，即使在幕府范围内，朝廷仍得照例行使其权力。于是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两个政权的重叠现象。这种所谓公武两重政权的政治体制是适应从平安末期到镰仓初期特殊的阶级斗争形势而产生的。 �牐犠魑�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权，幕府同朝廷是对立的，但在共同维护封建秩序的前提下两者又是互相依赖的，因为朝廷需要幕府的武力，幕府需要皇室和朝廷的精神权威。 第二节 “承久之乱”与武士政权的巩固 一、北条取代源氏的权力斗争 �牐犝�治元年(公元1199年)源赖朝死，镰仓幕府内部爆发了权势之争。源赖朝死后，其遗孀北条政子(公元1157年—公元1225年)出家为尼，长子赖家继承将军职。不久，政子便以辅政为名实行垂帘听政，人称“尼将军”。她与父亲北条时政(公元1138年—公元1215年)合谋，建立幕府元老13人[注5]的协商体制，剥夺将军赖家裁决诉讼之权。以此北条时政及其子北条义时(公元1163年—公元1224年)掌握了幕政。赖家为了反击，乃削减获得恩赐地500町以上的御家人的土地面积，用以扶植自己的宠臣。这就把许多御家人推到北条氏一边。建仁3年(公元1203年)赖家以患病为由，决定两分天下[注6]，将关东28国授予其嗣子一幡，将关西38国授予其弟干幡，并将将军职让给千幡(实朝)。此举引起千幡的外祖北条时政同一幡的外祖比企能员之间的争斗。政子、义时消灭能员及其一族，杀死一幡，翌年害死赖家。时政当上政所“别当”，与大江广元并列。元久2年(公元1205年)时政谋杀实朝未遂，引退。北条义时继其父位，建保元年(公元1213年)灭和田义盛，兼侍所别当，确立名为“执政”的地位，成为幕府的主宰者。 �牐牬撕螅�这个出身伊豆地方小豪族的北条氏一家，便以执政名义几乎在整个镰仓时代掌握着幕府的实权。承久元年(公元1219年)源实朝被暗杀。至此，源氏的正统自赖朝以来仅三代27年便断绝了。北条义时从京都迎来一个幼小贵族藤原赖经作将军，以后更迎立皇室宗族作将军。这是由于北条氏还要依靠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利用皇室贵族的精神权威来巩固自己一族的地位。 二、“承久之乱” �牐牼」茉蠢党�和北条氏对皇室贵族都持妥协态度，但皇室还是不甘心于部分权力的丧失而伺机反扑。皇室乘幕府内讧之机逐渐恢复了势力，迫使亲幕派的关白藤原兼实下台，免掉源氏功臣之子佐佐木经高的三国守护之职。公元1221年，以后鸟羽上皇为首的皇室贵族发动了倒幕战争，因为这是承久3年的事，所以史称“承久之乱”。 �牐牷适乙揽康牟还�是争取过来的畿内及其附近几国1万几千名武士和僧兵的力量，而主要寄希望于正在内争的镰仓方面的御家人的大量倒戈。然而皇室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据《吾妻镜》记载[注7]，这时北条政子召集大江广元、北条义时等以下御家人，向他们指出幕府建立前御家人的悲惨情形，歌颂了源赖朝的恩惠，警告大家：幕府方面一旦失败，武士们低三下四地受贵族任意驱使的时代必将重新到来。她声泪俱下的讲话促进了御家人的团结，御家人纷纷率领自己一族参战。北条义时采纳大江广元短期决战的主张，以长子泰时(公元1183-公元1242年)为大将，弟时房为副将，分兵三路(东海、东山、北陆)向京都进发。进军路上，兵力迅速增加到19万人。皇室军队不堪一击，幕府军出镰仓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京都。 �牐犝胶螅�幕府把后鸟羽、顺德和土御门三上皇分别流放到三个孤岛上，废年仅4岁的仲恭天皇，立后堀河天皇(公元1221年—公元1232年在位)；对站在皇室一边的公卿、武士分别处以斩、流之刑，没收他们的领地3000多处，使有战功的御家人充任这些领地的地头，称“新补地头”，以区别源赖朝时的“本补地头”。幕府按庄园11町给免租田1町的比例对新补地头赐田，以这些田地的年贡作为他们的所得。同时还从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中按田地1段5升米的比例抽出“加征米”(“新补率法”)，作为新补地头收入的另一部分。幕府新设“六波罗探题”取代京都守护，赋予监视朝廷并行使迄今幕府统治力量薄弱的三河(爱知县)以西各国司法和行政权力，监督和指挥西国御家人，北条氏世袭其职。 三、武士政权的建立 �牐牫芯弥�乱后，幕府的经济基础迅速扩大，在政治上确立了对京都朝廷的绝对优势，甚至皇位继承和朝廷官职的任命都需要帮府同意，京都朝廷的权力大为削弱。元仁元年(公元1224年)北条泰时任执权，在其任职的18年间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制定大规模的武藏野开发计划并付诸实施。[注8]条泰时还不断地完善幕府的统治体制。为加强执权的职能，增设其副职“连署”[注9]；为保持统治集团的团结，设置“评定众”，使前此设置的13人协商制度化。“评定众”由北条氏一族、幕府元老及执权、连署等组成，共约十三、四名，研究重要政务，裁决诉讼，成为幕府最高决策机关。北条时赖(公元1227年—公元1263年)任执权后又在“评定众”之下设“引付众”。责成其协助评定众审理诉讼案件。幕府的统治体制由是臻于完善。 �牐犝暧涝�年(公元1232年)在北条泰时主持下，幕府根据源赖朝以来幕府的政策和有关审判、处罚等个别法令精神制定《御成败式目》51条，亦称《贞永式目》。《贞永式目》肯定了御家人的土地所有权，赋予他们守护职、地头职以法律根据，从而巩固了封建武士的胜利成果。但就其阶级实质而言，一如天皇制政府的律令，《式目》乃是一部保卫包括皇室公卿贵族在内的整个封建主利益，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典，是强化封建剥削阶级实行对劳动人民专政的工具。它明确规定、：农民必须向封建主交纳年贡，欠交的年贡限期交足(第42条)；各国守护的任务是对谋反者、杀人者(“夜讨”、“山贼”、“海贼”、“强盗”)实行监督和镇压(第3条)。另外《式目》还通过有关御家人的规定，巩固幕府同御家人之间的封建主从关系。与京都朝廷的律令比，《式目》有许多自己的特点，例如文字通俗易懂，重视女性地位等。它施行的范围最初仅限于幕府管辖地区，后来逐渐扩大到全国。《式目》作为武家的基本法典，对后来的武家法制影响很大。 四、武士政权出现的意义 �牐犉兰劾�史上一个政权存在的历史意义时，必须把它同该政权对当时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封建武士借助农民群众反对朝廷的斗争壮大了自己，进而建立了政权，并且在同公家政权对抗中不断夺取阵地，扩大政权影响。武士大多数原为中小土地所有者；具有组织和管理生产的经验，作为新兴封建主，他们在精神生活上比较富有生气，与京都贵族那种奢侈、昏庸、腐朽、无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这个政权对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草创这个武家政权的政治代表人物源赖朝、北条义时等采取的一些经济措施，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在当时的日本历史条件下武家政权和公家政权的一兴一衰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武家政权的出现是日本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开始的标志。但是，农民没有获得解放，恰恰是武家政权的出现强化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所以此后封建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的阶级矛盾又有了新的发展。 第三节 镰仓时代的社会经济 一、庄园制经济的进一步强化 �牐犠�园制是镰仓时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这个时代虽然也存在着少量国衙领即国有地，但基本上也已庄园化。庄园的统治者是庄园领主(国司)和由御家人担当庄官(在厅官人)的地头。地头拥有“下地”(产生收益的土地)的管理、征税、警察和裁判等职权，因此也就拥有与这种地头职权相应的收益权。收益所产生的对象按当时语言称作“所领”。地头所领按其收益形态计有“给田（畠）”、“杂免地”，和“免在家”等。“给田（畠）”指地头的宅地及其附属土地，不负担任何年贡、“公事”(劳役、杂税)，地头把它作为完全的私有地领有，收益全归自己。“杂免地”亦称“给名”，只向庄园领主交纳少量年贡，年贡以外的赋课(“公事”)，成为地头的收益。“免在家”是免除“在家”赋课的意思，即庄园领主免征对农民房屋、宅地、园田的赋课，而将这些转作地头的收益。此外，地头的收益中还有加征米和“检断得分”(从对犯人的处分中取得的收入)，以及其他等。 �牐犠�园农民大体可分为四个阶层：大名主、小名主(“百姓名主”)、作人(“小百姓”)、“下人”和“所从”。拥有3至10町名田的大名主多将自己名田相当部分交给因失去名田而变成“作人”的佃农耕种，余下的直营地则役使半奴半农身份的“下人”和“所从”。大名主是名主中的少数，他们往往取得御家人身份，爬到地头、庄官的地位。拥有l至2町左右名田的小名主是名主的多数，他们以自家的劳动为基础，以l至2名下人、所从的劳动为辅助进行生产。小名主和作人、下人、所从是庄园里的基本劳动群众，是被统治阶级。 �牐犆�主向领主交纳的贡租分田租(水田租)和皂租(旱田租)两 种。田租包括“本年贡”和“付加米”。“本年贡”相当于产量的30—40％。 �牐犠宰獾谋曜家蜃魑镏掷嗖煌�而有所不同。名主的负担还有“万杂公事”和“夫役”。前者是对农副产品、家内手工业产品、山野产品、水产品等的课税，后者是被征课的徭役，主要是为领主和地头群种直营田，修建和维修水渠、堤坝，警卫领主住宅、仓库、搬运贡租等无偿劳动。名主的负担繁杂而沉重，只是大名主例外，因为他们总是把这些负担转嫁给手下的“作人”和“下人”。 二、农民的斗争 �牐牴娑ǖ姆饨ǜ旱Ｒ丫�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地头凭借手中权力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更使农民痛苦不堪。农民们被迫集体逃亡或上诉，进行抵抗。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12月28日高野山领地纪伊国阿氏河庄上村(今和歌山县有田郡和清水四)的百姓名主向庄园领主递交了一份“诉状”，控告地头的非法暴行。其中说，百姓们忍受本了地头的暴行逃走了，地头追回来一部分，强令他们在逃亡者的田地里劳动，如不听从就要“拘拿妻子，割耳削鼻，剃发为尼，捆以绳索，严加处治”。[注10]但是地头的暴行制止不住农民的反抗斗争，离村弃耕之举是对地头领主的一大威胁。这是镰仓晚期的例子，实际上幕府早在《贞永式目》中就已不得不对地头们的横暴行为加以制止，并规定对待名主们的去留“宜从民意”。[注11]同一时期，在边疆地带的出云国鳄渊寺领地，地头被迫放弃无限制役使百姓名主的作法，规定一年之内不能强迫一个居民工作25日以上。说明通过斗争，地头的恣意役使不得不用法律加以限制。[注12] �牐犃�仓时代，尤其自中期起，在那些生产力较高、和市场有联系的经济先进地区，阶级分化十分显著，总的趋势是下层农民、尤其半奴半农的所从、下人等的地位不断提高。位于山城国的东寺庄园上久世庄，原来拥有的50町耕地是由分为3至4町的13块名田组成，到了1324年，登记在领主土地册上的农民增加到34名。这34名农民中大多是从“下人”、“所从”升上来的，获得土地，独立经营；原来的一些“作人”则上升为新名主。[注13]上述纪伊国阿氏河庄上村，1194年“作人”有25户，至1273年增至55户。“作人”仍是地头领主和大名主的依附农民，但同“所从”、“下人”相比，减少了一些无偿劳役，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弱。有一些且有自己的土地并摆脱了大名主的中间剥削而和地头领主直接发生租佃关系。 三、地头制的确立 �牐犓孀拍桓�权力的扩大，地头势力逐渐强大。庄园内征收年贡是地头的任务之一，可是有许多地头并不把征收来的年贡交给庄园领主，而是攫为已有，引起同庄园领主的不断纷争。庄园领主大多住在京都、奈良、距庄园较远，自己又缺乏实力，不能制止地头的横暴。庄园领主遂索性将庄园的一切支配权都交给地头，而靠地头包收年贡(“地头请”)的办法来取得年贡的一部分。幕府从保护御家人的立场出发，肯定了这种办法。使它得到推广。13世纪中叶，在前摄政九条道家的40余所庄园中就有8所是实行“地头请”制的庄园。然而地头往往不交足他所承包的年贡额，后来庄园领主便干脆采取分庄园土地(包括土地上的农民)为两部分的“下地中分”[注14]的办法，以保证双方互不侵犯对方权益。地头以分得的一半庄园为阵地，蚕食其余部分，在乡领主阶级于是日益壮大。后来这些地头又处于守护支配之下，全国庄园就逐渐掌握在守护之手，奠定了守护领国制形成的基础。 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牐牴囟�和九州边远地带由于开垦荒地、大规模扩大了水田面积。在开垦基本上达到饱和状态的畿内及其周围地带，农民努力于集约经营，通过推广育苗，增加品种，利用奋力，普及农具，生产大有提高。同时也注重多种经营，小麦的种植得到普及。从镰仓中期起，又开始了水稻和小麦的轮作，一年两次收获。这在日本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文永元年(公元1264年)幕府曾命令备前(冈山县)，备后(广岛县)两国的御家人免收农民收割后的稻田上种植小麦的麦税，借以鼓励水稻和小麦的轮作。为了防止地力减迟，便充分利用草木灰和人粪尿等肥料，也致力于对水车等灌溉设施的有效利用。 �牐犓孀排┮瞪�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京都、奈良等先进地区仍是手工业的中心，但地方手工业也纷纷兴起。在靠近各种原料产地和交通便利的地点，金属冶炼、铸造、丝织、麻织、造纸、酿酒、陶瓷制造等各种手工业都有发展，出现了诸如镰仓，博多等地一些新的手工业中心。手工业者日益脱离农业而独立；分化成为专职工匠，技术水平大大超过前代。例如锻冶业。农具和武器的锻造已经专门化、出现“镰刀锻冶”、“锹锻冶”、“箭锻治”、“刀锻冶”等工匠名称。锻造技术，尤其刀的锻造技术发展突出。陶瓷业已有悠久历史，至镰仓时代由于“獭户烧“这种陶瓷器浇制成功，引起烧窑技术的巨大飞跃。 �牐犑屑�已从不定期发展到定期，每月三次，并且从先进地区畿内及其周边一带普及到全国各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庄园，此时大抵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交换经济的波涡。至镰仓末期，从庄园中小名主阶层中到市集做买卖的人增多，后来定居市场，转化成市场商人。 �牐犌按�以来居住在水陆要地经营货栈、为庄园领主保管、运送或代理贩卖庄园年贡的“问丸”，至镰仓末期有一些从领主那里独立出来，成为专门从事转买转卖和经营运输业务，供应城市店铺商品的居间商人“问屋”。他们雇用许多陆上运输工人(“马借”)和码头卸货工人(“江丁”)。从13世纪起，手工业者和商人中出现了联合为“座”[注16]的同业公会。“座”须向各自的“本所”——朝廷、贵族或寺社庄园领主纳税，以此为代价获得免税通过各地关卡的权利以及在一定地区采购原料、制造和贩卖商品的垄断权。“座”的形成对日本封建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牐牻换痪�济的发展引起货币的需求。从13世纪起，交易中较多地使用了钱币。当时日本不铸造货币，通用的钱币是日宋贸易中输入的宋钱。从这时起，庄官和地头向庄园领主交纳承包的年贡米大多用钱币代替，然而征自农民的年贡则多系实物。随着货币的广泛流通，出现了汇兑业务。当时的汇兑有汇兑钱币(“替钱”)和汇兑稻米(“替米”)之别，其票据称为“割符”。经营这种事业的商人称为“替钱屋”或“割符屋”。在货币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增大的情况下，还出现了当时称为“借上”的高利贷业者。庄园里的部分富裕名主往往把产品换成货币，经营“酒屋”(酿酒作坊或酒店)，兼营高利贷业。“问丸”中也有许多人兼营高利贷业。随之而来的是高利贷业者向贫困的御家人和农民高利贷款，以债务人的土地作抵押，而将这些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同时，也有的接受土地以外的典当物品，把这些物品保管在“土仓”(围有土墙的仓库)之中，所以高利贷业者和金融业者也被称为“土仓”。于是手工业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促使庄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瓦解，这又带来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第四节 日中通好 一、与宋、元贸易 �牐犉桨材┢谥鸾プ呦蛘�常化的日中关系，镰仓幕府继续予以推进。建保4年(公元1216年)第三代将军源实朝(公元1192年—公元1219年)准备亲率60名随员访宋，只是因为新建大船不能在镰仓的由比海滨下水，才没有成行。[注17]镰仓幕府积极与南宋贸易的主要原因是获取南宋的铜钱，因为那时日本自己不铸造铜钱，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因而日本商船到南宋去的日益增多，如寿永2年(公元1183年)、建久4年(公元1193年)、正治元年(公元1199年)、正治2年(公元1200年)、建仁2年(公元1202年)均有日本商船到南宋。 �牐犝馐逼诙酝饷骋坠芾砣ù哟笤赘�转移到镇西奉行(镰仓幕府统治九州地方的官职)手中，民间贸易得到承认，有了迅速发展。13世纪初拥有船员100名以上的大船每年约有40至50艘到南宋，史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舶舻相衔，以其物来售。”[注18]至13世纪中叶，偏安江南的南宋由于铜钱大量外流，苦于铜钱不足，乃提出限制贸易船只的要求。幕府同意这种要求，实行贸易统制，限定船数为5只，幕府则派名为“御分唐船”的御用(幕府)贸易船，直接进入海外市场。中国商人来日的也多，其中有一些定居博多，在这里娶妻生子，往来于两国之间。由于日本国内商业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增大，对宋钱的输入十分迫切。承久之乱后10年，京都的重臣西园寺公经曾遣商船向宋帝献上扁相制房屋，获得回礼10万贯和其他礼物。除铜钱外，输入品中还有江南特产高级丝织品(绢、续、锦)；陶瓷器、茶、香料、药品、书籍、文具、绘画、珍贵木材等。输出品一如以前，主要有砂金、真珠、水银、硫黄、刀剑、扇、美术工艺品等。及至元代，由于元朝征日(后述)，两国政府间的关系中断，但民间依然进行贸易，幕府对日商出海已不加限制，元政府对日亦采取开放政策，准日商以金易元钱，还命令沿岸所在官司同日船贸易。 二、入宋入元僧 �牐犃�仓时代有大量日僧来宋、元访问，据统计，入南宋僧不下百余人，入元僧更多于此。他们大多从明州上陆，历访江、浙、闽诸寺，云游时饥则斋食，暮则投宿，受所至各地中国僧俗的热情接待。公元1331年入元僧友山士堀访问松江时，适值“巨水为害，吴中禅刹，钟鼓寂尔，游方之土，无放包之地”。在此困境下，该寺僧对这位远来的日本僧友山予以很好的照顾，“苦留过冬”，“视以骨肉”[注19]，体现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入宋僧和入元僧旅居中国往往一、二十年。研究佛学(主要是禅学)，兼及儒学、汉诗文学、书法、绘画、建筑、印刷等各种学艺。入宋僧俊乘房重源(公元1121年—公元1206年)巡礼求法时，还钻研了宋代建筑式样，回国参加东大寺的修建工程。明庵荣西(公元1141年—公元1215年)两次入宋学习禅宗，还学得宋代建筑技术和医学，研究了茶的养生效能，他回国后开创日本临济宗(禅宗之一派)，建立禅宗式(南宋式)寺院，并将中国建筑式样带到日本。还有俊范(公元1166年—公元1227年)，于正治元年(公元1199年)入宋，在明州景福寺学禅及律。建历元年(公元1211年)回国，带回佛典、儒书及杂书2000多卷，为儒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 �牐牭饺毡镜哪纤紊�约有十多人，著名的有兰溪道隆(公元1213年—公元1278年)和无学祖元(公元1226年—公元1289年)。道隆于宽元4年(公元1246年)到日，接受北条时赖的归依，并为建长寺开山，广收门徒，形成大党派。谥号大觉禅师。祖元于弘安2年(公元1279年)到日、创建圆觉寺。谥号佛光禅师，为无学派。 �牐犎朐�僧中出现不少知名的汉文学家和书法家，雪村友梅(公元1290年—公元1346年)、古源邵元(公元1294年一公元1364年)是其突出代表。雪村旅居中国22年，写下200余首诗歌，其中不少是歌颂两国人民友谊的。入宋入元僧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宋、元科学文化的传入对镰仓时代日本科学文化的发展，尤其对医学、雕版印刷、建筑、陶瓷制造、纺织、汉文学、书法、绘画的发展有很大意义。那些应日僧和幕府之请渡日、后来客死日本的宋元僧，为两国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节 抗元战争与镰仓幕府的衰落 一、文永之役 �牐犃�仓时代日本同中国宋朝一直保持了睦邻友好关系，进行了正常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但至13世纪70年代，两国间和平往来由于元朝军事封建主对日进行侵略而暂告中断。 �牐�12世纪末，蒙古族兴起。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蒙古，建立蒙古汗国。此后约半个世纪，成吉思汗的继承人通过军事征伐不仅控制了中国本部的华北地区，还进占了中国以西直至东欧的欧亚辽阔土地。公元1259年征服了高丽。公元1260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成为蒙古国王。公元1267年迁都燕京(后改称大都，即北京)。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 �牐牶霰亓业那致悦�头终于指向了日本。公元1268年他命高丽使者持书赴日，书中表面上要求建交，实质是效今日本朝贡。京都朝廷几经研究，末予回答，但惊慌万状，不知所措，只好连日到各社寺祈祷。次年忽必烈的使者再来。此次朝廷打算给忽必烈的使者带去国书，但由于正式就任执权不久，年少气锐的北条时宗(公元1251年—公元1284年)的阻拦而末发。此后，公元1271至公元1272年忽必烈又两次遣使，重提他的要求，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对此，北条时宗仍坚持拒绝回书，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命九州的守护地头加强沿岸防御，还命令驻守镰仓的御家人回国，四国、中国的御家人依次西下，以加固九州的警备。 �牐犖乃�11年(公元1274年)上半年，忽必烈强征高丽船工、民夫35000人为他建造兵船900艘，还从农民中征兵5000，以此完成了他发动征日战争的最后准备；然后又镇压了高丽军民坚持数年之久的反元起义。10月初，都元帅忻都和右、左副元帅洪茶丘、刘复亨率25000名侵略军和900艘兵船从朝鲜的合浦(马山)出发，大举征日。10月5日至14日，元军袭击日本的对马、壹岐。对马“守护代”宗助国和壹岐“守护代”平景隆分别仅以80骑与百余骑迎战，结果全军覆没。 �牐犜�军随后侵入松浦半岛沿海诸岛，使几百名日本武士伤亡。19日兵船驶进博多湾。就在这以前，在大宰府的召集下，日本九州九国御家人，“甚至神社佛寺人员都争先恐后急驰而来”。[注20]这支为数万人[注21]的御家人在大将少弍景(或经)资的指挥下，从20日上午10时开始，同当天早晨登陆的元军交锋。战幕一拉开，日本武士就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元军采用的是进步的步兵集团战术，这使习惯于一骑对战的日本武士很不适应；元军箭短而射程远，为日箭所 不及；元军作战时击鼓鸣锣，常使日军战马惊跃狂奔，控制不住，元军使用一种日本武士从未见过的火药武器——震天雷，其射出的铁弹爆炸声往往使日本武士“目眩耳塞，茫然不辨东西”。[注22]激战至暮，日本武士被迫退到大宰府附近，组成新的防线。元军可能为了防备日本武士夜袭，回到船上。就在当天夜里，一场意外的台风刮沉了元兵船200艘，剩下的船只不得不返航。忽必烈的第一次对日远征于是结束。这次远征日本，史书称为“文永之役”。 二、弘安之役 �牐牎拔挠乐�役”以后，为防范元军再来，幕府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防御体制：调中国地方(指山阴、山阳两道)御家人驻守长门，调东国御家人驻守九州，以有战功者赏相约，动员全国“公家”和寺社里的非御家人；任命北条一族人为九州和其他重要国的守护；最后在博多湾沿岸筑起坚固石垒。忽必烈在灭南宋(公元1279年)前后，大肆搜刮，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准备。他又两次遣使赴日要求朝贡。北条时宗两次斩杀元使，以示继续抵抗决心。 �牐牶氚�4年(公元1281年)忽必烈分兵两路，一路是从朝鲜派出的东路军，另一路是从中国江南派出的江南军。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统率蒙、汉、鲜兵4万人，兵船900艘。江南军由范文虎指挥10万人，兵船35000艘。两路军约定于6月中旬在壹岐会合。东路军首先进发，6月初已进入博多湾，占志贺岛。日本武士草野次郎、河野通有等曾多次乘小船主动出击，双方互有损伤。7月初，元两路军汇合，下旬元军主力集结鹰岛。在元军即将举行全面进攻的前夕——农历7月30日夜，这里又狂风大作，兵船大部沉没，元军仅一小部分得以生还。于是忽必烈的第二次远征又告失败。 �牐犜谀桓�领导下日本军民进行的顽强抵抗及两次暴风雨对元兵船的袭击无疑是使日本赢得胜利的主要因素。至于暴风雨，那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日本旧史书把这种自然现象说成是“神风”、“八幡宫镐矢西风”、“天野明神出阵”等等，显然是无稽之谈。元朝征日也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受到中国人民的种种抵制。这种抵制也是促使元军走向失败的重要因素。 三、战后的衰落 �牐牽乖�战争胜利后，幕府的统治转向衰落。同承久之乱时不同，抗元战争后幕府没有得到没收自政敌的土地，幕府无法使获有战功而纷纷来到镰仓要求恩赏的御家人得到满足，从而破坏了由“奉公”取得“恩赏”的这个幕府同御家人关系的基础。 �牐犛�家人为弥补战争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恢复自己的实力，就加紧侵占“公地”并通过大搞自13世纪中期开始采取的“地头请”和“下地中分”的办法蚕食庄园，加速了地头、庄官等既脱离“本所”、“领家”，又脱离幕府，形成独立的封建领主的过程。但是多数御家人却因战争负担而穷困没落了，开始把土地典当给高利贷者或卖出。幕府为了防止其政治军事支柱继续削弱，曾禁止御家人出卖土地给商人、高利贷者，但禁令并无多大效果，贫困的御家人仍设法偷偷出卖。于是永仁5年(1297)幕府颁布《德政令》，规定禁止买卖、典当御家人的领地，非御家人和商人买得御家人的领地须无偿归还原主，并且此后不再受理有关向御家人贷款问题的诉讼。《德政令》引起了经济混乱，商人抬高物价，高利贷不再向御家人通融资金。所以令颁后还不到一年，幕府就不得不将它取消。御家人的贫困没落加速了御家人制度的崩溃。 �牐犈┟竦拇�境更加恶化。御家人不论是转为领主或贫困下去，为转嫁战争负担，都加强了对以“百姓名主”为主的农民的掠夺，致使农村荒废，饥谨频发，加剧了阶级矛盾，农民只得以逃散的方式来抵抗。 �牐犜缭诳乖�战争前，“百姓名主”中就有一部分上升为武士。这样的武士是没有和幕府结成主从关系的非御家人。这些新兴名主，在货币经济较发达的近畿地方尤多。他们为发展自己的势力，就利用反抗领主的贫困百姓名主、逃亡的下人和所从等下层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集合在自己的周围，用弓矢甲胃武装起来，对抗幕府和领主，阻碍年贡的征收，袭击年贡运送队，夺取年贡。统治阶级把这类武装集团称为“恶党”，视同盗贼。在先进地区，恶党暴动早就发生，例如公元1236年在大和，公元1248年在山城国都曾发生过。及至抗元战争后，即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农民处境更加恶化，“恶党”到处出现，它的活动已遍及北起出羽、陆奥，南至淡路的日本各地。还有一些不满幕府的御家人，例如一些地头和守护，出于他们反对幕府、蓄养自己实力的需要，往往把恶党拉到自己一边，有的甚至成为“恶党巨魁”。恶党的活动构成了对幕府统治的严重威胁。 四、得宗专制 �牐犜谌嗣穹纯谷找婕ち业耐�时，幕府内部的矛盾也加深了。迄今在御家人财产继承上通行析产继承制。幕府为防止御家人领地分得过细、带来御家人的贫困，遂改为长子(“惣领”)继承制，庶子由长子扶养。有一些御家人就以“惣领”为中心加强团结，形成强大的守护，甚至足以同北条氏抗衡，就象足利氏那样。于是北条氏加强了“得宗”(北条氏嫡长世袭制的家主)的专制统治。作为中央机关的“评定众”和“引付众”等要职皆由北条氏一族担当，置于得宗统治之下。地方守护之职也尽可能由北条氏一族任命。北条时宗借用防备元军来袭，从九州到山阴、山阳各地增加了出身北条氏一门的守护，至幕府灭亡前夕，全日本近半的30国守护之职都被北条氏一族垄断。得宗权力至北条时宗之子贞时(公元1271年一公元1311年)、孙高时(公元1393年—公元1333年)之时，进一步加强。得宗权力主要依靠家臣“御内人”行统治，赋予重要职务。“御内人”势力的增大引起“御内人”同“御内人”以外的御家人“外样”的尖锐对立，终于导致“御内人”代表人物内管领平赖纲同“外样”代表人物安达泰盛(公元1231年—公元1285年)之间的战争。在公元1285年的“霜月骚动”中，安达泰盛一派失败，安达氏一族及其一派的御家人被大量消灭。内战削弱了御家人的力量，并进一步加剧了御家人之间的矛盾。末代执权北条高时又恰恰是一个无所作为之辈，耽于游宴，荒废政事。至此，不论是外样御家人或非御家人，大部分武士的心都已离开了幕府，伺机反叛。而反叛所需要的只是一面能够把他们结合起来的旗帜了。 第六节 镰仓时代的文化 一、净土宗与净土真宗 �牐犃�仓时代，佛教仍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战乱频繁、社会关系激变中更加走向没落的京都贵族中间，充满了对“末世来临”的畏惧和寻求解脱的苦闷。广大农民在坚持反抗封建主的现实斗争的同时，不少人也对来世抱有幻想。适应这种思想要求，法然(源空，公元1133年—公元1212年)发展了前代以来流传的佛教净土思想，使它形成一个独立的宗派，即净土宗。他告诉人们，任何人在佛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只要“专修念佛”，即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依靠佛力就能“往生极乐”——“他力本愿”，而不必去搞那些为特权阶级所专用的建寺、造佛、念经等繁琐的宗教仪式。 �牐牱ㄈ坏牡茏忧尊�(公元1173年—公元1262年)生活在东国(关东地方)农村达20年之久，对东国农民，对那些在佛教看来从事“杀生”因而有严重“罪恶”的东国渔民、猎人的疾苦有所了解并寄以同情。于是他在“往生极乐”问题上针对法然的“善人正机说”(“恶人尚且往生，况善人耶”)，提出“恶人正机说”(“善人尚且往生，况恶人耶”)，意思是说，被封建统治阶级和佛教诬为“恶人”的劳动群众才是最容易进入“极乐”境地的人们。他较为彻底地排除了一切清规戒律，认为人们即使不出家，不素食，过娶妻生子的世俗生活，只要念佛，依靠佛力也能“往生”，从而开创了净土真宗(即一向宗，简称真言)的教义。这是广大被压迫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有如思格斯在论述早期基督教运动的性质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运动”。[注23]净土真宗在亲鸳在世时极兴盛，关东、奥羽一带就已拥有10万信徒，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也有少量商人、工匠和下级武士。 二、时宗与日莲宗 �牐犚匀嗣袢褐谖�主要传教对象的新宗派除净土真宗外，还有一遍（公元1239年—公元1289年)创立的时宗和日莲(公元1222年—公元1282年)依法华宗开宗的日莲宗(即法华宗)。时宗也是属于净土宗而主张“他力往生”的一个宗派，在农民中拥有许多情徒。日莲宗则有所不同，它宣称只要人们反复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能即身成佛，全民信仰此宗则整个国家就能成为佛的净土，而其余各宗皆不能。公元1260年日莲曾向幕府献所著《立正安国论》一书，书中描绘出人民涂炭、社会凄凉的情景，批判幕府政治，进言须按正法(法华经教义)施政，否则必将招致人心思乱、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严重后果。由于触怒了幕府，他被校流放两次，但仍不屈不挠。日莲宗这种不仅来世，即使现世也能得救且造福国家的教义当然也是幻想，但它反映了人民群众争取现世幸福的迫切要求。日莲宗主要在城市商人和部分武士中间流传。 三、禅 宗 �牐犖涫恐屑涔阄�流传的佛教新宗派是禅宗。禅宗早在中国唐初就已传日，但只是到了镰仓时代荣酉和道元(公元1200年—公元1253年)从南宋分别传来它的分派临济宗和曹洞宗之后才大盛。禅宗宣扬“自力本愿”；即人们“成佛”要靠自己的主观力量。它认为，客观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主观世界“内心”才是真实的，人人内心都有“佛性”，宣传人们只要除掉内心的“妄念”，达到“空心”境地便可“成佛”。 �牐犾�宗推祟的修炼方法也极简单，认为只要坚持坐禅其思就能消除“妄念”成佛。这种“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注24]的简单修炼方法很适合缺少文化武士的口味。但坐禅却要求严格，要坐禅者修炼出山崩地裂无所惧的胆力。用禅宗的话说，就是要达到“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类”[注25]的程度。武士驰驱沙场，都得视死如归，禅宗这种说教正符合封建统治者鼓励武士为自己效忠的需要。因此，幕府对禅宗倍加推祟，派出许多入宋僧、入元僧学禅，并请来诸如兰溪道隆、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宋禅僧传教，北条时赖、时宗等人以师事之，带头皈依，形成武士热心参禅的局面。这里必须指出，日本武士道的形成与禅宗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 四、早期武士道思想 �牐牱鸾谈餍伦谂傻墓惴捍�播，促进了早期武士道思想的形成。武士道是随武士阶层的抬头而出现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念，经平安时期酝酿，到镰仓时代转成武家时代的统治思想。其内容见于《吾妻镜》等史书及《平家物语》等军记、史谈之中。这种道德观同宫廷贵族思想不同，它是以中世家长制(“惣领制”)为中心的一种主从间道德规范。最早是由平安时代构成武士团的家长和“家子”、“郎党”问通过主君恩赐家臣以封地和身份(“御思”)，家臣则对主君矢志忠节(“奉公”)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幕府时代，在镰仓将军、执权同御家人之间，这种观念有进一步的约束性，主从关系比父子、夫妇关系更重要，违反这种关系要受严罚。 �牐犖涫康赖哪谌菥褪且哉庵旨页级灾骶�的“忠节”为核心，要求武士具有武勇轻生、爱名尚义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以清廉自许，鄙视平安贵族优柔文弱的习气。武士道的内容都来源于儒家的“德目”，而对这些方面的培训，又借助佛家唯心主义说教的力量。例如净土宗否定现世、鼓吹欣求彼岸乐土的思想，对培养家臣为主君效死的精神起作用；实践禅宗的所谓极严肃的修业作法，有助武士进行认真习武和勇敢杀伐的训练。 �牐犜缙谖涫康涝诘种破桨补笞宓耐欠戏缙�方面有其积极意义。早期武士道不同于晚期，因它在理论上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甚至“武士道”这一词汇也还未出现，只是以具有狭义的“战争道德”含义的“士道”、“战之道”等词出现于武士之间。及至江户时代，武士道被赋予宋儒理学理论之后，才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 五、文学、史学与医学 �牐犃�仓时代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充分表现出贵族文化的衰落和武士文化的兴起。贵族作品在数量上虽仍占优势，但主题思想却都和时代背道而驰。例如镰仓初期被藤原俊成及其子定家选辑在《新古今和歌集》中的贵族和歌，大都带有没落阶级的感伤情调。鸭长明(公元1151年—公元1213年)的《方丈记》和吉田兼好(公元1283年—公元1350年)的《徒然草》等随笔作品，更充满着贵族对现实社会不满而无可奈何地要从佛教的无常观那里寻求安慰的思想。天台长老慈圆(慈镇，公元1155年一公元1225年)为了劝谏上皇，用假名文字写成历史著作《愚管抄》，只能用佛教的宿命论(末法思想)观点来说明贵族阶级的没落和武家兴起的历史趋势。 �牐牼哂写�表性的武士文学是战记文学。同贵族文学不同．9这类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生动地描写了在同公卿贵族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武士的思想情感。《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入《源平盛衰记》等都很有名，而以平家兴衰为题材的《平家物语》尤为突出。这部作品原是琵琶法师，[注26]在群众中间说唱的“平曲”；后经出身于贵族但同情武士的西行加工整理而成‘贯穿故事的主导思想是佛教的无常观，但由于作者和听众对于变革社会寄以强烈关心，所以故事里生动地描绘出内战时期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作品格调优美，韵律勾称和谐，文风也很有特色。 �牐�14世纪初，幕吏们受幕府统治者之命写成一部有关镰仓武士发家的历史著作《吾妻镜》(又作《东鉴》)51卷，内容包括公元1180至公元1266年间幕府和皇室方面的编年体日记和记录，现部分残缺。本书曾被认为是镰仓时代史和武家社会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牐犚窖Х矫妫�不少僧人对医学造诣很深，从事医疗和著述。完成的30余部医学著作中，以荣西的《吃茶养生记》2卷与棉原性全的《顿医抄》50卷、《万安方》62卷最为著名。这三部著作不只反映了隋、唐、宋的医学成就，也总结了著者本身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是具有独自医学体系的医书。《顿医抄》载有五脏六腑图，对人体构造及机能都有简要说明，从而使解剖学和生理学自成部门。 六、艺 术 �牐牭窨獭⒒婊�艺术方面，表现时代特点的、充满生气的写实作品多起来了。雕刻上与前代不同，力求强劲的表现形式，把以前的柔弱的女性美变为刚强的男性美。式样上倾向自由发展，作风上以写真为主。镰仓时代的雕刻受宋代式样的影响显著，宋式样被当作样板，如东大寺的大佛(镰仓时代重造)，且此大佛系由宋人陈和卿及其弟子陈佛寿等7人所造。还有东大寺南大门的石狮子也是建久7年(公元1196年)宋人石工字六郎等人所造。当时出现一种叫做“佛所”的雕刻工场，如七条佛所、七条大宫佛所、六条万里小路佛所等，各个佛所都拥有自己的佛师(雕刻家)。13世纪京都的运庆及其弟子快庆、定庆等创作出东大寺南大门强劲有力的金刚力士像和兴福寺的无着像、世亲像等一系列杰作。这个时代除雕刻佛像外，还雕刻世俗的肖像。当时宋朝禅宗的顶相画(禅宗祖师授弟子的肖像画)大量流入日本，顶相画成了肖像雕刻的样板，创作出俊乘房重源坐像(藏奈良东大寺)、北条时赖坐保(藏镰仓建长寺)、无学祖元坐像(藏镰仓圆觉寺)等非常写实的杰作。 �牐牷婊�方面，前代大和绘发达，至镰仓时代大和绘虽然存在，但极为衰退，代之以新的绘画——水墨画。镰仓初期日本画坛出现了所谓“宅间派”，以记摩胜贺(公元1168年—公元1209年)为代表。他的现存作品有以“十二天”为题材的屏风画(藏京都教王护国寺)。至镰仓中期，随着入宋僧的增多，带回来大批宋画，特别水墨画，给日本绘画影响很大。当时的水墨画家有雪村友梅、可翁宗然、铁舟德济、兰芳祖裔等，特别是可翁，最先将牧溪画风传入日本，奠定水墨画的基础。当时的入宋入元僧都善于咏诗作画，他们将自作的诗画装裱成诗轴画，挂在禅室或茶室的壁上。此风后来传到世俗，贵族的厅堂或茶室里都挂上这类诗轴画，成为不可缺少的装饰品。 -------------------------------------------------------------------------------- [1]侍所：原是平安时代管理亲王、公卿家武卫人员“侍者”(武士)的一种机构，属于家政机关。御家人，幕府家臣，任将军禁卫的武士。 [2]公文所：原来是平安时代国衙处理公文的机关，后也指院厅、寺社保管文件的场所。 [3]给名：亦称“下司名”、“公文名”、“田所名”，是庄园领主给予庄官(“下司”、“公文”等)或地头的土地，作为职务的报酬。庄园领主从这类土地只征收年贡，而免征杂税，它属于“杂免田”的一种。 [4]给田：也是庄园领主给予庄宫或地头的作为职务报酬的土地，一切免征(包括年贡)。 [5]参加13人协商会议的是以北条时政、义时为首，包括三所长官大江广元、三营庚倍、和田义盛，以及中原亲能、比企能员、藤原行政、三浦义澄、八田知家、足立远元、梶原景时等。 [6]关于天下两分法，一些支书认为这是北条政子与北条时政提出的，而《读史各要》(第299页，讲谈社1976)则认为是源赖家提出的，本书采用后一种观点。 [7]《新订增补国史大系,吾妻镜第二》第766页，吉川弘文馆，1974。 [8]丰田武：《产业史》I，《体系日本文丛书》第10卷第303页，山川出版社，1967。水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大系,中世》第2卷第24—28页，东京大学出版会。 [9]连署：因为它是执权副职，总是和执权在文件上共同签名，故名之。 [10]永原庆二：《日本封建制形成过程之研究》第192页，岩波书店，1972。 [11]《贞永式目》第42条：《日本史料集成》第172页，平凡社。 [12]石母田正、松岛荣一：《日本史概说》I，第220页，岩波书店，1974。 [13]读卖新闻社《日本历史》第4卷216页，1965。 [14]“下地中分”：解决领主与地头间争夺庄园佃租地领有权的方策。既有采取将整个庄园土地折半对分割方式的，也有采取将庄国土地一比二地对分方式的。镰仓中期盛行此法，促成庄园制的崩溃。 [15]濑户烧：日本陶工加藤景正(俗名藤四郎)1228年从中国学得烧制陶瓷新技术回国，在尾张国的濑户村(今爱知县獭户市)试挠成功，就在该地建窑，大量烧制，代代相传。。其特色是因釉药中含微量的铁分，陶器呈黄色、黄褐色或茶褐色。 [16]“座”即相当于中国的“行”，主要是以朝廷、贵族寺社为“本所”的拥有特权的同一职业团体，亦可称为同业公会。 [17]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3卷第251页，春秋社，1959。 [18]《开庆四明续志》卷8。 [19]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96477页，富山房，1955。 [20]《八幅员童训》上，转引自大久保利谦等《史料日本史》中世编第163页，吉川弘文馆，1963。 [21]黑田俊维：《日本历史》第8卷第87页，中央公论社，1966。 [22]有关元军战法、武器的史科均见《八幅愚童训》上卷，《史料日本史》中世编第163页。 [23]思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2卷523页。 [24]这是荣西语，转引自朱谦之：《日本哲学史》第17页，三联书店，1964。 [25]这是元代渡日禅僧大休正念语，转引自同上书第40页。 [26]琵琶法师：原泛指弹琵琶说唱的育僧艺人，及至《平家物语》出现后；这类艺人都喜欢说唱平家故事，久之，它也就变成专指弹琵琶说唱《平家物语》的育僧艺人了。

奥多文斯

第七章 室町时代前期(包括南北朝，1333—1477) 第一节、“建武中兴”及南北朝时代 �牐犝�当农民、武士对镰仓政权普遍不满，镰仓幕府日益衰落的时候，京都天皇及公卿贵族认为复兴旧政权的时机已到而跃跃欲试。阴谋复旧的核心人物是后醍醐天皇(公元1318年—公元1339年在位)。他于公元1318年即位，不久便废院政实行亲政，再兴记录所，企图重现延喜、天历时“代呼”这一“圣代”，以此为目标开始了紧张的倒幕活动，为此，他极力推崇镰仓中期传入的朱子学，召禅僧玄惠入宫讲解《新注》，企图以朱子学所鼓吹的“三纲五常”、“大义名分”来激励朝臣气节，其复兴旧王朝效力。他还摄用玄惠的门徒北田亲房(公元1293年—公元1385年）和日野资朗(公元1290年—公元1332年)、日野俊基(?一公元1332年)等儒臣。这些人或为天皇拟定倒幕计划，或秘密奔赴各地，向不满幕府的武士兜售朱子学，进行倒幕活动。 �牐牶篚�醐之天皇之所以要如此坚决倒幕，也是和当时他要立即解决与幕府有关的皇位继承问题密切相联的。“承久之乱”以后，决定皇位继承和决定上皇担任院政的大权都操在幕府手中。公元1242年根据北条泰时的指示，后嵯峨天皇(公元1242年—公元1246年在位)即位，其后由深草天皇(公元1246年—公元1259年在位)、龟山天皇(公元1259年—公元1274年在位)兄弟相继即位。此后便出现两个皇统——“持明院统”与“大觉寺统”[注2]，由此产生了所谓皇位继承问题。朝廷也分成两派。几经周折，再经五届天皇之后，文保元年(公元1317年)在幕府提议下，三方通过了两统交替即位的“两统迭立”方案。据此，确定当时的皇位由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继承，并确定立后二条天皇的皇子为后醍醐天皇的皇太子，这就剥夺了后醍醐天皇皇子的皇位继承权。于是后醍醐天皇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打倒幕府，别无他途。 二、镰仓幕府的崩溃 �牐牶篚�醐天皇拟就了使用畿内武士和僧兵袭击六波罗的倒幕计划，但计划于正中元年(公元1324年)泄漏，日野资朝、日野俊基被捕。(史称“正中之变”)此后，后醍醐天皇又重拟，亲赴南都(奈良)北岭(京都)各大寺院，拼凑倒幕武装，并对各国武士和“恶党”做工作。但这次计划于元弘元年(公元1331年)又败露，结果他本人被幕府流放到隐岐岛（岛根县海上)。北条高时立持明院统量仁亲王为天皇，是为光严天皇(“元弘之变”)。这时近畿和中国地方等地的反北条氏势力已经纷纷起事，“恶党”蜂起，同地头、庄官作战，或联合起来反抗上级领主。索以“地侍”[注3]首领闻名的河内(大坂府)楠木正成(公元1294年—公元1336年)也已起来战斗。他先后据守河内的赤坂城、千早城，重创幕府军。在大和国，许多农民变成“野伏”(“强盗”)，干扰幕府的粮路，截杀撤退的武士。在战乱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正庆3年(公元1333年)2月后醍醐天皇在伯耆国(鸟取县)武士名和长年的营救下，逃出了隐岐。同年，幕方的征讨大将足利高氏(公元1305年—公元1368年)在赴伯耆途中突然举起叛旗，把近畿地方的武士组织起来。5月7日消灭了幕府在京都的六波罗探题，占领京都。与此同时，九州、四国的武士分别消灭了幕方的九州探题和长门探题。上野豪族新田义贞(公元1302年—公元1338年)也举起叛旗，率关东武士攻陷镰仓。时为公元1333年5月22日，北条高时及其一族自杀。镰仓幕府在农民和不满幕府的武士们的打击下灭亡了。 三、“建武中兴” �牐犝剂炀┒己螅�后醍醐天皇即从伯耆出发，途中宣布废光严天皇，6月4日回到京都，实现亲政。但是后醍醐天皇违背了农民和武士的期望，所作第一件事就是收回幕府统治时期皇族、贵族、寺院失掉的土地，恢复他们对庄园的统治，对武士的领地则实行限制。作为政府的常设机构，有保留下来的商讨国政的“记录所”，有新置的掌握诉讼事务的“杂诉决断所”，执掌军事、警察事宜的“武者所”和负责论功行赏事务的“恩赏方”。地方统治机构，一如从前，并置国司和守护。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几乎都被皇族贵族们垄断，只有获得天皇信任的少数武士才捞到一官半职。次年改元“建武”，为扩建天皇宫殿，宣布要向各国地头武士征收其所得的二十分之一作为特别税，还宣布要他们按10町1名比例出“仕丁”(人夫)。当然这些负担都要压在农民身上。这个政权在短短两年里的所作所为，已充分暴露出它的“中兴”的反动实质。 �牐犈┟窦�其愤慨，地方武士为谋求“恩赏”，或为要求政府确认他们从前的土地领有权而纷纷来京争吵。农民抗议说，一旦迎来明王圣主的盛世，日子就会好过，天下农民都这样想而喜气洋洋。这块地方自从正安(公元1299年—公元1301年)年间起，置于北条氏直接支配之下，年贡和徭役负担加重，人们尝尽苦头。这次幕府灭亡，变为东寺御领（京都东寺领地)，人们以为年贡负担会减轻，生活会好起来，因而喜形于色。然而实际上年贡等负担却较北条氏管理时更重，生活苦不堪吉，毫无办法。这些话是公元1334年8月京都东寺即教王护国寺领地若狭国(福井县)太良庄农民直接向庄园领主东寺提出的抗议书中讲的。[注4]抗议表明，农民十分清楚：在对农民实行暴政的庄园领主背后，存在着和庄园领主勾结起来以维持政权的建武政府。太良庄农民的抗议是整个日本农民的声音。 �牐犔旎式畔碌木┒际忻袢褐诙越ㄎ湔�权进行嘲笑和批判。《建武年间记》载有当时一篇讽刺小品，深刻地揭露了建武政权的黑暗和京都秩序的混乱。小品说：“都城流行的是夜袭、强抢、假传圣旨，囚徒、急使快马过市，僧人忽而还俗，俗人忽而出家。有的人既保留原有领地，又蒙恩赏，一步登天；有的人领地被没收，背负着材料箱子来这里诉讼。到处是阿谀逢迎和谗言垢语，作乱犯上骤然青云直上的人何其多……”《太平记》中的一段话也反映了当时多数人的心理状态：“如象现在这个样子成了朝廷的一统天下，各国的地头、御家人就将统统变为奴婢和贱民。有很多人在想：啊，什么奇迹都会出现，还会出现武家掌权的世道！”[注5] 四、足利幕府与南北朝 �牐犠憷�高氏为了消灭北条氏而站到后醍醐天皇一边，以其对“中兴”的大功获得天皇赐名“尊”(天皇名“尊治”之一字)的荣誉，遂将“高氏”改称“尊氏”。但是他的内心总是以镰仓幕府的继承人自居，一直在冷静地注视着一切，悄悄地积蓄着实力，伺机起事。建武2年(公元1335年)7月，北条高时之子时行攻下镰仓。8月初，尊氏未经天皇任命便自封为征东将军，率军东征。当他打败时行军队后，便宣布反对“中兴”政权。次年1月尊氏攻入京都；但旋被逐出，驰往九州，在那里得到九州、中国、四国等地武士的支援，回师再攻京都。这时站在天皇方面的武士已经不多，对天皇政权感到失望的畿内“恶党”们也不再受楠木正成的驱使。是年5月，凑川(兵库县境内)会战中尊氏大败新田义贞和楠木正成的联军、迫正成自杀，随即攻克京都。“建武中兴”至此夭折。 �牐犕�年尊氏在京都另立一位天皇——光明天皇(公元1336年—公元1348年在位)，被幽禁的后醍醐天皇伺机逃到大和的吉野，建立政权，自称正统(南朝)。于是出现南北两个对立的朝廷，日本史上称之为“南北朝”(公元1331年—公元1392年)。延元3年(北朝历应元年，公元1338年)尊氏从北朝天皇那里获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在京都建立了足利幕府(后改称室町幕府)。 �牐犠憷�幕府的统治机构同镰仓幕府颇相类似，但尊氏的理想不是北条氏的执权政治，而是源赖朝的将军政治。在将军之下设有辅政机关“执事”(公元1362年年改称“管领”)，其地位相当于镰仓时代的“执权”，但无“执权”实权，实际等于将军的秘书长。“执事”下设“侍所”、“政所”和“问注所”，这三所除“侍所”外，其权限较镰仓时代大为缩小。还恢复了“评定众”与“引付众”，但已形同虚设。所有这些机关的具体事务都由各“奉行”处理。作为地方机构，尊氏在要地镰仓设“镰仓府”，在奥羽置“奥州探题”(后又置“羽州探题”)，在九州置“镇西探题”。“镰仓府”辖10国(关东8国，加上甲斐、伊豆2国)，下设机构一如幕府，故向有小幕府之称。其长官初称“关东管领”，后改称“关东公方”，尊氏嫡子义拴首任其职，后由其弟基氏取代，足利姻戚上杉氏任“执事”(后改称“关东管领”)辅佐。此外各国置守护，按北条先例，将细川、今川等足利氏一族武将安插在要国，作将军支柱。守护不限一人一国，有不少兼任数国守护之职。 �牐犠憷�尊氏效法源赖朝、北条泰时实行政治革新。他在继续沿用镰仓武家法典《贞永式目》的同时，结合当时形势，按“量时设制”原则制成新法典《建武式目》17条，作为足利幕府开创期的基本施政方针。《建武式目》总结了镰仓幕府和中国自周秦迄隋唐历代封建统治的历史经验，禁止官吏贪污行贿、奢侈腐化，提倡节俭；规定用人要精选，使称职者出任官吏，尤其是各国守护；还禁止权贵和僧侣插手政界。 �牐犖�实现国家统一，尊氏不断发动对吉野朝廷的军事攻势。南朝方面宿将北田显家、新田义贞等相继死去，延元4年(北朝历应2年，公元1339年)后醍醐天皇在建立南朝3年之后亦病死。随后的时期，幕内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幕府实力削弱。尊氏支持急进派高师直(?—公元1351年)反对保守派足利直义(尊氏之弟)，正平6年(北朝观应2年，公元1351年)高师直战死后又同直义斗争，次年消灭直义，斗争基本获胜。然而南朝由于得到直义党羽的支持又重整旗鼓，两度攻入京都。正平10年(北朝文和4年公元1355年)尊氏扭转了局势，取得决定性胜利，为最后消灭南朝政权、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不久尊氏死去(公元1358年)。 第二节 室町前期的幕府统治 一、守护领国制度的形成与庄园制度的衰落 �牐牶土�仓幕府不同，足利幕府并末拥有有御家人那样封建主从关系很强的家臣，为了对抗皇室、贵族、大寺社等旧势力，为了压制在动乱期间增强了抵抗力量的农民，巩固封建主专政，只有依靠各国守护的力量。正平7年(北朝文和元年，1352)足利尊氏以其子足利义诠的名义发布了“半济法”，法令赋予守护以征收“兵粮米”的名以谈征收属于公家、贵族和寺社庄园一半年贡的权力。这一半年贡由守护和国内武士瓜分。此法令的范围最初仅限于京都周围8国，后来扩大到日本全土。法令的有效时间也从临时的一年无限期延长下去。从此守护实际上合法地支配了庄园一半以上的土地。 �牐犠憷�幕府除继续赋予守护以执行“大犯三条”任务外，正平元年(北朝贞和2年，公元1346年)还赋予守护以对“割田狼籍”的“检断权”(处理权)和“使节遵行”——强制执行权。“割田狼籍”是指当发生领地地界或领地继承权之争时双方中的一方不待判决就以实力夺取的行为。对这种民事案件的处理原不属于守护权限之内。“使节遵行”权是一种判决的执行权，即在处理领地纠纷时，执行判决，将土地交还给胜诉者。这两种权力的获得，使守护在国内的统治权大为加强。 �牐犚阅媳背�时代的内乱为转机，名主和农民们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支对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强大力量，领主征收年贡受到影响。幕府便开始赋予守护以承包征收“公领”年贡(“守护请”)之权，不久将这个权利扩大到本所、领家的庄园。守护也获得了在其任国内征收“段钱”(土地税)、“栋别钱”(房税)及其他赋税的权力。守护极力使手中权力为扩张自己势力服务。他们无视关于“守护请”的契约，总是拖延交出承包的年贡，进而以实力为后盾完全侵吞这些年贡[注6]；以实施“半济令”为借口侵入庄园，掠夺年贡和土地，把家臣派入庄园；运用对“割田狼籍”的处理权和“使节遵行”执行权，在处理庄园领主与庄官、在乡领主间的土地纠纷时，总是做有利于后者的处理，以便把他们培植成为自己的家臣。这样，守护通过这种手段蚕食庄园，将国内庄园逐渐收归自己。另一方面，守护还利用军事上的指挥权，变庄园代官和武士为自己的家臣。实际上他们在公元14世纪中叶已能随心所欲地指挥国内庄园武士了。例如，正平17年(北朝贞治元年，公元1362年)若狭(福井县)守护一色范光出兵丹波(京都西北部)时，就曾发出“寺社所领地的庄官、沙汰人[注7]须急驰前来”的动员令。 �牐犠苤�，守护以扩大了的权限为基础，控制庄园，把国内武士编进自己的家臣团，成为领有自己领地、统治农民、与国内武士结成主从关系的大封建主。当时称这种守护为“守护大名”，称其国为“领国”或“分国”，守护大名领国划开始形成。 �牐牎敖ㄎ渲行恕泵挥心芄蛔柚乖谙缌熘鞯淖炒蟆３ご锇敫鍪兰偷哪媳背�内乱固然有在乡领主分属南北阵营分裂对抗的一面，但主要的还是在乡领主对庄园领主的斗争。通过这次内乱，地头、庄宫等在乡领主进一步增强了其地区领主的性质。庄园领主虽在其末设施头的“一元所领”和在其居地周围的庄园还能维持统治，但年贡的取得率已大大降低。而“半济法”的实施，“守护请”的推行及守护在辖地行政、司法权的获得，就使得庄园的剥削和统治体制更难维持。足利尊氏为防止守护大名势力过强及地方割据倾向的增长，以便在各种势力均衡下保持幕府统治地位，曾于正平12年(北朗延文2年，公元1357年)发布禁止守护蚕食庄园保护贵族财产的法令，但无济于事。随着守护大名领国制的形成，庄园制日益走向衰落。 二、足利义满的统治 �牐牭谌�代将军足利义满(公元1358年—公元1408年)统治时，是足利幕府最强盛的时期。天授4年(北朝永和4年，公元1378年)他布京都的室町修建了一所华丽的邸宅，广植花卉，时人称之为“花御所”，幕府政所移到这里，从此有了“室町幕府”之称。在此之前，义满消灭了九州方面的南朝军力，进一步孤立了南朝。但是随着守护大名势力的增大，幕府同守护大名间的矛盾加深。守护大名竟干预幕政。天授5年(北朝康历元年，公元1379年)义满在一些守护武力的威胁下不得不忍痛解除他的功臣细川赖之(公元1329年—公元1392年)的管领职务。义满极力抑制那种守护大名干预幕政的倾向，把打击目标主要集中于足利氏以外的超级守护大名身上。元中7年(北朝明德元年，公元1390年)，义满乘身兼三国守护之职、雄踞东海地方的土岐康行一族内江之际，将他打倒，史称“美浓之乱”。次年，他又制造借口，挑起同以山阴地方为中心、控制全日本六分之一土地、身兼11国守护职的山名一族的战端，并把他们消灭，史称“明德之乱”。元中9年(北朝明德3年， 公元1392年)他迫使已经完全无力的南朝天皇退位，保留北朝天皇，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应永6年(公元1399年)义满又挑起了同大内义弘(公元1355年—公元1399)年的战争，消灭了他，史称“应永之乱”。大内义弘曾是幕府的功臣，身兼六国守护之职，是中国地方最有势力的守护大名。 �牐犖淞μ址サ某晒Σ⒉荒芙獬�义满对守护大名的担心。应永5年(公元1398年)，幕府确定“三管领”、“四职”之制，即规定次于将军的要职“管领”由出身足利一族、拥有实力的守护大名细川、田山、斯波三家轮流担任，即所谓三管领；次于管领的要职“侍所”长官“所司”由京极、一色、山名、赤松四家交替担当，即所谓四职。此举无疑是为防止强大的守护大名世袭权力的发生并使他们互相牵制，以便使室町幕府在守护大名永处均势下保持自己为首地位。但它的地位并不稳定，即使在义满统治期室町幕府也始终没有达到象镰仓幕府那样的集权程度。 �牐犜谝迓�后继者的统治年代里，成长为大封建领主的守护大名势力的发展，导致地方分裂主义倾向日益增强。镇守关东地方的特殊行政长官关东管领尽管是足利氏一族的人，也仍然对幕府保持着极大的独立性，甚至觊觎将军职位。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公元1394年—公元1441年)虽在永享11年(公元1439年)消灭了关东管领(“永享之乱”)，但并没有导致幕府地方权力的巩固。将军家内部、和将军家接近的封建领主之间以及地主封建主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 �牐犂醋阅桓�直辖地(“御料所”、“料所”)的收入是幕府的主要财源。据《诸御料所方御支证目录》及其他史料得知，散在日本各地的直辖领地约200余处，但收入不详。显然，在幕府财政支出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入不敷出。于是幕府在交通要道设关口，即所谓关所，对人、马、货物征收关税；在码头、渡口设卡、征收码头税、渡口税，即所谓津料。明德4年(1393)幕府定“仓役”、“洒屋役”。“仓役”是对经营高利贷的“土仓”(当铺)按收取抵押品的多少课税。“酒屋役”是对兼营高利贷的酿酒业者按酿酒坛数课税。这两种课税成为幕府的重要财源。义满、义教之时年课4至12次不等。此外幕府还征收土地税(“段钱”)和房税(“栋别税”)。 三、幕府与朝廷 �牐犠憷�氏开府以来，尤其足利义满继任将军以来，公武两政权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一，朝廷拥有的诸种权能大多被逐渐吸收于幕府权能之中。确认公家、寺社领地之事本属朝廷职权范围，以天皇发纶旨、院发院宣的形式宣布，而至公元14世纪70年代则改由幕府发将军签署的“御判御教书”(文件)的形式宣布；审判权方面，对于与在乡领主无关而只是两个“本所”之间领地纷争的审判，一直在朝廷的记录所或院的文殿举行，将军只能以“执奏”这种制度外的方法来左右。然至建德元年(北朝应安3年，公元1370年)前后，审判干归脆在幕府法庭进行；天皇即位大典、大尝会[注9]和伊势神宫改建修缮等所需经费，原由朝廷从地方征收临时税解决，至公元1370年前后这种税的征课权与免征权转归将军之手；都城京都的检断、土地问题等市政权原属朝廷检非违使职权，至天授6年(北朗康历2年，公元1380)以后则被吸收于幕府侍所、政所权限之内。 �牐犠憷�义满的祖父尊氏、父义诠两代仿源赖朝先例，官位只叙到二位、权大纳言。然而，不断把朝廷诸种权能吸收于将军和幕府权限之内的足利义满，在传统的朝廷身份秩序中迅速取得最高位阶。他从公元1380年起二、三年内历任从一位左大臣、准三后、藏人所别当、院别当、源氏长者、淳和奖学院别当等要职。应永元年(公元1394年)将将军职让给义持，取得朝廷最高荣誉职太政大臣职，可谓位极人臣。从此历代将军均取得大臣身分。将军实际上已居于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朝臣则竞相为取悦将军不遗余力。应永9年(公元1402年)，中国明惠帝在国书中称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义满欣然接受这一称号。公元1403年义满致明成祖的国书中又自称“日本国王臣源”，这种情况正好说明当时武家的权威。至此，朝廷实际上已失去了作为一个政权存在的意义。镰仓时代以来出现的公武二元政治体制，或所谓“公武两重政权”基本上消灭。 第三节 室町前期的经济与日中、日朝通好 一、农业与手工业 �牐犑翌�前期日本经济有显著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农具继续得到改良，生产技术不断提高，按成熟期先后水稻已有早、中、晚稻之别。应永10年(公元1403年)，到日本的朝鲜通信使在其回国报告书中，曾对日本农民利用水力推转水车引水灌田的方法表示羡赏。[注10]由于灌田技术的改进，连某些经济落后地区也实行了稻麦复种。应永27年(公元1402年)，至日本的朝鲜回礼使宋希境在他的《老松堂日本行录》一书中甚至提到三季稻的事。[注11]由于这些原因，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增加，上田一反[注12]可获1石3至4斗收成，这和以后16世纪下半期的产量差不多。粟、稗、黎等作物广为耕种，经济柞物芝麻、茬(灯油原料)、蓝草(染料)在各地也开始栽培。人们懂得了适应土壤特性选定品种，所以各地出现许多特产，例如北陆、东北地方的大麻、蓖麻，宇治和姆尾(京都府)的茶，甲斐(山梨县)和纪伊的桔子等。渔业、盐业也有发展。鱼市场在各地出现。制盐大规模利用了盐田，取代原始的燃烧海草的制盐法。 �牐犑止ひ瞪�产方面，美浓、播磨、越前、但马、赞岐、大和等地的造纸业，河内、备前、尾张的制陶业，河内、大和、摄津、京都地方的酿酒业，山城的榨油业以及獭户内海沿岸的制盐业都很有名。中国地方的制漆业也很有名。以河内、大和、相模、京都等地为中心的金属铸造业和以加贺、丹后、美浓、尾张、常陆等地为中心的纺织业尤为突出。由于明代中国纺织工匠大批渡日进行技术交流，在山口、博多、界等新兴城市便开始了高级丝织品金缕[注13]、缎子、绉绸等的生产，产品可与中国丝织品媲美。日本的天鹅绒生产技术也很高，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如中国即有漳州的纺织业仿造日本的天鹅绒的记载：“天鹅绒本出倭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绒其中，织机割出，机织云燕，殆夺天工。”[注14] 二、商业、交通与城市 �牐犐唐肪�济的发展促使市场繁荣。当时市场普及全国各地，从“三斋市”(每月开市3次)发展到“六斋市”(每月开6次)。镰仓末其以来发展成为专门的居间商人“问屋”，在水陆要地和城市里日益增多，拥有巨额财富。有些还经营海外贸易，变成大金融业者。商业业者的“座”(同业公会)多起来了，在经济发达的近锻地方，尤其在京都、奈良及其周围最多。以奈良兴福寺大乘院和一乘院为本所的座就有油座、粉座、酒座、凉粉座等80多个。山城大山崎离宫八幡宫所属油座规模巨大，拥有10多国的茬胡麻(灯油原料)及其制品买卖的垄断权。 �牐牻煌ǚ⒋铮�运输力很强的海上交通尤其发达。主要的海陆干线计有从中国、四国地方渡獭户内海进入摄津的兵库，再溯淀川通往京都、奈良的道路；有从北陆方面经越前的敦贺，横穿琵琶湖直往大津、京都的路线；还有一条是沿东海道沿岸航至伊势的桑名登陆，再从近江通到京都。 �牐牫鞘性谌�国范围内发展起来。除原来一些古老的政治、宗教中心京都、奈良、镰仓等城市在继续发展成为商工业城市外，同时也出现一些新兴城市。有些是在港湾、交通枢纽处发展起来的港湾城市。著名的有对外航路的起点界(和泉国)、濑户内海北岸的兵库(摄津)、小滨(若狭)、琵琶湖沿岸的坂本(近江)、大津(近江)等。另一些是“城下町”，这是在守护大名的山上城堡和居地附近交通便利的平原地方产生的。守护大名居地日益增多的家臣等消费阶层，把手工业者和商业居民引向这里。这类城市在室町后期尤多，最典型的有山口(大内氏城堡)、静冈(今川氏城堡)。再一些是寺社门前的“门前町”，以宇治山田(三重县)为代表。定居在城市里的商人，从镰仓末期起开始被称为“町人”。15世纪的日本城市还都处在守护大名的统治之下。 三、前期倭寇 �牐犜�朝统治者征日失败后，日中两国邦交迄末正式恢复，但民间贸易从未中断，甚至足利尊氏为筹措天龙寺建筑经费，还曾于公元1341年派天龙寺船赴元贸易。后来两国民间贸易受到倭寇[注15]的严重干扰。 �牐犢量苤饕�由镰仓时代以来西部一些名主、庄官、地头为核心的纯海盗帮以及武装商人集团和游民等构成。他们在西部豪族的组织下，以对马、壹岐、北九州的松浦和濑户内海为据点，侵掠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方。从13世纪上半期至16世纪中期活动了300余年之久。也有些中国人或以倭寇名义，或与之勾结进行海盗活动，但那主要是15世纪以后。 �牐犢量艿幕疃�始自公元1223年寇掠朝鲜金州。及至南北朝时期，因南朝许多溃兵败将流亡海上，倭寇势力大增，倍加凶猛。公元1323年至公元1422年的百年间寇掠朝鲜382次。[注16]据《高丽史》所说，倭寇侵朝鲜，所至“妇女婴孩，屠杀无遗”[注17]；“掳我人民，焚荡我府库，千里肃然”。[注18]倭寇不仅蹂躏了半岛南部沿海各地，且深入内地，成为高丽王朝的心腹大思。在此期间，倭寇也开始频扰中国，中国滨海郡县深受其害。 �牐牴�元1369年(明洪武2年，正平23年)3月，倭寇与沿海海盗抢掠山东、江浙、广东，朱元璋派杨载带国书赴日交涉，要求征西将军怀良亲王镇压倭寇。怀良亲王非但不理，反拘杀明使，自此倭寇更猖獗，竟经山东南下，转掠浙江温(永嘉)、台(临海)、明(部县)诸州、及至福建沿海。时怀良亲王又暗助明左丞相胡惟庸谋反[注19]，图谋“一举干掉明主”[注20]。公元1387年(明洪武20年，元中4年），宁波卫指挥林贤借日兵助胡惟庸谋反事件被揭露，明太祖遂绝日本贸易，严海禁，遣将剿御倭寇。 四、“勘合贸易” �牐犠憷�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于是下令九州探题取缔倭寇，并于应永8年(公元1401年)5月以博多商人肥宫及僧人祖阿为使臣赴南京，致书惠帝，表明恢复邦交意愿。应永11华(明永乐2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允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混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注21]，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易条约》。 �牐犚猿�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政府对此种贸易不只减免关税，且承担“日本国王”使节及其众多随员(实际是商人)在明期间全部食宿费用，发给衣服，免费供应他们归途一个月的海上旅程用粮。部分贸易品是以足利将军向明帝贡献方物、明帝回赠“颁赐物”的方式进行交易的，一般说来，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绝大部分贸易品交易采取明政府给价和自由交易方式。 �牐犠憷�义满对自己一手创立起来的日明贸易很觉满意，凡明使到日，他总是去兵库迎接。应永15年(公元1408年)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立即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一直到义教恢复日明关系的19年间，倭寇侵扰达17次之多。正长元年(公元1428年)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永享4年(公元1432年)任命入日明僧龙室道渊为正使，携带国书赴明。次年(公元1433年)5月龙室到北京，向宣宗献方物和国书，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以代替《永乐条约》条约规定10年一贡，贡船不超过3艘，人员不超过300，刀剑不超过3000。同时以宣德勘合代替永乐勘合。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至天文16年(公元1547年)，日本派出贸易团11次，时间持续百年以上。 �牐犎毡镜氖涑銎肺�刀剑、硫黄、铜、扇、苏方木、屏风、漆器工艺品、砚。输入品为生丝、布、药材、砂糖、瓷器、书籍、字画、铜器、漆器、金缕、府香、铜钱等。日本对明的贸易利益很大，如刀每把在日本值800至1000文，明政府给价平均2000文，获利1倍以上。 �牐牴�元1404年至公元1547年问，日本派出勘合船队共17次，仅在公元1432年至公元1547年问的11次勘合贸易中，输出刀20万把，换回铜钱40万贯。输入品中仅生丝一种可获4。5倍至20倍之利。[注23] �牐犎彰髅骋鬃畛跤赡桓�经营，后来转归守护大名，15世纪60年代后，为大内氏及与之结合的博多商人、细川氏及与之结合的界市商人所掌握。至16世纪30年代又完全为大内氏所垄断。 五、日明文化交流 �牐犓孀湃彰鹘煌ǖ姆⒋铮�日本的入明僧也增多。木富泰彦在《日华文化交流史》中记载，入明僧有114人。入明僧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体验中国的丛林生活，学习诗文和绘画。永乐勘合贸易条约以前的入明僧中最有名的是应安元年(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入明的绝海中津和汝霖良佐。绝海于洪武9年(公元1376年)谒见明太祖，奉作赋《熊野故祠》，因而博得盛名。汝霖也善作文章，曾得到翰林学士宋濂的赏识，为他作跋——“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后”。汝霖还在苏州承天寺掌管文书工作，在南京钟山和五山长老一起校点《大藏经》。 �牐犛览挚焙厦骋滋踉家院蟮娜朊魃�中，最有名的是三次作为正使入明的天龙寺坚中圭密和东福寺了淹佳悟。坚中圭密于应永10年(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率领300余人的使节团到中国，受到朱隶的热情款待。在明逗留半年，于公元1404年4月圆满完成任务回国。朱隶还任命赵居任为送日使，送坚中圭密的日本使节团回国，并携带日本国王金印一颗送给足利义满。从此以后日明贸易正式开始，这不得不归功于坚中圭密。了淹佳悟于水正8年(公元1511年)入明，和明大儒王阳明等交往甚密。明武宗赐给他金澜袈裟，将他安置在育王山广利禅寺。还有佳席玄树，应仁元年(公元1467年)入明，在北京遏见宪宗。后游苏、杭，文明5年(公元1473年)回国。桂底回国后大力提倡朱子学，并出版了《大学章句》，为日本朱注儒书出版之始。 �牐犙┲鄣妊�(公元1420年—公元1506年)是最著名的入明僧。他曾在北京礼部院作壁画，大受宪宗的夸奖。他将中国的泼墨和设色的技法传到日本，开创日本水墨画的新局面。入明僧都喜欢舞弄文墨兼学儒学，从中国带回大量书籍。他们还将中国的名僧大儒撰写的顶相赞、塔铭、行状、记录及诗文序跋带回日本。如1368年日县带回《嘉兴府天宁寺楚石梵珐撰的65巴后正观寺大方元恢和尚顶相赞》，1405年遣明使明室梵亮带回宋濂撰的《日本国天龙掸寺开山梦窗正觉心宗普济国师碑铭》。 �牐牫�日本僧到中国外，还有明僧到日本的。文中元年(明洪武5年，公元1372年)，嘉兴府天宁寺住持仲献祖闻、南京瓦官寺无逸克勤作为明朝正使来到日本。他们虽然在京都只逗留2月，但对五山僧的影响很大。应永9年(明建文4年，公元1402年)，惠帝也派禅僧道醇天伦和教僧一庵一如为使者，到日本递交国书，促进了日明文化交流。两国禅僧交往频繁，日本五山文学深受中国影响，使日本禅林文学进一步世俗化，模仿高启、宋濂等活着的文学家，正象奈良、平安时代模仿杜甫、李白一样。足利义满在京都北山以百万贯经费建造起来的山庄和三层的金阁，采取了日本寝殿式和大陆“唐样”的折衷式样，但主要以模仿中国文化为其特征。 六、与李氏朝鲜的通好 �牐牴�元1392年，朝鲜高丽王朝崩溃，李氏王朝建立。太祖李成桂即位后，一面加强防倭措施，一面遣使赴日，谋求通好，并要求日本禁倭寇。足利义满应朝鲜要求，命九州地方守将禁贼船，送还朝鲜被掳人口，于是两国通好。日本采取了某些打击倭寇措施，但不能根本制止倭寇活动，倭寇在朝鲜沿海为害仍十分严重。于是朝鲜决心以武力捣毁倭寇据点，乃于应永26年(1419)遣200艘兵船17000名大军袭击了认定是当时倭寇据点的对马。这就是日本方面所说的“应永外寇”，朝鲜方面则称作“已亥东征”。对于朝鲜的这次军事行动，幕府大为震惊，但当确认朝鲜的目的纯系剿倭寇后，乃继续通好。 �牐犎粘�通好后，九州、中国地方的守护大名和豪族频频遣使朝鲜。他们都以修好为名，欲获得贸易利益。面对这种情况感到为难的朝鲜，乃要求对马的宗氏予以限制。日朝贸易也采取了勘合贸易的形式，规定持宗氏证明宋朝的贸易船一年为50只，有特殊需要者例外。贸易港口限于乃而浦、富山浦、盐浦三港。这三港和首都京城都筑有倭馆，供接待日本使节和日商之用。随着两国贸易的发展，侨居三港的日人逐渐增加，至15世纪末突破2000人。日侨同朝方官员纠纷频发，16世纪初发生大规模冲突事件，三港的日侨撤到对马(“三浦之乱”)。此后虽恢复往来，但日朝贸易已渐趋不振。 �牐犆骋灼分腥毡臼涑龅闹饕�有扇、刀剑、硫黄、铜、银等日本产品，以及各种染料、香料、药材、砂糖等南海物资。这些南海物资多半是琉球商船运到博多的。朝鲜输往日本的，最主要的是布帛类，此以棉布为最，仅公元1418年至法院1423年的5年间就输进日本11356正。 �牐犎瞬巍⒒⒈�皮等朝鲜特产品也是输出大宗。大藏经、大般若经和佛具的输出在初期居重要地位。 第四节 室町前期的文化 一、朱子学与《神皇正统记》 �牐犞熳友г诹�仓时代就传入日本了。当初将朱子学带到日本的是俊艿(公元1166年—公元1227年)和圆尔辩圆(公元1202年—公元1280年)两禅僧。圆尔之后在日本积极传播朱子学的有宋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元僧一山一宁。镰仓时代朱子学没有被当作一种独立的学问加以研究，而且它是依附禅宗传入日本的，只是作为禅僧的一种文化教养，作为传播禅宗的一种辅助手段，主要在禅僧中间流行，停留在兼学的程度上。至南北朝时代(公元1333年—公元1392年)，情况便不同了。义堂周信(公元1325年一公元1388年)从《四书》的价值来谈新旧两注的不同，把儒学作为政道的一种参考，为足利义满讲《中庸》、《大学》、《鲁论语》(鲁国所传的《论语》)。他对义满说，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明德、正心、修身为先。义堂之后岐阳方秀及其弟子云章一庆、翱之惠风等大力宣扬朱子学，朱子学不但在关东，在全日本已取得了稳固的地盘。 �牐牎敖ㄎ渲行恕笔О芎螅�朱子学被南朝统治者用作同室町幕府和北朝皇室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记述从“神代”至南朝后村上天皇即位(公元1341年)的历史著作《神皇正统记》中，著者北田亲房仿照朱熹《通鉴纲目》的宗旨，大力宣扬“大义名分论”，笔诛“乱臣贼子”。他还按朱熹唯心主义理气之说，对由来已久的“国土生成”和“天神出现”等神话加以演绎，为所谓“肇国悠久”和“皇位神圣”说赋以哲学“理论”，并通过所谓“神器授受”说论述皇统的继承，为南朝正统说提供根据。《神皇正统记》大大发展了神国思想，为所谓独特的日本“神国国体”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这个“国体论”到明治以后曾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人民、进行侵略的思想武器。 二、民间文艺 �牐犆窦湮囊沾醋鞯淖畲蟪删停�是作为戏剧完成的“能乐”和“狂言”，以及作为戏曲完成的“能乐”的“谣曲”和“狂言”的乐曲。“能乐”是一种使用“能面”(能乐用面具)，由谣、舞蹈、伴奏所构成并伴以谣曲演出的乐剧。“能乐”的前身是民间流行的“猿乐”和“田乐”，起源于中国唐朝的散乐，进入镰仓时代又采用了歌舞乐曲，逐渐变成戏剧的文艺形式。至室町前期，经过大和“猿乐”的观世座(剧团)的著名演员观阿弥，尤其他的儿子世阿弥(公元1363年—公元1443年)的努力，使“能乐”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艺形式。世阿弥还统一了散在各地的民间艺术，集当时日本歌舞之大成，创造了日本民族戏剧。他的《花鼓书》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戏剧艺术理论著作，奠定了日本的民族艺术理论基础。他的《能作书》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戏剧创作方法的著作。他一生创作的“谣曲”至少有90多种，其中有些是历史故事、传说，歌颂英雄武士、高僧，为足利义满和武士们所欣赏。但也有不少是揭露社会矛盾的，有些今天尚在演出。 �牐牭笔痹谀芾志缧�幕时总是穿插演出“狂言”。如果说能乐在颇大程度上是属于武士阶级的戏剧，那么狂言便完全是一种优秀的民间文艺。遗留下来的300多篇“狂言”，用的是当时的口语，表演形式生动活泼，内容完全是对当时统治阶级人物的尖锐批判和辛辣讽刺，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能乐”和“狂言”的发展，给后来“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三、文学艺术 �牐犑翌�时代贵族文学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只是若干贵族文人完成了《日本书纪》、《万叶集》、《源氏物语》等一些古典著作的抄写本和注释书而已。此时禅僧的五山文学十分兴盛。五山有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之分，公元1386年足利义满整顿五山制度，将南禅寺置于五山之上，京都五山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五山为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这里的五山僧人学习中国语，入山为僧必须考中国语，及格后方能出家为僧。所以他们都精通汉文学，写了许多汉诗、日记、语录、文章，杰出的作家辈出，如虎关师栋、义堂周信等。除五山汉文学外，武士文学作品较有价值的是《太平记》一书。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记述从“建武中兴”和南北朝大约50年间战乱的历史，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以及各阶级的动态和思想。 �牐犓孀排┟瘛㈩�人力量的不断壮大，民间文学兴起，出现了新的创作形式，如后来被称做“御伽草子”的通俗易懂的短篇小说和“连歌”。它们中有的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有的是鸟兽虫鱼草木拟人化的童话，这些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人民性。“连歌”是几个人、十几个人一起在相互联咏中不断创作联句的一种诗歌体裁。这种体裁起源于和歌上下句的两人联咏，在平安时代已经出现，到镰仓时代发展成50句100句的联句，开始打破贵族的垄断而推广到武士和人民群众中。至室町前期便脱离和歌而独立，在人民群众中形成连歌热，用来歌颂自己的劳动和表现对统治阶级斗争胜利的喜悦。14世纪中叶，二条良基辑成一部优秀的连歌集 ——《菇玖波集》，奠定了连歌兴盛的基础。 �牐犝馐逼诨婊�艺术的显著特点是“大和绘”走向衰落，而仿宋元画风的水墨画风靡一时。奠定日本水墨画基础的是掸僧如拙及其弟子周文，而使其获得完善发展的则是周文的弟子雪舟等杨。雪舟游学明朗，从当时中国名画家李在和、张有声学得泼墨技法。他的卓越成就在于吸收了中国绘画的长处，结合日本人民的思想感情，在继承发扬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色地创造出自己的民族风格，丰富了日本的文化内容。因而他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被誉为“古今之画圣”。他的水墨画选题颇广，有优美的山水画，有栩栩如生的花乌画，还有逼真的肖像画。主要作品有《育玉山》、《山水长卷》(长达52尺)《四季山水图》等。 �牐牻ㄖ�方面最著名的是公元1397年足利义满建造的金阁。它是临池而造的三层楼阁，其式样采取结合形式，即第一层寝殿式，第二层佛堂式，第三层禅宗式。这种结合形式可以看到公家与武家文化的结合和平安文化与镰仓文化的统一。 第五节 农村自治体的形成与农民起义 一、农村自治体(“惣”)的形成 �牐犇媳背�时代封建主集团的混战，破坏了生产，摧残了劳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农民同封建主阶级矛盾尖锐化。 �牐犜缭诹�仓末期，先进地区的农民就开始以名主为中心团结起来，加强了对庄园领主和在乡领主地头斗争的力量。南北朝时代，乘多数武士离开农村忙于混战之机，农民更加强了这种团结，壮大了力量。起初，农民们在发生某些重大事件时都来到村民信仰的中公神社处集会(“寄合”)，商讨应付办法。久之，这种集会便定期召开，做出决议共同行动。农民依靠这种团结一致的集体力量同封建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或以武力阻止封建主军队进入村庄为非作歹，或以集体签名方式向庄园领主“强诉”，要求减轻年贡，免除直营地上的劳役和罢免凶恶的庄官。如被拒绝则集体“逃散”，即撤出庄园，拒绝为领主耕地，直至迫使领主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止。建武元年(公元1334年)若狭国太良庄农民就曾要求罢免领主代官(代理人）肋袋彦太郎，列举其暴行13条，署名者59人。他们交饮神社之水，宣誓坚持团结，写成慷慨激昂的誓词。[注24]在某些地区，团结起来的农民还成功地拒绝了领主代官进入庄园，规定向领主交纳年贡之事由农民集体承担。这种办法叫做“地下请”或“百姓请”。[注25]至15世纪，以“百姓请”的形式交纳年贡的村庄增多起来。 �牐犝庵衷诙氛�中自发形成的农民结合的组织叫做“惣”(音so)[注26]，有“惣”的自然村叫做“惣村”。“惣”有自己的规章，违者受罚，逐渐形成为带有农民自治色彩的组织机构(自治体)“惣”在其发展过程中，除肩负组织农民向领主作斗争的任务外，还掌握了处理用水和“入会地”(公有的山野)等农村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权力。原来“连一滴”都是由庄园领主垄断的灌溉用水，已由农民来管理了。其结果是，公元15世纪以来出现了利用一条河水、生活在一个盆地或需要共同利用“入会地”的几个乃至十几个自然村的“惣”的联合组织。这种联合组织往往超越郡的界限；“惣村”主要是在近畿地方，尤其是在近江、山城、奈良各地，还有尾张、美浓、伊势、东海、北陆等农业发达的先进地带形成较快，而在关东、东北、九州各地则形成很慢。“惣”的基本群众是“百姓名主”(自耕农、佃农）和“名子”(农奴或小佃农)，而被称为“番头”、“沙汰人”、“乙名”的领导者则往往是强大的名主。这些强大的名主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幕府、守护和庄园领主的压迫，另一方面作为中间剥削者又压迫和剥削农民，是农民的对立面，所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联合农民对付共同敌人，但同时却极力阻挠农民去触动封建制度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他们垄断把持的“惣村”组织，又成了农民广泛深入开展反封建斗争的绊。 二、阶级矛盾的激化 �牐犑翌�时代农民在幕府、守护、庄园领主、在乡领主的层层盘剥下，封建负担异常沉重。下层农民“作人”、“下作人”、“名子”负担的年贡，若是把交给领主部分和大名主进行中间剥削的部分加在一起，就达到产量的60至70％。农民们还要负担徭役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更加奢侈，加紧搜刮农民。例如足利义满在其晚年曾在京都北山建立了豪华的别墅，称做“金阁”，把天皇和公卿邀到这里纵情玩乐，仅建筑费一项就花了百万贯，这等于浪费掉农民血汗结晶的百万多石大米。在农民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受到幕府保护的酒屋、土仓和寺院兼营的金融机关以抵押借款人的土地、各种动产为条件高利放贷，更使人们难以忍受。备受高利贷之苦的除农民外，还有城市贫民和大量破产的下级武士。 �牐犚虼耍�进入15世纪，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团结起来的农民反封建主的斗争愈加激烈，开始从以个别领主为斗争对象的集体“强诉”、“逃散”发展到以幕府、守护、领主、高利贷者等整个封建剥削阶级为斗争对象的大规模武装起义。这种武装起义被称作“土一揆”或“土人一揆”。但是这时期起义者打击的锋芒主要还是指向高利贷业者和高利贷制度，因为起义的主要目的是要幕府、寺院发布“德政令”，即废除苛刻的债务关系；因此，日本历史又常常称这种起义为“德政一揆”。起义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参加者有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 三、正长起义与嘉吉起义 �牐�15世纪初、中期的农民起义主要集中在当时日本封建统治的中心京都和奈良地区。首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发生于正长元年（公元1428)；这一年发生了全国性饥谨，瘟疫蔓延，“人民多死亡，尸骸充斥各国”。[注27]幕府和领主们毫无救灾表示，相反，足利氏一族为争作刚死的将军足利义持的继承人而争战不休，把更大的灾难加给人民。8月，起义由近江的陆上运输工人(“马借”)发难。9月，京都东南醍醐寺领地农民揭竿而起，山科、鸟羽、西冈的农民群起呼应，起义烈火越烧越旺。手持伐木刀、木棒、铁锹、镰刀和长枪的起来者们在战斗中采取迅速集中、分散的灵活战术，屡次挫败貌似强大的官军。起义者到处索回借据和抵押品，宣布废除债务关系。10月，京都市内也发生了要求取消债务的起义。起义者占领了寺院，袭击了酒屋和土仓，夺回抵押品，烧掉典当契据，一下解决了用“强诉”方式难以解决的问题。历史上称起义者这种以自己的双手解除债权债务关系的作法为“私德政”。与此同时，来自木津的运输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几千名起义者逼近奈良。统治阶级不得不假借大庄园兴福寺之名发布“德政令”，内容是：典当物品归还三分之二，无条件废弃5年以前所有欠债借据，勾销1年以前的年贡欠账。大和神户乡的农民为歌颂这次胜利，在一块石雕上刻下如下铭文：“正长元年(公元1428年)以后，神户四乡无任何债务关系。”[注28]这块雕着佛像的巨大花岗岩迄今仍保存在奈良市区的柳生町。 �牐牰杂诒怀莆�“正长一揆”的这次农民起义的胜利，统治阶级惊恐万分。兴福寺的大乘院僧正寻尊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大凡亡国之基莫过于此。日本开辟以来此为土民蜂起之始也。”[注29]这次起义还波及播磨(兵库县)、纪伊(和歌山县)、和泉、河内、界(均属大阪府）和伊贺、伊势(均属三重县)各地，迫使各地统治者均发出“德政令”。正长起义之后，各地起义迅猛展开，此伏彼起。永享元年（公元1429年)播磨国再次起义，要求减轻年贡，并且提出“国内不许有武士（守护的武士)”[注30]的战斗口号，一度打败了守护赤松满佑的军队。 �牐牭逼鹨迤仁垢鞯赝持握叻⒊觥暗抡�令”而起义队伍纷纷解散之后，幕府立即反扑，不承认起义者以实力赢得的取消债务这一胜利果实。永享2年(公元1430年)足利义教发布《政所壁书》(政所告示)，严禁以偿还部分本钱为条件取消债务的要求，对受到打击的洒屋、土仓采取复兴的方针。[注31] �牐犎嗣窠�攻力量的加强，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嘉吉元年(公元1441年)，足利义教企图剥夺播磨守护赤松满佑的领国，反被杀死。就在这时，从8月末起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袭击京都及其周围、要求“德政”的起义。近江国和山城国的万名农民把京都团团包围，占领了位于通往京都的7条道口的神社和寺院，每天轮番出击市内，同幕府军作战，要求幕府发“德政令”并警告说，如果不接受要求便烧掉这些寺院。经半月的战斗，幕府终于不得不发布“德政令”。据统计[注32]，公元1428年至公元1441年发生起义23起，1442至1466年发生35起。这35起大多数以京都、奈良地区为中心，其中公元1454年和法院1457年以京都为中心要求“德政令”的起义，规模较大且获得成功。 四、起义的性质与历史意义 �牐犎缟纤�述，15世纪20至60年代的日本农民起义王要是以反对高利贷剥削为内容。对于这种农民起义的性质，人们一直认识不清，因此对起义的历史意义也就不能作出恰当的估价。这个时期的日本农民起义无疑也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按照童云扬的见解，这主要是因为日本酒屋、土仓的高利贷剥削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质。他指出：就这个问题他在《日本室町时代的“酒屋土仓”和农民运动》一文[注33]中指出三点。第一，酒屋土仓的高利贷业始终是在强有力的封建统治集团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封建统治集团最初是寺院领主，接着是贵族集团，最后是幕府统治者。有时，有的酒屋土仓主还被用为幕府收税官吏，使于相互勾结。第二，酒屋土仓主常常占有(临时性的或永久性的)债务人作抵押的土地，临时占有封建领主作抵押的预征年贡，利用地头在庄园的种种权力(“地头职”)，以这些手段参与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分享封建贡租。第三，高利贷剥削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加重了劳动人民的封建剥削负担。 �牐犉鹨宓睦�史意义是巨大的。起义基本上瓦解了幕府同酒屋土仓的勾结利用关系，削弱了封建统治。在起义的压迫下幕府一再发布“德政令”，破坏了酒屋土仓的债权，影响了幕府以此债权为基础的财政收入。幕府为保证财政收入不受损失，遂采取了牺牲酒屋土仓的利益、利用德政令的方针。例如，幕府1454年12月18日的德政令规定：适用于德政令的债务人只要向幕府交纳债额的十分之一，便可废弃债务。这样一来，酒屋土仓主便不再乞求幕府保护，相反，致力于摆脱幕府控制，寻求城市自治。[注34] �牐犉鹨逶诤艽蟪潭壬铣宓�了酒屋土仓经济上的封建性。这些高利贷者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感到继续干这种营生已经无利可图，便使其资本日益转向的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这对于尔后日本经济发展新局面的出现是有促进作用的。[注35] �牐犚淮我淮蔚钠鹨宕蠖嗾�得了德政令和实现了“私德政”，人民生活处境得到一定改善。某些以减轻贡租为目标的起义大多也赢得了胜利。由于这些胜利，原来那些“下人”、“所从”等半奴半农式下层农民得以进一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基本上完成了他们自镰仓以来向独立小农的成长过程，生产得以发展。 -------------------------------------------------------------------------------- [1]延喜(公元90l年—公元922年)是醍醐天皇在位时期的年号，天历(公元947年—公元956年)是村上天皇在时期的年号。“延喜、天历时代”即指该两天皇统治的时期。 [2]龟山天皇系统因后宇多法皇住在大觉寺，故称大觉寺统。后深草上皇系统因后深草、伏见两上皇住在持明院，故称持明院统．后来前者为南朝，后者为北朝。 [3]地待：亦称国侍，是乡村武士，不供职于幕府。 [4]《日本史料集成》第194页，平凡社，1963。 [5]读卖颜闻社《日本历史》，第5卷第76页，1965。 [6]例如，1392年在纪伊国南部庄，领主高野山同地头实行了“下地中分”。此后田山氏担当该国守护，寺家方面“中分”部分田山氏承包了年贡。据1441年记录，原来寺家所得年贡为250石，而当守护承包便激减至30石。在高野山领备后国太田庄，守护提出申请承包千石，但该庄年贡一直是1800石，因此寺家表示不同意，不断进行“愁诉”。最后还是被迫屈服，“守护请”成立。然而守护山名氏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履行承包契约，从1402至1439年的37年间欠交20800余石。 [7]沙汰人：指官衙里各种集会的代表，寺院执事僧、憎众、僧兵等各种集会的代表，以及农村自治体的代表。这里指僧兵集会代表。 [8]王浦圭一：《日本史》第3卷第77页，有斐阁，1978。 [9]大尝会：天皇即位后第一次举行的祭祀天神、地祗的大典。 [10]《世宗庄宪大王实录》，《史料日本史》中世篇第383页。 [11]《校注者松堂日本行录》，同上书第332页。 [12]反：土地面积单位，就是段，一反约992平方公尺。 [13]金翘：金线织花铜缎。 [14]《福建通志》卷59，转引自张声振《中日关系史》第1卷第27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15]倭寇：中国人和朝鲜人对日本海盗的称呼，参见陈翘恒《明代倭寇考略》第2页，人民出版社，1957。 [16]签原一男：《日本史研究》第141页注，山川出版社。1975。 [17]《高丽史》卷114《金克敏传》，《中国朝鲜史籍中的日本史料集成》(三国高丽之部)第194页，图书发行会，1978。 [18]《高丽史》卷78《食货志》1，同上书第140页。 [19]《明史纪事本末》第1册第181页，中华书局，1977。 [20]高须芳次郎：《海上二千六百年史》第63页，海军研究社，1940。 [21]明朝为严海禁，防走私，乃于1383年规定勘合之制，用于对外贸易。按日本勘合制，先是把“日本”二字分开，作成日字号勘合100道，本字号勘合100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薄二扇，本字号勘合底簿二扇。本字号勘合100道与日字号勘合底簿一扇送交日本，其余留存北京礼部、福建布政司。日本赴明贸易船各船均须攒带勘合一道，经在宁波检查，再护送至北京。 [22]一贯铜钱等于千文。 [23]《大乘院寺社杂记事》中说“唐船(指遣明船)之利莫过于生丝。其于唐(中国)1斤银250虹(1000包为1贯文)，运抵日本则值(铜钱)5贯文。于西国备前、备中，铜1驮价10贯文，其于唐土明州、雪州易之以生丝，则得40贯50贯云云。”转见大久保、儿玉等主编《史料日本史》中世编第326页，吉川弘文馆，1963。 [24)稻垣泰彦：《土一揆与内乱》，《日本民众的历史》第2卷第239—240页，三省堂，1975。 [25]当时称农民为“百姓”或“地下”，“请”系承担、承揽之意。 [26]“惣”。又作“总”，有“代表村民总意的机关”之意。 [27]南条范夫：《暴力日本史》第62页，光文社，1971。 [28]同上书第68页。 [29]《大乘院日记目录》，《史料日本文》中世编第345页。 [30]《萨戒记》，同上书第346页。 [31]藤木邦彦：《政治史》I，《体系日本史丛书》第1卷第395页，山川出版社，1969。 [32]高柳光寿等：《日本史辞典》第1131页的《土一揆,德政一按年表》，角川书店，1979。 [33]、[34]、[35]童云扬：《日本室町时代的“酒屋土仓”和农民运动》，中国日本文学会tg本史论文集》第86—102页，人民出版社，1982。

奥多文斯

第八章 室町时代后期——战国时代(1467——1573) 第一节 “应仁战乱”与山城国农民起义 一、幕府的衰落 �牐犑翌�幕府自始就是一个建筑在守护大名势力均衡基础上的大名领主联合政权，这种特点越到后期越加明显。如前所述，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统治时期，幕府只是借助强大守护大名间相互牵制的力量才勉强平息了“永享之乱”(公元1439年)。可是随后义教推行的抑制强族的政策，又招致“嘉吉之乱”(公元1441年)和自身被杀的后果。义教之后，幕府更由于受到京畿地区农民起义的连续打击，完全丧失元气。到第八代将军义政(公元1435年—公元1490年)统治之时，甚至连京都的治安都维持不了。京都的土仓等高利贷商人只好自行组织，雇佣浪人，收买守护、地侍自卫。幕府无法对付起义，在义政统治的24年间不得不13次发布“德政令”。即使如此，义政仍一意追求享乐，纵其妻日野富子及宠臣施行恶政。幕府拿不到年贡就直接向人民征课“段钱”、“栋别钱”，或在京都7出口处设关卡，征收“关税”，结果导致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幕府政治走向绝路。一些强大的大名乘幕府衰弱之机都想控制幕府，最有希望控制幕府的是管领细川胜元(公元1430年—公元1473年)和四职家之一的山名持丰(宗全，公元1404年—公元1473年)，但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守护大名们在各自领国内也很紧张，因为严重威胁其统治的不仅有星火燎原般的农民起义，而且还有借农民起义之助日益壮大起来的“国人”势力。这些自南北朝以来被称作“国人”、“国众”的是一些在乡武士领主，他们为保住自己的领主权，进而排除庄园制下层层瓜分年贡的体制，把提供实物租的农民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发展自己的势力，而和守护对立。同守护大名这种外来者不同，他们或者有着久远的开发领主宗谱，或者镰仓以来就作为地头而一直定居该地。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他们曾致力于开垦耕地，整备水路，讲求灾害对策，建设市场，使其领地成为该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把农民紧紧控制在其经济圈内。[注1]为了共同抵御守护大名及其代理人“守护代”的介入，邻近的国人领主往往联合起来，形成新的武士团。南北朝内乱期这种联合体非常多，曾以种种名称(“白族一揆”、“赤旗一揆”、“花一揆”、“雨一揆”，“儿玉党”、“横山党’、“松浦党”等等)出现。后来守护大名终以幕府权力为后盾，软硬兼施地把不少国人领主编入自己的家臣团，得以在领国行使权力，形成守护领国制。但根基不牢；敌对的国人势力始终在潜伏着，集结着，酝酿着“地震”。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国人反守护的活动遂又公开化。但是，这时他们很少以单独的暴动形式出现，而总是采取个别地参加到农民起义队伍中去的形式，或采取同农民联合举行起义的形式。 二、“应仁战乱”与战国时代的出现 �牐犆媪偻�往有国人参加的农民起义的威胁，守护大名之间以及在各守护大名家族内部逐渐分成两派，相互斗争。在维持守护领国的统治上，是继续利用庄园制这种形式，还是利用已经成为乡村中心势力的那些否定庄园制的国人领主?一般说来，这是两派斗争的关键性问题。而这种斗争往往表现为守护家的继嗣之争。15世纪40至50年代，信浓国的小笠原、加贺国的高铿，以及斯波、畠山等各家的内乱情形具有代表性。这些内讧已经不是局限在各自国内的纠纷，而是发展成把邻国卷进去的大纷争。全国性大名间的斗争不久也波及幕府。当时幕府内部发生了将军职位之争，是交给义政的养子义亲还是交给义政之妻日野富子刚刚生下的义尚?以此为开端，山名宗全和细川胜元分成两派，再加上畠山、斯波两家内部之争，就开始了“应仁之乱”(公元1467年，即应仁元年)。日本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守护大名分成两派，都卷入这场战争。25万大军以京都为主要战场，在全国各地混战，历时11年。就在此时，各大名领国内的农民起义复又频发，国人、家臣叛乱事件迭牟，守护们不得不急忙回国，细川、山名双方也就在胜负末分的情况下，于文明9年(公元1477年)基本上结束了战争。 �牐犝獬≌铰沂咕┒技负醣涑煞闲妗Ｕ铰抑幸逭�将其将军职让给儿子义尚，隐退东山山庄，在此建造豪华的“银阁”，饮宴取乐。新将军义尚更无权威，其威令不出山城一国。将军权力的削弱更促进了庄园领主的没落；公卿贵族、僧侣等旧统治阶级丧失收入来源，有不少只好下乡乞食地方大名门下。而回到领国的守护大名，其统治地位或面临被守护代及有力家臣取代的境地，或已被取代。新型大名——战国大名在所谓“下克上”的动乱中代之而起。日本历史便从“应仁之乱”起进入室町后期，即战国时代。 三、山城国农民、国人的联合起义 �牐牎坝θ手�乱”虽已过去，但是成为这场大乱导火线的畠山家内部两派之争并未结束，畠山义就对畠山政长之战在山城、大和、河内一带继续进行。1480年在丹波、山城、大和及播磨等地同时发生农民起义，而于这年下半年发生的两次京都人民起义尤为激烈。这一年幕府在京都7个入口处又设关卡，激起京郊农民和以“马借”为中心的运输工人及手工业者等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概。他们以起义一举赢得了新设关卡之废除，并且袭击了“酒屋”和“土仓”。文明14年(公元1482年)畠山两军的战场转移到以山城国南部为中心的一带，致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道到破坏，居民负担加重。文明17年(公元1485年)7月，大和农民发动起义，以“大和国惣(总)百姓等”的名义向各庄园领主要求“德政”，即要求免除年贡的未纳部分，声言如不答应要求，来年将放弃一切耕作。从7月末起，在近江、山城、京都也爆发了同类起义。这些起义都有国人(在乡武士领主)参加。 �牐牼驮谡舛氛�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同年年底爆发了威力更大的山城国南部农民同国人的联合起义。12月1日，这里“上自60岁下至15岁之国人举行大集会，国内土民(农民)亦举行大集会，各自做出决议，要求(畠山两军)撤退”[注2]国人、农民的决议发出后，畠山两军很快撤出山城国南部。6天后，国人36名代表提出管理南山城的三大施政方针：1．畠山双方都不得进入山城国；2．本所领(寺社、公家领)要由寺社、本所(公家)知行，一如从前；3．不设新关卡。[注3]12月24日，国人代表对上述第二项又做了如下补充规定：“诸本所领须由本所直接支配，尤其大和及其他诸国之人不得进入国内(南山城)充任代官；庄民不得滞纳应交给寺社、本所之年贡。”[注4]文明18年(公元1486年)12月13日，在宇治平等院召开国人大会。大会追认三大施政方针，并确定由这36名组成的代表机构为最高决策机关，代表们按月轮流处理政务(“惣国月行事”)。这个被称为“山城惣国”的新政权将本所领所得年贡的一半(“年贡半济”)作为政权经费来源，从而行使了守护的职权。 四、“山城惣(总)国”政权的性质 �牐�36名代表中有不少原是各庄园庄官级土豪。[注5]最初国人之所以联合农民，目的无非是要借农民之力赶走守护势力，取代守护、庄园领主而实行对农民的统治。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无视农民的基本要求，这在施政方针的第二、三项都有所反映，尤其本所领地由本所直接支配是苦于代官苛敛诛求的百姓名主的迫切希望。作为补充规定的后半段内容则毫不掩饰地表明了国人的目的：拒绝其他国出身的人充任这里庄园代官，是为了恢复他们自己的庄官地位；在这里庄园领主的统治早已有名无实的情况下规定农民必须向寺社、本所交纳年贡，实际上就是要以法律形式保证这些国人对农民的掠夺。此后把持政权的国人日益把依靠农民力量建立起来的政权变为统治农民的工具。明应元年(公元1492年)2月幕府任命伊势贞宗为山城国守护，这又导致国人内部的对立。反守护进驻派据守稻八妻城，但旋被守护军击败，维持了8年的南山城自治政府至此告终。这个自治政府虽然由于脱离了农民而垮台，但它的建立确实是农民斗争的产物，标志着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即进入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农民战争时期。 第二节 一向宗农民战争 一、一向宗的兴盛 �牐犓�谓一向宗农民战争(“一向一揆”)，总的说来，就是以农民为整体的、包括有寺院僧侣和国人参加并参与领导的净土宗本愿寺派信徒发动的反封建武装起义，其目标是夺取地方政权。它发生在本愿寺教团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和地区。 �牐犚幌蜃诘拇蠓⒄梗�从时间看是在南北朝动乱期之后迄室町后期之际，从地区看主要是在近江一带、北陆地方(加贺、越中、能登、越前)、东海地方(三河、尾张、美浓)、越中美浓接壤的飞蝉地方以及中国地方(安艺、播磨、备前、备中)。这些地区大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和中间地区。一向宗发展的时期正好是“惣村” 在这些地区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可以说它正是以“惣村”的农民作为社会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注6]在很长时期内一向宗主要体现为它的主要流派本愿寺派和佛光寺派的发展。这些流派形成于亲鸳死后，它们适应人们的精神需要采用新的传教方法。佛光寺派宣扬说，一旦人的名字记在名簿上，他就得以“往生极乐”，并且倡言念佛可愈病，摆脱贫困，获得现世幸福。因此佛光寺派等流派获得渴望现世幸福的人民群众欢迎，广为传播。相反，摈斥此说，自认为拥有亲鸳祖庙而以正统派自居的本愿寺派则发展缓慢。及至第八代法主莲如(公元1415年—公元1499年)采纳上述说教并亲作宣传后，一向宗各派僧侣、门徒很多转归本愿寺派，本愿寺教团在上述各地才有了飞跃发展，时当应仁之乱之际。 二、本愿寺教团的基层组织 �牐牨驹杆陆掏诺姆⒄梗�为一向宗僧侣、信徒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必要条件。该教团最基层的组织是“讲”。一寺院一道场至少有一个“讲”，多则四、五个“讲”，也有跨郡的“讲”。每一个“讲”拥有信徒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莲如组织“讲”就是要加强信徒的宗教生活，加强信徒对弥陀本愿的信心。但是“讲”逐渐失去原来的性质，变成信徒们集会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场所，进而成为信徒群众为争取现世幸福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战斗组织。 �牐犜诒甭降胤剑�本愿寺教团自文明3年(公元1471年)莲如亲自来此进行组织之后，有了飞快发展，在很短时间就压倒了佛教旧宗派和一向宗其他流派，把广大佛教信徒吸引到该教团之内。[注7]自认为是弥陀之子、坚信佛力而又获得教团组织这种依靠力量的农民信徒，思想大为解放，开始无所顾忌地积极行动。他们否定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推祟的诸神诸佛，轻蔑守护、地头等封建武家的权力，拒纳年贡，拒服徭役。开始时国人也企图以武力镇压农民信徒的反抗，然而当他们觉察到组织起来的农民信徒力量的强大后，为了保住自己在村内的地位进而实现取代守护大名的野心，便从镇压转为利用的政策，纷纷加入本愿寺教团。 三、加贺宗徒“王国” �牐犛捎谏鲜銮榭觯�形成了农民信徒、僧侣同国人信徒的联合。在加贺国，这些信徒在70年代末巧妙地利用守护家的内乱、不断壮大自己力量。就在此时，尚在北陆地方传教的莲如连续发出戒条，要信徒们循规蹈矩，不得违抗守护、地头，不得拒纳年贡，不得轻蔑神佛，还打出“王法为本”的旗号[注8]，妄图以这些戒条束缚信徒们的手脚；然而信徒们不听，无视守护职的权威，到处发动起义，拒纳年贡，占领庄园，甚至“驱走国务之重职”，“诽正法，毁佛像经卷，捣神社佛阁”，以致出现“无佛世界”，加贺成了“无主之国”。对于这种革命形势，统治阶级惊呼之为”日月坠入泥土”，诬农民革命行动为“前代未闻之无法无天”[注9]。决战时期终于到来，长享2年(公元1488年)加贺起义者一面向能登、越中、越前各国信徒发出檄文，一面以10至20万大军包围了高尾城。起义者的援军堵住了越前、越中通往加贺的通路，使幕府军和两国守护军队无法前来解围。6月9日包围者攻克该城，守护大名富铿政亲自杀。起义者旋即迎立富铿泰高（政亲的堂兄弟)为名义守护而接管了加贺国。 �牐牴�人信徒立即把原守护方面国人的土地夺到自己手里，农民信徒的年贡负担也得到减轻。《总见记》里的一段话反映了起义胜利后农民的喜悦心情：“武家作地头事情难办，一向住持当领主可随心所欲度日。”[注10]此后加贺国便由有力的国人信徒代表和中小名主出身的寺院住持代表以共议制形成联合执政；国人代表依靠的是他们的战斗组织“组”(“与”)，寺院住持代表依靠的是拥有众多农民信徒的组织“讲”。由于“讲”发挥了强力的牵制作甩，使国人集团垄断全部政权、统治农民的企图未能如愿[注11]此后90多年间，加贺国大体上成了“百姓所有之国“[注12]。 四、石山战争 �牐犜诩雍匦磐狡鹨迨だ�的鼓舞下，能登、越中、越前等国的信徒也都纷纷起事，虽然都末获胜，但不屈不挠地把战斗整整坚持了90年。一向宗信徒起义并不限于北陆地方，在飞弹，文明17年(公元1485年)也发生了当地一向宗中心寺院照莲寺反对有力武士内岛一族的起义。起义虽失败，但内岛不得不对一向宗采取妥协态度。进入16世纪，起义烈火更延烧到河内、和泉、摄津、畿内、三河诸国。文明7年(公元1475年)从北陆回来的莲如在京都山科建本愿寺，以该寺为本山统辖全日本宗徒。本愿寺以其严密的组织向各地宗徒征收“志纳钱”，充实财政，名义上这是为报“佛恩”的捐献。16世纪30年代，第十代法主证如又将本山移至石山本愿寺(在大阪)，尔后不断扩大寺区，让新兴工商业者移居寺内町，积极发展工商业，强化防卫措施。本愿寺教团变成强大的宗教王国，它的存在为争霸中的战国大名所不容。永禄6年(公元1563年)三河国宗徒举行起义，反抗德川家康的苛虐。战斗坚持6个月，沉重打击了德川家康，据认为这是他一生所经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本愿寺历届法主对宗徒起义一直持反对态度，讨好封建主；但当元龟元年(公元1570年)织田信长迫使本愿寺教团决战，危及这个宗教王国存在时，第十一代法主显如光佐(公元1543年—公元1592年)便动员全体宗徒为保卫寺院而战。宗徒们在艰苦条件下把“石山战争”(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坚持10年之久。天正8年 (公元1580年)战败，宗徒力量消失殆尽。接着，包括加贺国宗徒领国在内的各地起义被逐个镇压下去。 �牐牨榧鞍敫鋈毡尽⒊ご锇倌甑囊幌蜃谂┟裾秸�是迄今日本农民反封建斗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它虽最后失败，但打击了庄园制，使更多农民摆脱多层剥削，成为自耕农民。它还削弱了大名割据势力，为日本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三节 战国大名领国制 一、战国大名的产生 �牐犛θ手�乱后历经半个世纪，守护大名相继没落，一些守护代、守护家臣及地方国人代之而起，形成新的大名—一战国大名，确立起在各国的统治，继续承认庄园制的守护大名领国制为根本否定庄园制的战国大名领国制所代替。这种历史性的政治变动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室町前期农耕已经逐渐精耕化，施肥日益重要。所用肥料除厩肥、人粪尿和灰肥外，还有需要量日益增大的压绿肥。这种肥料投量甚大，每反大约投入300贯(183，所用的青草、嫩芽只需从山野索取，但由于庄园制的存在，广阔山野的青草和嫩芽得不到充分利用。日本农业向以水稻种植为主，它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大规模的水利灌溉体系，然而在规模小、权力分散的庄园体制下，这种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打破庄园体制而确立一国范围内强有力的一元统制体制；同时，农业同手工业分工的扩大，在一国范围内商品流通的发生与发展，也是这种需要的产生因素。 �牐犝庵掷�史任务客观地落在战国大名身上。如上所述，战国大名的前身多数是守护代、守护家臣和国人。所谓“下克上”的实力主义风潮在“应仁之乱”后几乎风靡全国。例如管领细川氏到第四代细川晴元(公元1514年—公元1563年)时，实权转到家臣三好长庆(公元1523年—公元1564年)手中，而三好氏实权又被他的家臣松永久秀(公元1510年—公元1577年)夺去。管领斯波氏在15世纪末，其领国越前、尾张分别被家臣朝仓、织田所夺。畠山氏的据点河内也被三好氏所夺。在越后，永正4年(公元1507年)守护代长尾为景进攻越后国守护上杉房能(?一公元1507年)，迫其自杀。在安艺，永正12年(公元1515年)国人毛利元就(公元1497年—公元1571年)杀守护代武田元繁。在美浓，原是山城的商人斋藤道三(公元1494年—公元1556年)从守护土岐氏手中夺取实权，如此等等。 �牐牼驼庋�，至16世纪中叶形成起来的战国大名，主要有东北地方的伊达氏，中部地方的上杉谦信(越后)、武田信玄(甲斐)、今川义元(骏河)、德川家康(三河)、织田信长(尾张)、斋藤道三(美浓)朝仓氏(越前)，近畿地方的浅井氏(近江)，四国地方的长宗我部元亲(土佐)，中国地方的毛利元就(周防)，九州地方的大友氏(丰后)、龙造氏(肥前)、岛津氏(萨摩)等。这些战国大名按地区看，大 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近畿、东海、北陆、中国等社会经济较发展 的先进地带和中间地带的大名。他们是由战国动乱中打倒自己主君即守护大名的家臣和在乡的强大国人成为战国大名的。第二类、是关东、东北、九州等后进地区的大名。这些人大多是从守护大名转化为战国大名的。 二、战国大名领国制 �牐牬竺�们废除迄今国内各种传统的土地所有关系。他们没收了庄园土地，并以武力和政治手段迫使在乡武士臣服后，将其土地收归已有。然后以其中一部分留作直辖地(“料所”、“御藏入地9)，派代官管理，将剩余的一部分寄进给归顺自己的寺院，将剩余的大部分以知行地(封地)名义分授给自己的家臣。获得知行地的家臣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主君，负担军役和其他义务。 �牐牬竺�对自己的家臣实行严密控制，经常派出密探监视家臣行动，并在自己制定的本国法律——“分国法”(“壁书”、“家法”、“度法”)中为家臣行动设下许多规定。例如禁止家臣自由处理知行地，知行地只能由一子继承，这是为防家臣经济削弱之故；禁止家臣之间互相攻伐，以防内讧；要求女儿结婚不但须经父兄同意，也要得到主君批准，以便把女儿当作大名间政略结婚的工具，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要受到严罚，甚至酷刑加身。 �牐犛纱丝杉�，战国大名彻底摆脱了幕府的束缚，以武力创建自己的领国，取得领国的土地最高所有权，并且以绝对统治者身份在领内实施自己的统一法律(“分国法”)。这就是说，战国大名是以武力为支柱拥有真正独立的领主权的。守护大名虽然也曾走上领国私有化的道路，但是由于受幕府的限制，并未能取得完全独立的领主权。战国大名领国制与守护大名领国制的根本差别就在这里。 三、军事制度与农民政策 �牐犝庑┱焦�大名，因为是在农民起义烽火遍地燃烧、统治集团内讧迭起、封建秩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在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兴起的，所以为镇压农民反抗、稳定封建秩序，以及为在大名争霸中战胜对手，在自己的分国统治上都采取集权统治扩充分国经济军事实力为内容的“富国强兵”方针。 �牐犐鲜龆约页际敌械难厦芸刂疲�是战国大名实行集权统治的需要，也是贯彻“强兵”方针措施的一部分。由于采取了这种措施，各大名都经常保持着一支等级森严、封建主从关系很强的庞大家臣团。按各自经历，家臣被区分为“同名”(同族)、“谱代”[注14]“外祥”[注15]三种。家臣之下有“郎党”、“仲间”、“小者”还有战时从农民征来的“足轻”(步兵)等各种等级。在军事编制上，家医按各自所持武器被分为几组，各组置“组头”，隶属于“军奉行”。“组头”同其下的下级武士之间的关系由“寄亲”(义父)、“寄子”(义子)这种拟制的父子关系来加强其封建依附性。起初，这些家臣都住在自己的知行地。16世纪中叶后，随着战争规模扩大，火药武器的采用以及从一骑单打向集团战法的发展，产生了对军队施行长期集中训练的需要，家臣团便被移居大名城下。“足轻”也终于被编进常备军，列入家臣团末端，开始离脱农业生产，即“兵农分离”。这一过程后来由丰臣秀吉予以完成。 �牐犛捎谟涤星看蟮募页纪牛�大名们加强了统治农民的力量，强化了封建主专政。对待农民，大名们还推行种种强制政策：为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供他们搜刮，便剥夺了农民迁徒、处理农地的自由为防止农民武装反抗和保证年贡的征收，便收缴农民的武器并把农民的自治团体“惣”变成基层的统治工具，即在农村组织“五人组”(5户为一组)，实行组内交纳年贡的连环保制度。为确保农业劳动力和增加年贡收入而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便是自16世纪上半期部分大名开始实行“检地”。“检地”就是对分国耕地的面积、质量等级、稻米产量和耕种土地的农民，按村实行调查登记，借以按等级标准确定年贡征收额，按一地一佃农原则落实年贡完纳人。本质上这是一种加强掠夺农民的措施，但同时由于此举使农民同直辖地的大名领主、封地的“给人领主”[注16]直接发生关系，废除了层层中间剥削，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四节 室町后期的经济与文化 一、农业、矿业与手工业 �牐犜诟还�方针指导下，大名们都大力发展生产。他们鼓励农民开发新田，致力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和灌溉体系的整备。庄园制的基本消灭、复杂的土地领有关系的单一化，使在分国内有计划地大规模整治水利成为可能。武田信玄组织人力兴修釜无川堤坝(信玄堤坝)和越中佐佐氏治理常愿川等事，都非常有名。新田开发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许多极易受灾的低洼地变成高产水田地带，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注17]厩肥、人粪尿得到更广泛利用，同时大量进行割草积肥也有了可能。除实行稻麦轮作外，旱田作物也实行了小麦与大豆、小麦与养麦的轮作。随之，单位面积产量继续有所提高，在先进地区畿内，稻每反(992平方公尺)产量高达3石。从前一时期开始的商品作物生产普及各地。城市近郊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供应城市需要。从前仅在宇治地区栽培的茶，如今开始在大和、丹波、伊贺、伊势、骏河、武藏等国种植。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棉花的栽培也开始了，从三河迅速普及各地，增加了人民的衣服原料来源。烟草、甘蔗、甘薯等新作物的种植也有了广泛发展。 �牐牽笊蕉杂诨竦没醣液臀淦鞯脑�料十分重要，因此大名们对开发矿山也抱着极大的热情。当时采矿和冶炼技术都有明显提高。铜矿已从露天转向坑道开采。银的冶炼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采用先进的中国灰吹法。黄金不只从砂金里，也从矿石中进行提炼，产量大增。奥羽的金矿，对马的银矿，但马、备前、备中、美作的铜矿，尤其大名中大内、尼子、毛利诸氏经营的甲斐金矿都很有名。这三种矿藏的开发为后来铸造硬币创造了条件。此外伊势的水银，南海的硫黄等开发也很重要。水银、硫黄和金、铜都是对中国(明)贸易的重要输出品。 �牐犛捎诠�内需要和对明贸易的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也惊人。棉花生产的发展引起棉纺织手工业部门的出现。茶叶栽培的普及导致瓷器生产的扩大。高级绢纺品生产出现了京都这个新的生产中心。京都西城区(西阵)的高级纺织品生产驰名全国。金属工业方面基于大名的要求和对明贸易的需要，刀剑制造非常发达，并且由于枪支传入而开始了枪支生产，但农具、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品的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具需要量的增加，在各地的町、村便产生了专职锻冶与铸造的工匠。这些工匠摆脱了庄园领主的束缚，拥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或接受社会订货而收取加工费，或生产向市场出售的商品。 二、商品经济的发达 �牐犈┐寰傩惺屑�的次数增多了。从每月6次增至9次。在城市中，每日市集已成经常现象，市场上陈列着几十种商品，包括品种 广泛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城市里，专业化的市场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淀的鱼市，京都的米市，奈良的马市等。市场的繁荣说明了16世纪在社会生产力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劳动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牐犑翌�后期也是日本海外贸易的大发展时期。16世纪上半期日明勘合贸易(凭明朝发给对照符契的商船进行的贸易)空前繁荣。 从16世纪中期起，日本同欧洲，也同东南亚各国开始了贸易联系(见下节)。有一些大名、豪商和寺院直接参加了对外贸易。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生产新部门的出现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劳动的分工。 �牐犓�有这些都构成为室町后期日本城市大发展的基本因素。应仁之乱中几乎变成荒野的京都，乱后再次作为商工业的中心地繁荣起来，人口估计约达20万左右。[注18]进入16世纪，界、博多作为对中国、朝鲜、琉球和南海贸易的基地有飞跃发展。从前一时期起作为港湾城市发展起来的小滨、敦贺、大津、大凑、兵库、尼崎、尾道等，也臻于繁荣。在一些城市，商工业者独立的倾向显著。曾经只是指商业地区的町，已逐渐又带有社会组织的色彩。住在这里的以 商工业者为主体的居民统被称作町民(“町众”)他们建立起町的自治组织“惣”，实行自治。 �牐犓孀偶页纪偶�中于大名城下，大名们还努力使商工业者逐渐集中于此。为发展商工业，不少大名废除妨碍商工业自由活动的特权行会“座”，开放所谓“乐市”、“乐座”市场，免除市场税、商业税。还废除领国内各地的关卡，城下町遂作为分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繁荣起来。大名们出于经济和军事目的，恢复早已荒废了的驿站驿站马制度，以大名的城下町为中心整顿了大道。在所有要害之地设驿站驿站马，便利了国内陆路交通，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达。 三、自治城市的出现 �牐牎坝θ手�乱”后的京都虽然没有实施全市的自治，但是祗园、清水、北野等门前町以及室町等市场町都是由各町四民来管理的。祗园町町民所举行的祗园祭典，既加强了他们的团结，也显示了他们的富有。此种町民的自治是室町后期各城市出现的新动向。 �牐犠罹叽�表性的城市自治是界市。界作为濑户内海航路的终点，其重要性最初不及尼崎和兵库，然而随着应仁乱后细川氏将此处作为勘合贸易的基地，于是骤然繁荣。接着三好氏也以这里为据点，一跃成为最大的港湾城市。界也向以刀剑、绢织品和漆器产地闻名，枪支传入后，作为枪支制造的中心地更增加了其重要性。界原为京都寺院的一个庄园，其自治可溯源于15世纪初村民集体负责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百姓请”)；至15世纪末产生了由门阀商人组成的议会，出现城市自治。16世纪中，这种议会成员达36名，称为“36人众”，每月由其中3名代表轮流管理市政，裁断诉讼，处罚罪人。该市更三面围以护城河，拥有自己的武装。这时期来到界的一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界富庶而和平，象意大利自由城市咸尼斯那样实行自治。[注19]当时界的人口已超过五万；永禄11年（公元1568年）织田信长命令界出“矢钱”（军用金)3万贯，界绝交出。当信长企图以武力征服时，界议会便致书另有享有自治权的城市——摄津的平野，呼吁以武力联合抵御。此举意义至大，如羽仁五郎所指出，它证明此时日本“甚至还有过近代自由城市共和制联盟的萌芽。”[注20] �牐牫�界和平野外，筑前的博多、伊势的桑名也属于享有自治权的城市。但是这类城市为数极少，远不及中世纪的欧洲。较多城市只是享有部分的自治权，有如京都情形。随着16世纪城市的大发展，商业资产阶级壮大起来，成为争取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集权国家的一支重要势力。 四、文学艺术 �牐犑翌�后期的文学仍以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御伽草子”和“连歌”为代表，新兴曲艺“能乐”和“狂言”也在继续发展。属于“御伽草子”的短篇小说在整个室町时期共有500多篇，至江户享保年间被整理出版23篇。连歌的发展达于顶峰。宗抵(公元1421年—公元1502年)撰辑《水无獭三吟百韵》和《新撰菇玖波集》等诗歌集，确立所谓斯文的正派风格连歌，提高了连歌的艺术性，但却失去了大众性而拘泥于规则。为补救它，乃兴起作为连歌余兴的徘谐(恢谐、滑稽之意)。山崎宗鉴(公元1465年—公元1553年)撰《新撰犬筑波集》，被视为徘谐连歌之祖。 �牐犇芾址矫妫�继世阿弥之后，音阿弥被誉为绝妙名手。他在观世弥、世阿弥成就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观世座之外，金春座出现了禅竹、禅风，据称两人都不亚于音阿弥的选材。应仁年问动乱使猿乐一时陷于衰落，但后来又有长足发展，虽然丧失了幕府这个保护者，但却得到地方武士和城市庶民阶层的支持。公元12世纪末的“平家琵琶”此时更加盛行。“幸若舞”和“古净琉璃”也广为流行。幸若舞是曲舞的一种，公元15世纪桃井幸若丸所创，以战争和恋爱为题材，受武士欢迎。净琉璃是一种用弦伴奏的说唱曲艺，其名称源于源义经同净琉璃姬的恋爱故事，至江户初期古净琉璃发展成现代净琉璃。戴着装饰品和化装的民间舞蹈也颇盛行。旧历7月15日举行的盂兰盆会舞尤其盛行。小调也为人们所喜爱，公元1518年出现一部《闲吟集》辑录这种民间小调300余首。 �牐牷婊�方面，土佐光信(公元1434年—公元1525年)将中国画的技法使用于大和绘上，发展了优美的传统技法，使大和绘复兴起来。狩野正信(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也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发展大和绘，曾任幕府的宫廷画师，为足利义政、义尚服务。其子狩野元信(公元1476年—公元1559年)继承父风，集狩野派画风之大成。遗作有京都大镕寺大仙院的《海边花鸟图》(公元1513年)和东海底的《潇湘八景图》等。 �牐牻ㄖ�方面，文明15年(公元1483年)足利义政建成东山山庄，其中银阁不亚于义满建造的金阁(公元1397年)，极其豪华。建筑式样采用书院式，佛殿和住宅相结合，与庭园取得调和。银阁的附属建筑物东求堂和茶室同仁斋，建筑手法高雅，象征闲寂清雅的茶道趣味。工艺方面，出现了后藤佑乘(公元1440年—公元1512年)，擅长刀剑金属工艺雕刻和漆器制造。 五、医 学 �牐犑翌�时代日本医学在吸收中国医学成就、总结自己经验方面继续获得发展。正平17年(公元1362年)著名医学家僧有邻撰医书《福田方》。此书既综述了金、元、明时期中国医学，又肯定了日本的医疗经验，分疾病为12类，创造性地提出按病因、症侯、诊断、类症鉴别、预后和疗法的顺序撰写医书的方法，尤其论述研究既往症的必要性。释生西所撰《五体身分集》(公元1369年)也具有同样倾向。此时对医书中使用的汉语大部分进行了“和训”，把读者从难解的汉文原文中解放出来。这为日本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牐犜谑翌�后期，不少日本医学家到明代中国交流医学成果。公元1494年田代三喜(公元1465年—公元1537年)回国后大力提倡李朱医学(李东垣和朱丹溪的医学)，为日本李朱学派的开山祖。此派认为疾病起于“外感”和“内伤”，因而在治疗上避免使用寒凉药剂，着重和平药剂。三喜的弟子曲直濑道三著《启迪集》(公元1574年)，结合日本实情发挥了李朱学说，使此说风靡全国。医学家兼本草学家吉田宗桂和针炙专家金持重弘也有名。两人在明期间都曾行医，医术博得中国医学家的好评。明朝也有一些中国医学家移居日本，如陈祖田、智光等人，他们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多所裨益。 第五节 室町后期的对外关系 一、后期倭寇 �牐犑翌�后期前半，以勘合贸易为中心的日中(明)关系仍是日本的主要对外关系。因勘合贸易获利很大，将军、武士、僧人、商人等都把它看作发财的好机会，所以乘勘合船去中国贸易的人员越来越多。如公元1453年由东洋允澎率领的勘合贸易团，船有10艘，人数达1200多人。如前所述，勘合贸易从16世纪30年代起为九州领主大内氏垄断。天文16年(公元1547)大内义隆送走最后一次遣明船，不久为家臣所害，勘合贸易就此告终。以后，倭寇再次猖獗。由于明朝沿海海盗和私商利用明将吏害伯倭寇的心理，投靠倭寇以达到劫掠和走私的目的，而倭寇则利用海盗和私商熟悉地理、内情，可以放肆劫掠，这样就使倭寇的活动达到极点。倭寇在许栋、徐海、叶明、林国显、王直等中国海盗巨魁的直接勾引下，凶猛地频繁入侵中国，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残暴至极。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江、浙、闽三省受害最重。仅在公元1551年至公元1560年的川年间即入侵414次，攻陷县城21个[注21]，遭劫村镇不可计数。中国军兵奋起抗击，如公元1553年7月江苏独山王径江一仗消灭倭寇千余，公元1562年9月歼灭入侵福建福清之寇万余，但由于明嘉靖时期政治腐败，没有给倭寇以严重打击。从60年代起，中国军民在戚继光、俞大献等爱国将领指挥下进行剿倭战争。公元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至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及所属各县。他深知原有官兵怯战，便从义乌招募4000新兵加以训练，组成一支新军，开赴前线抗倭。公元1561年4月，万余倭寇入侵台、温地区，戚继光的新军在龙山一战首告大捷。公元1562年7月新军开进福建，攻取宁德附近横屿的倭寇据地，继而攻取牛田、林墩的倭寇据地。倭寇在浙闽无立足之地，便逃奔广东。明政府又任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训练新军迫剿。公元1565年春，戚俞联军全歼闽、粤交界处倭寇。至公元1566年，中国沿海倭寇基本肃清，消除了长期的祸患。 二、葡萄牙人的来航与“南蛮贸易” �牐�16世纪40年代以前，日本在世界上的活动范围还仅限于亚洲，直接交往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朝鲜。40年代以后，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史书上有过日人曾于公元1567年同吕宋进行交易的记录。[注22]从16世纪40年代起，同欧洲人的接触开始了。天文12年(公元1543年)，一艘开往中国宁波的葡萄牙船因暴风雨漂流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属鹿儿岛县)，船上的葡萄牙人是日本人最初看到的欧州人。岛主种子岛时尧(公元1518年—公元1569年)用2000两的高价买得2支葡人的步枪，并迅即学会使用和制造它的方法。这种新式武器很快传遍日本各地，为战国大名所喜爱。不久，和泉的界、纪伊的根来和近江的国友等城市便以生产枪支驰名。枪支的使用，使当时靠使用刀、剑、长枪、弓箭等原始武器作战的战术为之，变，作战主力改骑兵为步兵(“足轻”)。 �牐犉先舜�只漂流到日本一事并非偶然。从15世纪末起，欧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各国由商人、封建贵族和冒险家们构成的殖民主义势力为获得巨量黄金、白银和高额商业利润，纷纷来到亚、非、拉各地，进行殖民掠夺、海盗和商业活动。最先到亚洲的是葡萄牙人，继之是西班牙人，再后是英国、荷兰、法国人。葡萄牙人在公元1510年侵占印度果阿之后，就攻占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随之—占领大部分僎他群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并相继来到中国的广州和宁波。公元1553年强占澳门。葡萄牙人船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于日本的，公元1543年后陆续驶进九州港口。他们以马六甲为中心，经营日本、南洋、中国和印度问获利甚巨的亚洲居间贸易，把日本国的枪支、火药，中国的生丝、绸缎，南洋的香料(丁香、豆蔻、胡 椒、龙涎香等)运进日本，从日本赚取大量白银并运出刀剑、铜、海产品、漆器等货物。企图获得贸易利益的日本九州大名欢迎葡萄牙人来到自己领地贸易，肥前的平户、长崎与丰后的府内(大分县)等地便成了此种所谓“南蛮贸易”[注23]的中心。天正6年(公元1578年)葡萄牙船又进入相模的三崎，同领主北条氏进行贸易。除大名外，京都、界、博多等地商人也加入同葡萄牙人贸易的行列。天正12年(公元1584)，西班牙的船只也来到平户。 三、天主教的传入 �牐犉咸蜒来�来航后数年，即天文18年(公元1549年)天主教传到日本。第一个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是西班牙的耶酥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er，公元1506—1552)[注24]。他于公元1549年到达日本后，先在鹿儿岛，继在山口、丰后传教，也到过平户、界和京都，2年后离开日本。日本人称他传入的天主教为“切支丹”或“吉利支丹”(葡萄牙语cristao的音译)。耶酥会[注25]是当时欧洲天主教会中反对宗教改革、帮助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并向外殖民的重要工具。来到亚洲和拉美各地的耶酥会士有一部分以宗教家身分充当欧洲殖民者的急先锋，沙勿略就是这样一个传教士。他在写给本国耶酥会的信中说，他来日本传教是“为把日本人的灵魂从恶魔手里拯救出来交给神”，要把日本人变成葡萄牙王和西班牙王[注26]的“忠实臣民”。[注27]外出传教的耶酥会士也是派遣国贸易商人的先遣队。沙勿略在公元1549年11月5日从鹿儿岛寄给住在印度果阿的一名神甫的信中写道：“我把在同界通商时特别重要的商品表一并寄来，承办神甫们出航的人，如果带来表中所列商品的话，将获巨量金银。”[注28] �牐牸躺澄鹇灾�后，天主教传教士连连而至。他们以协助大名获得巨额贸易利益和满足大名置办武器的要求为诱饵，同某些大名勾结起来，使那些大名接受洗礼，成为教徒，从而获得了在这些大名领地内传教的权利。接受洗礼的大名当时被称为“切支丹大名”，丰后的大友宗麟、肥前的有马晴信、大村纯忠等就是最初的这类大名。大村纯忠为确保其贸易利益，天正8年(公元1580年)竟将领地长崎及附近的茂木地区捐献给耶酥会作为领地。这一举动有使长崎沦为象中国的澳门、印度的果阿那样殖民地的危险。大友、大村和有马这三个大名却为表示对罗马教皇的虔敬，于天正10年(公元1582年)派出一个少年使节团(“天正遣欧使节”)赴罗马，8年后回国。 �牐犔熘鹘痰拇�播从九州扩展到其他地区。此时农民对佛教的信仰已感到失望，天主教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使农民得到新的精神上的安慰。传教士迎合日本风俗，穿起僧衣，在各地传教时还开设医院，举办慈善事业。据统计，至1582年前后，日本各地教徒已达15万人，教堂200多座。信徒中除农民外，还有少量的武士和四人。欧洲传教士还在日本开办教会学校，传入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航海术、造船术、西洋活字版印刷术等科技知识，以及西方的油画和音乐。日本位用活字版印刷出版了《天主教教义》、《日葡辞典》、日译本《伊索寓言》等书籍。欧洲文化的传人，使日本出现了最初的欧洲外来语，例如，pen(葡语pao，面包)、botan(葡语cotao,纽扣)、meriyasu(西班牙语medias，针织品)等。同西方文化初传中国时只停留在明末清初宫廷及官僚手中的情形不同，这种“南蛮文化”在日本民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为日本学习西欧文化奠定了基础。 -------------------------------------------------------------------------------- [1]水原庆二：《大名领国制》，《体系日本历史》第3卷第56页，日本评论社，1976。 [2]《大乘院寻尊日记》，南条范夫：《暴力日本史》第87页，光文社，1971。 [3]《大乘院寺社杂记》，佐佐木银弥：《室町幕府9t日本历史》第13卷第242页，小学馆，1977。 [4]《大乘院诸领纳帐》，同上书。 [5]佐佐木银弥同上书第246页。稻桓泰彦等：《土一揆与内乱》，《日本民众之历史》第2卷第396页，三省堂，1975。铃木良一：《日本中世纪农民问题》第161—168页， 校仓书房1971。 [6]笠原一男：《日本文百章》(中)第313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 [7]小学馆：《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第7卷，(《室町时代》第191页，1966。 [8]笠原一男：《一向一揆之研究》第141—157页，山川出版社，1972。 [9]同上书第165—166页。 [10]同上书第181页。 [11]同上书第189页。 [12]同上书第181页。 [13]大石慎三郎：《战国时代》，《日本历史讲座》第3卷第180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63。 [14]谱代：也叫谱第，指世世代代为大名服务的家臣。 [15]外样：指没有世代主从关系的家臣，即旁系的家臣。 [16]给人领主：战国大名的家臣中被给予知行地的人。 [17]据统计，从10世纪20年代到14世纪中期这500多年间，耕地面积只不过从86.2万余町步增加到94.6万町步，但至16世纪末，却一跃增至160．5万余町步。 [18]水原庆二：《大名领国制》，《体系日本历史》第3卷第168页，日本评论社，1976。 [19]永禄5年(公元1562年)耶稣会士伽斯巴尔，比列拉的通信，《日本史料集成》第247页，《城市的自立与町民之抵抗》。 [20]羽仁五郎：《日本人民史》33页，三联书店，1958。 [21]数字根据陈愚恒《明代倭寇考略》一书所刊《沿海各省之倭祸》年表中入寇次数统计而成。 [22]《菲律宾群岛苏》第2卷，引自大久保利谦等编，《史料日本史》近世编第21页，吉川弘文馆，1964。 [23]“南蛮”是南方外夷之意。当时日本称葡、西、意等南欧人为“南蛮人”，称较后来到日本的英、荷人为“红毛人”。 [24]沙勿略于1542年到印度果阿(当时葡萄牙在东方的根据地），公元1549年至公元155I年来日本传教，发现日本人民重视中国，于1551年因果阿作来华传教准备。次年到广东上川岛，不能进入内地，同年死于岛上。 [25]耶稣会(或称耶稣教团)公元1534年创立于法国巴黎近郊蒙马特尔山岗，公元1540年为罗马教皇所批准，创立者主要有西班牙贵族伊格纳图·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公元1491年—公元1556年)，还有这个来日本的方济格，沙勿略。 [26]沙勿略是西班牙籍人，但来东亚传教是受命于葡萄牙王的。 [27]加藤文三等：《日本历史》上，第162页，新日本出版社，1965。 [28]吉川弘文馆：《史料日本史》近世编第25页，1964。

奥多文斯

第九章 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 �牐�16世纪后半期，日本从长期纷乱割据的南北朝、战国时代开始走向封建统一国家的局面。由于战国大名们各自谋求领国的富强，开发农田水利，招工商业者集中在自己的军镇(城下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织田信长(公元1534年—公元1582年)和丰臣秀吉(公元1536年—公元1598年)凭借经济和军事的优势，加紧对战国诸大名的征服，镇压农民起义，逐步实现了全日本的统一。 第一节 织田、丰臣统一日本 一、织田信长 �牐犝焦�时代在各大名领地里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农民经济力量日益增强，但封建割据、分裂混战不仅破坏农业生产，加重农民的负担，且由于各国间关卡林立，货币和量制不统一，阻塞了商品流通。因此农民、商人都反对割据，渴望统一。封建主们面对农民起义和市民的斗争，也企图集中力量，排除异己，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公元16世纪中叶，抱有这种野心和实力的战国大名，关东有北条氏，中部地方有上杉、武田、朝仓诸氏，中国(山阴、山阳两道)地方有毛利氏，四国有长曾我部等，但实际上掌握主动权的是一个较小的大名——尾张(爱知县)的织田信长。尾张地处农业先进的浓尾平原(名古屋地区)，旧势力弱，小自耕农阶层发达。织田信长一面充实经济实力，一面加强政治军事力量，推行“兵农分离”政策，将领国内名主、武士编入自己的家臣团，组成一支以使用长枪为主、配备步枪队的常备兵。他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永禄3年(公元1560年)在尾张的桶狭间(今爱知县丰明市西南)以奇袭击溃10倍兵力的劲敌守护大名今川义元(公元1519年—公元1560年)。为巩固后方，信长将今川的领地让给三河国(爱知县南部)大名松平家康(德川家康，公元1542年—公元1616年)，然后消灭阻碍他占领京都的美浓(岐阜县)领主斋藤龙兴，筑岐阜城，成为织田的军镇。永禄11年(公元1568年)失去权力的室町幕府和天皇都要求信长攻入京都，恢复朝廷和幕府的地位。信长便借拥立足利义昭作幕府将军的名义，率部入京，掌握了政权。 �牐犛缆�12年(公元1569年年)，织田迫使自由城市界屈服。这时，农业发达的近畿地方和界、京都、奈良等富庶城市都已在他手中。他的步枪队是一支无可匹敌的劲旅，元龟2年(公元1571年)焚毁了守旧势力堡垒的比睿山延历寺；两年后迫使不满于傀儡地位而企图和一些大名联合反对织田的足利义昭投降，罢础其将军职，室町幕府灭亡。 �牐犞�田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是承认从自耕小农收取地租的寄生地主的存在，因此织田军队有能力离开本根据地长期进行征服政争。其次是掌握了畿内附近的富裕地方。还包括拥有了步枪、大炮等新武器，确保军事上的胜利。此外，织田对战国期的主要社会矛盾——自下起来冲破封建制的民众运动与自上加强封建制的领主运动，以后者胜利的形式来解决。 �牐犞�田在统一过程中残酷镇压一向宗农民起义。公元1571年至公元1574年他先后镇压了伊势长岛和越前的起义，屠杀几万人。天正8年(公元1580年)攻下大阪本愿寺，又遣部将柴田胜家(公元1530年—公元1583年)扑灭加贺起义，与此同时，继续同各国大名争战。天正3年(公元1575年)他联合松平家康，在长篠(三河境内)击溃日本中部最强大名武田胜赖的军队，总计平定26国。天正4年(公元1576年)在琵琶湖畔近江安土修筑了安土城，作为统治的根据地。天正10年(公元1582年)，全国统一已指日可待，但就在这年6月2日，他在京都的本能寺遭到部下明智光秀(公元1526年—公元1582年)的袭击，被迫剖腹自杀。 二、丰臣秀吉 �牐犘懦に篮螅�统一事业为部将羽柴秀吉(公元1536年—公元1598年)所继承。秀吉是尾张国(今爱知县)一农民之子，自幼侍奉织田信长，能力出众。天正元年(公元1573年)因多次战功，被提拔为大名，与柴田胜家、明智光秀同为信长的得力部将。天正10年(公元1582年)本能寺之变时，他正在备中国(今冈山县)同毛利辉元(公元1553年—公元1625年)作战，闻讯后即同辉元讲和，回师京都。山崎(兵库县西南)之役打败明智光秀，光秀在败走近江途中道农民袭击自杀，距信长死11天。天正11年(公元1583年)起，秀吉逐次剪除异己，首先发动近江贱岳之战，消灭织田家臣柴田胜家。并从这一年兴建大阪城(今大阪市)，强制各大名离开领地，连同界市商人一并移居这里，将大阪作为自己称霸全国的根据地。公元1584年迫使雄踞关东的德川家康臣服，从而上升到织田信长继承者的地位。同年进军四国，迫令战国大名长曾我部元亲以全境投降。 �牐犔煺�13年(公元1585年)，秀吉征服了最后一个守旧势力堡垒和歌山县的高野山(佛教真言宗的根据地)和纪伊的根来寺。同年迫使朝廷授之以关白之职。公元1586年任太政大臣，更受天皇赐姓为“丰臣”。天正15年(公元1587年)进攻九州，大名岛津义久投降。这一年秀吉在京都建成宏大富丽的官邱聚乐第，围以城壕，宛如宫苑。天正16年(公元1588年)他在这里迎来后阳成天皇，召织田信长次子信雄、德川家康等一起表演了向天皇誓忠的一幕。 �牐犔煺�18年(公元1590年)秀吉出征关东，讨伐北条氏一族，包围小田原城，迫北条氏政(公元1538年—公元1590年)自杀，并使东北的伊达政宗(公元1565年—公元1636不)臣服，然后北进，平定奥羽地方。至此全国统一。文禄2年(公元1593年)他又使战国时代统治虾夷地区(北海道)南部的松前氏归顺，北海道南部地区遂正式划归日本版图。 三、织、丰政权的统治体制 �牐犞�田信长在其统一过程中，为提高权势，先则利用足利将军家，继则利用天皇权威。丰臣秀吉因自己原有的家臣数量不大，在统一过程中加入家臣队伍的多半是过去的同僚和前辈大名，加之取得政权时间过短，所以并没有创建自己的幕府，没有取得将军衔，而只是以“关白”名义，君临各大名之上。 �牐牱岢颊�权的中央机构：在关白之下设五“奉行”，执行政务，由前田玄以(公元1539年—公元1602年)、浅野长政(公元1547年—公元1611年)、增田长盛(公元1545年—公元1615年)、石田三成(公元1560年—公元1600年)、长束正家(?一公元1600年)担任，这5人都是丰臣秀吉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另任命5名实力雄厚的大名为五“大老”，作为他的政策顾问，无疑这是一种怀柔手段。五大老是德川家康(公元1542年—公元1616年)、前田利家(公元1538年—公元1599年)、宇喜多秀家(公元1573年—公元1655年)、毛利辉元(公元1553年—公元1625年)、小早川隆景(公元1533年—公元1597年)，后来改小早川隆景为上杉景胜(公元1555年—公元1623年)。 �牐犖�加强中央集权，丰臣秀吉对大名实行严密控制。他把自己一族和近臣安置在重要地区，如把养子秀次(公元1568年—公元1595年)安置在尾张的清州，弟秀长(公元1541年—公元1591年)安置在大和的郡山，把石田三成安置在近江的佐和山等等，从而把近畿地方巩固起来。与此同时，把那些不可靠的大名调离原来领地，如把原在东海地方拥有巨大势力的德川家康调到关东地方，以便防止大名们盘据原领地独立。作为严密控制大名的办法，他还命令各大名让他们的妻子常任京都、大阪和伏见，作变相人质，并规定大名之间未经批准，不得通婚。 第二节 丰臣秀吉的统治 一、土地政策与“兵农分离” �牐牱岢夹慵�将全国土地集中在手里后，一部分作为直辖领地，另外大部分土地则封赐各大名，称为知行国(封地)，受封者有统治知行国的特权。当时拥有土地的多少是用稻米产量的石数来表示的。天正17年(公元1589年)的全国稻谷总产量为1，580万石(壹岐、对马除外)。那年丰臣的直辖地为46国、产稻200万石，占总产量的九分之一强，封赐各大名的领地则占总产量的九分之八，其中最大的大名德川氏领地产稻约250万石，上杉氏和毛利氏各100万石。在土地领有方面丰臣虽不占绝对优势，但他同时直辖界、京都、大阪、博多等商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和贸易港，还控制佐渡、生野等金、银矿，因此他的经济实力远远胜过各大名。 �牐犛捎诖竺�知行制的确立和全国范围内“本百姓”(自耕农)小农经济的出现，从此在，日本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注1]这种单婚小家族—小农经营体比复合大家族——家内奴隶制经营体优越得多，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臣政权对这种小农经济的出现首先加以承认。 �牐犝庵中∨┚�济是与秀吉实行的土地政策分不开的。织田信长死后不久秀吉就开始施行“太阁检地”，文禄3年(公元1594年)正式规定全国划一的土地制度：将过去不统一的一间的长度定为6尺3寸；960步一反改为300步一反；田地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各规定标准产量——石数，即上田为1．5石，中田为1．3石，下田为1．1 石，下下田另行规定；以标准升“京升””统一各地区不相同的旧升；以标准产量的石数的三分之二收取年贡；尽量贯彻“一地一作人”[注3]的原则。以上是“太阁检地”的主要内容。丰臣秀吉对检地的贯彻非常坚决，在给地方的“朱印状”(盖有红色将军官印的执照)中明确指示：不管是城主；土豪还是百姓，凡敢反抗检地者，全部杀掉，即使整个一乡或两乡也当如此。[注4] �牐犔�阁检地在兵农分离体制方面是以编成军队为目的的一大土地改革，同时也是根本否定古代封建制即本领(世袭私领)制的一大事业。因为本领是土地私人所有的最强烈的形式，而太阁检地是把本领收为公有，以领主本国为根据，将全国领地集中在秀吉手中，连旧家臣的知行地都属于秀吉所赐的“恩领”。[注5] �牐犜诩斓氐耐�时，天正16年(公元1588年)丰臣秀吉借口铸造大佛需用钉锯，发出《刀狞令》，没收民间所有的“长刀、腰刀、弓箭、长枪、步枪及其他武器”。下令后一月，仅在加贺江沼郡就没收了长刀1013 把、腰刀1540把、枪矛160支。实行刀狩是害怕农民“拥有不必要的武器，一旦难纳年贡，势必发动起义。”[注6]同时也为使检地顺利进行，并通过它达到“兵农分离”的目的。天正19年(公元1591年)8月丰臣氏发布《身分统制令》[注7]，进一步明确实行“兵农分离”到确立身分制的政策。这就是禁止农民转变为武士，强制耕作，即使大名领地改变了，农民也不得擅离原村，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还规定手业者和商人也不得变更职业。相反，武士则失掉土著性，须跟随主君移动，集中住在大名城下，成为镇压人民的职业军人。这样，以(武)士为统治阶级，农、工、商为被统治阶级的“四民”封建等级制便确立了。 二、商工业政策 �牐犞�、丰政权的集权统一政策，在商工业领域也有鲜明反映。为促进商业发达和城市繁荣，织田信长曾规定了“乐市”、“乐座”之制。这是战国大名本已采用的政策，织田更予以推进，在建筑清州、岐阜、安土等城下町时，规定凡制定城下町条例必须加进此项。天正5年(公元1577年)6月，他为安土城下町制定《乐市乐座令》13条。该令的基本内容是否定“座”的特权，奖励商人来此定居，免除土木工程的徭役负担，消除对“德政”的不安，保障治安、免除房屋税等等。丰臣秀吉也继承了这个政策，如天正13年(公元1585年)对京都诸座下令废止座头职等中间剥削权，公元1587年下令废止奈良、大和郡山的一部分座，公元1591年下令废止以京都、奈良的座组织为一般原则。但是乐市、乐座并非意味交易上的完全自由，从政治上说，推行这个政策主旨是把商工业者从寺社、庄园领主的隶属下解放出来，使处于织田、丰臣控制下，确保商业利益，加强自己的权力。例如丰臣筑大坂城时曾强制把一部分界和京都市民移住大阪；许多城市变为丰臣氏的直辖地，不承认城市自治，町人的自治组织被统治城市的机关取而代之。 �牐牻煌ㄕ�策和货币政策也是织田、丰臣发展商工业政策的一部分。织田曾于永禄11年(公元1568年)撤销其势力范围内的关卡(“关所”)，禁征“关钱”。此举既为打击关卡的设立者寺社和庄园领主的势力，又为便于商人自由往来，发展商工业。丰臣继此政策，这公元1586年止，废除了全国的关卡。织田作为整顿交通设施的一部分，修补道路，架设桥梁，丰臣则统一1里为36町。稳定通货是发展商处所必需，信长于永禄12年(公元1569年)公布了《择钱令》[注8]，规定“善钱”(良币)、“恶钱”(劣币)的交换比率，秀吉更改铸统一货币，同时开发石见、佐野、生野等金银矿。为发展海外贸易，秀吉于天正16年(公元1588年)发布《海贼取缔令》。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实行“朱印船贸易”，授予长崎、京都、界的商人以朱印状(幕府特许证)，以资保护。还统一了度量衡制，其规定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三、对天主教的政策 �牐牱岢夹慵�的天主教政策也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旨。织田信长为利用天主教对抗一向宗农民起义和获得贸易利益，对天主教曾采取保护政策。秀吉最初也采取了同一政策，但天正15年(公元1587年)他在征服九州时看到外国教士对九州部分大名的强烈影响和长崎成为教会领地的情况，大为吃惊，恐危及自己统治。尤恐天主教在农民中传播会招致一向宗起义那样的后果，所以立即将长崎收为直辖地，禁天主教传教，驱逐外国教士出境。他虽然放逐了传教士，但这时还是承认人民对天主教的信仰，允许葡萄牙人通商。及至庆长元年(公元1596年)，一艘西班牙船只漂流到土佐海岸，秀吉察悉西方国家有利用传教侵略日本的野心，[注9]便把传教士和日人信徒26人在长崎处死。这就是日本镇压天主教的开端。 �牐犘慵�的这种政策还利用所谓“神国”思想来煽起人民的排外情绪，他宣称，日本的国土及其上一切事物都是神创造、成长和保护的。天正17年(公元1587年)的天主教禁令中说，“日本是神国，不许天主教国家传播邪教”，“天主教国家的人以日本人为门徒，破坏神社佛阁，这是前代未闻的”。1591年秀吉写信给葡领东印度总督说，“我国是神国，神是万物的根源”。[注10] �牐犘懦ぁ⑿慵�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结束了群雄割据的战国纷乱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摧毁了庄园制度，这些对尔后日本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很大作用。作为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镇压人民的凶手，但同时又不失为封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第三节 安土、桃山时代的文化 �牐犞�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治时期的文化通称为“安土、桃山文化”，在文化史上这个时代被叫作“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73年—公元1603年)。安土在今滋贺县，公元1576年织田倍长在此建城。桃山在今京都南郊伏见区，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在此掌握政权约20年，因这里多桃树，故有桃山之称。这个时代的文化特点是佛教影响减弱，世俗性和现实性突出。 �牐牻ㄖ�方面。从前的佛寺神社被新兴大封建主的城郭殿馆代替了。在式样上，左右对称的结构除神社、佛阁外，一律排除，而是采用非对称的、迷路构造。其代表性建筑物有信长的安土城，秀吉的聚乐第、大阪城、伏见城及姬路城等。安土城是元龟4年(公元1576年)建于近江，即现在琵琶湖东岸，建筑规模巨大，城上有7层的天守阁(望楼)，各层房间和柱都用金箔装饰，现已毁坏，只山脚下的总见寺还保存着。聚乐第是秀吉在京都的邸宅，公元1587年建成，但公元1595年遭彻底破坏，建筑物大部分移到伏见城，现存的有大德寺唐门、西本愿寺飞云阁等。大阪城在大阪市东区马场町，公元1583年建成，周围约12公里，有高石墙和深潦，规模壮大。伏见城在京都市伏见区东伏见山，公元1594年建成，后被江户幕府破坏，部分建筑移到大德寺、西本愿寺。这些城郭是军事堡垒，内有大封建主的邸宅和政厅。书院式的邸宅被称为“居馆”，内部装饰豪华，隔扇和墙壁上都画着金碧辉煌的绘画。随着茶道的流行，茶室(数寄屋)建筑也发达起来。茶室建筑以简素、幽静、狭小为特征，一般都以大自然为背景，镶嵌于自然之中，体现了闲寂朴素的茶道精神。 �牐牷婊�方面。这时期的绘画世俗性很强，题材上已全无佛教色彩，多描绘花乌、自然景色和社会风俗，说明画家对生活的关心。但也可以看出，许多并非一般的花卉乌兽画，所画的大多是象征祥瑞的鸟兽之王。例如狩野水德的《唐狮子屏风》(高2．25公尺)，显示王者的权威。书院正面和天守阁上层一般都画着中国古代圣贤像。庶民的风俗画也很流行，这表示庶民阶级逐渐强大起来，并占领了文化领域。当时佛教衰退，儒教兴起，所以以儒教为主题的画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在形式上，以“和汉融合”的水墨画为主，其代表 画派是狩野正信创始的狩野派。以土佐光信为创始人的土佐派则主要画大和绘，但已失去了平安时代那样大和绘的纯粹性，水墨画的调子加重，有受狩野派影响之趋势。桃山时代的狩野派画家有：狩野永德(公元1543年—公元1590年)、狩野山乐(公元1559年—公元1635年)、狩野山雪(公元1590年—公元1651年)。此外还有桃山时代最伟大的画家长谷川等伯(公元1539年—公元1610年)。 �牐犗肪绶矫妗Ｋ孀蓬�人的成长，城市里兴起民众戏剧。如上所述，说唱牛若丸和净琉璃姬故事的古净琉璃早在室町后期就已出现，此时同木偶戏结合发展。另外，作为日本一种独特形式的戏剧，至今仍保持着生命的歌舞伎，正是由这个时代出云(岛根县)一名巫女阿国创始的。 �牐犕�这个时代武士、町人生活密切的茶道十分盛行。茶道于室町前期由入明禅僧提倡，传播于武士间，仪式繁细，流派滋出。到此时由界市的商人干利休(公元1521年—公元1591年)集其大成，排除形式，发展了重视精神(和敬清寂、茶禅一味)的“佗茶”[注11]趣味。 第四节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 一、文禄之役 �牐犠魑�军事封建领主魁首的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公元1589年)、菲律宾(公元1591年)、(中国)台湾(公元1593年)琉球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他侵略朝鲜是想把尚未驯服的封建大名引向国外，以稳固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满足特权商人的欲望，适应原始资本积累的掠夺性。 �牐牱岢夹慵�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野心早已有之[注12]，而首次将它公开是在天正13年(公元1585年)。[注13]天正18年(公元1590年)冬他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威逼朝鲜臣服，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注14]中朝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丰臣秀吉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朝鲜拒绝。天正19年(公元1591年)他将关白之职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设本营于九州肥前海滨的名护屋[注15]，作侵略准备。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3月，派宇喜多秀家为侵略军总头目，界市豪商家出身的小西行长(?—公元1600年)、加藤清正(公元1562年—公元1611年)为先锋，派遣近16万陆军渡海作战，于釜山登陆，同时派遣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指挥的9000名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 �牐牼�长期内战，日本封建大名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兼以军队集中，使用步枪，所以日军战斗力较强。相反，朝鲜李氏朝廷积弱，国王李（日公）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不能组织军队进行有效的抵抗。日本陆军在两个月内就占领了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至7月，加藤清正部队到达图们江岸的会宁。李（日公）一再退却，逃到义州。丰臣秀吉为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5月攻占京城后便叫嚣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将北京周围10“国”之地献为御用，赐公卿以俸禄，赐其部下以10倍于原有的领地，甚至命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日本关白由羽柴秀秋或宇喜多秀家担任，朝鲜则交给羽柴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气焰十分嚣张。 二、李舜臣与李如松的抗击日军 �牐犎毡韭骄�虽然一时得逞，但5月以来水军在半岛南部沿岸水域却连续遭到以朝鲜杰出爱国水军将领李舜臣指挥的以龟船[注16]舰队为主力的朝鲜水军的沉重打击，尤其7月8日在闲山岛前海海战中，日本的庞大舰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从此日本水军完全丧失了制海权，使侵略者原来水陆并进夺取义州的企图被迫落空。 �牐犌致跃�在朝鲜杀人如麻，激起朝鲜人民的义愤，各地纷纷自发阳织起人民武装“义兵”队，英勇斗争，抗击敌人。郭再佑、郑仁弘部队活跃于庆尚右道，赵宪部队活跃于忠清道，高敬命部队活跃于全罗道，金干缢部队活跃于中部地区。各地义兵战斗力不断增强，不只能保卫家乡，且能解放本道，广泛向其他道出击，大量消灭敌人。 �牐犛Τ�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援朝军自7月起陆续抵朝，投入战斗。但第一批5000援军7月间在进攻平壤之战中因副总兵祖承训轻敌失利，先锋史儒战死，承训败回。12月底，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所部第二批4万援军入朝，旋即于1593年1月初再次发动平壤战役，向盘踞这里的小西行长部队猛烈进攻，明军“无不以一当十”[注17]，经一昼夜血战，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小西行长部队退守京城，加藤清正部队也从北部撤回。1月下旬，李如松率部向京城挺进，由于误信假情报，军至碧蹄馆(京城北30里处)中敌埋伏，激战终日，退驻开城。但此后李部却能够成功地断敌龙山饷道，焚其仓粟。 三、日本的反战运动 �牐犉饺乐�役是日军从胜转败的转折点。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不义之战在国内军内也不得人心。葡萄牙传教士路易，福洛易斯(Luis Frois,公元1532年—公元1597年)在谈到他在北九州耳闻目睹的情况时曾说：人们非常厌恶征集壮丁，认为那无异于去送死。妇女们在抽泣，因为她们预感到要被迫守寡。不安和叹息充满全国。一种预言也传开了，说秀吉的征服事业必将失败，日本国内必将掀起叛乱。[注18]反对战争的不止北九州居民，在古都奈良，兴福寺多闻院僧人英俊获悉战争动员已经开始后，便预计这次战争不会有好结果。当侵略军正在蹂躏朝鲜国土时，他在日记中表示对朝鲜人民“无限同情”。农民拒纳军粮，反对侵略战争。关东常陆(茨城县)农民拒纳军粮，使正欲渡海的该国大名佐竹义宣军队处于“奄奄待毙”状态。在军内，官兵、民夫大量逃亡和哗变。一份资料记载，锅岛部队从前线逃回的有57名，这些都是主力战斗部队的官兵，“搬运夫并未计算在内”。当时兵士逃亡如此严重，以致丰臣秀吉不得不命令在各地设立缉捕逃亡者的岗哨(“人番留所”)。侵略战争发动不到3个月，集结在肥前平户的岛津部队中，以梅北国兼为首700名官兵拒绝渡海作战并举行哗变。[注19] �牐犉饺勒桨芎螅�日军厌战反战情绪弥漫。留在名护屋本营的羽前大名最上光义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讲道：“日本人早就想逃出京城，都这样想：当和尚也好，只要能留下一条命。我也在盼望，能在活着的时候重新踏上故国芳香的土地，哪怕喝上一杯家乡水也好。”[注20] �牐牭笔比站�士气既如此，又加以兵员伤亡过半(京城内外只剩53000人)”[注21]，粮株奇缺，瘟疫流行，日军统帅部自知京城难保，4月18日撤出京城南遁，龟缩到东南沿海一带。明军入城并分路追击，收复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国土绝大部分遂告光复。 �牐犎彰髦�间的议和谈判早已开始。6月1身在名护屋的丰臣秀吉还以战胜者自居，提出明朝以公主嫁给日皇：恢复两国贸易、归还占据朝鲜的四道及京城、朝鲜王子一人到日本当人质、朝鲜誓不反日及其他等7项无理条件。[注23]明朝的谈判使节沈惟敬本是一个内奸和无赖，同日使小西如安合谋，回北京后一字不提丰臣秀吉的7项条件，反说丰臣恭顺，“恳求内附”。明万历帝信以为真，企图以满足丰臣秀吉虚荣心的办法使他“谨修臣职”。公元1596年遂遣正副使赴大阪，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大怒，和议破裂，战事再起。 四、庆长之役 �牐犌斐�2年(公元1597年)1月，丰臣秀吉复派兵14万登陆釜山北犯。这次侵略军自始就士气不振，8个月后才到达京城附近。但不久被明将麻贵所部击败，撤到南部沿海狭小地带，负隅顽抗。次年秋，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开始撤退。11月，日本水军在半岛东南露梁海面上受到中朝联合水师的截击，损失极重，逃到岸上的也遭到毁灭性打击，死万余人。[注24]明授朝水师提督陈磷所部、年逾70的老将邓子龙，“意气弥厉”，“直前奋击”，不幸乘船起火，英勇牺牲。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为救援子龙，也中弹牺牲。[注25]到年底以前，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 [1]《资本论》第1卷下，第785页，人民出版社，1975。 [2]京升：方4寸9分，深2寸7分，与现在的一升几乎相等。 [3]一地一作人：以前土地的所有权报复杂，现在承认一地只有一个所有权，法律规定直接耕种者拥有土地所有权，废除名主、地侍等在中间投使农民和收取实物，消灭中间剥削，促进农民的解放。 [4]《浅野家文书》，《日本史料集成》第257页。 [5]水林彪：《日本封建制的重建及其社会的确立》第124页，山川出版社，1987。 [6]《小早川文书，天正16年7月8日秀吉法令》，《日本史科集成》第258页。 [7]《小早川文书，天正19年8月21日秀吉法令》，同上书页。 [8]奈良时代以来，货币成色不齐，民间拒用劣钱，币价不稳，统治者屋发《择钱令》(原作《撰钱令》)，并制定按成色的交换率。 [9]西班牙圣，弗利伯号商船遭风悬漂到土佐，秀吉部下增田长盛没收其船货。有一海员说，西班牙的企图是先派教士驯服居民，接着调兵侵略。秀吉得知后大怒。 [10]水林彪：《封建制的编与日本社会的确立》，《日本通史》第2卷第153页，山川出版社，1987。 [11]佗：一种不拘形式、只讲究闲寂简素的茶道，桃山时代很流行。 [12]1577年10月，丰臣秀吉曾告织田信长说：“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赖山阳：《校刻日本外文3第15卷第7页，1893。) [13]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5卷第185页，1977。 [14]《史料日本史》，近世编，第59页，吉川弘文馆，1964。 [15]今佐贺县东松浦郡北端镇西町。 [16]龟船形似乌龟，甲板铁制，其上作十字路，便于往来。甲板下两舷各置大枪六挺，船头船尾各置大枪一挺。撂手亦在甲板之下。进退轻捷。船上还备有大炮、弯炮、巨弓，既用于海战，亦用于破城。龟船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战船。 [17]《明史》第238卷第5194页，中华书局。1974年。 [18]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日本历史》第15卷第333—334页，小学馆。 [19]同上书第334—339页。 [20]《日本历史》第7卷第172页，读卖新闻社，1966。 [21]日本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之役篇第251页，倡行社，1924。 [22]《史料日本史》近世篇第63页。 [23]关于和议经过，有些问题中日史料内容悬殊，有待进一步考证。 [24]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朝鲜通史》第78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3。 [25]《明史》第247卷，中华书局版第6412页。

奥多文斯

第十章 德川前期(1603—1680) 第一节 江户幕府的建立 一、关原之战 �牐犔煺�18年(公元1590年)，德川家康[注1]被丰臣秀吉转封在关东，以江户(今东京）为居城。庆长3年(公元1598年)秀吉死，儿子秀赖年幼，在大阪城由五大老之一的诸侯(即“大名”，以下同此），前天利家辅佐。家康根据秀吉遗嘱，以五大老首席身份在伏见[注2]主持大政，这时他已是位至内大臣，拥有公定土地年产量250万石[注3]领地的最大诸侯。随着秀吉老臣间的分裂表面化[注4]，家康利用婚姻及结盟政策，拉拢各方诸侯，操纵派系对立，加紧篡夺政权的活动。庆长4年(公元1599年)，前田利家死，石田三成见家康野心愈大[注5]，便联络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上杉景胜及小西行长等，策划剪除家康。结果遭到家康的打击，石田三成反被幽居在近江(今滋贺县)佐和山自己的封地不出，表示顺从。家康玩弄阴谋，鼓动上杉景胜在会津(今福岛县)举兵，自己借口讨伐上杉，带领福岛正则、细川忠兴、加藤清正及前田利家等组成的东军由大坂下关东。石田三成乘机推毛利辉元为盟主，联合关西方面诸侯小早川秀秋及岛津义弘等组成西军，举兵攻略伏见，进取美浓(今歧阜县南部)。家康立即召回征讨上杉景胜的军队，于庆长5年(1600)9月15日同石田方面的西军决战于美浓的关原。西军兵力和地理条件都占优势，但缺乏主将，内部不统一，小早川秀秋又突然倒戈，石田三成被俘，结果家康大胜。这一战役前后持续了2个月，双方互相攻许对方不忠于丰臣。 二、幕府的建立 �牐牭麓�家康夺得霸权后，立即杀了石田和小西，流放宇喜多，没收或削减西军毛利、上杉等的领地[注6]，大封东军将领，掌握了全国实权。 �牐犌斐�8年(公元1603年)，家康效法源氏及足利氏，迫使皇室封他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开设幕府。此时丰臣秀赖成了实际只领有摄津、河内及和泉等三国(今兵库、大阪的一部分地区)收入65万石的一个诸侯。但他在法律上仍是秀吉的继承者，丰臣氏一族君臣的潜力还很大。大阪更是当时日本最富庶、重要的都市，丰臣旧部战败后集中在这里，准备再起。家康为统一全国，积极经营10年。 �牐犌斐�19年(公元1614年)冬，炮制了“方广寺钟铭事件”[注7]，发动两次向大坂进攻的战役。第二年(元和元年)5月占领大坂，迫使秀赖母子自杀，消灭了丰臣氏一族。 �牐犜诖酥�前，家康在掌政后两年的庆长10年(公元1605年)，便让位给儿子德川秀忠，自己隐居于旧根据地骏府(今静冈市)，遥制江户幕府，决定大计。大坂战役后第二年(1616年)家康死[注8]。幕府经第二、三两代将军统治，确立了德川时代政治经济的基本体制。 第二节 德川幕府的集权政治 一、统治体制——幕藩制 �牐牭麓ǚ饨�集权国家，全国人民被置于将军和各领地(“藩”或“国”)大名“的支配下。江户幕府拥有收入占全国农民上缴租米四分之一(约680万石)的直辖领地(“天领”)[注10]，以其中一部分领地(约260万石)分封给直屑它的家臣武士“旗本”及“御家人”[注11]，称为“给知”，其余归将军一族掌握。除将军直辖领地外，约70％的土地分封给全国270个大名，大名各拥有万石到120万石的领地。他们将领地上的年贡分给自己的陪臣，陪臣又授与“家来”(家臣)以俸米。大名受将军控制，对幕府负担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义务，但他们在自己领地(藩国)上是最高的专制君主，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的权力。 �牐牻�军和武士阶层通过领地与禄米的层层分封授受，结成了君臣、主从关系。大名、旗本及御家人对将军负担繁重的公役和军役[注12]，宣誓忠诚。陪臣、武士、家来等也同样要对将军及各自的“主君”服役尽忠。整个统治阶级就是由将军、大名一直到“足轻”(步卒)的大小武士所构成。幕府为控制全国大名，将亲藩和谱代安置在关东、近畿及东海要地，外样大名则务使移住东北、中国(本州山阴、山阳两道)、九州等边远地区，还使各藩领地交错，以收互相牵制之效。大阪战役后，幕府制定了一国一城制，藩领内除大名的居城(藩都)外，所有城堡一律拆毁。 �牐犇桓�的主要财源是从它直辖领地农民剥削来的贡租。此外它还支配着全国重要的都市和矿山[注13]，独占国内主要市场(江户、大坂)和对外贸易的利润，集中诸藩采集的金、银、铜矿石，作为铸币原料和重要输出商品，由此逐步控制全国的经济命脉。 �牐犝�个德川时代，全国大名虽各自保持割据状态，但由于幕府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绝对优势，德川幕府基本上保持了260年的安定局面，实行了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二、政治机构 �牐犇桓�的政治机构最初沿袭德川家康在三河(今爱知县东部)地方时一个小领主衙署的规模，体制简单。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起，随着生产与统一事业的进展，任用儒官林罗山，整顿幕府官制。将军下设“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职。“大老”是特任执政官，非常职，由谱代大名中选任。“老中”或称“年寄”，是常任执政官，相当于内阁，名额4至6人，按月轮值主持大政，即负责掌管皇室、公卿、大名、寺社和外交事务，由谱代大名选任。“若年寄”和老中共参幕政，分掌旗本、御家人及江户市政，名额5至6人，也由谱代大名选任。老中下设三“奉行”，即“寺社奉行”、“江户町奉行”、“勘定奉行”。“寺社奉行”四人，掌管寺院神社及寺社领地的行政、司法，处理关东8国以外幕领的诉讼。“江户町奉行”2人，分掌江户南北两区的行政、司法。“勘定奉行”4至5人，管辖幕领内郡代和代官及一般行政、财政。三奉行分别由谱代大名及旗本选任。以上各高官都轮流执政，重要事件协商处理，以防一部分人篡夺中央权力。 �牐牸嗖�(特务)机关有老中下属的“大目付”(监视大名及幕府高官)，若年寄所属的“目付”(监视旗本以下幕府官吏武士，兼管江户城内警政的官职)等。超越两奉行以上职权的重大案件由老中、三奉行、大目付等组成的“评定所”(幕府的最高司法机关)协议审处。 �牐牼┒技澳涣旄鞯胤降男姓�，由幕府任命。其中以“京都所司代”权职最重，它担任幕府对皇室、公卿及西部各藩大名的监督和当地的司法、行政。二条城(将军在京都的行营)、骏府(静冈)及大阪三要地各设城代，任军事警卫，大名城主外出则代行政务。京都、大阪两地还设置“町奉行”(相当市长)。其他幕府直辖要地设置“奉行”或“郡代”、“代官”等，处理行政及司法。 �牐牳鞣�大名以领地贡租的一半作为藩政的财源，其余充作家臣武士的俸米。藩主为实行集权，利用农民对地方武士的反抗斗争，逐步收缴封地，使原来掌管封地(“地方知行”)的家臣武士集居城下町，限制其直接支配封地，以实物俸禄制代替封地制。藩的政治组织略如幕府。总理藩政的重臣称“家老”(相当幕府的老中，世袭职，一藩有数人或10余人)，也采取轮值协议执政的制度。家老下设郡、町、寺社等“奉行”。郡奉行专管农村司法行政，町奉行掌市镇(城下町)的司法行政，勘定奉行管理藩的财政。此外并设相当评定所的审判机关——大目付、目付(侦缉)及其他奉行等职。藩主身旁设有“用人”若干名，掌管庶务、会计。 三、军事组织 �牐犇桓�军队由幕领的诸藩所属武士组成，封建国家本来就是一种军事组织，军政统一。如上所述，幕府授各藩大名以领地(“知行地”)，大名则须按领地收入额，负担相应的军役，这是封建政治的根本原则。统治阶级官职不分文武，幕府首脑(将军)和诸藩大名(亦称藩主)战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老中(统辖大名)和若年寄(统率旗本、御家人)同时也是军队的总副参谋长。常备军称“番方”(值勤警卫军)，又称“三番组”，即“大番组”、“书院番组”和“小姓番组”，由旗本及其子弟编成。 �牐牬蠓�12组，警卫江户城、京都二条城及大阪城等，战时任先锋，由老中统领；书院番10组，警卫幕府，巡逻地方，侍卫将军，战时作战；小姓番8组，宿值府内，巡逻全市，平战两时护卫将军，与书院番都由若年寄统率。 �牐牱�方警卫军编制；每组设“番头”1人、“组头”1人(大番为4人)、番士50人。另有称谓“同心”、“与力”的下级武士30人。 �牐犛�家人编成徒士组、步枪百人组等约30组，任务与三番组略同。幕府根据俸禄的高低，规定旗本的兵役义务；宽永年间(公元1624年一公元1643年)每收入500石出兵役13名，当时旗本的采邑共260万石，应出兵员约67600名。加上御家人(担任各番组的“与力”、“同心”等职的)约17000余名，已超过所谓“旗本八万骑”之数。按规定，一个收租10万石的大名应负担兵役2155名[注14]，所以任何势力联合不了40个这样的大名，是无法对抗幕府的兵力的。而且幕府的总兵力还应加上谱代大名的武装力量，因此它的强大远远凌驾于各藩之上。 四、武家统制 �牐犇桓�形式上尊奉皇室，装成将军是由天皇册封、幕政是由朝廷委托的假象。实际上把天皇当作傀儡，利用它来对付诸藩，凡反幕者就可作为“朝敌”来镇压。幕府给皇室和全国寺院神社的租米只分别占全国公定土地年产量的0．5％和1．2％，皇室岁入仅3万石(实际相当米8千石，银302贯多)，全部公卿贵族的收入总共不到15万石，整个朝廷连同其他收入仅40至50万石，远不及一个大诸侯。皇室既靠幕府供养，只能事事听命幕府，讨好将军，有如《本朝通鉴》所说：“朝廷赖武家而愈尊，武家仰朝廷而愈隆。”[注15] �牐犇桓�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17条，规定天皇只许从事学问，诵读《群书治要》[注16]、《禁秘抄》[注17]，吟咏和歌，不得过问政治。幕府在京都筑“二条城”[注18]，作为将军的行辕。设置官吏，派遣密探监视皇室公卿和关西诸侯。法制严别公武，武士官职由幕府授予，革除朝廷授官于武家之制[注19]。由此，彻底隔断皇室和武士的联系。天皇如触犯幕府，随时可被罢免。德川时代朝幕之间，就是这样种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权力关系。 �牐犖�强化武家统制，庆长20年(公元1615年)颁布了《武家诸法度》[注20]，违者处以禁闭、“改易”(减封、转封、除封，没收家禄和城邑，贬为平民)，甚至赐死的严刑。宽永12年(公元1635年)修订本法为21条，更明定大名“参照交代”的制度，大名必须隔年到江户遏见将军，一年值勤幕府，一年驻守领地，妻子留江户作人质。同时派遣特务(有巡见使、隐者、目付等职称)于各藩侦察地方动静，加强对大名的控制。 �牐犇桓�和诸藩豢养数十万武士，镇压人民及维持德川军事封建国家。这些大小武士，从丰臣秀吉实行兵农分离后，就完全脱离生产。旗本和一部分御家人虽由将军封给领地，但规定必须居住江户，将自己领地委给地方官经营，地位低的也住在城市里，成为领取俸米(有折成货币的)，游手好闲、欺压百姓的特权阶层。 第三节 德川前期的经济与社会制度 一、封建领主制经济 �牐牭麓ㄊ贝�，日本的社会生产形态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1600万人口中，80％以上是农民。通过丰臣秀吉检地和兵农分离政策；封建中期开始衰落的庄园被彻底摧毁，土地所有关系和统治关系被整顿为自耕农直接向领主缴纳实物年贡的贡米制度。到了德川时代，又经几次检地，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消灭了贵族和武士领有土地与农民的根基，使幕藩完全控制了广大农村。从此农村中的基本生产关系成为领主对农民直接的剥削关系。[注21]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小块世袭份地。当时农民每户占地都在5反以下。[注22]这种农民被称为“本百姓”，它在整个德川时代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自耕农阶层。[注23]领主从农民剥削50％(“五公五民”)到70%(“七公三民”)的实物地租(“本途物成”)，还加上各种杂税(“小物成”)、劳役。农民在领主的代官、村吏重重压榨下，不仅自己被紧缚在土地上，并且连种植、生活的自由都被剥夺，事实上等于农奴。 �牐犆髦挝�新前德川幕藩体制正是建立在这一封建农奴制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根据德川家康的谋臣本多正信的话；“收农民的贡赋，要不使他们死，也不使他们活。”[注25]这充分表现了纯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本质。商品经济发展的京都、大坂和东海道平原地带，本百姓有雇佣“水吞”、“小前”(无地贫农)等长工耕作土地的。其他后进地取，具有乡士(在乡武士)身分的土豪地富，则拥有称为“谱代下人”、“名子”、“被官”等世袭的农奴，征收其劳役地租。 二、社会组织 �牐牭笔迸┐逯谢贡Ａ糇殴�社关系的残余；农民公有山林、草地，农忙期有进行劳动互助的“结”及兼有宗教信仰的互助性质的“讲”等组织。农民以“寄合”(聚合)的形式，商议本村大事，制定村规，选：举村吏，保证全村交纳年贡，共同举行祭神，兴办工程等，违反村规要受“村八分”(全村对他断交)的惩罚。这样的农村，又多具有农村自治体的形态，但贫农都不许参加自治组织。 �牐犇环�领主巧妙地利用这种农村共同体，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各村由形式上从自治体选出的“地方三役”[注26]管辖。庆长8年(公元1603年)，为加强统治农民，保证贡租收入，实行了“十人组”[注27]制度。又将若干村组成乡组，任大庄屋(乡长)统治属村，以若干乡组组成郡，设郡奉行。幕府和各藩就是这样自上而下地统治了全国农民。 �牐犇桓�为了保障财源和巩固封建统治基础，对农民设置重重限制，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强制。宽永20年(公元1643年)下令严禁土地买卖，犯者判徒刑后流放。以后更禁分田给子孙、禁种经济作物，禁农民迁徒、转业，甚至于涉到农民的衣食住等生活细节。庆安2年(公元1649年)，幕府制定了统治农民，旨在榨取其全部剽余劳动的法令《庆安告示》32条，典型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掠夺压迫农民的用心。[注28] �牐牫鞘械墓そ澈蜕倘送吵莆�“四人”，按行业住在一定的地域。町(市镇、街区)，和村一样，近于一种自治体。有房地的可参加町政，租赁房地的则无此资格。全町司法警察权由武士出身的“町奉行”主管，町内的日常行政事务由“町年寄”(长老)、“町名主”(市、镇董)等有财力的商工业头目处理。町也实行五人组制度。市民负有种种连坐责任。町人租用地产须交纳“地子钱”(租金)，经营工商业要交纳“运上金”(营业税)、“冥加金”(牌照税)，负担比农民的年贡轻，受干涉也少。手工业者因没有资金，力量不及商人，大多负有为领主做短工的义务(也有出钱代工的)。幕藩领主为维护封建秩序，严格限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宣扬“贵谷贱货”，实行重农轻商政策，多方干涉町人的活动。 三、身分等级制度 �牐犜诖糠饨ǖ男∨┚�济基础上，以将军为最高权力，通过禄位制和主从关系，由幕府和各藩的大小封建领主——武士阶层用武力分割统治全国人民的政治形态，称为幕藩制。 �牐犇环�体制的社会，阶级统治以严格的身分制为支柱。从战国时代大名领国制形成后，兵农分离和一系列法令政策的实施，社会各阶层不能自由迁移。到了18世纪，所谓士、农、工、商即“四民”[注29]的身份区别逐步固定，各阶层内部又细分为种种等级[注30]。身分制由父家长世袭的家族制度牢牢地保持着。法律规定，每个人从母胎里就被确定了自己的族籍，出生后被闭锁在狭隘的身分等级的圈子里，不论本人能力和表现怎样，也水不能越出自己所世袭的阶层。四民中，士是统治阶级的基干部分，有担任官职、受领俸禄、称姓[注31]、佩刀[注32]以及对平民的“无礼”者“斩舍御免”(格杀勿论)等特权。在父家长制下，家长权限最大，家人须绝对服从。武士的俸禄由长子继承，不许分家产[注33]。家庭里男尊女卑，夫妇、父子、长幼之间，身分差别都很森严。妇女被置于隶属男子的地位。 �牐犜诒煌持谓准吨校�农民(百姓)的阶级身分复杂，大别为高持和无高两种[注34]。高持又称“总百姓”即有地者，包括少数称为“石持”、”名主”、“庄屋”等的地主富农及农村中大量存在、称为“本百姓”、“乡士”等的自耕农(实际是幕藩领主的农奴)，称为“草分”(垦荒地者)、“根生”(土生土长的)等中小农，称为“分附”[注35]的依附农民。无高，即无地的贫、雇、佃农和农奴，包括“水吞”(贫雇农)、“家抱百姓”(家奴)、“被官”、“下人”(家仆)、“庭子”(奴仆所生子，可买卖) 等隶属农民。这些农民阶层在德川前期还都保持着浓厚的封建身分关系。 �牐狀�人，即工商业者也有复杂的门第和身分差别。门第高的有世袭市镇董的资格，还可从领主取得减免租税的特权。町人的家族关系和武士、农民略同，但个人发展机会较多。丁稚(学徒)七、八岁就厮养在店主家受奴役，长大了当手代(店伙)，逐步升作番头(掌柜)。店主的子弟也同徒弟一样被使唤或送到外店当学徒，学技术。满师后服役多年的老店伙，也可能得到店主帮助，允许使用本商号的招牌独立开业，成为分店或分号后，和店主仍得永远保持家族般的主从关系，不得违抗店主的意志。 �牐牨涣性谒拿裰�外社会最低层的贱民，称为“秽多”、“非人”。这是一种历史上因犯罪、被贬等原因遗留下来的最下层世袭身分。他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被指定集体居住在郊区村落一角，从事被当时社会视为最卑贱的职业(屠宰、掘墓、卖艺、制革、刑吏、狱卒等)。他们世代遭受残酷的待遇，因此，贱民为争取解放的斗争，直至今天还以部落解放运动的形式继续着。 �牐犎缟纤�述，德川时代的阶级组织保持着严格的身分等级制，幕府以强大的武力和专制统治为背景，将广大人民闭锁在身分制的侄桔中。同时幕府还压制着王室、诸侯和武士，这就使阶级间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列宁曾指出，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通过镕川时代日本社会的身分等级现象，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动人民是经历多么残酷的奴役，整个封建时期领主和农奴两大阶级是怎样进行死活斗争的。 �牐犇环�体制的确立，大体上完成于宽永年间(公元1624年—公元1643年)。这一时期，幕府对皇室贵族的控制，对武士、寺院的管理，对农民的统治政策，各项法制已基本制定。下述镇压农民和天主教徒的起义以及彻底推行锁国政策等，都是这个封建专制时期发生的事。 第四节 德川前期的文化 一、独尊朱子学 �牐犎寮宜枷牍爬淳褪侨毡痉饨ㄉ缁峋�神支柱之一，儒学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儒学的中心思想是人生价值(人贵于物)的观点。它肯定人们生活和道德的价值，肯定现实生活的精神。从不悲观厌世，更没有出世和轮回等宗教思想。它主张追求知识，吸取文化遗产，习惯于反思和总结经验。这是儒学的积极部分。但它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讲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宣扬“性命义理”之学。在人际关系上继承孔孟“道统”，讲等级贵贱、家庭本位、中庸之道、格守成规、追求功名等，被宋人称为“道学”(亦称“理学”)。这是儒学的消极部分。 �牐犎逖г谒未�为朱熹烹一派集大成，朱子学在坚持唯心主义世界观，维护封建秩序，并使之合理化，以至阻滞中国社会发展方面有其严重缺点，但在探讨“理气关系”、“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问提时，提出了深刻的辩证法观点；同时在重视气节操守，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理论思维与民族意识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 �牐犃�仓时代朱子学随禅宗传到日本。最初在京都公卿和五山禅僧间转播。南北朝、战国时代，他们避乱到地方，依托大名武将，利用朱子学作为封建礼教正统观念的依据，影响武士和人民。当时日本朱子学尚未独立，仍包含在佛教中。到江户时代，幕府为维护等级制度，使朱子学脱佛为儒。公元1600年德川家康召播磨国禅僧藤原惺窝(公元1561年—公元1619年)到江户还俗，创儒学京学派，与其门徒林罗山(公元1583年—公元1697年)以朱子学名儒身分，先后受重用，为诸侯公卿讲四书。 �牐犘饰训浇�户，便推重宋学，主张“人伦皆真”，否定佛教出世观，排佛归儒。但真正创立日本朱子学的是林罗山。罗山以京都一禅僧祟儒排佛，入惺窝之门后，涉猎诸子百家，其学不但越出朱子学的案臼，且结合当时日本政情，有所创发。他为克服日本战国时代“下克上”的封建危机，力尊程朱三纲五常、大义名分思想[注36]，但对理学不适于幕藩统治的则加以修正。如忠孝关系上，中国儒学向重孝[注37]，罗山则主张“忠孝不得兼，宁舍孝而重忠”。[注38]他赞同汤武放伐论，予幕府讨伐丰臣遗族以论据。在宗教问题上，他排佛、耶而与神道结合，认为“(神道)即王道也、儒道也、圣贤之道也”。[注39]因此获得德川家康的特别倍赖，任他为侍讲，顾问幕政，参与法制、外交文书的拟定。宽永7年(公元1630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赐上野忍冈地基一段，令罗山建立圣堂(孔庙)和学塾，教育幕臣子弟，林家世袭儒官。元禄3年(公元1690年)五代将军纲吉移筑圣堂学塾于汤岛昌平扳，命林家三代孙凤冈为大学头，主持这一幕府的最高学府(称昌平簧)[注40]。林家从此世袭主管文教的职位，朱子学成为官学。 二、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 �牐牭麓ㄊ贝�以前，朱子学已在地方广泛传播。战国大名朝仓氏的根据地越前(今福井县东部)是当时的儒学中心，儒学、国学家清原宣贤(公元1475年—公元1550年)倾向朱熹多次讲学。周防(今山口县)7国守护大名大内义隆(公元1507年—公元1551年)也振兴儒学，招聘博士、禅僧、讲释经书，还派人到朝鲜去求《朱子新注五经》。在西日本方面，以桂庵玄树(公元1427年—公元1508年)为首的儒僧开创日本朱子学的萨南派。以土佐(高知县)南村梅轩为中心的海南派主张儒禅一致，但倾向道学。关东地方，相传镰仓时代武将足利义兼(?一公元1199年)创立的足利学校(在桥木县足利市昌平町)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学校，藏书丰富，迄明治期各地学子还云集于此，培养出许多儒家学者。 �牐犠源游拿�13年(公元1481年)桂庵玄树在萨摩翻印《大学章句》以后，各种儒书先后出版。文龟元年(公元1501年)桂庵又出版了《四书五经古注和新注的作者及句读》，统一了四书集注的和点(用日语读汉文时插在汉文中的日文和符号)，为朱子学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牐牭麓ㄊ贝�，藤原惺窝、林罗山以后，朱子学分化为进步与保守两派思想，前者以贝原益轩为代表，具有主气的唯物倾向，后者以山崎阁斋为代表，具有主理的唯心倾向。 �牐牨丛�益轩(公元1630年—公元1714年)，福冈藩医，由阳明学转向朱子学，晚年对朱子学发生怀疑动摇，批判朱烹“理先气后”说，主张气一元论。他反对朱熹的“居敬”说，重视其“穷理”说。益轩喜好科技医药之术，自称所学为“民生日用之学”。属于这一派的有新井白石及怀德堂学派的中井竹山、山片蟠桃等人，幕末佐久间象山等也属于这一派。 �牐犐狡楦笳�(公元1618年—公元1682年)，京都寺僧，转向朱子学，极祟程朱持敬之说，弟子有浅间纲斋，三宅尚斋等6000人。幕末，阁斋融合神道教与朱烹大义名分论，创立一种儒教化的“垂加神道”新教派。认为神道教和儒教在“仁政”起源上根本思想一致，企图折衷两者，论证武家政治(霸道)和公家政治(王道)相同，所以幕府统治是正当的。在此基础上，他鼓吹“天人唯一”、“内外之辨”和绝对尊王的皇国思想，使神道教蒙上浓厚的理学气味和国粹主义色彩。所谓崎门学派至幕末维新后，尚有横井小棉、元田水字等。他们与国学、水户学等高唱“万世一系”的国体论在推动尊王攘夷运动及与军国主义结合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牐牭麓ㄊ贝�地方上出现了尊奉儒学的“明君”，以及许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如宽永初建立的名古屋学问所、宽永18年(公元1641年)建立的冈山藩校、元禄10年(公元1697年)建立的米泽藩兴让馆等。水户藩德川光国(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聘请明末遗臣朱舜水为宾师，建立了尊王攘夷的水户学思想体系。此外，还有尾张藩主德川义直、会津藩主保科正元、备前冈山藩主池田光政、土佐藩的家老野中兼山等，他们都依据儒学改革藩政，在倡导程朱理学，巩固藩政方面发挥了作用。 三、封建教育的宣扬 �牐牭麓ㄊ贝�朱于学影响最深广的是宣扬理学的封建教育。不用说当时日本普遍的学校——足利学校，连社会上普通的教育场所——庙塾(寺子屋)里使用的训蒙读物也几乎都充满这些内容。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各种： �牐�1．儿童读物：宣扬“三纲五常”一类思想，有《大和小学》、《本朝三字经》、《和俗童子训》及《民家童蒙解》等几十种。[注41] �牐�2．妇女读物：鼓吹“贤妻良母”、“贞女烈妇”，用“七出”[注42]的法纪使妇女遵守“三从四德”的有《女论语》、《女大学》、《女中庸》、《女五常训》、《女仁义物语》、《本朝烈女传》等几十种。《女实语教》[注43]中说：“父母有如天地，公婆有如日月，丈夫有如君主，妇人有如从仆；朝夕孝敬父母，恭敬侍奉翁姑：夫妇切勿争吵，宁屈理而从夫，—若不慎守三从，焉能避免五障[注44]，若无报四思[注45]心，谁能保八苦身[注46]?女为地狱之使，断绝成佛种子；面貌虽似菩萨，居心实同夜叉[注47]。” �牐�3．武士读物：有《武士训》、《武教小学》、《士道要论》等几十种。详见下述。 �牐�4．农工商读物：搬弄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有《大和俗训》、《民家重量记》、《町人囊》(《商人须知》)等几十种。河村瑞轩的《成家训》说：“《论语》曰：‘耕也，馁在其中矣。’……要知士民本属下贱，身在土地，也喜农作，可谓知身分……不可有丝毫作乱之意……念及守护(神)其其之佑护，欲报其恩德，即应尊重朝廷，谨守法律，不因年贡课役，心存芥蒂，不为害于人。……虽君王不仁，政道苛刻，亦勿怨磋。”[注48]西)川求林斋的《百姓囊》说：“农民应以质朴为本，不犯国主之禁…凡世间乐，全在苦中，愈畏苦，苦愈多?：…不避苦，不求乐，苦自成乐。”[注49]。常盘贞尚的《民家重量记》宣扬宿命论说：“大胜小，强胜弱……行道得德，作恶招殃……生死贫富，四季不移，此为天命。项羽之男，灭于乌江；孔明之谋，志终不遂，此人力不如天命。”[注50] �牐�5．宣扬忠孝节义的读物：忠义方面，有《皇和表忠录》、《赤穗义队录》、《烈士报仇录》等十几种。孝义方面，有宣扬孔孟孝道的《大倭二十四孝》[注51]、《肥前国孝子传》、《本朗孝子传》[注52]等十几种。宣扬贞烈的方面，有《本朝女鉴》[注53]3、《大东妇女贞烈记》、《古今烈女》、《本朝烈女传》等十几种。 �牐牬送猓�中国倡导封建伦理思想的《朱子家训》[注54]在日本流传很广，也为日本封建教育的确立起了重大的作用。 �牐犞熳友г谌毡镜墓惴捍�播一面强化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导致其守旧锁国；一面由于尊王思想的树立，削弱了幕府的武家统制，推动了维新开国。 四、后期武士道思想 �牐牱饨ㄉ缁崃熘骱臀涫考涞闹鞔庸叵担�本无严格约束。平安时代有“兵(军人)之道”，镰仓时代有“弓马之道”、“武道”等词，就其实质讲，“武艺有之，武道则未之有也”[注55]。镰仓后期，统治阶级要求：武士忠诚、信义；廉耻、节俭、寡欲，这些儒家封建德目同禅宗、朱子学结合起来，进一步在武士中发生作用。早期武士道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至德川时代，由于中江藤树、山鹿素行、贝原益轩、大道寺友山、山本常朝等[注56]儒学家辈出，鼓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撰写论著，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武士的思想。 �牐犜谌毡荆�武士道常被认为是“纯日本思想”的“重要要素”[注57]，但实际上武士道理论的祖师山鹿紊行最初就是林罗山下面一个朱子学派。[注58]他鼓吹的“圣学”，就是指孔子所说的天下之“五达道” 和“三达德”[注59]，也就是儒教伦理观的核心——“五常三德”思想。山鹿在《士道》里说，“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义’，曰‘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志乎。”[注60]这段话充分说出了“士道”和朱子学的关系。 �牐犐铰顾匦械牡茏哟蟮浪掠焉剑�进一步发挥了儒学为君主“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精神，同时开始把武士道日本化。他在《武道初心集》一书中说：“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芜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注61]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注62] �牐犜谡庑┧枷胗跋煜拢�武士道内容增加了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山鹿出仕过的播磨国(今兵库县)小藩赤穗，于1703年1月30日发生了所谓“赤穗义士”47人，报主仇后被处集体切腹，从容就义的事件。[注63]这种“全死节”的山鹿思想的发扬，成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它成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欺骗人民进行野蛮统治和侵略的重要工具。 第五节 德川前期的对外关系 一、对中、朝和南洋的贸易 �牐牭麓�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南京商船朱印状，予以贸易自由，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但中日两国民间贸易一直末断。中国商船每年都有几十艘到长崎、平户等九州诸港。庆长14年(公元1609年)，幕府和朝鲜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重新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展开日朝贸易和友好关系。[注64]位于日本西南的硫球国，与日本有往来，但一直受中国王朝册封，坐收中、日、南洋三角地带贸易之利，拒绝丰臣侵朝时要它交纳兵粮的胁迫。江户幕府成立后，也没有派遣使节。于是家康借口琉球亲明，于公元1609年派鹿儿岛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侵略，迫使其从属岛津藩。此后，琉球每逢德川将军新立，便遣使致敬。但岛津氏仍让琉球保持独立国地位，继续向明、清派遣贡使，接受册封，默认它为外国，且不许琉球日本化[注65]还多方设法让硫球增加入贡明、清的次数。琉球成了当时日中贸易的中继站。东南亚方面，德川家康于1601年以来，写信给安南、柬埔寨、退逻等国王，要求通商，幕吏、大名和豪商们也同南海诸国政府交换书信礼物。 �牐牸铱抵葱卸酝饷骋渍�策的结果，日本同东南亚和西欧各国的贸易有显著发展。由于明部的锁国，日本和大陆不能直接贸易，但对前往往南洋各地的商人，幕府实行了官许贸易制，将盖官印的特许证——“朱印状”发给日本和外国往来于南洋与日本之间的商船主。史称这种获得特许权的商船为“御朱印船”。[注66]朱印船多数是由九州的大名及豪商幕吏、外国人所有。输出日本的金、银、铜、硫磺、樟脑、米、麦、刀剑、文具、扇子、漆器、家庭用具等，输入丝绸、呢绒、苏木、鹿皮、染料、香料、铅、锡、糖、药材等南洋和中国的物产，对日本经济影响很大。当时日本在造船、航海的技术方面都不及西欧各国，也没有海军保护，但日本盛产可用作货币的白银，所以对外贸易发达。和当时华侨的一样，在南洋居住的日本人逐渐增多。17世纪初，东南亚各国，除华侨集中的唐人街外，也出现了日本町(城镇)[注67]。居民大都是日本的商人、海员、佣兵、仆役，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堪剥削压迫而流亡海外的日本人,以后更有不少被流放或外逃的日本天主教徒及被拐卖的奴隶等。这种日本侨民集居在日本街，由当地统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它的头领是居民选举出来的，有一定势力。[注68]这种东南亚各国的日本市镇到日本锁国后，同本国完全隔绝，日侨和当地居民通婚、杂居，逐渐同化而趋于消灭。此外，侨居在我国台湾、澳门，印尼的爪哇，马来亚的马六甲等地的日本人。则始终同当地人分散杂居，没有日本町和治外法权，很早就和当地居民同化。[注69] 二、对西方各国的贸易 �牐�16世纪中叶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远东积极展开殖民和商业活动。葡人乘中日交往隔绝。在澳门和长崎间垄断了中国生丝和日本白银的交易，赚取5至10倍的暴利。[注70]这方面的贸易一直掌握在丰臣氏和西部诸藩之手，且有耶酥会教士介入，早为幕府所嫉视。17世纪后，新教国英、荷势力东渐[注71]，庆长5年(公元1600年)荷兰商船遇难漂至日本，航海长英人威廉为德川家康留任为通商顾问，改名三浦按针(公元1564年—公元1620年)。[注72]荷、英商船先后于公元1609年和公元1613年年来日本，获得在长崎的平户岛设商行自由贸易及享受治外法权的待遇。后来还在江户、大坂、浦贺、骏府、娇、长崎设立分行及代销店，贸易旺盛。两国商品和西葡大致相同，不外是幕藩领主们需要的枪炮、火药、铅等军需品和豪商需要的呢绒、生丝、绸缎及棉纱棉布等。幕府为抵制葡商操纵生丝贸易，于庆长9年(公元1604年)实行生丝特许证制[注73]，由幕府统制生丝贸易。对西班牙宣布不实行这一制度(公元1612年)，对荷、英则更给以内地贸易的自由，由此葡商在日本势力一蹶不振。当时英商着重马来方面的香料贸易，对中日的贸易被荷兰人排挤，元和9年(公元1623年)终于关闭了平户的商行，专力经略印度。随着日本禁教和锁国，荷兰成为西方唯一独占日本贸易的国。 三、对天主教的政策 �牐牭麓�家康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沿袭丰臣时代禁教与贸易平衡的方针。但家康要发展经济，为招揽西方商人和航海、造船及开采银矿的技术家，不依靠教士是困难的，所以禁教不但不彻底，而且他自己就在鼓励传教。文禄4年(公元1599年)家康还在伏见城代行政务时，就委托被俘的西班牙教士耶罗尼摩(Jeronimde Jesus)进行同吕来(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通好，为日本招聘技师，并允许他在江户建立方济各会的教堂。由此天主教各宗，向关东方面发展。庆长14年(公元1609年)家康还委托西班牙原任吕宋总督罗福利哥(donRpdrigo de Vivero)和京都商人同去新西班牙(Nueva Hispania,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交涉通商。[注74]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公元1567年—公元1636年)更公开宣布传教自由，庆长18年(公元1613年)派家臣支仓常长为使节，随方济各会教士路易·梭特罗(Luis Sotelho)乘自造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及大西洋，经墨西哥、西班牙到罗马，觐见西班牙王和教皇，要求通商。[注75] �牐犜诘麓�家康统治期间，由于对国外商品和技术的需要，使天主教传教顺利。庆长8年(公元1603年)在日传教士达129名，受洗人数公元1605年为793名，次年一跃为8千名。据教会的报告，庆长15年(公元1610年)日本全国天主教徒已达70万名。[注76] 第六节 幕府的禁教与锁国 一、幕府与天主教的矛盾 �牐犔熘鹘淘谌毡敬�教事业的发展逐渐扩大了教会和幕府间的矛盾。从幕府的立场看，天主教在两个方面是和幕府统治根本对立的。首先，天主教教义上坚持上帝是最高权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和以将军为最高主宰、严分身份等级的幕藩体制完全不同；天主教排斥异教，否定神佛信仰，认为上帝是天地万物之主，应该服从上帝，而不应该服从父母、主人、君主。这对自称“神国”的日本和被尊为“东照大神化身”[注77]的德川统治者来说，更不能容忍；此外，天主教反对日本武士的切腹、多妻制，都直接和日本统治阶级的传统对立。其次，教会活动的性质也日益增加幕府的恐惧。西方殖民主义者一贯利用天主教会充当它侵略扩张的工具；这是当时日本人在东南亚目睹的事实。早在16世纪中叶，九州地方信仰天主教诸侯大村纯忠将领地横濑浦向葡萄牙人开港(公元1562年)，不久又将领地长崎、茂木献给耶酥会(公元1580年)。耶酥会将长崎和澳门间葡商生丝贸易的一部分利润和教会领地上的租赋作为教会的财源，开展教会活动。虽经丰臣的禁教，但到德川时代前期，大量信徒形成坚强组织。教会通过商人把武器供给南方诸侯，这对正谋建立强大统一政权的德川幕府，不能不是严重的威胁。而当时新教国英、荷商人为压倒竞争者，不断中伤西、葡，说两国教士在利用教民征服日本。幕府联想到不久前佛教一向宗领导长达11年的农民起义(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深恐丰臣氏遗族及反德川势力利用天主教徒的组织力量发动暴乱。同时天主教徒在受到权力的镇压时那种不怕死的行为使幕府畏惧，深恐“把日本变为魔国”，于是决心采取强力措施来扑灭天主教。 二、禁教的实行 �牐犇桓�为消灭丰臣遗族，决定禁绝天主教的活动。当时幕府已可由信奉新教的荷、英商人保证外贸的利润，所以对天主教的主要支持者西葡两国在日本的势力不予重视。庆长17年(公元1612年)3月，断然发出禁教令，以幕府直辖领地的都市(静冈、江户、京都、长崎)为对象，公元1613年又下令全国禁教。幕府的“教渝书”指出：“日本，神国、佛国也。基督教徒党传邪法，谋政变以夺国，违法令，谤神佛，礼拜罪人(指耶酥)，祟倍有加，应予严禁。”[注78]同时在京都、伏见、大扳、界等地破坏教堂，逮捕教民，强迫改宗。庆长19年(公元1614年)，各地诸侯对教士和教徒全面镇压。同年9月，明石(神户附近)地方有名的丰臣派天主教诸侯高山右近等148名教徒拒绝改宗，被判处流放到马尼拉。京都、长崎、大阪等地拒绝改宗的，捆缚在草席和蒲包里，露出脑袋游街。妇女被棵体示众，或送往妓院当妓女。这些对教徒的人身侮辱和剥夺身份是日本封建社会惯用的野蛮刑罚。据帕·杰斯的《日本天主教史》说，有些男女教徒毫不留恋地将自己包在蒲包里，挤进犯人行列，表示舍身殉教决心。当时信徒中武士多，特别在西南诸藩，这也许是禁教初期幕府采用身分刑的理由。[注79]幕府发现消灭大坂丰臣势力的两次决战(公元1614年冬、公元1615年夏)中，教徒参加丰臣一方，于是决心禁绝天主教，以肃清反幕力量。诸侯慑于幕府威势，怕蒙丰臣派罪名，相继出具改宗字据，转而镇压天主教。诸侯的家臣、武士、农民，也根据主从关系，分别向所月上司提出“不背主义”字据，作为改宗理由。各级武士还得层层向上司递交保证部下及家属非教徒或改宗的证明。由此幕府掌握了对全国武士和人民思想的统治实权。 三、“大殉教” �牐犜�和2年(公元1616年)4月，德川家康死，他在死前消灭了丰臣遗族一家。8月，幕府对各诸侯颁发了所谓“元和2年禁教令”，要全国上下直到农民，铲除教会、严禁信教，除明船外，信教的外国商船一律只限在平户、长崎两地经商。荷英两国人则不准在内地经商、居住。这一命令把禁教和统制外贸结合起来，已经显露了锁国的开始。幕府所以在这时加强禁教，无非为防止家康死后可能发生的内乱，以“耶酥为夷狄之邪法”作借口，威胁各地诸侯彻底归顺“神国”日本的将军秀忠。幕府这一禁令，使禁教进入一新阶段，对教会的迫害扩大到一般教徒身上。规定窝藏教士的人，火刑处死，没收家产。由五人组作连环保。于是九州地方不少教徒乃至暗中支持他们的人陆续被捕杀。公元1620年，一艘从马尼拉回日本的朱印船被英荷商船队在台湾海峡捕获，报告了幕府，船上载有两名西班牙籍教士，连同船长日人平山被百般拷问，两年后(公元1622)在长崎受火刑，船员12名被斩首。事后不到一个月，幕府又在长嫡集体屠杀外国教士。日本教徒及被牵连的朝鲜人、中国人55人，世称“大殉教”。[注80] �牐牳鞯刂詈钗�保全身分地位，都对教徒进行迫害。估计从元和5年(公元1619年)到宽水12年(公元1635年)，被处刑的日本教徒为数约达28万人。刑罚极其残忍，结果大部教徒被迫改宗。但仍有一部坚持信仰，参加称为“组”、“讲”及“众会”等秘密的信教组织。这些教徒被捕处刑时，还迷信“抵抗而被杀就不算殉教”的教条，毫不抵抗地死去。由此幕府更加感到天主教的危险，宽水5年(公元1628年)起，越发加强禁教，甚至实施“踏绘”[注81]的办法。但迫害愈厉害，反抗力量也愈大，不久就在长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岛原起义。 四、宽永禁令 �牐牭麓�幕府的对外政策由积极的贸易开放转变为闭关锁国，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天主教问题，这涉及从思想意识直至政治和国防的重大关系，必须加以禁绝，包括断绝日本和海外的交通，已如上述。其次是贸易统制问题，这关系到幕藩封建统治的基础。对外贸易发达必然促进国内工商业繁荣，从而破坏自给自足的领主经济。加以西南诸侯和豪商经营外贸日趋富强，也威胁幕府安全，因此必须统制外贸。幕府为保证其封建剥削体系，必须在小农经营的条件下，榨取实物地租，通过货币经济，促进农业的再生产。幕府于公元1630年起积极建设三都(京都、江户、大扳)，扶植特权商人，奖励各地商业性国产物的生产，使三都起中央市场的作用[注82]，由此控制了全国经济。与此同时，开始实行全面锁国，逐步限制并独占了对外贸易。 �牐犇桓�的锁国政策是逐步展开的。如上所述，公元1616年即所谓元和2年禁令只是禁止外船(除明船外)在乎户、长崎两港以外靠岸。公元1620年，禁日人搭乘外船航海及输出武器；公元1622年屠杀外籍及日本教士后，次年驱逐葡人出境；公元1624年禁止西斑牙人来日通商。宽永10、11年(公元1633年——公元1634年)，幕府发布第一、第二两次锁国令，实行“奉书船”[注83]制度。规定除持有特许证的船外，严禁日人日船出国。同时，严格统制外贸，外船来日本，立刻受监视，限期交易，到期离境，丝价由长崎确定(其他商品按生丝标准定价)，禁止官吏直接购买外货，还严令拘捕西、葡籍(南蛮人)教士，规定告发教士者的奖励办法。结果朱印船贸易只为幕府特许商角仓、茶屋(京都)、末吉(大阪)，三浦按针等七家独占。生丝特许证制由界、长崎、京都及江户、大坂的商人加强了统制。宽水12年(公元1635年)发布第三次锁国令；禁止包括特许船在内一切日船驶往海外，侨外日人归国者，不问理由一律处死。宽水13年(公元1636年)发布第四次锁国令，除第一次禁令内容外，又增加了西、葡人在长崎所生子女及收留或匿救这些混血儿童的人一律处死的罚则，以及加强搜捕外籍教士的规定。这样，随着禁教而加强的外贸统制逐步严厉，经过岛原起义的镇压，最后完成了德川锁国的体制。锁国体制的成立意味着国家垄断海外贸易关系的形成，它和日本对朝鲜、琉球、阿伊努(北海道)的华夷秩序建立一起，成为幕藩体制国际关系的准则。 五、肥前领主对农民与教徒的迫害 �牐牼胖莘是�(长崎)的岛原半岛原是战国时代天主教诸侯有马晴信的旧领地，有着不少热烈信仰的教徒和关原、大板等战役后躲避幕府追究流落此地的浪人[注84]。德川初期，由于藩主有马直纯禁教无效，幕府于公元1616年将岛原转封给松仓重政，有马的武士都成为农民。重政到任后，为巩固权势，7年间筑起坚固的岛原城堡和市街港湾。为取悦幕府，领地收入仅4．3万石的重政，却为兴建江户城而要求承担10万石的劳役[注85]，使农民疲于奔命。元和7年(公元1630年)，他丈量本藩耕地，清理出比原有石数多出60％的地亩，课以高达收获量6成的年贡[注86]，并苛征杂税，盘剥农民。同年重政死，其子胜家变本加厉，对农户经济作物、手工生产品及工具等都课税，甚至牛马驮货、生炉子、装窗户、安葬、生子等等，无不要捐．税。对无力完纳的，便处酷刑，如拉走妻儿，将孕妇扔进水牢或裸体倒挂。更有一种名为“蓑衣舞”的刑罚[注87]，使岛原人民无法活下去。岛原南面的天草岛，本是天主教诸侯小西行长旧领地。关原之战，小西灭亡后，幕府把天草划归唐津(佐贺县西北)藩主寺泽领有。这里是天主教在日本的发祥地[注88]，丰臣禁教后还将神学校、修道院等移来，传播西洋文化。寺泽领得此地后，立刻丈量出比原来多出2倍的耕地，增征许多捐税，在岛西北筑富冈城堡，从唐津派官来这里统治。 �牐牭涸�新领主父子两代除掠夺农民外，疯狂镇压天主教民。从元和4年(公元1627年)起，松仓一族镇压教徒达8年，用种种酷刑(灌凉水、铁笼烤、烙印、摄指、洞里倒挂、针扎、竹锯肢体、沸水煮)[注89]，实行最残暴的恐怖迫害，受难者达数干人。天草岛上领主寺泽父子的迫害教民也极残酷。与此同时，教徒秘密组织(组、讲、会等)也遍布全岛，进行了沉默的抵抗。 六、岛原起义 �牐牭涸�、天草两地自公元1634年以来，天灾不断，农民吃树皮革根充饥，多次向藩府借米，两家领主毫不过问，只用严刑逼租。宽永14年(公元1637年)10月，岛原南端津村的农民与三右卫门请求缓付没有交齐的一部分租谷，松仓的家臣田中宗夫立刻将右卫门的怀孕的妻子囚入水牢，她已到临产期，泡在水里6昼夜，婴儿出生便断了气。右卫门和亲友群众为这种暴行逼得忍无可忍，汇合了七、八百人包围并放火烧了田中的邱宅。田中逃进城堡，百姓迫到城堡外，烧了市街。右卫门妻家就在对岸天草岛上，天草的农民也愤而参加起义。[注90]由此看来，事件从开始就是一场农民针对领主苛政的反封建斗争。 �牐犎褐谕凭倭艘晃挥赂叶�有才智的16岁青年天草时贞(四郎)[注91]作首领。他到全岛各地宣传，农民们和被杀教民的遗族都聚集山中、海岛开会，宣誓起义。这些多年受苦的庄屋(村长)、旧藩浪人武士，在起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0月22日，岛原藩2名捕吏带兵25人到有马村，逮捕2个教徒家属。有马村代官(藩吏)林兵有卫门探悉该村农民佐志木左卫门礼拜天主像，大怒，破门而入，浇掉画像，同时将他因拖欠年贡捕去抵押的女儿，脱下衣服，用火把拷问。在场的四、五个农民，愤而用农具杀死了林兵右卫门。于是浪人武士善右卫门宣告，“立刻杀掉各村藩吏”。岛原南部各乡纷纷响应，杀藩吏，烧寺庙，10月25日开始了武装暴动。 �牐�10月26日，起义军2000多人粉碎了藩署派来镇压的军队，包围了富冈城，在天草四郎的领导下，两地大部分地区已为起义军所控制。参加起义的群众十分广泛，岛原南部13乡全人口的80％参加。其中6乡不论男女老幼一齐参加起义军。[注92]从阶级成分看，除农民外，还有手工业者和藩主的奴仆，有天主教徒，也有佛教徒。一些上层农民，如上述的庄屋(村吏)、因失去旧藩主而沦为农民的浪人武士，担任了起义军的指挥。当时被围困在岛原城内的藩吏，飞报幕府和正在江户的藩主松仓胜家，并向邻藩求救。但各藩都观望不前，将军德川家光接报，惊呼这次起义“如昔之一向宗”，忙令正在江户的一些西南藩主赶回本藩，防止蔓延，并调兵遣将前往镇压。 �牐�11月中旬，天草的起义军3．7万人(包括妇女儿童)正在攻打富冈城，得悉幕方大军就到，退入岛原南端的旧城堡——原城。12月9日幕军包围原城，3次发动总攻击。起义军用火枪木石反击，当时特产的“有马步枪”命中率很高，幕军伤亡很大，幕府专使板仓重昌在1638年元旦的总攻中校击毙。正月初三，幕府宰臣松平信纲赶到岛原，调集各藩军12万余人，加紧围攻原城，同时勾结荷兰军舰，从海上炮轰原城，但始终没有攻克。 �牐犛捎谄鹨寰�长期困守孤城，终于粮弹告竭，只能吃草根树皮。2月21日，起义军实行反攻，因双方力量悬殊，没有成功。2月17日幕军全面总攻，起义军一边祈祷进入天国，一边拼死抵抗。28日幕藩军队付出了死1700人、伤万余人的代价才攻陷原城，时贞以下主要人员全部战死，被俘义军包括婴儿母子全部被残酷杀害。岛原天草义军在日本农民革命史上写下了英勇悲壮的一页。[注93] �牐牭涸�起义是幕藩体制确立时期发生的大规模农民武装起义。它是由幕藩领主妄图把农业先进地区业已大量存在的小自耕农重新沦为农奴的倒行逆施引起的，是以备受封建压榨的农民和浪人武士为骨干，借助天主教组织，反对幕藩统治的一次大起义。这次起义展动了幕藩领主的统治，幕府动员18个藩十几方人的兵力，仅幕府就耗损40万两军费。 �牐牭涸�起义是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革命。农民据弃过去天主教宣扬的忍从、殉教等不抵抗思想，努力传播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地上“神国”的思想。这是对封建制度的一次巨大冲击，是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的革命斗争。 七、锁国的完成 �牐犕ü�岛原起义，德川幕府不单认识到对外贸易对封建经济的威胁，而且更理解到外来宗教对幕藩统治的威胁，由此实行持续200多年的锁国体制。宽水16年(公元1639年)幕府发布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锁国令。全面禁止外船来日，命各藩检查航行船只，提高密告外船走私入境者以3倍的奖金，并禁绝国外教会对日本教民的一切联系与影响。宽永18年(公元1641年)，将同基督教传教无关的荷兰人一律转移到长崎的出岛[注94])，限制外文书籍进口，连朱印船贸易也禁止了。日商受重大损失而破产。锁国后，幕府只限长崎一港，准许中国、荷兰船舶通航，独占了与日本的的贸易。由此日本的外交和贸易全部被置于幕府统制下。输入品中占重要位置的生丝交易则被持有生丝特许证的豪商集团(“丝割符仲间”)独占。 �牐犓�国时因贸易额没有限制，所以奢侈品的输入，金银铜外流的趋势，长期没有变化。但金银铜的产量渐减，继续外流会减少国内通货，贞享2年(公元1685年)后，不断限制贸易额并取缔走私。正德5年(公元1715年5)，幕府颁布“海舶互市新例”(正德新令)，对贸易限制作了全面安排。规定每年中国船限30艘，银6000贯[注95]；荷兰船限2艘，银3000贯。这一限额一直实施到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此后，金银生产减少，国内产业发达，丝、糖、工艺品等重要进口货浙能自给，外贸额自然下降。 �牐犝�个锁国时代(公元1633年—公元1857年)幕府强迫天主教徒改宗佛教。如上所述，每个日本人都必须固定一个寺庙作为他的“擅那寺”[注96]由寺院证明他是某一佛教宗派的信徒。寺院掌握了信徒的“改宗户籍”，成为幕府统治人民的工具之一。当时称这样的制度为“寺请”或“擅家”制度。 八、锁国的历史影响 �牐牴�元17世纪西欧殖民主义者东侵，印度、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等国相继沦为殖民地。东亚还保持独立的中日两国，国内商品货币经济都开始发达，阶级分化，反封建斗争逐渐高涨。统治阶级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商品经济，镇压人民斗争，同时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文化活动，特别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结合，采取了严厉防范的方针。对外贸易，一般都由政府独占，作为国家财源之一。为此取缔国内外走私商人，形成了一套锁国政策。中日两国所不同的是，明清两代统治者使官营贸易表现为传统的朝贡形式，其他往来一律禁绝。日本的锁国则采取积极防止旧教国的侵略，禁绝天主教，取缔海盗和独占海外贸易。两者都是封建集权国家为克服内外矛盾，维护统治而执行的闭关自守政策。 �牐犎毡舅�国的后果如何?论者见解不一。有的从侵略者的角度出发，惋惜锁国使月本成为一个“蓑虫”(龟缩网里的虫)，露出头来时，世界大势已定，坐失瓜分殖民地的机会。[注98]有的从文化史观出发，指出：日本人由于锁国，以致未能汲取欧洲理性主义的精神，日本民族也就因缺乏科学精神而致战败。[注99]似乎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只是因为锁国妨碍了科学发展。有的认为锁国政策有“自卫”的一面，并且认为东亚国家沦为殖民地较晚，是由于坚持锁国，特别是日本因锁国而使幕府得以维持两个半世纪的独立统一的政权。因长期的和平，多少给日本以封建生产力发达的条件。但锁国也招致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坐失早日转向近代化的机会，“都市文化由于资产阶级精神的发展受阻，以致形成一种夜郎自大，缺乏民族积极性的‘岛国根性’，这正是闭关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特有的畸形性。”[注100] �牐犖颐侨衔�，对于日本幕藩统治阶级，锁国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在当时日本国内外条件下，不锁国便很难维持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和不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同时幕府由于严格控制对外贸易，还迫使国内商工业完全屈从于封建势力，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防止武士同农民结合起来进行反抗。但是，锁国本身必定严重阻碍商工业的发展，堵塞西方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的输入，延缓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生，使日本的近代化比西方足足落后了2个多世纪。明治维新不得不被着“尊王攘夷”的袍笛登场，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无法摆脱封建残余的长期困扰。 -------------------------------------------------------------------------------- [1]德川家康原为三河国(今爱知县)一个小诸侯，因助织田信长有功，扩张势力，逐步须有甲斐(今山梨县)信浓(今长野县)之地。 [2]伏见是京都南郊战略要地。 [3]公定年产米量当时称“石高”。日本在公元1582年—公元1875年年间政府清丈拼地时确定凡诸侯领地、武士禄米的数额和农村米谷的产量都以“石高”表示，“石高”数额往往高于实际收获量。 [4]丰臣秀吉侵朝时，老将之间就发生派系对立。一派以五奉行中的石田三成和侵朝主将小西行长为首，代表近畿先进地区小农生产和商品货币经济势力的官僚层；一派以另一侵朝主将加藤清正及秀吉的功臣福岛正则为首，代表九州、中国等后进地区封建农奴主势力的武将层。在对待侵朝战争问题上，前者结托五大老中的前田利家和毛利辉元，主张同朝鲜讲和；后者结托德川家康，主张战争。以后逐渐发展到全国大名都卷入了这两派的斗争。 [5]1560年正月家康在大坂城楼接受诸侯们的参贺，石田三成认为丰臣的将领有归顺家康的趋势。 [6]战后被消灭的诸侯(大名)91家，被灭封的4家，没收公定土地年产量约642万石的领地。 [7]方广寺钟铭事件：秀吉在京都东山建立的方广寺因地震倒塌，幕府借口祷求秀吉的冥福，命秀赖再建，迫使耗去巨资。钟铸成后又诬称钟铭上“国家安康”一语有诅咒(腰斩)家康的意思，向丰臣氏大兴问罪之师。 [8]德川家康事迹参见北岛正元：《德川家康》(中央公论社版)、中村孝也：《德川家康》(至文堂版)。 [9]“藩”皇室分封给臣下的领地，意指诸侯有屏藩(捍卫)王室的作用。日本德川中期儒学发达，模仿中国，称大名为诸侯，其领国为“藩”。后通称拥有公定年产米量万石以上领地的诸侯为“大名”。大名按照人们和将军家关系亲疏，分为亲藩(将军同族)，谱代(关原之战前臣属德川氏的世代家臣)及外祥(关原战后归顺德川氏)三等。大名的名额经常变动，江户中期约有270家。 [10]“天领”散在关东、东海、近畿一带，初期只限于丰臣赐给德川家康的须地。关原战役后，增加了幕府没收自反对派大名的领地、丈量出农民漏报的土地以及幕府的新恳地。 [11]旗本：封地收入万石以下，淮许觐见将军的直属家臣(“直参”)。御家人：只给俸禄木，不给领地，没有觐见将军资格的武士。 [12]公役：包括“参觐交代”、警卫要地、负担幕府兴办各种土木工程的课役等。军役，指战时按租赋收入多少，分担供应兵员、武器的任务。 [13]幕府直辖的都市有大阪、京都、奈良、伏见、山田、骏府、甲府、长崎、界等。矿山有佐渡、伊豆、石见等金、银、铜矿区。 [14]根据庆安2年(公元1649年)军役表，见《德川禁令考》第1卷第90页。 [15]伊东多三郎：《江户幕府的成立与武家的政治观》，《历史学研究》，第131一132号。 [16]《群书治要》：631年唐魏征等奉旨撰，汇摘群书有关帝王治术，足资劝戒的篇章，50卷。 [17]《禁秘抄》：13世纪初顾德天皇用汉文记述宫廷行事、仪礼、掌故的书，共29项，2卷。 [18]二条城，1603年德川家庚所建，是历代德川将军到京都坐镇的城堡，殿宇雕绘辉煌，明治维新后改为天皇离宫。 [19]德川时代以前，朝廷对武士有官位授予权。德川幕府《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公元1615年)第7条规定，武士官位脱离公家官位而完全独立，由幕府授予。(《德川禁令考》卷1) [20]《武家诸法度》是大名以下武士应遵的法律，共13条，严定武士身分等级，大名参数交代时随从兵额，鼓励大名修练文武，自奉俭约，禁止新筑城堡、结党营私、隐藏罪犯、擅兴兵革及大名间私缔婚约等事。(参见《德川禁令考》卷3) [21]水原庆二：《日本经济史》第103—116页，有斐阁。 [22]羽仁五郎：《幕末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第19—20页，岩波书店，1932。 [23]本百姓是德川时代登记在土地清丈册上，占地自营。按期缴纳贡赋的农民。它是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外观上是自耕农，但它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在不断分化，少数成为富农、地主，多数沦为贫雇农。 [24]当时农民的地位有如19世纪初幕府执政(老中)松平定信所著《国本论》所说：“至今有五公五民、本公四民、七公三民之说，贡赋之多，更难数计。场圃有赋，家屋有赋……又核布、榷酒、擦、柞、椒、麻之类，悉使上贡……收获时官吏数十百人巡行阡陌，途远必宿民家……民畏之如狼虏……虽在农忙，逢役即弃末箱，负粮稿、经十百里而不得一文，反被杖殴怒骂。”(《日本经世大典》第13卷第336—339页) [25]《落穗集》，《日本经济丛书》第1卷第238页。 [26]“地方三役”是农村中的三种基层官吏，形式上由农民选出，管理村政，实际上是政府在农村基层的爪牙。三役中“名主”(又称庄尾，相当村长)，每村1、2名，多半是有财势的地富，初为世袭，后改为选举产生；“组头”，辅佐名主，每村若干人；“百姓代”，代表村民办理交纳租税、指派徭役等事。 [27]“十人组”(以后改为“五人组”)：幕藩将村民每10户编为一组，迫使保证组内农民按期交租，取缔“盗贼”。发生欠租、盗窃等事，全组要负连坐责任。有如我国宋代王安石设置的“保甲法”，解放前国民党的“保甲制”。 [28]这一法令发布后，直至幕末统治着日本农民。它强制农民严遵法令、事村长如父母、日夜操作、不得怠惰，它规定“妇女不仅白昼，还须继以夜工。妻子事夫不勤、爱闻谈上街者应退婚。”农民不得购买薪柴、烟、酒、茶叶，不许着用棉麻以外衣料，不许饱食，更不应多食大米，只许吃杂粮。它用如下的话威吓农民：“必须交清年贡，否则借米2袋，5年本息就达15袋，终至卖出妻室子女，直至卖身。凡勤俭致富者，邻里尊重，代代享福。无家产者，同村蔑视，因于饥寒，沦为盗匪则处刑死，双亲悲痛，同族受辱；犯法者本人入狱，还须传询村民。……”(《德川禁令考》卷43) [29]士、农、工、商，总称“四民”。本出于我国周代儒家用语，不完全适用于当时日本的情况。日本封建社会的士就是武士，农包括贫雇农到地主富农，工、商地位差别不大，统称町人(市民)。另外，统治阶级中的皇族、公家(公卿贵族)、僧侣、神官及被统治谢级中最低层的贱民(秽多、非人)等。都不在四民之列。 [30]例如，武士分“侍”、“徒”及“中间”(又作“仲间”，义为“从卒“伙伴”)三等。收入仅5万石的鲫江藩(越前)，屑于“侍”的家老到从士就多至63级。“徒”以下分为12级。属于徒以下的人，路上遇见上级的侍，就在雨天也得拜伏路旁。 [31]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只有统治阶级(贵族、武士)才有姓，平民、女子都不许有姓，仅有名。统治阶级中姓氏的使用极为严格。 [32]武士通常佩带双刀，大刀杀敌，小刀(胁差)自裁(切腹)。 [33]长于以下兄弟，除作人家养子或分居外，终身依赖长子，被称为“受照顾者”生活地位都很低。 [34]“高”指登记在丈地册上所有地应交租的收获量。 [35]分附百姓指江户时代后进地区农家第二、三男及同族的名于、下人等依附性强的佃农。 [36]王家烨：《日中儒学之比较》第154—157页，(《东亚中的日本历史》第5卷)，六兴出版社，1988。 [37]儒家以孝惮忠倍为四樱，而孝为始(《大戴礼记》) [38]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第155页，三联书店，1958。 [39]《藤原惺窝、林罗山》第192页，(《日本思想大系》第28卷)，岩彼书店，1980。 [40]昌干簧子公元1692年由林家学塾改为宫立“昌平坂学问所”。宽政2年(公元1790年)幕府从这里发出“禁止异学令”，定朱子学为任宫考试主科，其他学问都斥为异端。明治维新后，学问所改为昌干学校，即东京大学的前身。 [41]《日本教育文库》学校篇第450页，同文馆，1913。 [42]“七出”：本是我国儒学经典规定的“休妻”(丈夫离弃妻子)的七条依据，即妻犯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条之一，可以离弃。 [43]作者不详，见《日本教育文库》教科书篇第118—120页。 [44]“五障”：佛教认女子成佛有五种障碍，见《法华经·提婆达多品》。 [45]“四息”：佛教认人们应报答父母恩、众生思、国王恩、三宝(佛、法、僧)思。 [46]“八苦”：佛教认人生有生、老、病、死、爱别离(与所爱者别离)、怨僧合(与所怨恨者聚会)、求不得、五盛阴(盛聚众苦)八种苦。 [47]“夜叉”：梵语yaksa的音译，意为丑恶食人的魔鬼。 [48]《日本教育文库》训诫篇下，第1，第4—5页。 [49]同上书第220页。 [50]同上书第21页。 [51]公元1665年江户僧浅井了意著，全书24卷，大倭即“大日本”之意。“二十四孝”本是元郭居敬集二十四古人孝行辑录，日本在室町时代就译成通俗图绘的童话集，德川时代浅井等仿效编写日本的孝子传。 [52]两书分别由林罗山之于林容斋及孙林信驾编撰。 [53]《本朝女鉴》12卷，1661年浅井了意撰。 [54]《朱子家训》是明末清初江苏昆山人朱柏庐(公元1617年—公元1683年)的《治家格言》。 [55]清原贞雄：《国史与日本精神之显现》第237页，1942。 [56]中江藤树(公元1608年—公元1648年)，德川前期儒家，著《文武问答)，鼓吹“无畏为仁义之 男”。山鹿素行(公元1622年—公元1685年)，德川前期儒家兼军事学家，被称为武士道理论的组织者，著有《士道》、《武教小学》等。贝原益轩，见上文第三节(227页)，著有《文武训》等。大道寺友山(公元1639年—公元1730年)，江户时代兵法家，山鹿之弟子，著有《武道初心集》、《岩渊夜话》、《落穗集》。山本常朝(公元1659年—公元1721年)，佐贺锅岛藩士，著有《叶隐》，宣扬为藩主决死尽忠的精神。《叶隐》与大道寺的《武道初心集》同被苏为武士道书的“双壁”。 [57]高须芳次郎《近世日本儒学史》第251页，1943。 [58]山鹿以后对思孟二程发生怀疑，成为“古学派”的先驱，但始终祟拜孔子和朱熹。 [59]据高须同上书第254页，按《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五达德也既是孟子所说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60]《士道，明心术篇》，《山鹿素行集》，收入《大日本思想全集》卷3第150—151页。 [61]番头相当连长，组头相当排长。同伙相当同班排的士兵。 [62]《武道初心集，臣职篇》，《日本国粹全书》第9辑第71页。 [63]赤穗藩主浅矩长短因事被幕府处(自杀)刑，公元1703年1月30日夜，藩士大石良雄、吉田忠左卫门等47人为主复仇，袭击江户本所松坂盯吉良义央的邸宅。后被定罪全体切腹，引起了儒家的狂热赞扬。室坞巢著《赤檀义人录》2卷，记述此事。今天流行日本的歌舞伎传统剧目《忠臣藏》及一系列文艺作品，就是以歌颂这一武士道典范为题材的。 [64]日朗贸易一向由对马藩主按朝鲜政府许可的数目(每年约20艘)派日船赴朝鲜釜山经营贸易，朝船不到日本。 [65]德川时代前后，琉球王室一直宣称自古屑于中国，1609年虽被岛律藩征服，仍继续和明、清往来。岛津藩也禁止琉球人用日本名、穿和服，使节到鹿儿岛时，不让看到日本的年号、人名、书籍、器物等。(见《鹿儿岛县史》第2卷)日本史学家认为这是鹿儿岛藩主企图利用琉球同中国贸易牟利的策略，也是德川家康保持安定繁荣的长远计划。(小叶田淳：《近世社会》，《新日本史大系》第4卷第101—104、176页，朝仓书店；北岛正元：《江户幕府》第289—293页，小学馆，1977。) [66]朱印船据说是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创始的。日商船在幕府特许下，利用季节风从长崎出发，到高砂(台湾)、吕宋(菲)、东京、顺化、广南、交趾、占城(越)、柬埔寨、遏逻(泰国)等地贸易。大船有达8百吨、搭乘3百人的。据统计，公元1604年—公元1633年的29年问，共发出来印状幕府贸易特许证148件，出国海员达8万人。 [67]南洋“日本町”，主要有菲律宾的马尼拉，越南的会安(舰港附近)和沦谩，束埔寨的金边，泰国的阿输陀(即那沙旺府)等。人数多的如马尼拉郊外的圣米格尔，达到3千人。 [68]如泰国阿畅陀日本叮的头领山田长政(?一公元1630年)得势时，军队里有日人800多名，山田因军功被封为太守。1630年因内乱被杀。日本町被毁。 [69]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研究》。 [70]天文16年(公元1547年)日本派出最后一艘遣明船后，中(明)日勘合贸易停止。公元1570年年后由葡商操纵了日本银与中国丝的交换。(胡尾宜弘：《锁国》第60—64页，小学馆)。 [71]公元1581年荷兰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脱离西斑牙，建立联邦共和国。公元1588年英荷海军联合打败西班牙“无敌船队”，由此英荷取代西葡在东方的商业霸权。英荷分别于公元1600年及公元1602年在印度及印尼设立东印度公司，进行殖民侵略，荷兰还一度侵占我台湾。 [72]荷商船利夫德(Lifde)号遇难漂流到九州大分县杆曰湾，家康留荷兰人船员耶扬子(Jan Joosten)和英人航海长威廉(william Adams)为通商顾问，使招揽英荷与日本通商。幕府给两人在江户住宅，威廉还得到三浦半岛(横须贺市)收入250石贡租的领地，故姓三浦。“按针”，日语领港、航海长之意。(冈田章雄《三浦按针》，创元社，1948) [73]生丝特许证制(“丝割符制”)：幕府规定由京都、界市、长崎、江户、大坂等地十几家特权商人组成蚕丝购销行会，发给特许证(割符)，由行会确定丝价，从葡商统购生丝，然后分配给各地商人。 [74]迁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495—498页，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0。 [75]支仓常长横渡太平洋3个月到墨西哥西岸，又陆路到东岸，渡大西洋到西班牙见国王菲利浦三世，要求西班牙和仙台落通商。然后到罗马，诅见教皇。归途仍横渡太平洋，为时7年，史称“庆长遣欧使节”。支仓虽因日本已开始禁教未达目的，但距今370年前完成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是值得注意的。 [76]北岛正元，《江户幕府》(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6卷)第276页。 [77]德川家康为使自己神格化，死前遗嘱为自己建神社，死后由天皇尊称他为“东照大权现”，即东照大神化身，在日光等多处建“东照宫”，让子孙信徒世代祭祀。 [78]摘自僧崇传(幕府执攀外交、宗教的事务宫)《逐教士文》，大意见《天宽日记》，收入《箔川禁令考》，第5部分，卷41。 [79]朗尾直弘：《俄国》(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卷第155—156页，1977)。据当时幕府发到各藩的文件，有处以“改易”、“逐出骏府(今静冈市，德川家康隐居地)”字样。“改易”是江户时代刑罚之一，处武士以没收俸禄、房屋、剥夺身分，仅次于“切腹”。 [80]元和8年(公元1622年)的“元和大殉教”，西班牙人教士7人、意大利人神甫1人、日本教士13人、出租房屋给教士的日人3人和朝鲜人1人，共25人被处火刑。火刑柱前处斩者30人。 [81]踏绘：将画着耶酥、圣马利亚的木板放在官吏面前，迫使人们踩踏，来审查是否天主教徒的一种制度。九州地方每年一次，查非教徒者，须经寺庙证明其为佛教徒。 [82]特别对大坂，由幕府出资扶植，承认二部分巨商设立垄断性行会的特权。大扳人口从公元1625年的27万人到公元1634年猛增至40万人(水原庆二《日本经济史》第119—120页，有斐阁，1975)。 [83]指持有幕府发给长崎奉行(相当市长)的“李书”(上旨下达的文件)，特许出国航行的日本船。 [84]浪人又作“牢人”，脱离领主、失去封地或俸禄的武士。 [85]《德川实纪》(国史大系)宽永7年11月16日条。 [86]中村质：《岛原之乱和锁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9卷第231页，1975。 [87]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平户商行长库克．巴克尔的陈述：“他(胜家)又下令将送不出租的人。……用蓑衣捆在颈和身上，用绳反绑双手，然后在蓑衣上点火，受刑的人不仅烧伤，也有烧死的。有的乱跳碰地而死，有的跳水池死。这种惨剧叫做“蓑衣舞”。(中川清次郎：《西力东斯本末》第235—236页，东大出版会，1943。) [88]战国时代教会就设有天草学林。1592年起用西洋印刷机印出活版图书。如《伊索寓言》故事书及辞典等(称天草版本)，成为日本天主教文化的中心。 [89]岛原云仙活火山有沸滚的琉碘泉，投入即死。 [90]这是岛原起义的导火线。事件经过详见《黑田长兴一世之纪》，朝尾直弘《锁国》，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眷第288页，1977。 [91]天草四郎本是小西行长旧臣天主教浪士益田甚兵卫之子。关于他，当时就流传警很多神话似的传说。参见冈田章维：《天草时贞》，台川弘文馆，1960。 [92]《日本民众的历史》第3卷第305页，三省堂，1974。 [93]参见朝尾直弘：《岛原之乱》，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7卷第279—314页。我国当时史料也记载了日本对天主教的迫害和岛原起义的事缓，见《南明野史》(附录《鲁监国载略》)，黄宗羲：《海外坳哭记》、戴名世：《日本风土记》等。清朝禁天主教及迫害天主教徒方法显然受到日本的影响。 [94]幕府于1634年令长崎官商25名在长崎市南端填海筑成一扇形小岛，名“出岛”，让葡商集中岛上。葡人被逐后，1641年迫使居留乎户的荷商迁来岛上，锁国后这里成为日本唯一的外贸港口。 [95]一贯，重3．75公斤，相当银75两。6000贯，相当银45万两。 [96]檀那：施主的意思，檀那寺指属于施主所归依的寺院。 [97]改宗户籍：改宗人户口册。 [98]德富苏峰：《近世国民史，锁国篇》。 [99]和让哲郎：《锁国——日本的悲剧》，筑摩书房，1964。 [100]北岛正元：《日本史摄说》第2春第113—114页，岩波书店，1971。

奥多文斯

第十一章 德川中期(1680—1716) 第一节 商品生产的发展 一、农 业 �牐牭麓�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以来的兵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劳动人民在较安定的环境里进行生产。幕藩为巩固其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统治，保证贡赋的收入，竭力扶植自耕农(本百姓)的发展，抑制土豪地主富农的势力，除严禁土地永世买卖及分田给子孙外，还采取禁止人身买卖和使用家奴，允许农民控告领主乃至移住其他领地等措施。又多次令禁农民逃亡，防止土地荒废。庆安3年(公元1650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了《庆安告喻》，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出了32条严格限制，包括干涉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要求每人农食住行极端节约。尽管这样苛刻的限制，商品经济仍在全国逐渐发展。出现了商业性农业，生产力也在提高。万治3年(公元1660年)发明脚踏水车，17世纪末，开始使用2至4个齿的“备中镐”，不靠畜力也能深耕。还发明和普及了“千齿脱粒器”(千齿扳)，比旧时竹制或铁制的“脱粒筷子”提高效率2至10倍。[注1]不久，又发明筛谷用的“千石筛”(千斗链)。肥料方面，除传统的草肥、堆肥、灰肥、厩肥及屎尿等自然肥料外，农民还购用油渣、干燥鱼肥等肥田。为消灭虫害，已开始使用鲸油、石灰作除虫剂。栽培技术也有提高，如选择病虫害较少的稻种，实行轮种法和双季稻栽培等。17世纪初期，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农书《清良记》，以后陆续出版了《百姓传记》(公元1682年)、《会津农书》(公元1690年)等。元禄9年(公元1696年)，宫崎安贞参考中国《农政全书》和本草书，并总结日本农民的生产经验，出版了《农业全书》，使先进技术广为传播。[注2]德川时代成为近代以前日本农学最发展的时期，由于上述原因，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提高。每一反稻米产量，公元1594年上等水田平均为1石3斗，到1686年则为1石5斗了。[注3] �牐犇环�统治者为增加年贡来源，积极开垦土地，通过代官(地方官)、村吏等招农民包垦荒地，栽培经济作物牟利，新开地称新田，以别于本田。因年贡较轻，农民乐于耕作。本百姓的次子、三子、贫农和农奴们也有独立开垦小块耕地的。到18世纪前半期，增长为300万町步。[注4]产量由德川前期的1800万石，一个世纪内增至2600万石。[注5]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一部分农民除年贡和自己生活资料外，将剩余生产品商品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繁荣创造了条件。由于城市中武士、町人消费的增加，大名武士们只靠年贡和劳役地租，日益不能满足其生活之需。为此就得出卖年贡米谷和其他产品，换取必需的东西和货币。实物贡租的运输和买卖，从17世纪末起，以三都为中心大量进行。因而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幕藩领主通过特权商人把领地的物产销售到市场，农民也必须把生产物换取日用品和货币。商人又向农民收购产品，以牟取利润。由此，农村自然经济日益被商品经济侵蚀，开始瓦解。封建领主虽一直想保持自给自足的经济原则，不许农民种植年贡(粮食为主)以外的产物，但由于领主生活和财政的需要，不得不奖励栽培一些五谷(米、麦、粟、吞、豆)以外的所谓“四木三草”[注6]和莱、棉等，并初步形成地区性分工，出现了许多特产区，使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尤以棉、蚕、烟草和油菜籽的生产发展最快。棉花生产集中在能内和东海地区，如在摄津(今大坂府及兵库县一部分)平野乡，到公元1706年土地的62．8％已种植棉花，卖给大坂及乡镇的商人，在那里加工后再卖给全国各地。[注7]养蚕则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注8]。公元17世纪蚕丝产量增加1倍，到18世纪初已达到国内自给。[注9]灯火材料所需的泊菜籽和腊树，主要在中部及其以西地区栽培。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18世纪初，还开始种植马铃薯、菜豆、西瓜、花生、胡萝卜等；商品作物的种植，需要购买特殊的肥料和农具，于是农民要出售生产物换货币来购置，促使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 �牐牫�棉和油菜籽外，米由农民交年贡和自食，所剩的都作为商品出售。领主收入的年贡米也商品化了。包括皇室和幕府的许多领地，采用“三分之一(指年贡一部分)缴银制”。各地知行地虽采取缴米制，但实际大多缴纳货币。 二、手工业 �牐牼�济作物的种植，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德川前期，手工业中心在城市，工匠从事小商品生产，以满足幕藩领主和城市武士消费的需要。17世纪末起，以经济作物为原料的农村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牐犑止ひ抵蟹闹�业最发达，其中又以丝织业最先发展。例如京都的西阵、九州的博多、关东的桐生以及丹波、近江、八王子、米泽等地都以生产精美的丝织品著称。棉织业在盛产棉花的大阪附近，以河内、摄津、和泉、大和等地为中心。越前(今福井县)、美浓(今歧阜县)、土佐(今高知县)则是新兴造纸业中心。其他如尾张(今爱知县)、肥前(今佐贺、长崎县)的陶瓷，京都的漆器，野田、桃子(千叶县的市)的酱酒，滩(今神户市的一区)、池田、伊丹(今大坂的市)的米酒等，闻名全国，行销各地。 �牐犈┮瞪�产力的提高，农工产品的商品化，日益使农村卷入商品货币经济的游涡。幕藩的贡租和农民的剩余物都必需换成货币，才能解决日益复杂的生活要求。幕藩从17世纪后半起，为财政的需要，开始对地方农业、手工业产品实行初期专卖制。藩都近郊可产销日用品，其他地方农民也可将产品交换必需品。各村镇设置了生产农民非自给必需品的机构。地方名产称为“特产物”(又称“国产”、“物产”)，根据地域分工，由藩当局和大商人合力经营生产。进入公元18世纪，畿内先进地区，一些从事商品生产和高利贷致富购地的新兴地主、上层农民通过租佃土地兼作包买商人，一部分小自耕农和农奴也在小商品生产者化的过程中，达到身份的独立。特产物生产的发展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产地相互间发生分化和分工，例如以长野为首的养蚕业，先后在结城、福岛、信达地方建立了蚕种业。由于17世纪末奖励产丝，西阵生丝需量增加及地方丝织业的扩大，促进养蚕业发展，各地农村生丝大量流入都市，开始和京都丝农业中心西阵抗衡。二是都市的手工业技术传到地方，如西阵丝织技术传入桐生，大扳的炼钢技术移植到秋田铜山。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农村阶级关系的分化 一、城市的繁荣 �牐犜�和元年(公元1615年)德川幕府公布“一国一城令”，幕藩领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围——“城下町”(军镇)，并把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到城下，使城市规模扩大。以这些新兴的“城下町”为主，加上过去发展起来的“门前町”(寺社门前形成的市镇)、“港町”、“宿驿町”等商业城市，到17世纪末，全国已有大小城市300个以上。[注10]城市中除少数富商外，大部分是工匠、徒工、商人，还有一些小商贩和搬运工。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性城市，江户为幕府所在，又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元、禄6年(公元1693年)市民353588人，1731年增至553000人，加上武士(将军、大名及其家臣)与仆人约50万，人口达100万，据说超过当时的伦敦，居世界第一位。[注11]大坂为全国商业中心，1692年人口达345524人。京都为皇室所在地，又是仅次于大坂的工商业城市，1715年城内外人口358987人。[注12]各藩的藩都规模小些，其中最大的有金泽、名古屋等，后者1692年人口约达10万(一般市民67734人、武士及其佣仆约3万)。[注13] �牐犚源筵辔�中心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是与大坂、江户、京都等大消费城市的形成，手工业高度发展以及全国性社会分工等条件分不开的，商品经济发达促使城市繁荣，同时城市繁荣又成为商品经济的巨大推动力。 �牐牭麓ㄊ逼冢�商品流通首先是通过领主的贡租商品化进行的。诸侯和武士必须把贡租和俸禄换成货币，才能维持他们的城市生活，支付往来江户“参觐交代”的费用。不少大名还必须把贡租运到江户或大坂出售。1732年运到大阪的稻米已达300至350万裱。[注14]经营大名贡租和武士俸禄的商业机构，如江户的“札差”[注15]、大坂的“藏屋敷”[注16]、“挂屋”[注17]等应运而生。这些与领主关系密切的大商人也经营民间产品，还以大名和武士的年贡与俸禄为抵押，兼营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 �牐�17世纪末，商品流通开始超过藩国范围，投入市场的品种增多，各藩之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公元18世纪初，以大扳、江户、京都、兵库、界、大津、长崎等商业城市为中心，逐步向全国性市场发展。公元1714年，由全国各地运人大阪的商品已有119种，价值28、6万余贯。[注18]其中许多商品再转运到江户和各地，以致大阪被称为“天下的厨房”，成为全国性商品交易的枢纽。“问屋”(批发行)商人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通过中间商人，一手包办了商品的收购、运输、保管和贩卖，控制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经营项目也日渐专业化。这些批发商组成同业公会，维护他们的商业特权。公元1694年，在江户组成了“10帮批发商公会”[注19]，大阪组成“24帮批发商公会”[注20]，这些批发商公会得到幕府承认，加强了与封建势力的勾结。此外，战国时期兴起的行商——近江商人和富山卖药商人依然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作用。从17世纪末开始，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乡商人”(农村商人)逐渐兴起。他们也以批发行的方式控制农民的生产，与城市商人争夺商业利益。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在以后全国性商业网的形成中，起了一部分作用。 二、交通由发达 �牐犎�国性交通的发达，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有巨大作用。早在德川初期，为实行“参勤交代”，修建了以江户为中心，通向各地的5条干道。其中以太平洋沿岸的东海道(江户——京都)最为重要。此外，有中山道(江户——滋贺的草津，与东海道会合)、月光大道(江户——日光)、奥州大道(江户——福岛的白河)、和甲州大道(江户——长野的下取访)，通称“五街道”(大道), 以东海道53“次”(宿驿)为始，沿大道设置驿站，各站有特许旅馆(“本阵”)。民间也开设客栈(旅笼)、小客店(“木赁屋”，旅客带米自炊的小旅馆)。幕府并从沿大道各村镇征用人马到野站，供官府运输，作为一种课役制(助乡役)。[注21]以江户为中心，大道各要地设关卡(“关所”)构成环形警备圈。各藩也在藩境设关，防止物产外流。5条大道虽主要为“参觐交代”和幕府对全国的政治、军事统治服务，对民用加以限制，但它的修筑，尤其是与之相连结的支路(幕藩为通向5条大道修筑的大道，日本称“胁往还”，如水户路、北陆路、中国路等)的整顿，都有利于打破自然经济造成的隔绝状态，促进全国性的经济往来。政治中心的江户和生产较后进的关东地区日用品都依靠关西经济中心大阪供应。承担商品运输的主要是海上运输。其中以大阪至江户的南海路最发达，有称作“菱垣驳船”(以船上安装菱形篱笆得名，每船载二三百吨)和“樽(酒桶)驳船”(以主要运酒得名，载重同前)的两大航运业，他们组织了行会，互相竞争。[注22]17世纪末以后，有北海道及东北地方到大阪和大阪到长崎的西海路、下关到松前的北海路、奥州到江户的东海路等先后兴起，形成以江户、大阪为中心的沿海交通线。 三、货币金融的活跃 �牐犐唐肪�济发展中，货币被大量使用，全国性的信贷制度从17世纪后期开始建立。当时通用金、银、铜三种钱币。幕府设金、银、钱(铜)“三货”的铸造厂(“座”)，征收税金，另铸有少量真输(黄铜)钱及铁钱。幕府独占了铸币权，禁止私铸钱币。各藩发行了名目繁多的“藩钞”，据废藩置县时(公元1871年)调查，德川时代的“藩钞”，多达1694种。[注23]有244藩发行了这种不兑现纸币。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幕府不断改铸劣质货币，币价经常变动，加之关东用金币、关西用银币作价值尺度[注24]，币制很复杂，因而出现了货币本身兑换和买卖的必要。拥有大量资金称作“两替商”(货币兑换商)的钱庄，以大商户为对象，办理存款、贷款、票据和汇兑等，从事与今天银行相类似的业务。大阪、江户都出现了这样的钱庄。1662年，大阪拥有实力的大钱庄(本两替)选出10人组成的同业公会，称为“十人两替”，在其统辖下，据说已有钱庄120或200家。[注25]就这样，由以普通商人为对象的“两替”商和以幕藩领主为对象的“藏屋敷”、“挂屋”及“札差”，构成了全国的信贷系统。它们除经营信贷外，大多兼营商业及高利贷。幕藩都利用两替商从事金融活动，从中谋利，弥补财政。 �牐牎盎醣彝诰蚍饨ㄖ贫鹊幕�础，并从内部侵蚀封建制度。”[注26]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瓦解幕藩体制，使阶级关系发生变化。 �牐犎缟纤�述，商品经济是由领主贡租商品化开始发展起来的，封建领主为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要，不断提高年贡额，除征收土地收获的一半以上作为年贡外，又以“口米”、“欠米”等名目增征一至二成的年贡实物附加税。对山林、草原和河海的产品征收称为“小物戒“(或称“小年贡”)的杂税。按18世纪中期写成的《地方要集录》记载，“小年贡”的名目多达163种。[注27]有时领主竟提前征收2至3年的贡租。 �牐犘∨┚�济本不稳定，领主加重剥削使小农经济更脆弱。日益卷入商品货币关系，也使小农破产的可能性增加。 四、农村阶级关系的分化 �牐犛捎谏唐纷魑锏脑黾樱�以及部分贡租改由货币交纳和购买肥料的需要，商品货币经济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逐渐渗入农民生活，侵蚀农村的自然经济。获生祖株(公元1666年—公元1728年)在《政谈》中说：“过去，各地除特殊情况用钱之外，买东西都不用钱，而用米麦……听说近来，从元禄(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时起，乡下也用钱买东西了。”[注28]公元18世纪20年代，仙台藩耕种一町步的农户，全年支出33贯589文中，货币支出为20贯936文，其中14贯919文是生活费支出。[注29] �牐犈┐灞痪砣肷唐坊醣揖�济后，封建的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加速了本百姓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富裕农民在“荒年农民艰苦之时，以低价购置良田、山林房屋等……而此类富有之民，五十家、百家之中即有一、二家。[注30]他们多半发展为兼有地主、村吏、商人三重身份的“豪农”，向农民放高利贷，将当绝的田地再佃给农民，收取佃租，成为典地地主。于是在领主土地所有制下，产生了典地佃耕(质地小作)关系。[注31]破产农民一部分流入城市，大部分沦为“水吞”、“小前”(无地贫农、佃农及雇农)，身受领主和地主的双重剥削。马克思说：“高利贷有两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已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注32]在日本则不同，封建势力强大，压制生产自由。又由于长期锁国，对外贸易备受限制，商业高利贷资本不能向工业资本发展，唯有凭借幕藩领主权力，经营实物年贡的买卖，保证领主的贡赋和家臣武士的消费，在此基础上剥削农民、手工业者乃至武士们。所以这种寄生于领主经济上的商人，宁愿保留封建制，阻碍生产方式瓦解。如上所述，幕府为维持封建小农经济，以确保收入来源，虽颁布禁止买卖土地永为私有的法令，但贫苦农民迫于生计，仍不能不典当土地、向富者借高利贷，一旦当绝，就沦为佃农，所以典当实无异买卖。武阳隐士的《世事见闻录》写道：“当今贫富不均优劣差异如此之甚，富裕者一人，其周围贫苦农民达二、三十人。”到17世纪末，在近畿种棉地区，佃户已占自拼农的一半。公元1702年，在尾张藩(今爱知县)的尾浓江领地，120189家农户中，有土地的是90048户，没有土地的是28041户。[注33] �牐犐唐肪�济的发展，促进农村手工业的发展。贫苦农民仅靠土地收入难以生活，必须靠出售家庭手工业产品，增加货币收入，才能度日。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渐渐被卷入商品流通中。到18世纪初，手工业的社会分工日趋完备，商品经济更加发达，自然经济在开始瓦解。 �牐犠苤�，18世纪中期以前，在闭关自守和强力的封建束缚下，商品生产在各地发展。元禄、享保年间(1688—1735)，农村阶级关系在迅速分化。但从全国范围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尚未达到对封建体制发生重大破坏的程度。[注34] 第三节 幕藩财政的困难与町人思想的成长 一、幕藩财政团难与武士的贫困 �牐�18世纪初，以京都，大板、江户为中心，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当它渗入农村后，对于向农民征收实物贡租并把它商品化来维持财政的幕府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商业性农业发展创造的剩余部分)不能作为幕藩领主的收入加以剥夺，反之，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生活费用增大，幕藩财政支出，把德川初期积蓄都消耗掉了。而且收入不能同它相适应，收支失去平衡，财政发生危机。其次，由于幕府和大名、武士的礼仪、服饰及娱乐享受日益繁缛奢侈，刺激物价上涨，幕藩财政逐渐困难。幕府年收入46．7万两，支出却达140万两以上。[注35]幕领的代官或中饱年贡，或受贿降低租率。元禄时定额平均为35—38％的租率，享保时降低到平均28％。‘依靠禄米养家的武士，生活日益窘迫，有的聚集要求上层救济。公元1640年，会律藩士联合向藩主呼吁，设置了“拜借金”制度。[注36]随着财政的困难，统治层内的矛盾尖锐化，集中表现在诸侯家骚乱。宽文8年(公元1668年)，九州的岛原藩主高力氏，由于对武士也征课赋役，激起武士、商工业者、农民在领内发动暴乱，因而被剥夺武士身份(改易)。宽文11年(公元1671年)的伊达骚乱、延宝7年(公元1679年)的越后骚乱等，都是由于大名宠信暴发户新权贵(“出来出头人”)，压榨武士，因而道武士的反抗。幕府也于庆安4年(公元1651年)连续发生藩主松平定政事件[注37]和“庆安之变”[注38]，暴露了幕政的破绽。 �牐犛捎谖锛凵险牵�旗本中“有许多人值夜勤没有被子。”[注39]著名儒家室鸿巢自白说：“本人等现在没米吃，只好向藏宿(即札差——引者)借钱赊米渡日。”[注40]各藩大名由于财政困难，以所谓“借知”名义，削减家臣俸禄，使武士生活更困难。18世纪初，太宰春台写道：“许多大名，无论大小都低三下四地向商人借钱，只靠江户、京都、大阪和其他各地富商的援助才能维持生活。从农民那里征来的年贡，全都用来还商人的借款……还常被指责，要为赔礼而摆设宴席招待高利贷者。有的大名则无故给高利贷者俸禄，使加入家臣行列。”[注41]这段记录生动地说明了领主和武士已经“部分地由于货币的缘故而在社会上处于依靠地位”[注42]。 �牐犇桓�为救济武士，享保4年(公元1719年)公布法令，宣布不管旗本、御家人向高利贷商人借款的诉讼，令相互协商解决。这实际上是使武士赖债合法化。江户商业公会——“12帮批发行”向町奉行[注43]提出抗议，一般商人债主则打着纸旗拥向武士家宅，张榜揭贴要求还债，迫使幕府不得不撤销这项法令。 �牐牳鞣�财政更困难，大名们按规定须在江户和领地两处各设邱宅，他们和大批武士在藩地过着奢侈生活，还得隔年去江户参觐，在外要担负幕府临时性徭役。因此，各藩比幕府更早陷于穷困。例如，佐贺藩元禄11年(公元1698年)亏银10000余贯，公元1703年欠款达23万余贯；萨摩藩享保4年(公元1719年)亏银2900贯，濒于破产境地。 二、商人势力的抬头 �牐犕�武士贫困化相反，城乡批发商、兑换商、高利贷者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正如太宰春台说的，“金银之富，悉为商人所藏”。[注44]17世纪末，大阪巨商鸿池善右卫门一家收入就相当于10个藩领地的收益。鸿池发明清酒酿造法，他的酒不仅大阪，还运到江户。他还经营大阪至江户的海运业及金融业，终成大阪最大的金融商。[注45]他和三井、住友等家族，在全国重要都市设立分店，逐渐扩大其商业势力和资本的支配。住友当初在京都经营药材和书店，宽永初年迁到大阪经营铜生意，元禄年间开发别子铜矿成功发财。三井出身于伊势松板，公元1686年以京都为根据地向大阪、江户发展，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和金融业。此外还有京都的大丸和名古屋的松扳屋也是当时的巨商。井原西鹤在公元1638年写的小说《日本永代藏》中，把鸿池、住友、三井等巨商作为新的富豪典型提出来。与此同时，元禄年间，结成江户10帮、大阪24帮批发商公会，不久发展为全国性商业同盟，甚至由此决定全国商品的价格，开始奠定民族市场的基础。当时领主在政治上虽尚保持其独立割据，但经济上已被卷入全国经济之中。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都为富商所左右。例如，鸿池善右卫门一手操纵30余藩的经济，仅他的分店主人就有70人接受藩主的俸禄，他和平野屋、天王寺屋等富豪的生活，几乎与大名不相上下。[注46]所以本多利明指出，“外表虽为日本国中武家之领地，但实则为富家之所领”。[注47]豪商们把资金用高利贷借给武士、农民，投资开垦新田，逐渐把封建经济控制在自己手中，大大提高了商人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使旧日的身份制和封建关系松弛，如大坂巨商淀屋，除经营木材批发外，还操纵米、鱼和蔬菜市场，向他贷款的大名就有33个。[注48]据说财产达1亿2千万两之多。[注49]元禄时代淀屋辰五郎凭他的财富，无视幕府法令，经常穿着不许商人穿的里外全白的衣服，甚至穿着幕府赏赐的礼服出没花街柳巷。 三、町人思想的成长 �牐犓孀派唐坊醣揖�济的发展，町人阶层愈不甘心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因而在元禄前后提出了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四民平等的主张。其表现之一，就是对商人在社会上作用的肯定；如出身长崎通事(译员)的学者西川如见(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在《町人囊》说，商人虽位于四民之末，但它能滋润天下万物，[注50]对于天子、诸侯等都是有用的。这种思想不仅商人出身的作家中有，而且在儒者中也有，如古学派的山鹿素行说，百工乃天下之要，认为商业活动是社会所必需的。获生狙株说：“农者耕田，养育世人；工者作器，供给世人；商者互通有无，助于世人人…缺一则国土不存矣。”[注51]这些显然是对商人社会作用的肯定，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人的政治要求。 �牐牰⑷怂枷氤沙さ牡诙�种表现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例如近松门左卫门说：“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所贵者唯丹心耳!”[注52]西川如见说：“人类毕竟无尊卑之理，微贱者虽身居陋屋，心却在万人之上。”[注53]心学创始人石田梅岩(公元1685年—公元1744年)更明确地站在商人立场，认为商人行业不应卑视，它不为私利私欲，而有公益性质。经商有助于天下，商人的利益不可耻。[注54]他说：“《大学》谓，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岂有士农工商之别?”[注55]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公元1608年—公元1648)也认为，人“虽有五等之位，尊卑大小之别，但其身却毫无差别”。[注56]因此，“万民皆是天地之子，人人皆为兄弟”。[注57]他的门人熊泽藩山(公元1615年—公元1691年)发展了他的思想，说：“人，皆为天地之子孙，岂有卑贱者?”[注58]这些阳明学派对封建等级的否定，比之完全站在商人立场上的石田梅岩，尽管在思想上还有差距，但在反映商人要求的愿望方面，却有着一致性。这说明商人在经济领域内已成长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牐狀�人思想成长的第三种表现是，要求与武士阶级平等观念的产生。在石田梅岩看来，“营利，乃商人之道”。“如果说营利为‘欲’而不是‘道’，那么孔子又是如何使子贡为其弟子的呢?子贡以孔子之道用于买卖，他不营利岂能致富?商人的营利与士之食禄相同，不营利，有如士之无禄。”[注59]这就把商人的营利行为与武士的受禄等同起来了。因而他主张：“士农工商有助天下之治，无四民则无助。治四民为君职，助君为四民之职；士为有位之臣，农为草莽之臣，商工为市井之臣。”[注60]这种思想是对封建“四民”等级的否定。此外，并原西鹤著《世间胸算用》(《世上如意算盘》)中，还提出了“在任何一国，没有金钱，便谈不到自由”的思想。[注61]近松在其戏取作品中，通过登场人物，轻蔑地讥讽了统治阶级。如《情死天网岛》的剧中人就宣称：“这里的商人虽说不带刀，但这里大批的新银光泽，也足够把刀刃扭弯。”《夕雾阿波鸣门》中的人物更说出：“即使不指名大小，也要使那些大官和少爷们不敢啃气。这些人比起京都、大阪商人的谁家也不如，即使是武士，也别想我输给他。”[注62] 第四节 元禄文化 �牐牭麓ㄖ衅冢�随着地方性经济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市场，文化方面兴起了取代贵族、武士文化的叮人文化。这种以城市工商业者生活越味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反映了四人的成长和市民阶层新的自觉，多少具有反封建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但由于奢侈颓唐的城市生活是建筑在封建领主武士勾结商人高利贷者残酷剥削农民基础上的，所以适合町人要求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是五代将军纲吉(公元1646年—公元1709年)执政的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所以称为“元禄文化”，但广义上一般是指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初期的文化。 —、文学艺术 �牐�1．诗歌 由前代的连歌发展为徘谐的诗体。[注63]德川初期，松永贞德(公元1571年—公元1653年)将和歌、连歌中不用的“徘言”(俗语、汉语)纳入徘句，他和大阪歌人西山宗因(公元1605年—公元1682年)的歌风一样，都很自由豁达，博得市民的赞赏。到元禄时代，由武士成为市民的松尾芭蕉(公元1644年—公元1694年)开创了蕉风徘谐，从语言到内容都打破传统的制约，把诽谐推向高雅的艺术境界，而且让发句单独使用，成了由17字音组成的短歌，广泛流传市民中。芭蕉为了创作诽谐，曾游历各地，深入体验生活，出现了象《古池蛙跃入水声》那样有名的诗句。他写下《奥州小路》等诽文(带徘句味的散文)纪行和《猿蓑》等大量悱句集。 �牐�2．小说 出现称为“浮世草子”(当代风俗写实小说)的一种现实主义民众文学。它由“御伽草子”[注64]和“假名草子”[注65]发展而来，大坂商人平山藤五自号井原西鹤(公元1642年—公元1693年)，开创了这于新形式。正象这种小说以“浮世”(当代社会生活)命名一样，它以町人社会为主题。西鹤站在商人立场刻画市民的心理，嘲笑武士的道德。他认为人的创意与努力，比传统的权威重要；肯定人的欲望和爱情，着眼于商人享乐、营利和蓄财的活动。他以“好色”为名，大胆描绘人们对物欲和性欲的追求。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等等，就是反映当时市民社会生活的所谓的“町人文学”。 �牐�3．戏剧 创造和发展了“人形净琉璃”(木偶说唱戏)，日本民间古来就有木偶剧这种艺术，后来由于新的乐器“三味线”(三弦)的使用，产生了木偶剧与说唱故事——“净琉璃”[注66]相结合的“人形净琉璃”。这种民间艺术形成于16世纪元禄以后，由于大坂农民出身的说唱艺人竹本义大夫(公元1651年—公元1714年)作出了表现力非凡的乐曲“义大夫小调”，又由于当代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公元1653年—公元1724年)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说唱脚本，如《国姓爷合战》[注67]、《曾根崎心中》[注68]等，使这种艺术达到极盛。后因歌舞伎发展，趋于衰落。18世纪末，大坂植村文乐轩复兴了用义大夫小调演唱净琉璃的木偶剧，他的弟子在公元1872年创办了“文乐座”。从此，净琉璃木偶剧这一古典艺术以“文乐”之名流传至今。 �牐牎案栉杓俊�(舞蹈戏剧)[注69]，在元禄年间已从原来以舞蹈为主的民间艺术，发展成歌舞剧。同时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名演员，如京都的扳田藤十郎(公元1647年—公元1709年)和江户的市川团十郎(公元1660年—公元1704年)。近松门左卫门常为他们写脚本，以后配上了“净瑶璃”、“长四”等乐曲，成为融合舞蹈、音乐、戏剧、绘画的综合艺术。剧场也从原来简易的舞台，发展为设有楼座包厢的大型剧场，成为都市市民最大的文化娱乐场所。 �牐�4．工艺美术 产生了一种色彩鲜艳、图案抽象的新风格。当时为幕府和宫廷服务的狩野、土佐两派御用画，已失去它的生命力，由京都商人出身的傣屋宗达(?一公元1643年)和下一代的尾形光琳(公元1658年—公元1716年)开创了深受商人喜爱的色彩华丽的风俗装饰画，如光琳的代表作《燕子花图屏风》和《红白梅图屏风》等。公元1681年江户刺绣工人家庭出身的菱川师宣(公元1618年—公元1694年)开创了“浮世给”(流行风俗画)，以妇女、演员、力士为题材，而美入画最为著称。这种画通过木板刻印，广泛普及于民间。此外，尾形光琳及其弟尾形乾山合创的彩瓷；柿右卫门(公元1590年—公元1660年)学习中国的“红绘法”，创造一种名“伊万里烧”的彩色瓷器(详见第十三章)；京都商人阿弥光悦(公元1558年—公元1637年)始作、尾形光琳加以完成的优美的泥金画漆器；京都宫崎友掸创始的绚丽多采的友禅印花绸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工艺美术品。 �牐�5、建筑 还具有桃山时代豪华的遗物，如日光的东照宫(德川家康的庙)就是壮丽庙式建筑的典型。京都的桂离宫和修学院离宫属于幽雅的茶室建筑．为上层武士和豪商所欣赏。民间则流行武家书斋型的旧建筑样式，并出现了歌舞伎剧场等大型建筑物。 二、自然科学 �牐犛捎谏�产实践的探索和总结，这个时期日本创造和发展了本民族的科学技术。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总的来讲，它是合理精神发达，人们的思想从迷信和咒术中解放出来，通过实践对自然加深了认识。具体表现在实学——经验科学的发达。实学是与虚学(空的理论)相对而言，是一种具有现实性、实证性的学问。 �牐犜谝窖А⒁┭Х矫妫�日本学者已开始据弃中国宋代以来医学中以阴阳五行来说明生病原因的唯心主义偏向，提倡“亲验宰试”，如贝原益轩(公元1630年—公元1714年)不仅是对德川封建统治思想提出大胆怀疑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个注重调查研究的本草植物学家。他以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蓝本，细心采集调查了日本300多种动、植物和矿物，并于公元1708年总结整理完稿，公元1709年出版了《大和本草》16卷。其中记载了千余种本草(中药)的性能、特征和效用，开拓了日本的本草学。同一时期的另一个本草学者稻生若水(公元1655年—公元1715年)也对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作了广泛的调查，并在收集大量资料基础上，编篡总数达360卷的《庶物类篡》，从而奠定了日本本草学的基础。后来他的门人丹羽正伯等人，又将这部巨著增补为1054卷，使日本的本草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参看第14章) �牐犈┮悼蒲Х矫妫�更能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17世纪中叶出现了最早的农书——《清良记》(作者不详)，是用向领主讲述农业经营的形式写成的。但到了元禄年间，宫崎安贞(公元1623年—公元1697年)，在畿内、伊势、志摩等地进行调查和自己农事体验的基础上，编著了《农业全书》(公元1697年)，成为当时日本农学的代表作。全书共10卷，分为总论、五谷、莱蔬等类，并由贝原益轩校订，加上附录1卷，为日本后世农书的典范。 �牐牫�上述两部普遍性的农书外，还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农书：①《百姓传记》，就东海地方的水稻栽培概述了气象、土质、农具、肥等。②《会律农书》，记述了寒冷、后进地区会津地方的水稻栽培。③《才藏记》，记述了纪州地方棉花栽培的知识。④《耕稼春秋》，根据加贺石川郡平原地区的水稻耕作，企图引进较高的技术。 �牐犛肱┮涤兄苯庸叵档奶煳摹⒗�法和数学，在此期间也有新的发展。9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沿用中国唐代的宣明历，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天象有一定差误的这种历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日本的历学者安井算哲(后改姓涩川，号春海，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中国元代授时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多年对天体的实测，创造了适合日本实际情况的“贞享历”，于贞享元年(公元1684年)为幕府正式采纳。这样，日本便第一次产生了本国的历书。另外，日本的数学家吉田光由(公元1596年—公元1672年)写了《尘劫记》，这是公元1627年在改编中国明末算术的基础上产生的通俗日用数学书。后来，“大和算家”关孝和(公元1642年—公元1708年)著述了《发微算法》，进一步发展了代数方程式、微分积分原理和正多角形的算法等等。它不仅集和算之大成，在当时世界数学领域内也是难得的成就。 三、学术思想 �牐�1．哲学：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同市民生活直接有关的文化科技呈现了新气象，同时在幕府保护下，长期影响着武士和平民的儒家思想，也从内部产生了批判和改造它的动向，出现了几个朱子学说的反对派。 �牐�(1)阳明学：儒者中江藤树批评朱子的“知先于行”思想流于空洞说理，坚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但阳明的“行”只是指“一念”上的自我修养，受禅宗“顿悟”(指“破除杂念，顿然觉悟”之意)说的影响，和社会实践毫无共同之处。据说藤树晚年读阳明书，“顿悟”而放弃武士籍，从事教育。其弟子熊泽善山反对幕府的憎越和参觐交代制的浪费，主张武士移居农村采邑，实行农兵制，为尊皇思想作了准备。因而触怒幕府及藩主，被幽禁于古河，数十年而无忧色。 �牐犙裘餮�派以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鼓励武士杀身报主，这种愚勇精神本质上是封建反动的。但明治维新前后，他们代表下层武士和广大平民的利益，同代表封建领主的上层武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发生过积极的作用。如大盐中斋(即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发动起义的阳明学派志士。 �牐�(2)古学：古学派打着复古汉学的旗帜，提倡实践的道德，从朱子学里解放出来。朱子学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古学派则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异端思想。这一派的创始人山鹿家行早在公元1665年就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都不是孔孟的真精神，提出直接追踪孔孟经典，恢复先秦懦学本来面目的主张(《圣教要录》)。因而他被幕府流放到赤穗藩。另一个创始人京都町人出身的伊藤仁斋也从同样立场著《论语古义》的注释书7卷，反对朱子学。朱子学主张有德者能治国，仁斋则认为可以脱离政治来树立道德，以“人情”讲解道德。著名学者获生狙袜也主张政治和道德分开，以科学态度治学，反对朱子学派的空谈性理，坚持学习历史或“事实”。他看出幕藩体制的危机，但无法认识，只能根据儒家经典，讲求“经世之学”(经国济世的学问)。在《政谈》一书中，他指出改革幕藩政治是匡时救世的要务，但改革必先研究古文辞、阐明古代典章制度，然后通过将军的“作为”，重建“先王之道”的封建秩序。这种思想方法阻碍了古学派的前进。其弟子太宰春台更关心政治经济，思想开阔，主张促进商品货币经济，顺应了当时的潮流。 �牐�(3)前期国学：国学派继承了古学派的复古主义精神，但把重点转向日本古文学和神学。这一学派在中世纪研究日本古典文学——和歌的基础上，力求从宋明理学、佛教道德和中国传统文学形式(“汉意”)中解放，恢复日本古文学所独具的本性，发露真实的感情(“情”、“大和心”)。大扳的僧人契冲(公元1640年—公元1701年)精研并注释古代和歌集成的《万叶集》，主张根据日本古语的原义，排斥从来儒佛道德观对和歌的解释，确立了国学的方法。但作为独立的学派则开始于荷田春满。 �牐�2．史学：德川时代日本史学有显著的进步，尽管当时学问受官学(朱子学)统治，但和早中期封建社会被神话、帝王家谱或故事充塞的文书相比，则后期封建社会的“近世文学”已多少具有合理主义和实证的精神。 �牐犃致奚郊按赫�、春德父子著《本朝通鉴》[注70]，站在儒学大义名分立场，拥护武家政权。林罗山以继承中国史学传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的态度自居，虽标榜以六经为本立论，却努力策集诸侯、神社、旧家族的遗文日记等作为依据，表现尊重事实；在有关国际的史事上，参照中、朝两国史籍；神道观上，力辟神否混合的“本地垂迹”说，使它理性化，对神代的叙述，只罗列系谱，不表示看法。林家史学总的是在封建理学和武家史观的指导下，重视史实，讲求考证，排斥宗教(佛耶)迷信，关心政治制度和沿革地理，倾向实践，具有一定的客观精神。 �牐牭麓ㄊ贝�另一修史事业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和一部分朱子学派儒者主持编纂《大日本史》[注71]。光国于明历3年(公元1657年)设史局“彰考馆”，继续200余年，才完成了这部巨著。《大日本史》着重史实考证，对史料典据注释谨严。全书标榜朱子学的正统论，强调“大义名分”[注72]观点。这种尊王斥霸的精神，以后成为“水户学”的学风，由此影响了幕末的维新运动。 �牐犜�禄时代的政治家新井白石(公元1657年—公元1725年)[注73]，“不论在自传文学或作为近代学术性研究的国语学、国史学及洋学方面，都作了创造性的开拓工作。他力求摆脱不敢正视现实的排外自大思想，以达到日本人在世界地位上实事求是的自我认识。”[注74]新井白石在史学上的贡献，首先在敢于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中发现其演变的阶段性。他在《读史余论》中，按照日本封建时代政治变革的性质，提出了“王朝九变而为武家之世，武家之世五变而至德川氏”的历史理论，将今天史学中上古、中世等概念都用于历史时期的划分，这和单纯编年体或记事本末体的旧历史编纂学大不相同；其次，对史料力主求真求博。他不但引用参考了日本大量的史料，还利用中国、朝鲜史书中有关日本的记载，甚至从西方国家采择资料；第三，他解释史料，突破过去用汉文解释的旧习，阐明日本古今语言的变化，以至某些东西方国家语言成为国语的过程；第四，白石的《古史通》等书，表现了他史学思想的合理性——逻辑性。他批判了从来儒家道家的历史观，说：“史者，据实记事，以为世之鉴戒者也。”[注75]他也反对神道教的解释历史，说：“神者人也，我国习俗，凡所尊敬之人皆为神。”他把神代史中的神话看作人事，不盲从曲解。因此受到水户家的排斥，终至被幕府辞退。由此看来，日本史学在明治维新前已因白石的出现而达到接近突破封建史学的水平。 四、宗 教 �牐犑紫仁侨逖У娜毡净�。山崎阁斋(前述)初学朱子学，后受伊势神宫神官度会延佳和主张神儒一致的神道家吉川惟足的影响，倡导一种儒学和神道折衷的垂加神道(垂加是山崎的别号)。它以阴阳五行之理为经，居敬穷理之说为纬，将其权威求诸《日本书纪》神代卷的尊信，旨在守护皇室。主张“天御中主尊”相当于朱子学的“理”，由此出发，和“气”的“阴阳”一起产生万物的“理”就是“天御中尊”。因此，由祈祷和拔楔(拔除不祥)清净内心，“五伦”即明，“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成。 �牐犉浯问欠鸾倘毡净�。佛教本来是一种追求彼岸世界的宗教，一切众生受到生即死、死即生的永远轮回规律的束缚。人的死只是反复无穷的六道(地狱、饿鬼、畜生、人、阿修罗、天界)生死轮回过程之一，而摆脱这种轮回的是涅磐。在当时幕藩制时代的社会里，人们强烈希望的是家庭这一个集团的现世繁荣，从而导致崇拜祖先和祈求现世家庭成员的幸福。在以家庭社会为基础的崇拜祖先、追求现世利益的民众宗教面前，佛教屈服了，变样了。现在祖先被当作佛，从而被佛(祖先)保护的、祭祀佛(祖先)的家庭在教义上获得了重要的意义。这当然会受到以家庭为单位而成立的身份等级制社会——国家的肯定。当时著名的僧侣，如曹洞宗的铃木正三(公元1579年—公元1655年)、净土真宗的浅井了意(?一公元1691年)、临济宗的盘洼永琼(公元1622年—公元1693年)和白隐慧鹤(公元1685年—公元1786年)等都宣扬孝敬父母和精励家业。这样，本来否定家庭的佛教在教义上彻底发生变化——支持家庭和祖先成佛，构成了日本近代民众佛教的特征。 五、人民生活 �牐犝飧鍪逼诰�济富裕起来，民众服装流行“小袖”(狭袖和服)，其材料、附属品、图案、色调多样化。过去连中级武士的姑娘也穿露小腿的衣服，这时一般民众的姑娘穿着美丽宽大的和服了。由于米的大量生产和蔬菜的发展，饮食丰富，长期来一日两餐从17世纪中叶以后变成一日三餐了。许多糕点上市，地方名产出现，如江户浅草的缠腰布、八丁掘松屋的甜脆饼等。三都(江户、京都、大坂)的茶店、饭馆也出现了。过去连武士也只住铺席子的土地房间，现在房间都铺地板，正房里大多铺草垫。由于棉制品的发展，棉睡衣及棉被代替了麻和稻草的卧具。取暖用的木炭商品化，普及一般家庭。又由于菜油大量生产，许多民众能够过明亮的夜生活了。 六、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问题 �牐犎缟纤�述，元禄前后町人中出现某些变革社会的思想，德川时代文化同欧洲早期资产阶级文化的某些倾向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因此，有的学者主张日本也有过西欧那种文艺复兴时代。[注77]福本和夫更把元禄文化前后190年(公元1661年—公元1850年)规定为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即晚于西欧360年发生。日本究竟发生过文艺复兴运动没有？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牐牭麓ㄊ贝�日本人的意识形态里，确定出现了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代类似的现象。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四人抬头，元禄前后出现了市民阶级的新文化。它表现在： �牐�1．对于古典文化的重视。有如欧洲人文主义者恢复和传播在中世纪被忘却的古代文化遗产，摆脱经院哲学和教会封建文学传统那样，德川时代的古学和国学，也表现了这种精神。古学派反对官学朱子学，主张直接追踪孔孟经典，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国学派重视古语的研究，反对儒家及佛教对《万叶集》中和歌作的道德性解释，提出按照古语解说古典，恢复被儒佛歪曲了的古代精神。这种复古主义——要求回到《万叶集》、《源氏物语》的人性时代，与西方人文主义者“回到希腊去”的口号多少相近，两者同样发露了否定中世道德宗教训诫解放人性的心声。 �牐�2．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扬。批判中世纪神学对人类思想自由发展的障碍，倡导反封建的人文主义精神，争取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又一个方面。古典学派反对朱子学的理气二元论，倡导一元论的哲学，主张以人情讲道德；国学派反对封建道德说教的儒学，力主尊重自然和心理。在文学上，本居宣长提倡：“人情”，强调古代日本人一如神的意志那样生活，要从那里寻求人生的理想。井原西鹤描写性爱与市民现实生活，否定儒学道德，以享乐为人生要义。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同情战胜道学恢复人性的人们。风流小说、滑稽小说讥笑讽刺教主、圣人、武士、腐儒的描述，都似乎与西方人文主义一息相通。 �牐�3．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出现。日本在18世纪兰学兴起前，古医术、本草学、和算及天文历学在中国传统科学影响下有发展，但末达到认识自然、打破儒学世界观的程度。哲学也只停止在关于“天”的古代宗教观念和物活论的思想上。欧洲文化传入后，18世纪20年代起，幕府采取“殖产兴业”政策，经过兰学者们研究，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平贺源内的应用科学，安藤昌益对儒、佛、国学的激烈批判，山片蛹桃(公元1748年—公元1821年)的无神论，经世论者等重商主义政策和人类平等的先进思想，新井白石开创了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风气。 �牐牭麓ㄊ贝�尽管出现上述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类似的现象，但文艺复兴本质上是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主斗争的反映。确定文艺复兴的标准，不仅在有无文化繁荣和迫索古典文明的风气，而且在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事实。 �牐牭麓ㄊ贝�中后期，日本资本主义萌芽既不成熟，市民阶级的力量又远没有14至16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那样强大。思格斯指出：“欧洲式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通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的。”[注78]当时日本的叮人，虽有称得上巨富的人，但极少发展为产业资本。他们只是依附于幕藩体制，根本没有同封建势力抗衡的力量。在闭关锁国下，没有海外贸易的条件。不仅与西方从事产业资本和海上活动、具有手工业工场基础的早期资产阶级(大商工业者、银行家)不同，就是与日本室町时代依靠海外贸易致富的界和博多的町人也不能相比。 �牐犉浯危�由于町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上不成熟，因而政治上没有成为变革社会的力量。如果说他们有进步性，那么只是在封建统治范围内，为自身争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已。元禄时代虽也出现了井原、近松、松尾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作家比起来，显得苍白无力和先天不足。井原的小说只是站在商人立场嘲笑封建道德，肯定人的欲望与爱情，认为人的创意与努力，比传统的权威重要。这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将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统治是不同的。 �牐牭谌�，德川时代日本町人思想的局限性。表现在任何意识领域中，理性的色彩还很薄弱，除了个别思想家，看不到什么完整的新思想，大多仍与道德论杂揉。即使山片蟠桃的无神论，也没有脱离儒学影响。国学者中本居宣长等攻击佛教，却自陷于神道的鼓吹。这是由于德川时代日本市民阶级的力量还远没有欧洲那样强大，封建统治势力还很顽固。宽政异学之禁等镇压不断加紧，人性解放的主张不得不通过隐蔽的形式提出。町人中多数或对“弃捐令”吞声饮泣，或把朱子学作为处世哲学。他们面对黑暗，缺乏斗争气力。古典文化的探求和市民文艺的发达，只被引向满足富商巨贾官能享乐的方面。文学描写町人营利和处世方法，暴露出他们聚财以供游荡挥霍的心愿。这正是德川时代武士巨商奢侈淫逸，小生产者日趋贫困的反映。可见朝气蓬勃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不能见于后进国的日本，决不是偶然的。 -------------------------------------------------------------------------------- [1]小叶田淳：《近世社会》第219页，朝仓书店，1955。 [2]中村吉治：《日本经济史》第200页，角川书店，1955。 [3]揖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第1卷第59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 [4]水原庆二：《日本经济史》129页，有斐阁，1957。 [5]藤间生大等：《日本史摄说》上册第266页，河出书房，1956。 [6]“四木三草”：江户时代工艺作物的漆、桑、裕、茶称四木，麻、兰、红花称三草。 [7]揖西光速同上书第67页。 [8]东山地区包括滋贺、歧阜、长野、福岛、宫城、岩手、山形、育森等县。 [9]土屋乔雄：《近世农村经济史论》第120页。 [10]儿玉幸多、太石慎三郎《日日历史的观点》第3卷214页，日本图书公司，1974。 [11]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50页，东大出版会，1962。 [12]同上书第5页。 [13]同上书第51页。 [14]揖西光速同上书第23页。便是装米的稻草包，一裱装米4斗或3．8斗的其容量各藩规定不一。 [15]札差：为幕落及武士保管、贩卖租米兼营贷敦汇兑的大商人。“札”是代替粟证的牌子，“差”指将牌于“插”在米袋。这种营业一度形成特权商行会制。 [16]藏屋敷：各藩驻大坂，保管出纳贩卖租米、禄米和其他物品的仓库和营业机构，置蘸元、挂屋等职。1117世纪中叶后，由商人代营，并经营借贷。 [17]挂屋：大扳金融业者，代幕府征税、保管、出纳、运输各藩的租米、物资兼代理财务、借贷等。 [18]揖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第2卷第25页。 [19]10帮批发商公会(十组问屋仲间)，由经营棉、漆器、内店(店内营业，售绸缎、布、线、妇女用品等)、药、钉、纸、酒等十帮批发商组成。 [20]24帮批发商公会(24组问屋仲间)，由经营棉花、食油、铁钉、纸店、漆器、杂货、瓷器、药材、席子、干菜店、五金、估衣、磨刀面、刀、枪、铁丝、烟叶、帆布、戒指、干色、本色、伞等24帮批发商组成。 [21]助乡役，本为辅助宿驿站人马不足而设，据1694年规定，凡领主俸禄每100石，须摊摄搬运工2人、马2匹。后逐年增加，至1780年时，每100石出工多达300—490名。农村路径过重，终于各地爆发了助乡起义。 [22]当初横驳船垄断断运酒，其他货物由羡垣驳船垄断，后来因横驳船运输迅速，运路费低廉，其他货物也运输了。这样双方产生激烈竞争，几次签订载货协定仍不遵守，最后还是搏驳船占优势，直到幕末。 [23]岛田隆等：《日本经济史》第160页，山川出版社，1978。 [24]当时金币采用定位币制(以金币作各种货币价格的标准)，银币还是称量币制(以银决重量作币价标准)。1601年铸一定品位的银币，作法定标准。1609年定各种钱币的交换比率为金1两＝银5两；铜线4000文。以后比率常有变动。 [25]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62页。 [26]恩格斯：《沦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见《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62。 [27]野村兼太郎：《日本经济史》第112页，庆应出版社，1938。 [28]引自本庄荣治郎：《近世的日本》第41页，有斐阁，1954。 [29]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79页。 [30]熊泽藩山《集义外书》，引自吕野荣太郎：《日本经济史》第42页，庆应出版社，1938。 [31]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第130—132、142—145页，有斐阁， [3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89一690页，1975。 [33]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第5页，三联书店，1963。 [34]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第32页，弘文堂，1964。 [35]据新井白石：《焚薪记》。 [36]由幕藩对武士涪臣的贷款称为“拜借金”一般无息。 [37]三河刘谷藩主松平定政请幕府救济贫困武士未成，愤而退还领地，出家行乞江户，使幕府丧失威信。 [38]庆安之变：庆安4年(1651)江户军学者由井正雪组织门徒、浪人、豪农等3000人倒幕，事泄被杀。遗书中有“天下制法无道，上下因穷，为有心者所悲”等语。 [39]《兼山秘策》一，正德元年5月13日状。引自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13页。 [40]《兼山秘策》五，享保7年6月3日状。沼田次郎同上书第23页。 [41]太宰春台：《经济录》。 [42]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见《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附录4，第162页。 [43]相当于市长。 [44]太宰春台：《经济录》卷5。 [45]《日本经济丛书》第12卷第78页。 [46]《大阪市史》第5卷第543页。 [47]本多利明：《西域物语》卷下。 [48]加田哲二：《武士的穷困和商人的勃兴》第92页，1961。 [49]笠原一男：《日本历史》第3卷第139页，评论社，1976。 [50]内田繁隆《日本政治社会思想史》第80页，前野书店，1963。 [51]引自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第75页，中央公论社1974。 [52]《夕雾阿波鸣门》，引自奈良本辰也：《日本近世的思想和文化》第41页，岩波书店，1978。 [53]《町人囊》，引自家水三郎：《日本人的思想发展》第15页，理论社，1956。 [54]水林彪《封建制的再编与日本社会的确立》，《日本通史》第2卷第393页，山川出版社1987。 [55]古川哲文《日本思想史》第224页，角川书店，1954。 [56]同上书第190—191页。 [57]源了园：《樱川思想小史》第49页。 [58]同上书第52页。 [59]加田哲二：《武士的穷困和商人的勃兴》第135页。 [60]同上书第135页。 [61]同上书第137页。 [62]作品描写名妓夕雾失恋的悲剧．阿彼，旧国名，今德岛县，鸣门即鸣门海峡。见内田繁隆：《日本政治社会思想史》第86页。 [63]连歌由诽句(又称发句，即首句)和联句组成，一般是100句为一首，由2人以上分别以上下句唱和。古代，它为宫廷贵族、槽侣和武士所习赏，内容卑俗诙谐。室町时代山崎宗鉴(公元1465年—公元1540年)开始取材于纯朴的民众生活感情槽，虽含诙谐，却不重辞藻，由此创造出一种新诗歌的体裁——诽谐(带诙谐味的和歌)。 [64]御伽草子是室町至檀川初期流行的，以妇女和少年为对象的短篇小说。内容有神话、传说等，先是图画，后来写成文学，带有启蒙教育意味。 [65]假名草子是桃山时期到德川初期流行的用平易的假名文写的拟古文体短篇小说。内容有：恋爱、因果报应、妖怪、教训等故事。这种文艺继承了“御伽草子”的传统。 [66]净璃璃：用有关女神净玻璃姬的神话(一说为三河国公主净玻璃与平安末期武将牛若丸即源义经恋爱故事)为主题，和以三味线(三弦)弹唱的说书。 [67]假想郑成功率日本武士抗清得胜的故事。 [68]描写大坂曾根嫡区一店伙和妓女含冤情死的故事。 [69]歌舞伎，起源于桃山时代(1603年)出云神社女巫阿国在京都演出的念佛舞，以后逐渐发展为日本旧剧歌舞伎，扮演江户及其前代的史事传说。演员表演动作、说白，辅以音乐，歌者在旁伴唱。初为女子演出，幕府认为败坏风俗，改由男子扮演，称为“若众歌舞伎”。 [70]《本胡通鉴》是汉文体日本国史．自神代至银川前期后阳成天皇(公元1587年—公元1611年在位)止，分前、正、后三编，共273卷。详近略远，主要叙述10至16世纪期间的历史。始于公元1644年，完成于1公元670年。当时全书没有付印，直至明治时代才出版。 [71]《大日本史》也是汉文体日本国史。由德川光国延揽安积瞻泊等儒者，据中国正史体裁(纪传体)，编成起自限天皇，迄于南北朗末后小松天皇的历史，共397卷。 [72]春秋时代孔子提出正名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评论是非，遵守相应的等级名分，符合正理(大义)。日本朱子学者根据大义名分论，坚主南朗是正统。 [73]新井白石名君美，号白石，由其师木下栓庵荐举为德川家儒臣后，辅佐将军家宣，以儒学和日本古典研究为指导，改革幕政。掌权7年后，为门阀势力所排斥。 [74]羽仁五郎：《白石、喻吉》第130页。 [75]《古史通》，读法凡例。 [76]《古史通》卷1。 [77]关于各派的论点，在福田德三的《日本文艺复兴史论》(第102—115页，东西书房，1967)中，有较详的介绍和分析。又参见冈仓觉三：《日本的觉醒》(1904，纽约，英文版)第49页，村冈博译，岩波书店，1940。 [78]思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62。

奥多文斯

第十二章 德川后期(1716一1845) 第一节 农民市民运动的高涨与享保改革 —、幕藩统治的腐败 �牐�17世纪后半期，幕府政治集中于挽救幕藩财政困难和防止武士浪人的背离，但封建经济破绽百出，商品经济发展势不可遏，用行政措施弥缝，显然是徒劳的。幕府以为恢复德川前期安定局面，照搬“古法”，便能解决危机，结果一波末平，一波又起。 �牐犓拇�将军家纲(公元1651年—公元1679年)时，由于对大名旗本整伤纪律，判处“改易”、减封、没收俸禄者达26件、80万石，五代将军纲吉(公元1680年—公元1708年)时，更增至46件、161万石。在这种“武断政策”下，许多失去领主的陪臣武士生活无着，沦为失籍浪人(“牢人”)。庆安4年(公元1651年)，江户连续发生了浪人由井正雪、丸桥忠弥等的反幕事件，市内各处“游侠”(旗本奴、町奴)闹事，成为当时一大问题。幕府为防止浪人继续产生，放宽了武家“临终立嗣”制[注1]。以后大名、旗本无后嗣，可由义子继承，不再剥夺其武士家格。 �牐犜�禄时代(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五代将军纲吉执政，他罢免了贪污专权的大老酒井忠清，打击门阀势力，先后任命近侍牧野成贞(公元181年)、柳泽吉保(公元1688年)为侧用人，整顿幕府机构，制订礼法，实行将军集权专制，史称“侧用人政治”[注2]。由于纲吉尊重儒学，登用林信笃、木下顺庵，获生沮株等儒者[注3]，表扬地方上的孝子节妇，罗致室町时代以来有名门家世的人世袭“高家”[注4]之职，企图用儒家思 想和繁文缛节来纠正武家政治积弊。但依靠三纲五常的说教、仪式、服制的文饰，不但解决不了政治经济问题，相反，形式化的礼仪需要庞大的耗费。纲吉不仅热中于朱子学，还迷信佛教，听信僧侣愚弄。说他没有子女是前世多杀的报应，须切戒杀生，尤其因纲台生于戍年，所以要特别爱护狗。幕府为此颁发“爱护生类令”[注5]，于是百姓因杀伤狗及其他禽兽而被处死刑、流放的不断发生，终致大家不敢养狗。幕府便向市民征税，建立大批狗舍来收容，群众气得驾纲吉为“犬公方”(狗将军)。 �牐犛捎谀桓�腐败，奢侈成风，使财政失调。纲吉任命勘定奉行获原重秀改革财政，获原利用职权，听凭特权商人建议，于元禄8年(公元1695年)起改铸货币，降低成色[注6]，使幕府获利达500万两，暂得弥补财政，而铸币商(金银座)乘机发财，获原仅在宝永年间(公元1704年—公元1710年)受金银座特权商的贿赂达26万两，其他赃品不计。因这时贷币不是信用货币，仅按金银块价格流通(铸币者只凭个人情用，保证金银块的质量)，致货币滥发，币价大跌，引起物价商涨，民不堪苦，幕藩财政更困难。于是增税乃至以“征借”为名，减低陪臣武士俸禄，如1646年长州等藩减俸十分之二。但这种做法也是有限度的，幕藩只得用贡米作抵当，向京、阪商人借款。家臣武士更艰苦，武士靠副业维生的愈多了。 �牐牭诹�、七代将军家宣、家继统治时期(公元1709年—公元1715年)，幕政由侧用人间部拴房和儒臣新井白石执掌。白石制止了奢侈浪费，厉行俭约，改铸了元禄时代滥发的劣币，平抑物价；还罢免获原重秀，处罚量勾结获原牟取暴利的银座头目，进而取缔钱业行会。但新币发行后，同旧币的交换比率不当，缺乏市场信用，经济仍十分混乱。为防止金银流出，公元1715年制定《海舶互市新例》，统制对外贸易，每年限量制中国、荷兰商船进口和白银出口，又废除对朝鲜使节赠送的厚礼。此外，白石还计划发展养蚕、开矿的政策。但他的改革主要为提高幕府的权威，许多政策流于形式，对幕藩统治的根本问题——农村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努力成效自然有限。 二、封建剥削的加强与农民斗争 �牐犐唐坊醣揖�济侵蚀农村，不但引起农民生活的变化，而且由于贡租苛重，商人高利贷兼并土地，寄生地主制发展，农民的土地经营愈加零细化，贫困农民不断沦为佃农、雇农，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佃农已达农村人口的一半。[注7]幕藩为克服财政困难，继续铸造劣币，滥发不兑现的“藩札”；对农村提高年贡额，并丈量土地，增加固定产额的租率。他们向农民提前一年征收年贡(“前纳”)甚至提前征收第三年的年贡(“前前纳”)，加重剥削。地主对富农则征收“用金”(摊派)。 �牐�17、18世纪间(元禄、享保期)，典地农民日多，本百姓为不再失地，要求领主减少剥削，到处发生斗争。他们结合在农村共同体之下，要求领主减少年贡课役。幕藩规定农村有控诉事件须由村长逐级上告，但地方官总不理会，最后往往只得由担任村吏的自耕农带领群众或代表全村人民越级控诉。这种斗争形式称为“代表越级请愿”。[注8]17世纪中叶，松木长操和佐仓宗吾领导的农民斗争即其著名的例子。松木是若狭(今福井县西部)地方一个16岁的庄屋(村长)，公元1640年他代表本村农民反对增征大豆为年贡，向藩厅请愿。他英武不屈，坚持斗争12年，最后在临刑前仍鼓励人民群众斗争到底。还有，至今日本人民中仍有口皆碑的佐仓宗吾的传说，也反映了当时农民斗争的情况。约17世纪中期，下总(今千叶县)佐仓藩上岩桥村农民，本名木内偬(总)五郎，通称佐仓宗吾，代表200余村农民向幕府执政拦轿控诉领主掘田横征暴敛，要求减轻负担。无效，宗吾一人向将军直诉，终被接受，但宗吾夫妇和4个儿子都被处死。据说宗吾被缚上刑架时，还怒斥领主。白本文学史上留下很多歌颂宗吾的作品，如《地藏堂通夜物语》、《花雪佐仓曙》等，为游方僧所咏唱或上演于歌舞伎中。此外还有《宗吾郎实录》、《佐仓义民传》等史料传世。 �牐犝庖皇逼谄毡榇嬖诘呐┟裉由⒑颓克撸�主要是提出经济要求，但当强诉无效时便实行暴力——起义。据统计，德川时代的农民起义，公元1599年至公元1867年的270多年间，约有1240次[注l0]，其中l052次发生在18世纪以后，中间有3次高潮，即享保(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天明(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和天保(公元1830—公元1843年)年间的起义，分别为90次，114次，157次。 三、城市贫民的斗争 �牐犛肱┟裨硕�相呼应，城市中兴起的市民运动，则成为冲击幕藩制的另一支力量。幕藩领主通过货币改革、垄断和专卖特产品、强制商人捐献等方式，压榨城市市民。而大商人则通过收买官吏、囤积货物、操纵物价等手段，把负担转嫁给占城市人口三分之二的、被称为“租房户”或“租地户”的下层市民，即临时工、手工工匠、仆役和小商贩等。尤其当荒年米价暴涨时，下层市民的生活就更难维持，城市市民与幕藩领主及与其相勾结的特权大商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早在延宝3年(公元1675年)4月，江户市民就向町奉行所展开了请愿斗争，提出“因米价上涨无法生活，要求借米”，迫使町奉行所允诺借米4万依。[注11]正德3年(公元1713年)6月，江户市民又向町奉行所提出申诉，要求采取措施降低米价，并制止奸商囤积。享保17年(公元1732年)，发生“享保大饥荒”，江户米价暴涨，而与幕府勾结的米商高间传兵卫却囤积米谷，高价出售。江户市民要求幕府增加拨给江户的米量，取消由特定的批发商垄断稻米贩卖的办法，但末被采纳。享保、18年(1733)1月26日夜，不愿坐以待毙的2000余下层市民，高呼“拿米来!”不许囤积！”等口号，冲进高间传兵卫的住所和仓库，捣毁财物，撕碎账簿。在幕府将军身边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斗争。终于迫使政府在3天后下令准许稻米自由买卖，满足了市民的要求。[注12] �牐牪欢细哒堑呐┟瘛⑹忻裨硕�，出现联合斗争的趋势。元文3年(公元1738年)12月16日，但马藩生野银矿，1000余矿工及家属起义，反对官吏与奸商勾结，减少矿工收入。但马全藩农民也于12月28日武装起义。幕府慌忙调集12个藩的军队前往镇压。因史料所限，虽然没有发现矿工与农民直接联系的事实，但它预示了两者联合斗争势力的不可避免。 �牐牭麓ㄖ衅诤螅�农民起义的锋芒除直指幕藩领主外，也指向了“名主”或“庄屋”等村吏和地主富商。这说明商品经济发展，推进了农村阶级分化，贫苦农民身受领主、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重重压榨。幕藩领主则依靠大商人和地主镇压城乡贫苦大众的斗争。市民与农民的斗争呼应，共同冲击着幕藩体制，使日本封建社会在18世纪晚期逐渐走向崩溃。 四、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 �牐犓孀排┟瘛⑹忻穸氛�的发展，日本出现了杰出的农民思想家安藤昌益。昌益字良中，生于武士家庭。中年在今青森县研究医学、本草学、行医。昌益的生卒年月，目前还没有确说，[注13]但根据他著述的出版年代，可知其活动时间是在18世纪中叶。他曾邀游国内各地，包括当时日本对外门户长崎，接触社会各方面，甚至对荷兰也有所了解。著有《自然真营道》和《统道真传》等书。前者为101卷(93册)，大部毁于关东地震，今存仅15卷(15册)。后者凡5卷(5册)，相当于前者的摘要。他是一个不被封建文人所重视的思想家，但他却是一个反映农民阶级要求和愿望的杰出人物。 �牐犖ㄎ锫壅卟�益，主张物质第一性。他认为天地万物“无非一气所生，无非一气所满。自然转(天)定(地)人物中，唯一气充塞而无间”[注14]这就否定了朱子学派主张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气二元论，同时也是对阳明学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牐犓�在《自然真营道》中，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发展史观。他认为人类最早出现的是一种平等地生产劳动的”直耕”社会，即“自然世”。自从产生了剥削阶级及其代言人——儒家(圣人)、释迦等“盗天道”者后，就进入了“法世”的阶级社会。他坚决主张，应从“法世”回到“自然世”。他认为，无论神佛宗教，以及儒、者、阴阳五行之说，都不是“自然之真道”，“真道在于‘直耕’”，即农民自食其力，而神佛儒老之说，则不过是“盗道之私”。为彻底摧毁封建意识，昌益更在《统道真传》中以“纠圣失”、“纠儒失”、“纠佛失”等观点明确的卷名，对宗教迷信和儒学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判。 �牐牪�益痛斥孔孟之徒为“乱世”的“不讲贪食者”，鄙弃儒家经典，认其“无一语合自然之真道”；“孔丘，一生之书说、辩教，皆为私法，非自然之道，妄失也”[注15]孟子则“说尧舜之仁义道德，贪食众人之 直耕，是又盗道也……孟子之书言，悉私失，无一合于道者。故皆弃之不足评也”[注16]。 �牐牪�益视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四恶之根”，孔孟之道为偷换“自然世”的“私法”。他说：“圣人教言，信者应乎仁义礼智四德，无信则四德无用矣。此乃盗失也。仁者罪人之根，礼者乱人之根，义者杀人之根，智者盗之根，若纳信于此四恶之根中，则四恶益甚，妄善大矣。”[注17]无情地剥下了所谓“仁义道德”的外衣。 �牐犠魑�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彻底否定封建社会，说“此乃禽兽之世也。”[注18]他在否定四民等级社会的前提下，提出了“直耕者”农民至上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农民才是养育天下人之父母，；农者，直耕直织，安食安衣，无欲无乱，自然之转(天)子也……以之置于士下，践踏己之养父于足下，乃圣人之罪。”[注19]这种把农民视为“天子”的思想，就是对四民等级制度的否定，又是对农民阶级的肯定，恢复了被剥削制度所颠倒了的社会关系。 �牐牪�益把他理想中曾存在于古代的社会称为“自然世”，那是一种“无富无贫，无上无下，男女无上下之别”的平等社会。在这种“自然世”中，“原野田地之人出谷物，山里人出薪材，海沃出色、薪材、鱼盐、米谷互易而得。浜、山、平里之人伦，与薪、饭、菜之用均自然安食安衣。”[注20]昌益的这种设想正是那种“没有阶级差别，设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注21]。但是，由于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物质条件在那时还远没有成熟，代表农民思想的昌益又处于那样闭锁孤立的环境里，当然不能指出怎样从法世转向自然世的道路，以致使他的伟大革命思想不得不以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告终。他的著作也不得不和他的理想一样，被埋没了近一个半世纪而没有为人们所觉察。[注22] 五、吉宗独裁与节约令 �牐犇桓�为巩固动摇的统治，整顿元禄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所搅乱的封建体制，防止农村阶级进一步分化，摆脱财政危机，需要采取新的对策。 �牐犗肀Ｔ�年(公元1716年)，德川吉宗就任八代将军，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一些改革，因这些改革大部分是在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进行的，史称“享保改革”。这是德川时代三次改革中的第一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牐牸�宗就职后，免去前代幕政的中心人物新井白石，任命水野忠之为掌管财政的“老中”。提出“一切循祖法”，恢复德川前期将军的独裁统治。 �牐犖�加强镇压人民，吉宗提倡尚武、振兴德川家康后中断了的武士狩猎、练武。翻译发行清代范铣的《六喻衍义》[注23]，作为民间教材及字帖，向人民灌输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幕府还设“目安箱”[注24]，制订《公事方御定书》[注25]，使处理违普及刑事诉讼有法可循。 �牐犖�解决财政困难，首先节约开支，简化繁绍的礼仪，七代将军家继的葬礼比以前简化得多了，其后的法事也是如此。吉宗就任将军不久，家光的灵庙烧毁了，但没有重建，与家纲的庙合祭。享保7年(公元1722年)实行“献米制”，命令各大名每万石俸禄献米百石，代之以减免其留居江户参勤期间为半年，即半年在府(江户)，一年半在卧(领地)。这样，才勉强发出旗本、御家人的禄米，偿还积欠商人的债款，暂时缓和了财政危机。这个制度继续了10年，至享保16年(公元1731年)撤消，恢复原参勤制度。 �牐犗肀�3年(公元1718年)颁布“新金银通用令”，着手通货整顿。其内容是今后各种物价用新金银(正德金银)计算和交易，以前通用的各种通货在五年内换成新金银。这种新的通货政策，给元禄以来不断发展的经济泼了冷水，带来了经济的衰退，因为各种旧通货兑换新金银是在显著收缩通货的方针下进行的，货币量减少则货币、商品流通的速度缓慢。然而元文元年(公元1736年)以大量比较劣质的元文金银换取少量良质的正德金银，并发行大量铜钱、铁钱，给经济带来了好转。 �牐犗肀�8年(公元1723年)，实行官职津贴(足高)制，规定低俸者就任高位官职时，发给官职津贴。例如，俸禄千石的人担任3000石俸禄的官职时，另外补贴2000石，离职后津贴即取消。这样，既节约了开支，又能选拔人才，制止官僚主义。 �牐犗肀�9年(公元1724年)，向各大名、旗本发出节约令，从书信、赠答、婚丧以至日常饮食、妇女服饰，都作了详细规定。对一般武士和平民的节约令，涉及更广泛的生活面。 �牐牻谠剂钍┬械牧硪桓鼋峁�，是阻碍了商业发展，打击了商人，正如江户浪人学者山下幸内给吉宗上书所批评的，“节约政策是产生贫困的根源”。由于实行节约政策，“工匠做什么都卖不出去，日子不好过”[注26]。节约没有使财政好转，终至连武士的俸禄也发不出去。 �牐犗肀８母锘褂幸桓鲋匾�内容，即法制的整顿——制作法令集和编纂法典。吉宗时制作了《宽保告示集成》(公元1617年—公元1743年的法令)、《撰要类集》(享保期江户法令)。编成《诉讼处理御定书》2卷，这是一部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典，供官吏参考的。 六、掠夺农民的新制度 �牐犇桓�为增加收入，最大限度掠夺农业生产的全部成果，享保7年(公元1722年)起，征收年贡时实行“定租制”(固定租率制)，取消过去每年秋季检查收成丰歉以确定租率的“勘查制”(检见制)。其办法是选择收成变化较小的地区过去10年平均收获量定出租率。过去的年贡各地虽有不同，大体上为四公六民，即税率为收获量的40％，从享保10年起提高为收获量的60％，即六公四民，但由于农民到处掀起起反抗，享保13年(公元1728年)定为五公五民，并规定非遇荒年，全村减产三成以上不减免。定租期满后，重新检查农作物，另定租率，产量增加时年贡也相应提高。 �牐犇桓�实行“定租制”，目的是增加税收，所以督促代官尽力征收贡租。但元文2年(公元1737年)神尾春央任“勘定奉行”后，又全面恢复实行“勘查制”。他不按幕府初期查田定级(土地分上、中、下三级，按级定税)征收年贡，而是以土地实收量按五公五民征税。这样，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果实被掠夺殆尽。 �牐牰ㄗ庵贫杂涤蟹饰滞恋氐牡刂饔欣�，对耕种多为贫瘠土地的农民不利。实行新的勘查制后，农民更加贫困，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阶级分化。幕府拉拢地主，允许“苗字带刀”(即准许平民称姓佩刀)提高地主在农村中的威信，阻止农民的反抗斗争。 七、开垦新田与增产兴业 �牐犇桓�增加收入的另一措施是开垦新田。享保7年(公元1722年)，幕府奖励在幕领或与它交错的地带开垦新田。规定幕府垦地虽为藩领，贡租亦归幕府征收，商人出资开垦者，其贡租十分之一归开垦者称为“町人请负新田”，允许他们将与投资相应的利润以地租形式收回，这就公认地主制的形式。当时著名的新田有武藏野、摄津川江、越后的紫云寺沼泽等新田。 �牐牽�垦新田的目的是扩大税源，幕府子享保11年(1726)制定征收新田年贡的规定——《新田丈量条项》。将享保以前开垦的新田贡租提高到与“本田”(一般土地)同等的税额，对于火田(焚烧野草开垦的田地)和山坡田，也都列入征收年贡的对象。还积极检查“隐田”，干方百计增加贡租。商人出资开垦新田，许多人便成为地主。 �牐犜诳�垦新田的同时，幕府还致力“增产兴业”，奖励种植经济作物，并推行当时主要靠输入的药材、人参、甘蔗等的栽培，以增税收。 �牐牬送猓�吉宗重视对生产有用的实学，令被称为甘薯先生的青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学习荷语与兰学。享保5年(公元1720年)缓和对洋书的禁令，准许输入与基督教无关的自然科学书籍、西洋船舶、武器、望远镜、仪器及药种等。还在江户设立天文台，鼓励与农业有关的历学研究，下令在江户小石川药园种植药草等。 �牐牸�宗的改革，使幕府的财政暂时得到改善，物价一时也趋平稳。但改革本身包含着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幕藩体制下是无法解决的。 �牐犜谀环�领主经济中，米具有中心商品的作用，米价与其他物价的关系直接影响领主及其家臣们的生活。享保15年(公元1730年)起，米价一再跌落，其他物价则不下降，这对于把年贡米换成货币作为难一财源的领主及其家臣武士们的生活威胁很大。因此，调整米价成为幕府的重要政策。为防止米价跌落，幕府除自己大量买米、囤米外，奖励各大名、商人也来买米、囤米，并限制向江户、大坂运米，或默许投机商买空卖空。此外，在大坂设置官办的米谷交易所(堂岛米市场)，企图通过它操纵、管理米价。 �牐犗肀�17年(公元1732年)近畿以西发生虫灾歉收，米价猛涨，结果公元1733年江户发生饥民捣毁米店的暴动。第二年丰收，米价又跌。公元1735年幕府规定了“法定米价”，但亦无效；因为幕府调整米价，实行买米、囤米，需要大量资本，只能依赖大商人，准许米商成立行会，并给予行会特权，米商因此得肆意投机操纵。另外，也由于米的生产、贡租的分配上；封建主一味诛求，没有固定政策，以致米价涨落无常，使农民、市民、下级武士的生活极不安定。幕府依靠增加贡税、徭役来维持其不断增长的需要，但由于他们的经济也受商人高利贷支配，所以幕藩财政基础愈不巩固。 八、享保改革的历史意义 �牐犗肀８母锊⒚挥薪饩瞿环�体制的深刻矛盾，反更加深了矛盾。例如当时面临最重要的商品货币经济急剧发展的问题，已经证明单纯的复古政策抑制不了它。因此，改革表现为一方面统制、压抑商业资本，另一方面又与之妥协并利用它，结果造成商品货币经济更发达。在对待商业资本侵蚀农村、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上，尽管一再禁止土地买卖、分割，抑制商人势力，而事实上却听任土地典当、租佃、默认兼并，并鼓励商人投资开垦新田。幕府既宣布不受理旗本、御家人欠商人债款的诉讼，似乎是对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 �牐犃硪环矫嬗殖腥仙倘俗橹�行会，给予经济垄断权，企图通过行会组织统制和利用商业资本，结果反招致商人操纵市场。增产兴业也是依靠批发商人来吸收其经营成果，事实上默认商业发展邦批发商、经济商势力的增大。 �牐犗肀８母锖笃冢�由于它适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已引起封建经济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变化，一时取得成效，延长了幕府的寿命。也就是说，由于它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甚至与之妥协，扩大了幕府存在的基础。 �牐犠苤�，享保改革具有加强幕藩体制复古、抑制商业资本的一面，同时又具有适应现实的一面。如任用人才；奖励实学，发展生产，与商业资本妥协并进而利用。所以，内田银藏认为“吉宗的时代是德川时代最光辉的时代”[注27]但改革必然招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幕藩体制矛盾的进一步扩大。它虽然在最大限度掠夺生产发展成果方面取得成效，一时解救了幕府的财政危机，但它同时又促使社会阶级矛盾更激化，引起了广大农民愈加强烈的反抗。 第二节 幕藩体制的动摇与宽政改革 一、田沼的增产兴业策 �牐牸碳�宗之后，明和4年至天明6年(公元1767年—公元1786年)，田沼意次(公元1719年—公元1788年)、意知(公元1749年—公元1784年)父子分任老中和若年寄，执掌幕政，推进吉宗改革后期的增产兴业政策。首先是继续开垦新田事业，安永六年(公元1777年)颁布新田开发令鼓励江户、大阪商人出资，排干下总(今干叶县北部)印檗、手贺等湖沼，进行造田，但因洪水而末成功。开发虾夷地(北海道)也是新田开发计划之一，当初曾订立过一个年产量600多万石的庞大开垦计划，但因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计划没有实现。其次，发展经济作物，甚至贵重药材人参等的种植，经营专卖事业。奖励开发矿山，设立铜座、铁座、黄铜座、朱座、银座[注28]、石灰会所等专卖机构，指定御用商人对这些矿产实行专卖。此外，还准许工商业者成立各种“株仲间”(特权行会)，由幕府征收称为“运上金”或“其加金”的营业税。行会人数有限制，新参加的必须出重价购买特权，这种特权被称为“株”。因为行会间禁止竞争，更抑制行会外竞争者，所以它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下，幕府勾结特权商人垄断了三都的生产事业，获取巨利。天明年间(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仅大阪一地就发展了130多个行业的“株仲间”。 �牐犇桓�的专卖事业和特权行会的政策，目的全在摄取商品货币经济利益。例如，关西产的油料作物一律须运交大阪行庄处理，禁止农村榨油买卖，甚军对农民的零星副业也要征税，所以农民及农村商人生活很苦。 在对外贸易方面，同过去限制输入品不同，奖励向中国输出铜和海产品——海参、干鲍、鱼翅及海带等，设法输入金银。还企图同出现在北海道周围的俄国人进行贸易；派人对虾夷地(今北海道)进行调查，准备开发[注29]，但这些都因田沼被免职而没有实现。 �牐犜谖锛壅�策方面，采取压制各种商品价格及米价保持回升的政策。宝历11年(公元1761年)禁止开空米票(指大名为需要现金而开出曲空头米票)它会使米价下降。与禁止空米票的同一天，开始实行御用金(摊派金)政策，计划向大扳富商征收170多万两御用金。幕府将这笔钱分摊借给大阪各城镇，后者将其中三分之二购进米，剩下的三分之一借给大名。这样可以防止米价下降，同时解决大名的财政团难，但实际上征得御用金不到70万两。天明5年(公元1785年)又向大阪商人征收御用金。次年更向全国居民征收御用金，从而引起了各界的不满，田沼政权终于倒台。 二、田沼政策的特质及其失败 �牐犔镎拥恼�策是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制定的，因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单靠复古主义政策不能应付了，田沼认识到当时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幕藩财政的支配力量，采取了勾结、利用商业资本的方针。通过商业高利贷资本，捶取农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成果，以解救幕藩的财政危机。他企图在封建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把幕藩制的社会基础向货币经济方面扩大。 �牐犔镎诱�策虽有适应现实的一些特点，但由于他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来发展生产的，结果必然导致商品经济与幕藩体制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田沼一方面坚持向农民征收实物质租，一方面让特权商人支配商品流通机构，攫取农民商品经济的新成果。结果是特权商人势力增大，广大生产者除受封建剥削外，还受特权商人垄断经济作物，压价购买，更加贫困化。田沼意次一伙却卖官靡爵，过着奢侈颓废的生活。天明4年(公元1784年)意知受贿食言，被纳贿的武士杀死，意次地位也日趋动摇。[注30] 三、天明饥荒与农民暴动 �牐犔镎又凑�期间，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明和7至9年(公元1770年—公元1772年)，江户、大坂大火。与此同时，江户、东海道、九州、奥羽洪水，江户更受暴风袭击。安永2年(公元1773年)流行传染病。安永7年(公元1778年)，京都、日向洪水。安永7至8年(公元1778年—公元1779年)，伊豆大岛火山喷发。公元1779年鹿儿岛樱岛火山喷火。天明3年(公元1783年)浅间山火山爆发，熔岩飞溅十余国，死者达2万余人。同年起，从关东到东北、奥羽，连续发生大雨、大风、霜冻等，继续几年，受害严重，出现了“天明饥荒”。天明3至4年(公元1783年—公元1784年)津轻郡(青森县西北部)饿死者达12万人，据说全家死亡变成空室者3．5万余户。仙台藩饿死者14至15万人。天明4年春，因传染病死亡者也很多，饿死者则达30万人。[注31] �牐犝馐钡呐┟瘢�已不是芝麻似的散漫和被任意压榨的对象了。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时，便团结一致，拿起竹枪、镰刀，举起席旗进行战斗。用幕府老中松平定信的话说：“出告示，民众也不听，反加诽谤，凡事下凌上。”[注32]当时的社会，正如米泽藩藩医所说：“稍有变故，人心即生动荡，向农民征税稍苛，便滋生事端。连年到处出现党徒，日光方平息，又出山县大贰[注33]。大阪有骚动，佐渡即不稳。伊势起纠葛，越后便喧器，天下渐呈动乱之兆。为国主者自警之日来临矣。”[注34] �牐犈┟衿鹨宸缙鹪朴浚�宝历5至6年(公元1755年—公元1756年)，秋田等地因滥发纸币，物价高涨，爆发起义20次。明和1至2年(公元1764年—公元1765年)，关东幕府领地爆发了岛原起义以来最大的农民战争。它起因于幕府向农民征苛税，20万农民进江户，最后为幕军残酷镇压。80年代发生严重天灾，农民起义成为封建制度真正的威胁。天明3年(公元1783年)达39次，天明6至7年(公元1786年—公元1787年)2年，分别达20至30余次，是仅次于维新前夕起义的高峰时期。1786年备后福山藩二万农民起义，在秘密组织——太平组领导下，同领主军作战，农民没有一人牺牲而取得完全胜利。 四、城市贫民的暴动与田沼政治的没落 �牐牫钦虻氖忻癖┒�，以明和5年(公元1768年)新泻的暴动最突出。新泻市民为反对米价高涨，领主苛税，赶走了四奉行(市、镇长)以下的幕吏，由新兴商人执掌市政达2月之久。建立自卫组织，廉价售米给贫苦市民，并降低典当利息，成为这一时期城镇市民暴动的典型。 �牐犔烀�6至7年(公元1786年—公元1787年)，由于商人乘天灾饥荒，抬高米价，城市贫民起义、暴动、几遍全日本，其中以江户市民暴动的规模最大。暴动从1787年5月18日开始，由5000多人组成的起义队伍分成24组，捣毁本所、深川两区附近的所有粮店、仓库和富人住宅。20日暴动扩大到赤坂、四谷、青山等区。21日更波及到芝、高轮、日本桥、浅草一带。22日遍及全市，捣毁粮店980家以上，酒店、典当业达8000家，整整4天，幕府统治完全瘫痪。当时人认为，这次暴动甚于享保18年百倍(《梦语》)，实“江户建城以来未曾有之事变。 �牐犔镎诱�权在城乡起义暴动打击下，陷于四面楚歌，统治阶级群起攻击。天明6年(公元1786年)8月田沼被免职。10个月后，保守派代表人物奥州白河藩主松平定欣[注35]出任老中，1788年升为家齐的宰臣，担当幕政。 五、强化封建小农经济与压抑商品经济 �牐犓善蕉ㄐ懦鋈卫现惺钡那榭鍪牵号┐褰准斗只�加剧，破产农民不断流入城市；特权高利贷商人财势日益增长，市民生活贫困；武士债台高筑，幕藩财政更加拮据。在城乡人民暴动压力下，幕府被迫拿出20万两，高价买米配售市民，但仍无济于事，连旗本俸米都不断拖欠。定信为解救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宽政改革”。 �牐牽碚�改革的重点是稳定封建的小农经济。由于田沼时代农村阶级分化剧烈，农业人口减少，贡租收入难以保证，定信采取了如下的农村政策：1．强制外出农民还乡。1788年12月后陆续对农民外流较多的东北及关东地方发布禁止农民外出作工令。规定外出作工者，须经领主许可，期限一年，到期必须归农。对还乡者，发给旅费及农具资金。2．禁止堕胎、溺婴，发给抚育幼儿费(但宽政后，农村人口仍少增加，所以德川时代日本人口始终末超出2500万至43000万)3．设立“入足寄场”即劳动收容所于江户石川岛(公元1790年2月)。收容捕来的所谓“浮浪之徒”，包括流入城市的农民、城市贫民或刑满无家可归者，强制劳动，学习技艺3至6年后，使就业或归农。这一制度也具有维持社会治安的作用。4．设立义仓。在各地把军用米作为种子和调节米价用，贮入社仓，也用以备荒，称为“围米(常平仓)制”。5。限制种植经济作物。为保证领主贡租收入，除米、油菜籽及棉花外，一律禁种。 �牐犜谖榷ㄅ┐寰�济的基础上，公元1770年起，便加紧征收贡租。当时定信指示地方官吏：“税重不会给农民造成困难，宽延则使村纪松弛，实衰微之根源。”继而命令对已实施定免法(定租制)地方贡租较轻者，改为检见法(勘查制)。经勘查增租后，再按新增标准定租。这种横征暴敛，激起农民的激烈斗争。 �牐牰杂诔鞘芯�济，定信采取了与田沼扶植特权商人、发展并垄断工商业等方针完全相反的政策。他压抑商品经济，企图倒退到自然经济。首先撤销田沼时代为实行专卖制而设立的人参座、铁座、黄铜座及批发行对油菜籽、棉子油的垄断，撤销大坂原棉定期交易所(棉花投机机构)，排除商业尚利贷资本势力，由幕府直接统制商品流通。为解决幕藩财政困难，定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厉行节约。1987年8月发布3年俭约。1789年3月又发布禁奢令，规定细则，严禁武士、人民服饰华美及制作买卖奢侈品。同年5月又发布5年俭约令，半减幕府支出，府内费用也削减三分之一。[注36]2．废弃债务。为救济武士，公元1789年9月发布《弃捐令》，强迫“札差”商人高利贷放弃6年前的债权，减轻5年以内的债息，分期偿还。[37]但这完全不能解决武士的根本问题。3、物价、货币的调节。为制止涨价，公元1789年发布降价令，并加强10帮批发商公会。又为稳定货币行情，停止铸钱，收买铜钱，禁向江户运输钱币，但收效不大。为贯彻这些措施，布置密探，实行特务政治。4．最后是肃正纲纪，要求官吏廉洁务实，反对贿赂和贪污挪用女款。 六、禁止异学与坚持锁国 �牐犜谒枷胛幕�上，幕府任柴野粟山、冈田寒泉、古贺精里等史称“宽政三博士”及尾藤二洲为儒官，定朱子学为正学，贬其他学派为“异学”，禁止在幕府的昌平坂学问所讲授异学，言论出版受到严重限制。镇压反对朱子学及批判幕府者。天明8年(公元1788年)，朋诚堂喜三二，因写《文武两道万石筛》讽刺改革，受到“谨慎”[注38]处分。宽政元年(公元1789年)，恋川春町因绘图小说《鹦鹉学吞文武两道》受罚病死(一说自杀)。宽政2年(公元1790年)公布出版管理法，规定凡出版新书，必须由“奉行所”(市政府)批准。宽政3年(公元1791年)民间小说家山东京传被诬为违反“洒落本”(花柳文学)禁令预受处分。宽政4年(公元1792年)，洋学者林子平[注39]因著《三国通览图说》、《海国兵谈》，提出海防的紧要，却被指责为“谈论外夷无稽之谈，动摇人心”、以“处士横议”罪被处禁闭。这种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统制，就是江户史上所谓“宽政异学之禁”。 �牐犓善蕉ㄐ哦酝饫餍兴�国，就在林子平处刑后4个月，俄帝遣使腊克斯曼(Adam Laxman，公元1766年—公元1796年)，借送还日本漂流民大黑屋幸太夫(公元1751年—公元1828年)为名，到北海道根室要求通商，定信令他回国。次年即命诸侯加强沿海警备。定信断言：“国家长久之基，在无外船出入。”对长崎贸易，认为“运来无用之玩具，换走有用之铜，非成长远之计”，企图将贸易减半，并令外贸港口长崎的市民归农。 七、宽政改革的成果 �牐牽碚�改革不是在风平浪静中进行的。以农民为主力的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上层权贵们不满定信的节约禁奢政策，以将军家齐生父一桥治济为首的一派和定信发生对立。正在这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逼近日本，国内矛盾和外部侵略使统治阶级日感危机的来临；宽政5年(公元1793年)7月，松平定信被解除老中职，宽政改革前后7年告终。 �牐牽碚�复古主义的各项改革政策没有解决幕藩体制的根本矛盾，只是凭借幕府专制权力作的表面修改。作为改革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完全无视现实，遭到各方面强烈抵抗，没有取得成效。无论是对物价的统制，改铸货币，对“札差”的“弃捐令”，都不是用一纸法令所能解决的。因为经过田沼时代成长起来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势力，已经不是强制所能处理的了。不过，宽政改革在整理财政上多少取得一些成就，暂时解决了幕府长期的财政赤字问题。因此，使幕府寿命又得以延长30年。 第三节 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一、全国市场的出现 �牐牭麓ㄖ衅谝院螅�商品经济显著发展，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形成了全国商品经济网。如松前的海产品运往九州出售，萨摩的红糖被贩运到奥羽(本州东北地方)。但在18世纪以前，这些还主要是在消费生活方面。到19世纪初，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各地区商品生产已发展到流通领域的相互结合。例如，秋田藩的棉纺业，原棉由大阪沿西行航路运来，在秋田纺纱织布，然后运往藩外出售。这种生产活动，冲破了各藩的闭锁性，创造了定向全国市场的条件，并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了对外贸易。田沼意次时，幕府就企图垄断向清朝出口海产品的事业。在北海道同俄国进行官方贸易，民间商人则与俄船勾结走私。淡路的海运业者，高田屋嘉兵卫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开辟了北海道的渔场，还把本州产品走私到北海道。稍后，加贺的钱屋五兵卫也借北方海上走私致富。九州南部也有从海上同中国进行走私贸易的。 �牐犐唐肪�济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畿内农村不仅商业性农业，而且农村加工业也发展起来。过去农村只把原料作为商品来生产，现在接受大钣及各乡镇的加工定货了。 �牐犈┐迨止ひ底畛跏亲魑�农家的副业开始的。也就是由于农村被卷入商品经济中，农村的阶级分化在进行，土地被兼并的佃农只靠耕种不足维生，他们事实上已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少数小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财，雇用工人成为资本家。地主富农除向佃户收地租外，还放高利贷或开设酿酒、酱油等作坊，雇用贫困的小生产者，经营商品生产。商人通过“问屋”(批发商)包买农村手工业产品进行贩卖。他们预付定金，到期收购。有的贷给农民原料，使农民加工，然后以微薄的加工费(一般给实物)收买农民的成品再进一步，则除原料之外还预借生产工具。例如棉织业，由商入供给棉纱、织机等，生产者只出卖劳动力，加工费也改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形式。这种批发商对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控制，称为“前贷制”的包买制度。这一新的经营方式，也就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 �牐犓孀湃�国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形成了与大坂中心市场相对的独立市场，如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初江户经济区形成。于是大板作为全国中心市场的地位下降。地区市场的形成还表现在18世纪中叶各藩的领国市场的独立。因米价便宜日用品贵而财政陷于困境的各藩，努力开发可能获得金银正货的各种商品。这些商品不经大坂商人之手在各领国间流通。地区市场的出现，杨志着日本民族市场在逐步形成。 二、手工业工场的出现 �牐牬有凶�制家庭工业进一步发展，资本家在作坊里安装许多织机，生产者集合到作坊里工作。例如棉丝纺织业中，资本家招雇“机祝织下女”用分工合作方法集体作业。19世纪初，以丝织业为首，纺织、造纸、酿酒等行业都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例如京都的西阵、群马县的桐生、（木历）木县的足利等地都出现了拥有丝织机十数台的大“织屋”(机房)还有为“织屋”提供劳动者的专业户。不仅纺织业，其他行业也出现了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工场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封建制度下所能发展的最高阶段。幕末日本除少数手工业中心外，工业的发展水平还不算高。 三、生产关系的变化 �牐犐唐坊醣揖�济发展，农村自然经济逐步瓦解，从德川时代中期开始的农村的阶极分化，到19世纪初有了新的发展。 �牐犈┐骞ひ档某沙ぃ�出现了前贷制家庭手工业，这一发展是农村经济分解，也就是封建社会瓦解的开始。这些农村工业，多半是由进行商业、高利贷活动并兼并土地的地主所经营，也有从各藩城市来的商人。有的商人从领主那里承办开垦新田事业，成为新垦土地的地主。随着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过渡，这些商人有的变成了手工业工场主，即前期工业资本家了。 �牐犝庑┑刂鳌⑸倘撕凸こ≈鳌⒁环矫媸茏帕熘鞯谋；ぃ�剥削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场工人，与领主看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受领主的压迫和剥削。因为农业以产米为主，商品作物终止一直受到幕府的限制，土地不能买卖，工人不能任意招募。加之内有藩国割据，外有锁国干预，原料和商品贩运处处与封建领主发生矛盾。这就是他们要求推翻幕府统治、进行明治维新的根本原因。 �牐犐唐肪�济渗入农村，加速了农村的阶极分化。极少数的“本百姓”聚集了更多的土地和货币，出现了雇工耕种的富农和经营地主、富商、手工业工场主；另一方面，一部分“本百姓”破产，丧失土地沦为“水吞”、“小前”等贫雇农、佃农，或成为受“前贷制批发行资本家”剥削的小生产者、短工等。到19世纪中叶，家庭手工业中雇佣劳动者过的已不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一部分或全部生活资料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必需品或货币工资，过半无产者的生活了。虽然从数量上看，维新前仍是自耕农和家庭手工业者居多数，但两极分化已逐年在加剧。 第四节 新思想的发展与天保改革 一、兰学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牐犂佳�[注40]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它对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反封建思想的产生都起过重大作用。约在18世纪中叶，日本、朝鲜的知识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译员)，在长崎出岛同荷兰商人接触，吸收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将军吉宗出于财政需要，奖励实学，开洋书(特别是汉译的)之禁，派入学习荷语及自然科学。结果，幕府医官野吕元丈(公元1693年—公元1761年)写成《荷兰本草和解》12卷(公元1750年)；日本实验医学先驱者山胁东洋(公元1705年—公元1762年)通过人体解剖，纠正旧说，写出《脏志》一书(公元1754年)。当他发现解剖结果同荷兰解剖学书一致时，指出“履实者万里同符”，论证实践经验的必要。幕府儒官青木昆阳(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研究荷语，出版了《荷兰文字略考》。公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医前野良泽(公元1723年—公元1803年)和杉田玄白(公元1734年—公元1817年)又据解剖尸体的经验，译出荷译德国《解体(解剖)新书》附图谱共5卷，引起日本科学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学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学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纪闻》，后又写《采览异言》[注41]，此两书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价值的同时，承认其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影响以后日本人的西洋观很深。西川如见(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著《华夷通商考》。[注42]公元1812年，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用测量器费时20年测绘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几接近今日科学水平。药学者兼俗文学家平贺源内(公元1728年—公元1779年)游长崎后，努力钻研科学，实验种植甘蔗、药草、制糖，发现石棉，还研究荷兰的制陶术。平贺以其唯物主义的态度，嘲骂徒事空谈、盲目祟华的“腐儒”。在天文学方面，长崎的译员本木荣之进(本木良永，公元1735年—公元1794年)写了《天地二球用法》(公元1774年)，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说。公元1811年，幕府据天文学者高桥景保(见下)的建议，在江户设立洋书翻译局，使荷语学者仙台藩臣大(木规)玄泽(公元1757年—公元1827年)等译出法人诺埃尔。肖梅尔著《日用百科辞书》(荷译本)[注43]。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译事业。公元1823年，荷商馆医官德国科学家西博尔德(P．F．von Soebold，1796—1866)到长崎市外设诊所兼学塾，教授天文、地理、历法、医学、培养出高野长英(公元1804年—公元1850年)、小关三英等多数洋学者。公元1838年，备中藩士兰医绪方洪庵(公元1810年—公元1863年)游学长崎，回到大坂行医，还开设“适适斋”学塾。诊疗之余，从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许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福泽渝吉等都出于他的门下。 �牐犙笱Ь哂械目蒲Ь�神，特别是民间洋学者对幕政和朱子学的批判，当然引起封建统治者的嫉视。从松平定信“宽政异学之禁”，也对准洋学一事，已足说明。公元1828年发生了西博尔德事件。[注44]与此事件有关的兰学者、天文地理学家高桥景保(公元1785年—公元1829年)在所著《英国人性情志》序中客观地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说：“(英国)自中古改革以来，政刑法典皆由举国付议成立，王亦不能违背。盖政法乃国家之政法，非王之政法，虽极权贵之威，亦不足以彻其下。反以听从人民得益，以下民挫权贵之威为高尚，虽有君臣上下之别，其实则若无。”这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见解，但公元1828年因与西博尔德交换地图而被幕府问罪，死于狱中。从此日本更加强了洋学之禁。 �牐犖鞑┒�德的弟子高野长英(公元1793年—公元1841年)在江户同三河田原的家老渡边华山(公元1793年—公元1841年)组织“尚齿会”研究洋学。公元1837年发生摩理逊号事件[注45]，他们闻讯后，认为当时情况下不应攘夷。长英著《梦物语》，华山著《慎机论》，主张开国。公元1839年被幕府投狱，两人先后自杀，史称“蛮社(洋学党)之狱”。由于这种情形，洋学对于锁国下的日本，虽扩展了人民的视野，推进日本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由此逐步打破了封建神秘的世界观，但由于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幼弱，兰学的传播限于科技方面，又只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因此随着幕府思想统制的加强和攘夷思想的影响，使洋学不能得到发展，特别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和革命学说更难以传入日本。除了安藤昌益、高桥景保等极少数突出的思想家受过兰学进步思想的影响外，广大知识界中只能象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年—公元1864年)倡说“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注46]那样，与当时中国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大体相同，都不能越出后进国家改良主义的限界。 二、经世学家与富国强兵思想 �牐牭麓ê笃冢�随着商品经济发达和兰学的影响，从儒学中分化出一部分注意社会经济，企图打开封建危机的学者。早在我国清代后其经世学家魏源(公元1794年—公元1856年)出生百余年前，日本就出现了熊泽番山(公元1619年—公元1691年)、太宰春台(公元1680年—公元1747年)那样一些钻研经济问提，提出具体政策的所谓经世论者。当时“经济”还只是“经世济民”一词的略语，具有今日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意义，儒家从来主张重农抑商，熊泽则认为“放行仁政于天下，不富有则徒善耳”。(《大学或问》)太宰更主张商品货币流通，开垦土地，奖励土特产的生产，积极兴利，坚持“以富因为本，国富兵亦易强”[注47]的重商主义思想。 �牐犜胶罄巳顺錾淼木�世论者本多利明(公元1744年—公元1821年)在兰学影响下，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他主张日本应在统一君主下，发展生产，进行对外贸易，开发诸岛(北海道、库页岛等)，侵占堪察加，建设一个理想的“大日本”国。设郡县制，不论身份，凡字众望者就任为官吏。他斥责封建剥削政策，反对排外，赞美荷兰等亩方国家，指出他们所以文明，是由于不是日本那样的“武国”，没有身分制和割据势力，全国统一，平民议论政治，“对政务非常审慎”。他这种观点很接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所主张的“大日本”国，就是要仿效荷兰这样的国家来建设。 �牐犌锾锏木�世济民思想家佐藤信渊(公元1769年—公元1851年)，青年时代研究兰学，历游长崎、大坂，足迹几遍全国。晚年大量著述，宣扬空想的社会改革学说：废除诸侯武士割据及身份制，使日本成为统—君主国；土地物产国有，农工商业国营6人民分担“草、树、矿、匠、贾、佣、舟、渔”八种职业(“八民”)，常备军从“八民”征集；老幼无靠者国家抚养；有才能者免费受各级教育；国务由大学毕业生担任。[注48]他认为“封建世禄之士”，身心萎靡；进行近代战争，个人武艺更失意义。农民则有勇有力，所以应采征兵制。[注49]他劝诸侯学西方军事，研究农业技术，殖产兴业。他还主张发动侵略世界的战争，“统一字内”，“万国君长，皆为臣仆”[注50]。 �牐犠籼儆氡径嗔饺怂枷胂嗤ǎ�都主张建立统一国家，向海外侵略，肯定商业资本，批判封建社会，但又不主张推翻它。这只是一种企图修正封建制度的改良思想。 �牐牫錾淼ず蠊�津藩士家的海保青陵(公元1755年—公元1817年)也是经世学家。他游历各地，对诸侯、盯人、富农讲藩财政的商业化，武士的町人化，以及繁荣商业的术策。著有《万屋谈》、《升小谈》、《稽古谈》等书。他强调合理主义，说“人间没有理(以)外之事”；重视商品经济，说人生万事都是商业交易，无论诸侯和武士，领主和农民的关系，都是一种买卖关系。诸侯武士，必须用商人兴利之法使国家富裕，藩营专卖或家庭工业就是营利之法。要实行这一经济政策，必须采取“简法严刑”，加强诸侯的统治力量。[注51] 三、天保农民起义 �牐牬犹毂Ｔ�年(公元1830年)起，农业连年歉收，尤以1835、1836年为严重。全国农产品收获量不足常年的40％，东北、奥羽受害最大。而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正象大盐平八郎起义檄文说的，“达官要人之间，贿赂公行，甚至不顾道德仁义，以内室裙带之缘，奔走钻营，得瘫重任。求一人一家之私肥，课领内百姓以重币。多年来百姓于年贡诸役，本已极难应付，今再遭搜刮，民用日益枯竭………下民之怨，告诉无门，遂相率成乱。”[注52] �牐牼莺谡�岩《农民起义年表》统计；天保14年时间，农民起义每年平均为11．21次，其中1833年56次，1836年67次。规模大者有：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长州藩农民反对“国产会所”[注53]的暴动；天保4年(公元1833年)姬路藩7000农民反对米价高涨的暴动；天保5年(公元1834年)陆中、陆奥的八户领6000农民要求减轻租税反对重税的斗争(强诉)；天保7年(公元1836年)甲州郡内因歉收米价高涨，农民掀起暴动。暴动从7月开始，起义农民手持武器，捣毁粮店、典当、绸缎庄、布庄等500所，参加起义的农民达1．8万至1．9万人。 �牐犔毂�13年(公元1842年)近江起义规模最大，4万农民反对清丈土地，手持竹枪、镰刀进行战斗。幕府勘定(财务官)市野茂三郎最后被迫答应延期清丈。当统治者质问农民为什么暴动时，农民答道：“为免遭非命……披星戴月，日夜勤耕，还不足以养父母妻子。几年来，一再丈地，更陷于穷困，今又来清丈，若听之任之，只有饿死一途。”[注54]可见农民对官府的掠夺，已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四、大盐平八郎的暴动 �牐犜诔钦颍�市民的斗争也高涨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保8年(公元1837年)大坂大盐平八郎领导的暴动。 �牐牴�元1836年饥荒时，大坂因粮荒米价飞涨。幕府不仅不采取措施，反与奸商勾结，鱼肉人民。原为大板东町奉行所“与力”[注55]的大盐平八郎(公元1793年—公元1837年)挺身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市民暴动。大盐是当时著名的阳明学者，曾设“洗心洞”塾，以知行合一说授徒；天保元年(公元1830年)辞“与力”职，著述《古本大学刮目》及《洗心洞记》。 �牐犔毂�7年(1836)饥荒时，大盐不忍睹人民痛苦，曾建议大阪东町奉行迹部良粥采取措施救济贫民，道拒绝；又劝说富豪鸿池等，都无反应。愤慨之余，决心发动起义。 �牐牴�元1837年2月，为救济贫民，大盐尽售藏书，赈济大扳附近33个村1万户贫民，每户1朱[注56]。同时要求农民看到天满(大盐住地)起火时，立即来援。在这之前，大盐还曾在粮荒时给渡边村部落民小头目50两救济金，约他在天满起火时，立即率村民来援。 �牐牬笱斡�1836年底草拟一篇檄文，用木版印刷，准备起义时散发、檄文以“四海穷困，天禄将终，小人治国，灾害并至”开始，揭发幕藩苛敛诛求，官吏腐败，人民涂炭。特别在天灾时，不推坐视不救，反而将粮食运往江户，并操纵米价，大扳府尹滥捕购米升斗之民，纵容奸商贪官挥霍无度。“为天下计，我辈甘冒灭族之祸，结集合志，诛殃民之官吏，戮骄奢之富商，发其窝藏之金银粮米，散于无田少田之人。”并号召各地农民“火速来板，起用有才能者入伍，共惩无道，减轻租役，重建纪纲”。最后号召农民尽毁记录贡役账册，以救穷困。檄文末尾是：“致摄(律)、河(内)、(和)泉、播(磨)各村庄屋、年寄、百姓及小前百姓”[注57]等下层村全及贫农们。封皮上写“发至上天降生的各村小前百姓”。他们都是受压迫最深的阶层。大盐求摄津葱生村和大扳渡边村的部落民(贱民)参加起义，充分说明起义是一次下级武士领导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的反封建斗争。 �牐犉鹨逶�定于天保8年(公元1837年)2月19日下午4时举行；但大盐弟子平山助次郎竟在17日夜半向东町奉行所告密，大盐得知，决定立即起义。当时形势显然不利于发动，如：檄文尚未发出，近郊农民不能赶到，但大盐只有这条路可走。 �牐�19日清晨，大盐在院内树立“救民”大旗，放火烧毁自宅，向近郊农民发出烽火信号，率队冲向街头。这时，起义队伍约百余人，大部分是洗心洞塾生和一部分农民。当队伍到达大阪繁华区船场时，已增加到五、六百人。 �牐犉鹨逭哐赝痉呕穑�捣毁素为人民痛恨的“与力”、“同心”的家宅和巨商、粮商如鸿池、天王寺屋、平野屋、三井、岩城升屋等的店宅，钱谷散满街道，任贫民取走。大火烧到余二天夜晚，毁房3000多家，占全市居民区面积的五分之一。午后，起义队伍与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喾利坚率领的镇压军展开巷战。这时，近郊农民既无法联系，起义队伍孤军作战，到下午4点，终于失败。志士们大部分被捕或自杀。40天后，潜伏在大阪商人家的大盐父子也被发现。3月28日，在捕吏包围中放火自杀。[注58] �牐牨┒�后，各地斗争蜂起，公元1937年4月．备后国(广岛县)三原郡爆发了起义。起义者打着大盐弟子的旗号，跟广岛藩军激战。同年6月，越后国(新泻县)柏崎又有自称大盐弟子的国学者生田万，散发檄文，掀起暴动，攻打幕府代官的邸宅。7月，摄津能势、川边、丰岛三郡2000农民发动起义。这些暴动都对准了幕府官吏和特权商人。只是由于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前朗无产者还不成熟，反封建的意识处于朦胧状态，没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行动纲领，因而起义仅一天内被镇压。但由于事件发生在全国商业中心大坂，下层人民的领导者又是负责维持幕藩体制的原任与力和阳明学者，暴动后各地还不断起义响应，所以提高了运动的政治意义。它敲响了幕府统治的丧钟。 五、水野忠邦的幕政改革 �牐犚源笱纹鹨逦�最高潮，公元1830年以来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东，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天保12年(公元1841年)，浜松藩主水野忠邦任幕府老中首席，为挽救危局，于天保12至14年(公元1841年—公元1843年)，对幕政进行了改革——天保改革。天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牐�1．厉行节约，禁止奢侈。命令节减经费，取缔着用贵重服饰，买卖高级食品。虽然也要求大名、旗本和商人，其实主要为对付农民，住房三餐也迫令遵守农家古俗。在城市借口矫正风俗，审查出版物，处罚文艺作者柳亭种彦、为永春水等。对武士奖励武艺，振作士气。 �牐�2．控制城市人口，下“归农令”。由于饥荒流入江户的农民，几占总人口30％。为此，规定除经常营业和有妻子者外，一律回乡。限制农民充当工人，降低雇农工资，其目的在加强自然经济，巩固小农经营。农村阶级分化已难抑制，法令只在阻止失地贫农转向工资劳动者，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牐�3．解散特权行会(“株仲间”)。各地物产运往江户，不必通过特权行商，承认村吏、地主等兼营商品生产者的批发行自由买卖，把农民的商品经济重新纳入自己的封建统治下。 �牐�4、整顿财政。幕府因奢侈浪费，每年财政赤字达50万两，只靠铸劣币弥补。同时，折半减免大名、旗本欠幕府的债款，或重新借钱给他们还札差的债。另一方面，对町人课重税，以挽救政府财政。 �牐�5．上知令。天保14年(1843)，为加强幕府统治，下令大名与旗本在江户四周10里、大板5里方圆的领地(知行地)，收归幕府直辖。这一范围内的诸侯，转封他地。 �牐牸斡�4年(公元1851年),幕府下令恢复特权行会，这是新兴商人也可加入，性质也变化了。他们已不专靠封建权力保护，而根据本身经济要求，改变政治结构。由此，为维新的经济准备了条件。 �牐犔毂８母锿耆�是按照享保、宽政改革，实行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复古保守政策，因而都不能达到目的。反之，同一时期采取了现实主义路线的萨、长等西南各藩的改革则获得成功。 六、藩政改革和强藩的兴起 �牐牶湍桓�的天保改革相反，一些经济先进地区的大名，统制并利用领内农村商品生产的收益，加强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此后，活跃于幕末维新时期的强藩，就是以这种改革的成果为背景的。 �牐牫ぶ莘�。天保2年(公元1831年)，长州的防府(山口县东南部)地方爆发了10万多人的大起义，波及全藩。他们反对国产会所，要求生产和经营自由，改革农村自治，具有反封建的倾向。起义者捣毁富商、材吏的住宅，斗争不断向各地展开。公元1837年受大盐暴动影响，又爆发大起义。公元1832年藩主起用村田清风(公元1783年—公元1855年)，他为补救藩财政亏累，公元1840年利用獭户内海活跃的贸易，设“驳船货站”于下关，用高利贷给通过的商船作资金，以牟取利润。组织特权行会，垄断藩内生产。为救济贫困武士，其债务由藩承担，采取37年分期归还的强硬措施。因此，村田改革仅2年多，他就在商人强烈反对声中辞职(公元1843年)。但长州藩得以脱离困境是由于以后藩政仍继承村田的方针进行之故。[注59] �牐犎�摩藩。全藩武士多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直接统治农民的乡士，封建势力在西南强藩中最占优势。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地多火山，农产缺乏。调所广乡(公元1776年—公元1848年)进行改革，首先将欠三都商人的500万两以每年千两还4两，分250年还清，实行和赖债一样的手段。欠藩内富豪的债务，则将他们提升为武士，使放弃债权。在整理债务的同时，积极增加收入。萨摩藩早就强迫琉球、奄美三岛农民种甘蔗，专卖产品中，以糖获利最大。琉球贸易构成萨摩藩特殊的财源，同时参加以大坂为中心的全国市场，使封建经济有了适应新经济形势的一面。 �牐犠艉胤�。藩主锅岛正直(公元1814年—公元1871年)早就加强西式军备，登用人才，奖励文武，励行俭约，限制商品流通，制止豪农与高利贷的中间剥削，加强藩的商业活动。为防止农民分化，田租3年问只许收三分之一。藩领则停付佃租债息。 �牐犕磷舴�，紧缩财政，下令降物价2至5成，解散了影响涨价的特权行会13种。禁止农民商人化及商人的地主化，不准商人置地，并征收町人富农的土地，分给贫农，实行类似均田的制度，显然是维持自耕农的政策。 �牐犠酃垡陨咸毂Ｄ晡饰髂现罘�的改革，凡是成功的，都是提高商品生产，加强专卖制，统一藩内市场的。而只采取封建守旧、剥削农民政策的水户等藩就失败。当时被迫依赖三都中央市场，本藩市场又为三都特权商人所掌握的藩，由于厉行藩的专卖制，便能对中央市场采取独立行动，显示领主在幕藩体制中的自主性。有些藩则实行各藩问的贸易。这些藩国经济的独立是通过应付民族危机进行的军事改革即富国强兵政策、加强政治地位而取得的。为实现这些改革，上级武士显已不能发挥作用，必须起用长于理财和近代军技术的先进人才。由此下级武士和豪农出身、熟谙经济的知识分子，逐渐参与藩政。藩的封建专制强化成为与幕府独立的新势力，幕府的势力削弱。这就是西南强藩在维新运动中日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原因。 第五节 德川后期的文化 一、德川时代的教育 �牐牭麓ㄊ贝�以前，学校教育衰落，武士只能在家庭或寺院里受教育。如前所述，德川中期以后学术思想昌盛，学派林立，学校教育也随着发达起来。不用说武士受高水平的教育，就是平民识字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德川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女子中有15％的人识字。[注60] �牐犚蛏矸莸燃吨频墓叵担�武士和平民所受的教育不同，学校也异。武士的学校教育可分为幕府直辖的学校和各藩设立的藩校。整个德川时代幕府直辖学校有21所，藩校有219所(其中187所是公元1751年—公元1867年设立)。幕府直辖学校以昌平簧(也称昌平板学问所)为代表，前述五代将军纲吉命林罗山之三代孙林凤冈为大学头，后由林家世袭主持这所学校。公元1790年幕府在此发布“禁止异学令”，从此成为专门传授朱子学的最高学府。该校招生对象是幕府的家臣——旗本(上级武士)和御家人(下级武士)的子弟。教学内容有经书、历史、诗文，教科书指定为孝经、四书、五经。不过至幕府末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昌平板学问所的课程也进行改革，改为经科、中国史科、日本史科、刑政史科，学生可以自选。昌平簧除江户本校外，幕府直辖领地还设有分校，教育在各地任官的幕臣子弟，如长崎的明伦堂、甲府的征典馆、骏府的明新馆、佐渡的修教馆、日光的学问所等。分校也都以儒学教育为主，由本校派遣教官授课。 �牐牭背醴�校较少，而且大部分是利用儒家的私塾和藩主的圣堂(孔庙)改建的。德川中期以后各藩竞相设立藩校，为本藩改革培养人才。从而教学内容和方法都和幕府直辖的昌平坂学问所有所不同，进行了许多改革。如萨摩、长州等西南诸藩重视实学，除经、史、诗文外还增设算术、医学、天文等学科，而且打破身份等级制，准许平民子弟入学。 �牐犉矫竦难�校教育可分为寺子屋、乡校和私塾。寺于屋是平民子弟的初等学校。镰仓时代由来寺院兼有教育机关的作用，吸收武士、平民子弟入学(“入寺”)，学生称为“寺子”。室町末期寺院多教平民子弟。德川中期除寺院外，儒家、浪人、医生、神官、僧侣等也设塾，仍沿用旧名“寺子屋”。寺子屋的课程主要是习字、读书、珠算，教科书用训蒙读物、“往来物”(尺椟文)等，按内容可分为教训、社会、地理、实业等科。寺子屋的开设管理者和教师(师匠)，大多数为农、工、商或医生等平民百姓：农村中大多数为村长(庄屋)、村吏等上层分子。寺子屋普及时全国达1．5万所，维新后大部分改为私立学校，成为近代学校的前身。 �牐犗缧Ｊ桥┐謇锏某醯冉逃�机关，它和寺子屋不同的是幕府和诸藩直接计划监督设置，或由藩内有权势的人出钱设立，或经幕府藩厅批淮由民间有志之士设立。教育对象是平民子弟，不招收武士子弟。乡校重视道德教育，教学内容主要是读、写、算等日常生活必需的知识。因乡校是公费开办的，开设不多，天保年间(公元1829年—公元1843年)只有13所，寺子屋部有1987所。 �牐犓桔哟蟛糠质茄д叱鲎试谒秸�开设的高等专门教育设施，因而得名。这里不问身份出身，只要自愿都可以入学，学生年龄一般较大。德川中期以后私塾非常发达。这是由于时人势力兴起，打破了文化教育由领主、豪商垄断的局面。私塾里学风自由，不受拘束，所以极为昌盛，如伊藤仁斋的古义堂有学生3000名。私塾传授的高等专科有儒学、国学、洋学和医学等，按老师的专长和兴趣而设，且培养目标有所不同。如伊藤仁斋在京都开设的古义堂以道德教育为主，以培养“圣人”为理想；获生祖株的蒙园塾以文章为主，培养从事实际研究的学者。此外三宅石庵和中井（上秋下瓦）庵在大阪开设的怀德堂培养町人学者，绪方洪底在大坂开设的适适斋培养西医和各种洋学家，石田梅吉的弟子手岛堵庵在京都开设的明伦舍则培养工商业者，吉田松阴在长州开设的松下村塾多出维新志士。私塾在日本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高等学校许多是在私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福泽渝吉在江户设立的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大学。 二、德川后期文学艺术的繁荣 �牐犜�禄时期文艺以京都(上方)为中心，以町人为其主角。享保(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时期起，江户日趋繁荣，文艺中心移到江户，市民的享乐气氛吏浓厚起来。作品的文学水平不高，多数是庸俗趣味，但冲破封建理学的束缚，敢于说出人性和市民的心情。甚至把古圣贤和教祖当作讽刺对象[注62]，说明时代的转变和历史的进展。 �牐犘∷捣矫妫�前代已见萌芽的风流小说、传奇小说、滑稽小说、言情小说及连环画合订本等，到文化、文政年间(公元1804年—公元1829年)日见繁荣。风流小说[注63]，代表作有山东京传(公元1761年—公元1816年)的《倾城买四十八手》(嫖娼四十八着)、《通言总篱》(描写江户吉原名为“总篱”的大妓院街)等，言辞淫秽，没有文学价值。传奇小说[注64]，代表作有上由秋成(公元1734年—公元1809年)的《雨月物语》(描写鬼怪)。滑稽小说[注65]，描写卑俗，有的也奚落孔孟之道。代表作有十返舍一九(公元1765年—公元1831年)的《东海道中膝栗毛》(《东海道上行脚》)、式亭三马(公元1776年—公元1822年)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都以江户时代平民生活为对象。连环画合订本[注6]，代表作有柳亭种彦的《邯郸诸国物语》、彦柴田舍源氏》。言情小说[注67]，迎合社会淫靡之风，格调鄙俗。代表作有为永春水(公元1789年—公元1843年)的《春色梅历》、《风月花情春告鸟》。 �牐犑�歌方面，自松尾芭蕉之后，诽谐日趋庸俗。到与谢芜村(公元1716年—公元1283年)时，以画家的才能，使徘偕具有诗中有画的风格，虽没有恢复芭蕉的朴素情调，却带有幻想空间。19世纪初，农民出身的小林一茶(公元1763年—公元1827年)在流浪的生涯中，表露了对弱者的同情。 �牐牬�柳[注68]，形似徘句，风格自由，以柄井川柳(公元1718年—公元1790年)的《柳榔》为知名。 �牐牽窀鑋注69]，和以前文雅而好讲理的京都狂歌不同，此时是轻妙洒脱的江户狂歌。代表作家有唐衣桔州、四方赤良、朱乐营江等所谓“三大家”。 �牐犗肪绶矫妫�室町时代兴起的能乐，到德川时代已固定化，成为武家的一种仪式，与市民生活隔绝。德川前期流行的歌舞伎，这时在江户更隆盛。著名的伶人有市川团十郎、泽村宗十郎、尾上菊五郎等；关西则有泽村长十郎、中村歌右卫门、濑川菊之丞等。其中卧十郎及歌右卫门的称号，以后成为世袭，直至今天。剧本作者，以这时流行的历史剧作家及伶人鹤屋南北四世(公元1755年—公元1829年)最著名/净琉璃剧本，在竹田出云(公元1691年—公元1756年)以后衰落，近松半二(公元1726年—公元1783年)是净琉璃剧本最后的名作家。 �牐牷婊�方面，有浮世绘(风俗画)、写生画、文入画(南画)几种。浮世绘是德川后期代御用画派(狩野、土佐)而起的，以町人生活为题材的多彩而写实的浮世绘彩色版画(锦绘、江户绘)，创始人为铃木春信(公元1725年—公元1770年)。铃木以后，有画美人像著名的喜多川歌磨(公元1753年—公元1806年)，画名伶像的东洲斋写乐(生卒年不明)，兼长画美人、名优，特别是风景画的葛饰北斋(公元1760年—公元1849年)，风景花鸟画的安藤广重(公元1797年—公元1858年)等，都留下不少名作。还出现了确立洋画理论的司马江汉(公元1738年—公元1818年)，他从荷兰文书上铜版画学习其制作法成功，从浮世绘转向西洋画。写生画是运用西洋画的远近法、朗影法而作的写实主义绘画，创始人圆山应举(公元1733年—公元1795年)，开创圆山派。受中国影响的南苹派(见第14章第4节)的花鸟画，也是立足于写生的。文人画(南面)，一般指非职业画家的画，属于中国的南画派(见第14章第4节)，1720年由伊字九传到日本。文人画不拘一格，清新奔放，受到当时社会的欢迎。折衷南北宗的古文晁(公元1763年—公元1840年)，还采取大和绘[注70]和洋画的技法，画出不少风景画和肖像画。其弟子渡边华山(公元1797年—公元1841年)兼采中国和西洋的画法，画人物特著名。 三、学术思想 �牐�1．后期国学 国学发创于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由本来是外国(儒佛)思想影响下的宫廷歌学逐渐演变为日本民间固有文学的革新运动。如上所述，契冲为国学之祖，作为独立的学派始于荷田春满(公元1669年—公元1736年)。荷田的研究方法(必须排除“今人的心”，而由“古人的心”来理解)后为贺茂真渊(公元1697年—公元1769年)所发展。贺茂研究古典文学，发现了古代人的“直心”(纯情)。在他的《国意考》里，指出读万叶调的歌能体现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则是凭借狡智制作的人为之教或伪善的道学装饰起来的，所以痛斥两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牐牨揪有�长(公元1730年—公元1801年)集国学之大成，把国学发展成为属于日本古代所有的学问，但其重点放在究明古代社会秩序的古道上。宣长思想的核心是“情”。他认为儒学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作出种种种烦琐的规范，但那是“汉意”，和日本人的心情不同，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学也只是表面的，它应以纯粹的形式从昔日末被儒学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来。唯有理解古代人留下来的文章，通过它才能将“大和心”复原。于是宣长研究和歌及《源氏物语》。他主张《源氏物语》的本质，不是为“悟道”或劝善惩恶，而是为表现真实感情，将它的基础置于人性自然发露上。这是真渊学说的发展。 �牐犘�长还重视《古事记》，甩30余年岁月写成《古事记传》。他相信《古事记》所记载的是事实，对他来说，《古事记》所传的“天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统治天卞之道”曾是实有其事的世界，要从那里追求人生的理想。 �牐犉教锛葚�(公元1776年—公元1843年)是宣长的私淑弟子，他发展了宣长的复古主义，反对儒者崇拜中国，批判“唐虞禅让”和“汤武放伐”的思想，强调日本古史上尊神忠君，爱妻育子之情就是日本胜于万国的“古道”。他又发挥“复古神道”的思想。幕末民族危机和革命浪潮下，他这种国家主义的尊王攘夷论在农村中竞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思想，对下级武士及豪农阶层影响很大，在倒幕维新运动中起了—定的作用。 �牐�2．折衷学和考证学 随着古学营园学派[注71]的停滞不前，代之而起的是既反对狙株古文辞学的烦琐注释，又对抗朱、王性理之学的空疏，主张折衷取舍各派优劣，来理解儒家经书本义的折衷学派。代表人物是片山兼山(公元1770年—公元1782年)和井上金峨(公元1732年—公元1784年)。 �牐犓�们折衷汉唐训访与宋明义理，尊祟中唐、晚唐的诗，韩、柳、欧、苏的文，以清新流畅为主，力排古文辞学派。当时皆川漠园(公元1734年—公元1807年)也具有这一倾向。三人以后，有山本北山(公元1752年—公元1812年)、太田锦城(公元1765年—公元1825年)、松崎谦堂(公元1771年—公元1894年)、狩谷掖斋(公元1775年—公元1835年)、安井息轩(公元1799年—公元1976年)等。他们学术上缺乏独立思考，但在古学和清代乾嘉考证学影响下(见第14章第2节)，精于对文献作实证的研究，相反地忽视规律的探索。这种治学方法到明治以后，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结合，构成日本学院派史学的基础，直至今日。 �牐�3．史学 由于国学和考证学的发达，从事史料学和史学的学者不断涌现。如搞保己一(公元1746年—公元1821年)搜集古书，在江户开设“和学讲谈所”，校订编成日本最大的类书或史料集成《群书类丛》正续编共25类，1500余卷。[注72]此书网罗了日本最贵重的文化史料，也是日本古今最庞大的一种丛书。又编辑了《武家名目抄》381册。[注73] �牐牥樾庞�(公元1773年—公元1846年)著书120部。他的《比古婆衣》(根苗)一书就有正续20卷，集录了有关日本古代文史的考证。狩谷掖斋精金石文，著有《本朝度量衡考》、《笺注倭名类聚抄》等书。广岛藩儒者赖山阳(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工汉诗文，著《日本外史》。它是一种模仿《史记》列传体的武家时代史[注74]，对幕末勤王运动影响很大。又著《日本政记》6卷，它是一种史论性的编年体政治史。 -------------------------------------------------------------------------------- [1]原作“末期养子制”，德川时代武家为避免绝嗣而被剥夺武士身份，临终时得请立义子继承家格的制度。 [2]侧用人是将军侧近的侍臣，担任将军和者中、若年寄之间的联络，位低于若年寄，但得到将军的信任，便容易攀权。 [3]纲吉不但命林信笃、柳绎吉保等讲经书，还自己主讲四书、易经，多达200余次。 [4]高家是德川幕府官职名，攀管典礼，如幕府仪式、朝幕间礼仪、参拜神社等。 [5]《爱护生类令》，1687年连续颁布2次，纲吉在世时实行20余年。 [6]获原将金币搀银铜，银币搀铜锡，铜钱搀铁锡。改铸后滥发达种恶币，造成通货膨胀。 [7]田中丘隅：《民间省要》，《日本经济丛书》第l卷第280—284页。 [8]林基：《百姓一揆的传统》，新评论社，1955。 [9]井上清，深谷进等：《日本农民运动史》第4页，三联书店，1957。 [10]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198—199页。 [11]小野正雄：《江户的捣毁暴动》，佐佐木润之介：《日本民众的历史》第4卷第48页，三省堂，1974。 [12]同上书第55—59页。 [13]据最近研究结果，昌益生于元禄16年(1703)，死于宝历12年(1762)。见寺尾玉郎：《安藤昌益的斗争》第7—8页，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78。 [14]《自然真营道》卷5，《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安藤昌益》(佐藤信渊著)第189页，岩波书店，1977。 [15]《统道真传》纠圣失卷，奈良本辰也译注本上，第42—43页，岩波书店，1966。 [16]《统道真传》纠佛失卷，奈良本辰也译注本上，第92一94页。 [17]《统道真传》纠圣失卷，译注本上，第40页。 [18]同上书第40页。 [19]同上书40页。 [20]引见羽仁五郎《明治维新》第48页，岩波书店，1959。 [21]思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7卷第414页。 [22]昌益的手稿宜到1899年才由日本学者狩野亨吉公之于世，因此对当时社会影响不能不是很小的。 [23]《六喻衍义》：六喻，清世祖顺治9年(公元1652年)颁布教化人民的6条准则。衍义，说明意义。 [24]“目安”原义是明白易值的准则，也用作诉状之意。“目安箱”即检举箱，这民间投书揭发弊政的意见箱的作用。 [25]“公事方”是江户幕府执攀警察、司法的官署。“公事方御定书”简称“御定书为德川幕府的法典，2卷，八代将军吉宗制定。上卷是关于幕吏的执务、警察行政、的规定，下卷是关于刑法、诉讼法的规定。下卷俗称“御定书百条”。 [26]沼田次郎：《日本全史》第7卷第20页。 [27]门内田银藏：《近世之日本》第79—93页，1938。 [28]座是中世纪工商业者、交通运输业者、艺人等依靠官方而组织的特权行会体或官营专卖机构。加入者有独占贩卖、免税等特权。江户时代有作为官营造币厂的座、银座。朱即银朱，汞和硫的化合物，用以制作红色颜料及药品。 [29]田沼根据仙台医生工藤平助(研究“赤狄”即沙俄经营堪察加地方的情况，《赤虾克风说考》一书)的建议，计划吸取荷兰造船技术，开发北海道。 [30]迁善之助：《田沼时代》，日本学术普及会，1936。 [31]土屋乔雄、小野道雄：《近世日本农村经济史论》。 [32][34)天明7年松平定倍4书，见《日本历史讲座》第4卷第71页，河出书房。 [33]山县大贰(1725一1767)与竹内式部发起尊王运动，反幕府，主张王政复古，幕府处死。 [35]松平定信(1758—1829)，将军吉宗之孙，号白河乐翁，在白河本藩救灾、理财恢复封建秩序方面受到幕府的重视。 [36]有关俭约令分别见《御触书(告示)天明集成》22及《御触书天保集成》89。 [37]《日本财政经济史料》卷3。 [38]“谨慎”是德川时代科于武士、官吏的轻刑之一，指幽居家中，白天禁止外出。 [39]林子平(公元1738年—公元1793年)，江户经世学家，勘研史地，熟悉海外情况，著有《三国览甲说》1卷和《海国兵谈》16卷，论述国防问题。两书都因立论求实，触幕府之忌，书被毁，本人也被遣送仙台胞兄家禁锢，次年死。 [40]日本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叫做兰学。 [41]两书都是新井白石从被捕意大利教士西多契(G.B.Sidotti)及荷舰长等处了解当时世界地理、形势、西洋宗教、语言、学术等写成。《采览异言》还参照了利玛窦的《呻舆万国全图》，并对《西洋纪闻》作了修改(公元1713年)。《西洋纪闻》在锁国期间未能公开，直到明治时始出版。 [42]《华夷56商考》2卷，1695年刊，1705年订正增补。叙述通商的外国名及物产。 [43]原书1709年出版，荷译本于1810年输入日本。日译本名《厚生新编》，稿本68册，1839年完成，抄发各藩，静冈英文库藏本于1937年出版。 [44]幕府天文局官吏高桥景保于西博尔德回国之际，为得到他的藏书《拿破仑战记》及荷领东印度地图，用伊能忠敬绘制的日本地图缩图和间宫林藏的《东鞑纪行》、《北夷纪行》抄本同西博尔德交换。事发，高桥以叛国罪被处死，家族及弟子多人被捕流放、削籍。这是幕府对兰学者镇压的先声。 [45]摩理逊号事件：1837年美国船摩理逊号来到浦贺要求通商，受到日本的炮击而退去。 [46]这里的艺术是指科技，见佐久间家山的《省侃录》。 [47]《经济录》卷5《食贷》。 [48]见《垂统法秘录》、《复古法》和《货权法》等篇。 [49]见《梦语》和《存华挫夷论》。 [50]《混同秘策》，治本诚一：《佐赠倍渊家学全集》，岩波书店，1926。 [51]岛崎隆夫等校注：《佐藤倍渊》《日本思想大系》45卷，岩波书店，1970。森铣三：《佐藤信渊——疑问的人物》，今日问题社。 [52]《日本经济大典》第45卷所收。 [53]国产会所又称产物役所，是诸侯为奖励藩内生产，向藩外专卖土特产品的机购。 [54]青木惠郎：《日本农民运动史》第1卷第392页，日本评论社1963。 [55]“与力”和“同心”同是奉行所下屑官吏，协助奉行执行政务，与力为世袭制，大盐继承祖父的地位为东町串行所的与力。 [56]朱：江户时代货币单位，两的十六分之一。 [57]庄屋、年寄都相当于村长或管事人，小前百姓相当于贫民。 [58]幸田成友：《大盐平八郎》。 [59]芝原拓自：《明治维新的权力基盘》，御茶之水书房，1976。 [60]王挂编著：《日本教育史》第85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 [61]同上书第91页。 [62]如风流小说中有描述孔子、老子及释迦三人在李白的茶厅中玩弄妓女的《圣妓院》一书。 [63]风流小说(洒落本)：江产中期描写妓院生活的诙谐小说，接近前代的“黄表纸”(黄色封面的连环画册，交杂风流讽刺气息的通俗文学)。 [64]传奇小说(读本)，有图画的小说，以历史传说武士道及幻想为题材，受佛教因果报应、儒学劝善惩恶思想影响较深。 [65]滑稽小说(滑稽本)，由洒落本分化出来的一种文学，以滑稽讽刺为主旨。 [66]连环画合订本(合卷本)，由五叶一册连环画合订而成的妇女儿童读物，以图画为主。由“黄表纸”演变而来。 [67]盲情小说(人情本)，写男女性爱。 [68]川柳，形式和诽句相同，写世态人情。员初由柄井川柳评点，故名。 [69]狂歌，诙谐的短歌。 [70]大和绘，又作倭绘，以日本事物为题材，具有日本情调的世俗画，与称为“唐绘”、“汉画”的水墨画相对而言。 [71]由获生祖株所创的古学营园学派，德川中期后分化为道德论——继承者服部南部(公元1683年—公元1759年)和经世论——继承者太宰春台两派，前者趋于隐逸趣味，甚至放荡不驯；后者主张封建制度的改良。 [72]《群书类丛》从1779年起逐编刊行，1822年正续编完成，共1852册。明治39至40年增补出版了《续群书类丛》1，185卷16册。 [73]《武家名目莎》，有关镰仓时代以后武家各种名称典故的解说，是研究日本武家制度的重要工具书。 [74]《日本外史》叙述从源平两氏到德川氏，权归武门的由来，其中楠木正成勤王及南朝正统等论点，发挥了激情的尊王思想。

奥多文斯

第十三章 德川末期——民族危机与封建危机(1845—1867) 第一节 攘夷与开国 一、欧美列强进入东亚 �牐牎白时局饕迦绻�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游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注1]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愈来愈需要扩大海外市场和原料的来源。为此，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窥视日本，首先是沙俄，它在17世纪30年代末，就向太平洋北部地区活动。它利用清军入羊时机，侵占中国黑龙江下游。公元1711年后，俄皇彼得一世派兵探测日本北方及本州沿岸，同北海道(南部，属松前藩领)虾夷族通商。宽政4年(公元1792年)，俄使腊克斯曼到根室要求通商，为幕府所拒。’文化元年(1804)，俄美公司经理雷札诺夫(Resanov)到长崎要求通商，又被拒。此后，沙俄便转谋库页岛和千岛的领有权，企图侵占整个北太平洋地区。正如列宁所说：“许多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一直想夺取……亚洲大部分地区。”[注2]从这时起，日本南方也开始告警。 �牐犛⒐�自公元1623年关闭平户商馆后，一直策划恢复对日贸易。公元1673年英船来日要求通商被拒。法国大革命后，荷兰变成法国属国，英为对抗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夺取荷兰殖民地。文化5年(公元1808年)，英舰费顿(Phaeton)号因捕荷轮闯入长崎，佐贺藩末及制止。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引咎自杀。幕府开始加紧海防。文政年间(公元1818年—公元1829年)，英、美捕鲸船不断出没近海，幕府于文政8年(公元1825年)下“坚决击退外国船只令”。天保11年(公元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国。幕府得悉，聘军事家高岛秋帆(公元1795年—公元1866年)制造枪炮，改革兵制。天保13年(公元1842年)放宽“击退外船令”，准许许给遇难外船提供饮食燃料。[注4] �牐牱ü�被英军排挤出印度后，乘印度支那内争，于18世纪末侵占了越南。弘化元年(公元1844年)法舰长到琉球那霸，出示中法《黄埔条约》抄件，要求通信、贸易、传教。琉球政府表示，本国是清朝藩属，难自作主，法国便以海军威逼日本。当时琉球还处于萨摩藩控制中，幕府在威吓下，采纳萨摩藩意见，接受了法国要求。[注4] �牐犆拦�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宣布门罗主义，称霸新大陆。天保8年(公元1837年)美船莫利逊号以送还日本漂流民为名，开进浦贺要求通商，遭炮击退走。弘化3年(公元1846年)美使节比得尔(James Biddle)率舰再来浦贺，要求建交，仍被幕府拒绝。 �牐牴�元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美国侵占了本平洋岸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当地金矿发现后，美国西部开发加紧。美国资产阶级不甘心英国霸占中国，企图横断太平洋，以便比英国更接近中国，开辟中美贸易。同时，由于北太平洋捕鲸业的发达，美国急于在日本沿祸得港口。它知日本不肯轻易开国，便决定采用武力。嘉永5年(公元1852年)11月，总统费尔摩(M．Fillmore)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M.c.Perry)来日本交涉，培理率舰4艘，从诺福克(美东部海岸)出发，于公元1853年6月3日驶进江户湾浦贺，要求幕府接受美总统国书，浦贺奉行派员告以须先赴长崎才能谈判。培理断然拒绝说：“若不受理，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随即付来使白旗两面。幕府被迫在久里浜行馆收下美国国书，约以明年答复。培理率舰示威，并测量江户湾后，至15日始驶向琉球(与琉球约定通商，设煤库)。还遣官兵占小笠原群岛，然后离去。 �牐犐扯砦叛叮�即派海军中将璞查廷(E．v．Putyatln)为特使，率4舰于嘉永6年(公元1853年)7月到长崎，要求划定国界并通商。幕府允2、3年后解决，璞因克里米亚战争将爆发而离去。幕府惊惶失措，适逢将军家庆去世，由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参与幕政。同年6月15日，幕府老中首座阿部正弘(公元1819年—公元1857年)知责任重大，不得不打破200多年来将军专断国政的惯例，把美国叩关情况报告天皇，7月1日将美国国书译本分送各藩大名和幕僚征询对策。幕藩领主和武士、豪农出身的知识分子间，在这空前危机下，议论纷纷，各持见解，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二、攘夷与开国的争论 �牐犓孀琶褡逦；�的增长，幕末各藩藩主和武士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这种思想日益影响政治运动。早在德川前期，由于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和国家的兴起，出现一种封建的国体论，由此发展为尊王攘夷的思想。它包含了以下三种内容： �牐�1．华夷论。这是从狭隘民族主义角度，主张严内外之分，宣扬日本冠绝世界各国的信念。向来日本学者称中国为(中)华，日本为(东)夷。[注5]至17世纪中叶，国学派先驱山鹿素行认为这是颠倒主客。他说：“夫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理，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注6]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反多不及，故应尊崇日本的国体。以后水户学派发挥了这一思想。 �牐�2．大义论。古来儒家主张君无德，有德者就可代天放伐(讨伐并放逐暴君)。《易经》也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思想。水户学派则认神代以来，皇统万世一系是日本君臣关系的特征，不可动摇。这种君臣大义论，成为日本尊皇思想的基础。 �牐�3．王霸论。幕府政治将天皇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水户学则将儒家尊王贱霸的思想，运用到日本公(皇室)武(幕府)关系上，指出武家政治脱离正道。但在幕府高压下，这一思想要到明治维新前夕才能提出，并变成行动。 �牐牭比毡久媪倜褡逦；�时，上述国体思想诱发了对抗外因的民族自觉。最初发生的是攘夷论和开国论两种思想的争论。 �牐犎烈穆燮鹪从谧鸪缛毡竟�体的思想。它从18世纪国学者本居宣长等倡导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出发，坚定主张日本国体尊贵，外族入侵，必须攘击。幕末这种思想和德川前期已不相同，既不是盲目排外，也不同于锁国政策。俄、美侵略日本后，攘夷论风靡全国，成为民族革命的旗帜。 �牐牽�国论认为同外国通商是大势所趋，若不自量力，贸然攘夷，就是盲目排外。不如开国后通过贸易生产，输入近代科技文明，以谋国家开化，统一富强。力主开国论的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年—公元1864年)认为，日本要富国强兵，必须打破国禁，向西方学习，发展诸学科，“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横井小楠(公元1809年—公元1869年)也认为“当今之际，惟开国通商，方合古来天地合理”，非难水户学派的锁国攘夷论是无特别见识，空喊“大和魂”，误国误民。但他不想推翻幕府统治，试图通过“改造”幕府来实现日本的维新政治。尽管如此，后来仍担任明治政府的“参与”，为改革而尽力，最后被保守派杀害。吉田松阴(公元1830年—公元1859年)也主张开国，后来进一步主张用暴力推翻幕府。 �牐牽�国论这一派较有远见，但因幕府本坚持锁国，只是屈于外国压迫才主张开国，所以不少反幕派力主攘夷，而开国论者中却有一部分人具有保守佐幕的倾向。 �牐犈嗬泶橙虢�户湾，对幕府是一严重打击。幕府认识到锁国已难坚持。但公然改变政策也会丧失自己威信，不得不继续维持体面。而当时军备财政，实无法作战。[注7] �牐犎缟纤�述，阿部正弘向大名及幕僚征询对策，大部分诸侯都倾向攘夷，反对美国的威吓。其中德川庆胜(尾张藩)、德川庆笃(水户藩)、岛津齐彬(萨摩藩)、伊达宗城(宇和岛藩)等主张暂避战争，经充分准备后，予以拒绝。松平庆永(越前藩)、锅岛直正(佐贺藩)、毛利庆亲(长州藩)、山内丰信(土佐藩)都表示拒绝接受美国要求，并作战备。但主张拒绝的多数诸侯并不完全否定开国，只是企图由此振奋士气，充实国力，通过自主外交来开国。至于开国论者中，也不是都同意立刻接受美国通商的要求。如掘田正睦(佐仓藩)主张定一年限，许其通商，如无利益，就应终止。井伊直粥(彦根藩)则认为在长崎供给煤水、食物，但不许到内地经商，犹如日商赴爪哇借当地荷商馆进行贸易一样。这些都是培理所不能接受的。民间也出现了所谓“处士横议”，不外攘夷、开国两派意见。到了11月，幕府根据各方意见，最后表示，由于边防末固，不能妄启战端，美使再来，决定不作明确答复，采取稳妥措施，使他回国，同时作好万一准备。 三、日本的开国 �牐犈嗬碛诔防肴毡镜牡诙�年，即安政元年(公元1854年)1月，率舰7艘，再度驶进江户湾，到神奈川河口。幕府在美国武力威迫下，3月3日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约定次年在下田批准交换。条约规定：两国友好，日本开放伊豆的下田和北海道的函馆(箱馆)两港口，供给美国舰船煤、水、食品及其他需用品，价格由日方规定；优待遇难船员；美国在两港口设领事。条约第九条还规定，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切权益无条件地适用于美国，即给美国以最惠国待遇。条约中虽没有关于自由通商的条款，但日本的大门从此被打开，开始结束闭关自守的局面。 �牐犛ⅰ⒍怼⒑傻裙�援美国先例，也和日本签订了类似条约。 �牐牎度沼⑶咨铺踉肌罚喊舱�元年(1854)闰7月，英东印度舰队司令史透林(J．Stirling)率舰队到长崎，提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与俄作战，要求许英舰利用日本港湾，幕府拒绝。但为补充船中所缺物品及修理船只，许开放函馆及长崎两港。8月23日订《日英亲善条约》七条。 �牐牎度斩砬咨铺踉肌罚和�年10月，俄使理查廷探听到日美订约，也到下田交涉签约。12月21日正式缔结《日俄亲善条约》，规定开放函馆下田、长崎三港，并承认干岛在择捉以南为日领，库页岛为日俄共管。 �牐牎度蘸汕咨铺踉肌罚汉衫荚谌毡舅�国的200年问，独占对日贸易，但仅限于出岛一处。公元1855年12月23日荷商馆长寇秀斯(J.H.D.curtisus)乘机和幕府订约，要求与俄美同等待遇，开长崎、下田、函馆三港，并规定放宽加于长崎荷兰人的限制。 第二节 开国前后的日本社会 一、安政期幕藩的改革 �牐犇桓�在培理叩关前后，为应付外国侵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弘化元年(公元1844年)，备后国福山藩主阿部正弘，担任了首席老中。他笼络各藩上层，组成一个以强藩改革派藩主和武士为主的幕政核心，联合萨摩藩主岛津齐彬、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福井藩主松平庆永等进行改革。他注意鸦片战争前后的国际形势，密令外交人员以最大容忍对待培理，并放松幕府独裁制。破例将对外重大问题征询皇室和诸侯；起用少壮有才学的永井尚志等。为增征年贡，整顿地方统治机构，公元1842年实行代官大调动，刷新人事，为使代官熟悉任地风土民情，规定任期不满10年不调动。积极开发新田，实行农民归田政策。安政2年(公元1855年)，设讲武所、海军传习所，雇用荷人教官，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充实海防，解除造船之禁，大兴海军。更从各藩招集兰学者，翻译西书，创办洋学所(后改称“藩书调所”)。[注8]吸收西洋文化，奖励近代工业。抑制物价上涨，解散同业公会。[注9]此外还肃正纲纪，厉行节约，确定出版检查制度，取缔淫秽文艺和书籍。 �牐犖髂现罘�(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吸取天保改革经验教训，认清幕府衰弱无能，各9，筹谋富强。它们首先在经济上摆脱幕府统制，自力更生，从依靠三部的经济构造转变为独立自主的藩领经济。其次通过军制改革，实现藩军的近代化，树立“雄藩”的地位。长州藩改革派通过扶植豪农村吏层，掌握农民的商品生产，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军制，征募农民，采取新式炮术；破除身分限制，选拔人才，在“举藩一致”的口号下大力加强藩的实力。[注10]萨摩藩以军事工业为中心，发展藩营企业和对外贸易。[注11]农业虽仍由乡士维持落后剥削方式，但由于它地处日本南端，接触外国资本最早，利于工商改革。土佐藩的政策接近长州藩，如奖励农民商品生产，改特权商人专卖为征税，实行重商主义，统制藩内外贸易，排除门阀；提拔人才，建立民兵，设铸炮厂、造船所，改革军备，力谋富强。[注12]肥前藩的政策接近萨摩藩，军事性和农奴制性较强。[注13] �牐牥舱�年间幕藩改革总的特点是应付封建危机和外压，继续在幕府和自领内巩固领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采重商主义政策，自上而下地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加紧军事改革。处在后进中间地带的西南诸藩，由于外压，不待条件成熟就通过改革，加强政治势力。 二、“安政条约” �牐犖鞣阶时局饕骞�家在迫使日本签订“亲善”条约后，接着便要求缔结通商条约。安政3年(公元1856年)9月，美总领事哈里斯(T.Harris)到下田设领事馆，幕府拒绝。[注14]当时中国正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新的侵略，哈里斯乘机威吓幕府：英、法将乘胜来日，不如及早与美订商约。如英、法提出过高条件，美即可出出面调停。[注15]幕府只得于公元1857年5月26日在下田和美国订立了第二个条约，规定长崎开港，美人享受领事裁判权和在开港地久居权等——《日美约定》。此后，哈里斯更胁迫幕府缔结正式商约，安政5年(公元1858年)6月19日，终于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14条。条约规定：1、开神奈川(横浜)、长崎、兵库(神户)、新泻、函馆五港，江户、大坂二地通商；2、承认开港地美国人居住权和公使领事驻在权；3、承认美国领事裁判权[注16]；4、通商自由；5、关税由两国协商决定。 �牐牻幼牛�幕府又与荷、俄、英、法依次签订了同样的通商条约，总称为‘安政五国条约”。从此，日本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 �牐牎鞍舱�条约”在“亲善”、“友好”的名义下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 �牐犑紫龋�它使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殖民掠夺合法化。幕末日本基本上还是落后的封建小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赤裸裸的武力强迫日本开国，把日本变成其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正如培理供认的那样：“要使弱小的半开化的日本人实行通商贸易，和平的方式不行，就必须使用武力”。[注17]从此，欧美国家对殖民地一贯实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枷锁便紧紧加于日本人民头上。 �牐牭诙�，日本被迫承认西方国家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居留在日本的外国人可以不服从日本的法律，不受日本法庭的审判。日本丧失了国家对外侨的司法权。 �牐牭谌�，日本被迫接受协定关税制。各约附则中规定日本的关税率必须同缔约国协商制定。日本出口税按照欧美列强同中国缔结的《天津条约》，值百抽五征税，进口税则规定为无税、二成、三成五分等最低的关税率，使日本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关税自主权。 �牐牭谒模�日本被迫给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最惠国待遇。只要有一个国家在日本享有某种权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便可同样享受。因此，最惠国待遇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鱼肉日本的工具。 �牐牭谖澹�日本还被迫允许欧美国家在日本设置“居留地”(租界),外国人在居留地内享有永久租地权和自治权。这种租借权同领事裁判权结合起来，实际就是使租界成了日本的“国中之国”，欧美列强在日本领土上的战略据点。 �牐牭诹�，“安政条约”没有中止日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本的各项压迫和取之于日本的权益没有时间限制。日本认为需改时，须提前一年告知缔约国，对方同意，才能“协商”修改。结果明治政府虽然进行多次改约谈判，但这些不平等条约仍束缚日本达四十年之久。 �牐犝饩褪恰鞍舱�条约”强加给日本的绳索，其结果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状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 三、“安政大狱” �牐牼驮凇鞍舱�条约”签订的时候，幕府中以德川齐昭、松平庆永、岛津齐彬为盟主的改革派强藩诸侯武士和以彦根藩主井伊直弼(公元1815年—公元1860年)为首的专制保守派诸侯武士(德川家臣、大名)间的斗争，围绕将军继承问题日趋尖锐化。由于将军家定病弱无子，改革派推选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之子庆喜(公元1837不—公元1913年)为继承人。保守派则拥立纪伊藩主德川家茂。改革派利用外交问题鼓吹攘夷锁国论，攻击幕府当权保守派的妥协无能。公元1857年阿部正弘死，堀田正睦对缔结条约不敢负全责，于公元1858年1月进京奏请天皇批准。但皇室倾向改革派，掘田没有得到救许而归。4月，保守派为维护幕府独裁，由井伊直弼出任大老，不顾皇室和各藩主的意志，推举德川家茂为将军。6月，幕府断然批准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于是改革派大愤，齐昭和德川庆胜、庆喜、松平庆永指斥直弼不待天皇允诺擅自签约是违赦。直弼答复：如与英、法开战，必蹈清朝覆辙。朝廷了解这种详情后，自会体谅允许签订，否认有违犯之罪。7月直弼乘将军家定病危，逼他下令对齐昭、庆胜、庆永及庆喜，作了严厉处分。10月25日德川家茂正式为将军。 �牐犚酝饨缓图趟梦侍馕�转机，天皇地位提高了。幕藩对立两派都派人到朝廷争取支持本派。各藩武士、浪人也聚集京都，要求朝廷抑制幕府的独断专行。但直弼一派坚决抗拒皇室利于改革派的措施，诬告齐昭为私利拥立庆喜，密通外夷，阴谋内乱。老中间部速胜借口“公卿惑上”，于安政5年至6年(公元1858年—公元1859年)，对改革派公卿、家臣及在京都的武士浪人实行大镇压，捕40余人，押送江户。同时在江户及其他地方也搜捕多人。审讯结果，于1859年8月判处志士桥本左内(松平庆永信赖的开明藩士)、吉田松阴(长州藩改革派领导者)、水户藩士茅根伊予之介、鹃饲吉左卫门及文学家赖三树三郎[注18]斩首罪，水户藩士鹃饲幸吉枭首示众，同藩藩士安岛带刀的切腹。其他皇室公卿、家臣、武士、儒者、藩士、处士等多人各处流放、徒刑。萨摩藩士西乡隆盛被逐，投水自杀末成，也被流放。知名浪士梅田云滨等死于狱中。朝廷方面，逼令公卿4人引咎辞退，并幽禁4人。改革派诸侯齐昭、庆驾、庆喜、山内丰信，幕府高官太田资始、堀田正睦、松乎忠固、间部拴胜、岩獭忠胜、川路圣漠等都被处禁闭、免取、削禄、左迁。此外连坐者百余人。由此保守派肃清了全部政敌。这一“安政大狱”是日本封建末期空前的恐怖专政。幕府迫害大批有为之士，加速了自己的崩溃。井伊直弼于第二年(万延元年，公元1860年)3月3日在樱田门被水户、萨摩两藩士刺死。11月，天皇下达大赦令，赦免了大狱中幸存的受难者。[注19] 四、开港后日本经济的恶化 �牐牳�据安政条约，安政6年(公元1859年)7月1日开港。开港后，日本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公元1860年输出为470余万美元，输入为160余万美元。公元1867年，输出为1200余万美元，输入为2160余万美元。八年间输出入总值增加5倍多。生丝、茶、蚕种和棉花大量出口，造成价格上涨。以桐生地方生丝价格为例，开港后公元1859年10月价格较开港前平年的价格上涨了3倍。[注20]因生丝不足和价格上涨，以京都西阵为首的各地丝织业已难维持营业。为此，西阵织工曾在公元1859年底2次暴动。输出品价格飞涨，也影响了一般物价。米价从公元1857年起就开始上涨，以肥后米为例，公元1856年每石为80．5勿[注21]，公元1857年为107．5勿，公元1858年为133勿，公元1864年为229勿，公元1865更猛涨至473勿。[注22]日本金银比价为1：5，而国际比价为1：15，黄金价格低于国际牌价。西方商人和各国使馆人员利用差额，以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攫取巨利。黄金外流，钱价下跌，也促使米、麦、盐等生活必需品涨价，造成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生活愈加困难。 �牐犑淙肫罚�以棉、毛织品为主，廉价棉布大量进口，沉重打击国内棉布生产。公元1861年棉花生产额下降为开港前的5％，而输入的棉布已占国内消费量的31．7％。关东真冈(木历木县东南)的棉织品业，开港前年产棉布38万反[注23]，开港后即降为12万反，不少织工失业流离。 五、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牐牽�港后，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恶化，他们反封建的斗争规随之扩大，带有全民族的性质。农民起义次数剧增，公元1860年发生43起，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3起，这都超过了上一次农民运动高潮期——天保年间(公元1830年—公元1843年)每年平均发生32.5起义数目。[注25]农民起义的性质也从全体农民起义演变为“改革世道”起义。这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反抗幕藩领主制、地主制、商业高利贷资本等剥削阶级的斗争。斗争方式已不再“越诉”，而采取直接行动，摧毁地主富商住宅，要求减免租赋，自由贩卖农产品。并烧毁“检地帐”，平分土地财产，从而具有比18世纪初更进一步否定领主制的革命倾向。城市贫民起义的次数也显著增加。公元1865年—公元1867年平均每年发16.6起，超过了天保年间每年7．2起的数目。[注26]城市贫民捣毁动，大部分是反对幕藩领主和商人囤积粮食投机涨价的“米骚动”(抢粮暴动)。 �牐牽�港后物价高涨，使下级武士的生活更艰难。幕藩统治者非但不设法救济，反而继续用“半知”、“减知”的办法克扣禄米，致使他们“怨主如仇敌”。这些下级武士本属封建社会的特权阶级，但在幕末已经沦为日趋没落的阶层。他们有些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当医生、作家，有的设塾授徒，不少人甚至脱离藩籍成为浪人，实际上是在向城市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转化；他们又是具有一定经济文化、西方科技和政治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新事物敏感，他们已不再向幕藩体制寻求出路，而不同程度地希望从政治社会制度的改革中求生机。自天保改革以来，在萨摩、长州、水户、土佐、肥前等藩，大部分下级武士游离在各派政治势力斗争中，一部分被吸收到藩政改革事业里来。开港后，他们与代表领主门阀的上级武士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剧了。 �牐牽�港也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发达下产生的新社会阶层—新兴地主富农，有的经营经济作物的栽培，有的经营制丝工业，有的作行庄制包买主和从事运输业等。农村生产者也有兼作商人的，这些商人被称为豪农豪商。[注27]幕藩领主实施领内物产专卖，勾结特权商人，垄断运输和贸易，采取压抑商品生产者的政策，日益威胁豪农豪商的切身利益，因而后者具有反封建的意识。但豪农豪商中多有兼任村吏、依附封建制度进行剥削的，少数人还买得武士身分，或任官吏，所以他们又多少害怕革命，只要求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 �牐犜谀谕饷�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萨、长、土、肥和水户等强藩大名与幕府矛盾加深了。这些大名要求参与幕政，反对幕府的专制，推动着尊王攘夷运动的高涨。 第三节 尊王攘夷运动 一、尊攘思想的兴起 �牐牎鞍舱�大狱”打破了“强藩合议、改革幕政”的幻想，标志幕政改革的终结。具有反幕倾向的各种势力逐渐集结到“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幕藩改革派变成全国性的尊换派。运动的主导力量由改革派的藩主、公卿和中上层武士转移到下级武士领导的激进武士和豪农商的“草莽志士”联盟中来。这是幕末政治斗争形势的第一次转变。 �牐犎毡咀鹜跛枷朐ㄔ从诘麓ㄇ捌凇Ｈ寮疑狡橥颊�、浅见纲斋(公元1652年—公元1711年)本据朱子学阐明君臣大义的名分论以及中日历史忠臣烈士事迹，倡导“尊王大义”思想。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编纂《大日本史》，强调《春秋》的“大义名分”的前期水户学，都蕴含着尊王思想。另一方面，前期国学派从萌芽状态的民族主义出发，附会日本古代传说的神国思想，主张日本是神国，是世界的中心，日本人是神的子孙，是优等民族，要以“大和心”代替“汉心”(本居宣长语)。明治维新前夕，后期国学派主流平田笃胤(公元1776年—公元1843年)、铁胤父子认天皇绝对神圣，尊王成了国学的正统思想，与后期水户学的尊攘思想结合，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牐犠魑�幕末政治运动指导思想的尊王攘夷论，可以追溯到朱熹“攘夷狄以尊周室”(《论语章句，宪问篇》)的学说。水户学鼻祖藤田幽谷(公元1774年—公元1826年)在《正名论》中说：“幕府若尊皇室，诸侯即崇幕府；诸侯若祟幕府，卿大夫即敬诸侯。夫然后上下相保，万邦协和。”[注28]他的门人会泽安公元1825年著《新论》，坚持富国强兵，加紧海防为藩政改革的亟务。可见“尊王”、“攘夷”，都是为了加强幕藩统治，本无反对幕府的意思。但朱烹在他所著《通鉴纲目》里，为树立封建王朝正统观念，又强调王霸之辨，提出尊王斥霸的主张。幕末欧美列强侵日，幕府不但镇压改革派，更屈辱地签约，改革派对幕府的希望完全破灭，由此依靠王室、击援外敌的呼声昂扬。维新前夕，乎田笃胤父子认王权久为将军所夺，应还政于天皇，“尊王攘夷”终于发展为勤王倒幕的思想。当然不论水户学和国学的尊王攘夷思想，都没有越出封建制的范畴。但到“安政大狱”发生，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全面激化，这一忠君排外的封建思想跟包括豪农豪商在内的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迫切要求相结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成为各藩进步下级武士网罗各阶层势力、否定幕藩领主制度、反对侵略、具有民族统一目标的口号。总的看来，反幕势力号召“尊王攘夷”，也反映了日本新的生产关系还不成熟，不能产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思想。然而凡是反对现存秩序，必须具有一定的革命理论，在当时条件下，为寻求反幕府的理论根据，下级武士只能树起比幕府地位高、且为封建主义所承认的权威，即天皇的权威。因为他们除“尊祟皇室”和“击攘夷狄”的大义名分论之外，找不出其他更合理的反抗根据，这就是下级武士“尊攘”论局限性的所在。换言之，它成为反对幕藩封建体制各派的共同政纲，也是日本资本主义不成熟的条件所决定的。 �牐犕蜓釉�年(公元1860年)3月3日，在江户城樱田门外之变[注29]发生后，“尊王攘夷”由理论变为下级武士、浪人的实际行动。这表明原为改革派大名辅佐的下级武士、浪人和豪农豪商出身的反幕派已越过本藩大名，走上了政治第一线，展开了全国性的斗争。 二、尊攘派对公式合体派的斗争 �牐犓孀殴�内外形势的严重化，在幕府和萨摩、土佐等藩大名及上层武士中，出现了调和朝廷与幕府间关系的幕藩改良主义——“公武合体”运动，它与尊王攘夷运动相对抗。 �牐犇桓�保守派企图借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作将军德川家茂 (庆福)的夫人，以实现“公武结合”，争取天皇的权威来加强幕府地位。公卿中的公武合体派岩仓具视于1861年10月20日陪同和宫到江户，积极促成其事。萨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是个强烈的攘夷主义者，各藩志士曾寄望于他，要推举他为首反幕。但岛津久光从国内最富强的封建大名利益出发，认为尊攘派的活动是“浪人轻率之举”[注30]，对他们打破幕藩封建秩序的行动极为不满，坚决致力于“公武合体”，企图通过改良达到攘夷和改进幕藩关系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1862年3月，岛津久光带领藩士干余人到达京都。他首先在4月23日晚派家臣刺杀正在京都郊外伏见“寺田屋”旅馆开会的萨摩藩尊攘派领导人有马新七等7人，以镇压尊攘派活动(“寺田屋之变”)。然后又带着天皇改革幕政的指示，与皇室公卿一起去江户，督促幕府吸收强藩参与幕政，实行幕政改革。当尊攘运动日趋高涨时，公武合体派企图聚集皇室、幕府和各藩大名及上级武士的力量，维护摇摇欲坠的幕藩体制，以便由他们分享最高权力。 �牐犠鹑僚上蚬�武合体派展开了斗争。在长州藩，尊攘派领导人久扳玄瑞等把公武合体派上级武士逐出藩政府。1862年7月召开的藩政会议上，使藩政府方针由“事朝廷以忠节，事幕府以信义，事祖先以孝道”的公武合体宗旨改变为“奉救攘夷”。长州藩遂成为尊攘派的基地。[注31] �牐犠鹑僚啥愿豆�武合体派的战术是攘夷。1860年12月5日，尊攘派浪人在三田刺杀了美国使馆翻译休斯根(H．heusken)。公元1862年12月12日，长州藩的久板玄瑞、高杉晋作等人烧毁了江户的英国公使馆。各地也陆续发生杀伤外人事件。这些攘夷事件的目的是使屈服于外国的幕府陷于困境。尊攘派还用恐怖手段打击公武合体派。1862年1月15日，宇都宫藩士菊池教中等人，在江户阪下门外袭击了首席老中安藤信正，使他负伤后被迫辞职，史称“阪下门之变”。[注32]同年7月，尊攘志士刺杀了公武合体派公卿的家臣岛田左近及参与安政大狱的人物，又扬言将谋杀朝廷公武合体派首脑岩仓具视等人，迫使天皇罢免岩仓，任用激进的下级公卿三条实美等。8月，岛津久光在江户促成了幕政改革[注33]，回到京都，当地形势大变，政权已由尊攘派左右，他不得不悄悄地返回本藩。 三、尊攘派的攘夷行动和新军的组成 �牐牻邮芰恕八绿镂葜�变”教训的尊攘派，认识到大名不可倍赖，把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各地尊攘志士又聚集到京都。1863年1月，他们在京都东山的翠红馆会合，开始打破藩国界限，共商尊攘大计。长州藩的久扳玄瑞、土佐勤王党的领导者地主兼乡土武市瑞山[注34]等人成为中心人物。信州的地主、蚕丝批发商兼酒店主人松尾多势子，把蚕丝交易所作为他们的联络地点。至此，政治中心从江户移到京都。尊攘派志士联合激进下层公卿三条实美等怂恿天皇下令幕府攘夷，实际是借此发动讨幕。幕府在群情激昂下，不得不表示接受，几经拖延，最后定于公元1863年5月10日实行封港攘夷。条件是“彼若开衅，当予炮击”。攘夷期限届临，长州藩尊攘派首先炮轰通过下关的美国商船和法、荷军舰，显示了日本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气概。但在6月1日遭到外舰回击。美国联合英、法、荷三国，胁迫幕府处分长州藩。7月2日英国向萨摩藩交涉尊攘派在生麦杀伤英商事件[注35]决裂，炮击鹿儿岛，萨摩藩坚不屈服。站在斗争最前列的长州藩尊攘派，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被列强镇压的事实中，认清殖民主义者会报复，特别是藩内保守派与幕府及列强强勾结的可能，在下关受到外舰回击后，随即建立由农民市民志愿者组成、步卒和下级武士率领、豪农商出资的新军——以“奇兵队”为首的“诸队”[注36]。这是同旧藩兵迥然不同的新型民兵，以下级武士高杉晋作为队长。这个军队虽仍由藩厅掌握，但因吸收农民、町人、手工业者参加，使用近代武器，打破了封建身分等级制，因而发挥了武士团远不能及的威力，成为尊攘派武装力量的基础。此外，还 建立了以地主富商为骨干的农兵队。 第四节 倒幕运动 一、8月18日政变与下关战争 �牐犠鹑僚捎捎谌�、长两藩实行攘夷，声势大振。长州藩策动各藩志士浪人联系皇室公卿，迫使朝廷亲征外夷，压制反对者。于是朝廷于公元1863年8月13日宣布孝明天皇将到奈良参拜神武天皇陵召开军事会议后祈祷攘夷。但孝明天皇仍倾向公武合体派。他表示：“权力下移，终至颠覆治国之基，联深忧之。”[注37]公元1863年8月，他和上层公卿串通幕府和萨摩、会津的藩士，发动了“8月18日政变”[注28]，尊攘派毫无准备，措手不及。长州藩的久扳玄瑞、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和土佐藩的土方允元等，偕同三条实美等开明派公卿7人逃出京都，退往长州。尊攘派势力被清除出京都。[注39] �牐牳鞣�尊攘派武士豪农纷纷起义[注40]，但因没有取得广大民众支持，被幕府镇压。公元1863年12月，天皇任命公武合体派大名一桥庆喜、松平庆永、松平容保、山内容堂、伊达忠诚、岛津久光为参预，组成参预会议，共议国策，公武合体派控制了中央政局。[注41]政变后，各藩的尊攘运动也遭挫折。土佐藩士武市瑞山等被前藩主山内容堂逮捕入狱，并在公元1863年5月令其切腹(见上节)。土佐勤王党的其他人员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被迫逃离本藩。长州藩保守派卷土重来，控制了藩政，公元1863年底，下令限制“诸队”人数，禁止农兵队训练。聚集在长州的藩内外尊攘派急于扭转颓势，公元1864年6月，久留米神官出身的真木和泉及久坂玄瑞不顾高杉晋作等人反对，带兵前往京都。同年7月19日进攻宫廷，在右蛤御门(皇宫西门)被松平容保(幕府京都守护)指挥的会津、萨摩两藩兵击败，真木及久坂自杀（“禁卫门之变”）。至此，尊攘运动事实上已经终结，中央和各藩的政局表面上都受公武合体派控制。 �牐犛捎凇敖�门之变；，长州藩和尊控派被视为叛逆。公元1864年7月，天皇下令由幕府征伐长州藩。幕府纠集中国、四国、九州的35藩兵力，准备粉碎反幕势力的基地。英国殖民主义者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对公元1863年5月长州炮击外船的行动实行报复，克服尊攘派阻挠对日贸易的难局，并夺取新的权益。英国于公元1864年8月5日联合美、法、荷舰队，以战舰17艘、炮288门、兵5000余，大举进攻关门海峡。奇兵队和人民英勇抗战，但藩政府丧失斗志，四国舰队仅3天就功陷下关(“下关战争”)。8月13日长州藩被迫接受和议：1、优待并供应通航海峡的外国船只；2、不准修复和新建海峡炮台；3、赔尝联军战费和未烧下关市区的代价300万美元，但应由发出攘夷命令的幕府负担。[注42]下关战争的结果，迫使日本对外政策从攘夷转向开国。 �牐犗鹿卣秸�后，围绕对幕府征讨长州藩应持方针的问题，长州藩保守派上级武士与尊攘派的斗争激化，保守派主张向朝廷、幕府“恭顺谢罪”，而凭借“奇兵队”等“诸队”(新军)力量的高杉晋作、井上馨、伊藤博文等则力主“武备恭顺”，即表面顺从幕府，如幕府想处罚长州藩，则准备抗战。[注43]同年9月末的藩政会议上，“武备恭顺”主张渐占上风。但这时幕府和长州藩保守派势力抬头，保守派见势不妙，便诉诸恐怖行动，以刺客袭击井上馨，负重伤后监禁了他。高杉晋作与伊藤博文被迫逃往筑前。当11月幕府征长军逼近长州时，藩政府命令“禁门之变”的责任者3名家老自杀。藩主毛利敬亲请求宽大处分，幕府命毛利父子：1．呈交亲笔谢罪状；2．破毁山口城堡；3．将三条实美等公卿送交筑前藩。毛利敬亲都接受了。其他各藩尊攘派在反动势力下都被镇压，或死或逃，幕府第一次征长战争便告结束。 二、长州藩转向倒幕开国 �牐牎�8月18日政变”和以后一系列事件证实了久坂玄瑞在1862年的预言——“诸侯不足恃，公家不足侍”[注44]，使尊攘派认识到，依赖保守庸愚的天皇攘夷是不行的。尤其在同殖民主义者直接交锋后，更了解到不根本推翻腐朽的幕藩体制，摆脱封建束缚，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建立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决不能克服民族危机，只有倒幕才是挽救日本的先决条件。以后，尊授派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因积弱而被列强宰割作为教训，决定奋起自强。自强首先要振兴工商业，实行开国，扩大对外贸易，以集中政治军事资金。支持尊攘派的西南豪农富商在开港后企图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也要求放弃盲目排外政策。在此以前，尊攘派为攘夷而尊王。攘夷是中心口号。到了此时，根本战略应由攘夷转为倒幕，并为倒幕而要求开国，于是放弃了攘夷论。就这样，尊攘派变成了倒幕派、这是幕末政治斗争形势的第二次转变。 �牐犓孀湃嗣穹捶饨ǘ氛�的高涨，倒幕派下级武士在包括地主富商等阶层的革新势力中树立了更坚实的领导权。他们已不再仅仅依靠“草莽崛起”，而致力于依托西南各藩的“割据富强”，壮大倒幕实力。 �牐牭鼓慌ㄊ紫瓤刂屏顺ぶ莘�，和上层豪农商结成同盟，通过他们，动员群众，组织到人民武装(诸队)中来。公元1864年12月，高杉晋作等潜返下关，指挥伊藤博文等率领的诸队，发动了夺取藩保守派权力的内战。濑户内海沿岸的豪农商支持新军的斗争，抵制保守派解散诸队的命令。小郡农兵队创建者豪商秋本新藏鼓励高杉晋作和兼重让藏说：“假若你们的部下不能取胜，新藏就发动农民起义，来恢复国家(指藩)，无论出现任何事情，请兼重先生都不必顾及。”[注45]象这样的草莽志士(豪农商、村长、教师、僧侣、神官等)在各地发挥了很大的宣传动员作用。他们牺牲一切，为爱国倒幕组织各种民兵队，参加到新军里来。庆应元年(公元1865没)2月，倒幕派获胜，重掌长州藩权力。 �牐牳呱冀�作和木户孝允进行“割据富强”的改革。他们录用农村医生出身精通西方军事的大村益次郎(公元1824年—公元1869年)改革军制：一律更换新兵器；解散旧式军队，编成近代步炮兵，大名和藩士的家臣兵卒都脱籍参加；解除主从关系，更吸收农商出身青年，受新式军事训练；“奇兵队”等则作为新军基干，全部纳入藩政府控制下。另一方面，藩厅为防范群众，又组织以“世禄之士”为中心的“干城队”，并禁止组织新的农兵队[注46]，显示倒幕派武士的局限性。在改革军制的同时，从公元1865年10月起，藩政府新建了造船、冶铁、炼油等藩营手工业工场。[注47]早在公元1864年下关战争失败后，长州舆论已倾向“开国”。实行军事改革和增强军备，需要大量输入西洋武器，于是扩大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长州和一些外商不顾幕府禁令，进行下关至上海的秘密贸易。[注48]在此期间，长州藩与英国逐渐接近。长州藩的“庆应改革”，形式上仍象过去的藩政改革，但实际上已包含了否定幕藩体制原则，积蓄倒幕的物质力量，预示以后明治政府采取的方向。 三、维新前夕列强的角逐 �牐犛ⅰ⒎ā⒚馈⒍淼惹致怨�家并不满足于“安政条约”，他们企图在日本攫取更多的权益。文久元年(公元1861年)，沙俄为同英国争夺世界霸权，派军舰占领对马岛，无理向对马藩主提出永久租地要求，恣意建造营地。对此，马克思在公元1862年3月给思格斯的信中就指出：”俄国人又占领了朝鲜沿海的一个很好的岛屿。此外他们又在爪哇(实为日本，后来马克思作了订正)[注49]实行新的'占领',由此你可看出，这就保证了他们在太平洋北部霸权。”[注50] �牐犠罨�极图谋控制日本的是英法两国。英国首任驻日公使阿礼国(R．Alcock)坦率承认：“日本是我国在东方拥有重大权益的前哨，即使没有贸易，也不能破损这大英帝国链环的一节，若其他强国从日本退出，日本就可能成为沙皇世界帝国的一环，使太平洋处于俄国势力之下。所以为对抗俄国，英国必须保有日本。”[注51]正因为这样，公元1862年日本发生攘夷派杀伤英人的生麦事件，英国就合法军进驻横滨，迫使幕府处刑、赔款，承认租界警备权，并由幕为英、法建军事基地，军队至公元1875年才撤出。 �牐牴�元1864年8月，英国乘幕府第一次征讨长州藩之机，为支持幕府镇压尊攘派，又联合美、法、荷四国舰队炮击下关，武装进攻长州藩。公元1866年列强以缓交长州藩炮击外船赔款为条件，迫使日本签订“改税协定”，并勒索了由上述四国参与日本海关事务的特权。[注52]但通过下关战争，英国看清腐朽的幕府难免被强藩支持的皇室所代替，尊攘派转向倒幕后，法国积极支持幕府。英国为独占日本，便企图利用倒幕势力夺取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既利于扫除法国势力，又可压制日本人民革命，英驻日公使阿礼国在离任时已提出这一方针。公元1865年到达日本的第二任公使巴夏礼[注53]忠实执行了这一政策。他竭力接近萨、长，售给他们舰船武器。一个出卖武器的英商格拉巴曾帮长州藩井上馨和伊藤博文赴英留学，这时英国示意愿借款给他们。[注54]公元1866年7月，英使馆的萨道义(E．Satow)还多方煽动西乡隆盛提早倒幕[注55]，但西乡和大久保仍力谋避免英国干涉日本的内政。 �牐牱ü�拿破仑第三政府企图炮制一个亲法的日本政权，幕府也蓄意勾结法国。公元1864年5月，派池田筑后守(长发)到巴黎，与法外务大臣择旺鲁义签订巴黎协定，约定法国充实日本军力，压制由幕运动。同年，法驻日公使罗休(Leon Roches)同幕府进行了下列谈判：1．使用法资建海军兵工厂和铁厂。公元1864年这一协议具体化，在横须贺和横滨设两所铁厂；2．由法国出资建立日法联合贸易公司，垄断日本生丝出口；3．以北海道砂山作担保，借法资购军舰武器；4．建立幕府常备军，派海军学生赴法留学，由法国公使和军官任指顾问，在江户设士官学校教练步骑炮三军，改革军制；5．庆应2年(公元1866年)，由法国借款600万美元，在罗休指导下，对幕府内政、外交、军事、财政进行全面改革。这是一个控制日本的庞大计划，[注56]如果不是明治维新胜利，日本将很可能变成拿破仑第三的附属国。 �牐犆拦�由于本国南北战争紧张，对日侵略步伐似乎迟缓一些，但就在维新前日本局势最混乱时，美使馆迫使幕府以路权无偿和材料进口免税的条件，出让江户至横滨间铁路的敷设权给美国。甚至明治政府成立后，新任美使德隆格仍逼日本追认，直至被日方严正拒绝。[注57] �牐犓�有这些，清楚地说明幕末日本，面临着沦为欧美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 四、萨土两藩策略的转变 �牐牴�元1863年7月，英国派遣军舰7艘驶抵鹿儿岛，要求萨藩解决生麦事件问题。[注58]谈判破裂，英舰炮击鹿儿岛。萨藩击退英舰，但自己也损失很重，鹿儿岛大半市街被毁于萨英战争。由此，萨藩认识到外国武力强大。藩论转向开国，逐步接近英国，购买武器，增强军备，要求摆脱幕府对生丝贸易的垄断，独立开展对外贸易。 �牐牴�元1864年初，幕府公武合体派的参预会议上，维护独占对外贸易的幕府与反对垄断的萨藩冲突，导致参预会议解体。这表明公武合体运动已趋没落。此后，幕府由强硬派小栗忠顺掌权，在法国公使罗休支持下，顽固维护旧体制，蔑视诸藩联合政策。[注59]罗休更策划勾结幕府再次征讨长州藩。在此局面下，萨藩以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实行“割据富国”，走向倒幕。这一方案是五代友厚和松木弘安(寺岛宗痒)提出的。他们曾在萨英战争中被英俘虏，后去英国留学，并遍访欧洲各国。在对比国内外大势后，主张开国。并建议组织“商社”，与上海直接进行贸易；购买外国机械、武器；选派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等。[注60]他们进而否定幕府政治，主张“天下列藩统一意志，发起国政大改革”，设立上下两政院。实际要把改革推向全国，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强藩联合政权。萨藩沿着西乡和五代等人的路线，积极展开外贸和藩际贸易；聘请外人教授制糖技术；购入外国舰船17艘(数量居各藩之首)和大量武器；实行军制改革，按英制改组军队，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力量，成为倒幕派的新据点。 �牐犕磷舴�一直由公武合体派掌藩政，藩主山内容堂，更坚定佐幕，但藩士中开国派吉田东洋等力谋富国强兵。倒幕派各藩又逐渐强大，山内也不得不亟谋自强。根据后藤象二郎的建议，设立开成馆，办新政。藩厅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贷款给生产者，农产品生产多样化；发展造纸、樟脑业，产品由政府专卖。还在长崎、大扳建立商馆，进行外贸；购买舰船、铸炮输入武器弹药，加强军备。由此，山内为幕府所忌，屡受惩处，在倒幕派影响下，态度转向促使幕府自发将政权归还皇室，即所谓大政奉还。 五、萨长同盟 �牐犎�长两藩为争夺全国政局的领导，曾存在尖锐矛盾。后来形势改变，两藩处境和认识渐趋一致，因而采取了相似的内外政策，关系逐步接近。在第一次征长战争时，担任幕军征长参谋的西乡隆盛，对幕府持异议，力主撤回征长军，从轻处理长州藩，迈开了萨长接近的第一步。1865年1月，萨长为对抗幕府独占外贸，恢复了中断的两藩贸易，联合对抗幕府。在加强萨长合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是土佐藩的倒幕派绊本龙马[注61]和中冈慎太郎[注62]。经两人斡旋，1866年1月，长州的木户孝允和萨摩的西乡隆盛、小松带刀，在京都达成缔结萨长军事同盟条约6条。密约规定在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时，萨藩要协助长藩，并共同举兵反幕[注63]。 �牐犝馐比�国各地农民为反对再次征长纷纷起义，各大城市捣毁运动高涨。7月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用父亲久光名义，向关白递呈长文意见书，要求处长州藩以宽典，迅息兵端，以缓争乱纷崩之局。还提出秉“公议正论”，“变革政体”，加强军备，以成“中兴大业”等意见。[注64]自此，萨长联系依靠坂本龙马“社中”的活动，从萨摩购运武器接济长藩，又从长州购运粮食接济萨藩，两藩所需武器都由英方提供。11月，木户孝允和萨摩的五代友厚，又经坂本斡旋，在下关签定《商社会谈议定书》，建立了萨长经济同盟[注65]。田中彰指出，萨长两藩以萨摩、长崎、下关为中心(可扩大到大坂)的西南日本贸易圈，有切断幕府支配的国内商业网，形成全国性市场的企图。[注66]倒幕派在政治军事联合的基础上，又增强了经济的结合，由此形成了以萨长同盟为核心的举国讨幕的局面。 六、日本何以没有沦为殖民地 �牐犜�19世纪中，东方的后进国家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保护国，唯碑日本不象印度、中国那样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在国内外学者中有过大量的研究和争论。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 �牐牭谝唬�19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它们对外侵略的主要目的是把世界变成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除沙俄和普鲁士仍热中于领土的掠夺外，一般还没有发展到垄断和分割世界的地步。英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印度和中国，对日本市场不很注意；法国殖民势力集中在东南亚，美国处在南北战争时期，没有横渡太平洋开辟远东殖民地的能力，这就给日本以亚州唯一能获得独立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 �牐牭诙�，在欧美列强侵略东方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不屈抵抗，其中继鸦片战争于公元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历时达15年之久；公元1856至公元1857年伊朗的反英暴动；公元1857年印度士兵的反英起义。所有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都掩护日本的作用。当时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承认：“亚洲任何民族，至今还没有一次不进行顽强反抗而屈服于欧洲人的。他们甚至在感到完全投有取胜希望之后，仍能顽强地继续下去……只不过是改变了斗争的形式而已。”所以他说，如果西洋各国以军事压力战胜日本，也无法使之屈从，而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下，日本人和欧洲人的任何融洽也是不可能的”[注67]。这种侵略者的自供，清楚地表明了欧美列强领略东方各国人民坚决抵抗和沉重打击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公元1862年日本长州藩倒幕派首领久坂玄瑞也提出“由于中国‘长发贼’(对太平军的贬称)势盛，所以英法不敢訾议向日本用武，万一‘长发贼’向英法屈服，英法一定会入寇我国”的看法[注68]，可见，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日本被殖民地化的危机中起了巨大的遏止作用。 �牐牭谌�，幕末日本的民族市场基本形成，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当时印度早成为英国殖民地，仅有的民族资本被扼杀，整个达卡成为印度纺织工人的尸骨堆；中国在列强勾结清政府共同压榨下，买办资本和地主经济统治了全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有丝毫发展。中、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国内外敌人联合镇压下分散无力。日本则以豪农豪商和下级武士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化的新兴力量已经初步登上政治舞台，国内民族统一，列强无法分化。 �牐牭谒模�日本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坚定性和持续性。早在公元1861年沙俄企图占领对马岛时，当地藩主逃避，人民却奋起抗击，长州藩武士也赶来应援。青年松村安五郎组织岛民舅战，迫使俄军退出。公元1863年5月长州藩炮击下关外船，虽属于排外性的行动，但6月炮台为列强舰队击毁，长州藩被迫起用藩士高杉晋作，改革派掌了兵权，立刻建立民兵——“奇兵队”，步卒、农民、工商业者纷纷参加。高杉改革封建身分制的旧藩军，陆续编成猎夫、力士、僧侣、屠勇(贱民)等组成的民兵队；藩厅只得允许人民自由武装。公元1864年8月，四国联合舰队发动对长州藩的下关战争，全藩不分男女老小，一律上阵奋战，一向宗妇女齐集寺院为前线赶造枪弹。[注69]在幕末列强虎视耽耽的日子里，还出现过农民捉拿法国军事教官，对打击幕府出卖民族利益也具有深刻意义。此外，倒幕派一些领导人物多数有爱国思想，如西乡隆盛拒绝英国公使援助，认为借助外国势力解决内政问题是不光彩的。[注70] -------------------------------------------------------------------------------- [1]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545页，人民出版社，1959。 [2]列宁：《沦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58。 [3]井原仪：《德川时代通史》第643—646页。 [4]沼田次郎：《日本与西洋》第282—287页，(《琉球开国问题之发生》条)，平凡社，1971。 [5]春秋时代以来，儒家就自称具备儒家文化(道德、礼乐)的中国为“中华”，“华夏”。中国文化以外的国家为“化外”，其民为“夷狄”。以这种文化伦理为标准。定出国家民族、内外、上下之别。到宋代，因汉族与少数民族对立关系，这种“华夷内外”之辩的对外观念更加强烈，日本也受其影响。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往往以“(东)夷”自居。幕末，古学与国家派排斥这种崇拜中国的“汉意”思想，强调日本胜于中国的自尊心。开始纠正上述观点。 [6]山鹿素行：《中朝事实，序言》。 [7]据1849年浦贺奉行的报告，江户关门的防备，沿海大炮约百门，不足当夷船2艘，每炮炮弹仅10枚，其中还有只有炮而无弹的。1853年7月，勘定奉行(财政长官)川路圣模写信给水户藩出身主持海防的大吏藤田东湖，申述幕府财政，“目前如同外国作战，难支持一年”，要求对美使谈判，务求慎妥，此外别无他法。并希望转请主张攘夷的德川齐昭(水户藩主)谅解。 [8]藩书调所，原为讲授兰学的学校，后扩大为翻译、讲授和研究西方语文、科技、军事的学术教育机构，相当我国清末的译学馆。公元1858年允许陪臣武士入学，集中全国人才，培养西方文化知识。公元1862年改为开成所，实施西方教育制度。维新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9]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维新史》，第2卷，第117—120页，1940。 [10]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第126—127，136—137页。有斐阁，1956。 [11]《鹿儿岛县志史》第3卷第1编。 [12]池田敬正：《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高知藩)》，《社会经济史学》第22卷第5—6 号。 [13]藤野保：《佐贺藩的封建领地存在形态》，《历史学研究》第198号。 [14]哈里斯(公元1804年—公元1878年)原在中国经商，公元1852年代理美驻宁波领事。经培理推荐， 任美驻日总领事，力促将军缔结通商条约成功。首任美驻日公使(公元1859年—公元1962年)。 [15]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第300—305页。 [16]领事对驻在国的本国人民行使本国法律制裁权的制度，严格的意义上，同于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即在外国不受该国统治权支配的特权(只限元节及驻军享有)，但事实上两者常被混用。（石井孝《日本开国史》第346页，吉川馆，1922。) [17]引自平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第24页，理论社，1956。 [18]赖三树三郎(公元1825年—公元1859年)，史学家赖山阳第三于，勘王家，工诗文。 [19]参考《井伊家史料》、《公用方秘录》(收入《大日本维新史料》类纂之部)岛田三郎：《开国结末井伊扫部头直强传》，吉田常吉《井伊直强》(《人物丛书》113)。 [20]山崎隆三：《幕末维新期的经济变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145页，岩波书店1977。 [21]勿：德川时代日本金币一两的六十分之一。 [22]北岛正元：《日本史概说》，第3卷第464页。 [23]一反：长2丈8尺，宽9寸。 [24]山崎隆三同上文。 [25]森安彦：《t农民起义、农村骚动、城市暴动历年平均数表》，见儿玉幸多，《日本历史的观点》第3卷第317页。 [26]同上书第317页。 [27]幕末农村兼营工商业的新兴地主富农阶层；豪商指兼为地主的商业者，二者都兼具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性质，维新时有两面性。参看庄司吉之助：《明治维新的经济构造》第276页，御茶水书房，1954。 [28]尾菌正英：《尊王檀克思想)，《岩彼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47页。 [29]水户、萨摩两藩18名浪士刺杀井伊直弼的事件。 [30]田中彰：《幕府的崩溃》，《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318页。 [31]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第128页，有斐阁，1956。 [32]菊池教中通称佐野屋孝兵卫，当过江户批发商，开港后回原露成为新兴地主。参见泽本孟虎：《坂下门义举录)。 [33]幕政改革有三项：1、将军进京议定国是；2、以沿海五大藩(萨摩、长州、土佐、仙台、加贺)为五大老。采取防御夷狄的措施；3。任命广桥庆喜和松乎庆水为将军的监护人和大老。 [34]武市半平太(公元1829年—公元1865年)号瑞山，土佐勤王党领袖。“8．18政变”后切腹自杀。 [35]1962年8月21日(新历9月14日)萨摩藩主岛津久光一行从江户回藩途中，在横滨附近的生麦村遇骑马郊游回来的英国人理查森等四人，他们闪在路边让路，不料理查森的马冲向久光的队伍，他被藩士杀死，另两个重伤，一个逃国横滨，这就是所谓的生麦事件。 [36]诸队指幕末长州藩倒幕派组织的非正规藩兵(民兵)，以奇兵队为首成为反列强和守旧派的核心力量。参看关顺也，同上书第128—132页。 [37]《岩仓公实记》上卷，引自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120页。 [38]公武合体派策划于8月18日末明，命在京诸大名入朝，宣读延期去奈良的诏书在萨、会两藩大军压力下，令三条实美等尊攘派公卿10余人禁入宫廷(三条等7人因逃奔长州藩而被革职)，并兔去长州藩警卫宫廷之责。 [39]日本史上又称这一事件为“七卿落”(七公卿的亡命)。 [40]如8月土佐尊攘派浪人吉村寅太郎等在大和的山中，10月筑前平野国臣(福冈藩士)等在但马的生野，1864年3月，水户藤田小四郎在筑波山，都先后起兵反抗，最后失败，被幕府处死。 [41]坂田吉维：《明治维新史》第161页，未来社，1960。 [42]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40—41页，岩彼书店，1982。 [43]井上清：《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第228页，东大出版会，1954。 [44]1862年1月，久坂玄瑞给武市瑞山的信，引自远山茂树：《明治维新》112页。 [45]原口清：《幕末政争的考察》，《历史学研究》第142期。 [46]池田敬正：《幕府诸藩的动摇和改革》，《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187页。 [47]石井孝：《学术批判·明治维新论》第190页。 [48]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46—47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2—222页，人民出版社，1974。 [50]《马克思致思格斯(1862年3月3日)》，同上书第220页。 [51]井上清：《条约改正》第6页，岩波书店，1963。 [52]“改税协定”规定日本进出口税一律改为从量的5％征税，不受价格影响。(安政条约规定进出口税一般征20％)使国家税收大减，严重阻碍民族工业发展。四国共管海关，使日本进一步失去关税自主权。 [53]巴夏礼(H．s．Parkes，公元1828年—公元1885年)1841年来华，任英使领馆翻译。广州代领事，制造亚罗号事件。公元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及广州市英伪政权，后助清镇压太平天国。公元1865至公元1883年任中期两国公使。在日本任内，支持萨长两藩，与法使对立，维新政权中参与日本外交的指导。 [54]《伊藤博文传》，卷上。 [55]井上清：《日本现代史》卷1，《明治维新》，第257页，《一个外交官在日本》。 [56]石井孝：《幕末日法间的经济关系》，《历史学研究》第6卷，第1—2号。 [57]《幕末维新史料集成》第2卷，外务省编：《大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 [58]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幕后》，第86—87页。 [59]同上书第64页。 [60]同上书第65—74页。 [61]坂本龙马出身商人、乡土，本是土佐藩尊攘派领导人，“8月18日政变”后逃离本藩，依附萨摩藩。后在长崎建立称为“社中”(社团)的政治性商业组织，经营海运，以后发展为海军兼海运业的“海援队”，为西南各藩“割据富强”作出贡献。1867年海援队得到萨摩藩的认可，翌年10月坂本被幕吏暗杀，海援队也告解散。 [62]中冈慎太郎出身地主、乡士，参加武市瑞山领导的勤王党，后又组织土佐藩讨幕的陆援队。“8月18日政变”后．以长州为据点，继续反幕，1867年被幕吏暗杀。 [63]远山茧树：《明治维新》第174页。 [64]《岛津家国事鞍掌史料》，引自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第244页，东大出版会，1954。 [65]田中彰：《幕府的崩溃》，《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世5，第330一332页。 [66]田中彰：《幕末萨长交易的研究》，《史学杂志》69篇，第4号。 [67]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册，中译本第505—506页。 [68]久扳玄瑞：《解腕痴言》，引自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第205页。 [69]《防长回天史》，卷6。 [70]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册，中译本第504页。

奥多文斯

第十四章 清亻弋中日文化的交流

第一节 中日贸易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中日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后，德川家康曾企图以朝鲜、琉球为中介，重建中日邦交，恢复勘合贸易，由于中国方面警戒日本再次侵朝及国内矛盾，未能实现，但日中民间贸易始终在进行。幕府虽从公元1633年起不断发布锁国令，但同中国和荷兰仍保持通商。

　　公元1644年(正保4没)明朝灭亡，明遗臣退居东南沿海抗清，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等先后17次遣使赴日，要求德川幕府出兵援助，但幕府末予答应。

　　公元1683年(天和3年)清ZF统一台湾，次年宣布开放海禁。公元1685年(贞享2年)令福州、厦门官员运糖赴日销售，日中贸易额上升，日本成为入超国。日本没有相应出口货物，不得不以金银支付，引起金银大量外流。同年(公元1685年)幕府制定“贞享令”，放弃了明末的自由贸易政策，把日中贸易额定为每年白银6000贯(荷兰为3000贯)，支付手段也由金银改为以铜为主。公元1715年(正德5年)又制定“正德领”除保持原定贸易额外，又限制赴日船只不得超过3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并须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注1]后因铜也日减，幕府开始附带出口海参、鲍鱼、鱼翅、海带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这些商品在中国备受欢迎。中日贸易在当时日本锁国下，居日本外贸首位。中国货输日者，以丝、绸、各类纺织品、书籍、字画、文具、茶、瓷器、漆器、中药材、香料、皮革等为主，其中书籍数量特别多，幕府不但自己收藏翻刻，还令各藩翻印，使中国不少典籍国内失传者，却在日本得到保存。如日本学者林春斋将中国散佚在日的汉籍16种百余卷汇集成《佚存丛书》出版，使能再现于中国。

　　当时航日的中国船只多由南京、宁波、温州、厦门、漳州、广东等口岸启航，经舟山群岛，横断东海， 直驶长崎。日本对中国贸易多方限制，整个德川时亻弋日中贸易只限长崎一港，且贸易方法也限制甚严。公元1637年(宽永14年)起，规定中国商人投宿日本人家，其投宿处称“差宿”，公元1666年(宽文6年)废差宿，指定街道投宿这种街道称为“宿町”。公元1688年(元禄元年)又进一步在长崎建立“唐人坊”，凡赴日中国商人必须住唐人坊的围墙内。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

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跟昔日一样，僧侣仍然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不过德川时亻弋留学中国的日僧很少，赴日的明清僧却很多。除僧侣外，还有不少亡命日本的明朝遗臣，据统计达62人。[注2]

　　当初中国僧大多到长崎，住在“唐三寺”里。唐三寺是指长崎的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这三所寺院是到长崎的中国船主所建，所以寺院住持必须是中国僧，由南京、潭州、福州三地名刹派僧担任。当初兴福寺开山为真圆，福济寺开山为觉海，祟福寺开山为超然。他们将明清文化带到日本。在亡命日本的明遗臣中，有何倩、林上珍、顾卿、张斐、朱舜水、陈元斌等，朱、陈二人给日本文化的影响更大。

　　朱舜水(公元1600年—公元1682年)，明末清初爱国进步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楚屿。明末与舟山守将王翅等从事抗清活动。公元1658年参加郑成功和张煌言的北伐，攻长江下游诸城。公元1659年郑成功败后，亡命日本。公元1659至公元1665年在长崎讲学，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公元1665年移居江户，广收门徒，传播中国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光辉一页。朱舜水治学重实际效用，反对宋儒脱离实践“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这种实学思想，对当时日本有一定影响。公元1682年病逝江户，葬于常陆(今茨城县)，日本学者私说文恭先生。其著作由门人辑集、德川光国父子刊印为《舜水遗书》。[注3]

　　陈元（上斌下贝）(公元1587年—公元1671年)，浙江余抗人，元和7年(公元1621年)随商船长崎，后为尾张德川侯的幕宾。他在日本与诸名士结交，在日本层社会有一定影响。宽文11年(公元1671不)卒于名古屋。陈元（上斌下贝）长于诗文，传授中国武术，发展了日本古来的柔道，他还在名古屋制造瓷器，后人称“元（上斌下贝）烧”[注4]。

　　明清之际去长崎的中国人不少。他们有的被任命为“唐通事(中国人翻译)，成为对华贸易的官员，职业世袭。有的在长崎教授中国语盲文学，广收门徒，翻译与出版

　　中国清亻弋康、乾两朝的文化出版事业繁荣，巨型著作如《佩文韵府》、《皇清经解》、《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等陆续传到日本，成为治学的参考文献。

　　日本在清人著作的影响下，也编了大型类书和丛书，如山冈明阿撰《类聚名物考》，墒保己一撰《群书类从》530卷和《续群书类从》1150卷。

　　日本还翻译了许多清人著作。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深见玄岱父子译《大清会典》。吉宗也搜集幕府初期以来法典、法令、沼书编成《法度书》15册。享保4年(公元1719年)清世祖顺治颁布的《六喻衍义》传入日本，吉宗令获生祖抹加训点，室鸦巢译成日文，成为民间的教科书。《朱子家训》在日本流传很广，作为习字帖或挂轴出版。

　　魏源的《海国图志》于公元1850年传日，公元1854年出版该书美国部分的译本就有7种。其他英、俄、法等国部分先后译成10多种单行本。汉文原本或翻印或训点，广为流传。

　　据统计，江户昌平校及圣堂官版翻印的书籍，自周至清共有193部，其中清人著作有40部。地方各藩出版的汉籍，自天保(公元1830年—公元1840年)至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共有50种，例如加贺藩的《钦定四经》、仙台藩的宋版《春秋左传》、津藩的《资治通鉴》、熊本藩的《尚书正义》等。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传人

一、医药学

　　德川时亻弋中国医学传入日本是与黄渠宗僧侣分不开的。他们有许多人懂医术药学，如心越、独立都懂医术。独立传治痘术于池由正直、北山道长等人。正直之孙瑞仙为医官，负责痘科。道长为大坂名医，著《北山医录》。

　　中国医生陈明德和王宁宇两人，公元1627年先后到长崎行医。陈明德著作有《心医录》。王后居江户，日人从学者众，成为一大医派。德川吉宗招聘中医多人来日，以陈振先和朱子章最著名。陈振先采集药草160种，著《陈振先药草功能书》。公元1803年后，胡兆新来日，传授尤在经的《伤寒贯珠集》。杨西亭传授治疗密病和疡病的医术。

　　在药学方面，庆长12年(公元1607)林罗山在长崎获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它献给幕府。长崎的本草学家有向井元升和卢草硕两人。向井编成《庖厨备用大和本草》13卷，后贝原益轩在此书基础上编成《大和本草》16卷。卢是日籍华人，祖传本草学，长崎的福出德润向他学本草，后撰《药性集要》。福山弟子有稻生若水，确立日本的本草学。若水弟子有松冈恕庵、野吕元丈、丹羽正伯等人。恕庵弟子有小野兰山，著《本草纲目启蒙》48卷，所载凡1882种，日本的本草学到此时集其大成。

二、地理学

　　日本的地理学知识是从清朝学者的地理著作中获得的，如胡渭的《禹贡锥指》、阎若瑰的《四书释地》、宋翔凤的《四书释地辨证》及《水经》。这些对中国古亻弋地理作详细考证的学术著作，促进了日本地理学的进步。日本人在研究地理时，清朝地理学专著成为的参考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按禹的《读史方舆要》、马征腮的《历亻弋沿革地图》、吕输的《历史事迹图》、乾隆救撰《皇舆西域图志》等。日本人还将中国的地图集翻印出版，如岸田香的《中外方舆全图》是清人胡林翼等撰《清一统舆地图》的翻版。

　　长久保赤水(公元1717年—公元1801年)是德川中期的著名地理学家，他花了20多年心血写成的《日本舆地路程全图》，据说是根据清朝出的原图。天保15年(公元1844年)再版的赤水的另一著作《新制舆地图》，从附录的固说知道，也是根据清人带来的原图。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记述世界形势的地理书，它在日本流颇广。日本人从此书获得了关于西方的许多地理知识，对日本地理学的影响很大。不仅如此，佐人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横小楠等志士都因读了魏源这部书得到启发，由攘夷到开国，积极习西方，献身子明治维新。[注6]

三、数学与天文历法

　　德川时亻弋从中国传入不少有关数学与天文历法的书籍。明、徐光启《西洋新法历书》(清、朱白霍校)、清、程世禄《西洋算法全》两书传入日本，对日本天文数学方面影响很大。公元1733年，建彦次郎贤弘和中根丈右卫门玄圭译清人梅文鼎《历算全书》。明清初福建人游艺《天经或问》，由西川正休等译出。此书记述西方天文学，间接给日本传来西方天文学知识。康熙官修的《历象考成》流传日本，德川后期的地理学家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是由此提高学术水平的。

　　公元1684年涩川春海(即安井算哲，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制定日本第一部自己的历法“贞享历”。晚年他还写了《文琼统》8卷，此书受清初黄鼎《管窥辑要》和游艺《天经或问》的影响。

　　德川前期数学家吉田光由(公元1598年—公元1672年)根据元、朱世杰《算学启蒙》和明、程大信《算法统宗》，于1627年写成《尘劫记》。此书是将深奥的中国数学按当时日本的实际水平写成的数学入门书。《尘劫记》至明治时亻弋发行了300种版本，成为算术书异名。

第四节 文艺与宗教的传人

　　德川时亻弋，汉诗文不象以前宫廷和禅林文学那样发达，研究汉诗文的人只是儒家，汉诗文只在“堂上人”(朝廷公卿)和僧侣之间流行。康熙宫修的《佩文韵府》是日本人写诗的依据。宽政年间(公元1789年—公元1800年)传入清人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读本》，官私学校都把它作为教科书，约有20种版本。蔡方炳的《唐宋八大家文选》、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吕晚村的《唐宋八大家精选》也都传入日本，然而，德川时亻弋因市民阶层兴起，明清小说戏曲即通俗文学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流。

　　明清时亻弋中自小说创作繁荣，输入日本的小说种类很多，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桓言》、《今古奇观》、《水济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桃花扇》、《世说新语》、《剪灯新话》、《西厢记》等等。其中《水浒传》特别风行，选译本达11种之多，受到武士们的爱读。除选译本外，还有“翻案本”(模拟作品)，如仇鼎散人的《日本水浒传》10卷、伊丹椿春的《女水浒传》4卷，僧空阿的《诙谐水浒传》10卷、好花堂的《新编女水浒传》6卷等。这种“翻案本”，即将国内外小说(戏曲)内容情节，换以日本的时亻弋背景和人名地名，加上自己的构思改写的文艺。如沧泽马琴的《男总里见八犬传》就是把《水济传》108将故事改写成《八犬传》中八犬士的出色著作(53卷)。

　　宝历(公元1751年—公元1762年)至天明、宽政(公元1781年—公元1800年)的约50年间，日本盛行歌舞饺。它是一种将舞蹈、音乐、动作、说白融为一体的戏剧，由室町时亻弋的能乐和民间乐舞形成，是在唐散乐和元杂剧影响下形成的，所以歌舞伎中存在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某种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受中国戏剧的影响(参见第七章)。

二、绘画书法

　　德川中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画，日本称作“南画”或“南宗画”，又叫“文人画”。南宗画或文人画是一般士大夫或业余画家画的，与职业画家所画的“北宗画”(宋元传统的画院派山水画)相对。中国至明亻弋，南宗画压倒其他一切派别，清亻弋南宗画更盛。南宗画最大特点是线条柔和，构图宽广，以烘染亻弋替过去的浓彩重墨。

　　宽文12年(公元1672年)日本翻印了中国的八种画谱(1620)，宝众7年(公元1710年)又第二次翻印。画谱的出版，对日本的南画运动影响很大。元禄15年(公元1702年)翻印了杨尔曾编的《图给宗彝》(1607)。宽延元年(公元1748年)翻印了集南画之大成的《芥子园画传》，后来又不断翻印，约有10种版本。据统计，当时日本翻印的编辑的清人画论画谱有六、七十种。

　　享保5年(公元1720年)以来，精通南面的商人伊字九(吴兴人)经常到长崎经营，带去南画的画法。到长崎求教的日本人很多，但真正继承伊字九画风的只有池大雅(公元1723年—公元1776年)和与谢芜地(公元1716—公元1783年)两人。他们开创日本南画，不拘格局，清新奔放的风气，由此推广到全国。

　　花鸟写生画家沈南苹(名栓，吴兴人)影响日本画坛也大。他于公元1731年到长崎2年，画的特色是构图精致，色彩华丽，模仿者多，形成了日本南苹画派。后又发展到京都，大扳。

　　黄劈诸僧书法出色，以大字取胜。朱舜水和陈元斌也是书法家，推广唐样书法。杭州人俞立德，深得文征明笔法，将书法传授给北岛雪山。后又有草书家胡兆新、徐荷周等推进了学习明人草书的书法。

　　陶瓷器方面。公元1833年清人朱淡撰《陶说》由葛西因是翻译出版，刺激了日本陶业的发展。九州佐贺县伊万里的陶工在长崎从中国人周辰官学会了“红绘法”(制色袖瓷法)后，经刻苦钻研，于公元1643年烧成半透明彩瓷。它是白地画红、绿色图案的瓷器。这种瓷器以伊万里为集散港，所以叫“伊万里烧”，也叫“有田烧”。

　　纺织品方面。德川时亻弋从中国进口大量生丝及纺织制品，其种类有金缕、缎子、蠕子、缚珍、绢纳、纱续、南京织、白绢、黑绢等。中国纺织制品的输入，促进日本纺织业的发达，特别是京都西阵纺织业。西阵人模仿中国的丝织品，织出金桶、缎子、缮子、细续、绉纱等。还生产一种以五色丝织成各种图案的“唐织”，因模仿蜀锦，故称唐织。

　　印刻及文房用品方面。日本的印刻技术是中国黄劈僧独立传入的。他著有《独立禅师石印》一书，后于明治3年出版。其次是心越，他带来了清·陈策的《韵府古篆汇选》。此书元禄年间(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被翻印出版。黄劈山万福寺15、18亻弋住持中国僧大鹏，著有《印章篆说》，(公元1811年出版)。这些关于印刻技术的书籍的出版，使日本印刻术发达起来。

　　德川时亻弋的文人爱用中国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促使日本文房用品制造业发达。当时日本能生产一种“和唐纸”(日本制的中国纸)，还能生产一种名“华研写”的中国砚，同时出现了唐墨的模仿品。此外，核装技术也从中国传入，清．张潮编《昭亻弋丛书》第19集《装裱志》(清·周嘉胃著)对日本裱装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四、黄荣宗的传入

　　从室町时亻弋起，日本的五山十刹逐渐衰落，至德川时亻弋，佛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后以长崎唐三寺建立为契机，每年总要聘请中国僧赴日定期(三年)担任住持。德川初年，兴德寺逸然闻福州黄劈山隐元隆琼(公元1592年—公元1673年)之名，便向幕府推荐，4次招隐元前往。隐瞻元于承应3年(公元1654年)7月率弟子东渡长崎。那时已63岁。

　　隐元到日后，曹洞宗及临济宗的憎人先后受教。万治元年(公元1658年)隐元到江户见德川家纲，家纲给他山城宇治(在京都南郊)地方的土地，让他建立黄劈山万福寺。宽文3年(公元1663年)建成，成为日本黄梁宗的大本山。宽文4年(公元1664年)隐元将黄劈山法席让给弟子木庵。

　　木庵到江户遏见德川家纲，家纲赐银2万两及土地。后黄荣宗又发展到关东。木庵的弟子铁牛、慧极和潮音在各地建立禅寺，大扬宗风。木席另一弟子铁眼，经11年经营，于1678年完成了1618部7334卷日本黄粱版《大藏经》(根据明万历版)的翻刻。

　　黄粱宗来日僧侣都擅诗文、书画、印刻、医药，长崎唐三寺也黄劈山为本庙。黄粱宗带给日本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广，如隐元传残明亻弋南方寺院的建筑样式。黄梁诸僧将当时独特的中国书法、画、音乐(明亻弋章、笛)、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日人家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劈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到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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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庭修：《江户时亻弋的日中秘话》第34—37页，东方书店，1980。

[2]迁善之助：《日本文化史》第5卷。

[3]1981年中华书局汇集其全部诗文，书札问答编为《朱舜水集》。

[4]元资烧：一种以濑户的陶土作原料，用蓝色颜料作画，涂以育白色釉，有透明感且雅致的陶瓷器。

[5]让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第669一670页，内外书籍株式会社。

[6]王晓秋：《近亻弋中日启示录》第24—37页，1987。

奥多文斯

第十六章 明治政府的资产阶级改革 第一节 政治改革 一、官职改革 �牐牱戏�置县结束了封建割据状态，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创创副1871年7月末，政府又进行了官制改革，明确规定天皇亲临“总裁万机今8月，废除神祗官，改为太政官下面的一个省。次年又把专管神道的神抵省扩大为包括神，佛教等的教部省，重新确定宗教政策。太政官分为正院、左院、右院。正院是决定的执行政策的机构，由太政大臣、纳言(后来改称左、右大臣)、参议组成，下设行政八省。左院是立法机关。其职能是创建、修改、考订各项制度条例，由议长、议员组成，实质上是正院的咨询机构。右院是各省长官、次官的联络协商机构，是后来内阁的先驱。公元1875年左、右院撤销。作为左院的后身成立了元老院。这次官制改革后，在形式上作为各省长官保留下来的公卿和诸侯，全部离职。除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外，政府的要职都由萨、长、土、肥等藩出身的藩士担任。1873年5月2日进行了太政官制改革，开始在太政官中设内阁。参议作为内阁的议官，主持商议机密政务，同时兼任省卿，加强了掌管领导行政机构的体制。[注1] 明治初期的中央宫制 (1868．6．11——1885．12．22) 明治1年(1868)6月11日一1869年7月8日 立法：议政官 上局 下局 公议所 (1868年12月5日，设) 集议所 (1878年7月8日，设) 行政：省（部） 行政官 神祗官 会计官 军务官 外国官 民部官 司法：（检察院）一刑法官 二、法制改革 �牐犆髦挝�新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实现其专制统治，一定要建立起一套资产阶级法律制度，以适应近代化的需要。但在这方面明治政府毫无基础，必须从头做起。 �牐牴赜诜ㄖ聘母锏闹匾�性，江藤新平看得很清楚。他说：“(与万国)并立之根本在于富强，富强之根本在于正国民之地位……严婚姻、出生、死亡之法，定继承、赠送、遗产之法，严动产及不动产之借贷、买卖、共有之法，定私有、代有、共有之法，而听讼始得敏正。加之国法精详，刑法公正，断狱始得清明。此之谓正国民之地位也。于是民心安宁，财用流通，国民乃深信政府，乃保全其权利，以至各立久远之目的，图宏大之事业。”[注2] �牐犆髦握�府将法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交给江藤新平，从1870年起，他开始编纂日本的民法典，企图藉次确立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建立资产阶级法律体制。他清楚地看到中央集权主义对亚洲后进国家近代化所起的巨大作用，所以首先让人翻译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并以此为蓝本编纂民法典。1871年编成《民法决议》80条，1872年又编成《皇国民法暂行规则》1185条(1873年改成88条的《民法暂行规则》)。但这些法典是试编性质，没有实施。他还让人翻译法兰西刑法典，进一步编纂日本的刑法典。 �牐�1872年江藤担任司法卿(部长)实施行政和司法分离的政策，把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集中于太政官的刑部省。政府批准了江藤起草的《司法职务定制》，确定了司法省、审判官、检察官、法院等的职制和事务章程，并规定了最高法院——司法省法院的长官由司法卿兼任，把司法行政和司法裁判集中在司法卿手中，以保障藩政权无法侵犯中央政府的权力。 �牐�1872年政府出版《宪法类编》。此书将1867年10月至1872年12月的公文案件按国法、民法两纲分类汇编而成，以供法官办案参考。 �牐犜缭�1871年，政府还公布了户籍法，详细登记应保护的人民，把人民当作统一国家的国民。户籍法规定，各地因地制宜划分“区”，每区设正副户长(相当于过去的村吏)四五个镇或七八个村为一区，一府一郡可分为数百或数十区；区分大区、小区，小区可达数十个，大区仅一二个；每区设区长、副区长。户长和区长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并贯彻中央政府的法令，如贯彻通告、整顿户籍、征收祖税、设立小学、调查征兵等。户籍法建立了新的行政区，打破了村落共同体的范围，使政府能一户一户甚至一个一个地控制人民，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三、废除封建等级身分制度 �牐牱戏�置县后，明治政府立即着手改革等级身分制度。废除大名(诸侯)和公卿(宫廷贵族)的称号，改称“华族”，其地位次于皇族，幕府直属的家臣、各藩的藩士及一般武士改称“士族”，宫廷内的下层也划入“士族”。农民、工人、商人和僧侣、神官都称“平民”。许可平民称姓和骑马，并有选择职业、迁徒的自由；许可武士脱刀，废除“格杀勿论”的特权；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自由通婚；许可不做官的华族、士族经营工农商业；库除“秽多”、“非人”的称呼[注3]，改称平民，取消贱民制。政府称此为“四民平等”。但这种改革还很不彻底。第一，士族的封建特权仍未完全废除，国家仍支给家禄；而且对“王政复古”和戊辰战争中的有功人员，还给以优厚的“赏典禄”。这些家禄、赏典禄的总额约占国库岁出的三分之一，是废藩置县后国家财政上的一大沉重负担。第二，保留了皇族、华族、士族、平民的身份等级和皇族、华族的特权。第三，废除贱民制度实际近于一纸空文，贱民在职业、居住、生活、婚姻等方面一直受到歧视。 四、废除封建武士俸禄制度 �牐犆髦挝�新以后，仍然保持着德川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俸禄制度。它成武士阶级所保留的重要经济特权，不废除这种俸禄制就不能彻底消灭武士阶级。当时这种武士阶级人数众多，据统计，士族的户主为425，872人，家属1，515，414人，合计1，941，286人(截止1872年1月29日)。明治政府发给他们世袭及终身的俸禄和赏典禄，其数目相当于岁入的三分之一(以1871年为例)。这对明治政府的财政负担确实沉重。但由于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上的彻底，不能采取无偿剥夺的革命方式，只能通过赎买的方法。明治政府采取了以下四个步骤。 �牐牭谝唬�削减俸禄。公元69年6月规定藩主以领内贡租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家禄。同年12月实行“禄米制”，制定一切俸禄以库存米支付，使俸禄脱离领地贡租，改变了封建俸禄的性质。1870年12月规定，凡愿务农经商的士族，政府发给相当于俸禄五分一的赏金，鼓励就业。 �牐牭诙�，奉献俸禄。1872年12月令家禄、赏典禄不满百石的人献出俸禄。次年又令百石以上的人献俸禄。凡献俸禄者，政府发给产业资金(世袭禄给六年份，终身禄给四年份)，一半给现金，一半给公债。 �牐牭谌�，将俸禄米改为货币。1875年9月规定，按1872年至1874年的三年平均米价，以现金支付俸禄。 �牐牭谒模�发行货币俸禄公债。1876年8月命令所有领取俸禄的人一律献出俸禄，政府一次性发给公债券(称为“金禄公债”)作为代价。从发行公债后第六年起以抽签方式30年内偿还。当时公债的武士有31万余人，公债总额为1．73亿日元，每年支付1．7万余日元。 �牐牻鹇还�债发行之后，少数华族每年可得巨额利息，而大多数士族所得极微，难以维持生活。据1884年的调查，约80％(1亿日元以上)的金禄公债脱离武士之手，而落入商人高利贷者手中，转化为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资本。士族的就业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政府实行“士族授产”政策即奖励开垦、贷给授业资金，使他们成为独立生产者，但所得甚微收效不大。俸禄制度改革后，武士中除一小部分人成为中央、地方的官吏、公立学校教职员、军人、警察外，大多数中下级士族都成为小生产者、工资劳动者、佃户和人力车夫，有的甚至妻子沦为艺妓。相反，华族与少数上级士族则把他们所得的高额公债转化为资本，变成资本家，或者用公债购买土地成为寄生地主。 第二节 军事改革 �牐犆髦挝�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早就认为“强兵”是“富国之本”。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巩固中央集权国家，渴望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最初主张建立常备军的是曾经指导长州改革即的兰学军事家大村益次郎。他根据长州藩的经验，主张“不依靠藩兵而靠农兵——国民征兵来建立中央武力。”[注5]木户孝允也持有同样意见。但岩仓、大久保等人害怕群众当兵会造成反抗政府的危险，对此表示反对，而主张“应该同藩的势力进行妥协并加以利用。”以西乡为首的士族代表们更反对义务兵役制，认为农民不是正规军的可靠基础，只有武士才是补充军队的唯一来源。其目的是想维持武士军职的世袭地位。这样，大村的主张一时没有实现。公元1869年9月他遭到反对派士族的袭击，在兵部大辅任内死去。公元1870年8月，山县有朋从欧洲研究兵制回国，继承大村遗志进行兵制改革，首先投入建立“亲兵”的工作。同时为总辖军务而建立统一的兵制，于公元1871年4月23日设置东山道、西海道两个镇台。[注6]8月20日又设东京、大坂、东北(石卷、暂设仙台)及镇西(小仓，暂设熊本)四个镇台。四镇台拥有士兵7900多名，加上亲兵14200多名。精选旧藩常备兵改编为中央直属的军队，分驻各镇台及其所属的外地兵营。但这些士族兵因循封建身份制，组织训练各异，难于统制，不可能依靠他们建立强大的近代军队。 �牐牴�元1871年9月政府改组兵部省，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陆军中又设掌管军令的陆军参谋局(后来的参谋本部)1871年12月，山县向正院提出《军备意见书》，主张实行以欧洲兵制为楷模的征兵制，并为防备帝俄南进，强调扩充陆海军。[注7]1872年2月，兵部省分为陆、海军两省，山县有朋任陆军大辅，胜海舟任海军大辅。1872年11月发布《全国征兵之诏书》和《太政官告喻》，强调兵制要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宣告“佩双刀，称武士、抗颜坐食，甚至杀人而官亦不问其罪”的封建兵制已经结束。[注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治政府废旧立新的要求。1873年1月，撤销四镇台，设东京、仙台、名古屋、大胶、广岛、熊本六个镇台，确定了征募区；1878年1月10日发布征兵令，强征全国人民服兵役，建立近贷资产阶级国家的常备军。征兵制把陆军分为常备(服役三年)后备(第一、第二后备各两年)、国民三军，士兵分为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五个兵种。 �牐牴�元1873年4月，东京镇台管下的应征青年入伍，接着，征兵逐渐扩大到全国。1873年刚实行征兵制时，官兵平时定为31680人，战时定为46350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千分之一，远低于同英、法、意等国兵力所占的比例。海军刚建立时拥有军舰17艘，排水量1，3万千余吨。但随着扩军政策的实施，兵员和军备都迅速至189年前后，陆军已拥有7个师团5万3千人，海军拥有军舰25艘，鱼雷艇10艘，总计5万余吨。 二、军事学校与武官制的建立 �牐犜谡�顿军制方面，木户孝允认为“普鲁士之军事最为出色”，主张学习德国的军事经验。为培养军官，设陆军兵学察，公元1874年改称陆军士官学校。同时设海军兵学寮，公元1876年改称海军兵学校。为陪养高级军事人才，公元1883年设陆军大学校，公元1888年设海军大学校，聘请德国的麦克尔(K.W.J.Mekel)少校为军事顾问。 �牐犑敌姓鞅�制建立近代军队，对摧毁诸侯割据的主要工具——封建武士团和保障日本的独立发展，是—个有力的步骤。实行征兵制后，军部在政府中逐渐占优势地位。1874年陆军省的官制规定：“陆军卿由将宫中任命”，确定了以后武官制陆军大臣的基础。这时军政及军队的统帅权仍属太政官，但1878年12月设立了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掌管军队的军令和统帅权，政府无权过问，相反参谋本部决定的部分军令事项可交陆军卿执行。这就为参谋本部通过陆军省干涉政府开辟了道路。 三、警察制度的建立 �牐犜诜⒉颊鞅�令的同时，明治政府还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1868年以藩兵为基础，建立了东京市政警察，称“府兵”。1871年全国“府兵”改为“逻卒”这是日本近代警察的开始。萨摩藩出身的川路利良为逻卒总长。 �牐�1872年，在司法省设置了警保寮，统一指挥全国警察事务。为研究警察制度，川路利良被派赴欧洲考察，1873年9月回国。川路认为加强帝政，必先加强警察；警察是预防国家发生疾病的一种手段。他强调“一国乃一家，政府乃父母，人民乃子女，警察乃其保姆”，因此他建议建立新的警察制度，加强警察统治；希望日本成为“警察国家”。1874年1月司法省警保寮划归内务省，由内务卿统一指挥；同时建立了东京警视厅和分布全国各府县的警察网。1873年颁布了统一的监狱制度，1887年12月颁布《保安条例》，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第三节 财政经济改革 一、土地改革 �牐牱戏�置县后的1871年9月，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大藏大辅井上馨建议正院，废除旧法，允许买卖土地，然后再设新法，按照地价征收地租。同年12月，太政官发布废除“武家地”和“町地”的告示1872年1月，大藏省颁布东京府地契(地券)发行章程，2月，解除《永远禁止土地买卖令》。四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否定了过去的领主权。使自耕农从土地封建束缚下解放，成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经过全国土地丈量、划价，1880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这是一种确认土地私有权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比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是一个进步。 �牐牭谝唬�土地改革废除了土地所有的封建限制，促进了日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1874年为4129800町步，1890年为5029886町步，16年间增加了22％。稻米产量也迅速增长，1878年是23276200石，1880年是28727729石，1890年是43037809石[注10]，12年间几增1倍，基本上满足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牐牭诙�，土地可自由买卖，成为商品和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还可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安排生产，由此提高生产积极性。 �牐牭谌�，农民人身自由与地主没有依附关系，不受超经济盘剥，只须交纳地税，有利于活跃商品货币经济，新兴地主(或寄生地主)还可利用剥创佃农的剩余价值，投资于工业和金融，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牐牭谒模�近代土地所有制及高额地税，为国家推行原始积累、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如1883年职工数为91716人，1884年为 110132人，1885年为138227人，1888年为214579人。职工人数如此迅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农民能自由离开土地，不断为资本主义提供劳动力。 �牐犎欢�，土地改革还存在消极的方面。首先，新兴地主(寄生地主)和富农几乎都是由过去村吏和商人、高利贷者演变而来，封建家长制关系根深。表现在地主对农民既进行资本主义剥削，也保留着封建剥削方式。地主一般不愿经营资本主义农业，自己住在大城市里，宁肯出租土地，坐收租米，也不肯改进农业，以至定型为寄生地主阶级。最后，土地改革后耕地极端分散，处于零星的佃耕状态始终末达到资本主义经营的发展阶段。 二、地税改革 �牐牱戏�置县后，明治政府依靠征收地税，建立了财政基础。但随着支出的不断增大及推行“殖产兴业”策的需要，如继续按旧幕藩制度征收地税，便无法满足形势的发展，加之因要求减免租税而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促使政府决心改革地税，建立有稳定收入的租税体制。 �牐犜缭�1870年6月，集议院副议长神田孝平即提出《田租改革建议》，批判贡纳制的旧税法，主张土地买卖；申报买卖地价，按地契价格确定地价，按地价征收货币租税。1872年5月，神奈川县令陆奥宗光也提出了“田租改正建议”，提倡收益地价方式。神田的地契方式和陆奥的收益地价方式，形成了以后地税改革的基础。 �牐�1872年8月，在大藏省租税宏内建立了地租改正局，陆奥宗光与松方正义分别任租税头(主任)和租税权头(副主任)，进行地税改革。1873年4至7月，大藏省召开全国地方官会议，讨论地税改革。同年7月28日，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法，其要点是：一、旧地租(年贡)以土地收获量为标难征收，新地税则按地价征收，每经五年，按平均米价更改地价；二，、旧地租的征收率从收获量30％至50％不等。新地税则按地价3％征收，镇、村征收不超过地税三分之一的地方税，欠丰无减增；三，过去水田交米，旱田交实物或现金，新地税一律按地价缴纳现金；四，纳税者过去是土地耕种者，现在改为土地所有者。旧年贡根据每村总产量而定，村内拖欠者的年贡也要由五人组成全村负责交纳；而新地税规定，本人无法交纳，别人不连坐。地税改革从1873午底开始，到1881年基本完成。 �牐牭厮案母锒悦髦握�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地税改革后政府每年在全国征收统一稳定的货币地税，解决了过去存在的收入是实物，支出是货币的矛盾，建立了正常的预算制度，确立了明治政府的财政经济基础。当时日本工商业还不发达，短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征收物品税。海关税也因不乎等条约的压制为数很少。明治政府为实现“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所需资金只能求诸农村，即征收地税。以1875年为例，地税收入5034万余日元，占国税收总额5072万余日元的88％。表明地税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征课地税之重。统一按地价3％征收的货租，平均占农民收获量的34％。这意味着农民受沉重的剥削。 �牐牭诙�，地税改革虽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国家也由此取得了大批土地。旧领主直辖的山林原野以及过去的“入会地”[注11]3，不能证明是个人所有的山林、原野等土地都收归国有。 �牐牭谌�，地税改革使寄生地主制确立起来。地税改革承认新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但没有承认佃农的权利。当时全国耕地大约有三分之一是佃租土地，佃农必须向地主缴纳沉重的实物地租。改革地税后，佃农得把收入的68％交给地主，而自己只得到32%。(其中包括15％的种子、肥料费，佃农净得只有17％。)地主剥削所得米量比佃农所得多一倍。地主将其中一半以货币形式交纳地税和地方税，其余34％归自己。可以说地税改革的实行，给地主增大剥削量和兼并土地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明治时代的米价一般每年都有所上涨；地主向国家缴纳的地税却是定额货币。这样，地主需要卖出掠自佃农的实物地租(米)的比例越来越小，所得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这对寄生地主制的扩展，无疑是有利的。于是出现了象新泻县的伊藤家、市岛家，酒田的本间家，岛根的田部家等巨大地主[注12]。地主土地所有制成了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佃农向地主缴纳的实物佃租成为地税的源泉。为此，政府用国家权力保护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决不允许佃农拖欠佃租．过去幕藩领主不满地主的中间剥削，而现在地主却受到国家的保护。以改革地税为中心的土地改革，给予寄生地主阶级以最大的利益。从此寄生地主阶级成为新政府依赖的另一个社会支柱，日本农业也走上了一条类似普鲁士近代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 �牐牭谒模�地税改革规定用现金缴纳地税，因此不仅把正在经营商业农业的富裕农民，而且也把贫困的农民投入货币经济之中，强迫他们在困境中出售农产品，甚至最后丧失土地，沦为佃农。佃农在农村只靠农业无法生活，于是有的在农村资本主义家庭手工工场劳动，有的流入城市，到工厂劳动，形成雇佣劳动者，成为近代工人的来源。 三、发行纸币与金融机构的建立 �牐犝�变后成立的维新政府，没有触动各藩的经济，所以明治初年政府财政基础十分薄弱。就米的产量论，废藩置县前，全国米总产量为3千万石，而明治政府统治所及领地的米产量仅730万石。这样，财政经济上只有依靠大坂、江户、京都的大商业资本。1868年正月，明治政府以年贡作抵押，向三井等大商人借到“会计基金”300万两，同时发行政府纸币。1868年5月至1869年5月发行称为“太政官札”的政府纸币(不兑换纸币)4800万两。1869年9月至1870年10月又发行民部省纸币750万两。为筹措激增的行政费用，1871年10月至1872年2月，利用三井组的信用，由三井发行大藏省兑换证券680万日元272年1月发行开拓使兑换证券250万日元。当时政府本身还没有建立金融机构，只有利用幕末建立了信用的大商业资本三井组、小野组及岛田组管理公金的收支和汇兑。这些在1868年即被政府任命为汇兑员的大商业资本家，可以自由地无息利用公款为自己营利。也就是从这时起，三井等大商业资产阶级和政府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牐犆髦握�府为加速经济发展，在成立初就废除了限制自由往来的封建关卡和限制工商业者自由活动并拥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商业同业公会。为统一币制，掌握全国商品流通，管理对外贸易和对抗外国资本，1869年2月组织三井、小野、岛田、鸿池等大商业资本建立通商司[注13]。在它管理下，于东京、大坂、京都、横浜、神户、新泻、大津、敦贺设有掌握全国金融和商品流通的半官半民汇兑公司和通商公司。政府企图依此把三井等封建特权商人转变为近代资本家。 �牐犜谌妨⒔�代币制的过程中，明治政府于1871年5月制订了新货(币)条例，过去的一两改为一圆，并确立金本位制。此后政府为建立近代银行，清理汇兑公司债务，整顿政府纸币，并于1872年11月15日公布了《国立银行条例》。从1873年7月到12月，先后建立由三井、小野出资的东京(第一)、由横滨汇兑公司转变而来的横滨(第二)、由新泻大地主市岛出资的新泻(第四)、以鹿儿岛士族为中心的大坂(第五)四个国立银行(即与国际银行相对的国家银行或国民银行)，最初发行纸币，作振兴产业的基金。从此国立银行取代汇兑公司办理公款出纳和经理政府税收业务(三井组等继续营业)。后因纸币贬值，现金外流，银行营业不振，1876年8月政府修改了条例，以金禄公债充国立银行资本，银行纸币不须兑现，直接替政府纸币。为此国立银行增多，到1879年共有国立银行153家，同年末便停设。1877年由华族出资建立的第十五国立银行，其资本占全部国立银行资本的40％以上。此外还设立了横滨正金银行，专门从事外汇业务。1876年三井银行建立，这一特权豪商转化为近代资本家的同时，也成为新政府的经济支柱。 第四节 “殖产兴业”政策 一、资本的原始积累 �牐犇荒┖兔髦纬跗冢�日本的社会经济仍很落后，全国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家庭劳动仍占优势，工业生产远落在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重工业几乎不存在。同时，签订不平等条约还没有废除，未摆脱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威胁。为争取民族独立，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明治政府在进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殖产兴业”政策。 �牐犓�谓“殖产兴业”就是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明治政府依赖国家政权的力量，多方筹集资金。其来源包括发行纸币和公债，征收土地税、消费税和地方税，以及发动侵略战争索取赔款等。马克思说，原始积累“利用国家的强力，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温床般地助长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它的过渡期。暴力是每一个孕育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注14]日本就是如此利用国家权力从各方面积累资金，实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 �牐犎缟纤�述，明治政府为殖产兴业和弥补戊辰战争军费，从1868年起发行大量纸币，成立了百余家国立银行，给工矿企业提供资金，促进货币流通和商品经济发展，推动资本的原始积累，解决工业化的大量资金问题。 �牐牱⑿泄�债也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1869至1876年进行的封建俸禄制度改革，一面消灭武士阶级，一面为资本主义近代化积累资金。1876年领取货币公债券的武士有30余万人，其中获得高额公债的约500多人。他们用公债券开办银行、铁路、纺织厂等，但大多数士族持有的公债被卖掉，集中到高利贷者手中。这样，一方面公债转化为资本，促进工业化；另一方面卖掉公债的下级士族进一步贫困化，为近代工业提供了劳动力。 �牐牶头饨ㄙ郝恢贫雀母镆谎�，地税改革也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的意义。在日本地主制度下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英国等先进国家不同，不是采取工农分离、农民与土地分离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而是国家以地税的形式剥夺农民的剩余产品，依靠征收庞大的地税来取得发展近代工业的资金。19世纪80年代，日本佃耕地的比重为35．9％，地主制完全确立。这就表明地税改革期间自耕农占大多数，由于政府加紧掠夺，使自耕农破产，加入了无产阶级队伍。这种通过掠夺农民增加资本积累和为资本主义发展造就工人的过程，可以说就是日本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此外，日本还通过发动侵略战争索取赔款来达到资本积累。甲午战争日本向清政府索取赔偿银2.3亿两(约合3.45亿日元),一举取得了发展近代工业的资本。 二、“殖产兴业”的机构和方针 �牐犆髦握�府自1870年至1885年约15年为殖产兴业政策实施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日本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努力发展资本主义，在“富国强兵”的总目标下，把日本从一个封建国家改变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但当初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全凭实践取得经验，不断改革。这表现在主持“殖产兴业”的机构和方针几经改变上。 �牐牴�元1870年12月成立工部省，下设工学、劝工、矿山、铁路、土木建筑、灯塔、造船、电讯、制铁和制造等寮(相当于司局)。工部省是根据参议大隅重信发展生产是“国家第一紧急任务”的主张设立，是为了家强国营示范工厂的建设，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领导机关。它标志着殖产兴业政策走上正轨，对扶植资本主义起很大作用。工部省总管工业建设，接管前属各省的大部分国营企业，经过改造，初步建立起机械化工企业。如赤羽工作分局利用旧佐贺藩机械设立及大坂炮兵工厂(利用幕营长崎制铁所等机械设立)等，制造出各种机械，成为国产机械的主要来源。又如深川工作分局和品川玻璃制造厂，制造出水泥、耐火砖玻璃等建筑材料和化工产品。工部省还兴办铁路、通讯和采矿事业。到1885年12月工部省撤销为止，其总支出额为4600余万日元，使用于建设和扩大国营企业的费用占2900余万日元。其中构成工部省企业中心的是铁路和矿山，铁路支出为1400万日元，矿山支出为800余万日元。[注15]凡工部省兴办的工矿交通事业一律是官办的重工业，且大部分具军事意义，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大限重信为代表的明治政府，对当时的形势和国家富强道路的认识是不足的。他们只想以发展近代大工业来实现日本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中又以为军事侵略服务的重工业和兵器工业为急务，无视当时日本还十分贫穷，百业待兴；国家财力有限，只靠官办重工业不能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他们根本无视以发展农业、轻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化的正途。 �牐�1873年10月西乡隆盛等征韩派下台后，形成了以大久保、岩仓木户等人为中心的大久保政权。11月10日设置内务省，以大久保为长官。大久保在大藏卿大限重信和工部卿伊藤博文的协助下，以英德为榜样大力推进殖产兴业政策。他主张产业立国，设立内务省的目的就在“整伤内治”、“厚殖民产”、“振励民业”。这种方针是针对当时日本经济形势提出的。当时日本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且处于不平等条约束缚下，西方列强的商品渗透日本，只有发展本国产品，振兴出口，才能免遭欺压。以大久保利通为领导的内务省创立，纠正了过去工部省偏重发展重工业的状况，以发展农业、产品加工、海运业等为主，确立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资本主义化的根本方针。 �牐牫�工部、内务两省外，1869年在北海道设置“开拓使”。它作为开发北海道的机构，积极推动北海道开发事业，如测量地形、调查矿产、开采煤矿、发展交通运输等。开拓使一直到1882年2月才撤消，其间经营了39个工厂，如札幌炼铁厂、机械厂、啤酒厂，函馆煤气厂，厚岸罐头厂，纹鳖制糖厂等。这些企业也是殖产兴业时期官办企业的组成部分，对北海道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大办国营企业 �牐犆髦挝�新开始，政府就接收幕藩军事工厂，通过引进西方技数设备，改造、建立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基础。1868年至1885年是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建期，也是在工部省领导下实行富国兵强策的时期。当时接收的幕营企业有关口制作所(东余炮兵工厂的前身)、横须贺制铁所(横须贺海军工厂的前身)、横滨制铁所(1879年租给私人经营)。接收藩营的企业有水户藩的石川岛造船厂和萨摩藩的鹿儿岛造船所(两者都是海军兵工厂的前身)、萨摩藩的敷根火药制造所(后改称陆军火药制造所)、和歌山藩的弹药制造所(后为大坂炮兵分厂的附属厂)等。经过合并、改造、调整后，至1880年前后已经建成两大陆军工厂——东京、大坂炮兵工厂及其附属厂，两大海军工厂——筑地、横须贺海军工厂及其附属厂。 �牐牰�京炮兵工厂是1868年在幕营关口制作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步枪。1880年制造出村田步枪，成为陆军规定样式的步枪。大阪炮兵工厂是在幕营长崎制铁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火炮。1872年制造出法式山炮，次年制造出野炮，1882年制造出钢炮。筑地海军工厂是在藩营石川岛造船所和鹿儿岛造船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和修理军舰和武器；1882年开始了西式炼钢。横须贺海军工厂是在幕营横须贺制铁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生产海军舰船，1880年建成日本自己设计、制造的军舰“盘城”号。 �牐牴げ渴∷�辖的赤羽工作分局是一个制造各种机械的工厂，从机床到农产品加工工具，矿山、铁道等用的机器。又如横须贺海军工厂，除制造军舰外还制造官用民用船只、矿山机器及纺纱厂的动力机。大坂炮兵工厂也制造各种机床。军事工厂为民用企业提供设备，对日本近代工业起重大推动作用。 �牐犆髦握�府还致力于发展交通运输及通讯事业。铁路在官办企业中居首位，其投资占官办企业投资总额近一半。1872年9月，东京、横滨间铁路通车，这是日本第一条铁路。1874年5月神户、大坂间，1877年2月大坂、京都间的铁路相继通车。同时发展电讯、邮政业。1869年东京、横滨间架设电线，这是日本第一条电讯线路。同年东京、横滨间电报开通。电报最初为政府专用，1878年民间也可利用。1871年改良“飞脚”(邮递信件货物)制，建立国营邮政制度。1871年1月东京、京都、大坂间通邮。 �牐牴た笠捣矫妫�政府公布《矿山须知》(1872)和《日本矿法》(187年)，把幕藩的矿山收归国营。主要矿山有生野、佐渡金矿，阿仁、院内、足尾、小坂铜矿，釜石铁矿，三池、高岛煤矿等。在这些矿山里聘外国技师，引进机械设备，使用蒸汽动力。政府集中力量改良制铁技术；从英国买进机械，聘德国工程师；在釜石矿山设立制铁厂，1880年开始冶炼。 �牐犖�扩大生丝和丝织品等出口商品的生产，在大藏省管辖下设立了制丝、纺纱模范工厂。1872年聘法国技师，购置法国机器，在群马县富冈建成第一所模范制丝工厂，同时收买旧鹿儿岛棉纺厂和界棉纺厂。1876年创办新町丝纺厂。1878年从英国进口设备建立爱知和广岛两纺纱厂。同年在东京创办千住呢绒厂，生产毛绒呢绒(1888年改为军工厂)。 �牐犞扑恳捣矫妫�从意、法输入机房制丝技术，改良原有缎丝法。这种机制丝厂很快以长野县为中心普及。1873年有14家工厂，1877年有50家，逐年增加。 �牐犈┮捣矫妫�1872年创办了内藤新宿试验场。1877．年创办三田育种场、三田农具制作所、取香种畜场以及牧羊场，实行品种改良，试用外国农具。 四、扶植私人资本主义 �牐牭�19世纪80年代，日本已建成一大批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国营企业，为今后以轻工业为主的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但当时只顾移植近代资本主义产业，没有考虑到日本所处的半殖民地经济条件。结果国营企业不仅不能带动民办产业，且由于缺乏财力经验而连年亏损。于是1880年起，明治政府压缩财政支出，将国营企业带动动和示范的方针改为“处理”国营企业和直接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同年11月颁布处理国营企业条例，将大部分国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一批大资本家，详见下表。 �牐犆髦握�府处理的国营企业，价格极廉，都是长期无息分期付款，实等赠送。如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所，只以9．1万日元一次付清转让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局，只以5．9万日元一次付清转让川崎。这些明治政府用人民血汗建立的国营企业就这样几等拱手给了政商即后来的财阀。 �牐犆髦握�府以后还进一步扶植私营企业，特别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如用22万多日元购买2000纱锭棉纺机10台，以无息分十年偿还的优惠条件出售给民间，建立前川、冈山等九所棉纺厂，又如用政府垫付纺纱机价款方式建立桑原(在大坂)、宫城、名古屋三所棉纺厂。政府还以多种形式贷款给民间企业和个人。据统计，自1873至1881年发放的贷款总额达5300万日元，贷款对象多对特权商人新兴财阀，以及与军事有关的企业。 处理国营企业一览表 类别 企业名称 处理年代 接受人 矿山 高岛煤矿 1874年 后藤象二郎，后转给三菱 油户煤矿 1884年 白势成熙 小扳银矿 1884年 久原庄三郎 院内银矿 1884年 古河市兵卫 阿仁铜矿 1885年 古河市兵卫 大葛金矿 1885年 阿部潜 釜石铁矿 1883年 田中长兵卫 三池煤矿 1888年 佐佐木氏，后转给三井 幌内煤矿 1889年 北海道煤矿铁道会社 佐镀金矿 1896年 三菱 生野银矿 1896年 三菱 造船 兵库造船局 1886年 川崎 长崎造船所 1887年 三菱 化学工业 深川水泥制造所 1884年 浅野 品川玻璃制造所 1885年 西村胜三 纤维工业 广岛纺织所 1882年 广岛县 爱知纺织所 1886年 筱田氏 新时纺织所 1887年 三井 富冈制丝厂 1893年 三井 农畜牧业 藤新宿试验场 1878年 一部委托给地方，后移交宫内省 下总种畜场 1882年 一部处理给民间，后移交宫内省 三团育种场 1887年 处理给民间 (据井上光贞《日本史》第293页) �牐�1883年实业界巨头涩泽荣一组织25万日元的资金建立大坂纺织公司，其所属纺纱厂拥有1万多纱锭，采用蒸汽动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为日本最早的近代化工厂。 �牐牳�据大久保利通的建议，政府决定实行保护民营海运的政策，把侵略台湾时委托给三菱的13艘轮船进而无偿地交给三菱，并给与航路补助金。此外政府还购买了因营业不振而解散的邮政轮船公司的18艘轮船，无偿地交给三菱。在国家大力扶植下，三菱轮船公司先后挫败了美国的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的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独家经营日本沿岸和日本至上海的航运业务。 五、技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牐犜谥巢�兴业中，明治政府非常注意引进外国专家和先进技术设备。明治初期聘用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其主体是政府机关。1872年大藏省聘用外籍专家19人，计兵部省9人，文部省24人，工部省153人，开拓使5人，共214人。1876年人数最多，计内务省32人，大藏省21人，陆军省27人，海军省55人，文部省67人，工部省221人，开拓使18人，共469人。1880年后渐减。聘专家最多的是工部省。[注16]政府对他们待遇很高，但对工作要求也很严，1870年2月制定的《外国聘用须知条项》规定：因“酒色放荡”、成绩不良的外国人必须解雇；因追求“私利”而兼任本业以外的职务待别是与走私贸易有关者必须处罚等。由于采取警亩和慎重态度多数外国专家在引进和掌握欧美先进生产技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牐牭�日本也有人认识到，这种一切以欧美制度、技术、经验为转移的欧化主义，不仅耗资金巨大，也和日本的实情与需要有距离。明治政府为实现科技自立，决心培养自国人才。1871年4月，在工部省设立了工学察，建立了工学校(1877年改称工部大学校),专门培养高级科学技术人才。1877年4月文部省设立东京大学，有理、法、文、医四个学院。同时挑选优异人才出国留学。到1885年为止，这两所学校(东京大学指理学院工学科)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418名，再加上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可以接替在日本的外国专家，成为日本实现近代化的一支重要科技力量。另外工部省及其他各省都设有修技校、传习所，进行初级技术的速成教育。同时主要的国营企业，如横须贺造船厂、长崎造船厂、石川岛造船所、东京炮兵工厂等，还在外国专家指导下进行职工的培训。 六、“殖产兴业”政策实施后的日本经济 �牐犞�1885年，殖产兴业政策基本实施完毕。当时国营工厂矿山有41个，它们分别属于大藏省、工部省、农商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北海道事业管理局。这些国营企业都是规模巨大，设备先进的炮兵工厂、造船厂、机器制造厂和矿山，它们代表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方向。当时私营中小工厂有1981个，其中纺织工业占60．9％，窑业占12%，食品工业占9．3％，金属工业占8％，化学工业占4.6％，机械工业占1.9％，其他3.3％。[注17]这些工厂以手工业工场为主，农村手工业工场占60％以上，城市手工业工场不到40％。从拥有职工人数来看，在这些工场中，拥有30人以下的占83.4％，所以绝大部分是小厂。只有棉纺、化工、造船方面有规模较大的近代机器生产工厂。[注18] �牐犎欢�，从日本工业发展的速度来看是惊人的。1866至1873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2.2％，而英国(1851——1873)则为3.3%，美国(1861——1873)为5％，德国(1861——1873)为3.8%。1874至1890年日本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1%，而英国则为1.7％，美国为5．2％，法国为2．1％德国为3．5％。日本工业这种飞速发展，列宁曾加以肯定。他认为日本是一个“进步非常快的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注19]他又指出：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日本要比俄国快十几倍。[注20] �牐犑凳┲巢�兴业政策之后，日本在短短15年(1870一1885)内大大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从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农业工业国，为达到完全的民族独立和产业革命的新阶段创造了条件。 第五节 “文明开化”政策 一、社会风习的变革 �牐犆髦纬跄甏�统的日本史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这本指日本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将日本建成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国家的时期：本节主要介绍日本社会文化的变革。 �牐犓孀啪�济政治制度的变革，日本的社会文化开始出现新气象。首先是生活习惯的改变，人们剪去武士发结(丁留)，改为剪发，解除佩刀。[注21]其次是改旧式礼服(直垂林)为和服或西服。[注22]住洋房、点煤油灯，吃西餐的多起来了，被贱视的猪牛肉、牛奶成为上品。1872年起京滨(东京——横滨)、坂神(大阪——神户)等铁路相继通车。1869京滨直达电报开通。1877年同地电话通话。 �牐�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教育部)，文部大辅江藤新平确定全国设立学校。1872年9月5日，文部省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新学制的基本原则为义务教育和科学精神的普及。各府县按学区设初高等小学，完成四年制初小教育被规定为国民的义务。授课时数一半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 �牐�1872年在东京设立男女师范学校。1874年在大阪、宫城、爱知、广岛、长崎、新泻等城市也设立了师范学校。有些地方还设立讲习所、养成所等，以期迅速造就师资。但由于小学经费全由家长缴纳，引起了居民反对担负义务教育费用的斗争。[注23]于是明治参考美国的教育制度[注24]，1879年9月公布田中不二磨提出的《教育令》，废除学区制，地方可酌情设学校。关于就学义务，规定儿童在学龄期四年中，至少每月要有四个月，共16个月接受普通教育。由于幕府时代私塾等已经相当发达，所以近代义务教育实现比较迅速。 三、大学的设置 �牐犆髦握�府于1871年4月着手建立大学。工部省设立“工学寮”，早在1869年8月政府接办幕府的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医学校合并总称为大学校(兼管高等教育行政)。昌平学校讲授汉学(儒学)、“国学”，开成学校讲授“洋学”，医学校讲授西方医学。开成学校为南校，医学校为东校。1877年1月，工部省改工学寮为工部大学校。同年4月，并大学南校和东校建立东京大学，设法、理、文、医四个学院(即东京帝国大学的前身)。 �牐犆髦握�府学习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改革日本旧教育制度的作法，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诬蔑文明开化是“以美为母，以法为父”，“拼命祟拜西洋”，以致“礼义廉耻扫地”。[注25]原萨摩藩的岛津久光在1872年和1874年先后向天皇和政府提出质询，对日本社会的改革，特别对其中的教育改革进行攻击，并反对雇用外国的教师和技术人员。[注26]明治政府批驳了这些谬论，坚持教育改革。 三、留学生的派遣 �牐犆髦握�府重视派遣留学生和雇用外国学者的工作，这对建设近代峨文明，确收到效果。1869年至1870年。派出留学生174名，1873年增至373人。经费25万日元，占文部省预算的18％。 �牐�1875年又考选学行兼优的人才，由国家贷款留学。1882年改由公费派送留学。 �牐犆髦握�府对外籍教师待遇优厚，其薪给竞占大学预算三分之一以上。东京大学建立时，教授39人中27名是外国人，此后逐年减少。 四、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 �牐牎拔拿骺�化”的过程中，幕末成长起来的洋学者知识分子，是传播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者。首先是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渝吉(1834—1901)。他曾说：“我们洋学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注27]福泽在其《西洋事情》一书中，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进行全面介绍。在其《劝学篇》(1872—1876)一书中，从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出发，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旧道德伦理观念，指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凡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注28]主张“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为维护人民的自由和生存权，必须争取国家的独立发展。1875年福泽又发表了《文明论概略》，认为日本落后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全在汉学教育之罪”。为国家独立主张采用西洋文明，提倡研究学问，以及自主、自由独立的风气。他还主张以“实际学问”，反对儒家“远离实际”的学问，为此就需要开办学校。[注29]另一个思想家、教育家中村正直(1832—1891)，于1871年翻译出版《西国立志篇》(即斯迈尔著《自助论》)，1872年出版译著《自由之理》(即穆勒著《论自由》)，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政治学家加藤弘之(1836一1916)于1870年著《真政大意》，1874年著《国体新论》，提倡天赋人权学说，主张立宪政体。思想家西周(1829—1897)于1874年出版《致知启蒙》、《百一新论》，他是西方哲学的最初介绍者。 �牐牳Ｔ笥寮�等洋学者，宣传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批判儒家思想，主张教育和社会改革等，对日本推行文明开化政策起了积极作用。1873年6月，他们还组织了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明六社因建社的1873年是明治6年而得名。 �牐�1874年2月明六社正式成立，规定宗旨为“会同有志之士推进我国之教育”，“交换不同意见以广知明识”。当初的社员有森有礼、律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棘祥、箕作秋坪、福泽偷吉、西村茂树、杉亨二等12人。明六社成立的意义在于它是日本一个学术结社，要“以卓识高论，唤醒愚氓”。 �牐犆髁�社从1874年3月起发行《明六杂志》，共发表论文百余篇，思想新颖，颇受社会欢迎。社员还译著了20余部著作，介绍民主科学思想。 �牐犆髁�社还每月在筑地“精养轩”举行讲演会两次，听众很多。其中的一位青年植木枝盛(1857—1892)后来就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1874年起，自由民权运动激烈，明治政府进行镇压。1875《明六杂志》停刊，明六社也被迫解散。 五、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 �牐犆髦握�府从明治5至13年，发行了几十种关于评介文明开化的书籍剿。其中流传最广的有加藤枯一的《文明开化》(1873)和小川为治的《开化问答》(1874)。前者以神道主义为基调，讲解理发、易服、食肉、敬神的道理，后者对维新初期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进行解答，宣传政府的各项改革政策。 �牐犜谖拿骺�化方针指导下，大批报纸、杂志出版了。1870年《横浜日新闻》，1872年《东京日日新闻》(政府的报纸)、《邮便报知新闻》、《日新真事志》，1874年《朝野新闻》、《读卖新闻》、庆应义塾的《民间杂志》，1879年《朝日新闻》(大坂)等先后发行。这些报刊大量介绍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制度；报道时事消息；主张新闻自由，批评政府政策。报刊的发行宣传，也使人民的衣、食、住、风俗、习惯发生了变化。 �牐牭�明治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的同时，又处处维护加强封建意识。1868年3月颁发实施复古神道的“神佛判然令”，支持神道教的废佛毁释运动，激起明治4、5年三河、信越两地农民暴动，从此政治便以神道为唯一宗教，作为教育国民的基础，使神道国教化。日本这一“国家神道”宗教，直至1945年战败才被废除。 �牐犘抡�府还取消传统的上已(旧历3月3日)、端午(5月5日)、 七夕(7月7日)、重阳(9月9日)等节日，制定天长节(祝天皇生日)、纪元节(第一代天皇神武的即位日，战败时废止，后改为“建国纪念日”)、神武天皇祭、神尝祭(天皇献新谷于宗庙的节日)、新尝祭(天皇献新谷于天地并亲尝以祝丰收的节日)等崇拜天皇的节日制度。 -------------------------------------------------------------------------------- [1]岩井忠熊：《太政官制和天皇制》，《日本史研究》30周年纪念特集号，1976年12月第172期第79页。 [2]江藤新平：《辞司法卿表》，情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第27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秽多”(约28万人)、“非人”(约2、3万人)都屑于明治前的贱民，一直受歧视。 [4)赏典禄：指天皇政府赏赐给明治维新有功人员的俸禄。如萨摩藩主岛津氏父子子、长州藩主毛利氏父子各得10万石，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各得5000石，西乡隆盛得2000石，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各得1800石。 [5]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127页，商务印书馆，1958。 [6)镇台是明治初年陆军的军团，东山道镇台本营设石卷，分营设福岛、盛冈；西海道镇台本营设小仓，分营设博多、日田。1888年撤销镇台，改为师团。 [7]大山锌：《山县有明意见书》第43——46页。 [8]大山锌：《山县有明意见书》第84——86页。 [9]小西四郎、远山茂树：《明治国家的权力与思想》第150页，吉川弘文馆，1979年。 [10]安，格拉德：《日本的土地与农民》第30、34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11]入会地：维新前村民共同采伐柴草的公地。 [12]巨大地主：例如新泻县中蒲原郡朴越村地主伊藤家，1868年时有土地20町4反，1873年为93町7反，地税改革后增至1千余町。 [13]通商司：明治初期日本政府的经济部门，作为外事机构(外国官)管辖的外贸事务官厅，设于通商港口，以后转属会计官，权限也扩大到国内商业、金融、海运、物价贸易关系等各方面，1871年撤消。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8页，人民出版社，1963。 [15]田中彰：《明治自家》，《体系日本历史》第5卷第157页，日本评论社；1975年。 [16]石螺裕道：《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第164页，吉川弘文馆，1973。 [17]、[18]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第129——13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58。 [20]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2页。 [21]1871年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 [22]1872年12月废止幕府时期常礼服(狩衣、直垂袜)，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太政官布告第373号)。 [23]当时来价1升约合7分，每月学费5角是相当多的。据大概的估计，1878年就业人口平均每人一年所得只21元，而学费一年就达6元。 [24]当时法国教育主张中央集权与计划统一，美国教育主张地方分权与自由放任。 [25]《明治文化全集》3第2卷第201页，日本评论社，1928。 [26]日本科学史学会：《日本科学技术史大系》第6卷(《思想》)第121——122页，法规出版股份公司，1970。 [27]《福择渝吉自传》)第288页，商务印书馆1980。 [28]《劝学篇》第1页，商务印书馆1960。 [29]1858年福译在江户筑地创立洋学塾，1868年改称庆应义塾，1920年成为大学。

奥多文斯

第十七章 明治初期的外交与平定士族叛乱 第一节 收复民族权利的努力 一、岩仓使节团的派遣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失败 �牐犆髦纬跗冢�过去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严重威胁日本民族独立和工商业发展。因此，收回丧失的民族权益，与外国缔结平等的新约，是新政府外交上的重要课题。此外，在内政上，究竟应怎样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也是它急需探讨的课题。 �牐牴�元1871年10月8日，政府派遣由48人组成的使节团[注1]赴欧美访问。其目的：一是向缔约国致“聘问之礼”，并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学习欧美各国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为日本实现近代化参考。[注2]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对这次遣使寄予很大希望，他在送别辞中说：“外交内治，前途之大业，其成与否，实在此举。”[注3] �牐犜谑菇谕懦龉�期间，以三条实美为首的留守政府主持工作。出国前夕，使节团与留守政府约定：外出期间，留守政府应尽量不进行新的改革，不增加各省的官员，以防西乡隆盛等保守派滥用职权，扩大势力。 �牐�1872年1月15日，岩仓使节团横渡太平洋抵达旧金山，接着沿路东进，于2月25日到达华盛顿。使节团就不乎等条约问题在华盛顿开始与美国谈判。岩仓、木户向美国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项建议。美国则提出关税自主权的归还应以开放日本内地、允许美国人在日本自由行动等为先决条件。双方见解相差甚远，交涉终止。”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彼之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竞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注5] �牐犎毡臼菇谕旁诿拦�遭挫后，便转赴欧洲，1872年12月5日使节团到英国，遏见维多利亚女王，就改约问题探询英国意见时，英国强硬拒绝日本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并提出更苛刻的修约方案。其他列强也企图利用改约机会，进一步把日本推向半殖民地。岩仓使节团改约虽没有达到目的，但在各国面前表明了坚决要求恢复日本独立的态度并加深了对西方列强的认识。 �牐犑菇谕旁谛拊嘉侍庠獯旌螅�把全部注意力投到考察访问上。同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镕、俄、丹、瑞、意、奥、瑞士等12国，接触各国首脑、政府官员和各阶层人民，考察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社和福利设施，参观了名胜古迹、博览会等。从各方面加深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理解，找出了日本和西方各国的差距。 �牐犑菇谕盘乇鸶行巳さ氖怯⒐�和德国。他们在英国参观了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到处黑烟弥漫，无不设大小工厂”[注6]；国民精神皆倾注于世界贸易“[注7]的情景，使他们认识到大力发展工业并把工贸结合起来，是“全英国的谋富要领““和获得“世界工厂”之称的主要原因。同时他们还认为英国君主立宪制是它富强的一个主要原因，痛感日本开化很晚，与欧美相差悬殊。大久保在考察中“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必须富国强兵；而要富强，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下手，并切实谋求进步发达。”[注9]使节团在德国参观了埃森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考察了国家机构、政治制度、兵营、大学、博物馆等，对普鲁士从“小国”走向“大国”的道路很感兴趣。1873年3月15日，使节团会见了德国首相俾斯麦(Ofto Furst von Bismarck-schonhausen 1815年-1998年)，对他在统一德国时所使用的铁血政策非常赞赏。大久保认为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注10]；要以实力对抗强权，首先要着眼于“内治”。这是他们归国后主张“内治优先”的思想基础之一。此外，使节团从考察中感到，要想富国强兵还必须建立法制，决心效仿普鲁士，在日本实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对西方国家普及教育、造就大批有用人才的作法也有深刻印象。使节团带着把英国作为“富国”的标本，德国作为“强兵”的楷模的印象，结束了对欧美各国的访问，大久保、木户、岩仓一行从1873年5月到9月间先后回国。 �牐犙也质菇谕诺某龇茫�使大久保思想发生明显变化，他自己也说：“到西洋一看，深感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注11]于是他很快从政治上倾向保守、迷悯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学习西方先进经验采取积极的态度，并成为殖产兴业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二、收复民族权利的成功 �牐犑菇谕诺呐�力虽末见效，但新政府在收回旧幕府时期被外国夺去的民族权利方面，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867年12月，旧幕府给美国公使馆秘书波德曼(A．L．C．Podman)以修建江户——横浜之间铁路的权利。其条件是建设资材一切免税，建成后除地租外不交纳任何捐税，如幕府认为必要时可加价50％出卖。1869年1月，波德曼要求新政府承认该项权利。英国为挤掉美国获得筑路权，使日本成为英国的投资对象，主张由日自营。在英支持下，日政府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公使威胁说，如拒绝美要求，将有害日美国交。但日政府坚决拒绝，美不得不放弃该项权利。 �牐犃硪淮问枪赜诒焙５廊ɡ�的交涉。戊辰战争中，普鲁士人格特纳(R．Gaertner)曾和据守北海道反抗新政府的(木夏)本武扬订立在北海道七重村一带，取得为期四年的300万坪租地。由于(木夏)本军的投降，这个合同也变为无效。但在1869年6月，格特纳又和新政府的函馆府知事订立了相同的租约。明治政府知道后，坚持自己开发北海道的方针，与格特纳交涉。终于在1870年以付给6.25万银元的巨额赔偿费为代价，收回了该项权益。 �牐犘抡�府还于1873年从荷兰人手里收回作为外债抵押的长崎县高岛煤矿。同年公布了《日本矿业法》，规定外国人不得勘探矿山、租用矿区，不得担任经营开采、冶炼等业务的企业主或合办的参加者。在日本人民和政府的要求下，1875年英法被迫从横浜撤退幕末以来的驻军。1877年，解雇了在各国公使压力下由日政府付工资雇用的外籍警官，并决定不再雇用外人。这样，到19世纪70年代，除不平等条约外，日本初步取消了外国在日享有的重大不合理的权益。 三、关于小笠原群岛问题 明治政府在收复民族权利之后，接着又就收回小笠原群岛问题同美英进行交涉。小笠原群岛在历史上属于日本。1827年美国军舰到此地，宣布为美国领土。后又有几个美国人从夏威夷移住此地，1853年培理航行到此后，再次宣布小笠原群岛是美国的领土。1873年5月，日政府内部围绕该岛的领有权问题发生不同意见。873牛12月，寺岛宗则任外务卿时，政府对小笠原群岛确定了“抚恤岛民，开拓土地”的方针及船舰往来的规则，续而与美国进行了有关该岛领有权的交涉。当时，美政府为在远东对抗英、俄，需要利用日本，没有坚持经济价值微不足道的小笠原群岛的所有权。1875年日本宣布收回小笠原群岛。1876年3月，把小签原群岛交内务卿管辖。同年10月，将此事通告英、美，两国也无异议。 四、关于库页岛问题 �牐牽庖车嚎拷�黑龙江口，本为中国领土。[注12]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确认库岛为中国领土。18世纪，日俄两国先后向该岛的南部和北部殖民。19世纪50年代初，沙俄不顾尼布楚条约的规定，悍然宣布将库页岛划入俄国版图。1860年，沙俄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从中国抢去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注13]此后，沙俄从库页岛北部南下，加强了对日本在库页岛殖民地的压力。函馆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治政府在1869年7月8日设开拓使。8月15日把虾夷地改称北海道，而把过去称为虾夷地的库页岛改称桦太，都置于开拓使管辖下。但没有制定统治库页岛的一贯政策。这时沙俄军队大举南下，压迫日本人的渔业经营。1870年2月在函泊逮捕监禁日本官吏，1873年4月在久春古丹抢劫日本人商店，闯入日本官吏住宅。从幕末开国以来到19世纪70脑袋初，曾几次交涉划定所谓库页岛的日俄国界，但都没有结果。日本视为阻止沙俄南下前哨的英、美，看透日本绝无能力对抗沙俄，经营库页岛，所以两国公使劝告日本放弃库页岛，集中力量确保北海道。这时征韩论已成为日本外交斗争的焦点，留守政府中的大部分人想集中力量侵略朝鲜，主张把库页岛让给俄国，换取俄国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政策。这一方针在政府内部占优势。1874年日本派遣(木夏)本武扬去俄国进行交涉。1875年5月7日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第一，今后整个库页岛皆属俄国，以宗谷海峡为两国国界；第二，沙俄所领千岛群岛即从占守岛到得抚岛的18个岛屿让给日本，以堪察加地方的洛帕特卡角和占守岛之间的海峡为两国国界。[注14]1875年《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签订以后，日本一直领有干岛群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第二节 对朝鲜与中国的侵略政策 —、“征韩论” �牐犜缭谀荒�，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主张以讲“信义”的名义屈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和中国。1855年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吉田曾沽说；“我与美、俄的言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注15]明治政府最早倡导“征韩论”的是“参与”木户孝允。他在1868年12月14日向辅相岩仓具视提出侵略朝鲜的建议，即把朝鲜看作“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经略进攻之基本”，而“往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时，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注16]并和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等研究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为此，当时明治政府曾命对马藩官吏携带国书出使朝鲜，通知新政府成立，希望打开国交。但这次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所谓和朝鲜打开国交的交涉，不外是为侵赂朝鲜制造借口。木户、岩仓等人到1871年出国访问为止，一直在讨论和拟订侵略朝鲜的计划划。 �牐犎毡酒笸记致猿�鲜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出自国内：明治政府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使下级武士陷于困境。他们不满政府，纷起叛乱。政府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认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第二个出自国外：俄国势力南下，企侵朝鲜；英国对琉球很感兴趣，企图将琉球作为第二个新加坡。列强对日本四周的争夺已经开始。日本为自身安危，有必要在俄国南下之前侵占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二、《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 �牐犆髦握�府在拟订侵略朝鲜计划的同时，开始推行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政策。1870年，日政府派柳原前光至天津，在会见李鸿章时说，欧美各国强迫日本通商，日本内心不甘，可是力难独抗，“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注17]阴谋联合中日两国。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答应与日谈判订约。1871年6月，日全权大使伊达宗城、随员柳原前光到天津，两国开始谈判。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以中国和欧美各国间签订的条约为基础，把日本置于和欧美各国同样的地位，提出一个极不平等条约案。清政府表示反对，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其中第二条条说：“两国既往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注18]这显然是一种同盟条约式的规定。但伊达百般拒绝，认为应按西洋成例缔结条约，勿使西方各国猜疑。中国代表反驳说，如伊达大臣不来中国，忧虑皆无，更能照应西人，岂非上策。伊达无言以对。终以“不过是靠友好国家的情谊调停平时细小的纠纷”之意解释第二条，争执才算罢休。7月29日，大体按照中国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其主要内容有：第一，中日两国互不侵犯领土，永久修好；第二，如别国对中日两国之一有侵略的事情发生，必须互相支援；第三，两国互不干涉内政；第四，互派驻外使节；第五，在两国的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在通商港口派驻领事官员，互相承认领事裁判权；第六，两国国民在通商港口互相友爱，禁止携带刀械。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但通过这次订约谈判，日本方面已开始暴露出侵略中国的野心。就在谈判过程中，当英、法两国以中国反教会斗争为借口侵略天津、烟台一带时，日本表示要对外国遵守信义，向英、法军队提供食品、燃料等。这是支持欧美侵略中国，证明柳原前光所谓“日清联合对抗欧美”之说，全是毫无诚意的欺人之谈。在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认为约文不妥，公开声明予以否定。第二年，即1872年3月又派柳原前光来要求修改条约。4月9日柳原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提出要修改条约，特别是要取消第二条，并加入最惠国条项。结果遭到中国的拒绝。日本的计划失败了。但此时发生了台湾杀害琉球藩民事件，它为给日中两国关系带来根本变化创造了一个机会。 三、侵略台湾与吞并琉球 �牐�1871年11月30日，由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离开琉球[注19]那霸港驶向中国，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幸还，另一艘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该船共有船员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陆。但登陆船员中，54名被高山族杀害，12名逃出，在风山县受清政府官兵保护。12月11日，由八重山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又离开那霸港开往中国，中途遇风暴，漂流海上，一艘下落不明，另一艘于12月23日漂到台湾，45名船员同样受到风山县清政府官兵的保护。1872年2月，前后两批硫球漂流民57人被送到福州的琉球馆，7月回到那霸。 �牐犃鹎虻拇�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民误杀，这纯属中国与琉球之间的问题，与日无关。但日乘机插手，准备借所谓属于日本的琉球、人被杀而侵略台湾。琉球船民被杀消息传日，刺激鹿儿岛县士族。县参事大山纲良要求政府“出兵问罪”，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桦山资纪赶到熊本，向熊本镇台司令官桐野利秋“控诉”，后来又赶到东京直接向陆军省“呼吁”，建议向台湾派生番探险队。但日政府为防止欧美国家的干涉和清政府的抗议，在侵台前策划了一系列外交阴谋。首先是强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其对外交际事务由日外务省处理；其次，以日政府同意继承琉美条约为条件，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第三，利用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互换《中日修好条规》机会，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朝鲜的态度。副岛到北京后，派柳原前光去总理衙门质问高山族人地区的主权问题。清官员指出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的问题，“我……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注20]又说：“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有”[注21]日本看讹诈不成，就抓住“化外”一词，断章取义，更加紧准备军事侵略，但这时日本国内侵略朝鲜的喧器声高涨起来。 �牐犆髦挝�新前，幕府不能直接向朝鲜派遣使者，贸易限于日本设在斧山的倭馆。明治维新后，日本想打破这个惯列，一再派官员去朝鲜交涉。但朝鲜政府都拒绝受理。于是日本就派军舰去釜山调查登陆地点，并决定自由贸易往还。朝鲜在倭馆门前贴出布告，严禁日人搞走私贸易。日本以“侮日”、“无礼”为口实，掀起叫嚣侵朝的浪潮。这是副岛岛种臣已回国向政府报告了清朝申明不干涉朝鲜内政的情况。西乡决定暂缓侵台，先侵朝鲜，板垣退助等参议也支持西乡的意见。此时大久保、木户、岩仓等先后回国，主张积极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反对立即侵朝。于是以大久保为首的内治优先派与以西乡为首的征韩派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结果西乡派失败，内治优先派掌握了领导权。 �牐牬缶帽Ｅ刹⒎欠炊酝馇郑�在征韩派被逐出政府后，明治政府立即决定侵台。1874年4月设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大藏卿大隅重信为长官，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5月7日西乡从道率兵3千6百人进犯台湾。5月22日日军在台湾登陆。6月1日，日军对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发动总攻，台湾人民以原始武器英勇抗击日军。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战病死者达573人。加之清政府已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藻侦，率大军渡海保卫台湾。日本政府深感国力不足，因而顷急于求和。1874年9月14日大久保利通由柳原前光公使陪同访问了北京的总理衙门，在英、美、法三国驻清公使的“调停”下，10月中日议和。谈判在同月31日达成协议，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屈从日本，承认“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规定日军撤出台湾，赔偿日本银50万两[注22]。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中国反予赔偿，进一步刺激日本侵野心。1875年日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最后于1879年4月4日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四、侵略朝鲜 �牐犎毡厩痔ê螅�又把矛头指向朝鲜。这种侵略得到列强的支持。大久保在北京订约期间，美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为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牵制俄国的走卒，曾唆使日本侵朝。1875年9月20日，日本“云扬”号军舰侵入江华岛附近，蓄意向守卫该岛炮台的朝鲜军队寻衅挑起战端，并登陆占领炮台，制造了“江华岛”事件。次年2月，日本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率六舰于仁川登陆，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同年、8月又签订《日朝修好条规附录》，以及《附属于修好条规的往复文书》等侵略性文件。《日朝修好条规》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意谓朝鲜并非中国的属国，日本将同中国争夺对朝鲜的统治权。《条规》第七条规定：“允许日本国的航海者自由测量海岸。”根据这一条日本可任意在朝鲜沿海进行绘制海图等侵略活动。《条规》第十条规定：“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指定的各口岸侨居中，如果犯罪，与朝民交涉，皆归日本国国官员审断。等于日在朝享有治外法权，而这正是当时日本要求欧美各国撤销的特权。[注23] �牐犝庋�，日本政府便把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任务和侵略朝鲜、中国结合起来了。明治维新之初所主张的“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的军国主义就具体地付诸实行了。 第三节 平定士族叛乱 一、佐贺之乱 �牐犆髦握�府关于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策，很快遭到封建保守势力反对，发生多次起义事件。 �牐犜�1872年夏，对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一直不满的岛津久光即上书明治天皇，提出14条建议，公开向资产阶级改革挑战；反对文明开化和教育改革；反对仿效英、法改革制度；反对四民平等和相互通婚等等。此后，他又派人进京阴谋活动，要求罢免大久保等的官职。当时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为缓和不满情绪，1873年12月任命岛津久光为内阁顾问。但这种妥协手段改变不了岛津反对政府改革的思想。1874年1月，他再次反对大久保等的施政方针，以还乡(鹿儿岛)威胁政府。同年7月23日，时任左大臣职的岛津久光又向公卿三条、岩仓等提出了“质问书”，指责明治政府“将先王制服改为洋服”，历法“改用洋历”，政府各部“皆模仿洋制”，学制、军制均采用“洋式”，“参议兼任省卿”，“兴不急需之土木”等等，坚持制服、学制、军队、租税等一切复旧。岛津还扬言，如果不采纳即见，他本人供职无益，将呈请辞职，并要求撤大久保职务。对政府其他人事安排，他要求迅免大隅等职，召回西乡、板垣，并复其职。在没有免掉大限的参议之前，他本人不参政，以此逼迫政府。对这些反政府要求，不仅大久保等不能接受，就是迁就岛津久光的三条、岩仓也难以承认。大久保出身萨摩，碍于岛津是过去的藩主，没有公开对抗。可是肥前(佐贺)出身的大限没有顾虑，毅然指出：“和过去不同，现在自己是朝臣。一个朝臣为何因一旧藩主而轻率地去留！”[注24]因为革新势力的反击，岛津反动要求未能实现。最后，被迫引退。 �牐牭钡郝傻染煞�势力进行反政府时。，不满明治维新改革的旧士族，公开发动了反政府的叛乱。最先爆发在佐贺，1874年2月1日，佐贺士族建立了“征韩党”(1873年12月)和“忧国党”(1874年1月)。两党分别拥戴佐贺出身的前新政府参议江藤新平和前秋田县令岛义勇为首领。1874年1月，江藤和岛先后从东京和秋田被迎回佐贺。征韩党愤于征韩论派被击败，主张立即征韩，要求把遣使朝鲜作为确立国权的机会。当时江藤是想借助征韩、忧国两党之力使内阁会议回到征韩上来。忧国党则反对政府进行的各项改革要求重新起用“中兴之元老”(岛津久光、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对内实行封建郡县并行之制，对外征服朝鲜、中国。[注25] �牐犓�们纠集了3千多名士族队伍，错误认为西乡在鹿儿岛举兵，板垣在高知举兵，九州、四国的士族群起呼应，必容易成事。[注26]1874年2月4日，江藤劫夺了小野组银行，抢到20万日元经费，发动武装叛乱。佐贺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京，太政官在4日和7日，命令陆军省出动熊本、东京和大坂的镇台兵镇压。2月10日，政府派大久保赴九州。18日占领佐贺城。从22日至23日平定这次叛乱。江藤和岛逃走后，先后在鹿儿岛被捕处斩。 二、敬神党、秋月、获的叛乱 �牐�1876年3月，政府发出废刀令，8月发行金禄公债，宣布废除俸禄制。于是，士族更为愤怒。1876年10月，熊本旧士族二百余人，组织敬神党，宣扬国粹思想，丰张实行神道政治，反对政府改革。1876年10月24日袭击县政府和兵营；打死县令和镇台司令长官。但起义很快被镇台兵镇压。 �牐犜诰瓷竦撑崖业挠跋煜拢�福冈县旧秋月藩士族4百人组成秋月党，表示不满政府对征韩问题的处理，叫嚷扩张国权，1876年10月27日配合敬神党发动叛乱。但也立即被镇压。 �牐犗�息传到山口，获的旧士族接着于同年10月发动叛乱。其头目是荻原一诚，1869年2月任越后知事，7月任政府参议，12月继大村益次郎任兵部大辅。1870年9月，前原不满新政府政策，辞职回长州家乡——荻(山口县)当地对新政府不满的士族，集合在他的周围，形成一股反政府势力。1876年10月27日，以前原为首的百余人，以旧藩校“明伦馆”为根据地，举起“殉国军”大旗，夺取了荻冶炼厂的武器、弹药，企图进攻山口。政府得报告，立即派陆、海军镇压。11月5日，荻原在岛根县被捕处死，5日殉国军在荻溃败。 三、西南战争 �牐犖飨缏∈⒊錾碛谌�摩藩士，幕未曾参与藩政改革。新政府成立时，他是“王政复古”和戊辰战争的主要领导人。明治维新后任参议，以武力保证了废藩置县的实现。1871至1873年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期间主持留守政府的工作。随着新政府的改革日益深入发展，作为士族利益代表者的西乡，同改革政策的抵触也越来越深。 �牐�1873年10月，征韩论派被击败后，西乡隆盛及亲信近卫兵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萨摩出身的军人约3百名，宫内大丞村田新八以及司法省咨保安中萨摩出身的警官3百人，相继辞职回到鹿儿岛。1874年6月，在西乡的领导下，于鹿儿岛市内设立了私学校。这个学校除本校外，在鹿儿岛市内和县内各乡还设有136处分校。私学校经费全由鹿儿岛县政府负担。其规模不断扩大，成立一年后学生达3万人。西乡所订私学校的纲领是：“一、道同义协，暗中集会……二、尊王悯民，为学问之本质。”所谓道义，不外是忠孝仁义；所谓尊王悯民，就是忠于君主，统治人民。在鹿儿岛县，租税几乎不上缴中央，县令大山纲良以下区长、户长等官吏，只是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的规定。区长、户长都由私学校的干部担任，警察官吏也大部分为私学校党所占；整个县的行政组织都掌握在私学校党手里。区长都是军人，在以后叛乱中，便以队长的身分出动。这样，鹿儿岛县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军阀政权，西乡作为最高权威君临其上。地方行政机关之长则统率各地分校(分队)。这样建立起了以西乡为首领的随时可以发动起义的军事体制。 �牐牼赏磷褰准段�恢复封建武士的特权，坚决反对四民平等、地税改革及秩禄整理。当1876年8月政府公布《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时，大大刺激了旧士族。于是村田新八叫嚷：“以西乡为首相，实行其抱负，这是我们今日的任务。”[注27]1876年12月下旬，大久保遣遣中原尚雄等鹿儿岛出身的警官20余人，以探亲为名回鹿儿岛进行侦察。不久私学校党逮捕了中原，严刑审讯，逼他供认从大警视川路利良手里接受了暗杀西乡的密令。[注28]1877年1月下旬，政府为防备西乡叛乱，密令把在鹿儿岛的陆军火药库的武器、弹药运往大坂。私学校党徒得知消息后，即袭击陆军火药库和海军造船厂，抢走武器、弹药。2月2日，桐野、筱原等私学校的头目拥立西乡发动叛乱。 �牐�1877年2月15日，西乡率领叛乱队伍打着“新政厚德”旗帜，从鹿儿岛向熊本进攻。从九州各地和其他地区赶来的旧士族响应叛乱，叛军最多时约4．2万人。 �牐牬缶帽５弥�西乡要叛乱，坚决主张：“事情曲直分明，正正堂堂，宣布罪状，鸣鼓而讨之。”[注29]2月19日发布征讨鹿儿岛县暴徒的诏书，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为征讨参军。20日征讨总督率陆军5万8千人从东京出发，26日到达福冈。海军11艘军舰也投入战争，三菱轮船公司担负军事运输任务。[注30] �牐牨鄙系奈飨缇�包围了熊本城，久攻不克。征讨军于3月2日占领熊本北方的天险田原坂。在此以前(3月14日)黑田清隆中将率领一个旅团从长崎出发，于3月19日在日奈久、八代方面登陆，从背面进攻叛军，使西乡腹背受敌。4月14日黑田军冲破包围，进入被围困50天的熊本城。4月15日西乡军开始全面退却。8月16日至17日，被征讨军击败，万余人投降。西乡率残兵逃回鹿儿岛，在城山固守。9月24日征讨军发起总攻，城山陷落，西乡在岩崎谷自杀，桐野、村田等被击毙。西南战争结束。 �牐犝獯未蠊婺５耐磷迮崖壹次髂险秸�历时八个月，震动全国。它虽然起因于鹿儿岛士族和政府的对立，但决不是单纯的士族叛乱。从叛乱者来看，不仅是土族，还有许多民权派，其中包括豪农豪商，而且过去戊辰战争中与幕府军并肩作战失败的东北诸藩旧藩士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因此使西南战争带有复辟战争、民权战争的性质。战争结果政府胜利；结束旧土族割据局面，使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从自由民权运动方面来看，西南战争发挥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先驱作用。[注31] -------------------------------------------------------------------------------- [1]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 [2]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团研究》第161—162页，宗高书房，1976。 [3]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团研究》第184页，宗高书房，1976。 [4]田中韶：《日本史》近代1，第107页。 [5]《木户孝允日记》明治5年2月18日，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1980。 [6]林屋辰三郎：《文明开化之研究》第84页，岩波书店，1979。 [7]久米邦武：《待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2编，宗高书房，1975。 [8]久米邦武：《待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442页，宗高书房，1975。 [9]土屋乔雄，《明治前期经济史研究》第1卷，第37页，日本评论社，1944。 [10]田中彰：《岩仓使节团〉第133页，讲谈社，1977。 [11]芳贺彻：《明治维新与日本人》第26页，讲谈社学术文库，1982。 [12]库页岛据中日学者考证，中国最早称该地居民为“毛民”(见《山海经》、〈淮南子〉，唐代称“魔鬼”(据《新唐书》，贞观14年入贡)，元代称“曾鬼”，明代库页岛曾向黑龙江下游明奴儿干都司奉贡，清改称“库叶”，向清朝贡，古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17世纪中叶，日、俄及荷兰几乎同时到库页岛探险。18世纪中叶，俄、日仍认该地属中国，但那时俄、日相继侵入，俄占北部，日占南部。饿称库页岛为萨哈林，日称库页岛为桦太(音同该岛日语原名“庸人”，即中国人)、岛上居民仍向清地方政府交纳贡物。1790年，日本在库页岛南端的久春古丹设立看守所和交易所。1807年为对付俄国南下，把它纳入幕府直辖地。1809年摄间官林藏到库页岛探险，认定库页岛是一个岛，并确认清期已占有该岛。1822年以后，德川幕府终于确立了日本在该岛南部的势力，同沙锦俄的争夺也进一步加剧。 [13]俄在19世纪50年代韧，宣布库页岛划入俄国版图，并将日本人从库页岛南部赶走，同由南端北进的日本发生冲突。 [14]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第58页，原书房。 [15]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册第6页，商务印书馆，1658。 [16]《木户孝允日记第一》，引自中探明：《近代日本和朝鲜》(新版)第22-23页，三省堂，1979。 [17]王苫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31页，三联书店，1979。 [18]同上书第45页。 [19]明太祖封琉球王察度为藩王，从此奉明正朔，按岁朝贡。17世纪初，日本萨摩藩主岛律侵略硫球，将尚宁王掳去，并隶琉球于萨藩，监督财政。中英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都认琉球为独立国。英、法、荷三国与琉球缔结通商条约。 [20]、[21]王艺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64—65页。 [22]《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43页，三联书店。 [23]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第65—66页，原书房，1965。 [24]石煤裕道：《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第76页，吉川弘文馆，1973。 [25]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第4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6]犬丸义一、村中新太郎：《日本近代史》第l卷第242页，新日本出版社，1975。 [27]后藤靖：《士族叛乱之研究》第53页。 [28]井上清：《西乡隆盛》(下册)第218页。 [29]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第144页，吉川弘文馆，1965。 [30]西南战争时三菱从政府借款80万洋银，又购买轮船10艘，从事军事运输。战争共耗军费4500万日元，而三菱在运输中获利1500万日元，占军费的三分之一。 [31]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第5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奥多文斯

第十八章 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化 第一节 自然科学 �牐犆髦握�府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努力摄取西方科学技术。明治，大正时代是日本近代科学成长和壮大的时期，各个领域从无到有，或发展前代科学的萌芽取得长足的进步。 一、基础科学 �牐�1、天文学。 自奈良时代到德川时代，日本一直采用中国的阴历。从1669年开始日本虽然有了自己的贞享历、宝历历、宽政历及天保历，但这些都是阴历。1872年(明治5)明治政府决定废除阴历，采用欧美通行的阳历。旧历使用到明治5年12月2日为止，宣布1873年(明治6)1月1日(旧历明治5年12月3日)为新历的开始。接着出版了福泽喻吉的《改历辩》和黑田行元的《新历训蒙》，努力推广新历。德川时代的编历机关是京都的司天官——土御门家，明治维新时将它移到东京，改为星学局。1888年(明治21)东京天文台成立，负责编历和报时。当初东京天文台每天正午用炮报时，1912年(大正1)改用无线电报时。1888年兵部省海军部内设立水路局并附设观象台，它是日本最早使用先进仪器和技术的观象台(即今东京大学麻布天文台)。1877年(明治10)东京大学创立时，创设天文科，并于1878年(明治11)建立天象台。美国人保尔(H．M．Paul)是东京大学最早的天文学教授。寺尾寿是最早的日本人天文学教授，为建设日本近代天文学操劳一生。1882年成立日本气象学会，次年发行天气图，开始天气预报。1895年野至中夫妻在富士山顶观测气象。1899年(明治32)设立水泽纬度观察所，后来该所成为纬度变化国际中央局。1908年成立日本天文学会治，大正时代在天文学上取得成就的有：1902年平山信发现小行星，1886年北尾次郎发表《大气运动及台风的理论》，日俄战争后平山清次关于库页岛北纬50度日俄国境线的确定，1902年木村荣发现纬度变化的z项(1911年获帝国学士院恩赐奖)等。 �牐�2、数学。 1855年(安政2)成立的长崎海军传习所对移植西方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以荷兰军官为教师，讲授航海术、炮术、测量学、数学等，数学方面已涉及微积分。此外，洋学教育机关“蕃书调所”也成为西方数学的教授场所。1862年(文久2年)这里设立数学科，由神田孝乎担任教授，教科书是福田理轩的《西算速知》和柳河春三的《洋算用法》。 �牐犆髦纬跄辏�沼津兵学校是西方数学的教育中心。沼津兵学校在沼津城内，1868年(明治1年)创办，1872年关闭，五年来培养出来的数学人才约200名，其中如荒川重平、中川将行、真野肇等，在明治初年数学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注1]官立大学南校(前身是善书调所，1877年改为东京大学)也是数学教育的一大根据地，这里有许多外籍数数学教师。东京大学创立时，菊池大麓为教授，他为普及中等数学教育立下巨大的功绩。菊他的《初等几何教科书》(1888年)是整个明治大正时代最优秀的教科书。藤泽利喜太郎和菊池同为明治数学界的二大巨擎[注2]，他将保险学和统计学等的实用数学介绍到日本。藤泽的《算术教科书》(1896年)和《初等代数教科书》(1898年)被定为中等数学教育的教科书。随着西方数学的兴起，和算(日本数学)开始没落。1872年(明治5年)公布的学制，将大中小学的数学一律定为西方数学，给和算以巨大的打击，许多和算家被迫转业。 �牐�1877年(明治10年)创立东京数学会社，出版《东京数学会社杂志》。1887年(明治20年)中川将行等人创立反大学派的数学协会。进入20世纪，日本的近代数学才算真正确立，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论文，如中川挂吉的《双曲线几何学》(1901年)、吉江琢儿的《微分方程式研究》(1903年)等。1911年(明治44年)，林鹤一创办了《东北数学杂志》，它后来成为国际性的数学杂志。1918年(大正7)远藤利贞出版了《增修日本数学史》。 �牐�3、化学。 1837年(天保8年)出版的化学书《舍密开宗》(宇田川容庵译著)，最早将欧洲近代化学传到日本[注3]。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川本幸民的《兵家须读舍密真言》、桂川甫策的《重译化学通览》和上野彦马的《舍密局必携》等化学书。幕末的化学教育机关是藩书调所、西洋医学所和长崎精得馆。1868年(明治1年)成立大阪舍密(化学)局，聘请荷兰人哈拉塔马(Gratama 公元1831年—公元1888年)为该局教授，专门培养化学人才。1870年大阪舍密局改为大阪理学所，后又称为大阪开成学校。开成学校(大学)内设五所学校，其中有化学学校，从英国招聘阿特根逊(R．w．Atkinson，1881年回国)来日，教授普通化学、冶金学、分析实验等，学生有久原躬弦、高山甚太郎、高松丰吉等，他们都是日本化学创始期的重要人物。1870年京都创设舍密局，它是日本最早的工业试验所。1878年(明治11)成立日本化学学会，出版了《日本化学学会志》，刊登了许多优秀论文，如高山甚太郎的《日本制茶分析》、中泽岩太的《天和山炼铜化学》和吉田彦六郎的《漆的化学研究》等。 �牐犛泄鼗�学试验的研究机关中，历史最悠久的是东京卫生试验所，主要是检查和管理药品。1893年(明治26)设立东京农事试验场，专门研究农艺化学。1900年(明治33)建立的东京工业试验所，进行有关化学的试验和研究。 �牐牷�学研究方面，有1908年池田菊苗发现的“味之素”(味精),还有高峰让吉的“高淀粉酶”(1909)和铃木梅太郎的“维生素B”(1910)等，都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明治末期至大正时代的化学研究，获学士院奖的有：高峰让吉的《肾上腺素的发现》(1912)、真岛利行的《关于漆的主要成分研究》(1912)、让本满丸的《油脂研究》(1920)、田原良纯的《关于河脉毒素的研究》(1921)比奈泰彦的《汉药成分的化学研究》(1923)、铃木梅太郎的《副营养素研究》等。 �牐�4、物理学。 1872年(明治5年)出版了由泽渝吉的《训蒙穷理发蒙》三卷，它是有关天文、地理、物理学的启蒙书。后来又陆续出版了《穷理发蒙》(鱼住、宇喜多合编)、《穷理问答》(后藤达三)、《穷理余谈》(土屋政朝)、《穷理便解》(望月诚)等，这些都是有关物理学方面的启蒙书，对普及近代物理学起了很大作用。为了满足物理教育的需要。1872年出版了片山淳吉编的《官版物理阶梯》(全三卷)，1888年出版了日英德法对译的《物理术语辞典》。 �牐�1877年(明治10年)东京大学创立时，招聘许多物理学教授来日讲课，其中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明顿荷尔(Mendenhall，1841一1934),对日本物理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还有英国人位因(Ewing1855—1935)和诺特(Knott，1856—1922)先后被东京大学聘为教授，为日本近代物理学奠定基础。山川健次郎是最早的日本人物理学教授和五位理学博士之一。当时东京大学物理学教研室是日本物理学研究中心。 �牐犞撩髦�20年代，日本物理学进入自立时代，出现了田中正平的《纯正调管风琴研究》(1888)和长冈半太郎的《磁致伸缩现象研究》(1889)等科研成果。接着，世界水平的论文不断出现，日本物理学家的活动也频繁起来；明治后期，长冈半太郎的《原子模型研究》(1903)是日本理论物理学上最光辉的业绩。他的学生本多光太郎除研究地球物理学外，还进行了钢铁的物理研究和磁性研究，开拓了冶金物理学的新领域。c431917年发明了K．s磁钢。1916年(大正5年)他的《关于铁的研究》获学士院奖。此外，获学士院奖的还有寺田寅彦的《关于劳厄电影的实验方法及其说明的研究》(1917)、西川正治的《尖晶石的原子配置及受歪的物体的x光检查》(1917)、木下季吉的．《关于放射线的研究》(1923)等。在普及工作方面，中村清二及田九卓郎写了中等教育用的物理学教科书及参考书。京都大学水野敏之丞的电波研究也很有成绩，1896年(明治29年)第一次制作x光的发生装置，拍摄x光照像。1917年(大正6年)东京建立了理化学研究所，对工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牐�5、博物学。 日本的博物学是指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而言。日本近代博物学的发展是与德国人西博尔德(F．Von sdbld，1796—1866)的名字分不开的。1833年(文政6年)西博尔德作为荷兰医官到达长崎，一面行医一面从事日本动植物和地理学研究。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培养出一批日本博物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伊藤圭介(1803-1901)。他是幕末与明治科学之间及本草学与近代植物学之间的桥梁。 �牐�1869年(明治2年)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首次开设动植物学课。1873年(明治6)开成学校首次开设矿物学课。1877年(明治10年)开成学校改为东京大学，创设生物、地质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博物学初创时聘请外籍教师讲课，后来才培养出一批日本的博物学家。1877年美国人莫尔斯(E．S．Morse，1838—1925)到日本他于1879年(明治12)发现大森贝掠，这是日本人类学的开始[注5]莫尔斯一面在日本各地采集古生物标本，一面在东京大学教授动物学，向日本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日本博物学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牐犆髦问贝�的植物学与江户时代的本草学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1868年明治政府接收了幕府的植物园即小石川的御药园，改称为大病院附属御药院。1877年它附属于东京大学，1886年（明治19年)改为帝国大学植物园，附属于理学院，植物学教研室迁到园内。次年为研究高山植物，在日光设立分园。小石川的植物园对培养日本植物学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牐�1871年(明治4年)文部省内设博物局，专管博物馆和植物园1873年博物局改为博览会事务局，其中博物科有动物、植物和矿物三个部门，分别管理研究学问，收集标本和陈列展品。1882年(明治15年)新建的博物馆竣工，1900年改为帝室博物馆，由宫内省管辖。1923年关东大地震，东京博物馆被毁，次年将帝室博物馆的然科学展品让给东京博物馆时，展品达9.3万余件。日本博物馆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牐牪┪镅�启蒙读物有田中芳男的《动物挂图》(1872—1877)和野职憨的《植物挂图》(1873—1878)。杂志有博物局出版的《博物杂志》(1879年创刊)、东京动物学会的《动物学杂志》(1888年创刊)等，登载了质量很高的论文。著作有白井光太郎的《日本博物学年表》(1891年)、松村松年的《日本昆虫学》(1899年)、岩崎重三的《日本矿石学》(1901年)、三好学的《植物学讲义》(1899年)、藤田经信的《日本水产动物学》(1902年)、饭田启的《海洋动物学》(1902年)等。 二、工学 �牐犎毡竟ぱ�是在幕末至明治引进欧美工业技术成果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成立的。明治维新时，英国产业革命已经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开始。所以日本一开国就吸收英国以轻工业为中心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技术成果，同时又被卷入英、德、法、美等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浪潮中。第一、二次产业革命同时进行是构成日本产业技术和工学的特征。幕末大量输入的洋学知识以及明治维新由国家大力移植的近代科学技术，对日本工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牐�1、军事工学。 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政策的指导下，1869年(明治2年)设立兵部省，内设兵器局，重新整顿藩营军事工厂。1877年(明治10年)建成陆军二大工厂(东京、大阪)和海军二大工厂(筑地、横须贺)，同时招聘外籍技术人员，大量派留学生到外国学习军事技术。明治初期在造船工业上始终限于维修，兵舰主要在英国建造。1884年(明治17年)以后，日本才开始有钢制商船(如“筑后川丸”)。1896年(明治29年)施行造船航海奖励法，大大促进了造船工业。1898年(明治31年)三菱长崎造船所建成日本钢制邮船“常陆丸”(6200吨，2000匹马力)。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造船技术有了显著进步。1897年宫原二郎发明了宫原式水管锅炉，1903(明治36年)正式被海军采用。1907年(明治40年)战舰“安艺”、“伊吹”在吴海军工厂建成。1908年(明治41年)三菱长崎造船所建成的“樱花丸”上安装着日本最早的国产汽轮机和宫原式锅炉。但日本造船技术的真正独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牐犜谇古凇⒒鹨┲圃旒际醴矫妫�1880年(明治13年)村田经芳发明村田式步枪。后来继续改进，至1906年(明治39)发展成三八式步枪、骑兵枪、机关枪。1885年(明治18)大贩炮兵工厂开始生产意大利式野战炮(青铜)。1898年(明治31)有坂成章设计了三一年式速射野战炮(钢制)。1897年吴海军兵工厂制造了日本海军最早的口径12公分的速射炮。19世纪后半期是世界火药制造技术大改革的时代，黄色无烟火药代替了黑色有烟火药。日本派岛川文八郎等到德国学习火药制造技术，回国开设板桥火药制造所，开始制造无烟火药。1891年(明治24年)下濑雅允发明了下濑火药[注6]，在日俄战争的日本海海战中下濒火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21年年(大正10年)建立航空研究所，1919年(大正8年)建立陆军科学研究所，1923年(大正23年)建立海军技术研究所，日本军事工学大为发展。 �牐�2、土木工学。 明治初年利用外国的土木技术进行河道疏通，如淀川及利根川的疏通。1878年(明治11)施工的宫城县野蒜港和福井县圾井港是日本近代港湾技术的开始。其后又陆续建成长崎、横滨、大版等25个港湾，促进了土木工学和水泥制造技术的发达。 �牐犔�路和桥梁建设方面，1870年东京、横滨间的铁路建设依靠英国。后来日本自力更生，1880年(明治13)通车的京都与大津间的铁路建设全部由日本人自己之手完成。同年开通的旧逢坂山隧道是最早由日本人开掘的隧道。明治时代日本的桥梁由木桥向铁桥、钢桥、钢筋混凝土桥发展。最早的日本桥梁专家是广井勇，1909年(明治42年)竣工的仙台市广濑桥是日本最早的钢筋混凝土桥，由广井勇设计。 �牐犈�琶湖疏水工程是表明土木技术独立的划时代的事业，其附属水力发电所向世界表示了明治时代土木技术的成果。这个工程由工学界元老田边朔郎设计。[注7]古市公威也是工学界前辈，为日本 的工学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功绩。 �牐�3、应用化学。 明治初期对日本化学工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德国人华格纳(Wegener,1831—1892)和宇都宫三郎。前者是应用化学家，特别精通陶瓷制造；后者是日本水泥之父，1871年(明治4年)他在深川工作分局开始制造日本最早的硅酸盐水泥，并担任小野田水泥厂的技术指导，对日本的水泥、陶瓷工业的发展贡献很大。1884年(明治17年)东京大学设立应用化学科，开始进行应用化学教育，出现了高松丰吉和中泽岩太等名教授。高松是当时日本有机化学权威，中泽是无机化学权威。1888年(明治21年)高峰让吉建立大日本人造肥料公司(日产化学的前身)，用美国制造的机器生产化肥。明治后期是陶瓷、煤气、制糖、磷酸等化学工业开始大量发展的时期，也是应用电力的重化学工业的试验时期。1900年(明治33年)设立工业试验所，接着各地陆续开设工业试验场、讲习所，促进了化学工业的发展。 �牐�4、电气工学。 日本的电气工学是和电讯技术同时从欧美引进的。1878年(明治11年)3月25日(后来定为电气记念日)工部大学校首次点起了弧光灯。1883年(明治16年)东京电灯公司成立，接着电灯试验成功。1884年(明治17年)工部大学校的电讯学科改为电气学科，出现了志田林三郎、藤冈市助等电气工学家。1887年(明治20年)东京电灯公司的火力发电所建成，接着神户、大坂、京都等火力发电所也先后建成。1892年琵琶湖水电站建成，此外各地还有小规模的水力发电所。1890年(明治23)藤冈市助设立白热社(东京电气公司的前身)，开始制造电灯泡。1895年(明治28年)小坂矿山最早使用三相诱导电动机，后来这种电动机被普遍使用，开拓了电力应用的途径，同时促进了电机制造工业的发达。1809年(明治40年)开始，名古屋、东京、大坂等城市纷纷建成电气铁路。1907年(明治40年)东京电灯公司桂川驹桥发电所高压输电成功。19l4年大正3年)猪苗代湖水力发电所竣工，开始了高压远距离输电。大正以后进入大输电网时代，工业动力从蒸汽转向电力。 �牐�1877年引进电话机。1890年设置电话交换台。1891年(明治24年)设立了递信省电气试验所，它和1910年(明治43年)成立的日本 电气工艺委员会一起，对日本电气事业贡献很大。明治末年无线电讯电话技术发达起来。1897年(明治30)松代松之助等开始研究无线电讯，并取得80海里无线电通讯的成功。1903年(明治36年)长崎、基隆间的海上630海里无线电讯试验成功。1912年(明治45年）鸟漓右一等发明TYK式无线电发报机。 �牐�5、采矿冶金学。 明治初期各大学相继开设矿山学、冶金学课程，培养出一批明治采矿冶金学界的领导人，如小花冬吉、栗木廉等。煤的开采初期使用蒸气功力，后来使用电气动力，至20世纪大煤矿已经全部机械化。铜的生产技术也有显著进步，至大正中期铜产量占世界第二位。由于釜石铁矿建设英国式制铁所的失败，日本炼钢业转向兵工厂，由军部主持。1882年(明治15年)筑地海军兵器局开始用克虏伯(Krupp)式坩涡炼钢，首次将欧美炼钢技术移植到日本。1890年(明治23年)横须贺海军兵工厂建成法国式平炉，1892年(明治25)矣兵工厂建成3吨酸性平炉。同时陆军也在大坂、东京等兵工厂设置平炉炼钢。但明治20年代日本每座炼钢炉的年产量只有1000吨(当时欧美第一流国家年产量为300—400万吨)。 �牐�1901年(明治34)国营八幡制铁所的近代熔矿炉开始生产。至1916年(大正5年)八幡制铁所钢的年产量为30万吨，取得了日本炼钢技术的主导权。日俄战争以后民间冶炼工业兴起，特殊钢的生产和电气炼钢法也在明治末期实现了。采矿冶金理论方面，帝国大学工学院开设了采矿冶金学讲座(1893年)，渡边渡写了《矿床学大意》(1890年)，傣国一写了《金属组织学》(1908年)。的场中和舟桥了助两人对磁性探矿法进行研究(1900年)，开拓了新的领域。 �牐�6、机械工学。 由于军事上的刺激，日本的蒸汽机制造技术比工作母机制造技术发达得较早。至1887(明治20年)蒸汽动力已代替了水车，占日本工业动力的一半。1896年(明治29年)芝浦制作所制造的1300匹马力活塞发动机(安装在钟渊纺织公司兵库工场)是当时东亚一大型陆用动力机，在日本蒸汽工业史上划一新纪元。内燃机的制造从明治后期才开始，还处于模仿试验阶段。日本最早的国产机车是1893年(明治26年)铁道院神户工场制造的1B1型复式机车。至1913年(明治46年)国营铁路全部选购国产机车了。 �牐犎毡镜幕�床制造工业起点较晚，至1905年(明治38年)方始由池贝铁工厂造出了二台美式车床。明治时代丰田佐吉发明的纺织机是世界著名的，1909年(明治42年)丰田式织机公司制造了宽幅铁钢制动力织机。明治末期机械工学的教育和研究发展很快，其中心是在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的机械工学科和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著名的著作有关口八重吉的《机床》(1909)。 三、医学 �牐�1868年(明治1年)新政府在横滨设立临时军事医院，聘请英人韦利斯(Willis,1837—1894)担任指导，后迁到东京，改为东京府大医院。次年新政府将幕府的医学所和大医院合并，改为医学校兼医院，成为新政府的第一所医学教育机关。当时政府从德国请来两名医学教师即外科医生缪勒(Muller，1824—1883)和内科医生霍夫曼(hoffmann，1864—1937)，主持医学校的教学和治疗。[注8]1877年（明治10年)医学校改为东京大学医学院。随着中央医学教育的确立，地方也纷纷建立医学校，培养西方医学人才。1872年(明治5年)文部省设置医务课，掌管医疗卫生事业。1874年(明治7年)公布医制76条，规定开业医生必须通过考试西医学，于是日本传统的中医学便急剧衰落下去。明治政府为了发展近代医学，派遣成绩优秀的学生到德国留学。当时留学德国成了日本医学界的一股风气。1875年（明治8年）东京医学校设立速成班(三年制)，还建立第二医院供速成班学生临床研究之用。这样，近代医学进一步得到普及。 �牐�19世纪后半期日本医学界，细菌学成为一种新兴的学问，细菌学被介绍到日本。绪方正规和北里柴三郎是日本第一代细菌学家。1890年(明治23年)北里发现破伤风菌抗毒素并任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在传染病研究所的推动下，日本的细菌学和流行病学得到发展(如志贺洁于1897年发现痢疾杆菌)，卫生防疫思想普及全国。1894年香港发生鼠疫，青山风通、北里柴三郎赴香港调查研究[注9]此时医学团体纷纷成立，1893年成立了日本解剖协会和耳鼻喉学会，1897年成立了眼科学会。至明治末年日本的医疗卫生事业已经很发达了，医生达3万人，各府县都成立了医师会。1910年（明治43)还出现了关西联合医师大会、关东北医师大会等联合组织。1902年(明治35)在上野公园召开第一届日本联合医学会，拥有会员1797人，1906年增至2400人。1896至1910年先后成立了各类分科学会，出版学会杂志。至此，日本医学正式开始加入近代医学国家的队伍。从1897年(明治30)日本参加莫斯科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医事会开始，不断派代表参加各种国际医学会议。与此同时，外国学者也络绎不绝地来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牐牴赜谘�术研究方面，著名的有：小金井良精的阿伊努族解剖学研究(1904)，桂田富士郎的日本吸血虫研究(1904)，山极胜三郎的癌的研究(1905)，秦佐八郎的抗梅毒药雪尔伐散“606”的发现(1909)，高木兼宽的脚气病研究(1884)等。[注10] �牐犠苤�，明治时代是日本医学近代化的时代，西方医学对日本医学近代化起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日本医学的主体。日本医学急速近代化是和政府大力提倡西方医学分不开的。此外，医学教育的普及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农学 �牐犆髦挝�新以前日本的农业知识就已经很丰富了，明治以来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日本的农业和农学始终是在政府直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明治政府很关心欧美农业的动向，第一、派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视察农业，第二、参加各国召开的国际博览会取得经验，第三、采纳外籍教师的建议。 �牐犆髦握�府具体接触到先进的欧美农业和农业行政之后，从明治十年前后起，实行农业欧美化。首先是输入欧美农作物、家畜品种和近代农具。如1869年(明治2)通商司从横滨英商购入洋种牛、猪及制酪器械，1871年从美国输入水果、蔬菜和谷物的种苗，1873年随岩仓使节团到欧洲的岩山壮太郎携回英美两国的谷物、蔬菜、牧草等种子。输入的种子由民部省的试验场或老农试种，内藤新宿试验场、三田育种场、神户橄榄园、播州葡萄园、驹场种艺所和驹场农学校等的建立都与这种政策有关。其次是派人到外国留学。如松野砌1870年赴德国由学，回国后担任东京山林学校校长。又如岩山壮太郎赴美考察，回国后担任内藤新宿试验场、下总牧羊场的经营及劝农局、农务局等的要职。再次是聘请外籍教师。如1876年(明治9年)从英国招聘五名教师，到农事修学场(设在内藤新宿试验场内)教书。又如1872年(明治5)北海道开设开拓使临时学校(扎幌农学校的前身)，从美国聘请马萨诸塞农科大学校长克拉克(W．S．Clark)来日任校长。最后是设置研究机关，如开设内藤新宿试验场(1872)、东京农业试验场(1875)、三田育种场(1877)、神户橄榄园(1879)等。 �牐犝�府为了培养农业人才，开办了许多学校。如东京山林学校（18 82)、东京农林学校(1886)、礼幌农学校(1876)等，还有许多私的学社和农校。1886年(明治19)建立帝国大学农学院，设立农学、林学、兽医、农艺化学、水产等五个学科。1907年(明治40)札幌农学学校改为东北帝国大学农学院。1893年(明治26)建立农事试验场（包括东京总场及6个地方分场)，进行各种农业试验。 �牐犆髦沃衅冢�农学工作者的队伍扩大，需要组织学会和出版刊物。1896年(明治29)成立札幌农学会(1907年改为农林学会)，出版《扎幌农林学会报》。1914年(大正3)成立日本林学会，次年成立日本育种会(后改遗传学会)。其后又成立了植物病理学会(1917)、日本兽医学会(1921)、日本农艺化学会(1924)等。 �牐犎毡九┭�落后于其他自然科学，一般说明治时代农学还没有脱离试验阶段，缺乏体系化，达到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多。至大正时代，日本农业发展很快，特别是作物学和园艺学。具体的研究成果有：吉川桔辉的关于栽培稻分类研究(1908)，福羽选人的关于园艺作物研究(1892)，田中节三郎的关于水稻的起源、原产地、品种等研究(1898)，池田伴亲的关于柑桔无核结果研究(1907)，安藤广大郎等的水稻冷害研究。 第二节 社会科学 一、哲学 �牐犆髦握�府成立以后，大部分人都认识到必须采用西方文物制度，特别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尤感迫切。由于朝野一致积极展开启蒙运动，掀起了一个模仿西方文明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学到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不管其学统、时代如何，一律照样仿效。在长期封建专制的抑压下，人们感到欧美世界是另一个天地，那里有自由有平等，是人类完全独立自主的理想世界，而学问则是达到这个理想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福泽渝吉就主张：“欲知事物之理，必须学字，此即急务学问之理。”[注12]受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影响很大的加藤弘之(1836—1916)在其《真政大意3》（明治3年）中说，对人民的自由，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和劝导，除此之外，不可妄加干涉，这是政府存在的“天理”。当时从封建束缚下摆脱出来并由西方知识促使个性觉醒的人们，发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一条必然的规律，从而欧美启蒙思想家们的合理观成为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了。福泽渝吉的《劝学篇》(明治5—9)和《文明论概略》（明治8年)，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明治8)，西周的《百一新论》(明治7年)和《致知启蒙》(明治7年)成为大家喜爱的启蒙读物。这些著作主要是批判和清算封建的意识形态。 �牐牭笔币耘访栏鞴�为理想而提倡独立自主的启蒙思想家除上述外，还有森有礼(1847—1889)。1973年(明治6)他组织一个宣传启蒙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该社出版《明六杂志》，召开演讲会，“觉愚蒙之眼”，为开展启蒙运动而尽力。明治初期的哲学主要是移植法国的实证主义和英国的功利主义。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产生了日本最早的统计学及其先驱杉亨二(1828—1917)，以及田口苗吉的《日本开化小史》。 �牐犆髦�10年代，日本哲学界仍没有力量评论西方学说，只能追随与模仿。当时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被认为是一大权威，他的进化论哲学对日本哲学界影响很大。他的《社会学原理》(严修译为《群学肄言》)由乘竹孝太郎译出，受到大家的欢迎。斯宾塞的学说受到日本欢迎是由于它和明治时代的文明开化思想相适应。法国卢梭(Rousseau，1710一1778)的天赋人权论也被介绍到日本。他的名著《民约论》有多种译本，其中中江兆民的译本《民约译解》影响最大。中江兆民还著有《理学钧玄》(明治19年）和《三醉人经纶问答》(明治20)，前书介绍西方哲学，后书鼓吹自由民权，仰慕法国革命。这个时期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出现了许多鼓吹自由民权的著作，如福泽渝吉的《通俗国权论》(明治11)、植木枝盛的《开明新论》(明治11)和《言论自由论》(明治13)等。 �牐犞撩髦沃衅冢�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国民意识高扬，国家主义兴起。在哲学上对以前引进的自由主义哲学发生怀疑，终于抛弃英、美、法的实证主义哲学，引进德国的理念主义哲学。日本最早移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是西周，他在《人生三宝说》中介绍了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但有系统介绍德国哲学的是竹越与三郎(1865-1950)，他在《德国哲学英华》中介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明治20至30年代大力移植德国哲学的时代，唯心主义哲学统治整个日本哲学界。与唯心主义哲学流行的同时，国粹主义也泛滥起来。三宅学岭组织政教社，出版杂志《日本人》，领导国粹主义运动。三宅学还写了《真善美日本人》和《伪恶丑日本人》，在他的《哲学涓滴》中，把他的国粹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有意识地结合起来。除三宅外，移植德国哲学的还有清野勉(1853—1904)、大西祝(1864年—1900)等。 �牐犛捎谖ㄐ闹饕逭苎У牧餍校�助长了儒教和佛教的复活。1890年(明治23)《教育效语》的公布，标志着封建的儒学思想卷土重来。佛教学者井上圆了(1858—1919)和清泽满之(1863—1903)妄图抓住西方科学的片段来掩饰佛教的非科学性。前者著有《佛教活论》，后者著有《宗教哲学骸骨》。 �牐犞撩髦魏笃冢�开始介绍西方哲学原著，如木村鹰太郎的《柏拉图全集》五卷等。还出现了专著，如波多野精一的《斯宾塞研究》等，同时由于哲学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教养，出成了许多哲学概论书，如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明治35)。有一部分人不满足于西方哲学，潜心研究印度哲学和宗教学，于是出现了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明治31年，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境野黄样的《印度宗教史》(明治38)、高额武次郎的《老庄哲学》(明治42)、姊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明治33)、加藤玄智的《东西比较宗教教史〉(明治36)等。此时儒教思想特别受到尊重，恢复了德川时代的释奠(祭孔)，设立了孔子祭典会。这个时期心理学和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心理学家元良勇次郎(1858—1912)和美学家森林太郎(鸥外)、高山林次郎(梧牛)。 二、经济学 �牐犓孀湃毡镜目�国，出现了贸易通商问题。当时除本多利明那样指出贸易重要性外，一般人都抱着历来的贸易有害无用论，认为日本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富国，外国都是穷国，到日本贸易是想掠夺日本的有用之财。针对这种思想，首先是福泽渝吉做了许多启蒙工作，后来他的同学神田孝平写了《农商辨》(1861)，竭力主张商工立国。神田还译了埃利斯(w．Ellis)的《经济小学》，这是日本最早的经济学入门。 �牐犆髦握�府成立后，日本人对贸易的反感还没有消除。于是加藤弘之写了《交易问答》(明治2)，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当时信奉正统学派经济学的交换论，即交换是互相得利，若自由竞争，双方生产最得意的产品，双方均能以最低的价格购进最好的东西。这是自然的规律，既是国内交换也是国际交换即贸易的真理。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人韦兰特(Wayland，1795—1865)的《经济学要论》首先被介绍过来，福泽渝吉的《收税论》(明治2，收于《西洋事情》卷一)和福地源一郎的《官版会社辩》(明治4)是抄译此书的。[注13]其次美国经济学家佩里(A．L．Perry，1830—1905)的《理财原论》被绪方正、川本清一等分别翻译过来。此外，福赛特夫人(Millicent Garret Fawcett1833—1884)的著作被林正明译为《经济学入门》出版(明治6年)，后又被水田健助译为《宝氏经济学》出版(明治10)。被翻译过来的著作大多是正统学派的，而且还停留在启蒙的或教科书的阶段。 �牐犞撩髦�1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已经结束，现在认为经济学在于发现自然规律的人也不得不认为经济学的规律因时间和地点而异了。早在1971年(明治4年)，若山仪一发表了《保护税说》，非难自由贸易。1974年(明治7)杉亨二在《明六杂志》发表了《贸易改正论》，主张在入超和金银外流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保护贸易。1977年(明治10)保护贸易论的先驱若山仪一出版了《自由交易穴探》一书，列举自由贸易的缺点加以攻击。接着犬养毅(1855—1932)创办《东海经济新报》，主张保护主义。与此同时，美国保护贸易论者凯里(H．C．carey)的著作被译为《圭氏经济学》出版。 �牐犞撩髦沃衅冢�保护贸易论占压倒的优势。此时正统经济学的介绍逐渐趋向专门化，亚当。斯密的名著《因富论》被译成日文(明治17—21)。现在日本人自己的经济学也成长起来，天野为之(18660-1938)写了《经济原论》(明治19)。此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断再版。这个时期财政学也发达起来，出现了日本财政学的先驱田尻稻次郎(1852——1923)。 �牐犆髦魏笃谌毡咀时局饕逍纬桑�甲午战争后日本经济出现了所谓战争景气，但同时出现了许多经济问题(如农业问题、工人问题)。对于新的问题，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能解决，于是移植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注14]。和田垣谦三(1860——1919)是第一个介绍这一派经济学的人。其次是金井延(1865—1933)。他们面对现实，关心社会问题，模仿德国组织了日本的“社会政策学会”，企图利用德国的方法来解决劳资对立问题。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被称为新经济学，和正统学派的理论对抗。金井延用这一学派的方法论写了《社会经济学》(明治35)，福田德三(1874—1930)写了《日本经济史论》(明治33)。福田还和其师布连塔诺(L．Brentano,1844-1931)合著《劳动经济论》，主张制定工厂法。 �牐犆髦文┢谥链笳�时代，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给其本身提供了许多经济问题，还因欧美各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给经济学带来新的课题。1902年(明治35)金井延发表了《经济学研究方法》，主张站在社会政策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要重视按照人类意志的改革，不要把重点放在历史研究上。这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月本的西方经济学者研究日本的经济论著，如河上肇的《论德川时代的经济学说》(明治36)等。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日俄战争前后蓬勃开展起来，出版了许多著作。如安部矾雄的《社会主义论》(明治36)，片山潜的《日本的劳动运动》(明治34)，西川光次郎的《卡尔，马克思》(明治35)和《社会主义全集》（明治35年），幸德正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明治36年）。其中《社会主义神髓》最为杰出，它没有详述马克思经济学，只从剩余价值这方面来阐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三、法 学 �牐牭麓ㄊ贝�日本的律法大致是习惯法，基本上是道德法，而明治政府的律法基本上采用自然法(基于人性之法)。最早将自然法介绍到日本的是文久年间(1861—1863)留学荷兰的西周和津田真造，然而对自然法学说移植到日本最有贡献的却是巴黎大学教授鲍杀那德(G．E．Boisspmade，1825—1910)。以1870年(明治3)箕作膀详的《法兰西六法》为始，许多法国法学派的书籍被介绍过来。与此同时，英国法学派的著作也被介绍过来，该派奥斯丁(J．Austin，1790—1859)著作被大岛贞益译作《豪氏法学讲义节约》出版(明治13年)。明治初期，司法省法学校的法国法学派和东京大学的英国法学派对立，它具体表现在著名的商法延期实施的争论。当时法国人编的民法和德国人编的法国式商法公布后，商业界对千余条的商法不满，提出延期实施。英国法学家主张延期，法国法学家主张坚决实施。结果帝国议会决定，商法民法一律延期实施。 �牐犆髦沃衅冢�法国法学派的学者发表了许多著作，如深野达的《法国民法约说》(明20年)等。英国法学派的学者也不示弱，土方宁发表了《英国契约法》(明治20年)，增岛六一郎发表了《英国诉讼法》（明治20年)。正在两派对峙之间，出现了德国法学派，德国法学权威狄伦堡(H．Dernburs，1829—1907)的著作被副岛义一等译作《德国民法论》出版(明治32)。由于德国的政治制度与日本相似，明治政府当然抛弃英国法和法国法，而采用德国法了。德国法成了日本法学的规范。[注15]1893年(明26年)成立的法典调查会所编纂的法典，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德国法。钦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模仿德国宪法是其一例。新民法和商法既不采用法国法也不掺入英国法，纯粹是德国法的继承。 �牐犆髦魏笃诘鹿�法学占压倒的优势。当时统治德国法学界的所谓注释法学和概论法学也在日本法学界流行起来，同时还想探索法制的渊源，对罗马法和日耳曼法进行研究。1913年(大正2年)帝国学士院出版了《查士丁尼皇帝钦定罗马法学提要》(末松谦澄翻译）。日本最早研究罗马法的是春木一郎(1870一1944)，研究日耳曼法的是中田蒸。由于国家主义的兴起，此时日本法制史和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也发达起来，出版了许多著作，如中田嚣的《日本庄园的系统》和浅井虎夫的《中国法制史》等。日俄战争以后，国际法也被重视起来。当时国际法专家是京都帝大教授千贺鹤太郎(1857-1929)和东京帝大教授立作太郎(1874—1943)。前者著有《国际公法要义》(明治42)，后者著有《内乱和国际法》(明治45年)。 四、史 学 �牐犆髦纬跗诘奈难Ы缛允欠饨ㄊ费д纪持蔚匚弧�1869年(明治2年)明治天皇效令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复兴修史事业；同年设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1877年(明治10)设立修史馆，决定编纂《大日本编年史》，同时编修以天皇为中心的《复古记》、《皇亲谱》等。但此时所编的史书，无论观点和体裁仍都是封建史学那一套，所不同的，过去是以武家为中心的历史，现在是以皇室为中心的历史。然而，在文明开化的浪潮中，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明治初年翻译了许多欧洲通俗历史著作，满足了启蒙运动的需要。后来基佐(G．Guizout，1768—1874)〈欧洲文明史》、波克尔(H，T，Buckle，1821—1863)的《英国文明史》和米涅(F，A，M，Mignet,1796—1884)的《法国革命史》等西方史学的著作被翻译过来。西方文明史学是英法资产阶级的进步史学，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从未开化、野蛮到文明的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摆脱了宗教对历史的束缚。在西方文明史学的影响下，日本史学界已不满足旧式编年体或列传体的封建史学，而试图用史论体的文明史观来实证人类的展和文化的进步了。于是日本的文明史学应运而出，出现了以西方文明史论来写日本历史的著作，开拓了新的历史领域。明治10年以后出版的文明史或开化史有：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明治10）、北川藤太的《日本文明史》(明治11)、渡边修次郎的《明治开化史》(明治13)、藤田茂吉的《文明东渐史》(明治17)、福田久松的〈大日本文明史略》(明治24)等，其中《日本开化小史》特别著名，田口卯吉在该书序言中说：“史家之辛苦不在于收集历代的许多情状，仅在于究其情状之本源。” �牐�1886年(明治19)德国人利斯(L，R，Riess，1861—1929)来日创设东京帝大文学院史学科。利斯将兰克(L，Von，Ranke，1795-1886)忠于史实的方法论传到日本，从而日本史学界接受了兰克派的德国史学，强调历史的客观研究，主张通过原始史料的考证来究明历史的具体面貌。德国历史学派的这种考证主义与明治政府的政治思想相吻合，便以它作为官方史学的目标，并决定停止编撰〈大日本编年史》，以东京帝国大学国史科和史料编纂所为中心，进进编辑史料。结果编成《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书》、《国史大系〉、《续国史大系》等大部头资料性著作。终于实证史学压倒文明史学，成为日本史学的主流和正统。 �牐犞撩髦�20年代，史学界不满足于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研究，开展了文化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于是出现了文化史学和社会经济史学。文化史学是把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政治扩大到社会和文化，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的新研究》是文化史学的代表作。它否定神代史，认为是后世人伪造的，粉碎了天皇制的传说。社会经济史学则以经济为研究对象，满足了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史学比较接近客观历史本来面貌，以丰富的社会经济资料证实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创造条件。当时出版的经济史学著作很多，著名的有栗田宽的《庄圆考》(明治21)、滨田健次郎的《日本古代通货考》(明治21)、获野 由之的《日本财政史》(明治23)、苦沼贞风的《大日本商业史〉（明治25)等。 �牐牸孜缯秸�以后，东洋史研究发达起来。日本人开始用西方史学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史，并取得一定的成果。田口卯吉的《中国开化小史》(明治21)是抛弃旧的儒学史学观，用文明开化史观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先驱作品。那河通世的《中国通史》(明治21)也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史概论的名著。此外，白鸟库吉对中国北方民族及东西交通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注16] �牐犆髦魏笃冢�日本史学界为配合政府侵略大陆的政策，对东洋史进行广泛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在概论方面，有高桑驹吉的《东洋大历史》(明治38)、市村成次郎的《东洋史要》(明治45)等；在专题史方面，有林泰辅的《朝鲜通史》(明治45)、白乌库吉的《满洲的过去及将来》(明38)和《肃慎考》、那河通世的《台湾、朝鲜、满洲史研究入门》(明治33)等；关于蒙古史，有白鸟的《蒙古民族起源》(明治40)、内藤虎次郎的《蒙文元朝秘史》(明治42)、多桑(Dohsson,1780一1855)的《蒙古史》(明治24，田中萃一郎译)；关于中亚史，有白鸟的《乌孙考》(明治33)等。 第三节 文学艺术 一、文 学 �牐犆髦问贝�是日本旧文学向近代新文学转换的时代。明治初期流行的翻译小说，为其后新文艺理论的介绍作好准备。从翻译到创作，出现了政治小说；如说明白由民权真话的寓言《蝴蝶纪谈》(田秀成，1882)，以友以立宪政治确立为理想的《雪中梅》和《花间莺》(末广铁肠，1886—1888)。这种写实风强烈的小说形式，代表了文学革新思想的一个方面。翻译小说和政治小说的出现，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新文学的前奏。 �牐�1885年(明治18)出版了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此书题名虽为小说，实际内容却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注17]为明治新文学的理论奠定基础，促进了明治新文学作品的诞生。此时还出现了长谷川如是闲、二叶亭四迷的〈别林斯基艺术论》等文艺理论作品。至20年代，坪内逍遥所提倡的写实主义，由以尾崎红叶为核心的砚友社一派的作品表现出来。砚友社的著名成员有尾崎红叶、石桥思案、山田美妙等。红叶的作表作有《二个比丘尼的色仟悔》，思案有〈处女女〉，美妙有《武藏野》。这个时期除砚友社的写实主义作品外，还有幸田露伴的理想主义作品(如《风流佛》)和森鸥外的浪漫主义作品(如《舞姬》)。明治中期是新诗或新体诗的成立期，出现了最早的新诗《新体诗抄》(1882)。当时由于国粹主义兴起，出现了和歌的改良和诽句的革新运动。 �牐犆髦�30年代，以《文学界》杂志为中心，浪漫主义文学论兴起。其代表人物为北村透谷和高山得牛。他们反对砚友社一派等脱离人生的、享乐的艺术至上主义和低级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倡导文学的人生意义。与此同时，法国左拉的自然主义被介绍过来，岛村抱月是日本最早从理论上阐明白然主义的人。此时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进一步发展，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有：泉镜花的《夜行巡查》（明治26)和〈外科室〉(明治26)，川上眉山的《雪折竹》(明治23)和〈书记官〉(明治28)，广津柳浪的《变目传》(明治28)和《黑蜥蜴》（明治28)。杰出的写实主义作品有：尾崎红叶的《心之涸》(明治27)和《金色夜叉》(明治30)，幸田露伴的《风流微尘藏》。这个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小说的出现。矢野龙溪的《新社会》，白柳秀湖的《黄昏》和《泽夫日记》，以及小川煌村的《劳动问题》都是反映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品。当时杰出的社会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木下尚江，用热血沸腾之笔，以日本初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苦斗为背景，描写当时青年的苦闷和呼声，在明治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尚江的代表作是《火柱》(1904)和《良人的自白》(1904)，前者阶级斗争意识强烈，后者反映着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妇女解放、财富罪恶、土地私有等。30年代是日本新诗和短歌的繁荣时期，诗坛出现了许多有才华的新秀，浪漫抒情的诗风成为诗坛的主流。 �牐犎斩碚秸�前后开始大量介绍欧洲近代文学，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学名著，特别俄罗斯文学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秋骨译，明治4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内田不知庵译，明治26)，托尔斯泰的《复活》(内田译，明治39)等。此时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产生了小栗风叶、国木田独步、德田秋声、田山花袋等自然主义作家。明治末年自然主义衰落，新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白桦派取而代之。新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家是夏目漱石(著有《吾辈是猫》、《伦敦塔》、《矿工》等)。白彬派的代表作家是武者小路实驾(著有《实心眼的人》、《芳子》等)，志贺直哉(著有《到网走》、《和解》等）等。 �牐牬笳�后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详见本卷第十一章第四节《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文化》。 二、音 乐 �牐牻�代日本音乐分为国乐和洋乐。国乐即日本的传统音乐，洋乐即近代西方音乐。明治后的近代日本音乐，最重要的是洋乐的移植。它不是出于音乐本身的要求，只是为了军事和政治的需要。洋乐传来后，国乐和洋乐在感觉上发生根本的矛盾。日本近代音乐史就是这种矛盾的扩大和克服的历史。 �牐犙罄衷缭诘麓ㄊ贝�以前就随着天主教传到日本，那时的洋乐是教会音乐。1853年(嘉永6)美国舰队司令培理来日时，军舰上有二组军乐队，日本人首次听到了军乐。当初传入日本的军乐队不是吹奏乐队，而是鼓笛队。明治维新时，大藩几乎都用鼓笛队，至1869年才变成吹奏乐队。基督教使用的赞美歌对洋乐的普及也起了很大作用。 �牐�1872年(明治5)文部省颁布学制，规定小学要唱歌，中学要奏乐。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最早实行唱歌教育。该校设音．乐科，培养音乐师资。1878年(明治11)留美的伊泽修二(1851—1917)任东京师范学校校长，致力于音乐教育。1879年(明治14)文部省内设置“音乐取调挂”(即音乐调查课，东京音乐学校的前身)，伊泽任课长。1880年(明治13)音乐取调挂正式招收传习生，学习洋乐和国乐。1887年(明治20)音乐取调挂改为东京音乐学校，直属文部省。1881年(明治14)出版了《小学唱歌集初篇》，接着《幼稚园唱歌集》（明治20)、《中学唱歌集》(明治22)出版。随音乐教育的普及，产生了军歌和流行歌，1886年(明治19)设立大日本音乐会。明治40年代，出现了作曲家陇廉太郎、山田耕榨，声乐家柴田环，钢琴家泽田柳吉等。1902年(明治35)东京音乐学校等的学生移植西洋歌剧。后来出现了日本人的歌剧创作。1911年(明治44)帝国剧场建成，掀起了一股歌剧热。以后大众歌曲流行，出现了《荒城之月》(拢廉太郎作)等名曲。在音乐研究方面，上原六四郎写了《俗乐旋律考》（明治28)，小中村清矩写了日本最早的国乐史《歌舞音乐史略》，田中正平发明了纯正调管风琴。 三、戏 剧 �牐犎毡窘�代戏剧可分为歌舞伎、新派剧和新剧三大系统。明治20年代以前，歌舞伎仍象德时代一样垄断整剧坛。明治维新以后，一向作为低级大众娱乐的歌舞伎及其演员，社会地位提高，和上流社会人士结交的“芝居者”(戏剧演员)被当作“名士”。1872年（明治5)新建的新富座竣工后，外宾经常到新富座观看歌舞伎。为适应社会新形势，歌舞伎开始了“演剧改良运动”，出现了改革者市川团十郎。他把历史戏剧化，演出了《重盛谏言》、《天草骚动》等历史剧。舞台背景采用了西洋舞台设计。至明治20年代，古老的歌舞伎界内部发生变化，逐渐反映了趋向变革的现实社会，先后产生生了演剧改良会、演剧矫风会等。1905年(明36)市川团十郎和尾上菊五郎两大名演员死后，歌舞伎逐渐衰落，后继者多保持古典传统。 �牐犆髦�20年(1887)适应文明开化空气的新派剧产生了。大阪有一种叫做“壮士剧”的戏剧，创始人是角藤定宪。所谓壮士就是指1884年自由党解散后到1889年宪法公布期间依然高举自由民权旗帜的青年。当时角藤组织了剧团“大日本艺剧矫风会”，上演了《忍耐的书生与贞操的佳人》，企图使歌舞伎的写实主义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继角藤之后奠定新派剧基础的是川上音二郎，由他上演的《南洋媳妇之月》和《日清战争》取得成功。大约从明治27、28年开始，将新戏剧叫做“新派”，原来的歌舞伎称为“旧派”。日俄战争期间新派剧大演战争戏，后又转向家庭戏、新闻戏。至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由于新剧的兴起，新派剧渐趋衰落。 �牐犆髦�40年代，近代剧的创始人易卜生被介绍到日本。1906年(明治39)7月《早稻田文学》出了《易卜生纪念号》，还组织了“易卜生会”。易卜生的作品《幽灵》和《鸭》等被翻译成日文，日本剧作家无一不受易卜生的影响。在移植西方近代戏剧上，坪内逍遥立下了大功。他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介绍到日本，还创作了《大极殿》、《新曲浦岛》等，给新剧提供了脚本。特别是他的《暗无天日》，有140人的大合唱队出场，实为日本式歌剧的先驱。从1909年开始，以岛村抱月和坪内追迢为中心的文艺协会研究所对培养新剧人才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自由剧场、新社会剧团、新时代剧协会和文艺协会等纷纷演出莎士比亚、易卜生等的西洋近代剧。至大正时代，新剧十会兴盛，产生了许多新剧团。日本近代戏剧的成立比其他领域的近代化约迟20年。 �牐犠苤�，明治初年至20年代是歌舞伎垄断时期，明治21年至40年是歌舞伎和新派剧并存时期，明治40年至大正时代是歌舞伎、新派剧、新剧鼎立时期。 四、绘画 �牐�1、日本本画。 明治维新时，前代十分兴盛的日本画各派面临衰亡，只剩下文人画(即南画或南宗画)一派。后来掀起一股传统美术复兴的思潮，文人画家逐渐活跃起来，以东京、京都两地展开活动。1879年(明治12)成立了以研究新旧美术得失为目的的“龙池会”。1880年(明治13)举办“观古美术会”，展览传统美术(至1886年共举办七次)。1883至84年(明治16—17)在巴黎举办“日本美术纵览会”，向海外介绍新旧美术。1882(明治15)及1884(明治17)年政府集合全国各派日本画家召开“国内绘画共进会”，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日本画家。 �牐犆髦沃衅诠�粹主义抬头，日本画也随之发展。1887年(明治20年）龙池会改称日本美术协会，并扩大组织。同年设立东京美术学校，专门培养日本传统美术人才。接着以美术学校的领导人美国人费诺罗萨(Fenollosa，1853—1908)及其学生冈仓天心、狩野芳崖、桥本雅邦为中心，展开了日本画革新运动。此外日本美术协会的青年画家也扬弃保守作风，创立新日本画，并于1891年组成日本绘画协会(天心为会长)。1898年(明治31)天心从东京美术学校辞职，创立日本美术院。其主将横山大观等将亩欧印象派的空间表现法引进日本画中。与激进的日本美术院相对，保守的日本美术协会也展开活动，使即将衰落的南画复兴起来。 �牐犞�1907年前后，日本美术院渐衰，出现了日本画会、无声会等新团体。1907年(明治40)政府为统一新旧两派而举办了“文展”[注18]，但仍没有改变两派的对立状态。1914年(大正3)横山大观等的新派脱离文展，再兴日本美术院，使文展的综合性遭到破坏。其后日本画分成在朝的文展和在野的日本美术院。 �牐�2．洋画。 洋画早就传入日本，幕末洋画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由于政府大力提倡洋画，明治维新以后洋画发展很快。首先从意大利招聘著名风景画家封泰纳媒(A．FontanB5，1818—1882)来日创办工部美术学校(明治9年)。[注19]其次派遣画家留学西欧，如黑田清辉留法，川村清雄留意，鹿地为也留德。1877年(明治10)举行第一次国内劝业博览会，首次由国家展出洋画家的作品。 �牐犆髦�10年以后由于国粹保存论的高涨，妨碍洋画发展，如不许展出洋画，关闭工部美术学校(明治16)等。后来海外留学回国的洋画家团结一致创立明治美术会(明治22)，开展洋画运动。1889至1901年，几乎每年都举办洋画展览会，普及洋画。1893年(明治26)留法的黑田清辉和久米桂一郎回国，带来了法国外光派(印象派之一)的技法，给日本洋画界影响很大。[注20]1896年(明治29)黑田成立“白马会”，每年秋季在上野公园举行洋画展览会。同年东京美术学校设立洋画科，同时普通教育也进行了图画课改革，编纂了《新定图画教科书》。文展对洋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文展展出了山下新太郎的《读书之后》等，法国印象派风作品，美术评论界也介绍了这种新倾向。许多青年由此得到启发，在摸索地制作反自然主义的作品。 五、建筑 �牐犆髦问贝�是日本建筑大转换的时代。随着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西洋建筑被大量采用，从木造媚式到石造砖造拱式，日本建筑式样起了根本的变化。明治初年因技术人员和材料的缺乏，往往建造一种“拟洋式”的木造洋馆(如清水喜助设计的筑地旅馆)。政府为了建造真正的西洋建筑，从欧美请来许多技术人员。其中最杰出的是英．国人握特尔斯(T，J，Woters)。他于1868年来日，建造了大坂造币寮(明治4年)、英国公使馆(明治5年)，还设计了银座的砖造街(明治6年)。外籍建筑家中，法国人鲍安韦尔(C，de Boindnvill)也很有名，工部大学校讲堂是他的代表作(明治10)。给日本西洋建筑立下大功的是英国人康德尔(J．Conder，1852—1920)，他于1877年（明治10年)应聘来日，担任工部大学校教授，培养出一批日本建筑家，如曾弥达藏、辰野金吾等。[注21]他还在内匠寮工作数十年，设计了东京帝室博物馆(明治15年)、鹿鸣馆(明治16年)等，将文艺复兴式、歌德式、都锋式[注22]、阿拉伯式等各种式样传到日本。 �牐犆髦沃衅谄毡椴捎梦餮蠼ㄖ�，除皇宫及寺院神社是日本式外，官府、学校、银行、剧场等公共建筑几乎都是西洋建筑。日本式建筑方面有木子清敬设计的皇宫正殿(明治21)，木子与伊东忠太设计的京都平安神宫(明治28)，伊藤平左卫门设计的京都本愿寺大师堂等。从明治中期开始，西洋建筑的设计和教育转入日本人自己之手，设计了奈良博物馆(片山东熊作，明治27年)、日本银行本行(辰野金吾作，明治29年)、帝国饭店(渡边让作，明治23年)等。辰野金吾是工部大学校最早的日本人教授，他还领导了1886年(明治19年)成立的日本建筑学会。 �牐犆髦魏笃谥链笳�，钢铁和混凝土开始应用于建筑。这些建筑材料首先使用于桥梁，如东京的新桥(明治41年)。其次使用于房屋，如秀英社工场(明治28年)。由于这个时代流行钢骨构造和钢筋混凝土构造，出现了新的式样即日本式和西洋式混合的折衷式样(如明治32年妻木赖黄设计的东京日比谷的日本劝业银行)。明治大立时代的建筑主流是西洋式，但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粹主义的泛滥，开始研究日本建筑和东洋建筑了。伊东忠太是日本建筑研究的先驱。他排斥欧化主义和折衷主义而主张进化主义，即从木造建筑向石造的公共建筑逐渐进化，换言之，以日本的传统式样为主体，逐步走向西洋化。他的这种建筑思想由巴黎国际博览会(明治33），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明治37)和日英博览会(明治43)的日本馆作出了实践。 六、雕刻 �牐犎毡镜牡窨毯推渌�艺术一样，也随着日本社会的大变革而产生巨大变化。明治维新以前日本雕刻以佛像为主，它随着佛教的衰落而丧失光彩。明治8年发布《神佛合并布教禁令》，宗教雕刻衰微到达极点，相反非宗教雕刻(如装饰品、木偶玩具、坠子等)逐渐发达起来。这表明日本雕刻从宗教解放出来；面向现实的人类生活。 �牐犆髦纬跗谥饕�是移植西洋雕刻。1876朋年(明治9年)工部美术学校创立时，聘请意大利雕刻家拉古萨(V，Ragusa,1841—一1927）来日担任雕刻科教师，培养出大熊氏广、藤田文藏等最早的西洋雕刻家。另一方面传统的雕刻家开始觉醒，出现了象高村光云那样用西欧写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的人。高村是从旧时代“佛师”(佛像雕刻家)转变为新时代雕刻家的典型人物。明治初期象牙雕刻很盛，成为对外贸易品中的佼佼者。1881年(明治14)成立雕刻比赛会，1887年(明治20)成立东京雕工会。后来牙雕向大型发展，但由于材料限制，逐渐被木雕代替。 �牐犆髦沃衅诠�粹主义思潮使人们对木雕重新评价，从而木雕迅速发达。这个时期除木雕外还出现了青铜铸像，长沼守敬的毛利侯一家铜像(在长州山口)和大熊氏广的大村益次郎铜像(在东京九段坂上)为纪念像之先驱。1898年(明治31)东京美术学校设立雕塑科，长沼守敬任教授。他的《老夫像》在1900年巴黎国际博览会上获得了金牌。文展的开设对西洋雕刻刺激很大，一大批新秀脱颖而出。其中获原守卫和朝仓文夫最为著名。前者的代表作为《矿夫》，后者的代表作为《守墓》。获原最先将法国著名雕刻家罗丹的艺术介绍到日本，大力宣传罗丹的思想——“虽然外形单纯粗野，但其内部存在着生命和力，这种东西就是真正的雕塑美。”[注23]荻原天折后，户张孤雁和高村光太郎继续宣扬罗丹的艺术，其影响直至大正时代，而且不仅雕刻界，还囊括整个艺苑。 七、工 艺 �牐犆髦挝�新使一切旧工艺(如制造佛具、大名的摆饰、武士的佩戴等)停止下来，代之新时代的工艺活动。明治初年对外贸易给工艺界开阔了活动天地，同时工艺品的出口给国家带来利益，解决了财政困难。所以政府对工艺品生产特别关心，热心进行实用工艺品的技术改革。相反，对装饰工艺品关心较少，从而整个明治维新时期传统工艺品不振，但合乎新时代要求的工艺品发达。这是明治工艺的大势。 �牐犆髦未笳�工艺品发达与海外博览会是分不开的。海外博览会上日本工艺品受到好评，促进政府对工艺品的生产机械化(引进纺治机，用用石膏模子成形陶瓷器)、材料(化学染料、釉)、造形图案等各方面进行研究，提高产品质量。皇室对工艺关心也是工艺发达的原因之一。政府举办各种展览会、劝业会时，皇室总是亲临，给以高度的赞扬和支持。同时皇室又是个大顾客，皇宫的兴建及其室内装饰都需要工艺品。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社会对工艺品的需要量大为增加，助长了工艺的发达。 �牐犆髦未笳�时代的工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金属工艺(包括雕金、锻金、铸金)，二漆工艺(包括产业漆工和美术漆工)，三景泰篮和玻璃工艺，四陶瓷工艺，五染织工艺，六牙雕和镶嵌工艺。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详述。要之，明治初期的工艺领导是政府机关，最初目的在于出口，振兴产业。接着是遵循这一条路线，在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功能主义与装饰主义，产业工艺与贵族的美术工艺之间相互对立抗争中树立日本工艺的格调。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和材料的改良，近代工艺相当发达，特别如染织和陶瓷那样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领域更为显著。但这些工艺从造形图案方面来看，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第四节 教 育 �牐牭麓ㄊ贝�的教育分为武士教育和庶民教育两大类。实际上校只为武家子弟而设，一般庶民几乎不存在所谓学校，只有为上层庶民子弟读书的庙塾“寺子屋”。幕末这种寺子屋得到普及。明治政府成立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分为武家、庶民两大类的旧教育体制全面崩溃，从而建立基于四民平等原则的国民教育体制，奠定了整个文化教育的基础。这是日本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它指出了全体人员一律就学受教育的目标。日本近代教育的国家性质特别强，教育成为统一国民思想的根本，国家全力发展教育。这是日本近代教育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学校教育与振兴国家和产业相结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实业教育。第三个特点是学校教育成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部门，学生升学被认为是立身出世的阶梯，形成一种学校教育万能思想，从而妨碍了社会教育体制的发展。 —、维新初期的教育改革和保守教育思想的抬头 �牐犆髦握�府一成立，政府就把教育纳入三大政策之一的“文明开化”之中，作为启蒙近代文明的一种手段，在国家领导下建立合适的新时代的教育体制。为此，必须树立一定的教育方针以领导全国的教育。政府的教育方针首先是建立大学并派遣留学生，培养建设国家的人才。其次是设置小学，开展国民的一般教育，以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把发展国民教育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 �牐�1871年7月增设文部省，加强对教育的领导。文部省第一步是整顿和开设学校。一、把东京的大学改称为大学本校(原昌平学校)、大学南校(原开成学校)、大学东校(原兵学校医学校)，直辖文部省。二、东京设立直辖的中小学校。三、全国各府县的学校皆由文部省管理。四、设立直辖的官立女子学校。 �牐犖牟渴〉诙�步是改革学制。1872年颁布学制：一、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一所大学；每个大学区下面设32个中学区，各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下面设210个小学区，各设一所小学。二、儿童6岁上学、小学分上下两等，各为4年；中学分上下两级，各为三年；大学是培养专门人才，分设理学、化学、法学、医学、数理学五科。但是由于缺乏教育经费和照搬外国的一套，严重脱离国情，新学制只维持了7年即被1879年颁布的《教育令》代替。 �牐牎督逃�令》以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为样本，在日本实施非强制性的自由主义教育。教育令废除学区制，每个町村或几个町村联合设立公立小学，小学从八年制改为四年制，并精减教育内容，使之实用。但是这个教育令没有切实执行，在公布教育令的同一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大旨》。它指出全盘西化所产生的弊病，强调了继承日本固有道德和文化的重要性。1880年(明治13)12月发布《改正教育令》，强调国家干预教育，反对人民参与教育行政。这和当时政府镇压自由民权运动有关。从1879年(明治12)开始，潜在的儒学思想和国学思想抬头。它表现在政治上则是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开明派与以元田永乎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保守教育思想的抬头主要表现于1882年(明治15)以天皇救喻的名义颁布的《幼学纲要》。此书是元田永罕等专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而写，内容有孝行、忠节、和顺、友爱、信义等20项儒家德目，强调应以“忠孝为本”，“仁义为先”来进行教育，向儿童灌输尊皇爱国思想。它否定了维新以来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为其后的国民道德教育定了基调。 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成立和加强 �牐牸孜缯秸�前后日本资本主义形成，但由于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在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天皇制统治下，必然要求教育为它服务，加强对人民的精神统治。1886年(明治19)颁布了《学校令》，废除以前的自由化《教育令》，加强政府对学校的控制。1890年(明治23)进一步发布《教育语》，规定了日本教育的基本方针。这个《教育语》由井上毅和元田永字撰写，文成后由天皇批准，以形式公布。其内容首先明确基于天皇制的君臣关系是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的渊源实在于此。其次是列举14项儒学德目，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最后是下结论：这种教育观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牐犆髦沃衅�(1885—1894)是国家主义教育成立时期。国家主义教育强调培养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文部大臣森有礼在确立国家主义教育体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1886年的《学校令》所建立起来的是以小学为基础的双轨制学校体系： �牐犙俺Ｖ醒А�〉高等中学——〉帝国大学 �牐犙俺Ｐ⊙А�—〉高等小学＜ �牐犙俺ＪΨ堆�校——〉高等师范学校 �牐犙�校令把学术研究和教育分开。帝国大学是学术研究机关，中小学是一般教育机关，是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的地方。 �牐犆髦魏笃�(1895—1912)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和对外侵略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如整顿学校体制，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加强国家对教科书和教师的控制等。 三、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发展 �牐牬笳�时代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空前繁荣的时代，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发其战争财。为了适应侵略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对明治时代建立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进一步发展前代确立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大主政府双管齐下，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 �牐犙�校教育方面，政府重视小学基础教育，采取有力措施发展中小学。大正初期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5％左右。大学除官立的东京、京都、东北、北海道；京城、九州6所帝国大学外，准许开办私立大学。当淄时著名的私立大学有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国学院大学等。大学数量从1918年的5所增至1929年的46所。此外师范学校、各种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等均有很大发展。 �牐犐缁峤逃�方面。随着近代交通、通讯和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社会教育在大正时代也相应得到发展。当时报纸除《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坂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四大报外，各都、道、府、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报纸。杂志有《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等综合性杂志。图书馆有东京帝国图书馆、大阪府图书馆等。博物馆有东京博物馆、京都博物馆。20世纪初世界无线点广播事业迅速发展，日本也于1925年(大正14年)建立起自己的无线电广播事业，不久全国形成一个广播网，大大推动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五节 宗 教 —、神道 �牐犆髦挝�新当初也称为“王政复古”或“王政维新”，实现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派的国学。所以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有其两面性，即革新和保守。明治政府一面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实行“文明开化”，一面复活古代神道实行“神武复古”，两者既矛盾又统一。明治初年复古神道派的皇道思想为主，文明开化思想为从，皇道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从而使神道成为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国家左右神道的一切活动。明治政府刚成立的1868年1月17日设立神抵事务科，推行祭政一致运动。接着又恢复古代的神祗官[注24]。同年6月明治为征讨德川氏而行幸大坂时，在南殿祭军神。11月把武藏国大宫的冰川社定为武强国镇守。亲临举行祭政维一大典。1869年(明治2年)8月行幸神抵官，举办亲祭。同时还创建了许多神社。天皇这些尊奉神道的运动，大大提高了神道的威望。 �牐犘抡�府为了保持神道的纯粹性，实行“神佛分离”政策，将佛教的僧侣从神社排除出去，最后造成“废佛毁释”的局面。另一方面，新政府还设置宣教使、诸陵寮、皇灵殿三个机构，进一步使神道国教化。 �牐犎欢�，1871年(明治4年)神抵官改为神祗省，接着又废神祗省，设置教部省。这表明政府采取了政教分离政策，神道国教制度开始崩溃，走向自由信教的时代。1872年(明治5年)发布所谓三条较宪[注25]，神道开始向皇道蜕变。这时政府的教化事业以皇道精神为根本，以东京大教院(地方是中小教院)培养出来的教导员为中心进行教化运动。加之佛教与基督教开始抬头，许多民权主义者叫嚷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在这种形势下，神道内部产生了新兴的神道诸派，即教派神道。它们主张自由传教，摆脱政府的统制。接着六大教派神道从神社神道独立出来。它们是神道神宫派、神道大社派、神道扶桑派、神道实行派、神道大成派、神道神习派。其后神理教(明治27年)、金光教(明治33年)、天理教(明治41年)也分别独立。明治初年的唯神道主义彻底瓦解。 �牐犆髦问贝�的神道，当初并非只是一种宗教思想，还是推翻旧社会的一种革新理论。因而明治初期神道已经超出一种宗教形态，而且对其他宗教进行镇压了。然而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欧美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思想传入日本，复古和文明开化之间发生巨大冲突。结果由于政府的干预，神道逐渐退居幕后，但其思想仍在民间在野人士中继续发展，和明治30年代抬头的国家主义(日本主义)结合起来。至大正时代，这种结合更为密切。 二、基督教 �牐牨臧瘛鞍偈乱恍隆钡拿髦涡抡�府，唯对基督教仍墨守旧制，在布告中把基督教当作“切支丹(天主教)邪宗门”加以禁止。各国公使对次大为愤怒，提出抗议说，把基督教当作邪教就是侮辱信奉该教的各国，要求解禁。政府虽然作了解说，仍拒绝解禁。恰巧这时发生了长崎的浦上教徒事件[注26]，各国又提出抗议。1871年(明治4年)岩仓团在欧美因日本禁止基督教而遭到责难。在美国考察的森有礼也致书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论述信教自由。加之国内宗教界要求信教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明治政府便于1873。年(明治6年)2月以太政官第68号布告撤销禁令，停止260年以来对基督教的镇压，但仍只是默许信教。此后，基督教发展很快，各种新教教会纷纷成立。1878年(明治11年)在东京新荣教会召开第一届日本全国基督教信徒大亲睦会，盛况空前。至1886年(明治19年)，全国有教会193所，信徒1．3万人。此时基督教文化也得到发展，教会开设各种学校和医院，还翻译了“新旧约圣经”(1887)和“新撰赞美歌”(1890)。 �牐�1885年前后，儒教成为国家伦理思想的支柱，欧美思想遭到排斥。因而基督教也受到汉学思想、国粹思想以及靠拢这些思想的佛教的反击，势力逐渐衰落。尤其甲午战争后，朝野一致鼓吹排外，基督教更加衰微。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不能避免日本化和国家主义化的倾向，试图独立传教，由日本人经营教会。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承认基督教。1894年(明治27年)日本基督教会第九次大会召开，日本教会从美国传道会独立出来，拒绝经济援助。同时教会内部也出现国粹论，产生了田村直臣的《日本新娘》事件[注27]。甲午战争时东京基督教各派组织“同志会”，进行慰问伤员，鼓励军队，祈祷战胜等活动，甚至把侵略战争当作正义战争。还随军到台湾，向海外传教。接着又开始了中国东北及北方的传教活动。至明治末年，基督教已经和神道、佛教一同成为宗教 界的三大支柱了。1909年(明治42年)日本基督教会成立50年庆祝大会上宣布信徒约7．5万人，基督教学校的教员和学生约9万人。[注28]大正时代基督教又成立世界日理学校大会(1920年)和基督教联盟(1923年)，内部大团结，一致抵抗来自军国主义的压迫。 �牐牷�督教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无论在思想、文化上都有深远的影响。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基督教与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关系。白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一面来自基督教，一面来自法国民权论。前者从博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后者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三、佛 教 �牐犇荒┚鸵蜒傺僖幌⒌姆鸾蹋�至明治维新时期更加衰微，几乎到了废绝的地步；如前所述，政府尊奉神道，实行了神佛分离的宗教政策；让神社的佛僧还俗，不许公卿子弟为僧，废除宫中的各种佛事法要。接着又从神佛分离发展到全国性的废佛毁释运动，寺院、佛像、经卷遭到严重破坏。萨摩藩的废佛毁释运动最为彻底；僧侣一律还俗(年轻的当兵，年老的当教员)，寺禄充作军资，梵钟熔为兵器，佛教一扫而光。 �牐犚恍┓鸾掏娇�始觉醒，对僧徒的堕落感到“不堪惭耻”；决心一洗旧弊。被誉为“八宗泰斗”的福田行诫(1806—1885)著《释门新规三策》，主张佛教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废佛，基督教乘机发展。1869年(明治2)佛教组成“诸宗同德会盟”，宣布“为皇国不借生命”，“为防御邪教一同期死”，想借压制基督教之机复兴佛教。明治3至4年，排佛风潮显著缓和，政府为了欺蒙国民而利用佛教。1872年(明治5)设置教部省，实施祭政分离政策，并进一步在教部省内设立立大教院(地方设中小教院)，任命全国神官和僧侣担任教导员，以“三条教宪”向全国人民说教。但因神佛混淆和信教自由的舆论高涨，1875年(明治8年)政府废除神佛各宗合并的大教院，决定今后可以各自传教。 �牐犓孀湃毡竞臀髋肺幕�频繁接触，佛教也迎来了革新时代。僧侣接踵赴欧美及印度、锡兰视察或留学，给日本佛教带来新鲜的空气。1889年(明治22年)制定的帝国宪法第28条，规定了信教自由，实现了这部分佛教徒的愿望。 �牐犆髦沃衅诠�家主义抬头，佛教对基督教展开一个新的护法运动，即“破邪显正”运动。换言之，就是排斥基督教，繁荣佛教正法。护法运动的主将是井上圆了(1859—1919)和村上专精(185l-1927)。井上著有《真理金针》和《佛教活论》，村上著有《佛教统一论》。由于佛教与国家合作，至明治20年代迎来了复兴的机会。日本佛教学在西欧佛教研究的影响下，展开了新的佛教研究，树立了新的佛教学，制定了适应新社会的宗教制度。日俄战争以后，加强了佛教的社会活动。并积极开始向海外(台湾、库页岛、朝鲜)布教。 -------------------------------------------------------------------------------- [l]矢岛拈利等：《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58页，原书房，1979。 [2]矢岛拈利等：《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59页，原书房，1979。 [3]“舍密”为荷兰语“化学”的日本音译，本书是宇田川据荷译英人亨利，威廉《实验化要旨》等书编译而成的。 [4]杉本勋：《日本科学史》，《体系日本史丛书》第19卷第413页，山川出版社， 1980。 [5]栗田元次：《解说日本文化史》第554页，明治图书株式会社，1930。 [6]下濑火药：一种以三硝基酚为主要配方的黄色炸药，海军技术员下濑雅允发明。这种炸药与黑色炸药相比，爆破力强且无黑烟。 [7]琵琶湖疏水工程是指穿越比睿山，疏通琵琶湖水至京都的运河，1892年由京都大学教授田边朔郎设计施工，铁路贯通两大隧道运输物资，在山坡斜侧建立水电站，引水发电，为当时罕见的水利工程。 [8]栗田元次：《解说日本文化史》第546页，明治图书株式会社，1930。 [9]《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306页。 [10]《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311页。 [11]《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394页。 [12]福泽喻吉：《劝学篇》，转引《明治文化史》第5卷第522页。 [13]《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549页。 [14]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流派，沿用旧历史学泥观点，否认经济规律，反对理论分析，凭借特定历史统计资料，强调伦理道德与国家权力在经济中的作用，鼓吹阶级调和与社会改良，企图使德国走普鲁士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派学者有的堕落为俾斯麦以至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辩护士。 [15]《明治文化史》第5卷《学术》第657页。 [16]参观扳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第4章，至文堂，1980。 [17]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中译本第2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8]小宫丰隆《明治文化史》第9卷《音乐演艺》第619页，原书房，1980。 [19]上野直昭：《明治文化史》第8卷《美术》第29页，原书房，1981。 [20]栗田元次：《解说日本文化史》第584页，明治图书株式会社，1930。 [21]《明治文化史》第8卷《美术》第416页。 [22]都绎式：15世纪前期英国的建筑式样。 [23]《明治文化史》第8卷《美术》第222页。 [24]神抵官：明治政府七官之一，掌管祭祀、监视诸陵、传布神道的国家机关。 [25]三条教宪：1．体敬神爱国之旨，2．明天理人道，3．奉戴皇上遵守朝旨。 [26]幕末法国传教士犯禁在浦上(长嫡市北部地方，岛原起义后残余基督教徒仍在当地信教)传教，幕府拘禁教徒。1868年(明治1年)长崎法院又检举教徒的活动，政府将教徒3000余人流放各藩。 [27]日本基督教数寄屋桥教会牧师田村直臣因1892年(明治25)在美国发表《日本新娘》一书，揭露日本封建家族制度的缺点，被指摘暴露国耻，在日本基督教会第九次大会上被开除教职。 [28]岸本英夫：《明治文化史》第6卷《宗教》第413页，原书房，1979。

奥多文斯

吴廷谬 1993年4月 大家不知,就在发这文是,我奶奶病危入院...这此是凶多吉少了 但愿神能怜悯我........

真田豪

你奶奶一定没事的，祝福她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