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日本战国意识形态
1、“战国” 意识
现在的我们经常不假思索地使用“战国时代”这个词。所谓战国时代指的是从应仁之乱的影响波及到全国各地开始，到信长、秀吉重新统一天下的约一百年的时间。如果按照政权所在地划分时代，也就是按照平安时代、镰仓时代的这种方式划分，那么到天正元年（1573）为止，室町幕府在形式上还是存在的，所以这段时期的前半部分应该属于室町时代，以后的部分就应算入安土桃山时代。
但是，把这段时期按照政权所在地的划分方法称之为室町时代末期和安土桃山时代的叫法远远没有战国时代这种称呼形象生动吧。这是一个中央的室町幕府权力衰微，地方群雄割据的“地方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每日每夜都在不停战斗的异常的时代。
“战国时代”这种称呼当然是后人的说法，但是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看待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呢？他们是否也有“战国”的意识呢？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呢？在此，我想扑捉一下当时人们对时代的感觉。特别是从三权门：武家、公家、寺家，乃至民众的角度来进行比较研究。
首先我们从武家开始。作为武将的战国大名本人对这个时代是怎样看待的呢？我们来看看甲斐的武田信玄吧。在他制定的分国法《甲州法度之次第》中有这样一段话：“现今天下处于战国的动乱中，抛弃其他一切东西，认真准备武器装备是非常必要的！”原文写的是“天下战国之上者”，这句出现在五十五条本中的第二十条，后面接着还说到禁止一切舞蹈、玩乐，时刻不能忘记武道。在这句话中战国非常时期的感觉极其强烈。同时在“抛弃其他一切东西，认真准备武器装备是非常必要的”这句话中我们也能清楚地感觉到，就像“战国”这两个字表示的意思一样，这个时代是一个战事不断的年代。以武田信玄为代表的这种“战国”意识在其他战国大名心中也是相似的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公家。公家和武家不同，他们是战国争乱的旁观者，甚至还是受害者，所以，他们往往能做到“冷眼看世界”。然而在他们的眼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战国”的影子。在阳明文库藏书中有一本《后法成寺关白记》，即《近卫尚通公记》，在永正五年（1508）四月十六日的一条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世上就像战国一般，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原文为日语古语，大意如上）最早注意到并介绍这段文字的横井清氏认为，之所以近卫尚通有“就像战国一般”这样的感叹，是因为他联想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中的“战国”。永正五年虽然处在战国时代比较早的时期，但是笔者却联想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且把自己所处的时代比喻成了“战国”。这一点我们应该留意。
下面我们再看看寺家。虽然都被称为僧侣，但是他们内部之间也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考虑问题的方式也大相径庭。例如，像兴福寺这样的大寺院的僧侣，他们的想法与公家基本没有太大区别，所以我在此举一些地方寺院的例子。虽然这个例子没有前面两个例子中的武田信玄、近卫尚通那样很有各自集团的代表性，我们还是不妨看看远江国佐野郡原田庄寺田乡（今静冈县挂川市）圆通院主持松堂高盛（1431—1505）的语录集。
松堂高盛有一本名为《圆通松堂禅师语录》的集子被收录在《曹洞宗全书》中。在其中的“乱余联句”、“世上联句”等处都有：“率领军兵数千人冲入本州三郡，攻落城池，杀戮官军，狼烟冲天，民家化为灰烬。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原文为日语古语，大意如上）的记载。这实际上带有对持续的战乱、各地豪强筑城强征农民打仗致使田地荒芜现象的批判。特别是文明十六年（1484），在原田庄举行的万部读经会上的说法被看作是“战场幽魂”的声音，这次法会对“消除兵灾”做出了明确的祈愿。在这里虽然看不到“战国”这两个字，但是不用说，在他们的意识中“战国”的概念是存在的。这些描述一览无遗地展现出战乱对一般民众的深刻影响。
在历代的史料中，记录民众自身感情的部分都极为稀少。只是到了江户时代以后，在编纂的年代记中才偶尔会出现对大众民情的描写。这些内容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相信，但是多少还是反映了当时的情况的。
最近我就看到一些资料，如静冈县沼津市大平的《大平年代记》、《大平旧事记》中都有“本地区处在武田、北条两势力的交界处，所以一日也得不到安宁”、“身心一时一刻也得不到休息”等记载。像这样一个两个大名势力之间冲突的交汇点，伊豆、骏河的百姓为了躲避战乱不断出逃。
这种现象应该被称为“逃难”吧？如此众多的逃难农民的存在雄辩地说明了战国世道对民众有多么的残酷。
一般来说，15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认为是进入战国时代的时期。这段时期里先后有文明十八年（1486）的出云前任守护代尼子经久的下克上事件和延德三年（1491）北条早云对伊豆的入侵（最近我更倾向早云入侵伊豆是在明应二年[1493]的说法）等蜂拥而起的下克上事件。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基本已经可以看出，不论是三权门的武家、公家、寺家还是一般民众，对于这个时期都有一个相同的“战国”的意识。
北条早云
2、从用人唯亲到用人唯贤
那么从15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战国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如果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在战乱中度过每一天的时代的话那就错了。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秩序逐渐形成的时代。而这个新秩序形成的一部分就是用人制度从用人唯亲到用人唯贤的转换。
我认为战国时代就是一个极为重视个人能力和力量的时代。这里说的能力和力量在中世被称为“器量”（才干）。
战国时代给传统的只重视形式上的亲戚关系的用人制度打上了终止符。取而代之的是以个人才干作为衡量标准的用人制度。这又把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标志了新的用人唯贤体制的建立和旧的家族制度的解体。知名的越前战国大名朝仓氏制定的《朝仓孝景条条》就是这一新思想代表之一。
《朝仓孝景条条》开头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是这样写的：
一、 朝仓家的宿老以有才干、忠心耿耿者任之。
二、 即便是代代的老臣，没有才干的人也不能参与军略谋划、担任奉行职务。
这个《朝仓孝景条条》就是所谓的《朝仓敏景十七个条》。但是随着对朝仓氏研究的发展，我们发现在现存的文书、记录中并没有出现“敏景”这个名字，并且，《朝仓英林壁书》、《朝仓英林入道写与子孙一书》等手抄本都是十六条，所以《朝仓敏景十七个条》这种称呼未必贴切，因此现在《朝仓孝景条条》这种称呼被更为广泛的使用了。
在这篇法规一开始的第一条、第二条中就明确写出要打破门阀制度，取而代之以实力主义作为任命“宿老”、“奉行”的标准。假使这不是处在战国乱世，那么即便是无能的“宿老”、“奉行”也有可能可以完成使命。然而这是在弱肉强食的战国乱世。
可能在朝仓孝景心中也有危机感吧？如果采取用人唯亲的体制，让那些无能的人担任“宿老”、“奉行”等要职，那简直就意味着家族的灭亡。就像第一条中写的，朝仓氏否定了“宿老”、“奉行”等职能原本附带有的家族相继、代代任之的特性，取而代之以个人能力作为任命职务的标准。这种否定传统世袭制，肯定个人才能的做法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在武家社会里，把从镰仓时代开始的这种传统的用人唯亲制度全面否定，代之以用人唯贤的思考方式当然是与下克上的思想紧密联系的。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还会讲述。
另一方面，从用人唯亲到用人唯贤的思想上的转变并不是朝仓氏的个别现象，其他的战国大名都多少有这样的倾向。应该说，这是一种时代的总趋势。
才干被重视到何种程度呢？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宇佐美胜兴的战记物语《松邻夜话》里记述的越后上杉谦信的家中。
在上杉家开全体会议时，席位的顺序是以从长尾为景时代开始算起总共得到的感状（因为战功而受到主公嘉奖的文书）的数量决定的。也就是说得到感状最多的武将坐在最上座，得到的感状越少座位越靠后。这成为决定上杉家家中序列的一种标准。
有一天，有一位在为景、谦信两个时代共得到二十三封感状的名为森出云守的部将坐在了首席。但是另一位稍微来晚了一些的叫做槇伊贺守的部将环视一周后做到了最末席。于是有人提醒他，“您应该做到更前面去。”槇伊贺守说道：“我听说森出云守一共得到了二十三封感状，但是我也得到了十九封。而且在其中一封中被谦信公誉为天下无双，这‘天下无双’四个字比得上其他普通感状五六封了吧？咱们家是以功绩决定座席顺序的，所以我不能坐在森出云守的下面。请问，森出云守也有我这样重要的感状吗？”其他在座的武将也分辨不出孰优孰劣，最终由上杉谦信裁定两个人分列左右第一位。在这个小故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以功绩决定座席顺序”这种意识。而这种功绩的衡量标准正是从主公处得到的感状数量的多少。
因为以往每每翻阅古文书都可应看到很多感状，以至于发出“这里那里到处都是感状呀！”的感叹。我也从没有考虑过一封感状有多大的份量。自从知道这个故事后，我对感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一封一封的感状就是对武将才能的认定书。从这层意义上看来，战场就成为最好的对武将能力判定的场所。
另一方面，随着家族制度的打破，领地、俸禄的分配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往的世袭制被废除，以能力的高低决定分得土地的多少成为普遍观念。例如，在战国时代的最终阶段，历史已经开始进入近世，在丹羽长秀死后，秀吉只给了他的儿子仅仅十万石的知行，剩下的一百万石全部没收了。同样，在蒲生氏乡死后，领地一百万石被没收，给了他的儿子仅仅三十万石。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因为是丹羽长秀、蒲生氏乡所以秀吉才给他们一百余万石的知行，而他们的儿子没有他们父辈那样的才能，所以最终落得领地被收回的下场。
朝仓孝景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家族与职权分离的情况。这种情况是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行形成的。前面丹羽长秀、蒲生氏乡的例子发生在可以说是家族与职权已经完全分离的秀吉时代了。那么，在战国早期，政权组成形式更接近于联合的形式的时期又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只因为没有才能就随便没收领地会导致家中部将对大名的不满，这种结果几乎是一定的。这种不满如果高涨会导致下克上事件的发生，最终，家中的秩序也会遭到破坏。
针对这一情况，有些大名采取了对家臣赏赐金银、粮食而不是土地的新方法。例如，北条早云就以赏赐金银、粮食的形式代替赏赐土地的做法阻止家族体制的形成。武田信玄也经常在战场上随身带有黄金，对有功之人当场奖励。
给金制、扶持米制等制度既不伤害其他家臣的既得利益又鼓励了人才的出现，可以说这是一种一石二鸟的做法。不仅如此，这种制度还避免了新的家族相继现象的出现与定型。
用人唯贤的时代风潮成就了无数英豪。这种唯才是举的现象，和其他时代相比都要显著的多。这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特点的重要一面。
就像后面要讲到的以一介浪人之身成就大业的北条早云，从卖油商人奋斗到战国大名的斋藤道三；如果说他们的身世还有需要商榷的疑点，那么秀吉从一个贫农之子成为“天下人”则是不争的事实。其他的还有连出身都不清楚的松永久秀等等。这些从贫贱之身一跃成为叱咤风云的英雄的例子在战国时代屡见不鲜。
丹羽长秀
3、实力的时代
这种通过自己才干出人头地的社会是一个用自己头脑、能力说话的时代。而以能力说话的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战国武将身上。下面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十五世纪后半期，东寺领备中国新见庄（今、冈山县新见市）的庄官金子衡氏在写给领主东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现在的时代不论是在乡下还是京内，想得到土地、地位都是需要手腕的。”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就连地方庄官的内心深处都已经被“实力的世界”这种意识所包围。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新见庄庄官金子衡氏说的“手腕”的“腕”并不是腕力的“腕”，而是使用手段的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和才能、实力是相同的。
这段话明确地反映出地方庄园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既权威支配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实力决定一切的时代。因此，这段话往往被引用以说明下克上的现象。
实力取代权威成为支配力量的最好体现的典型例子还是织田信长。众所周知，信长拥立足利义昭上洛成功，将义昭推上了第十五代将军的宝座，新将军很快就决定赐给信长足利家的家纹，并且让他继承管领斯波氏的家督。如果继承了斯波氏也就等于成为了幕府的管领，这对于守护大名来说是无限光荣的事情。
然而信长拒绝了将军的邀请。表面上的理由是“作为陪臣之家出身的我难当此重任”，而实际上的原因却是“我不想成为什么管领而受到约束”。幕府的管领的所谓权威对织田信长来说完全是没有用的东西。何止是没有用，应该说还是影响他自由活动的羁绊。如果成为管领，以后放逐义昭时自己就会被唾骂为反乱分子，一世不能抬头。对于这些，信长都已经在心中计算的非常清楚了。
信长以弹正忠这样比较低级的官位把握着实际的政治权利。通过否定幕府将军、管领的权威以及朝廷官位的意义，信长实现了自己的独立。
同样，各地的战国大名的领国统一也不是通过权威而是通过权力（=实力）来实现的。这确实是一个通过手腕来维持自己地位、领土的时代。
当然，使用手腕并不局限于战国大名，家臣中也有大量使用手腕的人。应该说，这才是比较现实的一般规律。就像战国大名通过下克上成为一方的诸侯一样，家臣也希望自己能取代战国大名掌握权力。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必然。因此，君臣之间也不能放松警惕。
在太田道灌的歌集《慕景集》中有这样一首歌：
如果君为君臣为臣友好共处，那么我也可以好好欣赏黄莺的美妙歌声了。
「君も君臣も臣てふ世にしあらば いかに聴かなむ鶯のこゑ」
《慕景集》中收录的诗歌是否真的是太田道灌的作品，关于这一点还有疑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妨来看看这首歌。歌人川田顺氏对这首歌是这样解释的：
足利义昭
如果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君臣之间能相安无事地友好相处，那么，我也可以好好地欣赏黄莺的叫声了。那会是一个比平时更欢快、更美妙的声音吧？然而，现在是战国乱世，就连君臣之间也不能相互信任。在这样险恶的世道下，就连难得的美妙的黄莺的叫声都无暇去慢慢品味了。
从后来道灌被君主扇谷上杉定正暗杀一事看来，即便是君臣关系也不能有丝毫的大意。这虽然是君主定正对家臣道灌的暗算，但是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家臣对君主随时会采取的下克上的状况到了何种紧张的程度。
武田信玄在如厕时也不忘带刀；被称为“鬼义重”的勇将佐竹义重也经常在睡觉时改变床的位置，并且从里面重重上锁。从这些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君臣之间也没有信任”的严重程度了吧。
太田道灌
4、下克上的逻辑和天道思想
如前所述，战国时代给了那些有才能的人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应该想到，在这种逻辑下，没有才能的人即便是君主也会被抛弃。明白这一逻辑对于理解“下克上”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的代名词的现象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封建制度是通过君主与家臣之间组成“御恩”和“奉公”的封建关系而结成的。家臣向君主履行像兵役等“奉公”的义务，君主也向家臣施以“御恩”，即实现赐给家臣领土、安抚家臣等义务。因此，如果君主没有才能，不能赏给家臣们“御恩”，那么这种“御恩”与“奉公”的关系就很容易破裂。
受到近世的儒教道德观念的影响，近世出现了“忠臣不仕二主”的君臣道德思想。但是在战国时代，这种儒教伦理道德观念尚未确立，因此，在那个时代，如果从君主处得不到恩义，那么家臣可以自由地离君主而去。这种行为绝对不会被看作是不忠。
身为君主却没有君主应有的才干，那么作为家臣即便离他而去、甚至是反叛也不会成为被责难的对象。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能用江户时代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就像前面说的，在那个时代只有有“器量”的人才能成为人上人，这一观念在思想领域始终处于支配地位。
与这种可以被称为“反叛的逻辑”相联系的是天道思想。在此我举一个例子。天文十二年（1551）八月，周防的守护代陶晴贤攻击大内义隆，通过下克上的方式成为了防长二国的战国大名。至于陶晴贤攻击大内义隆的理由，在大内义隆死后不久，义隆的菩提寺（一家代代都埋葬于此，并在此举行追悼仪式、供养仪式的寺院）龙福寺的日继须益在他的《大内义隆记》中有这样的阐述：
古书上说，不接受天的赠与就会受到惩罚，时机到了却不行动也会受到惩罚。
这里说的古书是指《史记》中的《淮阴侯传》，这是在用中国的史书给下克上的行为加上一个正当化的理由。下面的一句话更应该重视：
我的运气、义隆的运气都是上天的安排。
这等于是在说，自己杀死君主义隆也是“上天的安排”。与前面的部分联系起来，我们不难看出陶晴贤是以什么理由将下克上的行为正当化的了。这虽然让人感到牵强附会，但是可以说这就是他的基本态度吧。
那么，天道思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呢？我认为所谓天道中的“天”是指神儒佛三教合一的天。太田牛一在其作品《信长公记》中常常使用“天道”一词，与此相对大久保彦左卫门在其著作《三河物语》中常常使用“因果”一词。高柳光寿氏对此是这样看的。儒教思想比较浓厚的就使用“天道”一词，佛教思想比较浓厚的就使用“因果”一词。实质上他们在要表达的意思上没有区别。毛利元就等人使用的也是“因果”这种表现形式。
在这一时期，天道思想常常被战国武将挂在嘴边，这与实力本位的意识形态是十分吻合的。在战国的争乱中，只有胜利才是迎合了天道的这种逻辑完全占据了武将们的心。
5、合理主义的体现者
作为乱世的时代感觉，还有一点我想写一写。那就是广泛存在的合理主义的思考方式。而那些合理主义的体现者往往都成为了战国乱世中的枭雄。
随着战国乱世的到来，一批批兵法书也随之出现。中国的《六韬》、《三略》，以及孙子、吴子的兵法书相继传到日本，成为战国时代的热门教科书。然而，在这些教科书中介绍保佑、祈祷、占卜的方法的部分比重很大，与阐述在战场上短兵相接的战术相比，介绍出战、开战的日期、方位的部分要多的多。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等以占卜的方式决定出战的时间地点，这是广为人知的。天正十三年（1585）在秀吉的九州征伐中，岛津义弘的军师川田义朗以“明天开始是恶日”为理由停止了攻击，结果酿成了大败。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但是，关于武田信玄有这样一个故事。信玄入侵信浓在桔梗原与小笠原长时交战。经过一天的战斗也未分出胜负，天色接近日落时分，于是双方都引军而还。因为第二天是历法上“战必败”的恶日，所以小笠原长时断定信玄绝对不会在这一天发动进攻的，于是他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信玄料到因为明天是恶日，小笠原长时肯定会麻痹大意所以第二天突然袭击长时的本阵，结果取得了大胜利。
还有一次，在进军飞騨的时候，进军的方向正好是兵法上忌讳的“破军反”，如果向这个方向进军一定会吃败仗。因为这个缘故家臣们士气低落。看到这一情况后信玄说到：“‘破军反’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突破敌阵，从相反方向第二次攻击敌人的时候，敌人不就成为‘破军反’了吗？”于是，率军突击，果然取得了胜利。
这两则故事都出自于江户中期熊泽正兴所著的《武将感状录》，事实的成份到底有多少已经无法断定，但是信玄的合理主义思想大体应该是这样吧。摒弃占卜、祈祷等可笑的做法，积极地准备应战才是通向胜利之路。
作为战场上合理主义的体现者，我们再来看看朝仓孝景。在前面引用过的《朝仓孝景条条》中的第十三条这样写道：
在能够取胜的战役和能够攻取的攻城战中，一味考虑选择吉日、方位而推迟攻击时间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不论是何等的吉日，在有风暴的时候出海作战，在敌人几倍于我时还迎击都是不可能胜利的。相反，即便是恶日险境，如果做到查清敌人虚实，整顿好部队，以临机应变和使用谋略为本，那么也一定可以做到战必胜。
战国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 本帖最后由 大内义虎 于 2007-10-17 15:42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