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书·陈庆之传》书后泉重行/作
有梁一代，名将众多，其中最具传奇色彩者，或当数陈庆之。其人生平事迹，具见《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南史》卷六一《陈庆之传》略同），另散见于《洛阳伽蓝记》、《魏书》等书，大多为人所熟知，故不赘述。然其人门地或有可论者，因作此文，并略及其余。
治史者言庆之门地，多取《梁书》本传所载武帝手诏及《南史》本传“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语为解，遂使人有庆之出身社会下层之感，尤其诏中“本非将种，又非豪家”一语，更具迷惑性。须知“将种”、“豪家”二词，虽略有区别，均指社会身份较低之武力豪族而言则无疑义。庆之既非将种，又非豪家，又以近侍起家，似出身极为微贱。其实以当时观念论之，庆之家世实甚寒微，然寒则寒矣，非贫家也。
史谓庆之为义兴国山人，义兴陈氏不显于世，然据《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云：“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义兴陈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并共衣食。诏表门闾，蠲租税。”可知亦为一保持旧风之大族。当时家族能守此旧风，除世守礼法、一门雍睦外，其经济状况亦必足以支持方可。盖一门之内，通塞兴衰不同，数世同居，必须裒多益少，方可维持，如无礼法世风为基础，必不能久；又或家风虽未衰替，而所入唯足自赡，亦难相顾。陈氏能四世同居，其家风及经济状况则可见一斑。或谓礼法旧门皆是士族，陈氏既是寒门，不得世守礼法。然自魏晋以来，世风特重孝行，此风起于儒学旧门，而周流遍天下。上引《南齐书·孝义传》，传主十六人，仅江泌（济阳江氏）、萧睿明（兰陵萧氏）、陆绛（吴郡陆氏）三人出自高门而已，又崔怀慎（清河崔氏）、孙淡（太原孙氏）、封延伯（渤海封氏）、乐颐（南阳乐氏）、杜栖（吴郡杜氏）五人为中层士族，公孙僧远（会稽人）亦有士族嫌疑①，余者皆是寒门，若计及非传主而附见于传中者，则寒门人物实居大多数。可知守礼虽为高门标志，亦未可谓寒庶皆不谙礼。又南朝寒人起家近侍者多怙宠不法，而庆之独以祗慎见称，或亦得益于家风欤？然其少子暄负才恣肆，家风替矣。
庆之本传云其散财结士、常思效用，可见其家不贫。当时所谓之寒人未必家贫，富室而兼寒门者，在所多有。此事非关贫富，但由家非士流耳。当时士人虽箪食瓢饮，犹是百世衣冠；寒庶纵高车驷马，终不得齿于士大夫。此等实例甚多，不能备举。此辈寒人本无品第，或以财力雄于乡里，甚者得仕州郡，如本地豪族比。《梁书》卷一〇《杨公则传》云：
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
所谓“单家”，即“寒门”之别称也。然彼等门地寒贱，若以法裁之，则彼亦无可奈何。《梁书》卷五三《良吏传》云：
（余姚）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沈）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瑀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耶？’悉使著芒矰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棰。
此处所谓“豪族”，非指地方豪强大族，乃是富室寒人之谓。沈瑀任意摧抑之，或召之为吏，或使易著布衣，而彼等亦俯首听命，正因家世寒贱、无可相抗耳。
庆之用兵之妙，为当时所称，姚思廉谓之“颇、牧、卫、霍之亚”，或有过言，然亦足以睥睨一世。南朝精兵多在北边，如徐兖青冀四州，及南徐州之京口、雍州之襄阳，皆天下劲兵处，崔僧渊所谓“淮蕃海捍，本出北豪”②，信不诬也。吴人向有不习战之名，然庆之攻荥阳，东阳宋景休、义兴鱼天愍逾堞而入，并以壮士称，此皆吴人，何其善战乃尔？又庆之不善弓马，梁武帝亦言其非将种豪家，何以竟终为名将？余意其当与庆之散财结士有关。
所谓散财结士，盖即收合部曲之同义语，庆之所领之兵，必有亲信部曲为之根本。此实南朝将帅之常态，然部曲至梁时已不受重视，治史者多引张孝秀之率部曲耕作为言，以为部曲之私兵性质已然淡化，实际南朝私兵与依附民一而二、二而一，端视其主身份而已。庆之既为将，其部曲私兵性质必然强化，不待言也。又史言庆之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观驼涧之战，庆之以麾下二百骑奔击魏军，破其前阵，其时若一人怯战，必全军尽墨矣；又彭城、洛阳两度退兵，皆败而不乱，可知其言不虚。然收纳人心非一日之功，他军或战时配给，或常驻州郡，皆不能久从将领，唯部曲随主而行，其名不登户籍，生计仰于主人，故最易收其心以为我用。庆之善抚军士，所指自不止部曲，当涵盖其前后所领诸军在内，然其所部之根本若非亲信部曲，恐亦不能控驭部下如此。
史言庆之常思效用，其所欲效用者何？观本传系此事于庆之为主书时，当是梁朝初建之际，其时内乱既息，外难方殷，若推断庆之所注意者在于梁魏战争，当无大误。正以其有意军旅，故虽甚见亲赏，而未如寻常近侍转任中书通事舍人、制局监之类要职，但为奉朝请而已，其后更历任军职。然庆之虽出外，梁武帝实未疏之。观涡阳之役，时领军将军曹仲宗总全军，庆之官不过东宫直阁、位不过军主，与仲宗相去甚远，而竟杖节军门，责诸将以无功，大言：“审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诏！”此与受诏监军何异？又涡阳大胜之后，武帝手诏褒之，亦非常制。以此二事，可知庆之于当时特蒙恩遇，迥非寻常可比，加以武略过人，故终至通显。然梁时士庶仍如天隔，非特受恩顾，不能超越，故寒门达者唯庆之及俞药而已③。
①《六臣注文选》二八《乐府下》陆机《吴趋行》“八族未促侈”句下注引张勃《吴录》云：“八族：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可知公孙氏为吴之八族之一。会稽亦吴地，或有公孙氏子孙迁居于彼，故云公孙僧远有士族嫌疑。②《魏书》卷二四《崔僧渊传》。
③ 俞药见《南史·陈庆之传》附传，其人亦出身武帝左右，武帝尝劝其改姓，言俞氏无先贤，而药不从，可见其与武帝关系之近。然其所终官位尚不逮庆之。庆之终仁威将军、司州刺史、都督司豫西豫三州诸军事，仁威于天监二十四班军号中为十六班、于大通三十四班军号（大通三年改定军号，史言共四十四班，然前后通计之，三十四班而已。岂史臣之误乎？）中为二十六班；梁世刺史无常班，以佐吏班次看，湘豫司益广青衡七州为一等，可知当时视司州为重镇；殁赠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于十八班官品中均列十二班，略当北朝之正四品。俞药终云旗将军、安州刺史，而云旗不见于天监二十四班中，大通三十四班中列十二班；安州地望今不可考，《隋志》有三郡梁时曾立安州，即普安、钟离、宁越，要之皆是重镇，但其重要性较之司州仍难以比肩；《南史》不记其赠官，然自生前官位观之，纵有所赠，亦必不及庆之。庆之与俞药均受武帝宠遇，而历官不过如此，可知梁世寒人仕进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