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断两朝是浮云——简析“新间月联合政权”的兴亡


宇都宫苍真/作



正德之治,这个历经了德川幕府家宣、家继两朝将军御代的短暂治世,终于在享保元年(1716)八月十三日走到了它的尽头。相较于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德川天下,在这可称得上是刹那间的岁月中,权力的腐臭与芬芳在至高无上的幕府将军身旁互融交汇,依旧不断地上演着一幕幕的悲欢离合。

就是这短短不足八年的正德之治,虽然始于六代将军家宣,但真正主导、推动和规划,并将之继承和延续下去的,却主要是倚仗于三名活跃在江户时代中期历史舞台上的舞者。而这三名舞者,也就是本文将要重点为各位读者介绍的侍讲新井筑后守君美、侧用人间部越前守诠房、以及七代将军之生母月光院於喜世之方。

描写新井白石、间部诠房、月光院的书籍不可谓没有。白石自不待言,宫崎道生的《新井白石研究》就对这位传奇幕臣的事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而随着近两年宫闱片新拍《大奥》系列的震撼放送,对诠房和月光院的关注在坊间也一下子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其余波甚至远涉至异国的大江南北,甚至连工行拍的宣传广告也干脆借用上了这大奥滚滚红尘中的炎上之曲,轰华绚烂,一如所述。

然而就笔者极其寡陋的见识范围而言,对上述三人在幕府权力结构中所构成的微妙关系以及这个“联合政权”在正德之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未见专述。是“新间月”无可论邪?非也。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初,藤泽周平荣膺文部大臣赏的写实小说《市尘》生动地刻画了以新井白石为第一主角,描述了白石、家宣、诠房、家继、月光院、以及他们与天英院和反“新间月”的老中众之间的故事,然而小说毕竟替代不了历史,其中必然有经过艺术加工的成分所在。白石盛名东瀛政学两道,间部堪比权臣柳泽吉保,而月光院则更是历经家宣、家继、吉宗、家重四朝,书大奥一代传奇,且都在正德之治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姑且以有限之据,尝试着对这个独特的“联合政权”略作论述,以为引玉。



新间月其人其事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三人各自的生平,以便预先对其有个大致的了解。

新井白石名君美,白石其号,生于明历三年(1657),据传出自上野源氏。其祖事迹不祥,只知通称堪解由,没于常陆下妻庄。其父新井正济先是被送至别人家里作养子,后仕于土屋利直门下。母亲坂井千代长于书法、和歌,这使得白石自小便从母亲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子承父业,白石成年后也仕于土屋家,但由于不久之后土屋家发生内乱,且新井父子不见容于新主土屋赖直,因此被剥夺了俸禄,成为了浪人。

众所周知,时至江户中期中下级武士由于生活的贫困而甘愿跑到商人家去做养子的例子已是比比皆是。但白石却非常看重自己的家门与身为武家之荣耀,不愿随波逐流舍弃父祖世代相传的弓矢之道。在失去俸禄的日子里,白石的母亲和妹妹都撒手人寰,老父只得靠陆奥的义兄来赡养,可谓贫困交迫之极。有人劝白石从医,也有人劝白石靠教学童来维持生计,但白石全然不为所动。

有一次,豪商河村瑞贤让自己与白石同窗的儿子转告他,愿将其孙女嫁与白石,并打算提供黄金三千两和宅地用以资助白石成为学问名家,但也被白石婉言谢绝。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为深受“士农工商”等级观念影响的白石是绝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家门的,他甚至还用“负有伤痕之小蛇如果将来长大则其伤痕也必将随其身躯壮大而明显”的比喻来做为自己拒绝这门婚事的理由。从这不难看出,白石的价值观和对理念的执著(或者说是固执)是十分坚定的。

之后的十几年里,白石曾出仕过老中堀田正俊、正仲父子,也曾靠开设私塾度日,最后在老师木下顺庵的举荐下,来到了当时还只是甲藩藩主德川家宣的府上做了侍讲。

白石渊博的才学很快就得到了家宣的赏识,在家宣成为将军世继之后,白石也因之而被拔擢为了幕臣,从而为其日后成为幕府权力中枢的一分子奠定了政治基础。

相较于白石的坎坷仕途,家宣的侧近间部诠房却要显得一帆风顺的多了。诠房生于宽文6年(1666),父亲西田清贞(一作清定)是甲藩藩士。大约凭借着这层关系,诠房自十八岁起就成为了家宣的家臣。在主君得以入主江户城西之丸后,随即叙任为从五位下越前守,从而成为家宣的不二侧近。

诠房固然不比白石学富五车,也不似他的前辈柳泽吉保那样拥有“老中悉出门下”炙手可热的权柄,他所依靠的,便是完美地演绎着一个标准侧用人的职责,即负责上下情传递的任务。赖家宣多年栽培,诠房硬是从一个猿乐师的弟子列位老中次席,领封上野高崎五万石,并在家宣亡故之后,实际上扮演着幕后大御所的角色。

所谓的“新间月联合政权”是不可能缺少主心骨的,而实质上成为这个“后家宣时代的联合政权”主心人物的,便是日后身为大奥一代传奇的月光院夫人。月光院本名喜世、辉子,宝永元年(1704)成为家宣的侧室,之后颇得宠爱,并生下了日后的七代将军家继。由于在与家宣正室天英院熙子、侧室於须免之方等人的长期宫闱竞争中阶段性的胜出,因而最终奠定了“新间月联合政权”的框架。



正德之治与“联合政权”的开始


刚刚上台不久的家宣,面临着的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元禄时代那金碧辉煌穷奢极欲的背后,在朝是谓国库赤贫,权佞当道,僧侣乱政;在野则为物价飞涨,狱满为患,士民倒悬,人不如犬。若不改变现状,整饬朝纲,则幕府必危。

为了拥有自己的一套高效行政班子便宜施政,在礼送柳泽老爷下台、左迁跟班松平右京大夫辉贞之后,家宣即大力起用白石与诠房,从而使其能够参与到幕府的决策层中来。也许是出于维持势力的均衡,家宣并没有像他的后任八代将军吉宗那样来个彻底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而是保留了一部分纲吉时代的旧臣。其中比较有名的有荻原近江守重秀、大久保加贺守忠朝、大学头林信笃、井上河内守正岑等,另外比较特殊的还有前老中秋元但马守乔知以及久世广之之子久世重之。乔知早在两年前就由老中任上退职,但仍然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而重之日后将成为少数几名支持“联合政权”新政的骨干之一。

在家宣有力而又不失灵活的推动下,幕府先后废除了《生类怜悯令》、铸造当十大钱等前代未闻的诸般恶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来已久的民怨,从而使得民心所向,至今尤谓家宣、白石、诠房三人乃仁君名臣之际会,又因家宣家继两朝大体当政于正德年间,故颂称为正德之治。

所谓的德川幕府侧用人政治,是五代将军纲吉为了加强自身的专制而于老中、若年寄体系之外专门设置的任职体制。侧用人不受老中管辖,而是直接对将军负责,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权力的向下扩散。而一般被视为侧用人体制的全盛期,也即柳泽吉保、松平辉贞,间部诠房和本多忠良四人担当此任的时代。然而与纲吉时代所不同的是,尽管作为将军侧近的白石和诠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两人都不具备完整的权力,更不用拿来和权臣柳泽吉保相提并论。白石虽然对诸项政策的制定影响颇巨,但相对他的政治身份却不是很高,虽说挂着筑后守的头衔,然而领知却不过千石,只不过相当于一个中等稍稍偏上旗本的水平,以至于有好几次家中遭灾还得让家宣掏银子帮他重建。而诠房则官高禄厚,几个弟弟如诠之、诠言也都跻身侧近,不过诠房的主要权限止于传奏,以及负责向不明具体事宜的老中们进行详细解释而已,也正因此“新间月联合政权”的前身“新间组”的运作模式一开始就被定格在了白石上书 — 诠房传奏 — 家宣决断 — 诠房传奏 — 反馈白石 的路线中。

而作为家宣侧室的月光院,已于宝永六年(1709)七月生下了家宣第四子锅松,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其于大奥中争夺权势的角逐。原本家宣的正室天英院育有长男梦月院,如果这位血统高贵[1]的夫人不是遭命运嫉羡而痛夭爱儿的话,她将毫无疑问的登上下任将军生母的宝座。然而在母以子贵的时代中,月光院最终取得了胜利。就这样一位是现任将军的正室,一位是未来将军的生母,在这等纷纭世事的安排中缺少门阀背景为后盾的月光院必然需要寻找外援才能巩固自己和儿子日后的地位,这也就使得“新间月联合政权”的成立在充满巧合的状况下获得了构成的必然。

[1] 其父为关白近卫基熙,其母常子内亲王为后水尾天皇之女。



危机


家宣的治世并没有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在步入正德年间的第二个年头里,这位有着传奇即位经历的将军开始发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乐观了。也正于此时,作为正德之治诸项改革中最为关键的金银改制问题也摆在了这位无福将军和他的亲信们的面前。

早在纲吉时代,幕府为了转嫁自身的财政危机曾先后多次对金银货进行改铸。由于新改铸的元禄金银的成色被大幅降低,故而使得原本流通的庆长金银遭到劣币的巨大冲击,国家经济状况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超级通货膨胀的地步。家宣当政以来,尽管在废除恶政、缓和朝幕关系、加强与朝鲜的交流、整顿吏治方面有一定的建树,但在经济改革尤其是货币改革方面却显得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纲吉时代执掌财政大权的荻原重秀到了新主子这儿依然备受青眼。仰仗着家宣的信任,重秀于宝永7年(1710)4月进行了颇有争议的“宝永改铸”。





注:日后著名的享保小判又回到了庆长小判的水准,即使是被大幅缩减的元文小判,其成色和重量也分别远超元禄小判和宝永小判。

由于元禄金银成色不足的恶名太盛,重秀这次不敢再在成色上面再动什么脑筋,而是将改铸的重点放在了重量上。例如,一枚宝永小判金的成色虽然不算低,但其重量却大约只有庆长小判金的一半,这样原本只能发行一枚小判的用金量现在就可以发行两枚,这就陡然的让货币在短时间内翻了一番。时至今日,部分学者竟然有认为重秀的改铸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毕竟他缓解了当时货币量的不足,刺激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同时也成就了多姿多彩的元禄文化。然而事实的情况是,在日本金银外流十分严重的当时,大规模的消减货币的成色和重量无异于饮鸩止渴。而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纲吉的大肆挥霍无疑地使得本就见肘的财源更为雪上加霜。元禄和宝永年间的数次金银改铸,实际上是为了帮助幕府逃过经济危机的应急伎俩。这种靠欺诈和愚弄社稷的伎俩不但没有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多少贡献,反而造成国家经济持续的动荡和不安,自此终幕府百余年来再未能跳出财政困苦的怪圈足可以明证,重秀的举措是在开历史倒车。而那种只顾以现代经济观念来看待重秀的改铸,却抛开当时日本市场经济虽有较大发展,但仍以米本位制为主流的大经济环境来得出结论的方式,无疑也是十分可笑的。

面对着这场重大财政危机,家宣可谓是焦头烂额。一方面,他深信重秀作为官方的财政官员必定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不良事态的发展,从而一直力保重秀。另一方面,白石通过诠房屡屡上封,要求罢免重秀,并提出了自己对于货币改革的看法。当正德元年七月家宣最终发现重秀已经回天乏术之时,终于罢黜了这位执掌幕府财政十余年的勘定奉行。

在白石的建议下,家宣终于决定下大力整饬既有的货币改铸政策,但此时的家宣已经时日无多。正德二年过夏以后,靠服药已经没多大效果了。九月二十七日,家宣召白石和诠房密商后继之事。一开始家宣以锅松年幼为由而倾向于御三家之一的尾张吉通,然而作为家宣一手扶植起来“新间组”自然不愿意让御三家得到将军的位置,否则将置他们这些旧臣于何地?更何况锅松年幼,正好需要有人从旁辅佐,如立锅松为嗣,即使家宣不在了,他们也能照旧把新政继续下去。

最终,两人说服了家宣,使得锅松得以在正德三年(1713)四月二日继任成为德川幕府的第七代将军。而母以子贵,月光院夫人也正式的登上了政治舞台。由于月光院出身寒微,缺少勋旧门阀们的支持,因此频频向“新间组”报以好意,而“新间组”也需要有人成为他们继家宣后的又一个政治靠山,自此,“新间月联合政权”事实上已经宣告成立。

家宣带着未尽的夙愿遗憾的走了,而这个国家的危机、幕府财政的危机、“新间月联合政权”能否继续存续下去的危机却依然在继续着。



新令新政


正德金银

按照家宣的遗志,金银改制的问题很快便被排上了议事日程。当时金银经过宝永改铸之后,已经变得极其混乱,光是流通的金货就有三种而银货更达六钟。面对紊乱的币制,究竟要怎样进行改制呢?有人计算过,单是要使元禄以来所发行的银货恢复旧制成色,就需要灰吹银[1]一百一十八万贯。而当时日本全国灰吹银年产量不过四千贯,这么一来需要300多年才能完成改制的目标,显然采用简单的置换方法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然而诸老中却对改制问题并不热心,在商议对策之时甚至有人不着边际的将币值紊乱的责任归咎于金银兑换商的贪利,认为只要抓几个典型就能天下太平。

正德三年(1713)八月初,诠房在获得白石呈上的三册实施方略并与诸老中进行协商之后,于评定所正式宣谕了白石所草之家宣改制金银的遗命,然而应者寥寥,白石遂献策曰:“似此情况难于推行。此事如无专人奉命,谁肯用心?不如选择专人,加以委任。”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十月三日以秋元乔知[2]为首,大目付中川淡路守成庆、勘定奉行水野因幡守忠顺、目付大久保甚右卫门、勘定所审议杉冈弥太郎以及金银改制的实际干将荻原源左卫门美雅受命大任。

白石的改制主要构想是,历来东国[3]主通金货而西国盛行银货,故金银必须同时进行改铸才能不至于引发币值紊乱。且为政者切不可失信于民,新铸之金银必须恢复到原先庆长金银的成色水准。自元禄以降,由于统治者滥发金银,致使货币数量激增,所以当前之货币并不是满足不了社会的流通,而恰恰相反的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而生产力却没有跟上来,所以导致社会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待高成色的正德金银发行之后,以新币之半折兑旧币,所谓“减其虚数而实数无减也”,辄物价自然趋缓。

然而由于诸老中、勋旧派的抵触,加之“联合政权”自身只能承荫“遗命”之威光来主持大局的现实,最终改铸工作并没有落到实处。仅以正德小判为例,新铸的正德小判只发行了21万3500两,仅为元禄 宝永小判的0.8%,如此之少的发行量所能兑回的旧币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也正是前章所引用之江户小判图谱中不见正德小判踪迹的缘故。




正德小判

长6.94cm, 宽3.71cm,重17.6g


[1] 即用灰吹法所取之银。银矿一般含银量很低,炼银的技术关键是如何把银富集起来。由于铅和银完全互溶,而且熔点较低,所以炼银时加入铅,使银溶于铅中,实现银的富集,然后吹以空气,使铅氧化,入炉灰中,使银分离出来。

[2] 原文为秋元乔朝,乔知乔朝实为一人,此乃日文表记汉字不甚严谨之故。

[3] 即日本东部、西部之俗称。


海舶互市新令

众所周知江户时期日本商品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对外商品的需求有所增长更因为当时日本的贵金属价格远较国外低廉,所以尽管幕府颁布了锁国策、海外贸易也只限于中国、荷兰、朝鲜等极少数国家,然而日本的贵金属仍源源不断的外流。兹任长崎奉行所述自庆安元年(1648)至宝永五年(1708)六十年间,仅长崎一地流入外国之金为239万7600两、银37万4229贯目余。铜的流出量更为惊人,自宽文三年(1663)至宝永四年(1707)间共计流出11亿1449万8700余斤。而白石以长崎奉行提供的数据估算出自庆长以来日本共计外流金货四分之一、银货四分之三。为此白石不无担忧的表示再经百年日本金将失其半、不消百年则无银可用、而铜则到了已经不足岁用的地步。

怎么办? 加紧限制!

海舶互市新令也名长崎贸易新令, 虽云新令,但仔细说来也不过是旧酒新瓶而已。其实早在贞享年间(1684-1687)幕府为了遏制贵金属的外流,就曾下令限制过海舶互市的规模。当时所定的限额为对华互市银货为6000贯目,对荷互市金货为五万两。而到了元禄元年(1688),更进一步将来日的中国船只限定为70艘。但由于幕府政治的腐败,各级官吏和商人阶层唯恐对外贸易限制过大而纷纷巧立名目的与外国商人进行着私下交易。到元禄11年(1698),仅对华贸易限定的数目就被迫增至船只80艘,且除定额的银6000贯目之外,还额外允许不超过2000贯目的以货易货的贸易。

今后不出百年,我国财用尽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虽云每年各国有所生产,譬之于人,五谷之类犹如毛发,似无停止之时。五金之类则似骨骼,不复重生。五谷地尚有肥瘠,年尚有丰歉。五金则产地不多,开采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无用之物,非我国万世之长策。 ———《折焚柴记》

促使日本贵金属大量外流的主因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无疑是沿海地区尤其是长崎当地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虽然白石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他毕竟是幕府封建政治的维护者,而且就以当时日本的整个政治经济大环境而言,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却有其必要。

正德五年(1715)正月中旬传达海舶互市新令的使者自江户出发,二月末抵达长崎,来月初即颁布新令。在这里必须要提及的是,海舶互市新令不同于正德金银的改铸,它不但没有触犯到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统治阶层经济上的稳定,故其成效颇大,且远较金银改铸来得顺畅。

在颁行新令之后,贵金属严重外流的状况立刻便得以好转。新令执行前的宝永五年(1708)来日进行贸易的中国船只有103艘,而新令颁行的第一年就立刻锐减至20艘。这是因为新令的规定极其严格,不仅限定贸易总额,对每艘船所能进行的贸易额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例如,自南京来日之船每艘的贸易定额为银200贯、台湾来日之船每艘定额为130贯。此外,还对来日的商人颁发了信牌,非信牌者持有者不得在日本从事贸易活动,违者严究。

然而新令的颁行,却苦了日本尤其是长崎的商人们。由于新令的限制颇为严格,颁行范围也逐渐扩大,以至于长崎一度商业凋敝,使得不少商人和町民丧失了赖以谋生的活计。面对这种状况,诠房和老中权贵们曾一度动摇,但是白石从大局出发坚持贯彻海舶互市新令。

各地商人唯愿外国货物多来,原价低廉能多获利;世人唯愿缎匹、药材之类多来,价廉便于购求;至于考虑天下后世者盖无一人,皆由于不知原委,纷纭议论之故。今后如有不虑朝夕之人,为世间众人议论所惑,妄变其法,必如过去之受害也。———《折焚柴记》

有赖此令,日本才得以摆脱贵金属外流而引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全面危机,是故自此之后德川幕府皆奉此令为既定国策而历代不易。



炎上


正德三年(1713)对于新间月三人来说大概可以算是最为惬意的一年了。倚仗家宣遗命之威光使得“联合政权”的威信大为提高。这一年诠房不惑有余,在朝可谓“比较级中的第一人”,前边有白石为他出谋划策,后头有月光院给他撑腰,更重要的是小将军家继也是他的一张护身符,只要能够保持状况,似乎这美好的局面也能够一如既往下去的吧?

有一则逸话是这么描述的——对于四岁就继任将军的家继来说,亲生父亲家宣的概念是极其模糊的,而间部诠房却好像是父亲一般的存在。有一次诠房外出归来的时候,家继说要出去迎接。跑到屋外等着,一看到诠房回来就欢欢喜喜地扑上去。对于小将军别人不敢直接进谏的事情,诠房也能毫无顾忌地训斥家继。据说家继不听话的时候身旁的人们只要说一声“越前要来了”,他就老实了。

此时的月光院也大有一副功成名就、只顾享福的姿态。是呀,自己的儿子已经当上了将军,大局有诠房罩着,具体琐事有白石兜着,至于那些老中勋贵们也不全然都是跟自己对着干的,阿部正乔、久世重之这些人就很识相嘛。 大约怀着这样的心情,月光院开始了自己那奢靡而又炫目的享乐生活。

当时一位是容姿俊逸的壮年实权者诠房(诠房貌美是有名的),一位是未届而立之年的未亡人月光院,因为双方走的很近的缘故,以致于当时世人多有传言二人之间必定有着不为人所知的暧昧关系。抛开坊间的传言逸话不表,本来这也无伤大雅。但由于月光院的过于得意和放纵,使得她与一直显得有些沉寂的天英院之间的矛盾被迅速的激化了。

以土屋政直、井上正岑为首的老中权贵们对“新间月联合政权”的所作所为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本来么,他们认为德川幕府的主导权就应该理所当然的掌握在这些谱代旧臣的手里才是正途,你白石和诠房算个什么东西?不过就是一介穷酸秀才和前代将军潜邸里的一个小厮,如今却摇身变为幕府的指导中枢。还有月光院身为将军生母,却和这种男人走得如此近,简直就是在丢幕府的脸。在他们的鼓动下终于使得天英院和月光院两宫失和,而这最终导致了“新间月联合政权”也在刚刚获得了它的最盛期之后就迎来了它的衰亡。


绘岛生岛事件

有什么样的主子往往就有什么样的随从,最先使得“联合政权”开始龟裂的缺口,是一名叫作绘岛的女子。

绘岛又名江岛,乃是甲藩藩士疋田彦四郎之女。其后父亲病故,母亲带着这个拖油瓶改嫁给了旗本白井平右卫门久俊,故其又成了久俊的义女。绘岛最初在尾张德川家出仕,后仕于甲藩,因为家宣升任将军的缘故绘岛得以进入大奥,成了月光院的心腹,并取得了御年寄的地位。所谓的“御年寄”乃是负责总领大奥一切事物的最高职位,在近年的影视作品中也常被称作“大奥总取缔”。为了遏制月光院——这个“联合政权”的总后台,天英院及众勋贵们计议好了先从她的左右手绘岛身上下手,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正德四年(1714)一月十二日,绘岛代月光院前往芝增上寺参加家宣的法会,在回去的途中遇到了前往上野宽永寺参拜完毕的御年寄宫路一行,百三十号人闲着也是闲着,最后在和服商后藤缝殿助的邀请下干脆都跑到木挽町的山村座[1]去看名优生岛新五郎的歌舞伎表演了。

演出结束后,绘岛和生岛新五郎纵情言欢,居然忘记了大奥的门限。待到想起门限之时,由御锭口[2]进入是不用想了,于是赶紧前往七之口[3]打算从此处混进去。然而就是在这平时只有御目见以下身份之人出入之所,绘岛被逮了个正着。

天英院和老中们的苦心没有白费。在上方的授意下,以肃正大奥纪律为大义名分,大约有1500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在审理过程中,不少人都被用了刑,受到了赫赫有名的伊豆石的招待。所谓的伊豆石是一种宽一尺高三寸平整花白状的石块,受刑者身上往往被好多块伊豆石同时叠压着,以致不少人登时便失去了知觉。更为恐怖的是,一旦失去知觉在狱医的救治下转醒过来后,他们还将继续面临着酷刑的折磨。

不久,处理结果宣告如下:

山村座座元山村长太夫被流放至大岛。
月光院身边的六、七名奥女中们被全部整肃。
绘岛的义兄时于小普请组任职的白井胜昌被判处死刑,于小冢原被斩首。
御年寄宫路被放逐。本丸御留守居番平田伊右卫门犯监督不力之罪,流放利岛。
御用商人栂屋善六犯牵针引线之罪,流放三宅岛。御医奥山交竹院同善六之罪,流御藏岛。

至于绘岛本来被判死刑,后由于月光院的说情,被流放至信浓高远藩。生岛新五郎则被发配至三宅岛,皆终生不赦。据载,绘岛每日之食不过早晚各一菜一汤,点心、笔墨纸砚想都别想。到了冬天只允许着木棉料和服,再寒冷的时候也不过火钵一只相伴。可怜的绘岛就这样在监狱中度过了后半生,最终于宽保元年(1741)四月十日狱死,终年61岁。

可悲的是作为重罪之人,即便死后若没有得到幕府尸检官的批准,甚至不能下葬。待检定完毕之时,这位昔日的大奥总取缔、月光院的得力助手已经被盐渍了整整十五日,而此时的“新间月联合政权”却早已化作前尘往事,只剩下孤老的月光院一人在深宫中等待着自身的哀歌。

绘岛生岛事件,是权贵们和天英院一起精心策划、以打击月光院、白石和诠房为目的的政治阴谋。它大大抬高了天英院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自此在幕府权力中枢当中,“新间月联合政权”开始了它的衰亡计时。

[1] 今东京都中央区东银座的一角、歌舞伎座的附近。

[2] 锭口是将军、大名宅邸中,设在表与奥之间的出入口,这里的御锭口乃是御广敷御锭口,为高级女官和幕臣们的出入之所。

[3] 因每日下午七时(相当于现在下午4时)关闭而得名,位于广敷和长局之间,是「御目见以下」级别的下级女中和部屋方出入大奥的通道。



落幕


正德五年(1715),小将军突感身体不适,药石皆不灵光。一些人乘机谣传家继病危。然不久家继忽地服药见效,不少老中、谱代御家人暗地里普遍感到大失所望,时局也进一步动荡了起来。为了挽救危机,新间月决定准备让家继迎娶灵元法皇之女八十宫吉子内亲王,以缓和局势。正德六年(1716)春,幕府方面派丰后守阿部正乔为使者,前往京都商议迎娶事宜,但是,年幼的家继连这一天也没能等到。3月,家继开始卧床不起,4月30日申时,年仅七岁的家继病逝,从而成为德川幕府十五代将军中最早病故的一位。当日暮,迎纪伊藩主德川吉宗入江户城西之丸。五月七日移家继灵柩于增上寺。这位可怜的幼年将军,在数百年之后的遗体调查中,由于雨水的侵蚀,连骸骨都未能保留下来,棺椁内只剩下几缕遗发和指骨,似乎在昭示着自己曾于历史的洪流中那微弱的存在。



家继灵塔


五月十二日,间部诠房、新井白石、本多忠良等家宣时代的亲信被悉数停职。八月十三日,吉宗正式获征夷大将军宣下,“新间月联合政权”自此宣告结束,而持续了七年零三个月的正德之治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德川幕府在吉宗的带领下将迎来那辉煌与苦涩并存的中兴时代。



后记


相信看到这里,大家已经对笔者所提出的这个“新间月联合政权”的兴起与衰亡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可能也多少能够看出这个所谓的“联合政权”的消亡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原因的。在文章的最后,笔者不想长篇大论这个规律那条法则的,那样显得太枯燥,也没多大意思。还不如就白石、诠房、月光院三人的性格特点及所作所为来为本文所论述的主题做一个比较主观化的结束。当然,就此论述此三人乃至本文而言,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那便是写白石有七、月光院为二,诠房顶多占一,这固然限于史料的缺乏,不过话说回来倒也蛮符合他们三个人的特点的。

“新间月联合政权”乍兴骤逝,稍微对历史有些兴趣的朋友不用说也知道其成也乎君,其逝也乎君。这一点无论是日本的“新间月”和“正德之治”也好,还是中国的王叔文、王伾和“永贞革新”也罢,无疑都具有相同的历史特点,即封建君主治下,治世之臣多随君主之境况而走上相对应之路线,“新间月”和“正德之治”显然不属此例之外。

而我们不妨作如是想,家宣于上台之后虽然礼送柳泽吉保下课,然吉保亦受优待,其门下有不少人却仍然身居高位,并对正德之治的实施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何故?曰阅历深厚,曰政治里手,曰人脉丰富。而这些却恰恰是白石、诠房和月光院所欠缺的。

以白石之智略足可谓一时英俊,无论是他的才华还是政治道德都堪称整个江户时代第一流幕臣之选。其所提议之政策,如废除生类怜悯令、改革幕府审判机构、限制贵金属大量外流、适当向西洋开放眼界等建议无疑都具有超乎寻常人等的独到眼光。但为何就是这样一位百年难得一见的名儒、通才却在新君南面之时黯然退场、只得贬谪庐中用他那蕴含着满腔壮志不能伸、愁怨的笔调去撰写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回忆录呢?原因很简单,很大程度上是拜他那疾恶如仇孤傲自负的性格使然。

大学头林凤冈是幕府世袭的学问名门林家之后,然而此公的学术水平实不敢恭维,且又阿附权贵,甚好卖弄斯文,最为白石不齿。本来照理说来,写个官面文章、拟个礼仪条文根本不算多大个事,人好歹也是祖辈传下来的御用笔杆,让他好好表现表现又有什么了不起呢?白石却非要摆起一副上纲上线的态度,为了一些细枝末节去和老林大打笔墨文章,这是在白石的回忆录《折焚柴记》中经常能看到的一幕。有意思的是这老林又是个受不得半丝委屈的,而偏偏白石也是个“汝要战,那便战”的主,因此两人几乎时时事事要吵、要闹,何苦来哉。

为了劝说家宣罢免荻原重秀,白石一次次不停的上书,最后弄得家宣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如其所愿。不久有人为巴结白石而提出重秀之下属、家人亦当获罪,而一向视重秀为国贼的白石却坚持从轻发落其下属,不应牵连其家人之态度,其政治道德和心地不可不谓难得。

对于倚仗余荫的权贵们,白石从来都是轻蔑有加,谓之曰“大名之子”[1],尤以井上正岑为甚,曰:“井上河内有如猫不捕鼠,虽死不足惜”,听见这样的恶言,即便寻常人等想必也多愤恨不平,又何况是自尊心颇高的德川谱代呢?

对于起先对自己相当有好感的天英院之父近卫基熙,白石的所作所为则堪称过分。近卫关白曾对白石为国家名誉据理力争的行为表示赞赏,并在日记中这样评价白石:“今度无此者,藩客定而可笑日本事。余五十年见才人,无似彼士。”而白石却在天英院为款待老父远道前来、为老父安排舞伎表演的当儿跑去向家宣告状,最后使得取消了这次表演,其行未免不近人情远甚。而相对的有资料表明,为了能够争取天英院的支持,吉宗派田沼意次之父意行跑到近卫家进行过“友好交流”,这也正是为什么以他庶流之庶流的身份却能战胜尾张继友父子和家宣之弟松平清武、得以成为第八代将军的奥秘。

对待朋友,白石也是动不动就割席分座。对雨森方洲本是一见如故,就因为在商讨外国使节所需遵守的礼仪问题上两个人就闹得一脸不愉快。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那么死心眼的去和他白石战到底。室鸠巢,这位白石的同窗好友,既可以当面颂称白石“同门英俊共推君”,也可以背地里对吉宗说:“白石已老耄,不能谒见”,而使自己跳上吉宗这艘新船去乘风破浪,其人其事,发人深省。

纵然改革失败,也应尽可能的保留住所创造的成果,这才是一位成熟政治家所应该具备的能力。很遗憾的,“紫石棱棱电射人,五尺小身浑是胆”的白石并不具备这种才能。

月光院这个人附庸风雅,好出风头。作为将军之母,其第一要务就是应当尽心尽力地把自己年幼的儿子抚养长大,只有家继长大成材才是她最好最可靠的保障,然而她在这方面无疑是不合格的。一边过着奢侈的生活,一边被人背地里暗暗戳着脊梁。等到事到临头,连自己的心腹都不能保全,最后新君即位,自己只能在别人的施舍下度日,纵是日后文采风流,写出百本《车玉集》似的花团锦绣,又有何益?无须比之英明女主,便是春日局[2]之辈、桂昌院[3]之流,她也该当自愧不如。

间部诠房倒底“小蜜”出身,在讨人嫌的排行榜上他是难望白石之项背,但就因为他只是侧近出身,数十年如一日惯了,缺少魄力,缺少主见。有一次召集老中讨论问题的时候白石因为结论不合心意气愤的准备掀桌撂挑子,诠房就像个小媳妇似的发动“群众”苦苦哀求白石有话好说,莫要发飙。以往他这种老好人的路线还是走得通的,不过吉宗可不打算再搞什么侧用人政治,在上台之后立刻就把诠房左迁到了越后的村上藩去接替当年被他们仨挤走的松平辉贞,而旧领高崎却讽刺性的再次回到了辉贞的口袋里。诠房只得认命,哎,时代不同了呀。

总而言之,白石能而不圆、诠房圆而不能、月光院既不能也不圆。“新间月联合政权”只不过是三个互相需要扶持的政治人物之间因缘际会的产物。是的,它推动了正德之治的进行。是的,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幕府的政治格局。是的,它缓和了幕府在某些方面的某些危机。是的,它为日后吉宗的享保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足以改变它走向解体的命运,即使不为历史原因,也必定因其自身的个体原因。而所谓“联合政权”留下的一些成果,很讽刺的,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终结了他们的吉宗才得以保留,才不至于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一朵浮云。

最后,笔者仅以《折焚柴记》此书名所引用之后鸟羽院的一首和歌来为本文、为正德之治也为了这个独特的“联合政权”做个停笔之感:

“砍断木之柴,晚炊缓缓然飘起,虽使人哽咽,却叫人依旧欢喜,因为勾起了思忆。”

[1] 即纨绔子弟之意。
[2] 三代将军家光之乳母。
[3] 五代将军纲吉之生母。




参考资料

书籍

《德川吉宗》上之乡利昭(著)

《折焚柴记》新井白石 (著) 周一良 (译)


网页

Fresheye检索站
http://wkp.fresheye.com/wikipedia

『金融研究』巻頭エッセイ 目次
http://www.imes.boj.or.jp/cm/htmls/feature_gra.htm

新井白石与正德之治
http://www5a.biglobe.ne.jp/~kaisunao/rekisi/03edo.htm

大奥的女子们
http://www.genjimono.cn/bbs/showthread.php?threadid=4700

江户时代的货币
http://www.bk.mufg.jp/minasama/kakawari/gallery/tenji1_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