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暹逻首都阿瑜陀耶有一个繁荣的日本社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暹逻国包围下的这么一小片日本领土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毕竟，17世纪前期正是东亚地区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大变革时代，充满了战争与冲突等不稳定因素，吸引了人们的较多注意。然而，在阿瑜陀耶的日本社区也呈现出一些奇异的特点，令研究者着迷。为数很少的日本冒险家和安居于阿瑜陀耶的流亡者影响泰国历史竟达半个世纪。当东南亚的日本历史学家和专家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主题的时候，也有少许西方日本研究员开始探究它。最有价值的第一史料来源是 VOC（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1602年创办）职员, 荷兰人杰雷米亚斯（Jeremias van Vliet(1602-1663年) ）的笔记。他从1633年到1641年一直生活在阿瑜陀耶内外，笔记中关于暹罗的记载内容十分广泛，且时常提到日本人。 除此之外，在现存极少的暹逻人与日本统治者，政府与商人之间的互通信函中，也集中了较多的原始数据。其他则散见于曾访问过阿瑜陀耶的英国商人和西班牙耶稣会信徒的记录。最值得注意的第二史料是英国的外交官萨道义（E. W. Satow(1843-1929年)）的著作。他于19世纪末在中国和日本担任政府全权大使, 并于1885年出版了《日暹间国际关系历史的重建》一书。
到二十世纪，通过日本人和西方学者的进一步研究，结合上述史料的详细记录，又出版了一系列第三史料。日本方面的主要贡献来自教授 Seiichi Iwao(1900-1997年) 和 Yoneo Ishii(b.1929年)。 西方和泰国学者则出版了两部有启迪作用的随笔集: 《暹日前瞻性历史关系》 ,Chavit Khamchoo 与E. Bruce Reynolds合著; 《从日本到阿拉伯: 阿瑜陀耶与亚洲的海上关系》(1999年),Kennon Breazeale 著。此外在日本，还有很多描述山田长政(大约1585-1630年)冒险故事的小说，山田长政应该是被写入阿瑜陀耶历史的最卓越的日本人。这些故事的各种不同的版本所表现出的差异说明其缺乏历史的深度；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有助于弄明白神秘的冒险家的生活。虽然许多问题仍然是无法回答的，但对上述材料进行一丝不苟的分析，将使适度地对主题的正确介绍成为可能。
日本町与阿瑜陀耶（アユタヤ）的位置关系
暹逻首都中的日本社区异常活跃，这种状态从16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一直持续到17世纪30年代。在16世纪末，日本人或许被雇用协同暹逻军队打仗以逐退缅甸人。他们乘日本舢板船抵达暹罗，在阿瑜陀耶开展贸易，并最终定居，形成日本社区。17世纪展现日本社区的地图显示其位于阿瑜陀耶中心东南，在湄南河的东岸上。通常认为日本社区在1620年处于全盛时期，约有1,000 到 1,500名居民，成为东南亚日本国土里人口第二大的日本人町。在世纪之交到达阿瑜陀耶的日本人大致属于三个阶层：商人，天主教徒和战士。第一群体，明确的以通过贸易谋求利润为目的，用日本的银交换暹逻的商品( 主要是火药和鹿皮) 。第二团体，日本的基督徒，是被迫害的少数人。虽然在日本对基督徒有系统的逐出和谋杀是从1610年代后期才开始， 但早在1596年和1597年日本就已惩罚包括西班牙人在内的倭、洋耶稣会信徒，制造了二十六圣人事件。而在日本国内迫害天主教徒的武士阶层，也有可能来阿瑜陀耶寻求雇用。他们抵达暹逻之时，正值东南亚大陆与周边海洋战乱频仍，地方割据势力需要训练有素的战士去坚持他们已经延续若干世纪的内战。上面对三个群体的简短介绍不应该被视为生硬的概念。许多移民的身份超越了这些群体界限。山田长政正属于这种情形，他在阿瑜陀耶是出色的战士，但是同时在商贸方面拥有成功的事业。同样地， 也应有人不属于上述任何一个群体， 他们来到暹罗是出于因人而异的其他五花八门的原因。
日本社区居民有可能曾写下文字记录，但是我们必须认定这些记录在烧毁整个的日本人町的历次火灾中已通通付之一炬。今天没有任何日记或其他的原始资料描述住在阿瑜陀耶的日本人如何受到政府保护，而且出于同样原因我们没有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资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住处，他们的饮食，他们如何处理语言和文化差异，以及他们如何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生活。没有建造神社，佛寺或基督教堂的证据。除了长政的 semi——这位传记小说中出现的儿子 ( 或女儿) 之外，原始史料从未提到与日本人町相关的任何女人或孩子。因此，我们没有关于儿童教育的指示，也没有两性关系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推想一些日本的移民尤其是天主教徒很可能已经带来他们的亲眷。日本人与土著女子(暹逻人、孟族或老挝人) 之间的通婚似乎也有可能。阿瑜陀耶是面向四海为家者开放、对不同社区成员兼容并包的联盟。举例来说，我们从VOC留下的资料中得知在17世纪有一位阿瑜陀耶的孟族妇女同时是三个荷兰人的朋友，她习惯于增进暹逻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商贸关系。同样，中国史书中也出现“妇私华人，夫为所悦”（妻子和中国人亲昵，丈夫反而高兴）的记载。
商人
在十七世纪早期，当曼谷还只是一个小渔村的时候，阿瑜陀耶便以坐落在湄南河中小岛上这样具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而成为繁荣的商品集散地。阿瑜陀耶积极地参与国际商业活动，主要贸易伙伴是葡萄牙、西班牙、吕宋、中国和日本。虽然城郭总是在缅甸军队的攻击威胁之下，阿瑜陀耶的商业还是从15世纪后半叶起就在该地区占有优势。当时阿瑜陀耶变得十分富有，以致于一些葡萄牙人将其列入亚洲最有力的王国之一。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 (c.1509- 1583年)）估计阿瑜陀耶在16世纪40年代有 400,000栋房屋，2,600,000名居民。虽然这些数字毫无疑问是非常夸大的,但它说明阿瑜陀耶当时的壮观景象给外国来客造成怎样的震撼。
进入首都的不独新贸易，还有新外交与新思想。而且，武器的进口 (主要来自葡萄牙)给予阿瑜陀耶强大的军事力。在16世纪最后几年，暹逻人由于快速的发展而变的十分大胆。以至于当纳黎萱大帝(r.1590-1605年) 听说丰臣秀吉(1537-1598年) 侵略朝鲜 (1592年) 的消息时，居然表示要派遣军队协助明军逐退日本人。这个请求在1593年被拒绝；但也许正是中国的拒绝维护了暹逻与未来的日本——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由德川家康(1543-1616年)统治——之间的关系。
在十七世纪早期开启日本和暹逻之间外交关系的两国统治者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暹罗的厄加陀沙律王(r. 1605-1610年) 为了要通过商业富国强民，经常出国考察。他对贸易如此热衷，以致于暹罗国王的年代记描述“他比任何一位前人还要贪婪”，显然地，“他只关心如何富足他的国库”，而且他也“非常倾向于陌生人和外国”。他的成功的兄长，伟大的暹逻人纳黎萱大帝，完成了自1569年以来数十年遭受缅甸人破坏的暹罗王国的巩固之业。在日本，家康这位德川家的第一代将军，为了使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间增进商贸关系，缔结友好邦交，以及建立崭新的联合，而寻求外交的解决方法。他向东南亚各国发送私人信件，表示商业合作的意图；而且对造访东南亚的日本商人颁发御朱印状，予以保护和支持。与欧洲国家不同，德川家在日本并没有和商人组成合资公司，它的贸易活动仍然基于豪商与幕府的从属关系。家康1606年写信请求厄加陀沙律提供木材、大炮和火药，说明至迟此时他已与阿瑜陀耶的暹罗政府建立起联系。在1610年的另外的一个公文中，家康对暹逻国王舶来大炮和火药表示感谢。暹逻人也曾要求日本的马和刀剑。两国政府间的军事贸易具有独特的象征作用，因为它似乎暗示着双方缔结着军事同盟。因此，德川维护与阿瑜陀耶中的王室的官方关系并且交换象征性的赠品，而他们放手由商家掌管大宗交易。暹逻人这一方并不介意任用日本商人作为仲裁来处理对日贸易事务。例如，京都商人茶屋四郎次郎（Chaya Shirojiro）可以与暹罗朝廷的一位官员Okphra Chula 直接书信沟通，而长崎代官长谷川藤广（Hasegawa Gonroku）则有另一条同样优先的渠道。津田又左卫门大约从十七世纪头十年起就居住在阿瑜陀耶，他于1622年（或1624年）回到长崎后成为一名翻译官。长崎的伊势久左卫门（Kii KyÛzaemon）或许是第一个在暹罗朝廷获得官位的日本人。1616年，他又成为第一任暹逻遣日使节。
早在十四世纪，日本就出现了出海冒险的传统。他们绝大多数以倭寇的身份出现，游弋于日本列岛西南方向的海域。室町期(1336-1569年) 形成的这些海洋漫游者在十六世纪对“南海”开展了长距离的远航。他们或受指挥成为勇敢的雇佣兵，或被驱使为给明帝国造成严重困扰的残忍海盗。华人不得不在他们的海岸前修筑堡垒，并与足利将军携手尽心竭力以减少海盗的劫掠活动。最后，到十六世纪末，一部分强盗开始迁入东南亚各个商业中心定居，开展比较合法的活动。他们成为热心于到东南亚交易的日本商人前来的第一批媒介，而在可见的事实内，此时明朝还不曾解除对“倭寇”的贸易禁令。
中日间走私贸易自然无法避免，但是到最后，一些日本的商人还是更喜欢通过官方渠道做正经生意。阿瑜陀耶在德川时代早期成为朱印船的主要目的地。1604年至1635年间将军为前赴暹逻的航船先后发行了56张朱印状。商家乘木帆船于一二月间离开了日本并在六七月间从暹罗各港返航。从长崎直航到阿瑜陀耶平均要花47天。从阿瑜陀耶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苏木( 用以提取染布的红颜料) 、糖、胡椒粉、熏香、珊瑚，以及鹿、牛、鲨鱼和海鳐的皮。最后，一些从印度运来阿瑜陀耶的商品，如布料，也被运回日本。当日交易货物量的数据几乎毫无保留，只在一份某荷兰商人书写的文件中提到这条记录：1608年阿瑜陀耶准备好送 500,000 张鹿皮到长崎。（见永积洋子《从日本到阿拉伯: 阿瑜陀耶与亚洲的海上关系》(曼谷: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印书馆，1999,89-90页，“阿瑜陀耶和日本：17世纪的遣使与贸易”）日本人主要用银付款。在德川时代，银的提炼技术非常高效，因此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荷兰商人的信函清楚的告诉我们日本人如何独占高利润的鹿皮市场。直到1640年，日本人町由于将在稍后解释的原因里衰落后，荷兰人才从日本人手中接掌了贸易权，并牢牢控制。
同样，直到1630年，在阿瑜陀耶中最有力的外国商人也是一个日本人: 那就是先前提到的山田长政。他无疑是暹罗国内最具日本历史性格的人，因而应予以更多的思考。西方的日本研究专家几乎不知道，他在日本是一位备受珍爱与尊敬的历史人物，有二十多本小说及一部电影描述他在暹逻立下的功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他被描绘为一个悲剧英雄，作为样板角色出现在钦定宣传教科书中，并在爱国歌曲里广为赞颂。四十年代，他被设计成日本人扩大在东南亚区域影响的合法化解释。仅仅在1941年到1943年间，就出版了关于他的冒险故事的三本全传。长政是如此受欢迎，现存大量关于他驻留暹罗生涯的传奇故事与记录，让历史学家难于将其区分，以至无法辩明事实的真相。他大约生于1585年[按：长政生年未详，岩生成一推断在16世纪80年代]，很可能是出身于一个骏河(今天的静冈) 商人家庭。据说早年被派去寺庙学习，但是他为了要成为一名剑道家而逃脱。那时正是的德川时代前夜，下克上（gekokujo）依旧风行，人们仍期望凭借自己的本领超越自己所出身的阶级出世成名。长政是时正担任沼津城的一个驾笼夫，便在1611（或1612）年搭乘了一艘前往台湾的船只，然后从这里继续航行到暹罗寻找财富。我们不知道什么环境使长政决定离开日本，但是从他生平显露的可信动机来解释，应该是出于人生价值的考虑。类似原因可能诱惑了一代年轻的日本人在德川时代早期离开他们的国家。
“和平已笼罩日本各地，大量无依无靠的浪人……正向列藩各不相同的大名寻求雇佣，以从事方方面面的工作。长政并不与之相从, 因为他得出结论，无论如何，在自己国家中达到任何重要的地位已无可能。……一旦上天给予机会，自当前去(他不知道在何处，但决不是日本) 赚取名誉，赢得独立的地位。”（见斋藤《日本亚洲社会论集》(1879年)，第七卷193页之“近代日本冒险家旅外小记”）
山田长政像
而且他的确争得了荣誉。他的荣光大多集中于作为战士所立下的赫赫功勋，不过那将在稍后介绍。他商贸活动上的成功也应予以查考。至迟在1621年，长政成为日本人町领袖。他被颂昙王(r.1611-1628年)聘任为军事顾问并且受封暹逻人Okun 的政府官职。 或许是他与国王的亲近关系给予了他和日本人在商业上的有利地位。荷兰人在一些情况下也给予他们帮助。事实上，荷兰人不但被迫将通往长崎商路的垄断权交给长政，在一些情况下还要为他的船提供领航员，或为他搬运货物。1628年，长政正在阿瑜陀耶照顾生意，而他的船正自由地进入巴达维亚并交易。船只返回暹逻时还携带了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占·彼得逊·昆（Jan Pieterszoon Coen）亲自写给长政的一封信和一件礼物。长政和荷兰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不令人惊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竞争者，但是荷兰人有强烈的兴趣去维持与日本及其代表之间良好的友谊。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起，欧洲人获准前往长崎贸易越来越困难，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也不再受日本欢迎。因为连同贵重的货物，他们还带来了一种已成为将军敌人的东西：基督教。
基督徒
在战国时期 (约1467 ——1600年)，日本天主教已拥有大量封建领主的信仰与经济支持。尤其是大大名织田信长(1534-1582年)，他憎恨组织起来的佛教徒军队，而且为了获得步枪、火药和盔甲以增强实力而甘愿对葡萄牙人妥协退让，容忍基督教扩大势力。但在信长死后，统治者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开始改变，最终在德川统治下，演化成政府所支持的迫害行为。1622年，五十一名天主教徒在长崎游街示众；1624年，又有五十多人在江户被活活烧死。在一系列迫害下，有超过 3,000名基督徒牺牲成仁。那些逃出的日本人，试着到达菲律宾群岛上西班牙人控制下的马尼拉地区。另一些则抵达阿瑜陀耶。但从各方面来看十七世纪的暹逻明显是一个佛教王国，日本的基督徒为什麽选择在那里定居是值得怀疑的。没有解答这一问题的清楚答案。事实是大多数日本人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生活区域以外的世界知识。或许一些日本基督徒逃亡者并没有很多选择， 仅仅是匆忙找到一艘能帮助他们逃出日本免遭迫害的船便搭乘起航了。表面上，他们做的不错。根据分散的原始资料显露的迹象，我们猜测，至少直到1630年，阿瑜陀耶社会对不同的宗教非常宽容。在这个开放大度的城市里，佛教徒与中东的穆斯林、荷兰的新教徒、葡萄牙的天主教徒自然的进行贸易。而且，暹逻人的头号敌人缅甸人，也跟从皈依了小乘佛教教义，因此宗教不是一个能使阿瑜陀耶内部发生对抗的问题。
山田長政奉納之戦艦図絵馬 （静岡浅間神社蔵）
我们知道长政于1626年向日本寄去一封信，包括一幅加框的描绘其战争场面的图画。此图被呈献予三岛浅间神社。虽然此举可能是他对在暹逻的成就表现自豪的一个形式，但它显示长政仍然具有日本的神道（Shinto）信仰。然而，长政对其他的信仰是宽容的。我们知道在1626年，葡萄牙的耶稣会信徒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嘉尔定（Antonio Francesco Cardim） 和一名改易信仰的日本牧师罗曼（Roman Nixi），一起拜访了阿瑜陀耶，长政邀请他们参加宴会并在最后与他们拥抱。嘉尔定后来到意大利，在一封寄给罗曼的信中记述'船长（capitano）'长政的这番盛情与友谊。在相同的公文中，这位神父还谈到在阿瑜陀耶生活着400名日本基督徒。阿瑜陀耶对日本基督徒的宽容也许在事实上已得到保障。因为日本人，尽管他们相对人数很少，但仍表现出令暹逻朝廷和大港其他居民不得不学会认真对待的军事力量。
战士
1628年，山田长政被颂昙王晋升为唵普良（Opra）的高官。他身为800名日本义勇队的首领，至此到达事业的顶点。据估计阿瑜陀耶至少有100.000口居民，日本士兵仅占市民人口的0.8%。而在与此同期的日本，武士阶层人口比例则要高的多，达到7－8%，为了控制百姓，他们解除平民武装，又建立起庞大的间谍网络。是什么使山田长政和他的日本战士如此有力？没有证据能真正澄清这个秘密；然而，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考证能得出经得起推敲的猜测。首先，如同上面解释的，一些最显赫的武士同样也是商人，如此他们在阿瑜陀耶的存在保证了对日贸易和银的有序收入；因此，对暹逻贵族来说和他们保持和睦是有利的。而且，这时期的日本武士是训练极其精良的军人，而且很有可能，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在日本的数十年战国纷乱中已经亲身经历过战争。他们的本性是移民、冒险家或许再加一些决心与勇气。英国的历史学家乔治·桑松（George Sansom）先生(1883-1965年)的描述可能是非常正确的，至少能概括这些移民者的第一代：“大多数的这些冒险家是不顾死活的男人，宁愿不回家。”[见乔治·桑松爵士著《日本，一部短文化史》 (东京: Tuttle, 1931), 436.]日本的历史学家 Gunji Kiichi(b.1891) 如此描述他在阿瑜陀耶居住的同胞：“凭借他们那双铁臂，他们不屈不挠的勇气和他们锐利刀剑，他们无法容忍片刻的懈怠。且当他们挥舞刀锋奋力作战之时，他们的豪勇根本无法理解（除非日本人）。暹逻人和欧洲人看在眼中却并不惊诧，在他们看来这些行为是卤莽与堕落的表现。”[hien Theeravit,“Japanese-Siamese Relations 1606-1629: in Khamchoo and Reynolds ”《泰日关系的历史透析》，19页]。终于，1630年，时常与日本人町产生影响的荷兰商人van Vliet，向公司报告：曾那么为暹逻人欢迎的日本人被冠以‘不可信赖且有害’的罪名，被从阿瑜陀耶驱逐出去。
对暹逻功勋簿上有关日本战士指挥的军事功绩的问题，原始史料一再予以反驳。1945年以前详尽的日本文本，叙述了好些子虚乌有的战役，大抵都是说日本人如何如何帮助暹逻军队控制缅甸，如何如何击败其他王国的敌人。虽然暹罗靠其他的外国人作战有可能，一些日本人也确实编入了暹逻军队，但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他们不太可能身居高位作出前述事迹。外国人既不熟悉局部地区，也不明晓作战特点，更不了解敌人，暹逻国王怎么会将权力交给他们呢？虽然，多年的战国生涯已经训练出许多日本人在恶劣的战争环境里作战的能力，但是东南亚动辄驱动数十万军队和大象为特点的战争，大抵仍然是很残酷的。日本的冒险家不大可能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故事所描写的那样，扮演战争中的关键角色。那时日本举国媒体正鼓吹他们国家虚幻的伟大。
暹罗象战图
更有可能，日本义勇队仅仅只是阿瑜陀耶最坚决的团体，甚至对王室也构成了威胁。事实上，在暹逻的武士们从1611年一次有史料充分证明的事变后开始声名鹊起。在争夺王室继承权的混乱中，280名日本武士强攻王宫，强行驱逐颂昙王，并且当场残杀了四位文官，以为先前遭到暗杀的曾优待过自己的暹罗大臣报仇。日本人在这一地区的大胆行径同样出现在1605年。此年日本义勇队在北大年海域袭击了一艘英国船，其船主杀人越货恶贯满盈。这些事变给暹逻人留下的残暴印象，在1615 年暹逻大臣Okya Phraklang 送往江户幕府的一封信中得到清楚的证明。在公文中，暹逻要求江户幕府只允许对暹逻法律信赖与尊重的日本人渡航到阿瑜陀耶。
事情在之后十年可能发生变化。传说和可靠的史料都显示长政对‘他的’国王颂昙是忠诚的。在元首死亡之后，长政对已故元首最后选定的继承人表示支持。这举动不幸为整个日本人町招来无妄之灾。因为长政卷入了一场阴谋——由这时期的暹逻历史中最丑恶的人物之一：窝罗翁（Si Worawong，历史通常称呼他的军衔，Kalahom）精心设计的阴谋。这个当初曾与日本人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精明的贵族，为了要篡夺王位派遣长政前往南方平定叛乱。1630年1月，长政遵从上级的命令率领300名日本人与3,000至4,000名暹逻人的联军前往六昆，他镇压了起义并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者。然而在战斗中，他最终膝上受伤，这个事实说明他不但指挥军队，而且亲自上战场拼杀。阿瑜陀耶派来照顾长政的特使，在他伤口上下药毒杀了他。长政身没的日期不详，只能估计在1630年四月和十月间的某一天。尸体是否被火葬，处理后被置于何处，亦均不知。是年十月，Kalahom纵火焚烧阿瑜陀耶的日本人町，并且追杀或逐出每一个日本人，他的阴谋至此终于实现。现在该叫他帕塞通王(1629-1656年)了。从阿瑜陀耶逃出的难民与在六昆的日本人都退入高棉。最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踏上了返回日本故乡的里程。当六昆·阿瑜陀耶事件的消息传到江户时，德川三代将军家光(r.1622-1651年)，立刻命令断绝与暹逻的外交和商业关系。
长政之后的阿瑜陀耶日本人町和日暹贸易
1632年之前，帕赛通或许曾希望和日本重建富有利润的贸易，并邀请已经逃脱到高棉的日本人回阿瑜陀耶重新定居。1637年之前至少有300人已经回到阿瑜陀耶。虽然日本人町已在阿瑜陀耶得到重建，而且已知一些日本人约于1638年进入政府工作，但它再也无法回复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全盛时期的面积、富庶与实力。帕赛通向日本至少派出六位大使，但是他们的访问均遭拒绝，并从长崎遣返。也许，没有帕赛通的过激行为，暹逻会获得与荷兰舰船和中国平底船相同的特权，成为几百年锁国——日本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起正式与外界隔离——期间唯一几个允许在长崎停靠的国家之一。1656年，最后一艘官方暹逻船到达日本，但再一次被拒绝逗留。同年，帕赛通病死。
锁国令的颁布抛弃了国外的日本人，他们被阻止回到自己的国家。在阿瑜陀耶的日本人，以及在东南亚其他港口中的居留者, 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即使德川已经丧失东南亚大多数的他们非官方的代表，日本和该地区之间的国际商业在十七世纪的第二个阶段仍然得到延续，因为这些贸易对日本的经济和外交也具有重要意义。依照荷兰的数据，1651年到1686年间有103艘中国平底帆船从阿瑜陀耶渡航到长崎——平均每年三艘。然而，十七世纪的最后十年渡船数字减少，日本的《华夷变态》（Kai- Hentai）告诉我们1687年至1728年间只有48艘中国平底帆船从暹罗渡来。另外一份史料，渡船风说书（Tosen Fusetsu-gaki）提到1674年至1723年的暹罗来船数是64艘(大约年均一艘)。十七世纪日本国内的生产力和商业的发展可能是在长崎停靠船只数目减少的原因之一；然而，既然我们没有船运货物量上的数据，我们就只能猜测贸易的总体积。依法到达日本的商船数字已经大致减少；但是，从东南亚地区来看，来自阿瑜陀耶的装船货物仅次于来自越南顺化（Hue）。暹逻王室帆船在30多年贸易中断之后于1661年在长崎再次出现，这些船被港口主管当局当作‘华人’编入目录。详细的文件被保存在长崎，因为德川把涉外官员的输入文书作为国际政治消息的重要来源。这些报告 (渡船风说书) 从1644年以后被妥善保管，并于1674年后被整理并编目。它们中的大多数一直保存到今天，所以我们能查究暹逻之航海运作特性的细节。抵达日本的木帆船船长在不同的年份里乘坐不同的船只；因此，我们可设想他们被雇用以自由契约关系。水手都是中国人，而暹罗人被认为只占全体船员的1%——通常是监督官。 运载量逾百人的阿瑜陀耶木帆船，是停靠长崎的最大船只。日本幕府当然知道这些船的起航地，但是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贸易的继续，尽管1629-30年的那起事件从未被正式地澄清。
《唐船之图·暹罗船》日本神户松浦博物馆藏 纸本着色
在十七世纪晚期，阿瑜陀耶的日本人在暹逻和日本之间的政治和商业活动中只扮演了一个最小的角色：显然地，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他们只剩下十二个人。在德川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用铁链锁住’他们的国家后，东南亚的日本商人便主要在他们的居住地内部或出外同荷兰人贸易，但是很少和日本贸易。他们可能是对被政府孤绝海外感到怨恨，最后甚至害怕仇外的德川幕府会迫害他们。荷兰人，1640年之后唯一被允许居留长崎的欧洲人，从1647年开始进行巴达维亚——阿瑜陀耶——长崎航路上的三角贸易。然而，帕塞通限制他们停靠阿瑜陀耶，从1652年起每年只允许一艘荷兰船前来贸易。随着阿瑜陀耶王室船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再次出现，欧洲人作为日暹间媒介的地位终于跌至最低点。纲吉将军(1680-1709年)在1683年曾增订了节省费用的法律，禁止奢侈项目，因而海外进口物资亦受限，但是他的法律时常被忽视。暹日间贸易一直坚持到1767年，阿瑜陀耶最后被缅甸人所毁灭。
注：在今天的旧金山的日本社区,仍然冠名“日本人町”。
另一个主要的日本人町是在马尼拉, 而且大约有了 3,000个居民。在高棉和越南发现十七世纪的其他日本人町，且约有200到300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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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町至少遭遇过二次主要的火灾, 分别在1630年和16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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