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天主教世纪”指的是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天主教从最初传入日本到最终为德川幕府所扼杀的一个世纪。（详情请参见拙作：〈十字浮沉录——天主教大事年表〉）这一百年的时间，正是日本由礼崩乐坏、群雄逐鹿、各地豪强虚心接纳新事物、励精图治、激烈竞争的战国时代，迈向天下归一、偃武修文、中央政权猜忌外人、闭关锁国、粉饰太平的江户时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天主教势力乘着“大航海”、“大发现”的时代之风来到日本，参与到远东岛国波澜壮阔的内战与革新中来，以自身巨大的文化、技术乃至政治冲击力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杀的篇章。而本文的焦点，便是开启了日本天主教纪元的先驱，冒险家兼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播下天主教火种的经过。
沙勿略像，神户市立博物馆藏，17世纪初期作品 赴日之前
沙勿略突破万难远赴重洋，先后抵达莫桑比克（1541/9）、果阿（
以下内容摘自方济各·沙勿略致圣依纳爵·罗耀拉的书函。发信日期为
“如今，我们修会的成员已经遍布于印度存在有天主徒的一切地方。摩鹿加有四个，马六甲有两个，科摩林角六个，库兰和巴赞各两个，索科特拉岛四个。这些地方相距遥远；比方说，摩鹿加（香料群岛）距果阿一千里格有余（注：里格，长度单位。一里格相当于
我自可靠渠道得知，中国左近有一国家名为日本，其住民尚未皈依宗教，不曾与穆斯林及犹太人有何瓜葛，且急于探索未知，于神圣之道与自然之物皆甚倾心。我已决定尽快尽早，奔赴彼地……”
沙勿略东行路线
沙勿略于日本境内传教路线 福音东渐
登上鹿儿岛
为打通传教之路，沙勿略抓住弥次郎觐见当地领主岛津贵久的契机，借其之口向贵久宣讲天主教义、世界格局和乱世之中爱与和平之道。孰知沙勿略抵达鹿儿岛的那一天，不仅同时与日本传统的盂兰盆会之日及天主教会纪念圣母玛丽亚死后升天的节日巧合，更是贵久夫人去世五周年的忌辰——这一细节冥冥间将神秘的圣母与亡故的女眷联系在一起，为岛津家的人们带来了别样的惊喜和慰藉，使得原本就好奇于那位远方来客的贵久对天主教和沙勿略又生出了几许好感。贵久的母君和家臣一道敬拜圣母的画像，甚至还传话给当时已经返回居所的弥次郎，索要一份描绘圣母子的油画，以及对天主教教义的书面阐释。尽管无法提供圣像的摹本，弥次郎还是花费几天的时间尽力满足了她的后一个要求。凭着日期的巧合，传教者旗开得胜，获得了意向不到的战果。
沙勿略赴日后的第一个冬天在对这个东方国度的竭力探索中度过了。佛教、神道信仰，以及与这些异域世界观相关的一切，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传教士关注的焦点。但陌生的语言始终像一道攻不破的难关，横亘于独特的日本文化与基督徒的宗教思维之间。时间逐旬逐月地逝去，却惟有佛南田在语言方面取得进展。如此情况下，尽管沙勿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力编写能为当地人所接受的天主教教义问答集（教理书），同时在弥次郎的协助下一丝不苟地开展将之译成日语的工作，收效依然不容乐观。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难以为天主教的神学概念找出可借以代表或阐释的相应日语词汇——一行人中对日本语言及当地风土了解最深的弥次郎，也因为早年缺乏教育，且对佛学所知寥寥而无力在传教士被迫引用本土宗教用语时提出可靠的意见。于是，当这些外国神父当众布道时，他们糟糕的发音和古怪的手势，加上教义问答集固然存在的翻译缺陷，使这所谓的“切支丹”教显得更加莫名其妙了。所幸，出于对这些从遥远异邦飘洋过海而来的高鼻深目者本身，以及他们舶来的宗教、知识的好奇心，仍有不少日本人前来倾听沙勿略的宣讲。但是，仅凭好奇心远不足以让沙勿略赢得日本人对其信仰的肯定——最终，传教士乃是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炽烈的宗教热情，无视冷遇、排斥和讥讽，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听讲者，而鹿儿岛的信徒也因此与日俱增。最终，甚至包括市来的鹤丸城城主新纳康久这样的人物也出现在皈依者之列——而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竟然是在贵久与传教士的关系恶化之后取得的，沙勿略等传教士的人格魅力和个人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话说50年7月初，一艘葡萄牙商船在平户靠岸，消息不久就传到了耶稣会士的耳朵里。由于他去年11月曾致信罗耀拉，描述在日本的见闻，因此沙勿略估计该船会携有给他的回信，于是立刻动身赶赴平户。可他抵达后却获知葡萄牙船并没带来他所期待的信件。因此，盘桓数日后沙勿略便即启程返回鹿儿岛。
孰料此时鹿儿岛的传教形势已然直转急下。起初，沙勿略在菩提寺、福昌寺布道，结果被看作佛教的一支西洋派系，非但与当地佛教势力相安无事、未有龃龉，还引来了不少听众。但自从佛僧们深入接触、了解以沙勿略为首的传教团体，并由此认识到天主教那种发自教义的排他性，确信其拥有不可小觑的发展潜力后，便倚仗自身经营已久的强大势力对天主教群起而攻之。同时，僧侣们也不遗余力地向贵久灌输纵容“切支丹”发展壮大势必败坏风俗，危及国祚之类的观念。因为热切地期盼贸易机遇的降临，贵久一直将任何于天主教不利的言论置之不理，对沙勿略礼遇有加；但当他于7月获悉，葡萄牙商人宁可选择对手辖下的平户做生意也不愿光顾自己领内的港口时，贵久失去了以宗教宽容政策换取海外贸易的指望。这位自认为遭到外国传教士背叛的大名一怒之下首肯了众佛僧的要求，下达了严禁天主教传播的命令，并声称要以死亡惩治胆敢皈依异教的领民。
是以沙勿略等传教士的影响力虽然不断增长，并且信徒数目也曾有所攀升，但始终难以突破百来人的规模。沙勿略坚信，若不是由于佛教势力的阻挠和大名贵久的威胁，大半个城市都应早已皈依于天主教的信仰。
于是，上洛作为这位志在赢得全日本信徒的传教士扭转劣势的首选方案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实，早在岛津贵久失去对葡萄牙人的信任之前，沙勿略就已根据自己对日本时局有限的了解，将前往京都游说天皇作为实现其获取全国范围内自由传教权的核心步骤。即使沙勿略在鹿儿岛的传教活动能走上正轨，这位野心勃勃的耶稣会士也不可能囿于一时一地的成绩，而忘记天下布道的初衷——何况如今在鹿儿岛还须面对强大的传统僧院势力和大名的行政干涉。于是，他决定离开鹿儿岛，先前往平户，然后伺机上洛，达成夙愿。此时，贵久已经与传教士彻底反目。因为沙勿略毫不留情地指出对方期待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财货的念头不正确，也不可能实现，对此贵久说出了“再也不想见到他们”的话。他决定彻底摆脱这个引来佛教徒一片聒噪，且又榨不出什么通商条约的南蛮僧，于是提供沙勿略等人船只补给，打发他们前往平户，说起来也算尽到了最后的宾主情谊。
鹤丸城的插曲
北上平户期间，沙勿略曾在鹿儿岛西北的市来稍作停留，参观当地业已成形的天主教徒社群。某日前往鹤丸城拜访一位早先在鹿儿岛受洗并获教名“米迦勒”（ミゲル，推测西文写法为Michael）的老人时——据说该老人为新纳家家老——业已心折于沙勿略这位传奇人物的城主康久十分热忱地将之迎入城内，不但安排他参观城池，还借此机会令其妻、子、家臣共17人受洗为天主教徒。虽然康久本人顾忌到主君贵久的反切支丹情绪，未受洗礼，但据称他对沙勿略的布道全盘接受，且对天主教展现出由衷的信仰；也有一说称康久当时已经受洗为天主教徒，并获教名“桑德罗”（ゼンチョ，推测西文写法为Sandro）。无论新纳康久受洗与否，他对天主教的善意已表露无遗；至于这种做法是对岛津贵久早前招商引资政策的参考，还是出于本人的真心向化，今天已不得而知。但我们起码可以从他那个据说演化自“ゼンチョ”的法名“全朝”（两词谐音。康久法名完整为‘云宗全朝’）看出，作为一方领主的康久，纵使身为天主教的忠实信徒，也不致于虔诚到公然向佛教宣战，或一无遮掩地忤逆主君意愿的程度；毕竟，宗教投机贩与虔信者的划分在日本天主教早年的发展史上还不那么黑白分明。
10日后，沙勿略将市来信徒托付给米迦勒老人，又把经营整个鹿儿岛教区的重任交给了弥次郎，然后才向他们挥泪辞行，由川内出航，驶向平户。此后，“米迦勒”定期将信徒们集中在城内一室之中，开展宗教活动，始终维持着当地天主徒的信仰。
据平户、入山口、望京都
不久，沙勿略一行顺利抵达平户。年轻的平户领主松浦隆信很乐于款待这些西洋来客——须知其领土虽仅弹丸之地，但不久前葡萄牙商船来访后，大批资财雄厚的商旅慕利前来，海内外的财富交相灌溉，顿时使偏僻固陋的渔村摇身一变为日葡贸易的枢纽，松浦家所获税收自然大幅上扬。于是隆信顺理成章地赋予葡萄牙传教士自由布道、吸纳信徒的权利，并令家臣木村将他们安置于自宅之中。结果通过布道和传播在鹿儿岛编撰的教义问答集，沙勿略在很短时间内就赢得了包括木村全族在内的百来名当地人的皈依。暂驻平户的葡萄牙商船很快便驶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线，而沙勿略则急于上洛拜谒天皇。于是传教士们决定先步行前往山口，然后在山口策划京都之旅。10月末，沙勿略偕同在日语方面已颇有心得的佛南田和忠心耿耿的年轻日本武士伯纳多离开平户，启程前往山口；此时，距其行抵平户还不到两个月。他们随身携带的，唯有少许衣物、一条毯子、一些书籍和一袋炒米而已。
对沙勿略一行人而言，前往山口的155里路决不是段轻松的旅程。虽然他们搭船抵达博多，但紧接下去的78里冰封雪冻、无处休憩的崎岖山道必须靠他们自己抬腿落足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时不时的，当他们披着夜色，忍着饥饿，已浑身湿透且冻得僵硬，终于来到一家客栈时，却被拒之门外。而双脚被彻骨的寒冷和深厚的积雪侵袭得肿痛难当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但他们前方的山口最终会成为传教事业的又一个转折点——而这，也是由大内家的现实需求和山口作为贸易都市的功能属性决定的。
当时大内家正值全盛、雄踞西国，周防、长门、安艺、石见、备后、筑前、丰前七地尽在掌握，国势逼人。而其首府山口更是早在13世纪初建之时，便已将京都作为模仿对象，面貌格局，几与洛中无异。传至义隆时代，更因此君附庸风雅，一掷千金而使大批为避战祸离京下向的公卿世族、墨客名僧前来投奔，咸集山口，使原本偏居一隅的大名居城迅速升格为当时日本文化界、财经界名至实归的“西之京”。但是，要维持山口城内宴娱无度、奢华靡费的生活，满足义隆对古典宫廷贵族风貌的向往，仅仅垄断日明贸易的利益，或再加上与朝鲜半岛通商的收获都还仍显不够。再加之对朝廷政治献金的支出和维持军队的开销，大内氏渐渐地在财政方面捉襟见肘起来。这时，西洋人的到来无异为义隆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生财之道。但这些在1543年才首次接触到日本列岛的“南蛮”毕竟不同于打惯了交道的东亚贸易伙伴，除利用地理优势尽可能多地攫取远洋贸易份额之外，义隆势必还得考虑其他各种能巩固两者间关系，从而使己方在与九州那些对手的商贸竞争上胜出的方法——就在这个时候，沙勿略来了。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山口之后，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传教三人组幸运地得到一户姓内田的人家收留，得以在盛况空前、人流如织的“西之京”歇下脚来。沙勿略很快根据自己对这座户数一万、人口五万的繁华都市的直观印象，作出可以在此大有所为的判断，于是决定搁下赶赴京都的计划，先在山口传福。
驻留山口期间，沙勿略坚持每天两班站到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在佛南田修士的协助下向来往行人布道。布道的主要形式就是，先由日语水平较高的佛南田朗读前文多次提到的那本编撰、译制于鹿儿岛的教义问答集，并适时口译沙勿略的插话。一般而言，他们会选取以天主创世为主题的章节进行宣讲。然后，佛南田会根据他们早前观察的结果，列数出日本人犯下的三大罪，并高声谴责之：其一，偶像崇拜。背弃真神而敬拜“木、石等无知无觉的死物”；其二，鸡奸。违逆自然之道，取不伦之乐；其三，杀婴。为图一己之便扼杀生命，为许多女人所犯下的恶行。此时，沙勿略通常会默默地站在教友身旁，祈祷他们的训诫能打动人心。他们每天都会变更驻足传教的地点，且每次都选取人流最集中的街市，所以其影响力很快便已覆盖全城。虽然如此，公开布道的效果总体而言依旧不容乐观。日本人对于他们的布道一般有以下几种反应：有的被西方传教士对本土宗教信仰的大胆攻击所激怒；有的则感佩天主教教义的道德理想；更多的人取笑他们古怪的相貌、粗鄙的穿着和拙劣的日语发音，不把他们宣讲的宗教当一回事。当他们行走在街头巷尾，顽童会尾随而来，向他们投掷石块，肆意谩骂；普罗大众则随意奚落他们，把他们的训诫，如“必须遵从上帝以获得救赎”，或“一个男人只得娶一房妻室”当作笑柄。外国传教士和他们孜孜不倦的讲经布道以众矢之的的形式融进了山口的大众舆论，最终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
但无论如何，传教三人组的知名度在山口日甚一日，引起了上至达官贵人下及平民百姓的普遍关注。于是，相当数量的当地贵族也陆续加入到沙勿略的听众行列中来。他们将传教士延至宅中，多半是为猎奇：有的稀罕外国人的来历，拿他们的形貌举止取乐；有的向他们打听遥远的国度，着迷于异乡的风俗。真正对他们的信仰感兴趣的人为数不多，而即使是在这些人中也很少有谁理解或认同他们的说教。但沙勿略的人格魅力总能为他赢得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内藤隆春，义隆近臣，与沙勿略产生了真挚的友谊，对传教士和他们的事业也表现出由衷的善意。最终，在他的安排下，沙勿略获得了会见山口统治者大内义隆的机会。
沙勿略和佛南田出现在义隆面前时，未事修饰、衣装粗鄙。但义隆并不在意这些传教士的国籍和样貌，亲切地与他们交谈，询问了许多问题。话题逐渐从欧陆与印度的风土、航海的趣闻转到了天主教的教义上，而义隆也显示出皈依的倾向。于是佛南田修士借机为这名尊贵的听者朗读起教义问答集来。义隆耐心地聆听布道达一小时之久；但当佛南田进行到与偶像崇拜和鸡奸这两种罪孽有关的章节时，大名坐不住了。传教士对“男色”的严厉斥责终究还是惹恼了心有隐衷的大内义隆。窘怒交加之下，他下了逐客令。已然注意到大名满腔愠怒的佛南田一度担心遭到报复，唯恐驱逐乃至处刑的劫难会降诸己身——但到头来，什么祸事也没发生。尽管对传教士的无礼不满，但考虑到其来访对日葡商贸、技术交流而言所具有的正面意义，义隆为他们也为自己留出了日后继续交涉的余地；而这也为沙勿略的再度到访埋下了伏笔。
他们继续在十字街头向公众布道；有时也得到邀请，前去贵族府上做客。但这一系列努力收效菲薄，因为他们与大名的会面不欢而散，而这消息早已传遍全城。人们对统治者不胜明朗的态度心存忌惮，生怕自己对新宗教的认可会招致祸端。尽管人们常被传教士口中耶稣基督的事迹所打动，为其殉难潸然泪下，但敢于受洗者寥寥可数。这其中，为沙勿略等人提供居所的内田一家，据说最终成为了天主教在山口最早的信徒。他们被传教士的品格折服，主动请求施以洗礼。
苦尽甘来，幸会知音
于是沙勿略一行离开山口，徒步赶往京都。出发那一天，距圣诞节一周余一日，正值年中酷寒无以复加之时。但恶劣的天候、艰险的路途和贫乏的物质条件对于这些坚毅的天主教先锋似乎全然不成问题——他们光着脚丫穿越没膝的深雪，涉过凛冽的溪流，弄伤了双足，撕破了衣服，理应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但信仰赋予他们超然物外的精神和异常坚韧的意志。直到晚间一行人驻足休憩时，沙勿略才惊讶地发现双脚正不住地流血，自己已承受了莫大的苦楚。佛南田曾满怀倾慕地谈起那段艰难岁月中沙勿略的行止道：
“要了解他所忍受过的，须要像我一般瞩目于他。一切都透出苦修的意味，连他离去时的祷告也不例外。冥想与沉思常伴随着他。那时周遭目力所及，唯高山幽谷之雪而已，乃无一物可扰其心神。并且穷究方济各神父祈祷之始终，都未曾抬起双眼，左顾右盼。他的手与臂膀凝然不动；惟有双脚挪移，亦静无声息。他步态谦逊，满怀崇敬，毫不含糊地表明，他正行走于天主御前。”
抵达岩国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们得以搭船沿海岸线驶往堺港。尽管天气依旧寒冷，船舱狭小、伙食糟糕，但毕竟使三个长途跋涉、精疲力竭的旅人歇下了脚步，稍作喘息。在途中某个港口，传教士幸运地得到一位商界显贵的帮助。此人先是听说他们来自“天竺”，对他们产生了兴趣；又被这些异乡来客的寒酸相触动，心生恻隐，便交给他们一份介绍信，好将他们引见给自己在堺的一位朋友，也就是那个日后成为堺港天主教会柱石级人物的有力商人——日比屋了珪。
了珪十分礼遇初来堺地的沙勿略等人，不但照顾传教士的起居，还将他们介绍给京都的小西隆佐，安排了他们的上洛之行。京都距堺仅两天路程，但近畿之地治安极差，传教士们若独自上路，可能会遭遇不测；因此，了珪联系到一位正欲动身赴京的贵族，令沙勿略等随行，以确保他们获得关照，一路平安。
铩羽京都
此时，全日本的首都已然近在眼前，运筹良久的游说计划也将付诸实施；如果一切顺利，获得了“国王”陛下许可传教的钦命乃至中央政府的支持，则首先赢得东瀛列岛所有人民皈依天主的光荣便成了囊中之物，怎能不让沙勿略这位充满宗教热忱的敬业教士激动兴奋，忘乎所以呢？当时，他们作为随从跟在骑马代步的日本贵族身后一路小跑，想必不很轻松；但沙勿略非但未露出丝毫倦色，还常欢腾雀跃，或与同行者玩闹。贵族的一个仆从见这外国佬穿戴举止稀奇古怪，兴致高得宛如疯癫，乐得拿出个苹果逗他玩儿，谁料他竟像个小孩子获得新皮球似的，接过苹果乐此不疲地嬉闹起来：“他时而高兴地蹦蹦跳跳，时而抛起苹果然后接住。他的双眼盈满感恩的泪水，因为上帝已将他选作前往日本王廷传达神圣信仰的敕使。”
但现实远比沙勿略所设想的严酷。传统势力的强大和天皇权威的没落注定传教士的周详计划到头来不过是场一厢情愿的春梦而已。原本，沙勿略上洛的目的有二：其一，与天皇会面，说服其支持天主教的传播，并建立与葡萄牙的外交关系；其二，登比睿山，与佛教徒就信仰问题展开辩论，并极力压倒他们。为依次达成这些目的，沙勿略迅速展开行动。抵达京都后不久，他们的东道主小西隆佐便遣人护送他们前往比睿山脚下的亲人宅中，为其提供了登山访寺、挑战群僧的绝佳根据地。当时，比睿山的延历寺作为天台宗的本山寺院，与天皇家关系密切，被视为镇护国家的圣地，汇聚了不可小觑的佛教势力；相对而言，沙勿略他们只不过是初来乍到的化外番人，一无权势二无名声，连叩开那些个名刹山门的财货都未准备，如何能见到佛寺内拥有足够影响力的僧侣，发起一场为自己所期望的神学论战呢？眼看着盘桓此地也不能有何作为，传教士一行只得悻悻然返回京都，把希望寄托在与天皇会面的方案上。
结果，沙勿略又在宫门外碰了壁。当时由于应仁之乱祸及京都，往昔的繁华景象早已无处追寻；后奈良天皇的宫殿虽然规模庞大但已年久失修、荒废清冷，他本人也困扰于拮据财政而不得不过着深居简出、卖诗鬻字苦撑局面的落寞生活。这样一个潦倒颓废、自身难保的无能朝廷显然与沙勿略想象中宰制日本列岛无数小国的天下共主形象相去甚远，不可再有余裕为传教士们提供助益。最终，沙勿略这位罗马教皇钦使兼葡萄牙国王特使因为穿戴破烂、未备厚礼而被宫廷守卫拒之门外，宣告了京都攻略计划的彻底破产。读到此处，看官也许会惋惜沙勿略这样一位西方宗教界风云人物竟然连日本天皇的面都没有见到，少了场以东西碰撞、文化冲突为主题的好戏；然而，纵使他幸得天皇召见，而此时朝廷还尚存一丝威权，他又能用什么理由说动以神、佛之教立国的日本皇室？希望通过“日本国王”达成传教目的沙勿略犯了一个方向性错误。
沙勿略在京都驻留了11天，试图通过在街道和广场布道获得一些成效。但最终，他意识到在这个城市传教为时过早：“刺骨的严寒、为新年到来而作的准备、在破败的城市为每天口粮而进行的苦苦搜寻，以及又一场内战爆发在即的恶兆，都使佛教辖下的首都无暇倾听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宣告。”
不过，美梦破灭的沙勿略由此而对日本的时局有了更为准确的认知。他从隆佐处得知，天皇家大权旁落、幕府将军操纵国政已达两个世纪；如今日本国内战乱又起，幕府也失势败落，能够号令天下的中央政权已经不复存在。对于这个国家而言，只有割据一方的大名主尚且维持着局部的秩序。而在这些大名中间，沙勿略挑出了一个绝佳的人选，作为帮助其推进日本传教事业的核心人物：“山口有一位诸侯，其力量更甚于日本的君王，以及北方的将军。他（沙勿略）将再次拜访他，但不再以贫穷基督徒的身份，而是携着书信和赠礼前往，因为日本还无法理解圣十字的清贫。”
再造山口
历经漫长的三个月时间，沙勿略等人终于完成了艰苦程度不逊于上洛之旅的远行，于1551年3月份回到了平户，令多列神父士气大振——这位得力的教士在沙勿略远赴京都之时，已使多达四十人受洗为基督徒。沙勿略并未在平户久留，而是迅速安排了第二次造访山口之行。最初，除去在欧洲获得的几个职衔，印度总督和果阿主教也分别任命他为自己的全权使节。他们委托沙勿略转交给日本统治者的外交文书被精心誊写在羊皮纸上，笔触华美、装帧郑重，表达出希望对方尊重并接受己方传教士的意愿。财力雄厚的马六甲总督还为传教士准备了丰富豪华的礼物，以确保外交活动顺利进行。但现在，既然沙勿略已经看透了无足轻重的日本皇室，并打定主意要把赌注押在能真正帮助他传教的大人物身上，那么来自葡萄牙政界教界的深情厚谊便只能由他所认定的日本第一权势者大内义隆照单全收了。不久，沙勿略就偕同佛南田、伯纳多和另一个日本信徒，乘上满载厚礼的船只，驶往山口。
沙勿略很快通过老相识内藤获得了再次与大内义隆见面的机会。这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过高估计天主教教义的感化力，做出诸如敝衣晋见、出言不逊的事，而是将那本大部头的教义问答集留在寓所，向大名展现出自己“着丝绸法袍的印度总督大使”的风采。他首先将两封出自印度权贵的国书呈给义隆，书简的华贵精美给这位乐于鉴赏的大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馈赠对方各种贵重的礼物，每一样都使东道主赞叹不已。想必谁面对这种今昔巨变，都会纳闷——一个上次来访时还裹在破衣烂衫里的穷酸教士，何以能变戏法似的呈现出这许多宝贝：一台富丽华美的音乐时钟、一杆雕饰繁缛的三管火枪、一个七十音阶八音盒、一面精致的镜子、一副眼镜、两架望远镜、织有金银丝浮花纹的锦缎及其他葡萄牙纺织品、上好的红酒、雕花玻璃、水晶瓶、餐具、书籍、绘画等等等等，尽是令日本人大开眼界的精品。为答谢“天竺人”的“奉献物”，大喜过望的义隆决定回赠包括大量金银在内的一笔厚礼，但全部被沙勿略拒绝了。他指出，自己此行的目的在于获准自由“宣讲天主的律令”，并为那些信者争取皈依的权利。义隆爽快地答应了沙勿略的请求，把与传教士之间发生过的不快全都一笔勾销——与天主教士的交往，乃至由此获得西洋商旅更大程度支持的外交行动，在他眼中，无异于一笔拿宗教政策换取财货军火的上好买卖，投资少获利多发展空间也不小。义隆将一座已被废弃但规模不小的佛寺“大道寺”交给沙勿略一行，充当他们在山口的传教基地；又为掩护西洋传教士免遭佛教僧侣群起围攻，将沙勿略等人描述为“从西域来朝之僧”，而对他们的支援也是以“绍隆佛法”的名义进行。数月后，大名又捐了一块地产给传教士，好让他们建立起教堂和女子修道院。街市上，立起了当局的公告，宣布统治者大内义隆很乐意他的臣民接受天主教的教诲，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皈依该宗教；同时，那些骚扰、伤害外国传教士的行为则将遭到严厉的惩罚。他甚至表示要遣使印度，向出手大方的天竺朋友回礼。
在大名的热心支持下，沙勿略在山口的传教事业立刻红火起来。他们的据点“大道寺”从早到晚都是门庭若市，各色访客接踵而来；其中既有无知小儿、贩夫走卒，也有达官贵人、豪商名僧。他们总是先向沙勿略请教地球的形状、太阳的运行、彗星的轨迹，请教冬雪和夏雨的成因、闪电和惊雷的奥秘。这时，沙勿略便会以自己在科学方面的造诣折服好奇的听众，满足他们对天文学、物理学、气象学知识的渴求，然后不失时机地把话题引向神学和哲学的思考——他会从世间纷纭的万类谈到元初造物的天主，凭借知识上的优势加强布道的效果。
为了进一步改善与大名间的关系，沙勿略第三次拜访了大内义隆。他献给对方一本加注圣经，装祯的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又呈上一件绣金线的织锦外袍，然后在主人的要求下亲自试穿了那件华丽的赠礼。盛装的沙勿略气宇轩昂、英姿勃发令义隆不由得拍手称赞：“此人真如神佛下凡一般！”
尽管天主教传教士的声望日高一日，反对的声浪却一点没有平息的迹象。沙勿略等人的布道首先受到禅纵僧侣的强烈排斥，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使暗中倾心于天主教的听众迟迟不愿受洗。之后，沙勿略又在和佛僧较量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之前听从弥次郎建议所采用的以“大日”（如来）代指“上帝”的做法，其实是对概念的误用，已经违背了天主教精神，造成听众群极大的误解。为了消弭这种文化冲突，他们决定与“向大日祈祷吧”这类的口号决裂，转而使用拉丁语上帝（Deus）的日语音译（デウス-Deusu）来进行宣传。于是，因为一度采用“大日”这个佛教词汇而与真言宗达成的有限共识到此也灰飞烟灭了。被激怒了的佛教势力制造出许多不利于沙勿略的反面舆论，最后连天主教中上帝/天主的音译“De-u-su”也被扭曲成了“Dai-uso”（大嘘）——大谎话。为了反击对手，沙勿略就神格、罪孽、魔鬼、地狱、苦难等神学概念与质疑者展开了无休止的辩论，消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无暇安然就餐、按时睡觉；同时，普通大众又对其宣讲的教义产生了反感——假设传教士所说属实，自己那些来不及被天主教拯救的祖辈岂不都得堕入地狱了吗？而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人，尤其那些自豪于世系的名门贵胄，祖先的地位与尊严无疑是不可动摇的。但沙勿略始终没有放弃在这场信徒争夺战中胜出的希望——最终，命运的天平开始向倾向这位坚韧不拔的西方传教士。
一日，佛南田修士正当街布道，一个旁听者从人群中挤出来，示意要与修士耳语。未料待他凑上前去，竟往佛南田的面颊吐了口唾沫。当时，大内义隆已明确下令保护传教士的权益，这种严重的冒犯势必为冒犯者招来大祸。然而佛南田既不愤怒也不惊惧，只是不动声色地取出手帕拭去脸上的涎迹，继续他的布道。据说这位出色的教士顺势引用耶稣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行为，向听众讲述了基督被人逮捕、唾骂、钉上十字架却最终不忘拯救伤害自己的人类的故事。他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对隐忍、坚毅、救赎等天主教观念进行了完美的诠释，动摇了旁观者的偏见和猜忌。其中有一位曾对西方传教士无比嫌恶，每逢布道皆百般刁难的武士，最后跟随佛南田回到大道寺，请求沙勿略施洗；一说该人系山口城声誉卓著的名医，享有不俗的影响力。总而言之，这位新信徒的加入打开了沙勿略一行再造山口之后两个半月来无人皈依的僵局，使得天主教在这座城市的发展一发而不可收拾。
“对神之律法的探讨几乎在如此大一座都会的每一间屋舍中进行，而这是何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啊。”天主教在山口取得节节胜利的那些天里，沙勿略兴奋地写道。两个月内，500人接受了洗礼。新教徒每天都在增加。相应的，当地寺社的势力受到了挤压，收入也今非昔比。沙勿略一行与本土宗教的对抗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但是由于业已获得大名的支持，天主教传教士在此次激烈的交锋中丝毫没有显出颓势。据说，沙勿略吸纳的信徒中不乏文化名流、武家权贵。当然，他对贫苦大众也来者不拒，一视同仁。这些热心的信徒帮助沙勿略收集、整理佛教诸宗派的典籍、论著，从而使西洋传教士能够在进一步了解东方佛学的基础上与对手展开更有的放矢的论战。而沙勿略的老朋友内藤隆春，虽然不能下定决心放弃佛教徒的身份，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天主教士，提供不菲的经济支援。
值得一提的是，沙勿略驻留山口传教期间，有一位身患眼疾瞽一目的琵琶法师也被传教士们的布道深深吸引，皈依了天主教——他便是日后加入耶稣会的日本天主教骨干之一，洛伦佐了斋（ロレンソ，Ir. Lourenco）；虽然其貌不扬，了斋仍以出众的辩才、惊人的记忆和深厚的日本传统文化素养成为了极具影响力的传教士。在1559年天主教上洛之役中，他扮演关键角色，协助传教士维列拉（Gaspar Vilela）赢得足利将军和掌握京都实权的三好氏的信任，为吸纳公卿信徒的工作开辟出门径。同时，也是此人极力促成了高山右近等知名武士皈依天主教，为当时羽翼未丰的舶来宗教奠下了发展的根基。
站在传教士的角度，我们或许能一窥山口布道之胜果的得来不易——尽管享有官方的支持，但要使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真正抛开生养自己的宗教土壤，抵制寺社势力带来的不利影响，冒着人际关系支离破碎的风险，最终接受一种宣称其未及受洗的祖辈都将堕入绝境、不得超脱的信仰，是何其难得的壮举。也许正因为如此，凡是克服种种艰险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信徒，都对他们的信仰表现出不可动摇的虔诚与坚定。沙勿略予以他们最高评价，称他们为“愉悦我心灵者”。尽管沙勿略将他吸纳的模范信徒当作至宝、引以为豪，但身为一个志存高远、遍历四海的传教士，他绝不可能陶醉于局部的成功而放慢征服全日本的脚步——这个奋勇的天主教拓荒者时刻准备着把握住乘胜追击的契机再创佳绩，而契机即于此时降临了。
丰后——日本传教终点站
抵达山口四个月后，沙勿略获悉一艘葡萄牙商船在九州岛东北部的丰后国靠岸了。他预计会收到来自欧洲或印度的书信，于是当即召来多列神父，将年轻的山口天主教团体托付给他，预备前去丰后与葡籍船会合。碰巧那时来自丰后大名大友氏和身为其旧交的葡萄牙船长的邀请函同时寄到，于是沙勿略痛快的响应双方的好意，于1551年9月乘上小船，在伯纳多等日籍追随者的陪同下启程驶往府内。他原本计划在一年内重返山口，强化当地的天主教势力；但事实上，这位曾两次造访山口的传教士再也没能回到那个他倾注大量心血的都会。丰后将是沙勿略在日本传教的最后一站。
抵达府内后，沙勿略受到了当地葡萄牙人的热烈欢迎——为向日本人显示他们对本国神职人员的高度敬意，葡萄牙商船悬彩旗鸣礼炮，又专门组织了仪仗队盛情欢迎传教士一行。大名大友义镇——也就是日后威震九州的大友宗麟——随即郑重召见了这位在他看来尊贵非凡的西洋来客。当时，义镇凭借发动二阶崩之变登上家督宝座不久，年富力强、锐意进取，对来自海外的新鲜事物颇为倾心。他认真听取了沙勿略对天主教义的阐释，并许给传教士在自己领内自由布道的权利。考虑到这一行人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需要，义镇还在港口附近为他们安排了住所。与多数战国大名的想法相同，大友义镇此番示好的出发点，也是要通过笼络住在他眼中备受“南蛮人”推崇的天主教士架起与西方世界——也就是当时作为商贸收入和火炮技术代名词的伊比利亚国家的沟通桥梁。沙勿略很好地利用这一机会达到了传教的最佳效果，以“双赢”描述此次交涉的成果毫不为过——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大友义镇积极推广天主教，吸纳西方文化技术，组织了日本首支火绳枪部队，并于1578年正式皈依天主教，还制定出夺取日向，将之改造成天主教国的计划（尽管该计划最后因耳川惨败而破产）。终于，在他的热心扶持下，北九州成为了日本天主教势力的一大传播中心。
沙勿略原以为能在府内收到从印度、欧洲寄来的信件，因此踏上丰后之地；然抵达北九州后，他发现自己的期望落了空。于是改变计划，决定近期内返回印度视察当地传教情况，然后于次年带领更多传教士返回日本。他送信通知驻扎山口的教友自己将与之暂别，并要求对方完成一份能向西方世界介绍山口情势的报告。
筹划离日赴印之旅期间，沙勿略接连从山口收到四封书信。头两封寄自多列神父，乃是他应沙勿略之要求为欧洲同僚介绍东瀛局势所作的报告。而后两封来自多列和佛南田的书信则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大内义隆遭人叛逆，已然败死；耶稣会士被迫逃亡。多列及佛南田幸得内藤之妻庇护，先是藏身佛寺，然后被她匿于家中，这才逃离战乱。这场叛乱即是震动全日本的陶隆房谋反案：大内重臣陶隆房以“清君侧”名义举兵逆主，势如破竹，终于在1551年9月逼得大内义隆父子双双自杀于大宁寺。山口为战火波及，一周间烈焰弥天，损失惨重，秩序荡然；天主教传教活动也不得不为之中止。
书信寄到沙勿略手中时，山口的秩序还未恢复。但情况很快有了转机。陶隆房于1552年2月迎大友义镇之弟、大内义隆养子晴英为大内家新当主，这个年轻的新大名不久改名大内义长，勉力维持着早已今非昔比的大内家的门面。虽然作为隆房的傀儡不掌实权，但他的继位标志着战乱的终结，成为天主教势力重归山口的契机。令沙勿略等人欣慰的是，新当局继续奉行保护天主教，借以从中渔利的政策。传教士很快便在大内氏的地盘东山再起，重拾因战祸一度中断的事业。沙勿略更是从某个葡萄牙商人处借了300克鲁扎多（注：crusado，旧时葡萄牙发行的贵金属货币，背面刻有十字图形，由此得名），充当多列在大名赠予之地建造教堂的资金。日本中国的天主教势力由此再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直到高举为义隆报仇之旗号的毛利元就重新使山河日下的大内家陷入连天战火之中为止。最终，作为天主教重要根据地的山口，落入了以天主教坚定反对者的身份著称于世的佛教徒元就手中；而基督徒的靠山——大内氏的残党也先后被扑灭。当地的天主教势力因此遭到沉重打击，日后几经浮沉，始终难成气候——直到日本天主教的新赞助人织田信长麾兵西进、压倒毛利氏为止，情况都未有改观。
沙勿略决定搭乘那艘造访丰后的葡萄牙商船前往印度。大友义镇遂遣人随行，充当与印度当局交涉的使节，并准备了副日式铠甲作为礼品。沙勿略原本计划邀请一些日本文化人和佛教僧侣同行，但没人愿意忍受长途跋涉的艰辛。于是，他便和伯纳多等忠心耿耿的日籍追随者一道，于十一月中旬离开了日本。他在日本传教的时间不超过两年，但已经奠下了“切支丹世纪”的础石。他向日本的支持者许诺，不久便会重回他们身边，但却再也没能兑现诺言。1552年，沙勿略病死在中国上川岛，享年46岁。
弥次郎其人
天主教进入日本，不但要归功于沙勿略自身锐意进取的精神，也在某种程度上多亏了弥次郎这个角色的及时登场——正是他为沙勿略介绍了自己的祖国，并竭力说服其前往日本传教。
1557年12月，沙勿略从摩鹿加群岛返回果阿。他在马六甲稍作停留时结识了弥次郎。弥次郎是个日本武士，在家乡杀了人，于是请求葡萄牙商船把自己和手下两个随从带到马六甲避难。像他这样一个日本人之所以有机会与远在东南亚的沙勿略见面，并成为决定对方传教方向的关键因素，在西方人刺激下日渐活跃的远东海上贸易不能不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弥次郎是个聪明、有见识的人，但缺乏教育，就某些方面而言可谓不学无术。他只能识读“假名”这种拼音字母，不认得对于日本文化意义重大的中国汉字。他给沙勿略讲了很多和日本相关的事情——其中不乏对当地人文地理的误解。然而最终，他使沙勿略确信在日本传播天主教比在印度布道更有前途。
沙勿略曾质疑在那个远东岛国传教的可行性：“如果我前往日本，（当地的）人民是否会成为基督徒？”弥次郎作出了如下的经典答复：“我的同胞不会立刻皈依；他们会先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认真考虑你的回答和主张。而最具决定性的环节是，他们会考查你是否言行一致。如果你在各方面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既能适切地回答他们的质询，又能保证（自己的）生活方式无可指摘——那么，随着这一切广为人知，并被充分证实，国王、贵族和有教养的人便会乐意成为基督徒。六个月足以济事；因为日本是一个始终为理性所引导的国家。”
就这样，沙勿略在弥次郎的劝说下，打定了远赴日本布道的决心。
他把葡萄牙语水平尚可的弥次郎送往果阿的神学院进修。1549年1月，弥次郎受洗并获教名“保罗”（Paul of the Holy Faith）。关于他，沙勿略曾写道：“八个月内，他掌握了葡萄牙语的读、写和说。”弥次郎的神学修行进行得很顺利，而沙勿略的诸般事务也已得到有条不紊的处理；于是他们启程前往日本，并于
弥次郎作为译者和日语教师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尽管在抵日的前两个月内写的一封信中，沙勿略表示传教士们已经开始理解当地的语言了，但在六天后的另一封信里，他说道：“众人向我等倾诉良多，但我等不解其意，只得缄口不言。为今之计，须效稚儿学语。愿主赐我等赤子之心。”虽然佛南田的日语已经差强人意，然沙勿略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口译者的协助；并且，他要是想用日语朗读祷文、十诫或教义问答集，得事先把文本用拉丁字母拼写出来才行。由于弥次郎与鹿儿岛结有游子-家乡式的纽带，他的加入对于初来乍到的传教团队而言就好比提供了天然的人际关系网和可靠的根据地。
“大日”事件
要在一个从未受过天主教精神殖民的国度传教，语言问题不只是日常交流的障碍，更是极易导致概念传达失真乃至错讹的文化陷阱。如何为天主教的“上帝”选定译名？如何简释植根于西方历史文化的神学系统？这对于沙勿略而言是个不亚于地理、政治诸因素的大挑战——而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沙勿略犯了个大错误。
早在赴日之前，沙勿略就曾从弥次郎处获得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日本人“全民崇拜唯一[原文如此]的人格神：祂创造万物，赏善罚恶；释迦文佛令众人向其祝告，诸僧侣亦为其宣讲、将其称颂。”被问及该神名号时，弥次郎不假思索地答道：大日。于是耶稣会士们一到日本，就以这个名字来称谓天主教的上帝了。
“大日”，即大日如来，译自梵音“摩诃毗卢遮那”——“摩诃”意为“大”，“毗卢遮那”意为“日”，“摩诃毗卢遮那”，即除一切暗，遍照万物之“大日”，因取其“光明遍照”之意，又称“遍照如来”。据真言宗之教义，大日如来乃释迦牟尼佛之法身，象征着宇宙的绝对真理。换言之，“大日”是一个如假包换，渊源深厚，不可与别种宗教之神明混为一谈的佛教概念。以“大日”之名称呼圣经上的创世主和裁判者，显然会散播一种先入为主的宗教假象，引起听众的集体误解。
但在鹿儿岛和伊集院，沙勿略一直都以“大日”之名布道。直到1561年，耶稣会修士阿尔梅达才回到伊集院澄清了误译神名引起的理解问题。平户的情况也相类似：沙勿略当初向民众宣讲的，乃是 “大日如来之光荣博爱”。“大日”这个用语长期以来一直为他所偏爱，直到一行人第二次来到山口传教为止。
正如前文所交代过的那样，“大日”本是日本佛教真言宗所奉之根本佛，“最高神”。于是当这一宗派的僧侣耳闻沙勿略所宣教义时，他们认为对方与自己信仰一致，是以将之引为同道，摆出了接纳乃至欢迎的姿态。实质上，他们也确实希望通过沙勿略那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获得大名的青睐，来壮大自己的宗派。
佛僧们出处不明的友善令沙勿略心生疑窦。他起初设想，基督教的元素是否可能先于自己的传教，通过某种渠道流入日本并生根发芽。比如说，使徒圣多马在东方的布道是否与此有因果关系？（注：教会称多马曾远达印度）或者涅斯托里派（注：于唐朝传入中国，称为‘景教’）的活动促成了那些思想远播东瀛？他认为这些推测并非无稽之谈，因为日本佛教与天主教间存在着各种宗教元素上的交集：念珠、十字符号、熏香、法衣、合唱形式的祷告、敲种、自我牺牲和繁缛的仪式。另外，由于佛陀拥有三种佛身（注：分别为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和释迦牟尼佛），是故常被描绘为一神三首的形象——这令沙勿略想到了天主教中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于是几天后他向佛僧们问起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十字殉难和其他基督教神学概念，以便替自己的想法求证，但实际上对方对此一无所知，称这些说法听起来即如梦幻又似扯淡；有些佛僧还为此嘲笑了沙勿略。
在一些能识读汉文经典的天主教徒的帮助下，沙勿略终于认识到，大日如来并非人格神。他将这个佛教概念理解为“万物的基质”，并将之斥为泛神论的产物。此外，沙勿略断定，大日如来总被置于曼陀罗（注：佛教理想中诸佛设坛、修行成佛的极乐世界，密宗以其比喻自身的宇宙观）之中心，象征着人体的正中部位，暗含生殖力崇拜的“猥亵”意味。意识到“大日”和“上帝”的不可混淆之后，沙勿略立即将自己和佛南田当街高喊的口号由“大日を拝みあれ！”（‘礼拜大日吧’）改成了“大日な拝みあっそ！”（‘莫拜大日啊！’）。他们宣称“大日”不应被尊为上帝；而真言宗也和其他佛教宗派无异，其教义具有欺骗性，是“魔鬼的造物”。沙勿略与真言宗就此决裂。
从此，沙勿略只以拉丁词汇“Deus”称呼上帝，希望能将包括“大日”事件在内，已然和未然的各种语言问题一网打尽。但作为一个自称来自印度，一直以来口称“大日”的传教士，沙勿略早已被日本信徒当作了传播佛教新宗派的“天竺僧”。因此，其用语不当造成的概念紊乱已经成为远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肃清的遗毒了。更讽刺的是，动用拉丁语“Deus”的音译也不能平息业已掀起的神名风波。因为根据日语发音规则被读成了“Deusu”的“Deus”立即被佛僧们混淆成了“Daiuso”——“大谎话”，使得沙勿略再次陷入了令人疲于应付的攻讦和误会之中。
佛僧vs沙勿略：信仰的碰撞，还是人格的竞争
对沙勿略而言，佛教势力是陌生而不可小觑的对手。他曾因不了解对方而充当过他们的宣道士；然后又因进一步了解了他们而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及所奉教义大加挞伐。驻留鹿儿岛期间，沙勿略曾将不少时间用来参观当地寺院。他借助弥次郎的口译与佛僧展开了大量探讨，并通过这些交流认识到其中一些僧人确实拥有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然而，沙勿略在对他所认可的僧侣表现出由衷敬意的同时，也为这一群体鸡奸成风的现象所震惊。他严厉谴责这种被天主教义钦定为“罪孽”的性行为，激烈程度不亚于对佛教教义展开的攻击。有些僧侣对他的抨击保持沉默，有些则不以为然，甚至恶言相向，冷嘲热讽。于是沙勿略与当地佛僧间原本还算融洽的关系便因为矛盾的暴露和激化而急转直下，乃至势不两立起来。
这里有一个例子，从中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沙勿略与佛僧发生冲突的经典模式：上洛途中，传教士们在一座禅宗的寺庙稍作盘桓。寺中僧侣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并与这些素未谋面的外国人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住持亲自出迎，且奉上水果以表达善意。历尽旅途劳苦的一行传教士自然已经疲惫不堪，饥肠辘辘，亟需休养和食物。但当沙勿略得知，僧侣们在寺中蓄有大量男孩，名为教育培养，实是供自己泄欲取乐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痛斥这种寡廉鲜耻的肮脏罪行”——这还没完，因为他接着又“谴责那些僧人明知转生之说无凭，却仍公开要求人们为葬礼大费周章，借以索取财货，满足一己之私的行为”。僧侣们对这番意想不到的指摘多少有些反应不过来，有些可能是出于尴尬放声大笑起来。未料沙勿略不依不饶地当即转身离去，他的旅伴们也相偕步出寺庙。“‘我们得继续赶路。’佛南田只是这样对他们说道。
事实上，佛教僧侣的种种道德瑕疵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佛教本身的教义缺陷，但批判佛僧的不道德显然成为了沙勿略挑战佛教的一种有力手段。当时的日本佛教界早已不是模范信徒的天下，而是腐败程度不亚于欧陆天主教会的政治巨头兼盈利组织。身为天主教界万里挑一的耶稣会精锐，沙勿略自然要利用有目共睹的道德优势，以及佛教徒不可望尘的自然科学素养来弥补自己身为外国人的劣势，征服那些业已对本土宗教失去信任，却又亟需找到精神归宿来支撑自己坚强地在乱世生存下去的日本人。可以说，沙勿略正是凭着揭露佛僧集团的痼疾来攻讦日本佛教，又抓住大量佛教徒不虔诚、不自信的心理弱点使其自相矛盾，从而凸现其自身的人格魅力，以及天主教的高尚品质的。他到处挑起争端，以天主教那种极富侵略性的意识形态与佛僧发起一场场论战，借以积累声名、发展信徒。最终，当地天主教的发展直接威胁到了僧院势力的收入和声誉，使佛僧出于忧惧和愤怒不得不采取一些不入流的手段来遏制新宗教，维护自身的利益。
“他们说传教士是遭祖国和家乡放逐，而将这里作为据点的流浪者。说这些人见缝插针，专门欺骗单纯的人。还有人说传教士吃人肉。为了使民众相信这一指控，他们趁着夜色在教士下榻之处扔下血迹斑斑的布块。他们不让民众集合到广场听传教士宣讲教义——只要教士出现在那里，他们就会不停破口大骂，放声尖笑。他们甚至向他们和他们住所的屋顶和窗口投掷石块。但是，都市官员根据从领主（指大内义隆）那儿接受的指示，帮助了神父。结果僧侣们就向领主请愿，对允许传教士自由传教表示严重抗议，并试图用一切手段将神父们赶出日本。”
因为有葡萄牙当局和罗马教廷做后台，尽管遭到佛教徒群起围攻，沙勿略仍还是凭着台前幕后的金元外交在山口、府内、平户等地站住了脚跟。另一方面，沙勿略也还未见识到日本佛教集团的真正实力。他一度前往全日本的佛教中心——比睿山寻求与高僧对话的机会，但实际上根本就不得其门而入。否则，这位野心勃勃的传教士就会了解到，纵使再向日本派遣一百个像他这样优秀的传教者，也不可能轻易撼动与日本皇室息息相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足以呼风唤雨的僧院势力的牢不可破的地位。
沙勿略和佛僧之间也不纯是对抗的关系。他与鹿儿岛的一位名为东堂忍室的寺院住持就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忍室”这个名号许是取《妙法莲花经》中“如來室者，大慈悲心是”之意。而沙勿略将之理解为“真理之心”，并遗憾地说道：“若其所行能与法名一致，必可获致真福。”他曾与忍室和尚交谈良多，并发现对方对人类的灵魂是否不朽这个命题“猜疑不决，迟迟不能决断”。他时常被这样那样的论辩所动摇，而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忍室像很多僧侣一样愤世嫉俗，但其直率坦诚鲜有可与比肩者。一日，众僧正打坐冥想，沙勿略见状不解，问忍室他们在干什么。忍室答道：“有些在算计，自己上个月从信徒那儿得来多少好处；有些则在迟疑，如何穿着更合自己的心意。”忍室一度有心成为基督徒。他曾对另一个传教士，阿尔梅达修士说：“我希望能了解方济各神父前来宣讲的所有内容，然而……我却无法将之领悟透彻。尽管我当在死前接受洗礼，但我的地位、我的职衔，还有我所受到的尊敬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据说他要求修士为他秘密施洗，但阿尔梅达最终还是拒绝了忍室的要求。
时代背景
世界潮流
1492年，西班牙人终于打赢了长达770年的战争，把摩尔人逐出了故土。
同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6年后，达·伽马越过好望角，抵达了印度。
1522年，麦哲伦船队的成员终于完成了周游世界的传奇远征。1543年，葡萄牙人继印度洋、红海、波斯湾、香料群岛之后发现了太平洋上的日本。1549年，沙勿略抵日。
16世纪这个环球大发现的时代就这样在伊比利亚人的奋起中揭开了序幕。
与此同时，新教改革和相应的反改革运动、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全盛期、第一批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登陆、阿兹特克及印加两帝国先后被颠覆、宗教裁判所、塔兰托议会、土耳其人大举扩张、人文主义的崛起、俄国和日本的统一，以及拥有过辉煌航海历史的大明朝的闭关锁国——这一系列事件所拥有的影响力，正在突破地域的局限，获得一步步奠定现代世界格局的惊人历史能量。之所以地理上相距遥远的各国各族会被卷入一场跨洲越洋，爆发于各大文化圈之间的较量，正是因为在技术和文化方面都占据着领先地位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天主教集团和新教集团正凭借迅速成型的环球航海网络，输出西式政府、西式科技和西式宗教、吞吐巨量资源，借以控制并同化他们所能染指的每一个地方，从而在与对手的角逐过程中占尽上风，夺取欧陆霸权和海外殖民利益。
耶稣会作为教宗麾下对抗新教的精锐组织，自然为天主教国家贡献了巨大的宗教能量。而沙勿略这一元老级的耶稣会传教尖兵，更是为扩张天主教的宗教版图，飘洋过海，冲在了东方传教的最前线。欧洲的新鲜空气，便这样通过纵横四海的传教士、殖民者和海商海盗们，不绝如缕地传入了远东岛国的境内。
同时代的伟人
方济各·沙勿略，生于1506年，殁于1552年。
与他同时代的杰出领袖有：英王亨利八世(1509-1547)、法王弗朗西斯一世(1494 -154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五世(1500-58)、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皇帝苏里曼一世(1494-1566)、俄国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1530-1584)，以及日本德川幕府的首位将军——德川家康(1543 - 1616)。
以下诸位则在思想、艺术、科技等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荷兰神学家伊拉斯默斯(1466- 1536)、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摩尔(1478-1535)、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 -154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米开朗基罗(1475-1564)和达芬奇(1452-1519)、威尼斯画派领军人物提香(1488-1576)、西班牙画家格列柯(1541-1614)和小说家塞万提斯(1547-1616)。戏剧界宗师莎士比亚(1564-1616)和科学界宗师伽利略(1564-1642)亦紧随其后降临到了人世。
当时的日本
封建体制下的日本使天主教在该国境内的传播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诸侯的好恶。他们以军事实力为资本，对某个地区享有绝对的权威。大多数人之所以不愿受洗，无非是未得到大名的首肯，心存顾忌而已。沙勿略在鹿儿岛的传教成果寥寥，大半是因为当地大名虽然给出了许可，但同时附加了限制，使很多人裹足不前的缘故。最终，由于满心期盼的葡萄牙贸易伙伴另择良港，迟迟不来，又无法通过沙勿略取得预想中的军需外援，大名岛津氏很快一改尽力挽留传教士的方针，将他们打发出了所领，并彻底禁绝了基督教的传播。
沙勿略、佛南田和伯纳多初造山口时，由于尚未获得大内义隆的许可，传教活动举步维艰，教士本人也屡遭折辱。数月后卷土重来的一行传教士以厚礼打通了大名这一关，于是情势顷刻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支持天主教传播、允许领民皈依，并对外国人予以保护的法令经义隆之手下达后，当地大众开始对天主教产生非比寻常的兴趣。尽管传教士又在山口奋斗数月才第一次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但这次他们一举赢得了数以百计的信徒。可以说，人们对新宗教接受与否基本上取决于大名的态度。
但纵使贵为大名，也不敢小觑佛教的势力。由于佛教价值观和神道信仰对日本的影响已根深蒂固，支持天主教的作为往往会不利于大名的声誉。丰后的大友义镇之所以迟至70年代末才正式皈依天主教，便是因为顾忌自己的宗教立场会成为手下某有力家臣谋反的借口。僧院集团在当时的日本实力强大，尤以近畿的比睿山为最。实际上，这一佛教圣地盘踞着超过三千名“僧兵”，随时准备兴师伐逆，已经相当于武装集团的据点。并且无论何时何地有争端发生，抑或举行了重要的会谈，僧院集团的支持都攸关事态的发展。传统宗教的庞大阴影，加上其他诸多不利因素的干扰，最终导致沙勿略和他的整个传教计划在京都被拒于门外。
说起沙勿略的传教策略，简言之就是“擒贼先擒王”——“无论如何，沙勿略非常希望会见京都的大将军殿下……他认为借此可以取得全日本最高当局的承认乃至支持，从而将不再有任何可以阻挠他赢得日本全国之皈依的因素。”这位志存高远的传教士从不以某地的某一群人为传教的终极目标——他想要的乃是整个国家的皈依。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就首先要令统治阶级的成员皈依，或至少使他们许可传教士的活动，并且不偏袒本土的宗教。在沙勿略眼中，日本的统治者就是天皇、幕府将军和各地大名。于是早在赴日之前，沙勿略就已经从弥次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得出了必须前往京都，赢得日本“国王”支持的结论。在与岛津贵久首次会见时，他就向对方提出了给他一艘船载他去首都的请求——尽管对方列出种种理由，最终用“航行季节不对”的理由打消了他的念头。抵达平户后，他在那里逗留了一小会儿便踏上了前往京都的旅途。毋庸置疑，上洛并说服统治者一度是沙勿略在日本最关键的传教计划。他即将到达日本京都时表现出的欢欣雀跃很能体现其真实意图。
尽管沙勿略最终醒悟到，当时的日本根本不存在什么足以支配全国的当局，然而他很及时地把“赢得国王”的策略调整成了“赢得诸侯”的策略，从而适应了当地的传教环境。当他以对待国王的规格安排与山口大名那些盛大、隆重的会面时，最终取得了出色的成效。假使天皇或将军也享有与头衔相称的实权，想必沙勿略也会对他们大献殷勤。也许他未尝携带厚礼叩开京都御所的大门本是天意使然，因为纵使沙勿略博得天皇的青睐，也无助于传教的进行。
结语
沙勿略不但在印度、日本等地获得了堪称丰硕的传教成果，还制定了游说中国皇帝的计划。但由于明政府海禁森严，他一时未能如愿。尽管受挫于中国国门之外，他“入华的决心”依旧“坚如磐石”，所以决定留守上川岛，伺机而动，未料不幸染病，终致身亡。为表彰沙勿略的传教功勋，教廷于1622年将之列圣，遂升格为圣方济各·沙勿略。然而沙勿略作为一个代表西方政界、教界架起东西方沟通桥梁的探险家和文化传播者，其历史功绩已远远超越了对天主教的贡献。至少在日本，他开创了一个时代——那就是改变了这个国家历史命运的“天主教世纪”。
主要参考资料： 1.《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戚印平》, 第一章 沙勿略的探索和传教策略的初步确定 2. Matthew Ropp, Francis Xavier and the Land of the Rising Sun 3. John Laures, S.J., St. Francis Xavier At Yamaguchi 4. SAINT FRANCIS XAVIER APOSTLE OF THE INDIES AND JAPAN—1506-1552 5. Thomas Eceizabarrena, S.J., Reflections On Xavier 6. Jose M. Vara, S. J., A Navarrese In Yamaguchi 7. 日本キリシタン物語 8. 鹿児島県内ザビエルゆかりの地 9.《アウグスチノ/岩崎 太郎》, 山口のキリシタン, サビエル来山にはじまる大内時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