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茨城县石冈市总社神社（総社神社）还藏有据传太田道灌用过的军配。我本人亲眼见过的就有北条早云所用军配、森兰丸所用军配等，虽然真假参半，但确实有相当数目的军配流传了下来。
太田道灌的军配由牛皮制成，外覆黑漆，一面是梵文，一面写着十二支，外缘和手柄都是铁制。据《甲阳军鉴》记载，信玄所用军配，一面上写着“周文王之日记”，也就是“周文王团扇日程”。
有资格拿军配的就是军配者。不光是总指挥官，管行军布阵的人就可以拿军配。渐渐地，所谓军配者在实际作战时、乃至战国大名的众家臣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再次重申一下：在初期，军配者和阴阳师、修炼者起到的作用几乎是相同的。（译注3）首先就让我们从初期看起。
太田道灌本人当然是军配者，他的家臣中还有一个军配者叫斋藤加贺守安元。扇谷上杉定正杀了道灌后，把斋藤加贺守收为己用，并任命他为军配者。这件事遭到了定正的养子朝良等人的反对。对此，定正在著名的《上杉定正状》中解释了原因，大意为：“道灌的家臣中有很多微不足道的家伙，但是，斋藤加贺守与那些人不同，他一心专于兵法，经历了大大小小二十多场战役。他能在紧急关头说出几条战略，所以才把军配交给他。”
定正并不在意斋藤加贺守安元曾是太田道灌的家臣，他更看重安元的战绩。
可是，这个斋藤加贺守安元，后来又效力于骏河大名今川氏亲。他的故居位于连歌师宗长结庐而居的柴屋轩——即后来的吐月峰柴屋寺旁。我原先以为扇谷上杉定正的军配者斋藤加贺守安元和今川氏亲手下的这个斋藤加贺守安元只是碰巧同名，但从各种迹象看来应是同一人。这说明，安元身为知名军配者，被今川家收在麾下。这一时期，军配者作为战术兵法的专家，已经成为战国大名之间争夺的对象。
扇谷上杉定正除了前面提到的斋藤安元之外，手下还有椎名庆椿、游佐道忠等军配者。可见，拥有优秀的军配者是战国大名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要素。
军配者不同于单纯的阴阳师或修炼者的一点是，阴阳师或修炼者大多是世袭制，军配者则很少世袭。例如，越前大名朝仓孝景在《朝仓孝景诸条》（译注4）的第二条中规定：
纵代代相传，亦不可委以团扇及奉行之职。
告诫不能将团扇——也就是军配交由某一特定家族代代继承。军配者是根据能力高低选拔出来的。军配交给谁，对战国大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军配者未必出自历代的家臣，像刚才说的斋藤加贺守安元那样，从太田道灌到扇谷上杉定正，再到今川氏亲，屡宜其主，发挥他的特殊才能。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扇谷上杉定正的另两个军配者椎名庆椿和游佐道忠曾出仕畠山氏。小田原城的北条氏纲也专程从纪州根来请来军配者金石斋。
不过，军配者个人会把自己的专长传授给弟子。《大友兴废记》（《大分县乡土史料集成》上）中有一则关于大友宗麟的军配者角隈石宗的事，题目是“户次镇连与石宗军配相传之契约
附石宗论气及诸葛孔明之事”。里面这样介绍：
天正六年戊寅夏，军配者石宗宿于户次道雪子镇连之营地邻舍。镇连早已通传过欲习军配之念，得此良机，大喜，与石宗见面洽谈良多，恳请今后也能时时求教。（镇连）表示希望石宗能倾囊相授军配之法，石宗说这有何难，只要你我定下师徒之约，我一定将自己所知毫无保留地传授于你。镇连说您有如此雅兴，实在叫我受之有愧。初次传授，愿承教气之理。石宗于臼杵讲授了气之奥义。气虽是烟云，形态不定，但以天地阴阳和合之理为紧要。覆而无外乎天道，载以不失之地德。如此以天地圣德分吕律二气，观吉凶之秘法。
这段文章记载了大友氏的军配者角隈石宗向大友氏的历代重臣户次鉴连之子镇连传授军配秘诀的事。在这里面没有详细说明，不过，根据有马成甫先生的研究《军配思想及其发展》（《植木博士花甲纪念国史学论集》），已探明战国时期的军配者使用的教材有如下这些。
书名 收藏 备注
兵法秘术一卷书 尊经阁文库 文和三年十月
兵家秘传（本题）军秘传书 同上 足利季抄本
古传秘书 同上 永禄五年十一月
南部出云守胜行的传授书
隋兵方同军配方闻书 同上 永正十七年抄本
兵法秘术（又名张良一卷书） 神宫文库 应永元年贤充
兵法四十二眼目五大事 有马成甫 文明元年九月吉日常衍，
明应二年仲秋善深得小比丘
寿昭写宗瑞（北条早云）花押
兵法卷物 渡边金造 永正元年九月得自小笠原备前守政清
兵术军败书吉日之事 有马成甫 文龟三年七月八日
（内题军败兵法合战吉日吉方等事）
首实检之法（暂定题） 同上 永正十六年九月吉日
斋藤三河守
兵法运气卷 同上 大永六岁
训阅集 同上 应永二十四年，
仲秋十五日自小笠原备前守持长相传
兵法一卷书 同上 宽永十六年三月吉日
军政集 同上 天文五年闰十月十二日 表中可见《兵术军败书》、《军败兵法》等“军败”字样，也许读者会感到诧异。战国武将讲究吉利，比如“北”字，因意同“逃跑”，所以忌讳用。那怎么会满不在乎地用“败”字呢？其实，“军配”在很多时候写成“军败”，好像对这个“败”字并没有特别反感。这确实很不可思议。
言归正传，角隈石宗还有一件出名的轶事，就是在天正六年（1578）耳川战役之前，他站在军配者的立场上力劝大友宗麟不要出兵。原因之一是“那年宗麟四十九岁，正逢灾年”。第二个原因是“不宜向未申方位出阵”。还有第三个理由是“自去年出现彗星，彗尾伸向西方，这是凶兆”。石宗以这三个理由，劝宗麟延期出兵。可是宗麟听不进去，仍决意出阵。
出兵之事既已决定，石宗也不能抗命。他烧掉了珍藏的书卷，随军出征，最后死在战场上。石宗劝阻宗麟出兵日向这件事，不仅见于《大友记》等后世撰写的军记，还记载于《大友家文书录》（《大分县史料》32）中，基本可以判定确有其事。
耳川战役以大友军惨败、岛津军大获全胜而告终。这导致了大友氏的迅速衰败。不过，这也证明了在天正六年九月到十一月的耳川战役之前，大友氏有军配者。当然，石宗的建议未被宗麟采纳，可见军配者并不掌握绝对的权力，但不可否认，他有一定的发言权。
补充一点，就我掌握的史料来说，明确地以军配者的身份活跃在历史舞台的是丰臣秀赖的军配者白井龙伯。《武家碎玉话脱漏》中有以下记录：
源君（家康）欲在二条城宴请秀赖。秀赖母淀殿恐有凶险。因当时军配者白井龙伯长于占卜，故命龙伯卜算吉凶。龙伯净身斋戒七日后，焚香观其烟气。反复三次皆为大凶。龙伯记下结果交与片桐东市正。市正将龙伯唤到私宅详问缘故。龙伯说大凶，前去必遇害。且元（市正）说，香烛烟火非我所知。然则秀赖不去，家康必起兵。去未必有难。主上如果要看，你将勘文（译注5）改成吉。龙伯不听。（市正）说万一主上怪罪，由我承担。（龙伯）万般无奈，只得改成吉。市正知道龙伯担心发生不测，说：秀赖公若遇害，我定同死。谁也不会加罪与你。市正、龙伯承上勘文，淀殿大喜，命秀赖前去二条城。平安归来后，淀殿赏龙伯白银百枚，此外又赠金银多数。龙伯去市正府上拜谢，说：如今鄙人能得金银之赏，全仗大人。自此以后隐居不再观气。
秀赖访问二条城是庆长十六年（1611）三月二十八日，淀殿让军配者白井龙伯占卜肯定在那之前不久。庆长十六年时，大坂城中就有这种算命先生似的军配者，这实在让人吃惊。当时白井龙伯用的是焚香观烟的香占术。
前文中我已经讲了大友氏的军配者角隈石宗向户次镇连传授军配秘诀的事，现在我再举一例小笠原氏传授弟子的具体情况。
小笠原长时被武田信玄逐出信浓后，在越后上杉谦信处栖身了一段时间，后来成为会津芦名盛氏的客卿，行使军配者的职能。其子贞庆也是军配者。
《反町文书》（《新潟县史》资料篇中世二）中有几份关于色部氏的资料。其中就有小笠原贞庆给色部修理大夫长真的书信。一封是：
您想全面学习本家安排时辰一法，我愿遵命相授。此事最是不可潦草，特立此状以备后日之需。
天正九 小笠原右近大夫
六月十日 贞庆（花押）
致色部修理大夫殿
题为《小笠原贞庆传授状》，就是同意传授小笠原流时辰安排法的证书。还有一封，内容是传授了有关时辰安排的秘诀：
又及：随后即派人前去问候，并无他事。
吹号之法，一如前次所述。号吹三遍时出动（译注6），此乃定规。
一、召集众人时，万事皆以号声为准。时辰、遍数不定，按诸军商议决定行事。
二、出动时（三遍号）按七·五·三音吹即可。
您记住一切都按前次面授时所说，详情我会告诉须伊守（须贝伊贺守）。特别是您的各种愿望及对我二三人的好意，我非常高兴。可是您何必如此见外。下次去信我还有事要相告。谨此。
二月十七日 贞庆（花押）
致色部修理大夫殿
这封信向色部长真传授了螺号的吹法。
我看到这封信时，想起了过去在出羽三山之一的汤殿山（译注7）见到修炼者吹螺号的情景。螺号与修炼密切相关，吹螺号也是军配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小笠原贞庆能传授吹螺号之法，也证明了他是军配者。
这里提到的长时、贞庆是信浓小笠原氏，不是我们平时所知的传承武家典制的小笠原流。后者的始创是将军近侍、庶流京都小笠原氏。（二木谦一《中世武家礼仪的研究》）
《小早川家文书》收录有京都小笠原氏元长向小早川弘景传授弓箭、鞭、弓袋、阵带等典制的文件，可见掌握此类典章制度也是军配者，即军师的职责。
占星术乃兵法之一
大家还记得前面讲到大友宗麟的军配者角隈石宗见彗尾伸向西方，就断定为凶兆一事吧。
这说明观彗星、流星判吉凶，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石宗的这次占星很准，大友军在耳川战役中一败涂地，不过，我不想过多纠缠于准不准的问题，我想探究一下占星术对战国武将究竟有什么意义。
关于战国时期占星术的情况，我下面引用的Joao Rodriguez Tcuzu （译注8）所著《日本教会史》下卷概括得较为清晰。该书第九章“关于中国（译注9）和日本的天文学”中这样写道：
中国人，以及吸纳了中国文化的日本人，把学问分成两大类。一是研究宇宙如何从自然事物的根本中产生、现象又是如何生成消亡等问题的自然法术，我们接下来在论述这两国的学派时将谈到的生辰占星术也是其中之一。
第二类是考察天象的天文学。他们分别用“易”和“历”这两个词来表示两者。易是指自然的法术，历是指天文学。天文学，他们又分为思辨天文学（译注10）和实践天文学。思辨天文学研究天地上下构造及运动、天宫和行星的出没、天球和环、行星的交会、日月蚀、行星的周期等所有此类问题。当然，我们的天文学家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考察这些现象。
还有一种是实践天文学，根据天象、星相，也就是行星的相互位置或行星与恒星的关系，来预测某日做某事的吉凶和其他一些突发事件。也称之为预言式或占卜式天文学。
第十六章“关于这些（东方）民族的实用占星术以及随之产生的各种迷信”一节中的说法也很有意思。他把自然法术——即“易”——定位于：“这种法术根据人出生时受到的天的作用，即何时出生、拥有何种天禀，来判断现象的本质、各人相应的命运，以及任意行为带来的祸福。”也就是所谓的“生辰占星术”。
生辰占星术用干支来表示出生年月日，结合五行、九星来解释。主要使用“四柱算命”，根据出生的年份、月份、日子和时辰四个要素来推测人的运势。
军配者的职责不是生辰占星，而是另一种实用占星术。观察行星与恒星的交会、相对位置等天体现象，进行预测，在历书上用○（吉）、●（凶）标出吉凶。
接下来，Rodriguez又叙述了“实用占星术”用在哪些场合。
例如，是骑马、步行还是乘船·婚丧、动土怎样进行？出师迎战有无胜算？等等。他们为此划出一块方形的地，标出东北、西南、西北、东南四个方位，告诉某人如果他想做什么事，那今年某个方位是凶。
历书上虽然标有○●，但没有详细的指示。特别是要采取军事行动前，需要个别具体地求证日期、时间和方位。军配者就是出于这种需要而产生的。
前文角隈石宗的例子中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盛行观彗星占卜。例如，《应仁略记》下（《群书类从》第二十辑）中就有：
宽正六年九月十三夜，有流星之告。未几，召请爱宕山太郎坊两天狗。率无数眷属前来。各有商议。曰欲替换天下重镇三人之心。（译注11）本山是丹波国镇守，要引入佛法者，并任命担任各方守卫的俗人。我等自任山门三井（译注12）之贤者。应有此刻。此次流星示凶。
根据这段文字，宽正六年（1465）九月十三日晚的流星被判断为凶兆。
《足利季世记》（《改定史籍集览》第十三册）中也有：
弘治二年正月廿七日半夜，东方现帚星，往西行。一光指向未申方。此象前年细川高国灭亡时亦有出现，比照前例，有心人叹将有凶事。
可见流星出现的方位、彗尾的方向都是判断吉凶的重要标志。
由此看来，星球、天体是占卜的重要线索，战国大名出于这种需要，搜罗了一些熟悉天文的人才。比如说长宗我部元亲手下的吉田次郎左卫门贞重。
武田信玄手下有一个叫“判兵库”的占星师，恐怕不太为人所知。《甲阳军鉴》品第八“判兵库星占之事 附长坂长闲无面目战斗之事”一节中提到了这位判兵库，我决定调查一下他的经历。
根据《甲阳军鉴》记载，判兵库于信玄三十一岁即天文二十年（1551）入仕，以后一直跟随他左右。出身近江石寺（现滋贺县蒲生郡安土町），据说是安倍晴明的后裔。安倍晴明是平安时代中期阴阳道大家，所以判兵库也应该算是阴阳师。《甲阳军鉴》中称他为“博士”，也就是阴阳博士。
我注意到一点：这个判兵库从信玄那里得到了信浓国水内郡内百贯文的知行。百贯文俸禄的家臣，在武田家臣团中也可算地位不低，这证明信玄非常器重阴阳博士。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甲阳军鉴》中没有记载判兵库的真实姓名。只说“依占能判，故号判兵库”，也就是说判兵库是绰号，真名实姓已不为人所知。
根据《甲阳军鉴》的记录，永禄十二年（1569）到第二年七月，天上出现一颗冒烟的星，也就是彗星。信玄看到这颗星，把判兵库叫到毘沙门堂（译注13）库院，让武藤三河守和下曾根某作问卜人，占了一卦。
判兵库占卜后交给武藤三河守和下曾根某的结论是：
盖此星为天下怪异之客星。虽然现在众大名都没有恶行，但到末世，吾朝正统世家将逐渐灭亡殆尽。世风巨变，天下武道礼法尽丧，昨日是下人，今天变主人；女人做男人装扮；新出公家群起。武学之事，见而不知何为真髓，反嗤笑之，因此连真正的武士，一生中也数次改名易主。不仅武道，佛法世法亦有此时。寺院长久以来秉承的佛法宗旨日益衰微，所谓新法昌盛。百姓、商人、贫民皆如此。
判兵库在卜文中先申明“并不是此时此刻”，然后预言了“吾朝正统世家将逐渐灭亡殆尽……”，这精确地指出了室町幕府将军家的灭亡。而“昨日是下人，今天变主人”正应和了下克上风潮的到来。
总之，当时需要有人判断彗星的出现是凶是吉、对己方作战有利还是有害。从这一点来说，占星术也是兵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种习俗的影响直到江户时代仍然健在。山鹿流兵学精髓之一的“大星之传授”、简称“大星传”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大星之传授”始于山本勘助，传给小幡景宪，又传给了山鹿素行，由四个条目组成：
⑴“山本勘介入道道鬼军配奥义和光同尘大事”
⑵“日之四季军配之秘事口传”
⑶“极意破军星”
⑷“理大星”
可知山鹿流兵学中包括了占星术。其中有“阳精最盛的中午，不应面向太阳作战”、“深夜时不可面向北斗七星作战”等规定。后一规定是因为北斗七星勺柄末端的那颗星叫破军星，朝着此星作战，只输不赢。
武田氏军中的占星术是否同山本勘助一脉相承，我想在后文中探讨，不过，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战国武将把占星术作为兵法的一部分。兵学就诞生在这些易学、占星术的应用过程中。
占算出阵的时间和方位
接下来我想探究一下战国武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际运用了易学和占卜。我认为掌管易学和占卜的军配者是军师的起源之一，所以势必要弄清战国武将是否真的依据易学和占卜来指挥作战。
平安时代的贵族们不管做什么都要请阴阳师选时间、定方位，当时的对战当然也不例外。比如，前九年之役时，康平五年（1062）八月十七日，源赖义率兵欲攻打安倍宗任的叔父良照僧人踞守的小松栅（岩手县胆泽郡衣川村下衣川），就因为那天“日子不好”而延期至第二天（《陆奥话记》）。这种意识也保留到了战国时代。
那么，宜于作战和不宜作战的日子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呢？在贺茂家荣（卒于保延二年——1136）所著的《阴阳杂书》（前田家尊经阁文库所藏）第二十“兵杖（译注14）吉日”中这样写道：
己巳、壬申、癸酉、戊寅、己卯、壬午、壬辰、壬寅、癸卯、戊申、己酉、戊戌、壬子、癸丑，兵杖铠甲胄治，大吉。
忌日，甲乙戊己庚申（原文如此）辰午酉自刑日，兵杖忌之。又不可买兵具，忌之。
即宜于作战的日子是干支中己巳等十四天，不宜作战的是甲乙戊己庚申（译注15）。
当然，宜于或不宜作战的日子，每本书的说法不尽相同。《兵法二十四眼目五大事》中，作战的吉日是“春季火干火支，夏季水干水支，秋季木干木支，冬季土干土支”。另外，有时还要决定一天中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军中故实》（《续群书类从》第二十五辑上）中指出，十天干里甲、乙日是戌时（傍晚七点到九点），丙、丁日是申时（下午三点到五点），戊、己日是午时（中午十一点到一点），庚、辛日是辰时（上午七点到九点），壬、癸日是寅时（凌晨三点到五点），在这段时间内开战比较好。
这些卜算时辰的方法原本都是从中国传来的，其中对我国（指日本——译者）战国时代的兵法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吴子》。其“料敌第二”篇中，举出了八项不必占卜时间就可作战的情况：
吴子曰，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寐迁，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无间，行躯饥渴，务于取远。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曰军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六曰道远日暮，士众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阵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诸如此者，击之勿疑。
在这些情况下可以不占算时间就进攻。反过来说，除了以上八种情况外，都必须通过占筮择日出兵。
上文介绍的《陆奥话记》中记载的战役，因为八月十七日日子不好，所以决定延期一天。可实际在两军对阵时，先头部队没有理会上头的这条命令，率先向对方发起进攻，并取得了胜利。因此，根据当时的情形和队伍的士气，占卜时间得出的结果也有回旋的余地。
研读战国时期的古书和记录，我发现占算作战的日子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接下来，我举几个战国武将的实例来看看是怎样占时间和方位的。
首先，有关甲斐武田氏的一则记录是说明这个问题的绝佳材料。下面是天正四年（1576）正月六日，武田胜赖写给春日弹正忠虎纲的信函。（引用自[宝月圭吾氏所藏文书]《信浓史料》第十四卷）
然三州（译注16）之事，方法已谈定。后请卜问卦，云今春不可动。故延期，详探邻国虚实。此举发动前的祭拜等，原为二月举行，现一切延至三、四月。特修函一封，请明察。
（中略）
追申，家康回去后不知情形如何，望打探告之。如上。
正月六日 胜赖（花押）
春日弹正忠殿
天正三年（1575）长筱（篠）之战中，武田胜赖大败，痛失了控制三河的机会，所以打算第二年春天卷土重来再次出兵三河。可是一占算出兵时间，得出了“今春不可动，延期”的卦签。信的内容就是推迟原定出兵时间。
不仅胜赖，其父武田信玄也通过卜筮决定出不出兵。永禄四年（1561）十二月出征上野也是占卜过的。当年十一月二日上呈信浓松原上下大明神（松原神社——长野县南佐久郡小海町）的祈愿文（[松原神社文书]《信浓史料》第十二卷）中有：“引率吾军去上州（译注17）之日，全凭今次卜问最吉”的语句。
我再举一个武田氏的例子。《甲阳军鉴》品第七中，写到了小笠原源与斋的事。
甲州有军配者，名曰小笠原源与斋，现种种奇状。入浴室使人抵住门，能在不知不觉间脱身。又或夜里同某某会面时，屋前见山，就说“某某你看好了，我现在让对面的山起几次火”，能随心所欲地起火。因其善传授军配，以其军配余精，行种种奇状。
这段文章告诉我们，小笠原源与斋是信玄手下的军配者之一。这里的“奇状”一词，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魔法”。该书品第五十三中有小笠原源与斋的“八方悬之事”，讲的是作战时定时间和方位的内容。
现今的社会，虽然人们平时不怎么在意吉日凶日，但碰到结婚、上梁等大事，还是会参考先胜、友引、先负、佛灭、大安、赤口这六曜（译注18），更何况关系到众多将士生死的战争。所以在战国时代的合战中，占日子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越后上杉氏也进行占卜。《上杉家文书》（《新潟县史》资料篇3）中收录有清源寺是鉴给直江兼续的书信。其中一封是“一两日内选吉日，详情可斟酌”，说明清源寺是鉴为上杉氏选日子。还有一封是：“谨奉命占卜，诚心占得宜弓矢一卦，可喜可贺。”也说的是通过占筮来挑选日子。后一封信推定为天正九年（1581）前后写的，也就是上杉景胜时代。
后北条氏也同样靠占卜决定出阵时间。《北条五代记》中记录有永禄七年（1564）正月八日第二次国府台之战时的情形。可以得见北条氏和里见义弘之战是占筮决定作战时间的。
还有常陆佐竹氏于天正十六年（1588）六、七月进行的窪田（福岛县郡山市富久山町久保田）之战中也有类似情况。窪田之战也叫作郡山之阵或郡山之战，由伊达政宗对抗佐竹义重·芦名义广联军。那一年闰五月十一日，芦名义广联合自己的亲身父亲佐竹义重出兵安积郡，和伊达军对峙。根据《伊达天正日记》（《伊达史料集》下卷），六月十三日，佐竹方面因“时日不吉”而按兵不动。这是因为佐竹氏的军配者卜算出当天是忌日吧。
而这场战役的另一方——伊达氏也是占卜决定出阵日的。同样在《伊达天正日记》中，天正十六年五月十二日那天写了“去请源越决定日期”，所以出阵的日子是让山伏僧（译注19）源越占算的。在政宗的父亲辉宗的年代，由唐人（中国人）卜卦。
上面我例举了雄踞东日本的武田、上杉、后北条、佐竹、伊达等大名通过占卜决定出阵时间的实例。那西日本的大名又是如何呢？
在西日本也是如此。《综（総）见记》中有将军足利义昭——当然他不是大名——召易者大华卜筮之事。
公方（义昭）因信长奔走相请，心中甚喜，想早日移驾浓州。然战国时节，人心可危，安否堪虑。为决定此事，命清信宣召一柏老人门徒——易者名唤大华之人，执卜筮以观吉凶。问临幸之事，得五爻之兆。大华上陈勘文，云：“见六五，知大君临幸宜也，为之吉。象曰，大君之宜中行也。卜筮既得吉兆，利运不应有疑。然大君玉体定有不自察之德。若非如此，不能有此应。”新公方大喜，遂思定。
据川濑一马氏考证，这里提到的一柏老人，是入明的名医，通晓汉学，长于占筮，受到越前朝仓氏的重用。天文五年（1536），在朝仓氏的居城一乘谷发行了《八十一难经》三卷本。（《足利学校之研究》）
所以，越前朝仓氏也是很重视占卜的。一般说到朝仓氏，都会想到《朝仓孝景诸条》的第十二条：
当应胜之战、应克之城时，切不可择吉日、选方位、避忌日。无论何等吉日，若顶风出船、一人敌众，也万难成功。而即使时日、方位都不吉，只要诚心敬奉诸神、尤其是八幡摩利支天，励精图治，勇创军功，也一定能胜利。
这一条给人们的感觉是朝仓氏临战前不顾忌吉日和方位，是一个不迷信、思想进步的新式大名。可实际上一乘谷的名医一柏老人是足利义昭手下易者大华的师父，他应该也为朝仓氏占筮。所以朝仓氏并未完全摆脱占筮的束缚。
长宗我部元亲手下有一个“擅长本卦”（《长元物语》）的人，叫妙莲寺；萨摩岛津氏有军配者叫川田骏河守义朗，占卜开战的时间。下文中我还会详细介绍这个川田骏河守义朗。
武经七书的世界
易学也好，占卜、占筮也好，原点都是中国的古籍。易学的来源是《易经》，兵法的根本则是武经七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这七本书。
虽然统称武经七书，但并不代表这七本书有同等的价值。其它六本书和《孙子》相比，价值上有很大的差距。自古就有人指出：“六韬、三略并为假借。司马法、尉缭子亦是伪撰。吴子及李卫公问对在半真半伪间。七书中最可信者只孙子唯一。”（《国译汉文大成》经子史部第十卷，七书·鬼谷子·新语解说）
但是，这些书传到日本后，并没有把它们看作是假借或伪撰。在战国时代，七书作为兵法教科书，同样受到重视。
本文并非要研究七书本身，所以只大致介绍一下概况。
《孙子》的作者是春秋时代吴国的孙武（译注20）。也有人说不是孙武，而是他的后人、齐国孙膑写的。还有一说是孙子写了一部分，剩下的由孙膑补完。但随着《孙膑兵法》的出土，已基本肯定《孙子》是孙武之作。
《吴子》传为卫国吴起之作，但究竟是他本人写的，还是他的门人写的，或者是后人的假借，现在已很难判断。假借一说被认为较可信。
《司马法》据说是周国大司马所著，但这一说法也很可疑。有说是齐国大司马田穰苴所著，还有说是魏晋以后的人假借的。
《尉缭子》的作者据称是魏国的尉缭，但文中多处剽窃了《韩非子》、《孟子》里的句子，伪撰说比较可信。
《六韬》传为周太公望之作，实际可能是晋或刘宋时的伪作。
《三略》也被称为《黄石公三略》，据说是秦黄石公所著。其中剽窃《老子》、《史记》多处，应该也是借黄石公之名的伪作。
还有一部《李卫公问对》，形式是唐代李靖回答太宗的提问，阐述自己的战胜之道。不过，这也不能认为是李靖的著作，而是太宗的史臣汇总了对谈的内容。
因此，武经七书除了《孙子》之外，其它六书的成立本身都有疑问。本文的目的不是对此进行史料批判，也就点到为止。问题是这些古籍以武经七书的形式传到我国，战国武将加以研读学习。
武田信玄的弟弟信繁留下家训名为《古典厩致子息长老 异见九十九条之事》。信繁在每一条自己要说的话后面都用“吴子曰”、“三略云”等形式引用中国的典籍，来补充佐证自己的意见。通过引用的书目可以获知信繁学习过哪些书籍，我把第一条到第九十九条引用的书籍做了一览表。
书名 引用条数
论语 1,6,10,11,13,15,23,26,27,28,29,39,40,41,42,47,49,50,51,52,53,55,60,61,66,69,80,81,82,87,88,91,92,97,98
吴子 2
史记 3,14,64
三略 4,20,22,34,44,46,48,54,56,57,65,78
孙子 5
后汉书 7
应机 8
礼记 9
(歌) 12
(古语) 16,19,24,38,62,83,84,85,90
左传 18,72
军谶 21,36,68
吕氏春秋 33
碧严录 37,79
司马法 43,45
易经 70
尚书 71
谷梁传 73
汉书 74
孝经 75
巨轨 77
战国策 93
兵书 96
孟子 99
《论语》最多这自当别论，引用《三略》之多实在令人惊讶。信繁相当醉心于《三略》吧。例如第五十七条：
食物到来之时，眼前伺候之众，可稍分配与之。三略云，昔日良将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饮。
这一条里引用的是《三略》的原文，可见信繁读过此书。
讲到孙子兵法，想到著名的“风林火山”的军旗。其实从《孙子》中选出“疾如风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十四字的是盐山惠林寺的住持快川。因此信玄和信繁可能都是在禅僧的指导下习读《孙子》《吴子》《三略》《司马法》等武经七书的。
另外，刚才引用了一句《三略》，我想正好岔开谈一下。三浦净心著《北条五代记》中有赞美北条早云的一节：“……专仁义，纵得一斗食，也与众共分，纵请一樽酒，亦注入流水，与士同饮。”很明显这段话也是参考刚才引用的《三略》一文写的。
现代流传的很多轶事可能只不过是武经七书的翻版。
那么，武经七书在当时战国武将中的接受程度如何呢？被扣留在日本的朝鲜儒学家姜沆所著的《看羊录》（译注21）中有如下描述：
……为将倭者，无一人能解文字（汉字）。其使用的文字，酷似我国的吏读（译注22）。若问字的本义，则茫然不知。
武经七书各人捺印收藏，可无人能通读半行。他们分散任意战斗，满足于一时胜利之快，却不问兵家的临机应变。
姜沆说这都是“亲耳从被俘的人那里听说”的。但我认为他的判断是错误的。从史料中可以分明地看出当时学习武经七书的情况，有相当大一部分武士都很努力地研读武经七书。
季弘大叔的[越州太守大功宗辅居士像]表明美浓守护代斋藤利永熟读《六韬》《三略》。越前朝仓氏也有学习武经七书热。
清原宣贤和其孙枝贤，在越前一乘谷朝仓氏馆，给朝仓孝景的小姓们讲授《论语》和《六韬》。这在枝贤的日记《天文十二年记》（《福井市史》资料篇2）中有记载。天文十二年（1543）五月十三日的日记里写道：
十三日丁巳，阴，自府中回到一乘谷。
受朝仓弹正左卫门入道（孝景）之命，传授随侍小姓众八人论语·六韬文字读一事，禀告家君。家君对此深表棘手。那时，我回来 （与家君）合力，文字解读完成过半。
学习论语文字读之人
樱井十郎 前波弥五郎 同虎千代（石宫长） 窪田竹松
学习六韬文字读之人
片冈与三郎 中村平五郎 桑原石松 前波虎千代
此外
小川左卫门二郎 毛诗文字读 三轮三郎 论语文字读
说的是樱井十郎等小姓在朝仓孝景的命令下，跟清原宣贤·枝贤学习。清原氏是儒学传世的学者，所以朝仓孝景的小姓们是受教于一流大儒。
朝仓孝景也名敏景，所以《朝仓孝景诸条》也叫《朝仓敏景十七条》。按《朝仓始末记》的说法，这个孝景，也就是敏景，精通兵法，学习行军布阵之事不遗余力。
盖此敏景，自幼童时起聪慧才智胜于常人，整日心无懈怠。白日里集艺士，评弓马军法之奥义。……
看来他是抓住清原宣贤从京里到一乘谷的机会，让小姓们去学习。
扇谷上杉定正给家臣曾我丰后守的长信《上杉定正状》中也说：“武士的学问和文章，就是熟读兵法七书，并将之运用到实际的合战中。”
定正的家老太田道灌也熟读武经、精通兵法，这可以从他在江户城建的“静胜轩”的名字上看出。这取自《尉缭子》“兵以静胜”一节。
不仅在东日本，西日本也同样学习武经七书。比如，天文二年（1533），肥前国众联名上书大友氏，其中就有“以少众亡大军，事见七书”（《大友家文书录》二《大分县史料》32）。可见肥前国连普通国人出身的部将也看过武经七书。
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在毛利元就·辉元·秀就三代手下为臣的玉木土佐守吉保在他的自传《身自镜》（《中国史料集》）中写：“十四岁时就读论语，还学习朗咏、四书五经、六韬三略等许多书籍。”他少年时在寺庙里跟僧侣学习《六韬》《三略》。在寺院里学习武经七书这一点特别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从讲书和尚到军师
前文中我论述了修行者和阴阳师占卜出阵日期，渐渐就演变为军配者、军师的过程。下面我们再来看另一种军师的起源。
在武经七书一节中我们看到，实际传授武经七书的，既有清原宣贤·枝贤这样的儒学家，也有寺院的僧侣。军师诞生的背后，不能忽视了学者、僧侣的存在。
《孙子》等汉文书籍都是从中国传来的，非常晦涩。当时的武将，一天到晚都在战场上厮杀，如果能读懂这些汉文，反而是奇怪了。
当然其中也有能看懂的人，但恐怕大部分都是通过听讲来学习的。先生朗读，学生们跟在后面复诵，就好像现在的高中语文课上教古文一样。读一段，先生讲解一下，再读下一段。学生似懂非懂。由于汉文太难，所以常用的《六韬》还出了假名标注本。
这里我注意到所谓讲书和尚，或者叫读书僧的存在。早在室町时代，应永二十三年（1416），就有读书僧朗诵“山名奥州谋反之事”，即《明德记》的记录。稍往后，《荫凉轩日录》文正元年（1466）闰二月六日的一项里，有名叫江见河原入道的讲书和尚念《太平记》的记录。
江见河原入道到底是何等人物，我不清楚。但考虑到《太平记》和修行山伏僧之间的密切联系（见和歌森太郎《修验道史研究》），我认为讲书和尚·读书僧与修验道之间也有某种关连。
《甲阳军鉴》品第十二中有北条早云听读书僧讲《三略》的记录。
……七十年前，伊豆的宗（早）云欲听三略，唤博学僧。听至“夫主将之法务，择英雄之心”处，说：“我已明白了”。今人必定觉得这是好事，其实非也。想那宗云公定是神佛化身。
这里说的博学僧就是讲书和尚。是说早云在讲书和尚讲到“夫主将之法务，择英雄之心”的地方时，就说“好了，我都懂了”。《甲阳军鉴》的其它版本中，这里写的是“我懂了。那么接下来呢？”。早云就是这样学习武经七书的。
战国武将离不开占筮，另外也需要有人给他们讲授兵书。所以在他们身边，就出现了这种人物。当然有的时候一人身兼二职。“军师”的“师”字不就是指讲授兵书的“老师”吗？
桶狭间战役前后，织田信长手下有一个出身丰前、叫伊束法师的僧侣，住在尾张国叶栗郡光明寺，讲授兵书。这在《伊束法师物语》和《张州府志》中都有记载。看来信长也是听读书僧口头传授兵法的。毛利氏手下的安国寺惠琼可能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译后谈：
第三章到此结束，在接下来的部分里，著者着重介绍足利学校的作用，并纠正人们对几个知名军师的误解。总结第三章，著者指出早期军配者起到的是占卜师的功能，后来又加上为武将讲授兵书的职责。从开始玄学的意念到后来实质性的帮助，因此军配者越来越不可或缺，直至形成军师这样一个要求高度专业知识的固定分类。
译 注
译注1 考虑到读者的专业性，文中的专用名词（包括物品、人名、地名、书名、官职名等）都使用日语原文（仅对汉字进行简化）。文中引用的古日语因译者水平有限，只求达意为主，基本译成现代汉语。
译注2 川中岛合战一骑打屏风迄今为止有多个版本。主要代表一是岩国美术馆藏，根据《甲阳军鉴》所作，画的是上杉用太刀，武田用军配。二是和歌山县立博物馆藏，画的是太刀和太刀对打，与越后流军学者宇佐见定祐所著《北越军记》的描述相符。两大版本采取的分别是武田方和上杉方的视角。文中指的是前者。
译注3 原文作者在引用部分之前论述了古代阴阳师发挥了军配者的作用。
译注4 原名为《朝仓孝景条条》：战国时代朝仓氏的分国法，孝景制定的治家治国的十七条要点。也叫朝仓敏景十七条、朝仓英林壁书、朝仓英林入道致子孙一书，题名不一。
译注5 勘文：平安时代起，明法家、阴阳师以及文章博士、儒家、史官、律令官等学者针对朝廷的咨询，根据占卜或考察前例后给出的意见书。
译注6 三番貝：治军以号角为令。头遍号时吃饭，二遍号时准备，三遍号时各就各位，不得延误。参见《士卒禁令》。
http://homepage3.nifty.com/naitouhougyoku/freme6/sisotu-kinrei.htm
译注7 出羽三山：位于山形县的月山、羽黑山、汤殿山的总称。自古以来是修炼的圣地。
译注8 Joao Rodriguez Tcuzu：（1561-1634）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在日本传教的葡萄牙传教士。
译注9 原文为“支那”，出于译者个人的好恶译为“中国”。下面引文同。
译注10 思辨：speculative。思辨天文学，译者认为指理论天文学。
译注11 天下重镇三人：这是应仁之乱前一年的事。重镇三人可能是指足利义政、细川胜元、山名持丰。
译注12 山门三井：圆珍大师死后，正历四年（993）天台宗分裂为两派，比睿山延历寺俗称山门，长等山园城寺（三井寺）称为寺门。
译注13 毘沙门堂：京都山科的护法山出云寺的俗称。
译注14 兵杖：同“兵仗”，意为兵器。
译注15 庚申：著者在“申”字旁注明“原文如此”。因为从前文“甲乙戊己”的排列来看，应是按照十天干的顺序，则此处的“申”似应为“辛”。
译注16 三州：即三河。
译注17 上州：即上野。
译注18 六曜：现代日本仍采用的吉凶历法。大家都比较熟悉，在此仅引《广辞苑》注解。“历注之一，又名六辉。室町时代中国的时日占卜法六壬时刻、小六壬传到日本后，变化形成。江户后期开始普及，今天仍广泛使用。”
译注19 山伏：在野外风餐露宿以参修佛道的僧人。也泛指修行者。
译注20 吴国的孙武：亦有说是出生齐国，携兵法投奔吴国。国史问题，应由专家讨论。
译注21 《看羊录》：这里根据著者引用的朴钟鸣日译本翻译。
译注22 吏读：也叫吏道、吏吐，均为朝语发音idoo的音译。新罗时代创造的以汉字读音标注朝鲜语中助词、助动词的标音法。朝鲜文字开始使用后，这种标示法只在官吏中使用，所以有此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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