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动荡——倭王大鹪鹩命的时代

大意觉迷/作

    在拙作《从八幡大菩萨说起的历史》一文中，笔者通过对各种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分析，勾勒了倭王品陀别命的时代，某些观点与传统史学界不尽相同。下面，我们将继续考察品陀别命身后的历史。

    继承品陀别命的是他的儿子大鹪鹩命，他居住在难波高津宫。上文曾经提到，传说大鹪鹩命与武内宿祢的儿子木菟宿祢同时降生。大鹪鹩命的产房里飞进一只猫头鹰（木菟），木菟宿祢的产房里飞进一只鹪鹩。于是品陀别命与武内宿祢约定，用对方产房里飞近来的鸟类给自己的儿子命名，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大鹪鹩命和木菟宿祢。虽然这是一个传说，但暗示了品陀别命与武内宿祢，也就是大倭-河内国与纪伊-葛城国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同盟关系。武内宿祢并不像《记纪》里描述的那样，是天皇忠实的臣子。他实际上是和品陀别命地位平等的同盟者。武内宿祢与品陀别命之所以能走到一块，是因为他们互相帮助过对方平息自己国家的内乱，联手进攻过新罗国，并征服了当时日本岛内最强大的势力吉备-播磨国。由于这两国本身与岛内其它势力也有联系，加上他们攻新罗、败吉备所显示出来的军事势力和号召能力，触发了日本岛内统一的向心力，使得以日本畿内（包括大倭、河内、纪伊、葛城）为中心的联盟越来越广泛，居住在大倭国的品陀别命便成为了名义上的盟主，也就是倭王。在他死后，修建了超过吉备古坟的超大型古坟，可见联盟在这个时期是稳固的。品陀别命的死亡时间，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但笔者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品陀别命是在公元390年前后死亡的。

    而即位的大鹪鹩命，这个名字极有可能就是中国史料里记载的倭五王之首的倭王赞的名字。“鹪鹩”的古日语发音为さざき（sazaki）或ささぎ（sasagi），可能来源于阿伊努语的chakchak kamuy（拟声词）。据《说文解字》“赞”在当时的汉语发音为“则旰（zegan）切。”而日本的赞岐（さぬきsanuki）国也是以さ开头的。可见“鹪鹩”可以简略音译为“赞”。
    大鹪鹩命的母亲就是品陀真若王的女儿。根据《记纪》，品陀真若王有三个女儿嫁给应神天皇（品陀别命），此外大鹪鹩命还有许多同母和异母的兄弟姐妹，但笔者认为这些所谓的兄弟姐妹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只是有选择地介绍几个真实性比较大的进行介绍。

     一、菟道稚郎子：根据《记纪》的记载，他的母亲是和迩氏家族的女子，叫宫主宅媛，她和她的妹妹小甂媛一齐嫁给应神天皇，据说应神天皇打算皇位让给菟道稚郎子的，但后来大鹪鹩命代替他监国，而后两人互相让位，最后以菟道稚郎子的死亡而告终。笔者通过分析认为，菟道稚郎子并没有死亡，而是继承了王位，他就是后来的倭王珍，这是后话，笔者将在以后详细说明。

    二、矢田郎女：她是菟道稚郎子的同母妹妹，后来成为了大鹪鹩命的妃子。

    三、菟道稚郎女：她的母亲是宫主宅媛的妹妹小甂媛，后来她也成为大鹪鹩命的妃子。

    四、稚野毛二派郎子：他的母亲息长真若中姬，是他的奶奶息长足姬命的弟弟息长彦王（又称河派仲彦）的女儿。他后来娶了自己的姨妈，息长真若中姬的妹妹百师木伊吕辨（又称弟日卖真若姬命），成为这个家族铁定的继承人。

    在倭国联盟中，武内宿祢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武内宿祢的家族背景笔者曾经做过分析，当时笔者认为武内宿祢的家族“来历不明，可能是从朝鲜半岛上迁移来的。”现在，又有了新的发现。《延喜式神名帐》上记录了安倍的出生地守护神“高屋安倍神社三座”即，大彦命、屋主彦太思心（やぬしひこふとしたま）命、産屋主思（うぶやぬしおもい）命，据说他们是安倍的祖先神。

    “産屋主思命”显然是“彦屋主田心命”的误写，因为古人写字都是竖着写的。“彦屋主田心命”在《姓氏录》和《先代旧事本纪·国造本纪》里有记载，是大彦命的孙子，古志国（越国）国主的祖先，他的父亲叫彦背立大稻腰( ひこせたつおほいなこし )命。而“彦屋主田心命”这个名字和武内宿祢父亲武猪心命的名字（全名：少名彦屋主忍男武猪心命）很接近，“屋主彦太思心命”中的“彦太思心命”，又和《记纪》上说的武内宿祢的祖父“彦太忍信命”的名字接近（这里的“思”可能是“忍”的误写）。大彦命、屋主彦太思心命、産屋主思命供在一起，应该表示他们是祖孙三代，据此判断武内宿祢的世系为：

    大彦命——屋主彦太忍信命（彦背立大稻腰命）——少名彦屋主忍男武猪心命——武内宿祢

   

             附图：根据《日本书纪》、《姓氏录》排定的武内宿祢与阿倍家族世系

    也就是说，武内宿祢实际上是阿倍家族的后裔，阿倍家族当时在日本北陆势力很大，东北地区的虾夷都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怪乎纪伊国主会将女儿嫁给武猪心命。

    武内宿祢可谓是子孙繁盛，他记录在案的子女有7男2女，他们分别是：
    1、波多矢代宿祢，后来成为波多臣、林臣、波美臣、星川臣、淡梅臣、泊濑部君的祖先；
    2、巨势小柄宿祢，巨势臣、鹪鹩部臣、轻部臣的祖先；
    3、苏我石川宿祢，后来成为苏我臣、川边臣、田中臣、高向臣、小治田臣、樱井臣、岸田臣的祖先，后来在日本权倾一世的苏我马子、虾夷、入鹿祖孙三代据说就是他的直系子孙；
    4、平群木菟宿祢，后来成为平群臣、佐和良臣、马御樴连的祖先；
    5、纪角宿祢，他继承了纪伊国国主的位子，后来成为纪臣、角臣、坂本臣的祖先；
    6、葛城长江袭津彦，他继承了葛城国主的位子，后来成为玉手臣、的臣、生江臣、阿艺那臣的祖先。他有四男一女，四个儿子分别是：苇田宿祢、玉田宿祢、盾人宿祢（后改名的田宿祢）和腰裾宿祢；女儿磐媛，当了大鹪鹩命的王后，他和他的子女们在整个大鹪鹩命时代，无论是日本岛内还是朝鲜半岛的局势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7、江沼若子宿祢，后来成为江野财臣、江沼臣、榎臣的祖先；
    此外，还有久米能摩伊刀姬和怒能伊吕姬两个女儿。

    武内宿祢家族以及其宗主阿倍家族在当时可以说是自吉备势力衰退后最有实力的家族。

    大鹪鹩命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之后，日本岛内的近畿、中部、中国四国地方基本实现了大联盟，倭国就开始想介入朝鲜半岛的事务。介入朝鲜半岛，北九州必然是重要的基地，但是由于史料的缺失，九州地区是个什么情况，一直有很大的争议，有很多学者认为，九州地区是一个独立于大和朝廷的王朝，甚至提出向中国朝贡的倭五王就是以九州为基地的势力。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笔者通过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对公元390年前后，也就是倭国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前夕，九州半岛的局势进行梳理。

    公元四世纪上半叶在九州岛上比较强大的势力有熊袭、土蜘蛛和隼人。

    “熊袭”并不是这个部族的本名，“熊”表示“球磨”（くま：肥后球磨郡）、“袭”表示囎唹（そお：大隅囎唹郡），说明熊袭的活动地点是肥后的球磨郡和大隅的囎唹郡一带。但这个名称是后加的，不一定是他们的发源地。根据《日本书纪·景行纪》记载，熊袭的首领的名号里大多带有“鹿文”两个字，例如“厚鹿文”、“迮鹿文”、“市乾鹿文”、“市鹿文”、“取石鹿文”，“鹿文”在日语里的发音为かや（kaya），换一种音译可以写作“加耶”。而“加耶”是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地区，又可写作“加罗”、“伽倻”、“狗邪”，这个地区的概念很模糊，我们将这个地区的概念是的外延扩大一点，可以称为加罗任那地区，包括朝鲜南部洛江东岸很大一片土地，在《三国志》里有一个“狗邪韩国”，指的就是这一地区的金官加罗国，《三国志》里还记载了一个“狗奴国”，是日本的古国，据说是位于卑弥呼领导的邪马台联盟的南边，曾经一度与邪马台联盟对抗。据韩国学者的考证“狗邪国”和“狗奴国”在当时的发音是一致的，以此推断“狗奴国”是“狗邪国”在日本的分支。由此看来，熊袭就是当年的狗奴国，常年来一直盘踞在九州地区。不过，早在吉备势力兴盛的时候，熊袭就处于被打击的状态，日本流传甚广，乃至于被写进正史的倭建命男扮女装刺杀熊袭酋长的传说以及景行天皇巡行九州的传说，都是吉备势力侵略熊袭的写照。

    土蜘蛛据说是盘踞在九州北部，但具体情况不甚了了，但基本上也是在吉备势力的打击下而衰亡了。

    隼人主要分布在日向、大隅一带（今天的宫崎县、鹿儿岛县一带），有学者认为熊袭就是隼人，或者说是联盟，他们拥有一种南九州独特的古坟“地下式横穴墓”。从五世纪前半叶开始出现，后半叶扩展到大隅半岛。不过笔者认为，熊袭原本的根据地可能还要偏北一点。在丰国一带居住着一支被称为辛岛氏的家族，在当地创建了一座香春神社，后来又负责管理宇佐八幡神社。“辛”的发音是“から（kara）”，翻译过来还是“加罗”。辛岛氏的来历很早，他们居住的地区被称为“辛国”，但《日本书纪》等官方史料却没有辛岛氏渡来的明确记载，而后来，香春神社的神官被秦氏一族的赤染氏和鹤贺氏所取代，宇佐八幡神社的支配权则被大神氏取代。笔者认为辛岛氏很可能就是熊袭（狗奴国）在九州北方的遗民，他们归顺了大和朝廷，然后才一步步被剥夺势力。或许当年原来居住在九州北部的邪马台国东迁就是熊袭（狗奴国）向北扩张导致的。而熊袭被征服之后，大和朝廷使用归顺的熊袭来对付隼人，据说这种熊袭vs隼人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可见熊袭与隼人是互相不认同的两个民族。熊袭之所以会在肥后的球磨郡和大隅的囎唹郡一带活动，或许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而是被指派到那里专门对付隼人的，因为这两个地方正好是隼人出入北方的要冲。

    那么吉备势力衰退后，九州的局势又当如何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良山地区的传说。
    高良山又称高罗山，位于现在的福冈县久留米市，当时属于筑紫国（按照后来的划分则属于筑后国）境内。根据《日本书纪》记载，景行天皇曾经巡行至此，在所谓的“高罗行宫”歇过脚。当地有高良大社和大善寺等古代建筑，而且附近也有很多具有一定规模的古坟，还曾出土过弥生时代的细型铜剑，而且离筑紫君磐井的坟墓——岩户山古坟也很近，可见高良山地区在公元4—5世纪应该是筑紫国的行政中心。

    当地的文献《吉山旧记》记载了一个传说：仁德天皇五十四年，肥前国的一个叫樱桃沈轮的人发动叛乱，当地的豪族苇连(传说是大善行寺勾当职吉山氏的祖先)向朝廷奏报，第二年十二月，天皇派遣了一个叫藤大臣的官员，从难波高津宫出发，当月的二十四日来到筑后冢崎苇连的住宅。经过秘密讨论。他们于仁德天皇五十六年正月七日，对樱桃沈轮发起围攻，苇连砍下了樱桃沈轮的脑袋。没想樱桃沈轮阴魂不散，他的脑袋仍在半空中飞舞。于是藤大臣用八目矢将它射下来，堆积茅草将其烧毁。这也就是日本三大防火节日鬼夜由来的传说。

    这个传说中的“藤大臣”，又被称为高良玉垂命（こうらたまたれのみこと），在当地的很多神社都有供奉。《日本纪略》延历14年(795)，授予高良神（玉垂命）从五位。从五位是贵族等级的最后一名。  弘仁9年(818)，把高良玉垂命神作为神明。也就是国家重要的神。可见这尊神的来历不浅。根据其他的传说，还说高良玉垂命（藤大臣）被武内宿祢请来用帮助神功皇后征讨新罗。后来神功皇后将从龙宫得到的干珠满珠赐给玉垂命。从这些传说来看高良玉垂命（藤大臣）是一个被神格化的历史人物。而且，与武内宿祢、神功皇后征讨新罗以及九州地区的征服有着密切的联系。

    高良玉垂命到底是谁？日本学者们提出武内宿祢说，棉津见神说，阿昙矶良麻吕说，筑紫祖先神说，水沼神说等16种说法。而笔者将提出一种与他们都不一样的说法。

    《大宰府内志》记载，天平年间(740年) 高良玉垂宫祭祀玉垂命的时候还和武内宿祢、荒木田袭津彦一起祭祀。有学者认为是因为神的名号缺失导致祭祀混乱才放到一起祭祀的。但笔者认为把他们放到一起并没有错。荒木田袭津彦也是一个很早被祭祀的神，但是神社记录里说他的事迹不详，不过他既然和武内宿祢摆在一块，那么他就极有可能就是葛城袭津彦。此外，景行有个皇子叫日向袭津彦，考虑到天皇的谱系是根据豪族的谱系编造的，因此这个日向袭津彦应该也是葛城袭津彦。

    回到玉垂命上来，既然荒木田袭津彦有可能是葛城袭津彦，那么玉垂命或许是葛城袭津彦儿子辈的某人。笔者把目光投向了玉田宿祢。玉田宿祢的“玉田”，日语发音为たまた，与玉垂命的“玉垂”（たまたれ）只相差一个音节。这样看来，玉田宿祢很可能就是玉垂命。而《吉山旧记》里提到的“苇连”很可能就是葛城袭津彦的另一个儿子苇田宿祢。还有，景行天皇巡行九州的传说中，天皇曾经到过的邑（いくはむら、福冈县浮羽郡），日本学者古田武彦认为这个地方可能与葛城袭津彦的儿子“的田宿祢”有关。

    由此看来，葛城袭津彦父子都与九州地区产生了联系。而《旧事本纪》里说筑紫国造是阿倍臣的后裔。我们前面分析过，阿倍家族实际上就是武内宿祢的本家。那么筑紫国实际上就是武内宿祢家族的势力范围了。

    根据史料，这一时期，九州的丰国、肥国（火国），还有靠近隼人的阿苏国，都被一个被称为“阿苏”的家族所控制。几乎占了大半个北九州。阿苏家族和武内宿祢家族（阿倍家族）是什么关系呢？

    按照日本史料的说法，阿苏家族的始祖是神武天皇的儿子神八井耳命。难道与神武天皇从日向出征有联系？但掌握的信息来看，笔者是不相信神武天皇的事迹以及谱系的。阿苏家族也不像是吉备势力的人。 难道阿苏家族是九州的土著？有人甚至说阿苏家族可能是隼人。那阿苏家族岂不是和武内宿祢家族（阿倍家族）甚至大和朝廷处于对立的局面？史料里也没有两者联姻的记录。

    通过查阅史料，笔者发现了一些线索。

    1、《古事记》里记载，神八井耳命其中一个支裔是坂合部连，而《姓氏录》里却说坂合部连的祖先是大彦命（阿倍家族的祖先）。

    2、大彦命的儿子叫建沼河别(武渟川別たけぬなかはわけ )命，绥靖天皇也就是神八井耳命的兄弟叫建沼河耳（たけぬなかはみみ）命。建沼河耳命这个名字仅在《古事记》里出现过，《日本书纪》在写绥靖天皇的名字的时候，将名前的“建（武たけ）”给拿掉，换上了一个“神（かむ）”字，称之为神沼河耳命（神渟名川耳尊かむぬなかはみみのみこと），这样的做法意味深长。

    3 、阿苏家族的传说里，也同样提到了协助神功皇后用干珠满珠打败新罗的故事，说明阿苏家族也是随着息长足姬命攻新罗那股劲打入九州地区的。

    由此，笔者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断，所谓神八井耳命的后裔阿苏家族，实际上同样是阿倍家族的后裔，他们在370—390年间，跟随武内宿祢家族侵入九州，驱逐了那里的土著和吉备势力，成为九州地区新的势力。

高良大社

    可以说，在390年大举介入朝鲜半岛之前，九州北部除了少量吉备势力在苦苦支撑以外，大部分的地区都落到了武内宿祢家族的手中，使其成为进攻半岛的重要基地。

    其实自从息长足姬命征讨半岛后，倭国联盟就对任那加罗地区加大了渗透力度。《姓氏录》上说，和迩臣难波宿祢（笔者认为此人就是难波根子武振熊）的儿子大矢田宿祢就在当地长期驻军，并娶了国王犹榻（此人不是新罗国王，可能是任那地区某小国国王）的女儿，生下了佐久命、武义命兄弟。当时任那地区最有影响的国家金官加罗国国王叫伊尸品王 （346-407） （据《三国遗事》）从地理位置上说，金官加罗国也应当是受到了倭人的渗透，但朝鲜史料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也就无法了解具体情况。

    而属于大加罗境内的高灵池山洞，现在在那里发现了五世纪前半叶的古坟群，其中32号，33号，34号，35号古坟的形式，被称为地下式横穴土圹坟，这种形制是具有九州南部隼人古坟风格的。特别是32号坟出土了横矧板钉留短甲、横矧板留冲角付胄、头胄、肩甲等随葬品，要知道韩国的古坟是很少出土铁制短甲等武器的。而位于九州南部的大隅国鹿屋市祓川地下式横穴土圹坟，出土了横矧板钉留短甲和横矧板留冲角付胄；西都原地下式四号坟，出土横矧板钉留短甲二领、横矧板革缀一领。这些都是典型的隼人古坟。

    可以推测，倭国联盟已经将大加罗地区乃至整个任那地区作为进一步北上的基地，并且将许多投降的隼人编入军队作为马前卒。

    倭人如此积极地经营着任那地区，并时不时向北扩张，是百济所不愿意看到的，当时的百济国王辰斯王便与倭国联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使得倭人十分恼火。准备找机会把辰斯王收拾掉。而辰斯王王位的来路不正，恰恰给了倭人这个机会。辰斯王和前任百济王枕流王是兄弟，枕流王病逝后，辰斯王就借口枕流王的儿子阿华年少而窃居王位。如今阿华长大成人，对辰斯王多有不满。于是倭人勾结阿华，围攻辰斯王，同时攻打新罗国。到底倭人是何时对百济新罗发动进攻？虽然有资料记载，但许多研究者没有将信息梳理清楚。最早的资料要属《广开土王碑》，碑文上说：“倭以辛卯年（391年）来渡海破百残（百济）□□新罗以为臣民。”似乎倭人是从391年开始渡海作战的。

    但是我们观察《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却发现了某些异样的描写：
    ○（辰斯王）六年，秋七月，星孛于北河。九月，王命达率真嘉谟，伐高句丽，拔都坤城，虏得二百人。王拜嘉谟为兵官佐平。冬十月，猎于狗原，七日乃返。
    ○七年，春正月，重修宫室，穿池造山，以养奇禽异卉。夏四月，靺鞨攻陷北鄙赤岘城。秋七月，猎国西大岛，王亲射鹿。八月，又猎横岳之西。
    ○八年，夏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高句丽王谈德，帅兵四万，来攻北鄙，陷石岘等十余城。王闻谈德能用兵，不得出拒，汉水北诸部落，多没焉。
    冬十月，高句丽攻拔关弥城。王田于狗原，经旬不返。
    十一月，薨于狗原行宫。

    根据该段文字，辰斯王六年（390年）九月的时候，辰斯王还命达率真嘉谟讨伐高句丽。然而到了十月，他却突然跑到一个叫狗原的地方打猎去了，史书还刻意强调他是“七日乃返”。进接着辰斯王七年（391年），他更是“不务正业”，又是修宫室，又是穿池造山，又是养奇禽异卉，而完全置靺鞨的侵略于不顾。七月八月的时候，他又分别跑到国西大岛和横岳之西打猎去了，史书再次刻意强调其打猎的细节“王亲射鹿”。再下去辰斯王八年（392年），十月，正当高句丽攻克关弥城的时候，辰斯王却又跑到那个狗原的地方打猎去了，不过这次史书强调说他“经旬不返”，并且于十一月死在狗原行宫。

    一个野心勃勃的百济王在当时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会不顾一切地跑去打猎？不可理解。作为一个国王，打猎次数多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描写他打猎的事情，还写了如此多的细节？不可理解。而这三年是记录里完全没有在这里提及倭人的动向，显然是有所隐讳。

    在中国的史书里，如果描绘君王打猎，可不一定是为了说明君王的威武，很多时候，是为了掩盖某些事实真相而使用的隐讳笔法，人称“春秋笔法”。例如，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成为霸主，在温地会盟，同时召唤周天子周襄王，与他在当地打猎。史家认为臣子召唤君主是“不礼”，于是在史书上写作“天王（周襄王）狩于河阳”，以作掩饰。这种史书的写法，也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影响了东亚诸国。笔者认为，从辰斯王六年到八年都使用了“春秋笔法”。所谓辰斯王猎于狗原，实际上可能是指辰斯王在狗原一带抵抗倭人和阿华的叛军。一直到392年，辰斯王才兵败身死于狗原。

    回头再看看《广开土王碑》，虽然碑上说辛卯年（391年）倭人侵犯百济新罗，但辛卯年实际上是广开土王高谈德即位的第一年，碑文是以他的视角，阐述即位后面临的半岛局势，也就是说倭人来犯的时间，可以是391年，也可以是391年以前。从《百济本纪》的“冬十月，猎于狗原”推断，公元390年十月，倭人就开始攻打百济了。

    笔者还找到一条辅助的证据，《三国遗事》记载，新罗那密王（奈勿王）三十六年庚寅（390年），倭国向新罗讨要人质，使者说了那么一段话：“寡君闻大王之神圣， 使臣等以告百济之罪于大王也，愿大王遣一王子，表诚心于寡君也。”虽然《三国遗事》成书比《三国史记》要晚，而且是和尚编写的，但倭国使者这段话，非常符合当时的局势，不是后世的史家所能模拟出来的，其史料价值是很高。倭国拿“百济之罪”来吓唬新罗王，可见对百济的围攻已经开始。

    公元390年冬十月，武内宿祢家族的数名成员，包括波多矢代宿祢、苏我石川宿祢、平群木菟宿祢和纪角宿祢，可能还有毛野臣之祖荒田别的儿子田道君（据《姓氏录》），以北九州为跳板，率领数以万计的军队，连同任那地区的倭人驻军，百济王子阿华的叛军，向百济辰斯王发起了进攻，辰斯王被迫在狗原一带与敌周旋。

    与此同时，倭人也开始攻打新罗，围攻新罗首都金城达五天之久，并派出使者向新罗奈勿王索要人质。奈勿王无奈，只好将十岁的小儿子美海（一作末吐喜、未斯欣、微叱己知波珍干岐、微叱许智伐旱、微叱旱岐）作为人质。按照《日本书纪·神功纪》的说法，新罗还提供了八十船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作为供品献给倭人，并形成定制，在弱肉强食的时代是完全有可能的。

    倭人之所以选择390年这一年大举进犯百济、新罗，或许是考虑到朝鲜北部的高句丽国王高伊连久病将死，没有精力前来救援。果不其然，新罗奈勿王为了寻求保护，于391年正月将自己的侄子——伊湌大西知的儿子实圣送到高句丽当人质，没想到高伊连五月份就病故了，谥号故国壤王。18岁的太子高谈德（中国史料称之为高安）即位，号“永乐太王”，并以“永乐”为年号，谁能想到，一个18岁的小伙子会在未来的东亚世界里写下重重的一笔，他就是著名的广开土王（或称好太王）。

    广开土王即位后，决定乘百济的内乱的机会向其发动进攻，七月，他便亲帅大军四万南伐百济,攻陷石岘（今黄海道开丰境内）等十余城。十月，高句丽大军来到位于乔桐岛（在江华岛西海中）的关弥城下，这座城四面峭绝，海水环绕，可谓易守难攻，但广开土王分兵七路，只用了二十多天就攻下了这座城。好太王顿时声名大振，恐怕倭人也听到了他的威名吧。

    392年八月，苦苦支撑了两年的辰斯王终于死亡，同时死难的应该还有他的兵官佐平真嘉谟。百济内乱结束，王子阿华成为新一任百济王，是为阿华王，他任命自己的舅舅真武为左将，掌管兵马，并命令他去收复石岘城、关弥城等城池。真武率兵一万，先围关弥城，但因粮道被断，被迫撤军。

    393年七月，百济再次攻击高句丽。广开土王率精骑五千，在水谷城（今黄海北道平山郡南山城里礼成江西岸太白山城，又名城隍山城）下力挫百济。为防止百济的侵扰，八月，高句丽对南部七城进行了加固。

    不甘失败的阿华王于394年八月，再次命左将真武等迎战高句丽，广开土王亲帅兵七千人，在浿水（今礼成江）之上摆下大阵，重创百济，死者八千人。十一月，输红了眼的阿华王为了报浿水败军之耻，亲帅七千人，跨过汉水，驻扎在青木岭下。没想到天降大雪，士卒多冻死，只得兵回汉山城。

    395年，因为广开土王攻打北方的裨离国（碑丽、稗丽，契丹的一支），与百济之间没有发生大战。

    但战争的黎明总是静悄悄的。396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后燕皇帝慕容宝登基后，竟然册封广开土王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王”。在以前，无论是前燕政权还是后燕政权，都将“辽东王”、“带方王”的封号赐予慕容家族的子弟，而不承认高句丽在这两个地区的实际存在。而这次册封，一方面说明后燕政权的衰落，另一方面，说明广开土王即位以来，都没有刺激后燕，而是采取和先辈一样向后燕俯首称臣的策略，以求北方的暂时安定。现在得到册封，可见“称臣”的策略起到了作用。于是广开土王放下心来，亲率水陆大军，从百济南境登陆，发动对百济的全面战争，一口气拿下58座城，700多个村庄。阿华王仍然负隅顽抗。广开土王大怒，亲率主力渡过阿利水（汉江一带），又破两城直逼百济都城。围困多时，阿华王终于低下高贵的头颅，出城投降并献上男女“生白”（奴隶）一千人、细布一千匹，还跪在广开土王面前称“永为奴客”。好太王接受了他的投降，但带走包括阿华王的庶弟——内臣佐平夫余洪在内的大臣十人，作为人质。在这次大战中，百济土地丧失不少，但说丧失殆尽有点夸张了，后世长寿王攻陷百济首都汉城时，夺取的百济国土也不过六分之一，广开土王虽频频对百济用兵，但其疆域也只是稍稍扩至汉江北岸。这一时期，没有倭人参与战争的记载，恐怕是由于倭人的战略重心在任那地区的缘故。

    公元397年，也就是阿华王六年，受不了窝囊气的阿华王决定从新罗那里讨回补偿。其主要的攻击对象就是新罗的保护国--耽罗国（今济州岛）。

    耽罗国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根据当地的传说，耽罗国的始祖是从汉拿山北麓的毛兴穴前来的三位神人：高乙那、梁（良）乙那、夫乙那。他们游猎为生，身穿皮衣，以肉为食；后来有东海碧浪国（一说即倭国）三公主带着牛、马和五谷前来婚配，三神人于是射箭决定住处，分别定居，拓展生活。其后，高乙那的15代孙高厚、高清、高李三兄弟入朝新罗，以耽罗为国号，并获封星主、王子、徒内等官职。记载只说“新罗盛时”，并未纪录其具体年代。根据《新唐书》的记载，龙朔元年八月向唐朝朝贡的耽罗王叫儒李都罗，儒李或许来源于新罗的儒理王。而耽罗国转而依附百济是文周王时代的事了（据韩致奫：《海东绎史》）。因此当时的耽罗国应该和新罗关系密切。

    然而，阿华王进攻耽罗国引起了倭人的干涉。前面已经提到，倭人在390年以任那地区为基地，成功控制了新罗，那么新罗的保护国自然也就变成了倭人的保护国。

    《日本书纪》应神八年条是这样记载的：“百济记云：阿花王（阿华王）立，无礼于贵国（倭国）。故夺我枕弥多礼（耽罗国，一说珍岛、康津郡兵营面、海南郡县山面）及岘南、支侵、谷那东韩之地。”百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将枕弥多礼和东韩地区视作自己的领土。

    阿华王考虑到自己毕竟是借助倭人的力量夺取王位的，于是与倭人和解，并借此机会，于当年五月将自己的太子直支（一作腆支，中国史料作夫余映）送到倭国当人质，希望能与倭人共同瓜分新罗。倭人接受了百济的联合，将直支送到了倭王大鹪鹩命的身边陪伴他和他的弟弟菟道稚郎子。阿华王又变的踌躇满志，于七月在汉水南岸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向高句丽示威，与倭人在新罗的领土大行侵略，并时不时地作出征讨高句丽的姿态。

    而此时的广开土王比以往更加忙碌，一方面要在其他地方东征西讨，另一方面又要继续装出卑躬屈膝的样子讨好后燕的主子，对百济的小动作没太在意。自从后燕的新主子慕容盛于398年即位后，广开土王连续两年向后燕朝贡。没想到慕容盛偏不领这个情。公元399年二月，标新立异的慕容盛，去掉“皇帝”称号，自称“庶人大王”，借口广开土王礼慢，亲自领兵三万，叔父骠骑大将军慕容熙为前锋，大败高句丽。此一役，高句丽损失惨重，丢了新城、南苏两邑，慕容氏拓地700余里，并将当地5000余户迁往辽西。面对强大的后燕，广开土王也只能忍气吞声，恰逢此时，新罗的奈勿王派人来高句丽“告状”，状告百济勾结倭人，对新罗的侵害已经遍布国境。广开土王顿时感到，不彻底解决半岛南部的问题，高句丽是无法强大起来的。

    公元400年，广开土王集中5万步兵骑兵，前往救援新罗，集中打击男居城、新罗城等倭军集中的城池，而百济由于连年战争，人民纷纷逃往新罗避难，无力组织抵抗高句丽。倭人发现形势不利，担心与高句丽短兵相接，于是主动开始外撤。广开土王乘势追击，一路追打倭人来到任那地区。这一年广开土王攻打倭人的事件，《三国史记》和《记纪》都没有记载，是记录在《广开土王碑》上的，由于年代久远，后边的内容因石头的风化而变得模糊起来。大致内容是，倭人被打得大溃败，又是一路逃亡，还劫持了大量的城中百姓，任那地区的安罗国跟随倭人抵抗高句丽等等。总的说来，这次战争是高句丽与倭人的正面交锋，倭人以惨败告终，其势力在任那地区开始缩减。

    自从武内宿祢家族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九州地区，基本上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发动对半岛大举侵略的倭人主要就是武内宿祢家族在北九州的势力。笔者认为，甚至对半岛侵略的决策权，都掌握在武内宿祢家族手中，不必向大倭汇报，对于战争的既得利益，当然是武内宿祢家族优先。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战争失败的苦果，武内宿祢家族也必须自己承担。九州地区的反对势力依然存在，半岛侵略的失利，必将导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武内宿祢家族在九州地区统治的不稳。其他决定倭国联盟命运的家族，例如息长家族当时可能正在四国地区扩张，没有介入半岛的侵略战争，所以保存了不少的实力。畿内地区可能保持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作为倭王的大鹪鹩命，安居在自己的难波高津宫，也算是自得其乐，只要高句丽打不进日本岛，半岛的胜败对他来说没有直接的影响。

    在这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大鹪鹩命以及许多豪族们主持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开凿了剑池、轻池、鹿垣池、厩阪池、和珥池等池塘；在难波高津宫北面的平原上挖了一条水道，将前大和川之水向西引流入西海，给水道起名为堀江；在山背栗隈县挖掘大沟用于灌溉；又利用新罗人在淀川修建了筑茨田堤，以防北河之涝，还修筑了横野堤。据说当时还在茨田设立了屯仓，并置舂米部。可以说，正当九州地区面临着新一轮危机的时候，畿内地区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或许就是这一点吸引了朝鲜半岛饱受战乱之苦的居民。

    自从369年息长足姬命侵略朝鲜半岛以来，倭国与朝鲜半岛，特别是任那地区加强了联系。其中，有一支被称为“波旦”的家族族长功满王很早就与倭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波旦”是朝鲜语，是“秦韩人”的意思，也可翻译成“海人”。据说他们是秦汉时期躲避战乱而逃亡到半岛上的中国大陆移民。功满王死后，儿子融通王继位，《日本书纪》上写作“弓月王”。他领导的波旦人，后来演变成倭国著名的豪族——秦氏。

    “弓月王”这个名字，使人联想起“弓月部”，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弓月部，是古粟特族的一支。活动中心在伊犁九城之地的固尔扎(今新疆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塔拉奇城北之阿里马破城)。是一个专门为西突厥各部从事袄教祭祀活动，隋唐时叫弓月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发现了唐代文书《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其内容显示安西曾和弓月城相通，弓月道是当时丝绸之路上一条相当繁荣的横行道。而日本学者很早就注意到，秦氏与基督教的分支景教（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的汉名）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从中国的考古发掘来看，弓月城附近确实发现有景教的遗物，在敦煌的藏经洞里，还发现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七种佛教化的景教经典。弓月城作为景教传播的中转站，将景教传播到日本不是没有可能的。但问题是，公元431年，聂斯脱利才自立门派。那时候，波旦人早已来到了日本。景教的广泛传播更是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所以笔者认为，秦氏（波旦人）受到景教的影响是唐朝的事情，而受到比景教更早的基督教派的影响缺乏历史证据。至于“弓月王”的称号，可能是受到景教影响的秦氏，为了抬高祖先融通王的身价而后加上去的。如果据此就下结论说波旦人是从罗马转道弓月城，不远万里来到日本，那就谬以千里了。

    公元403年，可能是在半岛生存环境的恶化，融通王与倭人商量，希望能将他领导的127县民众迁居到日本岛上。武内宿祢家族经过商议，决定派遣葛城袭津彦去完成这个任务。然而葛城袭津彦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三年。

    按照《日本书纪》的说法，融通王是从百济过来的，但是在新罗(辰韩)故地的蔚珍郡却发现了波旦人生活的遗迹，而且后世秦氏修建的寺院也都是新罗风格的，可见，波旦人在新罗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不管怎么说，葛城袭津彦找到融通王的部落以后却回不去了。这里要交代一下，新罗的奈勿王已于402年去世，在高句丽做人质的实圣回国继承了王位。实圣王对倭人的感情除了有国仇的因素以外，还有个人的因素，因为奈勿王的三儿子美海还在倭国当人质，因此，他毫不留情地阻击了葛城袭津彦回归的路线。可能还毁掉了袭津彦登陆的船只。袭津彦被迫与波旦人并肩作战，先在任那地区滞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投奔百济。时间已经到了404年二月。

    百济阿华王看到倭人的再次到访，异常地兴奋，因为他时时不忘东山再起。打败高句丽，但又苦于缺乏兵力。葛城袭津彦和波旦人的到来，使阿华王为之一振。经过商议，袭津彦和波旦人决定帮助阿华王再次攻打高句丽。

    阿华王于是派使者向倭国献上雌雄良马二匹表示感谢。这时，陪伴在大鹪鹩命身边的百济太子直支向大鹪鹩命推荐了一个有学问的人——王仁。大鹪鹩命于是派遣荒田别和巫别到百济把王仁接过来。王仁于公元405年二月来到倭国。“王仁”并不一定是他的本名，因为在《古事记》中他被称为“和迩吉师”。“和迩”与“王仁”的古日语发音是一样的。他可能长期居住在和迩家族的领地上。据说他来的时候献给倭人两部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按照通行的说法，《千字文》是梁武帝命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书法刻石拓下一千字，再命周兴嗣连缀成文写成的。周兴嗣版的《千字文》是距离404年以后近一百年的事了，另有异说，萧子范也撰写了《千字文》，但依然是梁朝的事情。此外，还有传说东晋书法家钟繇曾经书写了一套古千字文，开头四句为：“二仪日月，云露严霜，夫贞妇节，君圣臣良。”后来被雨水淋坏，王羲之重新临摹了一遍，但缺乏可靠的根据。如果王仁献《千字文》不是出于虚构，他献上的版本恐怕是钟繇书写的那种。

    回头再说葛城袭津彦，他与融通王，还有融通王的四个儿子真德、普洞（浦东君）、云师、武良，率领着波旦人，跟随阿华王好容易拼凑来的百济军队，越过百济，向高句丽控制的带方（黄海道凤山地区）发动攻击，当时还出动了船队。广开土王当时已经同后燕撕破了脸，与其展开殊死搏斗，他绝对不容忍百济的再次挑衅，亲率大军，在平壤（今吉林省集安县城处高句丽古城）与敌决战，先破其前锋，再继续追击斩杀。 这件事也记载在《广开土王碑》上，虽然碑文里没有出现葛城袭津彦和融通王的名字，但考虑到公元400年那场大战已经让倭人元气大伤，这次出现的倭人是他们的可能性很大。百济的再次溃败，使葛城袭津彦失去信心，与融通王脱离了溃逃的百济军和高句丽的追杀，重新踏上了回国之路。

    405年，面对着一次又一次失败的阿华王，像一个输光了本钱的赌徒，精神彻底崩溃，不久就病死了。死前命令他的二弟训解摄政，等待太子回国继位，得到消息的大鹪鹩命立刻派兵士百人护送直支回国。刚到国界，从汉城跑出来一个叫解忠的人告诉太子，他的三叔碟礼已经杀害训解篡位，劝他暂时不要入城。于是直支与护卫他的倭人在海岛上等待时机，直到国人杀死碟礼，直支才入城即位，是为直支王。

    四月，葛城袭津彦与波旦人为了打通回倭国的道路，向新罗的明活城（位于庆州市）发起冲击，但是无法攻克。在其撤退时实圣王率骑兵在独山之南阻击了他们。袭津彦他们损失了三百人，可见他们回国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险。直到八月，倭国才发觉袭津彦滞留在半岛的时间已将近三年，于是派遣平群木菟宿祢和袭津彦的儿子的户田宿祢去半岛接应，才将葛城袭津彦与127县波旦人接到倭国。

    因为倭人称呼波旦人为“波多”，以后又将“波多”用汉字训为“秦”，波旦人就被称为“秦人”。

    根据《姓氏录》的记载，秦氏（波旦人）渡来后，被安置在大倭国的朝津间腋上地区。但笔者认为，这仅限于部分首领级的人物居住在那里，大部分的秦人被安置在北九州的丰国（准确地说是丰前）地区。因为倭人在半岛上的惨败，损失了大量士兵，原来被压服的辛岛氏和隼人有反抗的迹象。所以利用秦人来稳定当地的局势。后世逐渐形成了以山国川为界，以北是秦氏的势力圈，以南是辛岛氏的势力圈的格局。秦氏由此开始了在九州地区艰苦的发展历程。

    从倭人溃败到秦氏渡来的这几年，正是高句丽的广开土王拓展疆土的黄金时期，辽东地区逐步成为了高句丽的囊中之物。公元404这一年，广开土王大胆地同后燕与百济南北两线作战。燕王慕容熙为了和王后率先进入即将攻破的辽东城，竟然下令停止攻城，并禁止攻城士兵入城，导致贻误战机，城中由此得到喘息的机会，加强戒备，最终慕容熙未能攻破辽东城，高句丽终于在辽东地区站稳脚跟，同时也击退了百济的侵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其后，慕容熙多次力图夺回辽东，均未成功。广开土王终于实现了自太祖王起历时300余年，十几代国王的辽东梦。广开土王赢得的不仅仅是辽东，还有朝鲜半岛的权威。百济的直支王上台以后，仍然奉行着与倭国联合的外交政策，而新罗的实圣王在外交上偏向高句丽，并强力排倭，使百济无法与倭人勾结，因此不敢单独与高句丽对抗。

    按照日本史书的说法，这一时期新罗一直向倭国提供八十船物资作为供品，一旦停止供奉，倭人就来闹事，甚至《三国史记》也说实圣王与倭国交好，但这不是事实。自从秦氏来到日本岛之后，倭国与新罗之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冲突。但可能是军事实力不像过去那么强大了，加上新罗的强硬，倭人根本无法在半岛有所作为，于是倭人这一时期对新罗的军事行动主要限于掠夺财富和人民。例如公元407年的三月和六月，倭人分别入侵了新罗东边和南边，掠走许多百姓，带头的倭人将领为的田宿祢和贤遗臣（据《日本书纪》）。同时，倭人依然不放弃侵略半岛，力图东山再起，于公元408年在对马岛设立基地，蓄积力量。根据《日本书纪》，倭国还准备了五百艘船只。但新罗很快得到情报，采取了某些行动。新罗具体采用了何种应对措施，《日本书纪》和《三国史记》的记载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日本书纪》说那五百艘船是停泊在武库水门的，新罗派使团的船靠近武库水门时不小心烧毁船只，为了表示道歉，新罗向倭人提供了一些后来被称为”猪名部“的能工巧匠；但《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却说新罗实圣王本来想偷袭对马岛，但被舒弗邯（官名）未斯品劝止，改为加强防守。不管怎么说，这一段时期，倭人与新罗的对峙中没占到什么便宜。

    而就在407年，后燕政权发生内乱，演变成为北燕，而新上台的北燕王慕容云，实际上是高句丽王室支裔，广开土王马上派使者与其攀亲，慕容云很乐意接受，并改回本姓“高”。与北燕建立密切关系的广开土王放心地发动步骑五万攻打百济，百济全军覆没，高句丽缴获包括1万领铠甲在内的战利品，回军时连破百济六城，直支王遭受了即位以来的首次重创，无法像他父亲阿华王那样兴风作浪了。

    不过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动向值得注意，自从秦氏来到日本岛后，似乎掀起一场移民热潮，大批朝鲜半岛的人民开始涌入日本岛。他们来到的时间不一，规模也不等，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倭人数次侵袭半岛时劫掠来的，很多人都的名前都有“aya（安耶）”的标记，说明他们曾经在任那的安罗（安耶）地区居住过（另一说，a表示东方人的自称“阿”，ya是“屋、家”的意思，aya就是我家的意思）。而倭人使用“汉”这个汉字来训读“aya”，将他们安置在大和国桧前郡，这些移民也就成为日本的另一大移民集团“汉氏”，后来又有“东汉氏”和“西汉氏”之分。“汉氏”到底是不是中国大陆的移民，引起了后世不少的争议，不过从他们的首领之一阿知使主后来被派往东晋进行外交活动来看，他们必然拥有很高的中华文化的修养。 虽然早在东汉时期，倭国就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但自从邪马台国于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史册里，日本岛内经历了一系列超乎常人想象的大变迁，大鹪鹩命和控制九州的武内宿祢家族的成员们，对中原王朝的印象早就模糊不清了，而“汉氏”的到来，使他们重新认识了中原王朝，并逐渐产生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

    但广开土王似乎不愿意看到倭国与中原王朝建交，派遣军舰拦截倭人前往东晋的道路，因此在广开土王活着的时候，阿知使主的外交之路未能成行。

    公元412年冬十月，高句丽一代雄主永乐大王高谈德去世，享年39岁，谥号“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太子高巨连（中国史书称为高琏）即位，是为长寿王。第二年的二月，阿知使主和他的儿子都加使主（一名掬）马上与长寿王联系，希望能与高句丽使者一同朝见东晋皇帝。可能是由于长寿王刚刚即位，对倭国不太了解；也可能是阿知使主高明的外交手腕；不过最重要的是长寿王对自己领导下的高句丽有着充分的信心，他同意了阿知使主的请求。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长寿王派了久礼波、久礼志作为倭人朝贡的引导。久礼波、久礼志应该是高句丽遣晋使团的成员，而“久礼”按照常规的训读可以用“吴”来表示，但是高句丽使团的成员大部分是王室成员，应该姓“高”，根据《宋书》、《南史》、《通典·边防典》以及《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当时高句丽遣晋使团的团长是长史高翼，怎么能姓“吴”呢？笔者认为，“久礼”与“（高）句丽”的发音也比较接近，所以，这里的“久礼”可能是“高”的音读。那么“久礼波、久礼志”应该翻译成“高波、高志”。笔者没有找到带有“翼”字的古代日本人名，无法确定“翼”的音读，不过如果将“翼”理解为“羽”的话，是可以翻译成“波”的。由此笔者推定，《日本书纪》里的“久礼波”，就是中朝史料中的“高翼”。

    就这样，倭人，准确的说是新渡来的汉氏受倭王大鹪鹩命之托，跟随高句丽使团来到了东晋皇帝的朝廷之上。高句丽使者高翼献上了赭白马，倭人使者阿知使主献上了貂皮人参，不过倭国好象不产貂皮人参，似乎阿知使主是拿着高句丽的物产了做了人情，而高句丽却没有异议，看来他的外交手段是够高明的。按照惯例，东晋安帝册封长寿王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至于册封大鹪鹩命什么官，史书里没有记载，有人认为当时没有册封倭王，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中国皇帝对前来朝贡的国家元首进行册封是一种惯例，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不会不封的，《晋书》里也没记载413年册封高句丽王的事情，只是《宋书》里附带提到的。我们不能据此说东晋没有册封高句丽王。《晋书》的编纂本身就过于简略，《四夷传》里根本没有高句丽传，我们也不能说高句丽与东晋无外交，可见册封倭王的资料很显然是缺失了。根据常识推定，大鹪鹩命的封号应当是“使持节、都督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晋帝还诏赐倭人细笙麝香，并应阿知使主的请求，赐给倭人四位熟练的纺织女工，倭人称其为“兄媛、弟媛、吴织、穴织”（据《日本书纪》）。

    这次向中国朝贡，阿知使主通过分析倭国现有的形势，以广开土王病逝为契机，跳过新罗，直接借朝贡东晋的名义与高句丽修复外交关系，并从中国得到熟练的纺织女工，一扫公元400年被驱逐出半岛的困顿局面，可谓外交的大手笔。

    倭国这次向东晋朝贡，除了加强与中国文化技术交流以外，在短时期内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新罗依然与倭国保持对峙的局面，甚至在415年八月在风岛战胜入侵的倭人。百济依然是与倭国友好，在这期间直支王将其妹新齐都媛等七位妇女送到倭国，后来还赠送给倭国白锦十匹（418年夏）。不过，高句丽和倭国共同朝贡东晋还是给百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416年，直支王得到了东晋王朝册封的“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称号。百济自从比流王以来，很久没有向东晋获取册封了，虽然只是“镇东将军”，比高句丽的“征东将军”要低一点，但起码比倭国等级高，使百济不至于被嘲笑为倭国的附庸。倭国却觉得百济已经算是它的附庸，一直耿耿于怀。

    417年五月，新罗实圣王可能是因为在某些政策得罪了高句丽，而被高句丽派人杀害。高句丽扶植奈勿王的儿子讷祇上台，是为讷祇王，就是因为他的上台，造就了新罗历史上的一位大义凛然的英雄人物--朴堤上。

    就在讷祇王即位的第三年（419），高句丽长寿王派使者点名向讷祇王索要其二弟宝海（一名卜好）作为人质，讷祇王也和他父亲一样是个性格软弱的人，只好派内臣金正，将宝海送往高句丽。而倭人这时也开始利用美海要挟讷祇王。

    公元420年，百济直支王去世。子久尔辛立为王。据《日本书纪》说他上台的时候因为年幼。国政被百济将领木罗斤资的后代木满致所把持，同时他还与王母八须夫人通奸，并控制了任那地区。但由于仅有日本史料的一面之辞，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就在这一年，宋王刘裕取代东晋皇帝，改朝为“宋”，改元“永初”，是为南朝的开端，刘裕就是宋高祖。宋高祖登基后便发布诏书，对过去东晋的众多附属国进行加封，其中在高句丽长寿王的“征东将军”和百济直支王的“镇东将军”称号都加了一个“大”字（刘宋这时还不知道直支王已经去世），其余称号不变。但却漏掉了413年与高句丽同时朝贡的倭国。消息传到倭国，大鹪鹩命和武内宿祢家族的成员都表示不满，立刻命使者准备再次前往中国，估计使者仍是阿知使主。

    421年二月己丑，倭国使者来到刘宋的新朝廷。宋高祖其实并不看好倭国，但为了表示安抚，下诏道：“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但历史又给我们开了个玩笑，《宋书》在“可赐除授”后面，还是遗漏了倭王的封号，但可以推测，刘宋仍授予大鹪鹩命“使持节、都督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封号，并没有在“安东将军”里加“大”。倭国使者阿知使主只得悻悻而归。可能由于这个原因，阿知使主的使者资格遭到褫夺。422年，刘宋又加封长寿王散骑常侍、都督平州诸军事。倭人看在眼里，气在心上，与高句丽的关系又处于微妙的时期。

    时间转眼到了公元424年春二月，新罗派使者来到高句丽，名义上是“修聘”，实际上是希望高句丽能归还二王子宝海。但长寿王装聋作哑，使者不敢强求，只得回国复命。讷祇王十分伤心，于425年召集群臣及国中豪侠，亲赐御宴，希望大家能帮他出出主意，救出两位王子。水酒村干伐宝靺、一利村干仇里乃、利伊村干波老三人为首的众人一致推荐歃罗郡太守朴堤上（一名毛末、毛麻利叱智）来担此重任，朴堤上受命后乔装改扮潜入高句丽，进入宝海的住所，与其约定五月十五日，将有船停在高城水口接应。于是宝海称病不朝，连夜逃出，按指定日期登船逃亡。长寿王得知消息后，即刻派数十人追踪，恰好赶上宝海他们上船。但宝海平时对人和善，追踪他的人不愿加害于他，只是用拔去箭头的箭象征性地射了几下就回去了。宝海与堤上成功回国，长寿王似乎也没太怪罪。

    见到了宝海，讷祇王悲喜交加，又想起了三弟美海，流着眼泪对左右说：“如一身有一臂一面一眼，虽得一而亡一，何敢不痛乎？”

    堤上听到这句话，顿时感到自己的主君是个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决定就算是豁去身家性命也要救出美海，立刻向大家道别，飞身上马，过家门而不入，直奔栗浦之滨。他的妻子听说后，骑着赤马也追到栗浦，她丈夫已经乘上了前往倭国的船只。妻子在岸上哭着呼唤着丈夫，丈夫则向妻子不停地摇手告别，这一去将永无归路。

    朴堤上与另外两名随从污礼斯伐、富罗母智，伪装成新罗的叛逃者，来到九州地区，向当地军事长官葛城袭津彦投诚。虽然史料中没有记载，但笔者认为，美海自从390年当人质以来，并不在大倭地区大鹪鹩命的身边，而是在九州地区，常年受到武内宿祢家族的直接控制。
    由于听到高句丽与新罗要联手打击倭国的传言，袭津彦相信了堤上，打算让他做攻打新罗的向导，让他和美海在对马岛待命，同时派人监视他们。堤上表面上与美海在岛上游玩打猎，并将打来的野味献给袭津彦，用来麻痹他。而暗中，他们秘密在鉏海水门准备船只，当监视他们的倭人熟悉了他们经常打猎的行为而日渐放松警惕后，就准备偷偷逃走。经过堤上再三考虑，决定自己留在美海的房中掩护美海逃跑。美海只得忍泪与堤上告别。

    虽然堤上诈称美海生病，监视者还是很快发现美海已经逃亡的事实。葛城袭津彦大怒，亲自审问堤上。堤上宁死不屈，宣称：“宁为鸡林之犬豚，不为倭国之臣子；宁受鸡林之棰楚，不受倭国之爵禄！”更加惹恼了袭津彦，将堤上和同来的污礼斯伐、富罗母智一起运到木岛上，将三人活活烧死，并出兵新罗，在蹈备津登陆，攻破草罗城，掠夺了大量百姓而归。这些被俘虏的新罗百姓也被称为“汉人”，安置于桑原、佐糜、高宫、忍海四邑。

    美海还是顺利回国，自公元390年，10岁的美海去前往倭国人质，到公元425年，45岁的美海才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其间整整35年！见到分离三十多年的弟弟，讷祇王欣喜万分，并感慨朴堤上的忠烈，将其比作周苛（刘邦臣，不屈项羽，被杀），追赠其大阿湌官职，可能还赐姓金，厚待其家人，并让美海娶堤上二女儿为妻。

    不过奇怪的是，从美海当人质到回国的史实，在朝鲜正史《三国史记》与日本正史《日本书纪》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歪曲。《三国史记》将美海当人质和回国的时间定为实圣王元年（402年）和讷祗王二年（418年），显然是把与倭国妥协的罪责推到实圣王头上。以掩饰奈勿王-讷祗王一系的责任。《日本书纪》更是夸张，将前后时间放在仲哀九年（200年）和神功三年（203年），目的是给并不存在的神功摄政时代添加一点佐料。如果没有《三国遗事》的记载作参照，大家就会一直以为《三国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

 

    同样是公元425年，倭人还做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再次派遣使者前往刘宋朝贡。因为424年的时候，高句丽的长寿王派遣长史马娄、百济久尔辛王遣长史张威向刘宋朝贡，并得到嘉奖；紧接着425年，刘宋文帝派遣兼谒者闾丘恩子、兼副谒者丁敬子等人去慰问百济；宋文帝也派使者慰问了高句丽，而长寿王在这一年开始与逐渐统一中国北方的北魏政权接触，力图保持更圆滑的外交政策。高句丽与百济频繁的外交活动显然刺激了倭人自负的神经，于是倭人急急忙忙地组团前往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倭人这次的使者不再是阿知使主，而是一个刚归附不久的渡来人，被称为鞍作村主的司马曹达。倭国之所以选择他作为使者，可能是由于他的姓氏“司马”。大家知道，被刘宋取代的东晋王朝的皇帝姓“司马”，倭国派遣一个与前朝皇帝同姓的使者晋见刘宋皇帝，恐怕有不满的意味在里面。刘宋政府显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司马曹达成为《宋书》乃至整个南朝史料中唯一一个记录了名字的倭国使者。可想而知，倭国想在“安东将军”里加一个“大”字，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了。

    大鹪鹩命的死亡时间我们依然难以确认，粗略的估计是在425年到438年倭王珍朝贡刘宋之间。《旧事本纪·神皇本纪》履中天皇条下的附注说：“又（一说），壬申岁正月三日（履中天皇）崩，年七十。”根据《日本书纪》，履中天皇死亡年代的干支是乙巳年。而425年和438年之间恰好有个壬申年，即公元432年，或许这一年就是倭王大鹪鹩命的死亡时间，仅供大家参考。
    大鹪鹩命时代的最后几年，日本岛内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由于缺乏可靠的资料，也同样无法准确地认定，这段时间里，或许更早以前，倭人就开始与对东方虾夷部落群展开长期作战，倭人的将领就是荒田别命的儿子田道君，此前他主要在朝鲜半岛作战，既参加过公元390年对半岛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也可能参加过425年对新罗人质美海逃亡的报复性侵略。但他的生命终结于与虾夷在伊寺水门地区的一次作战中。如果公元432年是大鹪鹩命生命的最后一年，那么公元430年就是大鹪鹩命时代最后一次向中国朝贡，这一年，百济毗有王（中国史料称余毗，久尔辛王于之前的公元427年去世）也向刘宋朝贡。倭人始终都希望能从中原王朝那里得到百济名义上的控制权，但刘宋政府显然对倭人这种急功近利的外交手段十分反感。最终结果，刘宋册封毗有王沿袭直支王时代的爵号，而倭人在外交上又一次失败。倭人经历了这几次朝贡之后，脸皮反倒变厚了，他们可能发现，只要能获得军事上的既成事实，就不怕中原王朝不承认他们的权益，于是他们打着“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旗号，又开始了对任那地区的渗入，具体情况依然不详。

    大鹪鹩命死后，他的遗体被送往专门为他建造的古坟里，人们通常称其为“大仙古坟”，其正式名称为百舌鸟耳原中陵，位于今天日本堺市大仙町，这座前圆后方的古坟异常地巨大，它前方朝南，全长约486m，后圆部直径约249m，高度约35m，前方部分宽度约305m，高度约33m，由３层建成，超过了誉田山古坟的规模。

    大鹪鹩命的时代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东亚地区的人们都在为自己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未来而奋力在动荡的旋涡中挣扎着。倭人，也就是大和民族的祖先也是如此，从我们对大鹪鹩命时代的考察发现，倭人的某些民族特性已经初见端倪，我们从后世日本人身上仍然能感受到这些特性，也算是一脉相承了。之后，大鹪鹩命的弟弟菟道稚郎子继承王位。笔者将会在以后的文章里详细介绍，而本文到此就结束了。

大仙古坟后圆部石棺复原模型             大仙古坟前方部石棺复原模型 

　

主要参考资料：

《日本书纪》、《古事记》、《旧事本纪》、《新撰姓氏录》、《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广开土王碑》、《晋书》、《宋书》、《梁书》、《晋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