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川纲吉是三代将军家光的第四子，生于正保三年(１６４６)正月初八，卒于宝永六年(１７０９)正月初十，乳名德松，身高只有130cm。母亲为侧室本庄阿玉之方。他既是继往开来，勇于开拓的命世之主，也是个独断专行，骄奢淫逸的无耻君王。是他将德川家的统治巩固并推向顶峰，也是他埋下德川家衰亡的祸根。总之，他是一位集精明与昏庸于一身，兼备复杂政治性格的独特的将军。
一、出身寒末
很难理解，将军的儿子怎么能用“寒末”二字形容。但事实正是如此。纲吉的母亲阿玉本是京都堀川八百屋仁右卫门次女，过继为二条关白的家司本庄宗利的养女，后以三代将军家光正室孝子的侍女的身份进入大奥，幸得恩宠，晋身侧室，诞下徳松。阿玉能够超越门第的界限，从士民的最底层，一步一步，出世为天下国母，其艰苦坎坷，辛酸屈辱，是我们这些后世读史者难以想象的。纲吉出生之初就生活在那样歧视欺凌包围之中，约6年之久。这种环境，与母亲刚强的个性，睿智的才能，对纲吉的成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幼年的纲吉就非常聪明好学，热衷于阅读论语等书，表现出对儒家的特殊爱好。
纲吉有如此的身世，原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继任将军了。生父家光生前未予封赏。直到庆安四年(1651)，四代将军家纲即位，才作为将军的异母弟，受封10万石，驻神田桥御殿。宽文元年（１６６１）闰８月９日，他又拜领了馆林城１５万石，并与前封合并，号称“２５万石馆林藩主”。纲吉在出任藩主期间，因为自己出身的缘故，并不重视世阀门第界限，积极招揽充斥街头巷末的浪人中有才干者为家臣。500人的家臣团中，浪人出身即达200人以上。这些人忠实而富才干，后来都随主君而成为幕臣，成为政权的核心骨干力量，发挥了重大作用。
纲吉的藩城主身份仅仅是个形式。实则纲吉身位藩主２０年，竟不曾跨入馆林城半步。他常年留居江户，参议幕政，人称“馆林宰相”。而馆林城的公事全凭城代家老现场指挥。仅有的一次“到访”记录显示，宽文３年（１６６３）５月９日到５月１３日的５天里，纲吉在从日光东照宫公式参拜的归途中，「好不容易试着靠近自己的这座永久的居城」。值得一提的是，僚属害怕馆林城下沿途的破损民房碍了殿样的眼，于是专拨藩费修缮了民居。这和现今领导一下来“考察”，某地的面貌立即大有好转，非常相似。
二、存亡继绝
延宝八年（1680）五月，将军家纲病笃，连日僵卧，离死亡已经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家纲没有子嗣，必须火速为他寻找后继者。对此，幕阁在端阳日召开老中会议专门商议此事，意见分歧很大。家纲时代的第一侧近、老中·酒井忠清因为屋敷在江户城大手门下马札附近，号称下马将军。他提出，家康公的直系血脉既然已经断绝，应当追绍效仿镰仓幕府之先例，从京都迎接一名亲王继任将军。他推荐后西天皇第三皇子有栖川幸仁亲王。幕阁众臣大多自认没有足以反对下马将军发言的实力，于是纷纷表示赞同。幕府从初代家康以来近80年，废绝大名200余家，如今自己家族终于也面临了被废绝的命运。德川家陷入从未有过的危机。
就在这种紧要关头，老中堀田正俊挺身而出独挽危澜，对这一提案表示强力反对。堀田正俊是家光时的老中堀田正盛之子，以春日局养子的身份做了家纲的小姓，以此为起点迈开自己的出世之路。宽文十（1670）年就任若年寄，延宝七（1679）年官至老中。他提出，当今与家纲血脉最相近的，当数他末弟徳川纲吉和纲吉兄长徳川纲重（甲府侯）。纲重既已于1678年病亡，则将军之位非纲吉莫数。于是会议陷入僵局，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双方似乎还在对峙，而情势却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机。五月初八，大奥传出家纲死讯（作为“无嗣将军”，不排除有推迟发丧的可能）。紧接着纲吉就继承家纲的家业，就任第五代征夷大将军。仅过了三天，他的继承权究竟是如何夺取的？历史上众说纷纭。有名的有直接遗言说（会议退场后当夜，家纲诏纲吉登城，把他叫到枕边，亲口任命他继承）、遗言状酒井论破说（会议结束当晚，家纲认可了堀田的意见，并交付给他写有任纲吉为后继者的书状。堀田凭书状驳斥了酒井）和酒井忠清横车说（家纲在弥留之际认纲吉为养子，酒井最后变卦支持纲吉）。这些政治黑幕，恐怕将永远成为无解的谜团，只留给小说家以发挥想象的题材，或食客酒后的谈资。
后世评论酒井当时从朝廷中挑选将军的提议，大多是持否定态度，认为是其妄图大权独揽，谋国篡位。但是我们从当时幕府的行政体制上可以寻到其合理性。幕府的行政权自三代家光起便主要握于大老之手，「将军直需面付权威即可」。将军逐渐变成一种权威的象征。并且将军的继承并不是德川一家之事，而是关乎天下的治乱。从这点出发，在德川宗家断绝的情况下，为避免无谓的争斗，从德川家以外挑选将军人选，树立权威，稳定局势，也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事。这与北条氏在源頼朝将军直系血脉于三代源实朝彻底断绝的动荡情况下，令以后的将军均为摂家将军·亲王将军，从而完成鐮仓时代磐石般的政治基础，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相反，指责酒井阴谋篡权倒是最不合理的，因为江户时代和镰仓时代社会状态早已不同，何况还有无数亲藩谱代旗本拱卫德川家，以一人之力谋国篡权几乎不可能。
但是政治毕竟为政治，无论酒井是妄图大权独揽，谋权篡位做北条第二，还是仅仅出于保证政权的强固安定；无论堀田是忠心护主，扶保贵祚，还是为一己之私，诛伐政敌争夺高位；遑记这些是非，而结果只有一个，酒井输了，堀田赢了。纲吉在腊月初九这天见到酒井说：「噫，卿颜色倦怠至矣。仕事纷忙，不利天年，卿阖归家养生。」酒井终被罢免，次年病没穷乡。而正俊则凭借拥立第一大功，于次年腊月十一升任大老。弟弟堀田正英从旗本升为一万五千石的大名，为家纲殉死的哥哥正信的儿子正休成为一万石的吉井藩主。否泰天地，鸡犬同升，人事的变革透露着世事的无常，也昭示着新时期的开端。并且，正如酒井所不愿看到的，日后德川家各支为争夺将军之位，展开了近四十年的明争暗斗。
纲吉担任将军后，嗣子徳松年方２岁，就接任了下一代馆林藩主。两年后的天和二年（１６８２）４月２１日馆林城附着领１５万石中１１万石被分赐于旗本２０７人。天和３年（１６８３）闰５月２８日午后８时，德松病没。很快，同年６月馆林城被决定废城。派遣江戸的鸢８４人·人足２０００人前往拆毁城池。接着又任命幕臣为破城奉行，到任负责善后清理。馆林藩士凡知行１００石以上者一律升为旗本，未满１００石者则黜为浪人。
三、天和之治
在四代将军家纲时代，幕府财政第一次出现了危机。虽然身边汇集有人称“智惠伊豆”的松平信纲和叔父保科正之等优异的辅佐名臣，但似乎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幕府财政滑向悲惨的深渊。纲吉甫任将军，便面临财政等诸多困难。他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地进行挑战，最终确立幕府的财政基础，真正确立了德川封建体制，开创繁盛的“元禄之世”，堪称幕府中兴之祖。
拥立事件后，堀田正俊便与纲吉开始政治蜜月时期。纲吉命堀田正俊为首任胜手挂老中。纲吉前幕府的政体是老中集团指导体制，权力不分明，没有直接责任者。纲吉从老中里选择出胜手挂，是为老中之首座，即“首相”。这样就集中了权力，便于政策的贯彻执行。堀田正俊负责财政，因为江户期主要为米经济，所以也主管农业行政。他们对日渐弛缓的幕府纲纪进行「纲纪肃正」。对治政不良的大名不断地予以处罚。制止或惩治御家骚动（大名家族内争）之类的事件。于是，延宝九年（1681）六月，首先对越后高田藩的継承问题重新裁断以确定处分。
高田藩当时的藩主为著名暴君松平忠直的长子松平光长。父亲被改易后，光长入继越后高田25万石。但是御下无术，一门重臣分为纲国派与扫部派，争讦不已。早在家纲时期，该事件就已惊动了幕府，大老酒井忠清作出追放纲国派的不公正判决。纲吉将军继任后，出于对大老酒井权蔽朝野功高盖主的厌恶，也是为了向天下显示将军的权力，并表现兴革政务的决心，于是亲自对事件予以重新裁判。根据哗变两成败的原则，光长的妹婿、扫部派家老小栗美作父子被勒令切腹，反扫部派的永见大蔵、荻田主马等流配八丈岛。光长本人则被没收领地。这被称做江户五大悲运改易之一。大目付渡辺纲贞也因裁断不公罪配流八丈岛。
接着，纲吉又第一次到幕府直辖领各地巡查。此行约束并惩治代官的不正当行为，另一方表扬认真工作的人们。他们是希望用信赏必罚的手段，挽救开始堕落的幕府和诸侯。关东郡代伊奈忠利，骄矜自负，怠慢政务，被第一个处罚，贬为平民。以此为开端，整肃代官之暴风席卷蔓延。当时全国天领的代官数约有60名左右。纲吉治世下29年间，因职务怠慢、挪用公款、行状不良、収贿、年贡滞纳等理由，而被处罚以改易、流罪、追放、死罪等的代官竟达51名之多。而在纲吉前的近80年里，幕府只惩戒过22名代官。这样，纲吉通过对代官进行了大换血，破格拔擢人才充任之，以构建独立于门阀体制外的能力本位官僚制。
天和二年（1682），纲吉为整肃财政，设立勘定头差添役，任命佐野正因及与国领重次担任。江户时代，勘定奉行与寺社奉行、江戸町奉行合称幕府三奉行，是财政活动的中心。但是勘定奉行的担任者皆为贵勋世禄，鲜有实际的会计业务经验。纲吉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为勘定所增设副职，以有能者充之，名为辅佐，实则确立新的业务最高负责人。但是勘定奉行千石正胜面对改革仍然不能觉悟，遂于5年后被革职，由佐野正周接任。他是第一位勘定组头出身的奉行。这以后，勘定头差添役的工作中心逐渐转向负责幕府会计监查，遂更名为勘定吟味役。吟味役采取独任制，没有下属，权力非常大。例如，如果没有吟味役连署的裁决书，即使是老中的命令也无法支出国库金。这可谓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准的财政监督机关了。
同时，纲吉因为当时役职多为世勋霸占，遂废除了役职役料制度，节约幕府的开支。
天和三年（1683）七月廿五日，纲吉改订武家诸法度。将第一条，“文武弓马之道，当专攻如嗜而事”改为“文武忠孝之励，应正礼仪以事之”，去除第十五条天主教禁教一条，加入禁止殉死一条，世称天和法度。法度将对主家的忠义与父祖的孝的倡导，对合乎礼仪的言行的强调，提到新的高度，推动文治主义政治的发展。并且从幕臣到大名此法令均具有效力。纲吉平生热爱学问，继任将军后，不仅自己坚持学习，让小纳户柳泽保明讲解《大学》。他甚至还亲自向臣僚讲解易经。（对没有兴趣的家臣来说，想必这简直就是地狱吧！）推进排除战国的杀伐风气、重视道德建设。由于这种文治主义政策，当时新井白石·室鸠巢·荻生徂徕·雨森芳州·山鹿素行等学者辈出，儒学臻于鼎盛。
通过纲吉一系列措施，社会开始出现繁荣的局面，这在历史上称为“天和之治”。他的改革措施，对日后的吉宗有很大影响。而纲吉治政之初，便能施展多项强有力的手段，采取大刀阔斧的政经体制改革，除了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与大老堀田的支持与帮助是密不可分的。自古君臣相得者，恐怕也无过于此吧！但是好景不常，筵席终散，一朵阴霾渐渐笼罩于二人之上。
永享元（1684）年八月廿八是式日，这一天诸大名登城。在将军御座即将驾到之际，若年寄稻叶正休来到堀田正俊的部屋间寒暄，并邀他出到走廊中来。这时正休突然喝道：“为了天下，觉悟吧！”手挥胁差直劈堀田。据说胁差自堀田腋下直贯透至左肩，场面十分惨烈。这时御用部屋集满一班幕阁重臣，老中大久保忠朝闻音迅速赶往现场。却见堀田已经遇害，正休面带凶笑，乃上前格斗正休。正休被同僚们团团围住，并无抵抗，遂被当场击杀。
在江户三百年间，刃伤·杀害事件屡见不绝，但凶手被当场击杀却仅此一次。这令本案稻叶的杀人动机无法查证。水户光国专就此事询问众老中，也不能获得满意的答案。而且此次行凶者为若年寄，被害者为备受恩宠的首相，两人是表叔侄关系，同是幕阁顶级的重要人物，一朝俱尽，令人感到其中必有隐情。据后来新井白石的记载，正俊与正休之间的矛盾起于一起围绕淀川改修工事的纠纷。正休制定的改修计画费用预算4万两。针对这一结论，正俊独自派专家河村瑞贤实地调查，判明只需要一半的费用就能完工。当时幕府正在改革财政，节约开支，正休害怕正俊禀告将军，就连夜前往正俊家请求保密。但正俊以“御身与私，皆专门以外之素人也，纵令核计有间，勘定出违，亦当无咎矣。”这样的言辞搪塞之。 正休颜面尽失，怨望生焉，理所当然对正俊产生了杀意。这种解释却也十分勉强。不过有证据说明，正休与正俊，确于事件前夜对酌。
作为当时大学问家作的说明，应该说可信度还是相当的高。但是仅凭这件事，还不至酿成幕臣相残的悲剧。有谁能够操纵若年寄作自己的杀手？大概只有纲吉将军本人吧！正俊继任大老之后，虽然一心辅佐纲吉，努力维护将军的权力，但他身居仅次于将军的地位，又兼为将军的拥立者与监护人，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已成为将军权威的障碍，令纲吉对他日渐顾忌。正休此举正有清君侧的意义。并且，作为凶手的稻叶没有被捕获盘问，而是被当场击杀，这种反常的收尾恐怕是某种上峰意志的体现。事后从正休怀中发现的遗书说“讨杀筑前守（堀田正俊），以应累世蒙荫之御高恩。”这简直是明明白白说出幕后真凶正是将军本人。另外，《御当代记》中说，事件翌年，纲吉参诣上野宽永寺时，问明正俊葬寺所在方向，用两层屏风加以遮挡。足见其对正俊的厌恶。作为拥立自己的功臣，没有办法罢免，那就只好痛下杀手，推重儒教义理的纲吉也是颇下了番决心吧！
当然上述也属猜测。但是无论真相如何，纲吉是彻底利用了这一事件。他开始尽可能削减老中的权力，把正俊的儿子左迁到偏僻之地。江户城分为将军的私邸“大奥”、将军公邸“中奥”与登城诸大名所守侯的“表”三部分。事件发生地“御用部屋”在中奥，这成为纲吉将老中阁议专用部屋移至别处的绝好口实。将軍御座所从“中奥”向 “表”移动，在其间为侧用人构建新的政务室，代替老中发挥上传下达作用。老中集团降为咨询机构，御侧众的权力日渐伸张。这以后的幕政称为侧用人政治，实则完全是纲吉的独裁亲政，仅在实际行政方面以御侧用人为中心。后世史论及此皆认为是为纲吉代一大变机。世言正俊有友名松浦镇信，尝忠告曰：“卿为政无宽容，其身危矣。” 正俊潸然叹曰：“自分竟日以君国为思，何暇虑吾身！”镇信亦叹：“鞠躬尽瘁，真社稷之臣也！”八代将军吉宗时的儒学者室鸠巢评论道：“纲吉之政治，方正俊之在世中颇得宜也，然及其死，乃共为乱。”究竟是否如其所评论，且看纲吉后来的表现。
四、“稀代恶政”
善峯寺本 桂昌院御肖像 部分
纲吉的生母本庄阿玉之方，在三代将军家光逝世后出家，称桂昌院。随着儿子继任将军，母以子贵，入住江戸城中三之丸，人称三之丸样，支撑起大奥中之绝大权力。她由于自己命运变迁的戏剧性,因此坚信自己的强运来源于神佛加护。桂昌院年轻时，参拜京都仁和寺，寺僧亮贤（1611-1687，庆长16-贞享4）说她有“非常出世之相”。后来桂昌院有身，又请亮贤祈祷安产。亮贤又祷曰：“男子无事生，顺治天下平。”如今预言皆已兑现，天和元年（1681），亮贤便被拔擢为江户汤岛知足院主持。后来又专任为护国寺主持。由于他的出现，大奥中真言密宗气氛浓厚。而代替亮贤应诏往江户参觐的弟子隆光也得到绝大信赖,官至大僧正。
元和三年，纲吉世子、年仅5岁的德松病死。纲吉顿生空寂之感，也开始倾心佛法。桂昌院请隆光为新世继诞生祈福。据《三王外记》记载，隆光此时向桂昌院进言说：「今子供不蕃，皆其前世多杀生之报也。殿下诚欲延嗣，盖当禁杀生。且殿下丙戌生，戌属狗，最宜爱狗也。」桂昌院便以此劝说纲吉。纲吉本一天性宽悯之人，在天和二年就曾颁发过“忠孝奖励高札”，这份高札虽然主要作用是设置孝子表彰制度，但其中也包括“禁止予马匹过量积载”的条款。谏言可谓与纲吉初意暗合。同时纲吉又极重孝道，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因此于贞享二年（1685）七月，在将軍御成节上发布“猫狗可自由穿行将军御成道，不得束羁”的命令。这被看作生类怜悯令的先声。到贞享四年正月廿八，纲吉正式颁布《生类怜悯令》。
生类怜悯令并不是单一的法令，而是「犬猫怜悯令」「牛马怜悯令」「鱼介类怜悯令」等的合称，相当于现在的动物保护法。并且不是一次发布，而是陆陆续续补订完成的。貞享4年集中发布了法令的主要条目。 正月廿八纲吉首先发布“重病之生类未死则不得舍弃”令。 廿一日，幕府开始在江户市中制作饲犬戸籍帐。廿八日，禁止饲鱼鸟为食料。 三月廿六，禁止养一切鸟。 四月十一，纲吉下令「禽兽之类，为人所伤者可以诉讼。无主之犬当给予食物。」三十日，下令「以砾击鸠者严惩」。 七月，下令“市中大八车、牛车当注意犬且以回避”。九月十三，“有伤往来之生类者，辻番之番人问其住所以助日后调查，并命其留家听勘不得出行。”十五，禁止舍弃马匹。腊月二十三，令舍马者远边流配。这以后，法令又有零星增益。元禄三（1690）年十月廿六，纲吉下令禁止弃婴。四（1691）年二月廿八，纲吉命令收养瘦犬，制止犬斗。七年（1694）五月廿九，禁止抛弃家犬。九月初五，按户统计江户市中金鱼数量。八年（1695）十月十一，重申禁止抛弃婴儿与家犬的命令。宝永二（1705）年六月初三，禁止令牛马背负重荷。
生类怜悯令的颁布给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百姓中只要捕鸡、杀猫，甚至弄伤假寐中在身体上攀跑的鼠，都被抓入监狱。蚊、虱、蚤、 蝇都被禁止捕杀。这违背人们的生活常理。禁止捕鱼弹鸟，以及玩蛇等生物的杂技，使无数人失去了生计而沦为流民。江户町人的金鱼统统送往藤泽游行寺的池子里放生。又因为对狗的特别优待，如人不得踢狗，狗吃商店的东西不得被驱赶，遇见狗“争执”要调停；狗互相打架受伤，附近的百姓要负担医疗费用等等，使大名们不得不把犬置于轿中往来运送，百姓每次都伏首跪拜，皆敬称狗为“犬样”。百姓为防止犬斗带来麻烦，不得不设立身着犬纹样羽织的番人，专门在各路口负责“犬分水”，阻止狗汇集一处。人们纷纷不敢养狗，导致野狗横行，即使发布“禁止弃犬令”（见上，1694）也无济于事。于是纲吉于次年先后在四谷·大久保·中野地方大规模建立犬小屋达16万坪，施工费用为银２３１４贯余，米５５００余石。保护野狗数目最高达８２，０００匹，专派医师二人予以看护治疗。每犬１日食白米３合、味噌５０匁、干沙丁鱼１合，合银１６贯余。每年各种维持经费累计达９８，０００两，这笔花消于是又落到江户町人与众大名的头上。如此重困民力，真犹如以犬食人，市人苦于虐政，怨谤载道，恨幕府入骨，直呼纲吉以“犬公方”的诨名，并将其与两名近臣合称“三条狗”。幕府和百姓已几乎势同水火。
尽管如此，生类怜悯令还是给部分百姓带来了实惠。在武藏野的狭山丘陵地区的近200所村庄，因为附近树林野鸟野兔生息繁衍，而被尾张德川家定为鹰场。同时，这里又属于幕府天领，归代官与地头管辖，受尾张德川家与幕府的双重支配。于是，每年该地区一方面必须承担鹰场的日常管理与鹰狩接待的沉重经济负担；一方面为保证附近鸟兽繁盛，该区域严禁捕猎；因而面对山猪横行，破坏田畑，百姓无可奈何。百姓们也曾多次请愿，要求用陷阱与竹枪保护田畑，但终石沉大海。元禄六年（1693），由于禁鹰狩令的颁布，鹰场被废除，当地人民终于从长达50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纲吉的生类怜悯令出于戒杀生而为子孙祈福，本无不可；而其涵盖范围，以犬马为中心，包括猴子、鸟类、龟、蛇、螽斯、松虫、蝾螈等各种生物，禁止弃婴与提倡保护弱者的超越时代的人文情怀更当加以肯定。禁止食肉，是为揭发士众中的天主教徒；因为素食是佛法的固有修行，而天主教徒有积极的食肉倾向。从元禄七年十月初十纲吉的训令可以看出，纲吉发布生类怜悯令，根本目标是培养社会“仁爱之精神”。柳泽吉保在《宪庙实录》中说：纲吉“初欲改宇内杀伐之风习，且遍示好生之御德于天下，以彰其盛意。然违背禁令者既寡，则群臣奉行其事者，恣行其道，次第严峻禁网，至于百姓冤苦，诸侯患之。”四方役者为阿谀上意，曲意逢迎，网罗文法，厚诬苛责，其行径既冒天下之不韪，亦滑天下之稽，遂使上样一番善意，演化为折磨百姓，滋扰天下的稀代恶政。
纲吉的生类怜悯令，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也使自己蒙受百世的骂名。但是事过境迁，使我们能够超越道德的评判，从更高的角度观察这一法令。生类怜悯令能够在天领藩领中，都得以坚决的贯彻执行，正标志着将军的权力已如日中天。纲吉依靠强力构筑起近世中央集权，极大的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举例说，犬料理在战国时代是很常见的食品，但到纲吉期以后便销声匿迹，即使是当代，日本人到韩国旅游，要品尝一下犬料理的风味仍然是要抱很大决心的事情。可以说，生类怜悯令至今还影响着日本人。以个人意志导入人间的政策，却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日本民族的行动与思考习惯，这在史上鲜有其例。至少，历来享受好评的家康与吉宗都没能做到这一点。而从另一角度考虑，生类怜悯令这种虐政会持续20多年，也正是纲吉独断专行的直接恶果。这令我们不禁回忆起此前刚刚去世的大老堀田正俊。倘若有刚正不阿的他监督劝谏，事情决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当年前秦王苻坚凭借王猛而治平半天下，然一旦失之竟罹亡国丧身之祸。纲吉又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又有谁能代替王猛继续辅佐苻坚呢？
五.御侧用人
柳沢吉保公寿像（部分） 山梨县韮崎市清哲町武隆山常光寺蔵
考察幕府政治，有三大重要势力。其一为众谱代大名。当时作为幕府政治中枢的老中、大老、若年寄等要职，只能从谱代大名之中选拔。谱代大名是从关原合战前就开始服仕德川家的家臣子孙，是为江户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立下汗马功劳的世勋贵胄。他们虽很难说能具备祖先的才干，却具有很强的幕府中心优越感，并因此而产生相当强的自尊心。这样僵硬的人事选拔制度获得的官僚群体将引导幕府行政走向歧途。纲吉通过正休事件，对谱代的代表老中集团予以打压，使其暂时退出了权力中心。
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势力是大奥。由于将军几乎整日在大奥生活，随着老中集团势力下跌，新的取代机制尚未完善，加之纲吉本人是个孝子，于是大奥的代表桂昌院得以干涉幕政。正俊死后不久发生的发布〈生类怜悯令〉、大兴土木修造寺社，可以看作是大奥干政的写照。但是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阶段。纲吉将军随后以自己为外藩时的近臣组建起第三支势力，这便是鼎鼎大名的御侧用人集团。
事实上，将军与老中之间需要侧用人作为媒介，将军也需要有人伴随御侧随时答辩将军的咨问。侧用人早在纲吉初即位的天和元（1681）年即已出现，其时受任命者为馆林藩时代的家老牧野成贞，享禄1万石，位在老中、若年寄之间，待遇以老中为准。但是在堀田正俊身在之日，老中行政制度有条不紊，侧用人并未显示出其对政治生活的重要价值。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侧用人灵魂人物--柳泽保明出现为止。
柳泽保明，祖上是巨摩郡武川村一帯的豪族，本为武田家旧臣，胜赖灭亡后归属德川。家康残破北条，入主关东之际，柳泽氏被配置于鉢形城，号称武川众，其领袖柳泽信俊，就是吉保的祖父。其父柳泽安忠，初仕骏河大纳言忠长，后转投纲吉门下，担任馆林藩勘定头一职，领受知行160石，藏米370俵。延宝三（1678）年，保明继承父业，在三年后的藩臣转幕臣情况下，升为小纳户。小纳户是一种下级家童，负责引导饮食、打扫居室、协助洗脸、鸣钟报时、老中·若年寄登城禀报等等多方面的零碎杂役。役高500石，役料300表。足见其当时不过是一个800石的中级旗本水准。但由于深受将军宠信,此后几年内得以迅速攀升。贞享二（1685）年叙任从五位下出羽守，元禄元年（1688）就任将军亲政以来的新设侧用人，并晋升为禄高12000石的大名。两年后又增加为2万石。元禄三年（1690)升叙从四位下。元禄七（1694）年，纲吉更是打破老中只能由5万石以上谱代担任的纪律，破格授予保明川越藩72000石，并任命其为老中。
保明晋位之迅速令时人惊诧不已。人们纷纷猜测，将军对这个曾经的小姓如此器重，肯定与之有亲密的“众道”关系。这个可能性虽然不能否定，但是实际上保明“明敏才气”，饱览经史，将军与之同为好学之人，对阁老政治的大权旁落深恶痛绝，致力于夺取其权力归还将军。保明是斩锄排挤门阀势力的工具，这正是纲吉倚重的价值所在。保明作为纲吉昔日的家奴，对纲吉的命令惟命是听，因此纲吉表面上不断加重压在昔日家奴柳泽身上的政治砝码，实则是在扩大自己的专制力量。新井白石在〈折柴记〉中言及这种情形，说：“天下大小事，皆照于彼朝臣（指保明）之心哉。老中常申诸事于彼朝臣，外间盛传曰，其能见于御目者，一月不过五七度耳。”将军疏远老中集团，令侧用众在中间做媒介，因此老中已不需时时面见将军。这种将军压制世阀势力的行为，在世人看到的只是保明“大权独揽·骄纵跋扈”的横暴形象。于是保明成了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乱臣，恶名极高。甚至明治·二战以来仍旧不能平反。攻击者指陈的罪名，除垄断政治外，尚有阿谀御意，贪污受贿等罪名。的确，他由于身份的局限，不能象世阀一样大胆指陈谏言，阻止纲吉恣意妄为。例如他本人就反对生类怜悯令的过苛，认识到其恶政性质，如前文所说，但是也只有胆量私下撰文评论，不敢劈逆龙鳞，直言强谏。他沉浮自保，对将军百依百顺，难免有误国之嫌。这是元禄期的为政一大缺憾。描述大学问家荻生徂徕一生行止的《蘐园杂话》对这一状况有所描写。纲吉去世后，谥号宪庙。保山（保明的别名）为追报大恩，嘱徂徕帮自己编写《宪庙实录》。当徂徕写到《生类怜悯令》的时候，保山质问徂徕：“我怎么能批评将军，折损将军的威仪呢？”意思说要他删去不写。徂徕回答：“君主有过失，臣下难道有不接受的道理吗？”保山凝思往事，慨然长叹：“确实如此啊！”（『憲廟実録』乃保山侯報恩之為也，徂徠受命编撰。其内言及憲廟之好犬并殺生诸忌事。保山殿质徠翁曰：‘将军之仪，我欲非之，是如何也？'徠翁云：‘君之过事，臣下宁有不受之理耶？'侯思忖良久，曰：‘良有以也。'）。他内心与徂徕的话产生了共鸣。臣子面对君主的过失，无论生前身后，只有接受二字而已。柳泽保明虽有导君以正的愿望，却又背负儒家君臣之义的思想枷锁，只好缄口不言，随波逐流。总之，保明“阿谀御意”，无论是出于身世局限，还是思想束缚，都根源于极端独裁的纲吉以及他所创设的体制。至于说贪污则完全是欲加之罪。保明虽并不廉洁，但幕府初年以来受贿巨额的老中大有人在，保明身处经济更发达的后世，与先辈相比不突出，并且生活作风没有腐化堕落；贪污不能构成其为政的污点。这只能认为是那些小人对保明飞黄腾达的嫉妒与污蔑。
保明在政治上几无甚裨政，而在文化上，他却是一位造诣精深的硕学巨匠。他最大的成就，即是自己惨淡经营的私家庭院六艺园。元禄八（1695）年，纲吉移幸加贺邸，保明从之。纲吉乃就近赐保明地４万９千坪，令其自筹宅邸。保明遂于斯年起于此兴修园林，历时七年才得以完成。其园名据传取自诗经六艺：风雅颂赋比兴。又或言取自《古今和歌集》。园中“馆云六义馆，射场云观德场，马场云千里场，毘沙门山云久护山。山川泉石、洲渚亭馆，凡八十八境。”（『乐只堂年录』）八十八景亦以和歌诗句唤之，兹列名录如下：玉藻矶·出汐港·妹山·背山·玉笹·常盘·坚盘·せきれい石·浮宝石·卧龙石·裾野梅·纪川·咏和歌石·片男波·仙禽桥·芦叶·藤浪桥·宿月湾·渡月桥·千年坂·纪川上·朝阳岩·水分石·枕流洞·纪路远山·下折峰·寻芳径·吟花亭·衣手冈·指南冈·吹上滨·吹上松·吹上小野·吹上峰、白鸥桥·海盐水道·藤代峠·不知汐路·坐禅石·万世冈·山阴桥·蛛道。青茵倚水，翠竹滨松，波光迭影，莺鹊鸣空，恰是人间仙境一般。保明在此广揽贤良，结纳文学，召集了一大批方正人才。《蘐园杂话》中记载，当时以荻生徂徕为首，服元乔（服部南郭），太宰纯（太宰春台）等辈皆从其门。保明与之朝夕相处，抟经说法，征古论今，探讨学艺，甚至品评国是，参议时政。正是太平宰相，风度俨然。纲吉也闻六艺园风貌绝佳，不时造访，达58次之多。每造必奢酒豪宴，一席万金。纲吉对柳泽的荣宠，溢于物表。
以柳泽为首的侧用众蒙如此厚恩，岂能不竭死报效。他们殷切希望能对政治作出实质性的贡献。恰在这时，纲吉正面临着新的经济危机。
国家经济虽然在天和年间，由于吏治的整肃和俭约令的贯彻执行而步入正轨，但是进入元禄年间，却再次陷入新的入不敷出的怪圈。如前所述，堀田正俊死后，在大奥干政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急速向尊皇崇佛方向倾斜。为尊崇皇室，纲吉斥巨资翻修破败的皇陵宫庙，并于贞享三年（1687），恢复了断绝221年的大赏祭。他本推奉儒学，自从亲子去世，又跟随母亲笃信了佛教，从此历年营建修复大寺社建筑不绝，总计达106座，共费银70万两。有名的工程，如元禄三年（1690）的汤岛圣堂，元禄十年（１６９７）的护国寺等。生类怜悯令中对狗的豢养，也极大的加重了政府的负担。纲吉建立侧用人制度，破格选拔人才，也致使幕府机构膨胀，俸禄激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明一人独领役俸7万石。而象保明一样由藩臣入幕府的侧用众，共有500人。加之水稻连年丰产，米价大跌，幕府年贡收入有逐年下降趋势。例如元禄七（1694）年，幕府年贡征收量达403万俵，创历史最高水平，但幕府实际收入却只有116万两，与贞享三（1686）年相同。而当年幕府财政支出则达127万两，赤字10万两。并且，作为幕府收入的其他两个支柱，金银矿早已接近枯竭，不堪敷用；海外贸易导致白银外流，加重危机。长年来幕府赖以生存的财源纷纷告急，面对如此日益窘迫的状况，新任老中的保明理应为国分忧，他当下保举荻原重秀整饬财政。
荻原家本是家格100石的二条城诘。重秀延宝二（1674）年被招为勘定末席，幸而不久就遇到纲吉的勘定所改革，得以到各地去工作，在畿内担任检地奉行，赴上州丈量废藩真田家的土地，累迁至勘定吟味役。期间他灵活运用勘定吟味役的监察特权，最终打倒了原勘定奉行佐野正周，取而代之。上任后又利用职权打击勘定吟味役，并最终于元禄十二（1699）年取消了勘定吟味役，免除了自己将来被优秀后辈代替的后顾之忧。重秀能从勘定末席扶摇直上，是个相当有才华的人，并且具备高度官僚智慧，善于运用制度谋得最大利益。
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传统的开源节流已无法解决问题。重秀决定另辟蹊径。他一眼看出，问题就集中在这个米字上。众所周知，江户时代是米本位经济时代。米被赋予普世价值标准，充当着社会财富的载体。但当大量的米充斥市场，社会财富不是增加，反而因米价格下跌而降低了。这实则是由于市场通货量激增而金银货币量没有相应增加导致的通货紧缩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对外贸易从来都是直接用金银支付，导致贵金属流失十分严重。新井白石整理1648年以降至1708年60年间的贸易收支记录，算得日本共外流黄金239万7600两，白银37万4229贯。并由此推算，幕府开幕107年间，共流失黄金1/4，白银3/4。这个数据已经被当代学者认可。可见即使经济停滞，米产量不变，通货紧缩也是必然的。要想协调金谷比价，维护上至公方下到百姓的持米者的权益，只有增加货币量，降低金银价格一途。然而金银山久已枯竭也是事实。怎么办？
重秀应对办法是：回收货币，予以改铸。这个构思十分简单。
重秀将市场上的一切货币都加以回收改铸，我们仅以小判为代表加以说明。庆长小判原纯度84．29％，改铸后，重量不变，金纯度却下降为57．37％。改铸结果使金币流通量增加了47%，将近一半。荻原认为，如果不考虑1%的改铸花费，货币发行增加量就直接等于幕府岁入增加量。从1695年到1706年的十年间，改铸的金币发行量据说达1393万两之多，因此幕府差额利益金也相当丰厚，据新井白石估算为441万2228两。
同期对银的改铸中，庆长银的纯度也由80%减低到64%，发行量增加25%。1695年至1706年间共改铸银币40万贯，幕府纯收入8万贯。但是由于对银币的纯度下调程度太小，使金银比价发生混乱。重秀遂于1706年再调银币纯度至50%，银价渐平。这次改铸，据新井白石估算，又使幕府增加了6万9918贯225匁的收入。
合计以上，则金银币改铸的收入总额至少在557万7532两以上。如果将这笔收入平摊入改铸期内，每年因改铸而增加的岁入额在40万两以上。
元禄改铸后，市场上的金银货币量大幅度的增加，满足了社会需求，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支持了绚丽缭乱的元禄文化的繁荣。重秀的政策，表面上是用劣币代替良币，在现代看来属于“欺诈”行为，但是却不同于以往以此搜刮差额的封建统治者，而是顺应了现代市场经济规律，故而取得了成功。
重秀也便志得意满，以“经济通”自居，还提出了“通货此物，赖政府信用而畅行矣。苟信用立，则何必铸金，虽瓦土可为钱币也”的名言。从典型意义上来说，这句话几乎道出了货币的本质。在近世国家，货币价值确实是国家政权赋予的。重秀根据数十年的工作经验总结出这一结论，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还意识到了现代经济中“信用”的概念，相信市场的力量。但是他过分迷信这些结论，或者并没有根本领会其深旨。于是在宝永年间的经济工作便发生重大偏差。期间他继续推行金银币增铸，希图进一步增加政府收入，结果适得其反。他不注意金银币协调发行，使金银币兑换混乱；金币过剩而银币不足，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持续发放劣币终于使幕府声誉扫地。元禄时代的经济泡沫终于破灭。财政危机最后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重了。迄宝永５年（１７０８，即）纲吉死去前一年，幕府岁入仅６０万～７０万两，而岁出竟达１４０万两。
重秀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不应该予以全盘否定，对他前期的政策还是应该肯定的。
除了改铸货币，重秀尚有增征年贡、控制贸易等政策，既非其重点，亦收效不多。
重秀有才，然徒好肆其小智。其为人平日即不甚检点，时有假公务之便，贪墨国家财产。推行劣币，欺诈平民，深为新井白石辈所恶。向时专宠，值此为政失败，士夫群起而攻讦之。而纲吉一意护短。纲吉没后，白石当政，以成见故，罢黜其去职回乡，未几即予暗害（一说自然死亡）。
虽然经济改革归诸失败，财政状况日渐恶化，但纲吉并不见责，反越发亲近起保明与侧用众来。元禄十一（1698）年，保明再次晋列，为老中上座（大老格），加左近卫权少将官衔；元禄十四（1701）年，受赐松平之姓，并拜领纲吉一字偏讳，更名松平吉保。宝永元（1704）年，更拜封甲府15万石。甲府地处枢要，连同领内金山，实高在22万石以上，从来只授予德川一门亲族。般般荣耀接踵而至，这令柳泽家族不胜惶恐。看来，侧用众的恩宠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六、人之将死
慢慢的，纲吉将军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他越发感到来日无多。十几年来，寺社营造的糜费，生类怜悯令的苛政，市场物价升腾的恐慌，已经把这个国家折磨的伤痕累累，百姓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近日来，关东关西的地震，富岳浅间的喷火，勅额的火灾，似乎也昭示着上天的愤怒与惩罚。纲吉于是更加诚心的开布道场，祷告神佛。纲吉一生都为牢牢控制幕府权力而奋斗，他怎么可能轻易的把权力撒手予人？他一生都致力于向天下推进文治政治，如今事业未半，怎忍心弃之而去？种种事态表明，国家需要管理者，权力需要继承者，事业需要接班人。
纲吉将军其实早就为此事而揪心。自打天和三年（１６８３）亲子德松没后，纲吉没有一天不是沉浸在深重的丧子之痛中。母亲看其过于悲哀，也心疼起来，忙请护国僧劝解。这才有了《生类怜悯令》的颁行。如纲吉般执迷于聚拢一切权力的人，也必定有强烈的让亲子继承权力的信念。于是他斋戒修身，潜心理佛，更要天下人一道与自己修苦行。在《生类怜悯令》那些貌似荒诞无稽的条款中，我们是否能看到一颗身为人父的破碎的心呢？
但是纲吉终究没有获得上天的眷顾再获一子。当年纲吉即位，皆因兄甲州侯德川纲重早夭，遂得践祚。此时水户光国便请立纲重子纲丰为嗣。纲吉心恶其言，托词冈丰其母鄙人，血统敝劣，坚辞不允。幸而纲吉尚有一女鹤姬，乃择纪州德川纲教为婿。期二人能有子孙，绍承祚业。然而天不全其意，二人未有子，竟双双下世。纲吉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至极，也彻底绝望。宝永元(1704)年，纲吉正式收年届43岁的纲丰为养子，并将其改名为家宣，居江户西之丸行政。按说既立后嗣，则《生类怜悯令》自当废停。而纲吉至死不废，亦可知其讨厌家宣到何等程度。
宝永六年正月，纲吉终于走向了他人生的终点。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纲吉临死之时，不知是否昏聩，居然一再嘱托家宣，定要将生类怜悯令坚持到底。看来，他终究没有能够从个人的悲哀中摆脱出来。
初十，纲吉终于在无尽的遗憾中逝世，享年63岁。遗体下葬于宽永寺第二灵庙，谥名常宪院，简称宪庙。
德川纲吉将军身没距今，已经296年了。怎样客观的评价这位历史上颇有微词的将军呢？
纲吉御宇三十年，正处于德川幕府由盛而衰的转折期。经历了家康·秀忠·家光三代轰轰烈烈的创业阶段，幕府进入守成阶段。经历了三代的积淀，保科正之等贤臣的治理，国家在进入纲吉时代后，必然处于一种巅峰状态。然而物极必反，衰微的种子也在慢慢的萌发。纲吉时代幕府危机的大规模爆发有其必然性，是家光家纲时代数十年积累的结果，不可求全责备，把幕府衰落的原因推卸于某个人身上。甚至，纲吉所具备的各种优秀品质，有可能反延缓了这一衰落的过程。纲吉生于困苦，禀性坚强，故而能够挫折权臣锋芒，最终稳固德川家之位；能平讨大名，诛杀代官，清廓天下。纲吉幼习诗书，远胜先人，故而为政任人唯贤，打击勋旧。创设侧用人制度，实行中央集权独裁，更是开了天下之先例。纲吉作为守成时代的守成之君，却能开创属于自己的新时代，正是由于上述优点。然而，过分的自信与执着，也导致了很多专制恶果。擅杀大臣（堀田），自以为然；恶法害民，浑然不知。实现文治的个人愿望过于高远，急功近利，脱离实际。过分困圉于个人的情绪中，影响到对大局的判断与国家的把握。不过总的评价，纲吉的表现还是令人满意的。他即使没有什么大功，却也没有原则性的错误。没有象有些独裁君主一样，苛敛诛求，穷奢极欲，即使有所奢侈，也是付诸文化事业，而非个人享受。综观其一生，正如一位见过纲吉的德国医生所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非常英迈的君主。”是的，如果没有这位独具个性的纲吉将军，元禄时代决不会如此瑰丽闪耀，灿烂迷人。
参考网站
ja.wikipedia.org/wiki/徳川綱吉
http://www.page.sannet.ne.jp/gutoku2/tunayositomasatosi.html
http://www.uraken.net/rekishi/reki-tokugawa05.html
http://f18.aaa.livedoor.jp/~ogino/kousyuu/
http://www.yoshiminedera.com/yoshimine/keishoin.htm
http://www.ops.dti.ne.jp/~makinoh2/edo/edo7.html
http://homepage1.nifty.com/chinaclassic/zatuwa/zatuwa-text.html
http://www5a.biglobe.ne.jp/~kaisunao/rekisi/02edo.htm
http://www.edogawa-u.ac.jp/~krskt/1999theses/obata/rikugie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