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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史小记 1、开国前夜 公元14世纪中后期﹐中国大陆正值明朝与蒙元逐鹿中原﹐而东国的朝鲜﹐则处于高丽王朝末年。中原王朝的更迭﹐无可避免地波及到与蒙元关系甚为密切的高丽王朝。由是﹐随着明朝势盛﹑元朝式微﹐朝鲜半岛也随之改朝换代﹐亦即所谓的李朝嬗代高丽。时代的胎动﹐预示李氏500年天下的朝鲜王朝即将诞生。 -太祖大王李成桂 李朝开国太祖大王李成桂﹐字仲洁﹑君晋﹐号松轩。出身于全州的望族。其父祖历代都是官宦世家﹐出士元朝﹑高丽。到其父亲李子春时﹐出任元朝双城总管以及高丽朔方万户﹐身家不可不谓显赫。如历史许多开国帝王一般﹐封建史家为少年时代的李成桂制造了层层炫目光环﹐其中不乏许多溢美之辞。根据<<李朝实录-太祖实录>>的记载﹐李成桂出生后的容貌“生而聪明 隆准龙颜 神采英俊 智勇绝伦”(...此公真是慧眼一岁定八十...)。少年时期的李成桂据说仪表非凡﹐其勇武之姿﹐与雄鹰神似﹐使得见者不禁赞曰﹕“求鹰者必愿得神俊如李者。<<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同时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武勇﹐据说曾经一箭五雕﹐被视为异兆。此后﹐关于青年李成桂高明射猎技巧记载不绝﹐宛如李广再世﹐虽是阿谀之言﹐但也可以隐约窥得李成桂具备武将应有的精湛武艺。然而英雄决褒美之辞所能造就﹐而是波澜壮阔的时势。 -高丽末年的王廷 高丽王朝与蒙元的关系非同一般﹐其渊源可追溯到蒙元前期。正当蒙古灭金之际﹐契丹遗族耶律留哥在辽东称王﹐依附于势力方强的蒙古。不过﹐正当辽王耶律留哥前往觐见蒙古大汗之时﹐其部将耶斯不揭竿而起﹐自立为帝。但是这是个短命王朝﹐在蒙元与金国的连手打击之下﹐耶斯不国破身死﹐其部众数万亡入高丽境内﹐烧杀掳掠﹐攻击城镇。而武人弄权的高丽无力还击﹐最后在蒙古的征伐军的帮助下﹐才勉强将契丹参军歼灭。以此为契机﹐蒙元与高丽的宗藩关系开始。不过﹐粗暴成性的蒙古人绝不满足于礼仪性质的贡赐关系。即使高丽进贡大量方物﹐也无法填满蒙古征服世界的野心。此后到元朝建立的数十年间﹐蒙古与高丽一直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双方付出重大代价之后﹐高丽被迫屈服蒙元﹐彻底臣服于蒙古政权。 蒙古的兵威无疑将高丽紧紧控制在掌中﹐元朝在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对高丽实行全方位控制﹐将高丽国夷为附属元朝的征东行省﹐甚至连国王废立都任意自恣。元朝时代元丽王室的通婚﹐更加将两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密。从元世祖到元末﹐元朝皇帝先后将七位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其中有三代国王带有元朝皇室血统。元朝皇帝企图以外孙国王这种血浓于水的特殊关系﹐达到长期控制高丽的目的。而事实上﹐元朝的如意算盘得以实现﹐正因为高丽王室与元朝皇室的血统联系﹐高丽在元末的元明背向抉择上表现出很大的动摇﹐为此造成高丽末年王廷的混乱。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即位称帝﹐建元洪武﹐建立大明王朝。同年﹐明朝派遣使节出使高丽通报国号年号﹐意图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 此前﹐明军已经直捣大都﹐倾覆了元朝。向来善于见风使舵的高丽王朝立即通使明朝﹐准备后路。翌年﹐高丽恭愍王王颛得到明朝册封﹐断绝与元朝的关系﹐并出兵驱逐元军﹑收复失地﹐趁机摆脱了元朝的奴役。然而﹐蒙元的势力毕竟已经深入高丽百余年﹐还有相当的朝臣对元朝心存眷恋之情﹑反对恭愍王的亲明政策﹐君臣的分歧加剧﹐亲元与亲明势力的较量开始令高丽国策的天平摇摆不定。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在外交问题上当断不断的恭愍王被弒。恭愍王被弒后不久﹐元朝立即阴谋篡夺高丽王位﹐企图以由元朝沈王后裔脱脱不花为高丽国王﹐准备武力夺取。恭愍王死前﹐元朝曾经派遣使节波都帖木儿以及于山不花进入高丽﹐号召高丽支持元朝复兴﹐并联络亲元大臣﹐由事后元朝所为可见﹐恭愍王之死元朝难逃干系。在此紧急时刻﹐王廷发生嗣君问题的争论。以忠肃王妃洪太后为中心﹐力保高丽王氏正统﹐主张拥立王姓宗室为新王﹔以亲元派巨头守侍中李仁任为中心﹐意图拥立恭愍王十岁的养子江宁君辛隅相继。双方僵持于庙堂﹐相视不敢发言。最后倚仗李仁任的权势﹐拥立了辛隅为国王﹐粉碎了元朝夺位的阴谋﹐但高丽王朝事实上已经改朝换代。辛隅时代的外交政策与前代并无连续性可言﹐在亲元的李仁任的左右之下﹐高丽又疏远明朝﹐转而向北元投怀送抱。恭愍王死后不久﹐高丽向明朝请谥﹐明朝也相应派遣使节林密﹑蔡斌前往高丽﹐在归国途中﹐明朝使节被杀害(恐怕又是元朝从中作梗)。为此﹐洪武帝视辛隅为乱臣贼子﹐不肯予以承认﹐断然拒绝了请谥得要求。明丽关系跌落到冰点﹐但是尚未至于完全破裂。高丽的亲元派又逐渐占据上风。高丽转而向北元请封﹐获得了高丽国王﹑征东行省左丞相的封号。 此时﹐朝臣的对立更为明显﹐以郑梦周和权近为首的亲明派指责李仁任的背信弃义。 “大明使臣犹在境 而遽与事北之议 使人心眩惑者 ......此乃危及存亡之一大机也 事势此 虽 至愚者 且知其利害是非之所在...... 以理而言 则惠迪吉从凶 以势而言 则南强北弱 人之所共知者也 夫弃信而从逆 天下之不义也 背强而向弱 今日之非计也 为臣子而 反先王事大之意 至杀天子之使夺其马 罪恶熟甚焉 而一二臣心怀不忠 规卖国以自利 欲以其罪恶嫁祸于国家 必欲使宗社夷灭 生民 糜烂而后已 可不痛哉......” 李仁任驱逐郑梦周等亲明派﹐厉行亲元政策。虽然王廷中责难的声音可以因此消失﹐但是天下形势却向着有利于明朝的方向偏转﹐李仁任不得不放弃掩耳盗铃的作法﹐重新请回郑梦周﹐命其出使明朝再次请谥。在郑梦周的努力斡旋之下﹐辛隅终于获得明朝的册封﹐以及先王的谥号(恭愍)。高丽王朝末年左摇右摆的外交倾向﹐为王室制造混乱。表面上明丽关系得以缓和﹐其实矛盾并未消弥﹐只是暂未激化而已。 -锋芒初露 高丽末年国内战乱连连﹐此时正是李成桂赚取政治资本的时机。恭愍王十年(公元1361年)九月﹐秃鲁江万户朴仪反叛﹐官军平叛不力溃败。此时﹐李成桂官居通议大夫东北面上万户﹑金吾上将军﹐以一千五百的兵力大破叛军初战告捷。这是李成桂出士以来的首次战功。当年年底﹐中国境内的红巾军四万人渡过鸭绿江﹑攻入高丽境内。红巾军的活动范围与高丽相隔万里﹐但是两方早已结怨甚深。亲元的高丽恭愍王迫于蒙元的征召﹐发兵帮助蒙元军镇压红巾军﹐由是双方产生摩擦。此次红巾军入侵即为报复而来。在潘诚的率领下红巾军攻破静州﹑铁州﹑麟州﹐进而攻入西京﹐蹂躏高丽的国土。恭愍王十一年(公元1362年)正月﹐高丽参知政事安佑与上将军李芳实回师二十万攻击西京红巾军。李成桂本次领兵二千人参战﹐由东大门奋勇进击﹐率先等城﹐又立大功一件﹐从此威名日着。此后﹐李成桂不断建立武功﹐先后击退元朝辽阳行省丞相纳哈出的入寇﹑收复东宁府﹑平定倭寇......仅以身免得纳哈出称李成桂“年少用兵如神﹐真天才也﹐将任大事于尔国矣。”凭借战功显赫﹐李成桂逐渐替代了李仁任﹐位居右侍中﹐与崔莹﹑曹敏修掌握实权。而任大事的时机﹐也正将要到来。 -铁岭争端 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军迫降纳哈出﹐控制了辽东一带。翌年三月﹐明朝在辽东置铁岭卫都指挥使司﹐将铁岭划入直辖之下。所谓铁岭争端亦由此而起。铁岭位于朝鲜半岛中部东边沿海﹐与朝鲜半岛西部的慈悲岭连成一线(大抵与今日之南北韩军事分界线相当)﹐在元朝时作为蒙丽之间的国界。明朝承袭了元朝的疆界﹐并无意退出铁岭以北的土地。该地为女真与蒙古人之聚集地﹐。明朝的行径令一直对铁岭有领土要求的高丽恼怒不已﹐早有亲元倾向的辛隅为此事所激化﹐更加坚定了向元远明的决心。尽管如此﹐辛隅还是上表明帝﹐寻求取得铁岭主权的可能﹐但为洪武帝所严词拒绝。权臣崔莹对此十分愤慨。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崔莹调集诸道军队﹐自任八道都统使﹐命曹敏修﹑李成桂分掌左﹑右军都统使﹐分领三万八千兵马﹐准备提兵渡辽﹑征伐辽东。虽然李成桂等极力谏阻﹐不过未能阻止出兵计划。铁岭争端﹐标志着明丽关系的彻底决裂﹐辛隅宣布停用洪武正朔﹐回复胡服。同年五月﹐大军渡过鸭绿江﹐驻扎于江心威化岛。出兵辽东无疑是以卵击石﹐崔莹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拒绝还军。昏暗的辛隅毫无主见﹐任崔莹任意妄为而不加阻止。李成桂力避与明朝发生冲突﹐与曹敏修商议之后带领厌战的军队回师开城﹐以强大兵力为后盾﹐一举废黜了辛隅﹐驱逐权相崔莹。从此﹐李成桂除去崔莹的势力﹐趁机掌握了兵权﹐任都中外诸军事。朝中形成了以李成桂与曹敏修两派对立势力。 -私田改革 碍于曹敏修的势力﹐李成桂尚未能只手遮天﹐不得不拥立辛隅之子辛昌为新王。辛昌在位仅仅一年﹐李成桂就借口辛昌并非王氏正统﹐不可以为高丽国王﹐遂废黜并流放江华岛﹐迎立高丽神宗大王七世孙王瑶(恭让王)为王﹐自任都总制使﹐总揽政事。大权在握的李成桂对外奉行亲明外交﹐对内则实行田制改革。高丽王朝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但是自高丽中期以来﹐豪族寺院兼并土地日益严重﹐大地主的农庄林立﹐土地的国有制度逐渐受到破坏。国有的土地﹐被权臣所霸占﹐并且肆无忌惮地不断扩占﹐由此造成税制紊乱﹐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国家经济基础陷入危机(类似唐代均田制的瓦解)。权臣对土地的占有是权臣得以在王廷作威作福的资本﹐占有国家大部份土地的权臣﹐自然就可以影响国家财政﹐进而可以左右国家政治﹐排斥打压异见的士大夫。因此﹐李成桂如若要铲除曹敏修之流﹐就必先要改革田制﹐削弱权臣之根基﹐然后才能一举除去。在威化岛回师之后﹐李成桂掌握了军权。以此为后盾﹐在恭让王二年(公元1391年)﹐李成桂不顾旧贵族的反对﹐焚毁田藉﹐并于翌年公布了科田法。所谓科田法﹐就是就是整顿高丽中期以来陷于混乱的田制﹐恢复土地国有制度﹐重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保护其使用权﹐而将权臣土豪之田地集中到京城附近﹐以防止土豪的产生威胁中央。授予官员的私田仅限一代(实际上后来也崩溃了)﹐不得传之后代。公田则作为国家开支的来源。科田制是一场不见刀光剑影的争斗﹐通过田制改革﹐旧贵族失去了经济基础纷纷崩溃﹐以李成桂以及其心腹的新官吏(郑道传﹑赵竣等)获得了大量土地﹐李成桂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至此﹐李氏代丽已经为期不远了。 <<李朝实录>>中对李成桂的武功评价甚高﹐早期李成桂的活动大多在于军事。然而﹐李成桂最终夺取政权的手段﹐却是在武力背景之下的政治改革﹐兵不血刃地将政敌排挤出权力中心﹐可以算是朝鲜历史上的一次“光荣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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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血铸河山 -李朝建立 自从威化岛回师之后﹐李成桂凭借手中兵权掌握了局势﹐扶植亲信郑道传﹑赵浚等人﹐通过田制改革摧毁了崔﹑李余党的旧贵族势力。而当初力主拥立王(辛)昌的曹敏修﹐也在李成桂制造的废立闹剧中趁机被铲除。眼下敢于忤逆李成桂的人﹐就只有腐儒郑梦周﹑沈德符之流而已。手握军事﹑经济大权的李成桂﹐无意于虚名﹐以退为进将侍中之位让予沈德符﹐自己则出任守侍中之职。郑梦周等人当初与李成桂力主拥立王氏﹐但是出发点却是背道而驰。前面提及﹐倡导信义的郑梦周是出于对王室的忠诚﹐但是李成桂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借故铲除守旧派巨头曹敏修。一旦旧势力被铲除殆尽﹐王氏王统在李成桂眼中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两派只是本着共同利益暂时附和一致﹐因此两个派别的争斗却一直不曾停歇。随着李成桂篡位的步伐的加快﹐两派冲突也开始白热化。 恭让王三年(公元1390年)﹐沈德符﹑池涌奇图谋起兵﹐事涉﹐涉案者池涌奇﹑赵裕等伏诛﹐沈德符从此折服于李成桂。李成桂进而指使宪府上疏恭让王收尽军印付与李成桂﹐加门下侍中﹑都总中外诸军事﹑判门下府事﹑安社功臣﹐权位显赫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李成桂此时已经荡平一切异己势力﹐功高震主的李成桂无法容忍居于一人之下﹐即使只是形式上。此后李成桂的矛头直指王瑶﹐君臣间冲突开始。恭让王四年(公元1391年)三月﹐李成桂出猎中堕马受伤。郑梦周等以为这是打压李成桂势力的绝佳时机﹐趁机图谋翦灭李成桂党羽﹐在恭让王纵容之下﹐上书弹劾其心腹亲信三司左使赵浚以及前政堂文学郑道传﹑前密直南阎﹑尹绍宗﹑南在清﹑赵璞(一网打尽)﹐欲将其流放边地。事与愿违﹐李成桂大难不死﹐这种螳臂挡车的手段不仅不能打击如日方中的李成桂﹐反而为郑梦周招致杀身大祸。李成桂之子李芳远(日后的太宗大王)﹐伙同党羽赵英珪将一代名儒郑梦周刺杀于开城的善竹桥。不识时务的郑梦周发起的倒李浪潮不但不能制止李成桂的专权﹐反而为李成桂扫荡异己提供机会﹐他唯一得到的﹐只有“高丽最后之忠臣”这样的虚名而已。李氏顺势肃清了不肯服从者。至此﹐王廷中倒李活动偃旗息鼓﹐眼下李成桂离王位就只差受禅而已。 恭让王四年(公元1391年)六月﹐李芳远﹑郑道传﹑赵璞﹑赵浚﹑南阎、赵仁沃等列仪仗劝进﹐并强使恭让王伏地﹑尽数其过﹐最后迫之让位其中军民耆老连番劝进﹑李成桂矫揉推让之状也无庸细表。七月﹐五十八岁的李成桂即位于开城寿昌宫﹐改名李旦﹐迁都汉阳﹐是为李氏朝鲜太祖大王。李朝自此肇造了500年的天下。开国不久﹐标榜改革的大臣郑道传着手法典的编撰。太祖三年(公元1394年)﹐郑道传以自己的政治理念编成<<朝鲜经国大典>>﹐共有兵﹑刑﹑礼﹑工﹑吏﹑户六典﹐详细规范了上至中央下到地方的行政﹑财政﹑军事﹑教育等制度。<<朝鲜经国大典>>的编写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郑道传的个人好恶﹐但是在当时法典混杂的形势下起了及其积极的作用。<<朝鲜经国大典>>的大部份制度﹐一直为后世所沿用﹐直至李朝末年。三年后﹐根据郑道传的<<朝鲜经国大典>>﹐赵浚编成<<经济六典>>。儒臣的法典改革﹐建立起儒家理念的中央集权国家﹐打造了500年国政之基础。 新王朝建立以后﹐争夺权位的腥风血雨被驱散﹐代之而来的是欣欣向荣的景像。不过﹐好景不能长存﹐李朝初年的王子争乱再度将国家带入杀戮的恐怖当中。 -戊寅靖社 李氏朝鲜的创立并非太祖大王李成桂一人之功﹐其五子李芳远功不可没。李芳远为李成桂第一位王后神懿王后韩氏所出﹐字遗德。太祖大王诸子在李朝开国时期几乎都碌碌无为﹐只有李芳远长期活跃其中﹐协助乃父运筹帷幄﹑谋夺王氏之天下。在郑梦周事件当中﹐李芳远当机立断以私兵杀害郑梦周等反对派﹐而在日后的劝进活动时又数李芳远最为活跃﹐李芳远一力承当了李成桂不便出头的事务﹐所谓“今日之事功在一人”的说法﹐那个人指的就是李芳远。李朝开国之后﹐册立世子成为当务之急﹐毕竟李成桂已经年逾六十﹐若不早定嗣后将动摇王室根基。当时身为靖安君的李芳远凭借战功以及拥戴之功﹐享有崇高的声望﹐但是苦于长幼之序﹐难以成为世子。出于对继妃神德王后的宠爱﹐年老的李成桂以多病为由将大权移交神德王后所出的八子李芳硕﹐立为世子﹐由郑道传辅佐。长幼之序一时大乱。身为八子的李芳硕居然能超越五子的自己﹐令李芳远忿恨不已﹐李芳远纵然无缘于王位﹐亦无法容忍八弟超越自己。而这一切似乎已经为郑道传一党所察觉。太祖七年(公元1398年)﹐李成桂多病常不视朝。八月﹐李成桂病情严重。承袭高丽时代的旧例﹐王子带有私兵。诸子重臣带甲宿卫于勤政门外﹐实质上是互相拮抗﹐外间又风闻郑道传欲伺机起兵﹐而李芳远与继妃神德王后诸子素来不睦﹐各方局势剑拔弩张。而此时的李芳远与诸兄弟宿卫勤政门﹐已经身入龙潭虎穴﹐一旦李成桂病情遭变化﹐李芳远就极有被借机铲除的危险。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情形﹐女性往往是她们夫君的救星(诸如山内一丰笠绪之文)。而此时是李芳远之妻闵氏使他脱离险境。李芳远在诸兄弟的监视下无法脱身﹐也无法接见报急的家仆﹐闵氏急中生智﹐诈称腹痛﹐使李芳远得以借故脱身。李芳远回归邸宅后﹐召集党人李叔藩等领私兵数十人﹑趁机先发制人﹐前往斩除中钉郑道传。然而李芳远独自一人师出无名﹐借口郑道传“擅权立幼”离间骨肉之情﹑打着讨伐乱臣﹑维护长幼之序的旗号﹐突然率领私兵袭击了郑道传的私邸百子千孙堂。郑道传走避不及﹐被当场斩首﹐同时遇害的还包括功臣之一的南阎以及李芳硕之岳父沈孝生。李芳远的擅动兵戈﹐一时震惊了国内﹐为探明国内人心向背﹐亦有示威的意图﹐李芳远在事后驻兵三军府门前﹐迫使李成桂与兄弟﹑国人承认这个既成的事实。李芳远随后宣布李芳硕﹑郑道传等“结党阴谋欲害我亲勋以乱我国家”﹐迫使李成桂册立二子李芳果为世子(日后的定宗大王是也)。就这样﹐李芳远以自卫之名﹐趁机铲除了世子李芳硕与把持大权的第一功臣郑道传﹐政变途中又趁机收服了掌握兵权的亲军卫都镇抚赵温﹐事实上又成为世子李芳果﹑日后的定宗大王背后的实权操纵者。 李芳远快刀斩乱麻平定了乱局﹐然而同样觊觎权位的益安君李芳干(李成桂四子﹑李芳远同母兄)虽然也参预政变﹐但是却不是最终得益者。戊寅靖社政治利益的分赃不均﹐为下一次的王子争乱埋下引子。 -太宗之立 政变之后﹐李芳远佯解甲﹐然而实际上在向李成桂示威。迫于无奈﹐李成桂册立李芳远为世子。但是﹐当初的李芳远即以维护长幼为旗帜﹐身为老五的李芳远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可以接受李成桂的册封。为此﹐李芳远称“欲定国本当在嫡长”为由﹐固辞世子册封﹐让予二兄李芳果(长子镇安君已死)。李芳果大概明白成为世子就意味着成为五弟的木偶﹐因此也推辞不受。李芳远进而率领文武百官联名上书﹐指出李成桂当初废长立幼致使王室动荡﹐幸赖天地保佑宗社才得以安然无事云云﹐迫使李成桂册立二子李芳果为世子。与此同时﹐在李芳远指使下﹐李居易﹑赵璞先后谋杀了神德王后的两个王子李芳硕﹑李芳藩。李芳远自然不能放过庶母神德王后﹐不久就将之迁移出宫﹐软禁在判内府事李得芬邸﹐其后被害。以李成桂﹑李芳果﹑李芳远三位一体组成的傀儡体制最终得以实现。 戊寅靖社的翌年﹐一世英武的李成桂﹐还是无法躲避凶悍的儿子的算计﹐被迫在景福宫勤政殿禅让王位予李芳果﹐自为上王。而定宗大王李芳果﹐在弟弟李芳远的监控之下也不得安宁﹐父子两人先后离开弥漫着杀戮气息的汉阳﹐回迁到旧都开城。李芳果终日击球为了﹐过着明哲保身的生活﹐李成桂则居留于开京尹桓故居中终日郁郁寡欢﹐晚景悲凉。 定宗大王二年(公元1400年)﹐开国功臣之一的朴苞与李芳干策动变乱﹐矛头直指掌权者李芳远。李芳远掌握下的定宗大王﹐唯李芳远马首是瞻﹐李芳远权势的滋长﹐刺激了李芳干的野心。李芳干不顾势力的悬殊﹐决心与五弟决一雌雄。李芳干趁兄弟狩猎之机﹐动员私兵加害李芳远﹐但是异谋早已为李芳远的鹰犬所侦知。李芳干无奈只好提前起兵﹐上王与定宗一再下谕劝阻无效。李芳远侧李叔藩﹑李芳干侧孟宗﹑李成奇在开城竹善巷一带爆发巷战﹐李叔藩射死李成奇﹐李芳干军奔散。李芳干势穷北奔﹐最后解甲卧地就戮被擒﹐流放兔山巷。晚年的李成桂无法承受两次骨肉相残的打击﹐连夜出奔躲回老家咸兴。此后﹐频繁派往咸兴的问安使接连在李成桂手下丧命﹐但是这阻吓不了凶悍的李芳远。两年﹐李成桂后被掳回汉阳﹐父子二人终于狭路相逢﹐李成桂被幽禁在昌德宫中﹐度过他生命最后的六年。 朴苞之乱后﹐李芳远成为世子(李芳果无嗣)﹐定宗大王二年(公元1400年)十一月受禅为王﹐尊定宗大王为仁文恭睿上王﹐这实际上也是自开国前夕以来长达十数年的杀戮的终止。以血为代价﹐李朝初年动荡不安的政治终于趋于稳定﹐迎来祥和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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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圣君世宗 朝鲜世宗大王李祹（公元1397—1450年）﹐字符正﹐太宗大王李芳远之第三子。这位李朝乃至朝鲜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王﹐不仅出现在10000韩圜纸币上﹐而且以“世宗”命名的事物为数不少(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所在地就是叫作世宗路)﹐是为朝鲜民族的文化象征之一。世宗大王的文治武功﹐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元子不肖 李朝初年的世子册立不能说十分严谨。自太祖大王李成桂开国至世宗大王的继位﹐基本上都没有严格按照长幼之序。世宗大王是太宗大王的第三子。太宗大王大王生有嫡子(指与元妃文敬王后闵氏所生)四人﹐分别是元子让宁大君李褆﹑次子孝宁大君李补﹑三子忠宁大君李祹以及四子诚宁大君李褈。元子让宁大君李褆理所当然地2成为王位的第一人选﹐被册立为世子。然而﹐太宗时代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使得让宁大君与王位绝缘。根据明朝和李朝的记载﹐都一致表明让宁大君之所以被废是由于行为“不肖”。 表面权谋术数的太宗大王李芳远﹐经历一连串兄弟相煎之后﹐身心疲倦之极﹐太宗时代太祖大王以及开国功臣的相继去世﹐使得太宗大王内心中意兴澜珊的感觉油然而生。退位的念头涌现﹐一度意欲禅让王位予世子让宁大君。另一方面﹐追随李芳硕﹑李芳干的余孽沉渣泛起﹐赵思仪(神德王后康氏一党)作乱﹑李芳干余党蠢蠢欲动......在太宗大王心中想来﹐通过确立世子来断绝叛逆罪人﹑诸外戚的非份之心﹑巩固王室﹐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太宗大王不顾群臣进谏反对﹐一心想让出权力予世子。不过﹐世子的所作所为﹐却招致太宗大王与朝臣的极端反感。世子荒淫无度的风闻传出﹐这是世子废立事件的事端。太宗十八年(公元1419年)﹐太宗大王所宠爱的第四子诚宁大君因病去世。沉浸于极度悲痛当中的太宗大王﹐却在痛失爱子的同时﹐还察觉出世子让宁大君此时正在开城与妾侍于里风流快活的行为﹐太宗大王怒不可遏﹐终于由议政府议定﹐做出废除让宁大君的决定。这位不识时务的让宁世子﹐就此与王位失之交臂了。 于是﹐命运之神眷顾了聪慧端庄的忠宁大君李祹﹐朝鲜的历史也因此而改写。就在废除世子让宁的同年﹐忠宁大君李祹接替成为世子﹐八月进而受父禅让晋升为王﹐其高升速度是始料不及的。太宗大王成为圣德神功大王﹐作为上王隐居于汉阳泉达新宫。而世宗大王之即位﹐为朝鲜王朝带来一阵和畅惠风﹐朝鲜王朝进入了黄金时代。 -文治-韵学大家 世宗大王以精通儒学而著称﹐其施政方针无不围绕儒家理念而行。世宗大王认为﹐治理国家有赖于礼乐之教化﹐而天地之间的圣人之道﹐又要以文字作为其载体。只有能够正确理解书本上的文字﹐才谈得上理解圣人之道﹐只有理解圣人之道﹐才谈得上知礼仪廉耻﹐只有知道礼仪廉耻﹐才谈得上上治国安民。为此﹐精通韵学的世宗大王进行了一连串民族文字的改革﹐在他主持之下先后完成了<<东国正韵>>﹑<<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等韵学著作。 提到世宗大王对于朝鲜民族的功绩﹐不可不数训民正音的创造。训民正音的创造性在世界文字中可以说是据有光辉的一页﹐其中凝结了世宗大王与诸位大臣(郑麟趾﹑成三问﹑申叔周)相当的智慧与心血。 “国之语音 异乎中国 与文字不相流通 故愚民有所欲言 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 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 便于日用矣” 实际上当时的朝鲜社会谈不上普遍理解文字与其内涵﹐长期垄断优越教育的士大夫之族自然没有不识字之虞﹐然而对于下层民众而言﹐深奥难懂的汉字﹐彼此语意难以明了﹐造成了言文不一的矛盾。这种矛盾从根本上讲是由于汉语与朝鲜语之差异所造成的﹐汉字无疑是良好的文化载体﹐但是汉字汉语跟朝鲜语法异殊的矛盾从汉字传入之后就一直存在﹐朝鲜民族亦一直致力于解决此问题﹐但是长久以来不得要领﹐治标而不能治本。正如其名﹐训民正音正是为了训民教化而应运而生的。 “上以为诸国各制文字 以记其国之方言 独我国无之 遂制字母二十八字“ 由上述引文可见﹐除了追求实用性﹑解决百姓认字问题之外﹐世宗大王创造训民正音的另一原因就是出于民族自尊自立之强烈使命感。但是世宗大王的苦心却不能被中世纪的儒臣所广泛认同﹑接受。自训民正音创立之日起﹐反对训民正音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受到夷夏意识的影响﹐儒臣奉行恭谨事大的原则﹐毫无原则的向心中华文化﹐将包括汉字以内的一切中华事物都认为是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在儒臣们的心中﹐中国文字是天底下最正统的文字﹐除此之外的其它文字都不过是鵰虫小技﹑应当嗤之以鼻。自主创造文字是“有骇观听”之行为﹐创造文字是夷狄才会做出的行为﹐她们指责世宗大王创造训民正音是“以夷变夏”﹑甘于与落后民族为伍的错误行为。反对的儒臣以集贤殿崔万理为首﹐上书世宗大王﹕ “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 一遵华制 ......则字型虽仿古之篆文 用音合字 尽反于古 实无所据 若流于中国 或有非议之者 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乎” ----------------<<甲子二月反对上疏>> 这种反对的理由实际上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过份推崇﹑反之对自国文化的妄自菲薄。这种所谓畏天事大的心理﹐严重阻碍了朝鲜本民族的文化进步﹐这也是当时许多迂腐士大夫的心理。 “自古九州岛之内 风土虽异 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 唯蒙古 西夏 女真 日本 西藩之类 各有其文字 是皆夷狄事耳 无足道者 传曰﹕以夏变夷 未闻变于夷者也 历代中国皆以我国有箕子遗风 文物礼乐比拟中华 今别作文字 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 是所谓弃苏合之季 而取螗螂之丸也 岂非文明之大累哉” 如果说前一个理由是低三下四的民族自卑论﹐那么这一个理由就反而又有民族自大的成份。儒臣自诩声教礼仪无异于中华﹐自认为文化高度发达﹐而小视其它民族。通过文化落后的民族自制文字来警告世宗大王不要自甘堕落﹑玩物丧志。 像崔万理之类的迂腐士大夫的阻拦为训民正音的正常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世宗大王不顾反对﹐力排众议设立谚文局﹐召用郑麟趾﹑成三问﹑申叔周﹑朴彭年﹑崔恒﹑李善老等人制定“谚文”(训民正音)﹐并于世宗二十五年(公元1443年)公诸于世。不过世宗大王身为时代的人物﹐不免有所局限。作为训民正音的创造者﹐世宗大王本身也不将之作为正统文字来看待(谚文﹐即非正式之文字)﹐仅仅作为庶民使用﹑方便进行精神统治的一种工具。加上儒臣的普遍不支持﹑历代的不重视(暴君燕山曾经因为大臣用训民正音写作攻击他而禁止使用)﹐使得训民正音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没能充当主流文字。话虽如此﹐世宗大王创造训民正音却是一项具长远投资(姑且不讨论世宗大王是否具有远见卓识)﹐极大推动了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武功-己亥东征 己亥东征发生于世宗大王的第一年。当时﹐上王太宗并没有完全退隐﹐而这次扫荡倭寇的军事行动也是在他的主持之下进行。但是﹐这毕竟是世宗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世宗大王即位以来面临的首要事务。 朝鲜被倭寇骚扰历史由来以久。在高丽王朝末年已经有之。但是﹐建立在分崩离析之土地制度上国力衰败的王廷﹐无力有效地制止外敌的入侵﹐海岸防御废驰﹐倭寇连年骚扰沿海地区﹐沿海人民为了躲避﹐不得不内迁﹐而倭寇之乱日甚一日﹐王廷无力控制。太祖大王开国以来﹐国内政局较高丽末年为稳定﹐李氏朝廷得以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消除倭寇的危害。首先﹐采取外交手段。太祖大王李成桂先后与日本大内氏和足利氏进行外交交涉。不过与明太祖的交涉结果相似﹐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北朝无力控制全日本﹐因此外交途经并未能阻止倭寇的骚扰。其二﹐通过通过武力。一方面朝鲜加强海岸的防御力量﹐武力抗击倭寇的入侵﹔另一方面﹐李成桂一度发兵攻打倭寇的巢穴(太祖大王五年十月)。这也只是治标之策。第三﹐使用招抚﹑怀柔手段﹐收留向化的倭人﹐授予官职予以笼络。第四﹐允许一定范围内与倭人贸易﹐允许倭人在朝鲜近海捕捞﹐试图缓和倭患。 然而事实上﹐无论朝鲜如何绞尽脑汁﹐倭寇的入侵没有得到明显的遏制。世宗大王即位初年﹐倭寇再度活跃﹐各地警报不断﹕世宗元年五月﹐忠清道﹑全罗道传来警报﹐倭船数十艘集结海岸﹐袭击朝鲜兵船。同月之内﹐黄海道海面也有倭寇出没﹐入寇海州等地......事实证明﹐朝鲜的和平手段付诸流水﹐倭寇依旧猖獗。王室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到达无法容忍的地步﹕“予亦患此久矣......蕞尔岛夷﹐一举可歼﹐特重动民而隐忍耳﹗”此时朝鲜已经断绝了和平解决的希望﹐决心以武力收拾为患多时的倭寇。世宗大王饬令加强京畿道﹑黄海道﹑忠清道等地海防﹐集结诸道兵船﹐着手军事准备。世宗大王元年己亥﹐朝鲜发布了东征之教书﹐宣示中外即将征讨倭寇的巢穴对马岛。 “穷兵黩武 固圣贤之所戒 讨罪兴师 非帝王之获已 昔成汤舍樯事而征有夏 宣王以六月而伐狿允 其事虽有大小之殊 然其皆为讨罪之举 则一而已矣 对马为岛 本是我国之地 但以阻僻隘陋 听为倭奴所据 乃怀狗盗窃之计 岁自庚寅(高丽忠定王二年 公元1350年)始跳梁于 边缴 虔刘军民 俘虏父兄 火其室屋 孤儿寡妇 哭望海岛 无岁无之 志士仁人 扼腕叹息 思食其肉枕其皮 盖有年矣 惟我太祖康献大王 龙飞应运 威德光被 抚绥相信 然其凶狠贪婪之习 嚣然未已 岁丙子(太祖大王五年 公元1396年)攘夺东莱兵船二十余只 杀害军士 予 承大统即位以后 岁丙戌于全罗道 岁戊子于忠清道 或夺漕运 或烧兵船 至杀万户 其暴极矣 再入济州 杀伤亦众 盖其好人怒兽 包藏 奸狡之念 神人所共愤也 予尚包荒含垢 不与之较 赈其饥馑 通其商贾 凡厥所需索 无不称副 期于并生 不意 今又窥冁虚实 潜入庇仁之浦 杀掠人民 几三百余 烧焚船只 戕害将士 浮于黄海 以至平安 扰乱吾赤子 将犯上国之境 其忘恩背义 悖乱天常 岂不甚哉 以予好生之心 苟有一夫之失所 犹恐获戾于上下 靷今倭寇肆行贪毒 贼杀群黎 自速天祸 尚且容忍不克往征 犹为国有人乎 今当农月 命将出师 以正其罪 盖亦不得已焉尔矣 于戏 欲扫奸凶 拯生灵于水火 斯陈利害 谕予志于臣民” 教书详细列举了历年以来倭寇的劣迹﹐表明了出兵的坚定决心。自太祖大王时代一直谋划的对马岛征伐﹐终于在世宗大王时代得以实现。东征之议确定﹐任命长川君李从茂为三军都体察使﹐柳廷显为三道都统使﹐禹博﹑李叔亩﹑黄象为中军副节制使﹐朴础﹑朴实为左军节制使﹐李之实为右军节制使﹐率领诸道军船200余艘﹐诸色军士一万七千余人﹐于世宗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出发﹐世宗大王亲临汉江亭北饯送﹐太宗上王亲自拜将授钺。大军向对马岛进发。 “午时(六月二十日) 我师十余艘 先至对马岛 贼望之 以为本岛人得利而还 持酒肉以待之 大军继至 泊豆知浦 贼皆丧魄遁逃 唯五十余人拒战而溃 悉弃粮储什物 走入险阻 不与敌 先遣投化倭池文 以书谕都都熊瓦(当为都都熊丸 宗贞盛) 不报 我师分道搜捕 夺贼船大小百二十九艘 择可用者二十艘 悉焚之 又焚贼户千九百三十九 前后斩首百十四 擒生口二十一 芟除田上禾谷 获被掳中国男妇百三十一名 诸将问所获汉人 知岛中饥甚 且仓卒 虽富者 不过持粮二三斗而走 以为久围则必饿死 遂置栅于训乃串 以遏贼往来之冲 以示久留之意” “右道水军都安抚处置使 泊巨济吾儿浦 兵船二十八艘 军二千六百一 旧泊蘻浦 今上元年己亥 攻破对马岛 命处置使 移泊于此 又命加背梁见乃梁等处万户 移守玉浦 所谓扼其咽喉也 水军万户守御处八 加背梁 在固城 见乃梁 ......" “李从茂等 住船豆知浦 日遗褊将 下陆搜捕 复火其户六十八 焚其船十五艘 斩贼九级 获汉人男妇十五人 本国人八名 贼日夜思所以拒我师者 己亥从茂 进至尼老郡 令三军分遣下陆 欲与一战 督左右军先下 左节制使朴实 与贼相遇 贼据险设伏 以待之 实率军士 登高欲战 伏发突前 我师败绩 褊将朴弘信朴茂阳金该金熹等战死 实收兵还上船 贼追击之 我师战死及堕崖死者百数十人 右军节制使李顺 蒙兵马使金孝诚等 亦遇贼 力战拒之 贼乃退 中军竟不下陆 都都熊瓦(宗贞盛) 恐怕我师久留 奉书乞退师修好 且曰七月之间 恒有风变 不宜久留” ----------------------<<李朝实录-世宗实录>> 同时根据日本侧数据显示﹐李从茂所部朝鲜军由豆知浦一带登陆对马岛﹐试图攻击对马宗氏之北部据点﹐在对马的糠岳陷入苦战。最后在双方互有胜负的情况下﹐七月三日朝鲜军还泊巨济岛。同时﹐朝廷认为“七月之间﹐例多暴风”﹐遂召还征讨部队。于是李从茂率师还军﹐第一次对马岛征乏以朝鲜军稍有斩获而结束。在第一次对马岛征伐结束之际﹐黄海道与忠清道等地又再有倭寇出没﹐朝廷有再征对马之议﹐但是终于因为力有未逮而放弃。 己亥东征﹐是朝鲜历史上唯一一次主动向日本发动的军事反击。对于这次征伐的意义﹐可以用“虽不得大捷﹐而倭亦畏威﹐不敢肆。”(<<慵斋丛话>>来概括。然而﹐东征未能也不可能将倭寇连根拔除﹐此后的200年间﹐日本依旧是为朝鲜造成最大威胁的国家。 -一世繁华 世宗大王在位期间﹐无论是处理对外关系﹐还是发展国内经济﹐都取得了不少成就。 对外﹐继反击倭寇之后﹐又镇压了北方女真的骚扰。朝鲜初期对付女真的政策﹐是怀柔与武力并举。一方面﹐朝鲜接纳归化的女真人﹐授予官职﹐开放贸易﹐进行民族同化﹐不断扩大在北部朝鲜对女真部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不放弃使用武力扩展北部疆土。随着世宗大王女真侵犯的日益频繁﹐世宗十四年(公元1432年)﹐世宗大王对女真采取强硬政策﹐派遣金宗瑞在图们江边设立钟城﹑会宁﹑富宁﹑庆原﹑庆兴﹑稳城六个城塞﹐强行将女真人的居住地纳入统治﹐并移民此地﹐充实北方边境。 经济文化上﹐世宗大王也颇有建树。世宗大王时代的天文﹑医学﹑农学﹑印刷﹑武器等方面都取得不俗成就﹐各个领域百花齐放﹐朝鲜王朝由此进入文化发展的文化时代。天文方面﹐世宗十五年(公元1433年)﹐世宗大王主持下﹐以明大统历算法为基础﹐创制出<<七政算内篇>>﹐又根据回回历﹐创制出<<七政算外篇>>。七政﹕太阳(日)﹑太阴(月)及五星(火﹑土﹑木﹑金﹑水)。这是朝鲜自主编写历法的开始。气象学方面﹐世宗十九年(公元1437年)发明天球仪﹑日时计﹑水时计﹑自击漏、浑像仪、正方案、圭表等天文仪器。世宗二十四年(公元1442年)﹐早于西方两百年的铜制测雨器产生﹐是世界上第一个测雨器。根据中国中医学﹐朝鲜的东医也在此时产生。世宗二十四年(公元1442年)﹐收集古今药方的<<医方类聚>>编成﹐这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部医科辞书﹐是东亚医学的总结性书籍。 此外﹐朝鲜科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发明﹐当数青铜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前此印册 列字于铜板 熔写黄蜡坚凝 然后印之 故费蜡甚多 而一日所印不过数纸 至是 上(世宗大王)亲自指画 命工曹参判李藏 前小尹南汲改铸铜字与字样相准 不暇熔蜡而字不移 却甚楷正 一日可印数十百纸” ------------------------------<<李朝实录-世宗实录>> 在青铜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在世宗十六年﹐改良的甲寅字印刷术产生﹐使得朝鲜的印刷术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 世宗时代﹐历史地理甚至音乐都得以兴起。世宗大王十分关心前朝历史﹐文献<<高丽史>>就是从世宗朝开始编写的。世宗时代编修的<<八道地理志>>﹐是之后<<东国与地胜览>>的雏形。音乐方面﹐吸收中国宫廷雅乐的成份﹐朝鲜国乐的基础奠定。<<龙飞御天歌>>﹑<<定大业>>﹑<<与民乐>>等当世名曲涌现。 世宗大王引领朝鲜王朝步入繁荣﹐是为朝鲜王朝的鼎盛时期。但是﹐他身后的昏君﹑暴君﹐却不能守成父祖之业﹐又将朝鲜王朝带入苟延残喘的境地﹐积贫积弱维持了四百余年。世宗时代灿烂夺目的光芒背后﹐也不免有不少扼腕遗憾。
本节参考书目： <<李朝实录-世宗实录>> <<训民正音>>
4﹑儒林两班 历经过朝鲜王朝开国的前数十年诸王的披荆斩棘﹑励精图治﹐朝鲜王朝沦于堕落﹐朝鲜政坛上不再有上进求治的氛围﹐代之而来的是士大夫之间的争斗。此后﹐朝鲜王朝基本上成了士大夫之族玩弄权柄的舞台﹐朝鲜王朝之后四百余年的历史﹐党派之间的党同伐异成了其主要的内容。两班的兴衰荣辱﹐贯穿了整个朝鲜时代。 -文武两班 在朝鲜时代﹐两班是士大夫以及其家属集团的代名词﹐然而“两班”一词的含义本身并非如此。在高丽时代﹐将各级官员分为文班(文官)﹑武班(武人)﹐依据各自的等级授予俸禄。由于在朝堂之上﹐文官站立于东面﹐武将站立于西面﹐因此两班又有东﹑西两班的称呼。而在太祖大王开国之后﹐也承袭了高丽时代的旧制﹐形成了新兴的文班与武班﹐其身份是世代相传﹐成为朝鲜王朝的统治阶层﹐垄断了国家一切的利权。 与高丽时代的守旧贵族一般﹐朝鲜时代的两班从建国初期就一直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基础。在李成桂的科田制改革中﹐以郑道传为首的功臣从旧贵族手中夺得了土地﹐而建国之后﹐由朝廷以各种名目授予的田地(科田)﹑俸禄(所谓功臣田)﹐以及两班私自圈占﹑兼并的平民田地﹐使得两班财不断积聚﹐而政府税原日益捉襟见肘﹐两班的经济特权造成了国家的贫弱。世宗时期以来﹐两班农庄的扩展到了无法抑制的程度﹐因为两班的巧取豪夺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而拥有足够的庄丁﹑奴婢的两班﹐由加速对荒芜土地的开垦﹑并进一步兼并土地﹐两班的财富因此犹如雪球一般越来越庞大。地方上两班鱼肉人民﹐获得巨额田租﹐而政治上﹐两班也是财大气粗﹐因此造成的朝廷纲纪紊乱﹑社会秩序失调﹐是不难理解的。两班终于成为隔在庶民与王室之间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王室只可以从两班嘴边的剩饭获取生存的养份﹐因此而造成的王室没落﹐也持续了好几百年。 -两班分化 前面已经提及到﹐两班的身份是世袭的。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两班的人口也随之而增长﹐于是﹐两班内部产生了争斗﹐这是一个两班自身优胜劣汰的过程。朝鲜时代﹐嫡子与庶子的区分非常严格﹐为了控制两班人口过快增长﹐自太宗大王时代起﹐做出了“庶孽禁锢”的规定。所谓的“庶孽”﹐其实是指两班家庭中妾侍所生的后代﹐为了减慢两班的人口增长速度﹐作为庶孽的两班人口﹐沦落为脱离两班圈子的另一个阶级﹐称为“中人”﹐不得享受两班的待遇﹐而只能充当翻译﹑医官﹑捕校等低级基层官员。而另一方面﹐两班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田产﹐就必然会挖空心思巩固自己的地位﹐朝廷上出现了士大夫争夺有限官职的斗争﹐后来﹐士大夫们个体的矛盾最后上升到门阀的斗争﹐个体的士大夫不得不相继加入到某个集团中谋取利益﹐这就形成了党争。朝鲜士大夫之间的斗争﹐就是由开始的仅仅是不同政见﹑不同理念﹐发展到最后的党派林立﹑不断分裂。党派之争愈演愈烈﹐两班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崩溃﹐同时连带着国家的不断衰败。 朝鲜开国不不久﹐朱子学的分立就已经开始出现。以功臣们为首的勋旧派﹐以及以坚持节气﹑拒绝士奉新王朝的在野士林派。勋旧派以郑麟趾﹑申叔舟等勋臣为首﹐继承了大性理学家权近的道统﹐聚集在汉阳一带﹐故又称为“近畿派”﹐是国家的统治核心。以金叔滋为首的岭南学者﹐则继承了学者吉再的道统﹐坚守对高丽王朝的孤忠﹐成为于勋旧派相对应的士林派﹐又称为私学派。这是朝鲜时代党争开始之前士大夫势力的基本态势。而这一态势开始出现变化是在世祖大王篡夺端宗大王王位后出现。勋旧派朝臣中因为拥护世祖与否而分裂成两个派别﹕以勋旧派正统继承者自居的郑麟趾为首的派别﹑以不满世祖大王(世祖大王为世宗大王之次子)篡夺王位拥护端宗大王(端宗大王是世宗大王之孙﹐文宗大王之子)的成三问为首的派别。如此细分﹐又可以将不满世祖大王的派别分为以“死六臣”为代表的大义名份派别和“生六臣”为代表的节义派。所谓死六臣﹐即指意图推翻世祖大王﹑拥立废王端宗复位的金文起﹑成三问﹑河纬地﹑李垲﹑朴彭年﹑柳诚源等六人﹐在世祖大王二年(公元1456年)被诛灭。所谓的生六臣﹐是指金时习﹑李孟专﹑成耽寿﹑赵旅﹑元昊﹑南孝温等六位不满世祖大王篡位而淡出官场的士大夫。士大夫的门阀之争越往后就愈演愈烈﹐与勋旧派对立的士林派步入朝廷之后﹐士大夫的斗争又空前激烈起来。成宗大王时代(15世纪后半叶)﹐士林势力踏足朝廷﹐在朝廷急速地推行符合士林派施政理念﹑而与勋旧派方针利益相悖的政治改革﹐勋旧与士林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在燕山君时代引发了一连串的“士祸”﹐联绵不断直到明宗大王时代。在此五十年间的士祸当中﹐屡次遭受打击的士林势力﹐在朝廷形成朋党﹐于是﹐士大夫的斗争又上升到党争阶段。 党争阶段的门阀特色﹐是所谓的“四色”(南人、北人、老论、少论)。而四色门阀总括起来属于东人与西人两个系统。宣祖大王初年(16世纪末)﹐由于争夺朝廷的职位﹐引发起沈义谦和金孝元的矛盾。吏曹参议沈义谦因为反对金孝元叙任吏曹铨郎的要职﹐而与金孝元反目﹐从而形成了以金孝元为首的东人党(金孝元家宅位于汉阳东面的干川洞)和以沈义谦为首的西人党(沈义谦家宅位于汉阳西边的贞洞)﹐此后﹐东人与西人居然成为世代相传的门阀区别﹐延续到士大夫的子孙后代。在东西两党分立的初期﹐东人党占据了政治的主导地位﹐长期掌握朝政﹐将西人排斥在外。因此﹐在执政圈子当中自然也会分立出不同的派系﹐这种分立如同细胞分裂不断在执政派别中持续。宣祖大王二十四年(公元1591年)﹐以王世子册立的问题为导火线﹐引发了东人党内稳健派和强硬派的对立﹐即是所谓的南人党与北人党。倭乱结束之后﹐北人党掌权﹐于是又分别分为大北党于小北党。此后﹐支持光海君(李珲)即位的大北党得势﹐于是又分为骨北党与肉北党。因为帮助仁祖大王推翻光海君的缘故(仁祖反正)﹐没落了相当长时间的西人党得势﹐执政五十余年﹐直到显宗大王时代﹐同样也分裂为勋西党﹑清西党﹑山党和汉党等。此后﹐令人眼花缭乱的党派之争尚未止息﹐肃宗大王时代的党争被推向高潮。在懦弱的肃宗大王治理下﹐朝臣通过各种手段来排斥异己势力。开始﹐通过王族服制的争论为手段﹐东人的南人党打倒了西人势力﹐重掌了朝政﹐之后又分裂为清南与浊南两派。但是不久之后﹐西人又再反扑﹐以谋反的罪名排斥了南人党﹐再次掌握政权﹐又分裂出少壮派(少论)与老壮派(老论)。后来﹐以肃宗大王对张禧嫔的好恶为转移﹐反对册立张禧嫔之子为世子的西人又丧失了权势﹐不过后来随着张禧嫔的失宠﹐西人又再度将南人党赶下台﹐此后的南人党势力终于寿终正寝﹐基本上消声匿迹。此后的朝鲜政坛成了老论派与少论派的天下。此后﹐士大夫的斗争又进入了势道政治阶段﹐而两班阶层经历了相互倾轧﹐也逐渐步入衰亡﹐整个朝鲜王朝终于走进分崩离析﹑国家败亡的末世。 -两班崩溃 两班人口的膨胀一直是两班阶层无法克服的痼疾﹐两班人口的自然增长﹐已经使得两班阶层承受着巨大的人口压力。而自从朝鲜王朝中期以来﹐历尽倭乱和胡乱﹐两班与庶民的界限模糊﹐大批非两班阶层的人口涌入两班阶层当中﹐两班自此权威一落千丈﹐以两班为基础的朝鲜王朝政治体制崩溃﹐朝鲜王朝由此踏上败亡之路。 壬辰倭乱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官府能够征召的良民减少﹐官军无力负担起整个战场的抵抗﹐而不得不依靠义军作战。因此﹐对义军的论功行赏产生﹐从而为贱民﹑奴婢从良开辟了道路。为数不少的公私奴婢和非两班的良民﹐通过参加义军而获得官府的嘉奖﹐或脱离了贱藉﹐或步入了两班阶层。胡乱当中也有类似的奖赏原则﹐对建立军功的下层人民授予高一级别的身份。另外﹐为了恢复战后蹂躏的社会经济﹐官府采取了卖官的措施﹐一批愿意缴纳粮食的富农﹐跻身于两班行列﹐通过缴纳粮产而晋位两班的并不局限于富农商人﹐甚至连公私奴婢﹑手工业者也乐于此道。后来﹐这种卖官制度成为了惯例﹐一旦官府出现经济危机﹐就大量地卖官鬻爵﹑出售未署名的任命状﹐晋身两班成为寻常的交易﹐两班在朝鲜已经失去了天之骄子的地位。之后﹐两班的人口迅速上涨﹐到了19世纪﹐两班户在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已经达到多数﹐占了六至七成左右。 一方面﹐下层民众不断跻身于两班行列﹐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固有的两班失势﹐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沦为乡班(乡下的两班)甚至地位更为低下的劳动者。没落的两班是朝鲜王朝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失意的没落两班往往会与朝鲜王朝发生正面冲突﹐领导各种民乱对抗官府。在朝鲜王朝后期的洪景来之乱﹑晋州民乱等等﹐大抵都是又没落的两班所领导的。
本节参考书目 ：<<韩国史>> <<韩国近代史>>
5 ﹑士 祸 从暴君燕山到明宗时代朝鲜王朝出现了士大夫之间相互打击诛戮的现象﹐由此引发出数次士祸﹐失去权势的一方身陷囹圄。为了打击对手﹐士类耍弄各种权谋﹐借助一切可行手段达到目的。士祸的肇端﹐往往仅仅是细微而莫须有的事件﹐经过阴谋策划者一番加工﹐遂成为引爆冲突的导火索。捕风捉影地“举发”政敌谋反动向成为惯用手段﹐屡试不爽﹐看似荒唐﹐但是在君王暗弱的情况下﹐奸臣们制造舆论(所谓的公论)显然是轻而易举之事。 -世祖篡位 公元1450年﹐世宗大王逝世﹐以其世子李珦继位﹐即文宗大王。然而文宗大王在位仅仅两年也就撒手归天﹐由其年幼的世子李弘暐继位﹐是为端宗大王。主上年幼正是臣下谋叛的绝佳时机﹐端宗大王的叔父世宗大王之次子首阳大君李瑈(之后的世祖大王)随即觊觎君位﹐勾结了勋旧派的郑麟趾﹑韩明浍以清君侧为借口杀害文宗托孤的皇甫仁﹑金宗瑞等大臣(癸酉靖难)。从此大权落入首阳大君手中﹐随后在公元1455年最终强迫端宗禅让出王位﹐端宗大王以恭懿温文太上王的身份被软禁在昌德宫内。事情到此并未告一段落﹐勋旧派中不满世祖大王篡位悖伦的金文起﹑成三问﹑朴彭年等决心扶持端宗复位(公元1456年)﹐然而密谋未果﹐被强悍的世祖大王一网打尽﹐处以极刑(死六臣)。复位事件为端宗带来了灾难﹐事件之后﹐原本身为上王的端宗被降为鲁山君﹐被流放江原道的清冷浦(公元1457年)﹐同年被毒杀于宁越﹐更惨被抛尸江中。世祖大王篡夺端宗大王之王位距离燕山君时代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当时支持世祖篡位或者支持端宗复位的门阀界限已经模糊﹐尽管如此﹐世祖篡位事件还是被弄臣旧事重提﹑成为引发第一次士祸的导火线。 -暴君燕山 废王燕山君﹐作为朝鲜王朝第一个废王﹐有着充满阴影的童年。燕山君李隆(有竖心旁)为成宗大王之世子﹐母妃尹氏因为后宫中的争风吃醋﹐被陷害废为庶人﹑含冤赐死。成宗大王继室贞显王后生子晋城大君(日后的中宗大王)﹐从而威胁着燕山君的世子地位。凭借祖母仁粹大妃(德宗大王大妃)的庇护﹐燕山君在成宗死后得以顺利继承王位。然而﹐仁粹大妃维护长幼之序扶立燕山君却是错误的行为﹐内心扭曲的燕山君即位之后﹐疯狂地否定一切礼法制度﹐随心所欲地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而对于敢对自己政策有异议者﹐燕山君毫不留情地予以驱逐甚至杀害﹐即使是曾经保护自己的仁粹大妃﹐最后也被杀害于昌庆宫。燕山君的狂妄残暴﹑任意自姿﹐为弄臣制造士祸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 -戊午士祸 戊午士祸是朝鲜王朝历史上第一次士祸﹐又称戊午史祸﹐发生于燕山君四年(公元1498年)七月。 朝鲜初年的儒士﹐大致可以分为出士王朝的勋旧派与孤忠高丽的岭南派。勋旧派继承高丽末年大性理学者权近的学说﹐注重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作为朝鲜王朝的中心统治力量垄断着朝政。而岭南派则以高丽王朝的遗臣自居﹐拒绝服务于朝鲜王朝﹐隐居于岭南(庆尚)地方而自成一派﹐所以又被称为私学派。以高丽末年的另一学者吉再为首﹐经过其门生金叔滋等发扬光大﹐发展成为盘踞于岭南一带的在野势力(士林派)。而到了成宗大王时代(公元15世纪后半)﹐意图推行美政的成宗大王起用了士林派儒生﹐其中以金宗直(金叔滋之子)为代表﹐包括金宏弼﹑金安国﹑金正国以及后来鼎鼎有名的赵光祖等人﹐这是士林派在朝鲜政坛抬头的开始。而戊午士祸﹐其实质就是勋旧派与士林派的交锋。激进的士林派儒臣对于儒家美政的狂热追求﹐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勋旧派的政治利益﹐思想主张的冲突和门阀权位的争夺﹐就是士祸的根本原因。 而戊午士祸的肇端﹐仅仅是正直儒生与作风腐化的勋旧们的私人恩怨。燕山君时代的勋旧派弄臣武灵君柳子光发迹于睿宗大王时代﹐因为诬告南怡等人﹐由一介庶子一跃为武灵君。柳子光的行径在士林派人物眼中﹐自然是卑鄙无耻的﹐因此柳子光受到金宗直的鄙夷。金宗直不值柳子光的为人﹐而且也毫不隐讳自己的厌恶之情﹐在咸阳郡守的任上他焚烧了柳子光的题词﹐由是引起柳子光的怨恨。其实金柳之间的构怨仅仅是士林派与勋旧派理念冲突的冰山一角﹐这种冲突现象比比皆是﹐也包括了戊午士祸另一重要人物光原君李克墩。此人亦是卑鄙无耻之人﹐最初发迹于世祖篡位﹐因为平时已经劣迹斑斑﹐因而被耿直的士林派史臣金驲孙记录史册﹐从而两人交恶。行为过于激烈的士林派﹐不知为尊者讳的道理﹐在史书草稿中大肆抨击世祖篡位﹐直指其不合法性﹐其中金宗直的<<吊义帝文>>被指为借项羽弒义帝影射世祖大王﹐正好被勋旧派捉住把柄。久欲报复的柳子光与李克墩二人掀起了弹劾士林派的风潮﹐控诉士林派的大逆不道行为。证据确凿不容辩驳﹐士林派势力因此受到毁灭性打击﹐士林派的核心金驲孙﹑权五福﹑权景裕﹑李穆﹑许盘等被处斩﹐金宗直被掘墓斩尸﹐其余士林派被放逐或驱逐﹐一律肃清干净。刚刚抬头的士林势力﹐就因为论史言辞失当的原因而蒙受沉重一击。 -甲子士祸 奸臣们往往利用燕山君的个人好恶﹐诱导其感情﹐最后达成自己的目的。甲子士祸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发生于燕山君十年(公元1504年)四月。挥霍奢侈的燕山君由于财政窘迫而将手伸向腰缠万贯的勋旧派大臣身上﹐受到勋旧大臣的抵制﹐因而燕山君对不顺从的勋旧派心怀怨恨。燕山君伺机要铲除这些令自己心情不快的大臣。而顺水推舟的外戚任士洪举发燕山君生母尹氏被废的真相﹐为燕山君火上加油，意图借助燕山君之手铲除部份勋旧大臣。盛怒之下燕山君一气杀害成宗大王淑仪严氏﹑郑氏以及两个弟弟安阳君和凤安君﹐甚至指责其暴行的祖母仁粹大妃也不手软﹐一并将之杀害于昌庆宫景春殿﹐可谓丧心病狂之极。一心为生母报仇雪恨的燕山君执意将尹氏配祀成宗庙﹐顺手将胆敢反对的数十名大臣不由分说予以斩首。而甲子士祸中燕山君就如同任性的孩子一般疯狂地大开杀戒﹐甚至不分勋旧与士林(士林巨头金宏弼﹑死去的勋旧大臣韩明浍等均受牵连)﹐仿佛烈性炸药一般疯狂爆发。视朝臣为肉中刺的燕山君试图通过士祸残害士类来杀鸡儆猴﹐迫使其顺从﹐此后其行为日益放荡﹐狂妄的燕山君早已站在垮台的边缘。 -中宗反正 暴君燕山在两次士祸之后以为暴政能够镇压臣下﹐继续姿意施行暴政。燕山君慌淫失政﹐国政混乱的源头产生于内廷。官婢出身的淑媛张绿水获得燕山君的宠爱﹐为博取张淑媛欢心﹐燕山君不惜践踏国家纲纪满足其要求﹐两人成为暴虐政策发出的源头。此外﹐燕山君别出心裁的行径即使与中国古代的有名暴君相比也过之而无不及。燕山君为满足私欲﹐向全国派遣采红使广征美女，甚至放逐儒生改成均馆为宴会场所﹑废名剎为妓院﹑夷平京畿三十里为猎场等等﹐简直是闻所未闻之事﹐堪称是燕山君别出心裁的创造。 公元1506年﹐在位十二年的暴君燕山迎来了末日。九月﹐知中枢府事朴元宗﹑副司勇成希颜﹑吏曹判书柳顺汀﹑水原府使张珽﹑司仆寺佥正洪景舟等人密谋举事﹐反抗燕山君的暴政。朴元宗指使下的反正军袭击了戚族慎守勤和任士洪的府邸﹐诛杀二人之后挥军进攻燕山君所在的昌德宫。而此时的燕山君早已失去了人心﹐在为难之际左右相继叛离无人施以援手﹐昌德宫内入直的军士以及承旨纷纷逾墙而走﹑逃散一空﹐朴元宗所率的反正军至此已经不必多此一举进攻昌德宫﹐遂结阵于景福宫阙门之外﹐与百官入宫准备迎立晋城大君。之后﹐经过朴元宗等人与慈顺大妃(晋城大君生母)的商议﹐传令燕山君交出大宝让位于晋城后流放江华岛乔桐﹐晋城大君李怿遂即位于景福宫勤政殿。当年的十二月﹐一代暴君燕山君被赐死﹐终年仅三十岁。 中宗反正为荒唐的燕山时代画上句点﹐但是中宗大王君临三千里江山的本领并不比其兄长燕山君高明﹐士祸持续蔓延﹐将近半个世纪。 -己卯士祸 如果说燕山君是朝鲜王朝的一代暴君﹐那么中宗无疑是与之齐名的一代昏君。依靠反正功臣坐上大位的中宗没有驾驭邦国的才能﹐处处受功臣勋旧之制约﹐却不忘建立王道政治﹑追随三代美政的痴想﹐大批起用士林儒生﹐企图一扫燕山时代的弊政﹑浸淫在成为与世宗并驾齐驱的明君的迷幻当中。中宗一方面盲目支持士林派激进的改革﹐一方面又无法调解固有的士林勋旧之争﹐在关键时刻为求自保抛弃士林派﹐终于又酿成一次大范围的士祸。 尝过燕山时代戚族谗言所带来的苦头﹐勋旧功臣们终于了解在君王身边安插线眼的必要性。因此﹐在反正之后﹐朴元宗等功臣立即着手废除中宗王后慎氏﹑转而安插功臣之女为新王后。中宗的第一任王后慎氏的父亲慎守勤﹐是燕山时代府中派(外戚)的头号人物﹐在反正中不顺从反正军而被杀害。有着这种不良记录的慎氏王后无疑无法长久居于后宫﹐在反正之后不久﹐朴元宗主导下﹐以反正功臣的力量迫使中宗废除王后慎氏。此后﹐功臣们趁后宫空虚﹐纷纷安插自己的女儿入宫﹕朴元宗之养女(日后的敬嫔)﹑洪景舟之女(日后的嬉嫔)﹑尹任的妹妹(日后的章敬王后)......功臣们可以掀翻君王的宝座﹐也可以随意干涉大王的后宫﹐中宗由此终于看清功臣的力量以及对自己的潜在威胁。 出于力量制衡的目的﹐中宗大举起用新进士林制约功臣勋旧的跋扈﹐并且平反了大批燕山时代士祸中受害的士林﹐摆出建立清明政治的姿态。朝廷再度出现士林派与勋旧派对立的局面﹐中宗朝的士类争斗因章敬王后的早逝而白热化。中宗十年(公元1515年)﹐产下世子李岹(仁宗大王)不久的章敬王后病亡﹐中宫之位空虚﹐而此时反正的首席功臣朴元宗﹑柳顺汀﹑成希颜等已经逝世﹐急于在朝廷争取一席之地﹑重振燕山时代士祸以来权势失落的士林势力﹐决意利用打击对头勋旧派﹑重夺朝廷政治的主导。此事又成为士林与勋旧交锋的焦点。士林派以世子年幼为理由﹐主张不应从原有后宫中选新王后﹐而应该恢复废后慎氏的地位﹐以抚育年幼的世子﹐实质上是借故打退勋旧派在后宫的影响力。勋旧派针锋相对﹐坚持从原有的功臣女儿中产生出新后。争论激化﹐朝廷最终一分为二﹐言官赵光祖﹑安瑭为首的士林与南衮﹑沈贞为首的勋旧﹐士类之争爆发。两派之间势均力敌互相攻击﹐中宗无力调停﹐只好避开争议﹑对两方主张不置可否﹐另外从前王后的坡平尹氏当中选取尹之任之女为新王后﹐暂时平息了两方的争端。然而此事仅仅是更大斗争的前奏﹐士林吹响了向勋旧进攻的号角。 踌躇满志的士林派儒生自以为自己的力量足以震动整个朝鲜﹑以为儒林的时代已经带来﹐于是在朝廷方方面面加大干涉的力度﹐力图在短时间内打倒不合儒家规范的事物﹑达到所谓的王道政治。其中最为活跃的当数静庵赵光祖。赵光祖自中宗五年(公元1510年)中举以来成为当世名士﹐享有崇高威望进而成为士林的中心人物﹐入仕以来迎合了中宗的政治需要而受到知遇。赵光祖试图按照自己的理念改造着朝廷内外﹐废止成宗大王以来宫廷的佛事﹑废止道教色彩的昭格署﹑将高丽忠臣郑梦周供奉在成均馆文庙﹑刊印<<乡约>>﹑<<理伦行实>>﹑<<三纲行实>>等伦理书籍﹐再到招揽同志的贤良科考试......这些改革完全符合中宗梦想成为明君的心理﹐被一一应允。赵光祖的改革有由浅入深的倾向﹐逐渐触及到勋旧的敏感部位﹑为勋旧功臣所不容。勋旧功臣对士林人物呼风唤雨的本领感到万分恐惧﹐虽然士林的锋芒尚未直接指向自己。勋旧们不去除步步进逼的儒生就寝食难安﹐而沉浸于美政之梦的中宗似乎忽略了勋旧的力量﹐也没有估量过自己的实力﹐继续在做自己的春秋大梦﹐而将士林儒生一步一步推向死亡境地。 赵光祖在朝廷得势﹑平步青云﹐成为整个士林的中心人物﹐再者有倾向士林派的领议政郑光弼(守天)﹑右议政安瑭为靠山﹐士林一改以往被打压的被动地位﹐不断在朝中崛起。士林儒生为此冲昏头脑﹐急于加快驱逐勋旧势力﹑实现三代美政的步伐。在狂热儒生的簇拥下﹐赵光祖又主导着另一次革命﹐矛头直接指向勋旧派。己卯年十月(公元1518年)十五日﹐赵光祖﹑李成童等奏请中宗削除部份“反正功臣”的功臣名分。所谓“反正功臣”﹐即指中宗反正时参与反正的官僚﹐中宗即位后按其功绩分别授予一到四等的靖国功臣名分﹐然而当时参与勋位授予的武灵君柳子光(前面提及挑起戊午士祸之一人)不法受贿﹐从而导致二等功臣以下多有滥竽充数者﹐功臣们享受国家奉养十数年﹐成为中宗朝一大弊政。而赵光祖这次所主导的即是著名的“伪勋削除案”。在赵光祖等士林人物一再坚持之下﹐本来犹豫不定的中宗无法继续包庇拥戴自己登上大位的功臣﹐只好交付议政府处理﹐领议政郑光弼﹑右议政安瑭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当即通过了赵光祖的提议﹐削除二等功臣以下七十六人的伪勋。士林使用近乎逼迫中宗的手段再次凑效﹐士林势力在朝中的份量又再大增﹐不过﹐这一状况未能持久﹐不久之后士林势力又被打落到谷底。 饱尝士林儒生的苦头后﹐勋旧派终于决心发起反扑。后宫中忽然出现有“走肖为王”字样的树叶﹐明显有针对赵光祖的意味﹐于是暧昧的流言四起﹐赵光祖处境十分尴尬。而善变的中宗在伪勋事件后对赵光祖为首的士林已经产生厌恶之心﹐此时对士林派的倚重已经大大动摇﹐流言蜚语更是火上加油﹐中宗再次重蹈其兄燕山君的覆辙﹐为个人好恶所驱使﹑被弄臣所诱导利用﹐成为勋旧大臣铲除士林势力的手中利刃。赵光祖的末日就在他最为辉煌的那一年﹐己卯年冬。在“走肖为王”的背景下﹐勋旧派洪景舟﹑南衮﹑沈贞﹑金诠等借机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弹劾赵光祖等人﹐因为牵涉到自己的王权﹐中宗轻易地同意逮捕士林派下狱﹐赵光祖以及金净﹑韩忠﹑奇遵﹑金湜﹑朴世熹等同僚被捕获﹐经过简单的刑讯后即被处流刑。酝酿多时的异谋﹐爆发只在一瞬间﹐如此轻易地将如日方中的士林推倒﹐这距离士林获得中宗赏识不过两三个月光景而已。殿上虎一般的赵光祖﹐不明伴君如伴虎的道理﹐终于为中宗所吞噬。己卯年十二月﹐赵光祖在流放地全罗道绫城被赐药毒杀﹐终年不过三十九岁。而不仅是与赵光祖并肩携手的士林同僚﹐即使是郑光弼﹑安瑭﹑李长坤(叛义禁府事)等声援士林革新的朝中重臣也被勋旧派一并牵连驱逐﹐勋旧势力纷纷添补原先士林所占有的位置﹐金诠﹑南衮等分别补领议政和左议政﹐沈贞判义禁府事......士类的争斗余波未了﹐辛巳年（公元1521年中宗十六年）勋旧派将士林的余烬熄灭﹐被罢职安瑭(永慕堂)被用同样的诬陷手段被赐死(辛巳诬狱)，腥风血雨之后﹐勋旧派再次恢复了权势﹐而士林儒生再次被清除一空﹐改革的成果悉数废除。本来企图通过起用士林来抑制跋扈的勋旧的中宗﹐不知不觉地又落入勋旧大臣的掌控之中。 勋旧与士林的较量刚刚结束﹐朝臣与戚族的角力随即开始﹐勋旧派元老大臣纷纷辞世﹐勋旧派新世代的领袖与后宫戚族就后嗣问题激烈驳火﹐从金安老﹑尹任与尹元老﹑尹元衡的对立﹐到大尹(尹任)小尹(尹元老兄弟)之争﹐争斗不曾停止﹐只是争斗的焦点有所不同---由朝廷转移到宫内。
本节参考书目﹕ <<李朝实录-中宗实录>> <<韩国史>> <<燕山君日记>> 以及<<女人天下>>历史数据站 http://shully.mycoolweb.net/women/history/default2.asp#8
6、倭 乱 经历燕山君﹑中宗﹑仁宗﹑明宗四代激荡的私党斗争之后﹐腐化堕落的朝鲜王朝步入宣祖(李昖)时代。宣祖大王时代政坛的主题﹐依旧是无休止的党争﹐东人党与西人党对立﹐利用权势罔顾国家互相打击。相比之下﹐朝鲜的东邻日本﹐则由丰臣秀吉主导下结束了战国乱局﹐六十余州悉归丰家掌握之中﹐秀吉自夸朝廷盛世莫如此日﹐进而产生了直入明国﹑披靡唐土四百余州亿万斯年的非份痴想。此时﹐作为东亚的龙头﹐明朝经过张居正治理后一度中兴﹐不过旋即陷入旷日持久的征战中﹐在平定宁夏勃拜之乱中泥足深陷。东亚地区出现势力的不均衡﹐由此而爆发了朝鲜王朝历史上破坏最大的两次倭乱(壬辰倭乱﹑丁酉再乱)。 -通信使 宣祖二十四年(公元1591年)三月﹐应日本方面的要求﹐朝鲜国派遣通信使行列赴日。在此之前﹐日本方面曾遣宗义智为使试图通朝﹐被朝鲜方面所拒绝﹐以送还被掳朝鲜人以及引渡叛民为条件﹐朝鲜终于答应开启两国通好之门﹐于是派出了以黄允吉为正使﹑金诚一为副使的通信使行列﹐商谈通好之事。原本﹐秀吉试图通过朝鲜的配合﹐达到“假道伐明”的目的﹐然而﹐诸如入贺日本统一﹑纳贡等要求﹐诚非朝鲜所能做到﹐故而担负通朝任务的对马岛宗氏﹐采用了圆滑的方式与朝鲜交涉。为平息朝鲜连年为倭寇骚扰的怨气﹐宗义智刷还朝鲜民人以及叛国盗贼沙乙火﹐努力争取朝鲜派出通信使。另一方面﹐又将通信使行列装扮成秀吉所要求的“贡使”﹐满足秀吉的虚荣自尊。如此两面欺瞒的作法﹐似乎是依赖对朝贸易的宗氏的拿手好戏﹐倭乱结束不久﹐这种把戏又再度重演﹐使得战后日鲜关系得以正常﹐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然而﹐秀吉究竟没有和平通好的诚意﹐而是一心开启战端﹑拉拢朝鲜入伙﹐对于朝鲜拒绝合作的态度﹐秀吉似乎略有所闻﹐故而在通信使到达日本之后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内﹐拒绝接见。最后﹐通信使携日本国书回朝鲜复命。 日本国关白秀吉 奉书朝鲜国王阁下 雁书熏读 舒卷再三 抑本朝虽为六十余州 比年诸国分离 乱朝纲 废世礼 而不听朝政 故予不胜感慨 三 四年之间 伐判臣 讨贼徒 及异域远岛 悉归掌握 窃案事迹 鄙陋小臣也 虽然 予当于托胎之时 慈母梦日入怀中 相士曰 日光之所及 无不照临 壮年必入表闻仁风 四海蒙威名者 其何疑乎 依有此奇异 作敌心者自然摧灭 战则无不胜 攻则无不取 既天下大治 抚育百姓 怜愍孤独 故民富财足 土贡万倍千古矣 本朝开辟以来 朝廷盛世 洛阳壮观 莫如此日也 夫人生于世也 虽历长生 古来不满百焉 郁郁久居此乎 不屑国家之隔 山海之远 一超直入大明国 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洲 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者 在方寸中 贵国先驱而入朝 依有远虑而无近忧者乎 远邦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者不可作许容也 予入大明之日 将士卒临军营 则弥可修邻盟也 予愿无他 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 方物如目录 领纳 珍重保啬 天正十八年 仲冬 日 日本国关白秀吉 显然﹐日本国书无论从措辞﹑要求都不能为朝鲜所接受的。面对日本方面的不臧之谋﹐朝鲜朝廷立即按照党派属性产生分化。十分不巧﹐身当正﹑副使节的黄允吉﹑金诚一分属西人与东人派别﹐为此使得形势更加复杂。在东人党朝臣看来﹐日本草莽出身的平秀吉﹐不过是一介狂妄耻夫﹐答书所言纯属虚词恫吓﹐不必因此而惊动明朝﹐而使朝鲜落得“私通倭国”的骂名﹐而更重要的是﹐万一秀吉所言不实﹐明朝必定会斥责朝鲜信口胡言﹐同时也会招致日本的怨恨(日本素有交通明朝之意愿﹐如此经过朝鲜一番上奏必定没门)﹐所以﹐东人党主张不必上奏明朝﹐以图省事。与东人党水火不容的西人党﹐则针锋相对地唱反调。西人党认为倭寇的侵略已经迫在眉睫﹐主张上奏明朝﹐以免落得知情不报之罪名。当时朝廷舆论倾向于东人党﹐以为大战不会发生。军国大事成为党争工具﹐实属可悲﹐不过就时局分析﹐西人党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鉴于事件已经扩大﹐无法隐瞒﹐朝鲜朝廷决定采纳折衷的方法﹐轻描淡写地向明朝报告了日本的情况﹐同时饬令加强下三道(忠清﹑全罗﹑庆尚)的海防﹐并回书对日本的要求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此后不久﹐对马宗氏再次调停﹐警告朝鲜战争即将爆发﹐劝告其顺从日本的意愿﹐但是朝鲜并不为意﹐最后“调信船舶十余日怏怏而去”﹐战争至此已经无可避免。 -壬辰倭乱 日鲜交涉失败﹐战争亦因之爆发。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年 公元1592年)四月十四日﹐日军十七万驾舟700余艘渡海﹐朝着朝鲜沿海重镇釜山蔽海而来﹐小西行长所部的先遣军率先于十三日登陆釜山。釜山方朝鲜军以为是寻常倭寇﹐未加留意﹐遭遇出其不意的袭击﹐守将郑拨中弹阵亡﹐6000朝鲜军覆灭﹐此时与日军登陆釜山相隔不足一日。釜山城陷落之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紧接着日军进攻东莱府。府使宋象贤率兵两万抵抗﹐然而﹐左兵使李钰临阵脱逃﹐城池陷落在即。日军提出了“战则战﹐不战则假我道”的劝降要求﹐然而为宋象贤的“死易假道难”所拒绝﹐最后不屈殉节。此后﹐截止至十七日﹐日军后继部队先后登陆釜山﹐十八日黑田长政所部攻陷金山城﹐二十八日﹐忠清﹑庆尚两道已经为日军所蹂躏﹐战火燃烧整个半岛南端﹐迅速向北蔓延。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朝鲜方面虽然早作准备﹐但是仍然无法抵挡。日军进军神速﹐虽与其兵将素质较高有关﹐然而与朝鲜守将闻警即逃也难脱干系。在日军登陆釜山之际﹐朝鲜海防已经未战即溃﹐驻屯巨济岛肩负海防重任的左道水使元钧居然不战而逃。失去水军屏障的南部城镇随即为大量日军攻陷﹐陆上防线也在数日之内崩溃﹐战火迅速蔓延内陆﹐这是水陆不能互相协同作战之缘故。为了将战场控制在庆尚道以南﹐宣祖大王部署了防御军队﹐以李镒为巡边使﹐领精锐骑兵守御中路﹐有分别以成应吉和赵儆为左右防御使﹐防守东西两路﹐力图将日军抵御在鸟岭与竹岭以南﹐防止日军向汉江进逼。然而﹐事与愿违﹐李镒等人构筑的防线迅速崩溃﹐紧接着朝鲜军中精锐的申砬所部也传来了败报﹐五月十七日﹐守护汉江的大将刘克良﹑申石吉等败死﹐日军兵锋直指汉江﹐国都汉阳危在旦夕。半月之内﹐朝鲜半壁河山已经落入日军手中﹐朝鲜朝廷已经没有固守汉江的斗志﹐于是朝廷出现了播迁之议。二十九日﹐即在日军攻破庆尚与忠清两道的翌日﹐朝廷做出了迁都平壤的决定﹐并且急忙命光海君李珲署理国事﹐任命金命元﹑边彦琇为留守大将﹐宣祖大王与朝臣匆忙逃离汉阳﹐前往开城﹐临行之前下令将馆藏历代文献宝玩尽烧无遗。宣祖大王离开汉阳不足三日﹐加藤清正就跟着越过了汉江一举攻入了国都汉阳﹐负责留守的金命元北奔。宣祖大王闻讯﹐不敢在开城停留﹐马不停蹄退入平壤﹐时为五月初八。在朝鲜陆上抵抗节节失利的情况下﹐朝鲜水军却处处牵制日军的进攻﹐独自支撑着危局。五月初﹐正当朝鲜陆上日军快速进展之际﹐朝鲜全罗道水军节度使李舜臣在玉浦大败日军﹐六月初再次在唐浦大败日军水军。李舜臣的胜利鼓舞了各地陷于低落的士气﹐沦陷地区的义兵纷纷起义﹐而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打破了日军水陆并举的进军计划﹐日军补给线因此受阻﹐难以继续向北推广战线﹐朝鲜王朝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如果没有李舜臣水军的支持﹐朝鲜将等不及明朝援军到来就已经亡国﹐届时大事将再不可为。 侵入汉阳的日军经过半个多月的杀掠﹐在五月下旬继续向北推进﹐直到六月之前﹐已经攻占了开城﹑临津等重城镇﹐分道扑向宣祖驻跸的平壤。宣祖不得已再次出奔﹐在二十二日逃奔到中朝的边境---义州﹐途中宣祖的两个王子顺和君﹑临海君落入日军手中。倭寇在不足两个月时间内﹐席卷朝鲜八道(即在东北的咸镜道也已经有部份日军突入)﹐此时的宣祖﹐面临着走投无路﹑无处容身的危险。 -渡辽内附 朝鲜半岛局势变化之迅速﹐实在是明朝与朝鲜所不能预计﹐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犹如蝗虫一般的日本军蹂躏了朝鲜七道的江山﹐郡县望风奔溃﹐整个朝鲜只剩下平安道仍旧在朝鲜的有效控制之下。饱受战争颠沛流离之苦的宣祖﹐此刻驻跸义州府﹐与明朝仅仅一江之隔﹐产生了对日本军的强烈恐惧﹐萌生了渡过鸭绿江﹑内附明朝的念头。根据崔孝轼教授的观点﹐认为早在从汉阳出逃的路途上﹐宣祖已经有内附明朝的想法﹐但是至今没有文献能够证实渡辽内附的想法产生于何时。然而﹐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原因驱使宣祖产生内附的想法﹐以及明朝对此的态度。 在日本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宣祖的行为表现得十分懦弱怯战﹐从汉阳出奔以来就无心抗战﹐将国家大事委托庶子光海君﹐自己与朝臣王子一走了之。而后﹐宣祖询问群臣对策﹐结果支持内附与反对内附两派之间展开激烈争辩。以承旨李恒福为首﹐指出宣祖大驾应该前往义州﹐一旦朝鲜八道全部沦陷﹐就可以“赴诉天朝”﹐等待时机﹑借助明朝的力量光复国土。而领相柳成龙则强烈反对﹐认为东北的咸镜士马精强﹐应该前往咸镜一带图谋恢复﹐轻易提及内附只会导致人心离散。前者认为依靠明朝力量最为妥当﹐后者则坚持要依靠自身力量收复失地﹑寸步不能离开朝鲜的国土。而宣祖自身也倾向于内附之议﹐最后果然决定前往义州﹐准备必要时内附﹐并设立了以光海君的分朝。 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反对内附还是赞成内附﹐都只是一厢情愿﹐现实情形与朝鲜方面所期待的相去甚远。即使咸镜道果真如柳成龙所言兵强马壮﹐然而没有明朝之援助﹐收复失地也是终无济理。通过内附以图再兴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因为虽然明朝接受朝鲜王室内附的请求﹐但是做出了人员数目的限制---名数无过百人﹐这意味着大量宗室朝臣﹑庶民百姓将会被遗弃在朝鲜沦陷的国土上﹐只有宣祖等少数人进入明朝而得以活命﹐宣祖也会因此落得抛弃江山黎庶的不好名声。所谓“万一不幸而致窘迫﹐则君臣上下可寄身中国内附﹐以观时势图谋再举”只是连连败绩后君臣相互慰藉之辞。所以﹐所谓的渡辽内附是宣祖出于恐惧而想出的最坏状况﹐其实非逼不得以是不可遽发的。 话虽如此﹐面临倾覆命运的朝鲜王室还是在六月十一日派遣大司宪李德馨赴明请求内附以及援兵。正陷入万历三大征的明朝接报后并未立即允诺兵援﹐原因不单是此时的明朝力有未逮﹐还是由于朝鲜通倭的谣言(入中国北京者以朝鲜人为导---<<明史-日本传>>)﹐朝廷为此心存疑虑﹐九卿会议的结果只是加强边境防御而不主张兵援朝鲜。只有兵部尚书石星力排众议﹐主张出兵。 朝鲜素称礼义 侔拟中华 首位二百年 恭慎无他 以是祖宗朝优礼朝鲜 不与外藩比......若折而入倭 则封疆之懮 不可胜言 亟请发兵救之 石星以朝鲜为中国亲藩为理由﹐进而说明日本最终志在中国﹐指出“朝鲜之事与实如国内之事”﹐以此说明出兵的必要性。其实相比前者﹐后者才是明朝出兵的最重要原因(反观之前马六甲的沦亡﹑后来琉球国的己酉倭乱﹐由于地理位置与明朝相距甚远而明朝未加干预)。在此情况下﹐虽然未能立即大规模从宁夏战场回军救援朝鲜﹐但是至少制定了援助朝鲜平定倭乱的原则﹐派遣六千明军驻防鸭绿江及义州一带。命朝鲜国王(宣祖)坚守最后的根据地义州﹐等待明朝赴援大军﹐并且许诺一旦局势不可收拾﹐仍允许宣祖内附辽东宽奠堡。于是﹐宣祖朝廷坚守义州已成定议﹐明朝援军亦即将派出﹐朝鲜为稳定民心﹐宣言“我国无一邑﹐然后可去﹐若有一邑﹐则不可去矣”的抵抗倭寇大原则。此时﹐朝﹑明连手平定倭乱的时机终于到来。 -平壤之捷 迫于日军的军势﹐朝鲜不得不放弃自力抗倭的方针﹐转而向明朝请求援兵。六月十五人﹐首批援朝明军3500人由总兵祖承训统领渡过鸭绿江﹐并发银两万两补助。这支持朝明军﹐是明朝出兵逐倭的象征﹐而实际意义不大﹐此时宁夏的叛乱尚未完全平定﹐明军后援不继﹐祖承训区区数千辽东兵相比起盘踞平壤的日军无疑是杯水车薪。然而祖承训仍然不顾兵力相距的悬殊﹐在不明底蕴的情况下擅自攻击平壤城﹐虽然一度攻入城内﹐但是由于天候﹑地理等不利因素﹐明军将校死伤多人﹑狼狈退走﹐还驻辽东。因为这次败绩﹐明朝急忙派遣沈惟敬赴平壤谈判﹐约定休战五十日﹐以此为缓兵之计。在这五十日内﹐明朝彻底荡平了宁夏勃拜之乱(九月)﹐十二月二十五日﹐以经略宋应昌﹑总兵李如松率四万明军﹐号称七万赴朝﹐明军与倭寇的对决此时才正式开始。 翌年(宣祖二十六年 公元1593年)一月六日清晨﹐四万余明军包围了平壤城。朝鲜军一万助阵﹐以其中精锐三千披坚执锐冲锋在前。日军为数一万七千余名﹐分别布阵于牡丹峰(二千名)和城内(一万五千名)。朝明联军分别由牡丹峰与城南大同江等四面攻城。配备重炮的明军轰击平壤城﹐“炮声响如雷击﹐山岳震摇”。面对装备重型火器的明军﹐日军只能以轻型火器和石头﹑沸水阻挡蚁附的攻城明军。明军终于在八日轰开城北的七星门﹐攻入城内。日军不支﹐应援日军纷纷中途卷遁﹐小西行长不得已致书明军﹐请让出后路供日军撤离平壤。当晚﹐日军乘夜色由大同江退却﹐明军以死伤三千的代价收复了平壤城。平壤的收复﹐加上海上李舜臣水军的牵制﹐日军不得不紧缩战线﹐肆虐于东北咸镜道一带的加藤清正不得不向南撤退﹐朝鲜北半部的倭寇得以平定﹐朝鲜局势得以缓和出现转机。而明军的声望也因此而大大提高﹐作为朝鲜所依赖的坚强后盾。然而是役明军仅仅斩首一千二百余级﹐焚溺致死的万余人却多是朝鲜人﹐由此观之﹐平壤之战最大功效似乎还是振奋了民心﹑扫除了朝鲜悲观与失望的情绪。 平壤之战后﹐明军迅速南进﹐正月初十光复开城﹐至二十四日前业已光复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准备进围汉阳。但是在当月二十六日﹐轻装上阵的李如松却在碧蹄馆被日军包围﹐最后仅以身免﹐折兵千余﹐气势大挫﹐不得已回军开城。从此之后﹐明军锐气大减﹐日军也停止了连日的持续后撤。明军粮草未到人马困乏﹐已无战意﹐日军方面也是兵粮且尽﹑人心惶恐﹐战局呈现胶着状态﹐封贡议和之议由之而起。 -晋州血战 丰臣秀吉吞并朝鲜因明军的介入而未能如愿﹐明军在碧蹄馆之挫后亦无法向难推进﹐在沈惟敬推动下日明双方进行议和。议和遭受朝鲜方面的抵制。三月初﹐被围困在汉阳的小西行长致书宋应昌﹐表示愿意议和撤军﹐藉此缓和明鲜军队的穷追猛打﹑赢得喘息调整的时间。四月十七日﹐汉阳日军趁明军议和松懈之机﹐违反议和的条款﹐挟持顺和君﹑临海君以及其它朝鲜大臣要员向南逃遁﹐而明军却以议和在先而不加截杀。日军为此获得充足时间向南集结﹐在六月﹐日军以十万重兵突然集结于晋州附近。外围朝鲜军打算截杀进围晋州的日军﹐但是并未得到驻屯大邱﹑尚州的明军所配合而未果。日军遂围困了晋州城。困守晋州的金千镒﹑府使李宗仁等以仅仅七千的兵力协同六万城民顽抗日军﹐十日内城破﹐军民六万被残忍杀害﹐城池几成平地。日军发掘了成宗大王与中宗大王之陵墓﹐在大肆掳掠之后扬长而去﹑退兵日本。明﹑日议和无异于纵虎归山﹐晋州军民成为议和的牺牲品﹐晋州血战为第一次倭乱画上句点。不久﹐荒唐的东封之议流产﹐未能如愿以偿的丰臣秀吉以诸多的借口﹐在丁酉年(公元1597年)再度提兵渡海﹐晋州六万军民的血成为平白无辜的牺牲。 -丁酉再乱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公元1597年)二月﹐日军十二万人渡海﹐协同滞留朝鲜的两万日军﹐杀入朝鲜腹地。与相比起壬辰年以来﹐日军锐气已挫﹐疲态渐露。不过这并未令胜利的天平向朝﹑明联军倾斜﹐朝鲜军依旧是一触即溃﹐明军表现依旧不佳。同样只是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日军的铁蹄再度蹂躏至庆尚道﹑全罗道﹐两道山河“亡去十分之四”﹐东莱﹑熊川﹑晋州等重镇再度落入敌手。壬辰年间朝鲜军纵然陆师不济﹐然而始终有李舜臣之水师支撑危局﹐而丁酉年的战事﹐朝鲜军在水陆两路均告败绩。陆战惨败之状自不待言﹐长于水战的李舜臣因谗言和间计被罢免下狱﹐转而起用老迈昏庸的老将元钧(壬辰倭乱中不战自逃的水道左使)﹐在七月十五日﹐日水军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偷袭闲山岛﹐朝鲜水军在元钧的不当指挥之下“仓惶动船 艰难结阵”﹐被动挨打﹐终致全军覆没﹐船只被焚杀殆尽。朝鲜水军败绩﹐陆地失去屏障﹐八月十二日加藤清正紧接着攻击重镇南原城﹐明将杨元与朝鲜全罗道兵使李福男以三千余兵顽抗五日后败走﹐南原失陷之后﹐全罗道已经无险可守﹐二十日加藤军再陷全州﹐局势败坏更甚于壬辰倭乱。当时朝鲜司宪府的一份文件﹐将当时朝﹑明联军士气萎靡不振形容得淋漓尽致﹕“南原既没之后 两湖人民望风溃散 列邑守令在在逃窜 直路数百里之地尽为无人之境”。无论是朝鲜军还是明军﹐都无心作战﹐土崩瓦解之势﹐不可收拾。上至国王﹐下至守臣将领﹐所思无非是哀告名明朝﹑出奔避险。军心民心堕落到倭乱以来的最低点﹐王京汉阳已经出现“官民逃散 渐遗空城”的局面。朝鲜水军失去制海权后﹐大批日军得以渡海支援﹐截止九月﹐日军占领公州﹐已经兵临汉江﹐王室面临再度播迁的危险﹐局势危急﹑悬于一发。此时﹐由邢玠﹑杨镐率领的明军再度援朝﹐与麻贵所部在汉阳汇合﹐各路明军集结汉阳﹐但是麻贵对于能够固守汉阳﹐并无把握﹐战事又再度陷入胶着﹐若不设法扭转败局﹐则大事去矣。日军在攻破江南诸道后﹐于九月“乘胜长驱 进兵京畿”﹐汉阳明军主动出击﹐在稷山素沙坪纵骑突击队列不整的日军﹐杀伤五百日军。后日军毛利秀元增援将至﹐明军北撤﹐日军退入稷山城﹐但是此战毕竟打住了日军汹汹向北的势头﹐“兵威稍振”﹑汉阳得以暂时解围﹐战事的态势开始转变﹐日军再度向南移动﹐据守全罗﹑庆尚等地的部份城池﹐明军与朝军在年内经过短暂休整﹐开始收复各处的失地。稷山之战稳住了急转直下的时局﹐与平壤之战有异曲同工之效。 稷山之战之后﹐日军气势大挫﹐不得不撤出公州和清州﹐向南收拾残兵重新部署﹐四散于鸟岭以南和湖南之地。但是此后明鲜联军表现依旧﹐在往后的战事中未能一鼓作气。加藤清正在蔚山附近太和江边修筑岛山城﹐以稳住阵脚。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公元1597年)十二月﹐明军收复蔚山﹐日军退入岛山城。时值寒冬﹐兼逢大雨﹐明军攻城未果﹐损兵三四千﹐撤围而去。九个月后﹐联军再度围城﹐迫使日军困守孤城﹐但是又由于明军董一元部泗川的败报﹐又在撤围退入庆州﹑功败垂成。虽然战事为获全胜﹐但是在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联军陆续收复失地﹐将日军围困在南部海岸一带。而在当年的八月十八日﹐丰太阁的逝世﹐加速了胜利的到来。十月份消息传入朝鲜﹐日军士气崩溃﹐争相渡海逃命。此后露梁海以及陆上战事﹐无非是追杀穷寇﹐明鲜方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胜利。 倭乱为朝鲜王朝的历史写下沉重的一页﹐战争严重破坏了朝鲜社会﹐战后耕地缩减到战前一道的水平(四五十万结)﹐人口锐减到战前的六分之一。战后﹐户口锐减﹐因而人民负担大幅度加大﹐为加固国防的而征收“三手米”(炮手﹑射手﹑杀手)﹐以及增加其它维持国家所需的各种捐税。门户党争即使在倭乱中也不曾停止(结果李舜臣遭罢免)﹐战后更加愈演愈烈﹐士大夫除此之外别无建树。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拥有战功的平民开始步入两班行列﹐两班失势初现端倪。同时﹐王室第一次被异族欺凌﹐威信空前低落......社会各种裂痕在倭乱后一并显露﹐朝鲜王朝500年国祚实际上从此时开始衰亡﹐而稍后的胡乱又再度雪上加霜。乱后300年的王朝失去了活力﹐与行尸走肉无异。
本节参考﹕<<李朝实录-宣祖实录>> <<中朝关系史>> <<明朝出兵参与平定壬辰倭乱缘起考>> <<中世纪的中日关系>> <<稷山之战>>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