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者伯夷

嗯，秦始皇就已经被称为“祖龙”了。而三皇中的伏羲为龙形，东方太昊也和龙关系密切吧？把他们与龙结合在《左传》中记载最详，其源更古，绝不会迟到西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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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很多错误存在，这个大多数人都会认可。但说是领导人胡乱指示确实言过其实。 个人以为，国家肯拨款，集中力量搞一件事情客观上是件好事，比起当前很多学者学生为了混口饭吃、凑文毕业而来的那些“学术成果”要好上许多。这个工程集合历史、考古、测年、天文各大领域在国内名列前茅的学者，动用现代化的手段，多学科交叉互动，其实力远超以往历代。 若说有失误的地方，无非就是工程的功利性，太急功近利。非要给出结论，而且有时间限制。这也是难免的，一个工程当然有工程的操作程序，用于工科项目建设的方法论未必适用于社会科学。不过，这实在不能说是在“胡乱指示”，而且这个“运动”我认为搞得不错。 现在学术界主流因为各种因素，产生了急功近利，定不下心来的不少弊病。但那些以反主流身份出现的人，从他们发表的言论来看，其实也和主流差不了多少，他们又何尝定下心来，耐心分析，得出成果了？不还是一样急着否定主流获得的成果，甚至不惜以偏概全、一棒子打死吗？所以啊，“大人物”批评别人之前首先要自我批评，而“小人物”在选择信任的对象时也不能让逆反心理趁机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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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下面引用由东乡发表的内容： 呵呵。关于这个工程...两位想的都很有道理。也是调和争论的良药。 不过，还请从考古学本身來接触这件事情。 第一，究竟是不是领导主观意识的错误指示？ 两位可以去查阅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文...

这个事情我老早就知道，也一直清楚是谁牵的头，始终认为他们的初衷是好的，除了功利性以外别的都还可取。 首先，这个工程不光是考古，而工程的成果也不光是最后一个年表。当然，工程最后拿出来的结项报告只能是这些现在看到的内容，我始终认为看事情不能只看结果的。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参加这个工程的那些学者在这几年里发表的论文情况，和没有参加此工程时作一对比，这绝对是质的变化。当然，论文成果数量上的增加可以认为是被项目逼出来的，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工作是总结性的、开创性的，这些以前都没有，拿到了充足的经费并且有相当的压力，不得不承认确实出了以前所没有的成果。我想大家不会否认参加这个工程的许多学者的科学态度，而这种态度也不会想当然地因为有上面的压力就被搁置。举个例子，大家去看一下天文方面的江晓原教授，他的论文和著作也是这段时间爆发的，然而他的结果没有最后被采纳。很多想要攻击工程的人便由此下手，说这个工程如何如何地领导意识，如何如何不科学；但我的观点却与他们相反，若没有这个工程，只怕江晓原本人将不为人知这是小事，而他的天文历史年代学理论也恐怕不会充分总结成书，这就是大事了。正如李学勤最后在总结报告里说的那样，武王伐纣的时间尚存在两种观点，而今工程暂且只能采纳一种，但这两种观点本身也已经只相差1年（还是2年？忘了）时间而已。由此看来，包括工程指导者、参与者也不绝对化工程结项报告中的结论，能够把三千年疑案精确到一两年也足够了，埃及的纪年也不过5年的精度吧？ 其次，科学数据上的不严谨是个问题，但这是这个工程本身的问题吗？在测年方面，外界人士或者国内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的一些学者指出，工程使用的C14测年没有采用年轮修正。但测年这块牵头的仇士华教授本人就不认可国际上采用的年轮修正，这不是我们没有条件去修正，而是国内主流学者认为这个修正方法本身不科学，修正之后的数据未必优于修正之前的数据，这是学者的科学流派、学术风格，不是用正确和错误就可以简单评判的。 测年得到的区间有问题，这点我觉得应该批评。工程为了获得较小的测年区间，把置信概率值减小了，以此来减小置信区间，这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这就是急功近利的集中表现！ 另外，有人说商朝的起始年代是用数字游戏得到的，但这是万不得已的，因为除了文献外严重缺乏用于精确定位的资料。纯考古得到的年代误差最大，其次通过测年来缩小区间，最终采用天文历史年代学来缩小到几个点（或小区间），再用文献来比证，这是理想的处理方法。但是，在缺乏天文甚至测年资料的时候，我们似乎只能考古加文献了，这是迫不得已。如果说有人以此抨击工程的结论，那应该说那个人本来就没有弄清楚处理问题的方法论以及这个工程结论的真正含义。至于提出把商朝起始年分（前1598年）粗略到“前1600年”是使结论更精确了还是误差更大了这样的疑问的人，简直不可理喻，可以说在学术上犯了个无知的错误！ 再批评工程时一定要先充分了解调查，我决不肯人云亦云，更无视那些所谓“方家”的大评论。也希望一般的同道，先了解、理解这个工程，把问题搞清楚，确定自己明白了工程成果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我们该如何利用工程的成果之后，再来评判。而不要急于把一件事情说死，更何况哪怕是个错误百出的东西也同样有某些地方是值得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