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者伯夷

嗯，方济各初到日本的船是中国海商的船无疑，是不是王直的不清楚，但是同船人中确实有王直。若船长有教名Avan，那这很可能就是一个中国基督徒，只是不知道这个“avan”是教名还是一般的音译。 刚刚想到，最典型的基督教中国海商就是郑芝龙，1621年他在澳门入教，教名“尼古拉”。之后，他还长期在中日间往来。

满者伯夷

所谓的基督教世纪正是中国倭寇横行及明清交替的世纪。倭寇中大部分是中国人已成为共识，随后海商活动也非常频繁。从王直、徐海、林国显到林道乾、林凤、黄程、李旦、颜思齐到郑氏父子，这些人都活跃于海上，中、日、朝及东南亚都有他们的身影，应当逐个排查，看他们本身或者其相关人物有无基督教倾向。另外，明朝灭亡后，南明有大规模的信教活动，南明也败亡后更有大量国人东渡日本避难，当然这个时代要偏晚一些，可是也可以发掘一下。

云间舞鹤

哦，郑芝龙！感谢山名殿提醒。郑芝龙这家伙的确有意思，非但有日本血统，且海上势力强大。可惜他活动的年代挺尴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可以列到表里的事迹。 至于倭寇，几个厉害的很早就被平定了。何况他们手里没有传教士，宗教影响力很有限，估计停留在海运阶段。嗯，正在逐个排查中。可是那个南明灭亡的年代……如果是基督徒肯定不敢去日本，去了的也得被“宗门改”，或者就殉教了。话说日本本国的基督徒也都过着隐居的生活，暴露之后就立刻酿成惊天血案。

满者伯夷

觉得可以从澳门历史入手。因为范礼安划分省区时即将华南区由澳门管辖，与日本各教区同等对待。而且很多海商海盗也都借助澳门的力量。 然而，有日本血统的是郑成功，郑芝龙应当是标准的中国出身。

云间舞鹤

的确。澳门很重要，与日本基督教事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切入进去看看中国人有没插一脚。

云间舞鹤

引用:

下面引用由满者伯夷发表的内容： 然而，有日本血统的是郑成功，郑芝龙应当是标准的中国出身。

不好意思搞混了。

满者伯夷

刚刚翻查郑芝龙资料时发现，郑芝龙所依附的李旦被西方称为“中国甲必旦（China Captain）”，有教名为“Andrea Dittis”，当为基督徒无疑，郑芝龙与日本女子的婚姻正是他促成的。李旦的活动时间比郑芝龙早一些，则将中国基督徒在日本的活动进一步提前。另，李旦之子李国助也是基督徒，教名“Augustine”。

云间舞鹤

葡萄牙人的确是叫李旦Andrea Dittis，但找不到他皈依基督教的其他证据。有个Ernest Satow说他是基督徒，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满者伯夷

又查，颜思齐教名“Pedro China”，他也是在葡萄牙人影响下信奉基督教的。 http://www.riccibase.com/docfile/eth-tw17.htm 这篇文章开头就这么说。当时中国海商接受西方任命为Captain，或者与西方人合作，尤其是在澳门活动，首先就是要接受西方的宗教——基督教。他们拥有的西文名字就是教名，都是入教后起的。此无可疑。遇到中国人西文写法的称谓时难点在于区分这是音译还是真的教名，而判断为教名后就不用怀疑其是否入教了。如林凤被称为“Limahong”，这就是音译，且西方人对其了解不多，此人应当没有入教。 又岩生成一曾有《明末日本侨寓支那人中国甲必丹李旦考》等文，可供参考。

云间舞鹤

山名殿给的这篇刚才也看到了。姑且算他是个基督徒。 这家伙似乎曾在日本闹事，然我却找不到更多资料证明这与基督教有关否，也不知究竟是否确有其事。

云间舞鹤

现在问题集中在这群跟葡萄牙人打得火热的切支丹日本通以何种方式参与到日本基督教的相关事件中来——他们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仅止于二传手的程度？抑或不只是送送信运运人，而是酝酿了什么殖民阴谋、资助了什么传教活动？ 话说以前联盟里那个《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到哪里去了……

满者伯夷

另有一篇文章也是翁佳音写的，可以一起看一下： http://www.riccibase.com/docfile_gb/0203-g.htm

满者伯夷

1592 年，遠東教區巡視員范禮安在長崎召開了第一次遠東地區副主教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認為有必要為日本和日本以外的耶穌會教士建立一所修院，而澳門地處遠東之中心，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最理想的地方。1594 年11月，范禮安正式提出在澳門建立一個像果阿聖保祿學院一樣的遠東傳教中心的提案，果阿聖保祿學院已成為對印度乃至馬六甲、摩洛哥、衣索比亞及東非的傳教中心。經過一番周折，最後在葡王菲利普二世的支持下，命令葡印總督及果阿副主教批准了這一方案。即在澳門初級學校和聖瑪爾定經言學校合併的基礎上擴建為澳門聖保祿學院（又稱澳門修道院）。 圣保罗学院建成后，必定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同时这些基督教中应当有很多是当时海商海盗的子弟，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必然会进入日本活动。

云间舞鹤

是的。殉教者里也有中国人。不过，他们的作用很有限。１５８７年秀吉就已下达了在全国范围内生效的禁教令，基督徒在日本的处境从此每况愈下。从１６世纪末到１７世纪初，没有出现中国籍的基督教名人。有看了一下当年日本殉教名单，列福列圣的人里头没有中国人的份。因此我认为如果要找出线索，势必要关注１６世纪中叶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带。中国基督徒要想出现在“大事年谱”里，只有三十年时间可利用。 那个《ＸＸＸ福佬海商》也查到过，来不及细看，希望能找出蛛丝马迹。

满者伯夷

一则，基督徒李旦长期在日本居住。 一则，基督徒郑芝龙又与田川氏女婚配。 此二人都长期在中日及东南亚间进行贸易，已足以写入日本基督教历史。

云间舞鹤

这个……难说：李旦在日本常驻是状态描述，不能称之为事件；郑芝龙与田川女结婚……也不算是大事罢——我再看看有啥背景可挖。（对了，那田川女是否混血的？） 我看中的是１pedro＿china倒幕事件——不知属实与否。２郑芝龙等在平户等地设立地下修会的可能性。３中国海上势力有否接应日本遭逐切支丹。

满者伯夷

田川氏女之父为中国人翁氏，其母为田川氏，所以田川氏亦称翁氏。

云间舞鹤

颜思齐这厮的事迹还真是扑朔迷离，利用有困难。

满者伯夷

也许你觉得李旦父子、颜思齐、郑芝龙都信奉天主教对日本影响不大，但我却并不这么认为。 17世纪前期，日本开始扼杀基督教在日本的发展，同时渐渐地将国家封闭起来。但是，李旦、颜思齐、郑芝龙所属的这个集团，成为日本与中国、东南亚贸易的最大中间商，据统计，17世纪30年代时郑芝龙已经占到日本对外贸易量的80%。而奇特的是，这个活跃在东亚、东南亚海域的海商海盗集团几乎所有的领军人物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郑芝龙部下有数百人的黑人火枪队，有资料说这支火枪队的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幕府禁教锁国前后却一直主要依靠一支中国天主教徒领导的贸易集团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殖民者及中国进行交流，这是十分奇特的。在那些外国人当中，李旦父子、颜思齐、郑芝龙的信仰是尽人皆知的，而他们频繁活动的平户地区也一定有不少人知道这一点，甚至通商口岸的官员中也会有人知道。但是他们的贸易活动仍然得到幕府支持，也从未见到把他们牵扯到教案中去。尽管西方船只及传教士也遭到幕府镇压，但后来的郑氏却和日本当局有着不错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这个集团能够给日本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这点无庸置疑。其次，他们的军事实力也很强大，这不但是对于那些日本孤弱无助的基督徒而言，资料表明当时该集团在日本的船只量是西方人的近10倍，甚至必要时他们可以从西方人手中将台湾也夺过来。再次，该集团后来与南明融为一体，而南明虽然一直被清军大的节节败退，但他们终究是一支比日本更大的力量，日后南明覆灭后还有很多遗民成为“海贼”或者流亡日本。正是这三点原因，使得幕府对该集团的信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底线是他们不能在日本传教。 另外考虑，该集团麾下的船只众多，和日本往来频繁，让个把日本人上船将他们带到外国去十分容易，其中也包括在本国受到逼迫的基督徒。而只要这种活动规模较小、足够隐蔽就完全能够从幕府眼皮底下逃过去，其中说不定还得到了某些人的默许。终究，将基督徒带离日本比把基督徒带来容易接受得多。 我的意见是，即便没有更多证据，也足以把他们写入《十字沉浮录》，至于是事件还是状态并不重要，那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的真实。 现在关于这部分内容我们还可以做的主要工作： 1、考察那些被迫离开日本的混血儿、基督徒乘坐的是谁的船只？是否是这个集团的呢？ 2、西方文字记录中有无传教士搭乘该集团船只在日本与其它地点中往来的？甚至有没有传教士在该集团船只上工作的？ 3、澳门建有多所基督教学校，培养神职人员，而起先这些神职人员中大部分是被派往日本的。他们的具体身份是什么？在日本的活动如何？与该集团有否关联？

满者伯夷

引用:

下面引用由云间舞鹤发表的内容： 是的。殉教者里也有中国人。不过，他们的作用很有限。１５８７年秀吉就已下达了在全国范围内生效的禁教令，基督徒在日本的处境从此每况愈下。从１６世纪末到１７世纪初，没有出现中国籍的基督教名人。有看了一下当年...

实际上中国除早期基督教外的新传教运动开展得比日本晚，罗明坚、利玛窦等在中国大规模传教时，已在秀吉禁教之后了。所以，我们要观察的并非前段，而是禁教后中国基督徒在日本的活动，这里说的中国基督徒并非日本本土的中国籍人，而是那些海商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