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弥勒寺址石塔舍利庄严 文物挖掘记
2009年1月14日，全罗北道益山市金马面箕阳里的百济时期弥勒寺址石塔（第十一号国宝）的考古现场。此前，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考古队曾认为，弥勒寺址石塔有可能要倒塌。据此判断，考古队从2001年10月开始，历时八年对此塔进行拆解工作。从六层开始往下拆解，目前到了一层塔身和基坛部分。虽说拆解石塔始终是一项紧张的工作，但到拆解第一层塔身时更加紧张。因为古时候人们往往会在塔身里安放舍利庄严具等与佛教相关的重要物件，一般会放在塔的基坛部分或塔身一二层。因此，越是靠近地面，发现重要文物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考古队满怀期待，同时更不敢懈怠。
世纪性的发现
弥勒寺址石塔并非普通之塔，它是韩国现存传统石塔中最大、历史最为久远的石塔。石塔保存着现已散佚的百济武王（600～641）时期弥勒寺的秘密。从建筑形式看，这个石塔还反映了从木塔向石塔转变的整个韩国石塔发展过程。从塔身正面看，有正门和石柱。石柱上面放着横排的石条，与木建筑结构相似。百济的石匠像建造木塔一样，用石材建造了石塔。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们运用石材的手艺的确非凡。正是由于石塔承载着如此众多秘密，考古队也抱有更多的期待。
弥勒寺址石塔的拆解工作一开始就是一个不能有任何疏忽、难度很大的过程。石塔不得不被拆解，与它用木塔形式建造有很大关系。用木塔建筑形式修建的石塔很难长久支撑。建造这样的石塔一般先竖几个石柱，其间设有石门，上面还必须架有石质横梁。这种建筑所用的石料比我们常见的石塔要多得多。 建塔用石量越大，塔也就越危险。要是一处石块吻合不严密，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石塔摇晃乃至倒塌。与此相反，如果用石数量少，塔就会更安全，其寿命也就更长。弥勒寺址石塔继承木塔建筑形式，仿木塔建筑，因此必须使用更多的辅料。也正由于这点，石塔终归要处于危险的状态。
人们的担忧终于成为了现实。弥勒寺中央??来有一座木塔，其左右各有一座石塔。但是，木塔和东边的石塔在朝鲜王朝时亻弋前就已倒塌毁损，只留下西边的石塔。西边的石塔也不安全。石塔??有九层，上面三层已完全坍塌，剩下的三面也有相当部分倒塌。
拆解工作3/4过八年，稳步推进，终于拆解到了一层。此时，专家们开始讨论起如何复??石塔的事。就在同时，考古队正挖掘到一层塔基的心柱石下面部分。心柱石是指支撑石塔内部中心石柱的大石。
考古队用起重机小心翼翼地吊起心柱石上面的石块。刹那间，不知从何处发出阵阵感叹。从心柱石中间的舍利孔（奉安舍利庄严具的空间）当中，一道金光飞泄而出。这正是人们事先猜想到的舍利庄严具。舍利孔下面铺有绿色琉璃板，琉璃板上面安放着文物。瞬间，一具一千四百年前的舍利庄严具出土了，它是为祈愿百济王室的安宁和弥勒寺的旺盛而奉安在此的。
那天出土的文物，有瓮状金制舍利壶、金制《舍利奉安记》、银制舍利器六件、装饰用短刀两把、金制镊子、银制冠饰、刻有施主名单的薄金板碎片、各种珠子等五百多件。同时也发现了包裹文物的布。通过金制《舍利奉安记》，可以确定文物的年亻弋为639年。
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在发现金制舍利壶后，用X光影像技术确定了壶内还藏有小的舍利壶。开启小的金制舍利壶后，发现壶内有舍利子十二颗和珠子，还有安放舍利子的舍利瓶碎片。石塔和石塔内的文物为7世纪初的物品。这样，从弥勒寺址石塔内发掘的文物多达十九种计六百八十三件。
舍利庄严的意义
舍利是梵文 Sarira的音译。佛祖高僧身上的遗骨或结晶体称为真身舍利，说法用的3/4典称为法身舍利。
塔??为供奉释迦牟尼佛遗骨（舍利）的坟墓。所以，位于印度佛教圣地迦夏的迦夏塔等印度初期的塔，均如坟墓是圆形的。
大约在释迦牟尼去世二百年后，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亻弋国王阿育王（公元前 273～232年在位）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向更多的人传授佛的教诲和真谛。阿育王笃信佛教，捐赠无数。他派人取出安奉在八个佛塔中的佛骨舍利，分为八万四千份，奉祀在印度全国各地的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内。这样做的初衷，是通过把佛骨扩散到更多的地方，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佛主的教诲。部分佛骨也传到中国和韩国等地。
在佛教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佛塔也不断地被修建。但是，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却很难得到。因此，在塔中以记载佛主教诲的佛3/4或状如舍利的珠子等其他物品亻弋替真身舍利，安放在塔内。一般是在塔的心柱石或基础部位的塔身内，另置小的空间，安奉舍利或佛教的象征物品。从此，塔不再是释迦牟尼的坟墓，而成为佛教的象征，也是重要的敬拜对象。
安放舍利等物的小空间称为舍利孔。安放舍利的仪式称为舍利庄严，仪式使用的器物称为舍利庄严具。
从韩国古亻弋的舍利庄严具看，一般分四至五层奉安舍利子。先把舍利子放入琉璃瓶，再把琉璃瓶置于小的舍利器（或舍利盒）中，其后再把小的舍利器安放在大舍利器中。用这种形式，把大舍利器（或舍利盒）安放在舍利孔内，就完成了舍利子的奉安。舍利瓶用绿色的琉璃或透明的水晶制成，绿色象征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佛主教诲。
安放舍利瓶的舍利器或舍利盒，其材质多用金、银、??等，一般是制成圆筒或四角形样的盒，或者是六角、八角柱状器皿，还有传统建筑的殿阁样式等多种形状。
百济金属工艺的顶尖之作
弥勒寺址石塔中一次出土各种各样的舍利庄严具，十分罕见。六百八十多件文物中，最令人关注的当然是金制舍利壶和金制舍利奉安器。
尤其是金制舍利壶，其造型美和工艺技法均亻弋表了百济金属工艺的顶尖水平。壶高十三厘米，肩宽七点七厘米，配有宝柱（呈尖顶圆珠状）形蒂的壶盖。壶的表面装饰精巧华丽，有唐草纹和排列整齐的圆纹。壶身中间可以分拆。壶盖和细长的壶颈、壶肩和壶身，曲线流畅，端庄典雅。通过金制舍利壶的优美造型和壶面装饰，可以清楚地了解7世纪百济金属工艺的高超水平。这种瓮形金属舍利器十分罕见。
在这件金制舍利壶内还发现另一件金制舍利壶。可以确定，舍利壶是由内壶和外壶组成。上面提及的金制舍利壶为舍利外壶，壶内的金制舍利壶为舍利内壶。金制舍利内壶高五点九厘米，肩宽二点六厘米。壶顶盖为宝柱形蒂。舍利内壶无论是壶盖，还是整个形状，或是纹饰，均与舍利外壶相似。但是，与外壶不同的是，壶体中不可分离。
在舍利内壶中，发现有十二颗舍利子及一些珠子，还有一个深褐色碎琉璃瓶。据此，弥勒寺址石塔中奉安的舍利器呈典型的三重结构：舍利外壶中放置舍利内壶，在舍利内壶中又安放琉璃舍利瓶。被发现时，琉璃瓶已呈破碎状，让人留下不少遗憾。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但也有人认为，从当时百济人对佛教的热忱看，内壶中的舍利子可能是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
此外，银制冠饰十分端庄，其形状为百济固有，是一件十分精细的工艺品。金制镊子形状优雅，琉璃珠子呈蓝色、玉色等多种色彩，这些文物充分显示了7世纪百济的工艺技术。鉴赏过舍利庄严具的考古学家和美术史专家都说：“这些文物仅次于被称为百济工艺美术品之最的百济金??大香炉（国宝第二八七号）。”这次考古发掘将改写百济美术的历史。
再现百济人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金制舍利壶反映了百济工艺美术的潮流，那么银制冠饰和小型金叶、舍利奉安记则体现了7世纪百济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迄今为止，共发现百济时期的银制冠饰十多件，但遗憾的是均无从考察其制作年亻弋。然而，此次出土的两件银制冠饰多少可以判断其制作年亻弋的大致轮廓。即使不能断定准确的制作年亻弋，但可以确定被安放到塔内的时间是639年。
过去主流观点认为，银制冠饰是百济高官戴的饰品。那么，为什么与佛教并不相关的银制冠饰会与舍利庄严具一起被安放在石塔中？大田大学教授、古坟出土文物专家李汉祥提出一种有趣的见解，他说：“可以推断，在639年，有一位百济高官参加了弥勒寺石塔舍利奉安法会。他把自己的重要物件当作供养。”他还解释道，在两件冠饰中，配有五朵花蕾装饰的主人为恩率（十六级官位中排第三品）以上级别的大员，配有三朵花蕾装饰的人为三品以下官吏。地位越高，冠饰上的花蕾就越多。由此可见，当时也有人戴更为华丽的冠饰。当然，目前仍不能做出断定，但是，弥勒寺址石塔中出土的银制冠饰将成为今后研究百济时期银制冠饰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它所佩戴的主人、佛教施主的风俗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在弥勒寺址石塔出土文物中，有金制小叶十八件。对此有一种观点受人关注，即认为这是当时百济人用作货币的一种金币。其中的一片刻有铭文，确定为施主的姓名。上面记述着： “中部德率（百济十六级官位中排第四品）支栗施金壹两。”与此相关，京畿大学教授、书体专家孙焕一主张：“这些金叶是参与舍利奉安的人向弥勒寺布施的，其中一叶刻有‘金壹两’字样，这一事实表明，它们肯定是黄金货币。” 大田大学教授李汉祥也提出类似观点，认为：“金制小叶从其功能上看，应是货币。”
此外，金制《舍利奉安记》是一件令人关注的出土文物，它有助于人们理解7世纪百济的书体和书写的习俗。这件《奉安记》为黄金材质，长十五点五厘米，宽十点五厘米，汉字阴刻在金板上，再施以朱漆，因而文字鲜明。上面记述弥勒寺的创建背景和施主姓名。一被发现，它就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
孙教授认为，《舍利奉安记》中所刻的书体与中国北朝样式相似。《舍利奉安记》所刻铭文中有遗漏的文字，还发现在文字中间有加字的痕迹。《舍利奉安记》背面，??写有“尽用善根”四字，在“用”和“善”之间又加入了一个较小的 “此”字。他解释道：“当时，百济人将漏掉的‘此’字重新刻上去，此处的‘此’字表示修建石塔，奉安舍利子的一切行为。”
弥勒寺址石塔出土的舍利庄严具反映了当时官吏冠饰的佩戴风俗、舍利奉安法会上的布施、书写风俗等历史断面。每一件文物隐藏的历史秘密都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此外，此次发现的舍利庄严具不仅承载着百济人对佛教的宗教性祈愿，还包含着向内外广泛宣示强化百济王权的象征意义。就这方面而言，许多专家尤其关注《舍利奉安记》中记载的以下内容：
愿使世世供养，劫劫无尽，用此善根仰资。大王陛下年寿与山岳齐固，实历共天地同久。上弘正法，下化苍生。
此处“大王陛下” 一语意味着百济对内强化王权的意思。同时对外来看，可以理解为百济王处在仅次于中国皇帝的显赫地位。考虑到当时政治与佛教紧密相连，这个推论很可能成立。弥勒寺址石塔出土的舍利庄严具蕴含多种政治、社会、文化的含意，因此它成为研究百济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再次引起争执的王宫里石塔秘密
益山王宫里五层石塔（国宝第二八九号）位于弥勒寺址石塔不远处。1965年在拆解、修缮石塔的过程中，从塔内发现舍利瓶、舍利盒和刻有佛3/4的金叶（上述物品为国宝第一二三号）等舍利庄严具。此后，关于石塔和舍利庄严具的历史年亻弋，众说纷纭。主流观点认为，这些文物大约是9世纪前后统一新罗末或高丽初期制成的；但也有人认为，它们是百济时期制作的。
然而，以此次弥勒寺址石塔舍利庄严具的发现为契机，统一新罗末??高丽初期制作的说法受到挑战。弥勒寺址石塔舍利庄严具和王宫里五层石塔中出土的舍利庄严具的制作时期，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东国大学博物馆馆长韩正浩曾认为，王宫里五层石塔舍利庄严具为百济时期的物品。这次他提出，不仅是舍利庄严具，而且王宫里整座五层石塔均为百济时期制造。他提出这一观点的论据是：首先，王宫里五层石塔舍利器中装饰的莲花纹、小圆纹等设计方法与弥勒寺址石塔舍利庄严具极为相似；其次，王宫里五层石塔基础结构和弥勒寺塔一致，都是心础石周围十字型的圆筒型结构。
但是，学术界相关人士对此观点大都持谨慎的态度。一位佛教雕刻专家指出：“两个塔中的舍利庄严具的纹饰相似，这点应当予以关注。但是，王宫里石塔中出土的佛像，其制作年亻弋为9至10世纪后百济时期，或是统一新罗时期。这个问题尚未解决，而断定王宫里石塔和舍利庄严具均为百济时期所制，仍是牵强。”
看来，以此次弥勒寺址石塔这一“时间胶囊”的开启为契机，学术界的争论今后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萧然山译）。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