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房守日(真田豪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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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录入:南开大学井上亘教授讲义(中秋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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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座”与“权利”
                 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井上     亘
        在上次课中,我在序言“日本古代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里向大家说明了,要想了解日本的本质,就必须要先知道日本的古代。古代史研究的特征就是彻底的实证主义,其总最重要的就是史料。但是,在史料并不多的古代史研究上新开发的方法论也有重要意义。接着,在第一章“日本古代官僚制的本质”里,我向大家介绍了一个运用新史料及新方法来研究的例子。结果证明,古代官僚制是以家政机关为核心而发展的,而其自我相似(fractal)的重层构造和唐代官僚制不同,虽然律令制瓦解后幕府又返回到了以家政机关为核心的组织,但经过了从中世“职”的体系到近世“役”的体系的这段变化,以“役人”为主体的日本式官僚制才最终确立,并经过明治维新太政官制的复兴,被继承到了日本近代官僚制当中。刚才讲的这些,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历史跨度太大了,不过其起点是叫做“政所”的家政机关。在日语中,政所是“まんどころ”“まつりどころ”的简化表现,意思是“祭政”的场所,同时这也是我们这次课的主讲内容。要想从事祭政的研究的话,就一定要去其现场。在那样的现场上来构筑历史,这就是我的方法,用心观察小小的东西,并随之展开到大大的问题,这不仅是历史学,而且也可以说是所有领域研究家共通的心得。如果一直说着大话,就成了评论家的工作了,并不是学者了。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也是从小小的论点展开到大大的问题。现在开始讲第二章“古代的座与权力”。
      



    1)“朝政”和“朝礼”:在我读博士的时候,导师劝我从某本词典中摘几个条目来写论文。期中有“下座”和“动座”这两个条目。于是我就马上去搜集了相关史料。主要史料有如下三个。
           第一个是律令的条文,意思是说要对亲王和太政大臣“下座”,对左右大臣和自己所属的长官“动座”。第二个是令规补充的法令,说左右大臣对亲王和太政大臣“动座”就可以了,亲王和太政大臣不用相互动座,左右大臣之间也一样。第三个是713年宣布的“官宣”,也就是太政官的告示,说亲王或太政大臣出入朝堂的时候,式部省要叫百官“下座”,这时,左右大臣“动座”,五位以上站在床下,其他官人跪在座下,亲王或太政大臣着席或是出门之后,百官可以如旧就座。
          这样看来,这应该是大官出入朝堂院时的规定。朝堂院,上次的讲义中我已经向各位说明它是反映出古代官僚制的形成过程的日本特有的设施。那个达到最大规模的朝堂院,在七世纪末藤原宫里。在中央的朝廷,东西230米,南北达到了318米,并设立了十二座朝堂。太政官和八省的官员们就是在这里从事政务的。太政官由大臣和纳言组成,他们裁决朝政并集议国政。大臣中有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太政大臣就是“则阙之官”,因为有规定太政大臣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时候要使职位孔雀,所以实际上是左右大臣担任统辖的实务。再说说纳言,一开始有大纳言,在八世纪初,加上了中纳言,同时八省长官等作为参议,被允许参加集议国政。上述议政官叫做“公卿”,在平安时代被称为“上达部”(かんだちめ)。把这个公卿与实务官厅连接起来的就是弁官,他把公卿的命令传达到八省,并吧八省的呈报转达给公卿。
         
      另外,现在我们也能知晓这些人在朝堂院里是怎样处理政务的。根据平安前期作品《仪式.朝堂仪》的记载,在朝堂院进行政务,是由“常政”、“太政大臣听政”和“弁官宣”所组成的。首先,早晨六点半前,太政官及八省次官以上的官员要在朝堂就座。这个就是“朝座”的一览表。在朝堂上铺座成三列,面向朝廷前列有长官和次官,中间有判官和主典,后列有史生。按照《职员令》的记载,长官和次官都有裁决事物权,判官和主典从事所有事物,史生从事抄写、转送文书。这是因为这样各个任务都不同,所以作为分为三列。然后一到了六点半,随着鼓声的响起,太极殿和朝堂院的南门被打开,各省开始工作。这就是常政(つねのまつりごと)。开门后,大纳言一下的各省长官们进来出勤,这个时候,见“当司长官,即动座”,也就是说次官以下的官员要对长官行动座礼。为什么不简单说“长官”,而说“当司长官”呢?八省之下设有叫“职”、“寮”、“司”等官司,比如说,当式部省的长官过来的时候,不仅是式部省的官员们,包括哪些属于式部省大学寮的官员们也要动座。但是,式部省旁边的兵部省,就是长官过来,式部省和大学寮的官员们也不必动,只有兵部省的官员们要动座。
        接着,大臣们过来。《仪式》的记载是这样的。这里所写的“称位”,是大臣的官位和名字的意思。比如说,藤原氏的右大臣入场的话,式部省的官员大声宣布“右大臣藤原朝臣(みぎのおおいまうちきみふじわらのあそみ。まうちきみ意味着在飞鸟时代的大夫,是在天皇面前的显贵的意思)”。下面的“北折,二称一度”,虽然乍一看不是很清楚是什么,但放在朝堂院图上考虑的话,马上就能明白。大臣进南门,而太的作为在东侧第一堂。从南门到那里的路,只有进入门后往右拐,在这边又网左拐并一直往北走。为什么不走中央的道路呢?因为在中央的这条道路被称为“驰道”,天皇的轿子通过的道路。现在京都的一些地方的寺庙里也有,横穿过中央的时候,僧侣有停下脚步并合掌的习惯,听说中国也残留着这样的习俗。总之,大臣入门后先向东然后向北走到这里就座。刚才的“北折”是指像这样改变方向的地方。在那里“二称”,就是说再一次称位。也就是说这个大臣再一次动座,如果进门就是亲王或太政大臣,那是告知百官就要下座了。
       这样大臣就座后,大纳言一下转移到大臣的堂上,而开始“大臣听政”。弁官上第一堂说道“司司の申せる政、申し給えんと申す(我想宣读诸官的呈报)”然后宣读文书,对此大臣进行裁决,每个文书都这样处理,一直到读光所有文书为止。之后,弁官先下堂一次,然后再上堂,这时部下说:“申せる政(呈报的案件怎么办)”,弁官命令他:“申せるまにまに(按大臣说的办)”。这是“弁官宣“,也就是说,接受了大臣裁决方案的弁官,命令部下按其方案执行,而后政务结束。(刚才介绍的713年的“官宣”也是这样宣布的)。《仪式,朝堂仪》说:然后“诸司乃退”。
        这样就向大家介绍完了朝堂院里的政务,但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为什么非得在那么宽阔的场所里处理政务呢?“常政”在各省厅也可以办事,“大臣听政”和“弁官宣”也可以在朝堂院旁边的太政官正厅里进行。根本没有必有特意在那么大的院子里办事。其实,这本《朝堂仪》是在平安前期所写的,进入平安时代后在朝堂院的政务早已有名无实了。到平安时代时,这样的必然性已经没有了。但是在飞鸟、奈良时代还有。就是说,我认为这以为着在朝廷上,能够仰望太极殿中的天皇(当时太极殿是建立在坛上),百官一起承认大臣决定的神圣性。我之前已经说明了,朝堂院是七世纪在不稳定的东亚形势中,为了实现“集中权力”,吧分散在豪族家里的国政机关汇集于王宫南庭而建立的。另一方面,古代的院子叫做“斋庭(ゆにわ)”,意思正式听得到神意的地方。就这样,朝廷宣布的命令作为“现神“的天皇的意思,被所有的官员承认而下达全国。
       相当于日本这样的朝政,唐朝的政务系统是彻底的文书行政。在这里不能详细比较,例如吐鲁番文书的案卷等,可见是受理文书后,通过从下到上依次传看签字而进行各自的工作的,最后一直传到长官的手上,并下达“判”。而日本是在听到神意的朝廷里下“宣”。这“判”与“宣”的区别,正式反映出唐文书行政与日本口听政务的差异。“判”是科举的“身言书判”之一,判例集也发展成为文学类型之一,与此相对,日本的“宣”此后作为“宣旨”而成为代替诏书等简化了的命令文书形式之一。

[ 本帖最后由 宇都宫壬纲 于 2008-9-14 15: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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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7-9 12:33 发表
这是在什么地方的讲座?
去年在北大的。我这只是大概六分之一的内容,太多,以后徐徐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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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真田豪 于 2008-7-10 15:02 发表
这是宏理你自己根据听演讲的笔记整理的么? 有点错字~~~另外,感觉有些地方比较别扭~~~比如:

朝堂院是七世纪在不稳定的东亚形势中,为了实现“集中权力”,吧分散在豪族家里的国政机关汇集于王宫南庭而建立的。

...
老大!录入的是壬纲!!!!不是红利!!我太伤心了。。。话说这是讲义的打印稿,就是井上大爷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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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座”与“动座”
        让我们回到“下座”和“动座”的话题上来。关于对亲王和太政大臣行的“下座”,《律令》的注释书解释如下。在这里五位以上从座位上下来并站立,而六位以下要避座跪下,这些都没问题,但接下来说,厅外之人(杂任、仆人)只是站起来,这令人感到奇怪。在堂上六位以下,具体解释的话,在第二行的判官和主典(事务官)以及在第三行的史生,在他们跪下的同时,堂下的仆人和五位以上,也就是说在第一行的长官和次官一样是站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先怀疑有可能是文字不对。不过,别的注释写的是一样的。那么,不对的是我们的想法,其实依据现代常识思考的我们错了。学问呢,基于近代理性才能构成科学的思考,但只有历史学要知道前近代的常识,同时用那个时代的观点来分析旧史料。这里正是其有趣的地方。而且研究外国史,还有国家间的差异,所以要超越空间和时间而了解对象,那是相当辛苦的一件事。
        让人感到奇怪的并不只是这个。刚才让大家看到的《朝堂仪》,关于大臣入场加以详细注释如下。这个依据《弘仁格式》,即嵯峨天皇时颁布的法令,在这里,左右大臣对亲王和太政大臣要“起座”,其他官人要“磬折而立”,而且对左右大臣入场要“起座”。俺《律令》记载,对亲王和太政大臣要行“下座”礼(只有左右大臣动座),对左右大臣行动座礼,因此简单地说来,下座就是“磬折而立”,动座就是“起座”。不过,这里我们把动座当成起座的话是不行的。因为,下座也是“自床下立”,也就是起立,所以下座与动座之间的区别会消失。关于动座,先行研究说:“虽然像是比下座更简单的拜礼,但是还是不明白具体动作如何”,这就没办法了。不过,我要用词典条目来解释下座和动座的啊,所以感觉很困难。反腐思考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件事。
        正是座的问题。根据奈良时代的《律令》,给五位以上“座”、“床”、“席”,六位以下是“座”、“席”。席是席子、草席,座是坐垫。因此,六位以下,也就是说朝堂上第二行和第三行的事务官以下,先在堂上铺上席子后,把坐垫放在席子上就座。所以,“自座而跪”这就是意味着在坐垫的旁边跪下。对此,都在第一行的五位以上,铺席子在堂上后,把床安置在席子上,而且把坐垫放在床上就座。从那里“下立”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正坐,随便坐着的意思。这就是圣德太子的坐像,看到佛像也可以看出坐像大致上是把坐垫放在床上而就座的。床(牀),长六尺、宽四尺,这就是床。在中国古语中牀就是床的意思,在日本被认为牀就是“床之间”的起源,总之,坐在这样的床上的。
        然而,看到平安时代的《延喜式》,所说的却不一样。如此,给亲王以下、中纳言以上的是椅子,其他的都是“床子”。床子,一看就觉得跟床(牀)一样,因此似乎除了中纳言以上之外,全体官人都开始下座了。但是仔细调查一下马上就会明白床与床子有很大的不同。床子长二尺到四尺,宽一尺四寸到二尺四寸,其面积,特别是宽度几乎是床的两倍。因为42厘米的宽度大约和长凳差不多,所以不用说是睡觉,连盘腿坐都不能。如此,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时,朝堂的“座”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次上述第二个疑问可以这样解释:在奈良时代使用床,因此以从床上下来而站立的下座为最高敬礼。进入平安时代,床被床子取代后,因宽度狭窄而变成像坐在椅子上一样,不能行下座礼了,在此,让下座(起立)升级为“磬折而立”,动座也跟下座所行一样的“起座”。
    其实有人从前说过和我一样的看法。明法家惟本直本,再902年作证如下。上面的句子是“床子”的规定,接下来的是“起座”的,都已经看过,而后他说:在奈良时代的令中使用的是床、座,因此有“上下动座之法”,再平爱时代平安时代的《格》中是坐在床子上,因此有了“起居磬折之文”。用他的证言能够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
      那么,变成为起座之前的“动座”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既然下座等于起座,那么动座就不会等于起座。一定是比起座更简单的立法。因此,只能理解成是不离开座而做什么。在此,请大家回想一下大臣入场的场面。大臣入门的时候,式部官人宣布“右大臣藤原朝臣”而让全体官人动座,大臣改变方向之后,式部官人又叫“右大臣藤原朝臣”。动座等于起座的说法在这里也露出了破绽。是因为人一旦起立后就不会再站起来。然而,这句“二称”就是为了明确“动座”的最大而且唯一的暗示。如果大家站起来迎接老师入场时,他突然改变方向的话那怎么办?当然大家也要改变方向而面对他吧。那有可能是“动座”。与其说有可能,还不如说是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动座是不离开座的礼。官人们在大臣入门时当然是朝向南方而面对大臣。而大臣“北折”后,再东侧的官人就会朝向西,再南面和西面的官人们就会朝向东面。这正是“动座”
      下座与动座的区别就是离开座的,还是不离开座的。因此,上述第一个疑问也可以这样解释。下座的意义正在于离开座。第一行的裁决官起立,第二三行的事务官以下下跪,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来自于官位等差,再朝堂上没有座的厅外之人,也可以说一开始就在“下座”的状态。,也就是并非行礼的对象,因为根本没有行礼的资格,所以只能站着。还有,由以上所述可见,以离不离开座为第一义,以身体举止为第二义。这样的看法跟中国礼制完全不一样,再《唐令》里当然没有下座动座。这些是古代日本特有的礼仪。因此,对唐文化什么都喜欢的嵯峨天皇,为了废除日本式的下座、动座,把床换成了椅子、牀子,引入了唐式起居磬折的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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