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者伯夷

[B]二、唐罗联军灭亡百济的具体时间[/B]
显庆五（660）年，大唐接受新罗方面的劝说，派遣苏定方统兵十余万出击百济，最终与新罗联军一同将其攻破，并俘虏其王室、大臣及百姓等，使得相当部分的百济领土纳入大唐版图。这无疑是公元7世纪东亚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然而，各种史料关于该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却存在多多少少的矛盾和模糊，需要仔细梳理。拜根兴在《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一书中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分析研究唐罗联军灭亡百济的具体日程问题，很有启发性。下面结合史料试对整个日程给出自己的看法：
《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七（660）年条载：“（1）三月，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金仁问为副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三万军，以伐百济，敕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使将兵为之声援。（2）夏五月二十六日，王与庾信、真珠、天存等领兵出京。（3）六月十八日，次南川停（今京畿道东南部利川）。（4）定方发自莱州，舳舻千里，随流东下。二十一日，王遣太子法敏领兵船一百艘，迎定方于德物岛（今京畿道西海中德积岛）。定方谓法敏曰：‘吾欲以七月十日至百济南，与大王兵会，屠破义慈都城。’……定方喜，还遣法敏征新罗兵马。（5）法敏至，言定方军势甚盛，王喜不自胜。又命太子与大将军庾信、将军品日、钦春（春或作纯）等率精兵五万应之，王次今突城（今忠清北道北部阴城）。（6）七月九日，庾信等进军于黄山（今忠清南道南部连山）之原，百济将军阶伯拥兵而至，先据崄设三营以待。……是日，定方与副总管金仁问等到伎伐浦，遇百济兵，逆击大败之。（7）庾信等至唐营，定方以庾信等后期，将斩新罗督军金文颖（或作永）于军门。……百济王子使佐平觉伽移书于唐将军，哀乞退兵。（8）十二日，唐罗军□□□围义慈都城，进于所夫里之原。……（9）十三日，义慈率左右夜遁走，保熊津城，义慈子隆（当为泰）与大佐平千福等出降。……（10）十八日，义慈率太子及熊津方领军等自熊津城来降。（11）王闻义慈降，二十九日自今突城至所夫里城，遣弟监天福露布于大唐。（12）八月二日，大置酒劳将士，王与定方及诸将坐于堂上，坐义慈及子隆于堂下，或使义慈行酒，百济佐平等群臣莫不鸣咽流涕。……（13）百济余贼据南岑、贞岘（今大田市西部镇岑）、□□□城；又佐平正武聚众屯豆尸原岳（今全罗北道东北富南），抄掠唐罗人。（14）二十六日，攻任存（今忠清南道中部大兴）大栅，兵多地崄，不能克，但攻破小栅。（15）九月三日，郞将刘仁愿以兵一万人留镇泗沘城，王子仁泰与沙湌日原、级湌吉那以兵七千副之。定方以百济王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百姓一万二千人自泗沘乘船回唐，金仁问与沙湌儒敦、大奈麻中知等偕行。（16）二十三日，百济余贼入泗沘，谋掠生降人，留守仁愿出唐罗人击走之。贼退上泗沘南岭，竖四五栅屯聚，伺隙抄掠城邑。百济人叛而应者二十余城。（17）唐皇帝遣左卫中郞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二十八日至三年山城（今忠清北道中部报恩）传诏。文度面东立，大王面西立。锡命后，文度欲以宣物授王，忽疾作便死。从者摄位毕事。（18）十月九日，王率太子及诸军攻尔礼城（今全罗南道中部绫州）。（19）十八日，取其城置官守。百济二十余城震惧，皆降。（20）三十日，攻泗沘南岭军栅，斩首一千五百人。（21）十一月一日，高句丽侵攻七重城（今京畿道北部积城），军主匹夫死之。（22）五日，王行渡鸡滩，攻王兴寺（今忠清南道南部扶余附近）、岑城。（23）七日乃克，斩首七百人。（24）二十二日，王来自百济，论功。”
以上是关于这场战争最为详细的历史记载，时间从该年三月直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大致可分作24个时间节点。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以下11条：（1）三月是整个军事计划正式发动的时间；（4）六月二十一日是武烈王派金法敏于德物岛迎接苏定方大军的时间，之后定方与法敏约会军期为七月十日，法敏回去禀报武烈王并发动新罗军；（6）七月九日是“黄山之役”和“伎伐浦之役”的时间；（7）罗军与唐军会师时定方认为新罗失军期，而后两军于七月十二日进军所夫里原，则会师的时间是七月十一日；（9）七月十三日是百济都城泗沘沦陷的时间；（10）七月十八日是义慈王向联军投降的时间；（11）七月二十九日是武烈王派人露布大唐的时间；（14）八月二十六日是“任存之役”的时间；（15）九月三日是苏定方一行起程返唐的时间；（17）九月二十八日是唐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至三年山城向武烈王传诏赐物并猝死的时间；（24）十一月二十二日是武烈王率军回到新罗都城金城的时间。
《三国史记》其它篇目及《三国遗事》也都给出了与之符合但较为简略的时间，可作参证。《日本书纪》及其引文也给出了比较吻合的记载。《齐明纪》六（660）年九月条载：“九月己亥朔癸卯，百济遣达率（阙名）、沙弥觉从等来奏曰（或本云，逃来告难）：‘今年七月，新罗恃力作势，不亲于邻，引构唐人，倾覆百济，君臣总俘，略无嚼类。（或本云，今年七月十日，大唐苏定方率船师军尾资之津，新罗王春秋智率兵马军于怒受利之山，夹击百济。相战三日，陷我王城。同月十三日，始破王城。怒受利山，百济之东界也。）于是，西部恩率鬼室福信赫然发愤，据任射岐山（或本云，北任叙利山），达率余自进据中部久麻怒利城（或本云，都都岐留山），各营一所，诱聚散卒。兵尽前役，故以棓战。新罗军破，百济夺其兵。继而百济兵蕃锐，唐不敢入。福信等遂鸠集同国，共保王城。国人尊曰佐平福信、佐平自进。唯福信起神武之权，兴既亡之国。”
这条中“九月己亥朔”与陈垣所推《二十史朔闰表》相同，“癸卯”为九月五日。如此，唐罗联军与百济之战的消息传到大倭朝廷已是战争发生后数十天的事了，难怪和百济关系密切的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出反应，唐罗联军的闪击战策略收到奇效。该条“或本云”中称唐军至“尾资之津”、罗军至“怒受力山”的时间为七月十日，比《武烈王纪》中“黄山之役”和“伎伐浦之役”的发生时间七月九日晚一天。但百济都城沦陷的时间七月十三日与《武烈王纪》一致，由此两书日程应属相同，黄山、伎伐浦两役艰苦激烈，1天时间完全可以考虑在战斗延续期内。《齐明纪》中提到几个地名：“任射岐山”、“任叙利山”一般认为就是黑齿常之投奔的“任存山”；“都都岐留山”的首字也当是“任”字之误，此地同为任存山，在大兴附近；“久麻怒利城”同《日本书纪》《雄略纪》中的“久麻那利”，意即“熊津”，但这里又称“中部”，似非，因为如前所述中部治所乃古沙夫里，熊津是北方治所，或有误传；“王城”一般指都城，但其它史料都没有提到泗沘城曾经被百济复国军夺回，则此“王城”或许就是百济故都即前述“久麻怒利城”。从百济前往大倭需要些时日，因此可以推测鬼室福信、扶余自进等起兵任存山并光复熊津城的活动都应该是当年七八月内完成的。
《齐明纪》六年七月条引高丽沙门道显《日本世记》载：“七月云云，春秋智借大将军苏定方之手，使击百济亡之。或曰，百济自亡，由君大夫人妖女之无道擅夺国柄诛杀贤良，故召斯祸矣，可不慎欤，可不慎欤。其注云，新罗春秋智不得愿于内臣盖金故，亦使于唐，舍俗衣冠，请媚于天子，投祸于邻国，而构斯意行者也。”
道显是高句丽归化倭国的僧人，就生活在百济、高句丽相继灭亡的年代里。他的记载应当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即便是传闻也比一般晚出的记录要可信得多。道显认为百济灭亡于七月有根有据，又与《三国史记》、《日本书纪》正文各条的时间一致，应当是正确的。
《齐明纪》六年十月条内小字附记云：“百济王义慈、其妻恩古、其子隆等、其臣佐平千福、国弁成、孙登等凡五十余，秋于七月十三日为苏将军所捉，而送去于唐国。盖是无故持兵之征乎？”这是一条很特殊的记载，与前述日程不符。泗沘城破于七月十三日，义慈等降服于七月十八日，众人被送往大唐为九月三日；依此则苏定方不能于七月十三日将众人捉拿送去大唐。今疑此条将泗沘城破与义慈被俘、押送大唐三事混记于一处，不可盲目采信，当予纠正。
又《齐明纪》六年七月条引《伊吉连博德书》载：“（1）庚申（660）年八月，百济已平之后，（2）九月十二日，放客本国。（3）十九日，发自西京。（4）十月十六日，还到东京，始得相见阿利麻等五人。（5）十一月一日，为将军苏定方等所捉百济王以下太子隆等诸王子十三人、大佐平沙宅千福、国弁成以下卅七人，并五十许人奉进朝堂，急引趋向天子。天子恩敕，见前放着。（6）十九日，赐劳。（7）廿四日，发自东京。”
伊吉连博德是显庆四（659）年倭国派往大唐的使节之一，于年底被唐廷软禁于西京长安。他也是当时之人，所记乃亲身经历，应与实际情况符合。但他称百济平定于这年“八月”，此与同为当时人的道显所录有异；这些遣唐使在九月十二日得到释放之前一直被看押，应当无法随意获取外界消息，他们的信息渠道只能是唐朝官方。
《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载：“（1）三月……辛亥，发神丘道军伐百济。……（2）八月庚辰，苏定方等讨平百济，面缚其王扶余义慈。国分为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以其地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曲赦神丘、昆夷道总管已下，赐天下大酺三日。……（3）十一月戊戌朔，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载：“（1）三月……辛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兵道行军总管，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三将军及新罗兵以伐百济。……（2）八月庚辰，苏定方及百济战，败之。……（3）十一月戊戌，苏定方俘百济王以献。”
两《唐书》所述虽有差异，但时间节点却完全相同。《旧唐书》“十一月戊戌朔”的记载与《二十史朔闰表》同，按此表则三月“辛亥”为三月十日，“八月庚辰”为八月十二日。如此精确到日干支的纪事极有可能依据《唐高宗实录》写成，其可信度相当高。而且，两《唐书》的记载与倭国遣唐使伊吉连博德当时于大唐境内所记日期完全一致，这就构成了与《三国史记》、《日本书纪》、《日本世记》百济亡于“七月说”不同的“八月说”。
另，金石文资料《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为“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权怀素书”。此标以大唐正朔的“八月己巳朔”亦与《二十史朔闰表》同，再证其可信性。而“十五日癸未”的立碑时间说明至少到唐历八月十五日止，泗沘已破，义慈已降，唐罗联军平灭百济的行动已告基本完成。
不论是“七月说”还是“八月说”，都有多方资料相互映证，而且也都有当时人的记录，均不可轻易废弃。我很赞同拜根兴试图同时接受两套日程记录并将其调和的观点，但是对于他调和的方式及基本方向则全都不能认同。
拜根兴发现“七月说”中泗沘城破在“七月十三日”，而“八月说”中大捷发生在“八月十二日”，两者基本相错1个月。于是，他从大唐、新罗、百济和倭国使用的历法可能存在差异及各国当时的天文观测、天象演算能力有限的角度分析，暗示两者很可能是同一天，只因各国所行正朔不同而在记述上出现差异。但是，这种推断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仔细考察《三国史记》等书中“七月十三日”的纪事及《旧唐书》中“八月十二日”纪事，两者并不完全吻合。前者只是说是日百济都城陷落，而义慈王及太子隆等投降要等到“七月十八日”即五天以后。而后者则说“八月十二日”苏定方等已经讨平百济，义慈王及其臣属已经“面缚”。也就是说，《旧唐书》“八月十二日”纪事实际上至少要到《三国史记》“七月十八日”以后才能实现。而各种历法中对朔日的计算不会误差太大，一般都在前后一两日之内，因之《三国史记》“七月十八日”也不可能是《旧唐书》“八月十二日”。双方记载时间上的差异不是使用历法不同造成的，或者不全是因为使用历法不同而造成的。
其次，我们注意到唐罗联军在德物岛约会军期后分水陆两路进兵，合围泗沘城。《三国史记》称约定的时间是“七月十日”，最后新罗方面因为“黄山之役”打得非常艰苦而延误了一天，因此还惹怒了身为唐军主将同时也是联军主帅的苏定方。约会军期在作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如果双方使用的历法不同将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因此，假定唐罗双方使用的历法有差异，就必须先校对具体的正朔，然后以双方的历法分别给定具体日期，这是决不能少。而如此重要的情节，很难想象会不被史官注意到并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如果新罗方面因为双方历法差异而至误了军期（当然也只能是一两天），其主将金庾信等也一定会以此严词力争；但《三国史记》中金庾信争辩的理由只是“黄山之役”的惨烈而已。也就是说，因为所行历法不同而影响唐、罗两军作战日程安排的可能也可以排除。如此，比约定的军期同在七月而且只晚三天的泗沘城破事件也就不应当产生不同日期的记录。
最后，让我们来做一次反证法。假定“七月说”、“八月说”日期记载都是正确的，其差异来源于当时各国间主要是新罗、大唐间使用历法的不同，《三国史记》等书“七月十三日”即《旧唐书》“八月十二日”。由此，唐历应比罗历推算靠后1个月。据《二十史朔闰表》，显庆五年内并无闰月，则苏定方一行回到洛阳的唐历“十一月戊戌朔”在“八月庚辰”大捷后78天后。而《三国史记》中称苏定方押送包括义慈王在内的大量百济俘人从泗沘城启航是在罗历“九月三日”，就算罗历七月与九月之间无闰月，这也是在泗沘城破后约50天。如此，苏定方率十余万大军并押解上万俘虏，泛舟越海千里，陆行两千余里，从泗沘到达东都洛阳，也只能花去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此大规模的队伍行进相当缓慢，在陆上1日仅能行50里上下，两千余里的陆路就要花去至少40天以上，更不用说还有水路了。
基于以上三点，我已经彻底否定了拜根兴以唐罗等国所行历法不同来调和各种史料时间记述差异的可能。那么，如何在同时肯定《三国史记》、两《唐书》、《日本书纪》、《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等各种文献或金石史料日程记载正确性的前提下，对于它们之间的差异给出合理的解释呢？我认为这必须从两《唐书》“八月庚辰”纪事的性格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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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按照以往学者们的认识，中国史料中的“八月庚辰”纪事都是作为战争发生时间被认定下来的，其中也包括前面提到的拜根兴在内。可事实真的如此吗？下面，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两《唐书》的这则记载是如何产生的。
据两《唐书》《高宗本纪》等记载，唐高宗于显庆四（659）年闰十月从长安出发抵达东都洛阳。显庆五年正月初二癸卯，苏定方平定西突厥都曼的叛乱凯旋，唐高宗在乾阳殿接见。二十三日甲子，唐高宗从洛阳出发前往太原，苏定定随行，二月十日辛巳到达，路上用了17天。此后，唐高宗一直在太原活动，直到四月八日戊寅才出发返回洛阳，二十三日癸巳抵达，这次路上用了15天。而唐高宗在太原期间的“三月十日辛亥”正是苏定方受命出征百济的时间，《三国史记》也将此事记在三月。两《唐书》所记的这一日期必定采自《唐高宗起居注》或者当时留存下来的诏书公文之类的文献，所以该日期无疑是唐高宗下诏东征的时间，而不是确指苏定方等发兵的时间。随后，苏定方先要从太原返回洛阳，集结大军完毕后再誓师东行，从洛阳出发至莱州（今山东掖县），再自城山（今山东荣成）济海至德物岛。以上都是唐历的时间，并以日干支为准。
另一方面，唐高宗下诏后应当派遣飞驿赶往远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都城金城（今庆尚北道庆州）向武烈王金春秋传达旨意，因为作为盟友的武烈王被任命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他必须配合“使持节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苏定方的行动。按照太原与金城之间的水陆距离来看，使者在路上至少要花掉1个多月的时间。武烈王接到飞驿消息后，做了一些动员工作，随后于罗历五月二十六日率军从金城出发，20多天后的六月十八日来到北部的南川停。六月二十一日，武烈王得闻苏定方大军已至南川西面海中的德物岛，便派遣王子金法敏也就是后来的文武王驾船前去会面，然后金法敏见到苏定方并约定七月十日为会师的军期，金法敏便返回南川向父王禀告。金法敏往返于南川停、德物岛之间，路上也要花去几天时间。随后，罗历七月九日至十三日就先后发生了罗济“黄山之役”、唐济“伎伐浦之役”、唐罗两军会师、进围泗沘城、百济义慈王等逃往熊津城、泗沘城沦陷等一系列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事件。5天后的七月十八日，义慈王、太子扶余隆及熊津方领军等人向唐军投降，至此苏定方“讨平百济，面缚其王扶余义慈”的工作宣告完成。唐罗联军与百济激战之时，武烈王本人一直待在远离战场的今突城，七月十八日义慈投降的消息传到那里后，武烈王随后启程前往泗沘城会见苏定方，于罗历当月二十九日到达，随即派遣弟监金天福向大唐发送“露布”也就是报捷文书。
拜根兴认为，这则“露布”很可能是武烈王与苏定方的共同行动，也就很可能是唐罗联军向大唐朝廷发送的第一份战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义慈等投降于七月十八日，讨平百济已经获得大捷，苏定方等至少可以喘上一口气了。而武烈王在得知消息后从今突城赶来泗沘已经是11天后的事情了，在此期间苏定方等唐军将领不可能不急于将胜利的消息传回祖国。因之，以联军统帅苏定方署名的捷报一定在罗历七月十八日后不久便以飞驿形式发出，若干天后可以送达时在东都洛阳的唐高宗手中。
苏定方在战报中一定描绘了唐罗联军击败百济军的过程，列举了诸位将领及士兵的英雄行为和功绩，然后汇报了攻陷泗沘城、俘获义慈王等的丰硕战果，又叙述了唐军在平灭百济后接收的土地、户口及对这些战利品的处置。唐高宗在接到苏定方捷报后一定万分欣喜，随即下诏“曲赦神丘、嵎夷道总管已下，赐天下大酺三日”。“曲赦”是赦免制度中的一种，主要应用于对一定区域或编制范围内的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赦免。当时苏定方帐下约13万唐军当中可能有一些就是戴罪立功的，至此因为大捷而获得唐高宗的宽恕，后来平定百济复国运动的刘仁轨就在此限。
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就在这里。唐高宗如此兴奋，身边的史官当然要立刻记录在案，《唐高宗起居注》中必然会留下相应的记载，而记录的时间就是捷报送达的时间。同时，苏定方等的战报上一定也有战斗发生的时间和战报写成的时间，如果此份“露布”被保存下来，这些时间也可为后世史家提供参考。唐高宗下达的曲赦、赐天下大酺的诏书也应当受到重视，这份诏书也很可能得到存档保留，其上所具时间无疑就是诏书下达时间即捷报送达时间。如此，两《唐书》“八月庚辰”条编撰时可以看到的时间就至少有3个，一是战斗发生的时间，二是捷报写作完成并发出的时间，三是捷报送达唐高宗手中及高宗下诏的时间。那么，两《唐书》所记究竟是哪个时间呢？
在肯定中日韩史料都是正确的并否定日程差异系由各国历法不同造成的前提下，第一种可能必须排除，因为义慈王被俘发生在罗历七月十八日，唐历就算与之有差异也不可能在朔日上相差6天之多。而第二种可能也可以排除，因为新罗武烈王派送的“露布”也是在罗历“七月二十九日”完成，在此之间由苏定方发出的捷报必定完成于罗历“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之间，唐历是不可能将此日的朔日误差到“十二日”的。于是，我们只剩下了第三种可能，即“八月庚辰”是捷报送达、高宗下诏欢庆的日子，其与七月十八日之间20多天的间隔正是飞驿在路途上耗费的时光。
那么，这段时间对于递送捷报的飞驿来说是否合理呢？经过我的推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当初苏定方的大军从洛阳一带出发至莱州城山出海，从这里到朝鲜半岛是横渡今黄海的最短线路，他们进抵德物岛后又沿半岛西海岸南下至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入海口，然后溯流而上抵达泗沘城。那么，苏定方携大批俘虏回国时很可能也是原路返回，即先从泗沘乘船至熊津口再北上德物岛海域，然后渡海至城山后走陆路前往洛阳。假定大唐与新罗当时使用的历法完全相同，那么苏定方自九月三日下海，十一月一日到达洛阳，依《二十史朔闰表》他们这一路总计用去了57天。
如之，其中从城山陆行至洛阳的阶段需要多少时日呢？城山当时属莱州文登县（今山东文登），武则天如意元（692）年将文登、黄、牟平3县从莱州分出别立登州，治牟平（今山东牟平），中宗神龙三（707）年将州治迁至由黄县改名而来的蓬莱县（今山东蓬莱）。从地理位置上看，城山至洛阳起头的那段路程基本就是城山-牟平-黄（后为登州治所蓬莱）-莱州。《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载：“河南府……在西京之东八百五十里。……青州……在京师东北二千二百五十里，至东都一千五百七里。……莱州……在京师东北二千五百九十九里，去东都一千八百五十二里。……登州……在京师东三千一百五十里，至东都二千七十一里。”比照前后距离及各州比定位置可知，登州距离东都洛阳2071里基本正确，而距京师长安3150里的记载有误。好在我们这里只需使用登州至洛阳的路程，此错误对我们下面的推算没有影响。今从蓬莱至成山的距离约为190公里，换算成唐制约为347里，则自洛阳至城山有2418里。苏定方等归途中人众辎多，不得快行，若按“吉行五十里”计需48至49天，若按“师行三十里”计需80余天，后者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取1日50里的速度。由此，还有8至9天的时间就是苏定方归途中花在水路上的。今从韩国扶余沿锦江入黄海，再自河口沿海岸北上至德积岛，此程有210余公里；从德积岛渡海至山东的成山角又有310多公里。于是，从泗沘水行至城山共计520多公里，正与8、9日的行程相吻合。
那么，如今换作飞驿自泗沘至洛阳又当如何？首先，飞驿自泗沘下海至城山，花费的时间与苏定方返途基本相同，也是8、9日。飞驿自城山登岸后快马驿道入洛阳，普通的马匹每日可行150里合82.1公里，奔跑能力较强的驿马可以达到日行190里合104公里，如之，飞驿陆程约花费13天。水陆两边相加，大约是21至22日，这正与“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二日”之间23天的差额相吻合。因此我认为，苏定方于七月十八日缉捕了自首的义慈王后，于当日、次日或两日后完成捷报并送入洛阳，八月十二日庚辰捷报送达唐高宗手中，高宗下诏曲赦、赐酺三日，这个送达的时间正是两《唐书》所记的“八月庚辰”的原始依据。这也就是存在“七月说”、“八月说”两种“正确”说法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包括两《唐书》在内的许多中国古代史籍常因地域广阔、信息传递不便等原因，将事件的时间记为消息送达的时间，苏定方讨平百济的例子并非唯一的现象。
如然，后面的日程也就可以相应的推演清楚了。唐高宗下诏后捷报和诏文又会由飞驿送入京师长安，这些消息也同样会很快散布到全国各地。长安与洛阳相隔850里，飞驿递送需要5天，也就是说八月十七日或十八日，长安留守朝廷也知道了这则胜利的消息。之后数日，被软禁的伊吉连博德等倭国遣唐使也会通过官方的渠道得知百济已经灭亡的消息，但是他们被唐朝确定释放要等到约20多天后的九月十二日。7天后的九月十九日，倭使们自长安启程前往洛阳，十月十六日抵达，路上花费了26天。之后，倭使们在洛阳停留了半个月，直到十一月一日苏定方押送义慈王也来到洛阳，又过了23天倭使们才启程回国。
另一方面，唐高宗接到捷报后不久，任命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前往百济故地安抚余众。王文度等轻装上阵，他和他的随从人员可以骑马安心前行，按日行百里计自洛阳至城山走24至25日，再泛舟至泗沘水行用去8至9日，此行共计33天上下。就算王文度等人是八月庚辰当日出发的，抵达泗沘也已经是九月十五日，此前12天苏定方已经启程返回洛阳。由于当时泗沘城东面地界上还有不少百济残余势力，王文度等人自此前往三年山城需要略微绕道偏南一些的黄山，此程约有100公里合183唐里。王文度前往三年山城的目的是将赐物交付给新罗武烈王，携带了不少物品又不熟悉地形的他或许只能按照日行五十里的吉行来运作，则大致要在路上花费4日，最早也是九月十九日。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三年山城的仪式及王文度暴卒发生在九月二十八日，这也与前面关于日程的推断相吻合。
如果按照拜根兴在书中推测的那样即罗历七月十三日和唐历八月十二日是同一天的话，那么苏定方归国、王文度受命东渡的时间就都无法合理排定了。归根结底，拜根兴同时信任两《唐书》和《三国史记》的基本观点是完全可取的，但是他在著作和论文中多次笼统地认为从半岛到长安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从未给出过细致的推算，这表明他对当时消息传递及行军、旅行的速度和日程编排缺乏更深入的了解，这也就导致了他最终无法正确解释存在两种日程说法的矛盾。而只有对逐个细节问题都作特别的分析，才能较好地解决调和二说的困难，这是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22 22:11 编辑 ]

满者伯夷

城破和投降相差5天。

真田豪

老妖的推断有道理`~~~~~ 八月说应该是收到捷报的日子，路上花去二十三、四天，那时米有电话可打~~~~ 不过，目前资料显示，最迟在八世纪初，中国唐朝已经开始使用信鸽传递消息，如果当时已经有信鸽的话，老妖你这个推想就有漏洞了~~~~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奴，时人无不惊讶。”这决不可能是张九龄的发明，要不是他在唐朝登上仕途，这一段历史必然也湮没无闻~~~ 《唐国史补》指出：“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中略），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这说明早在唐朝及以前从事航海的中外劳动人民已将鸽用于远程通信。 又，《朝野金载》记载：唐太宗养一白鹘，“上恒令送书，从京（今西安市）至东都（今洛阳市）与魏王，以取报，日往返数回。”所谓白鹘应是白鸽之误传，可能因为鸽和鹘二字音相近。鹘是一种猎用猛禽，并不能传书，唐宫就有鹘坊，与鹰鹞同是猎禽。但照《玉篇》的解释，鹘是一种斑鸠，这就更与鸽近似了~~~ 用信鸽的话，估计一周时间就够了~~~~呵呵~~~~[em09][em09]

大意觉迷

[em15]恶搞啊

真田豪

恶搞?谁啊? 偶还是老妖啊? 嘿嘿~~~~ 不能排除用信鸽的可能嘛,觉迷知道中国最早用信鸽是什么时候吗?[em05]

满者伯夷

当然是你恶搞啦。信鸽的使用当然可以追溯很早，但是像捷报、露布这样的重要文书还是要由飞驿传达，而且不是一般的驿子，而是有一定地位且口齿伶俐的从军将官，以便亲口向上级描述前方战况及诸将士行状。

真田豪

[em15]俺要当皇帝,俺就用信鸽,方便快捷节约经费不是? 反正只看印信就知道消息真伪鸟~~~嘿嘿~~~~[em09][em09][em16]

满者伯夷

当时的水平，信鸽丢失信件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所以重要公文用人送，也规避风险。

真田豪

可以多放几只嘛~~~~捷报又不是啥密件,不怕泄密~~~卡卡`~~[em16]

东乡

我拿弓箭一一射下来吃鸽子肉~~~~[em16] 啊..忘了，我不吃荤腥....

江城梅花引

《开元天宝遗事》里提到张九龄少年时驯养鸽子传书，号之为“飞奴”，后来很多人都说信鸽的使用实自曲江公始，不过……谁知道呢。

东乡

我看，这是中国传统历史书法的导致...... 只有帝王将相或枭首豪强才有资格入传...

满者伯夷

[B]三、苏定方与王文度[/B]
苏定方无疑是唐高宗前期最优秀的统帅之一，当时除了资格更老的英公李绩以外，恐怕就要数他了。据拜根兴推测，两《唐书》关于苏定方乾封二（667）年去世时76岁是错误的，他应当生于隋开皇二十（600）年，享年68岁。其实，我觉得苏定方更可能生于仁寿元（601）年，两《唐书》“七十六”或为“六十七”颠误。苏定方早年参加了隋朝平定张金称、杨公卿等反叛的战斗，之后加入了窦建德、刘黑闼的起义军，贞观初年又从军，在李靖袭击突厥颉利可汗的战斗中立下大功，贞观四（630）年授左武侯中郎将。这时苏定方才30岁，已经做到了正四品下的武职，也算年轻有为。
但是，之后20多年里苏定方就变得无声无息，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六（655）年才又有了表现的机会，中间竟然毫无升迁，始终是个中郎将而已。永徽六年二月，高宗命正三品营州都督、东夷都护程名振挂帅出讨高句丽，苏定方时以左卫勋一府中郎将为其下一将。结果唐军大败高句丽于贵端水，又焚其西部重镇新城，苏定方因功拜为右屯卫将军、临清县公，这是从三品的武职，或许是连升了两级。程名振早年也侍奉过窦建德，但不久投诚唐朝，刘黑闼复起的时候杀了他的母、妻，遂有深仇大恨。程名振或许与苏定方早就认识，有些渊源，苏定方得以沉寂20多年后复出或与他的举荐有关。
同年，高宗命朝中元老正三品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出征反叛的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并以从三品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为副大总管。苏定方时在军中为前军总管，位在王文度之下。军中另有从三品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从三品伊州都督苏海政及周智度等名将。一般认为，这是苏定方第一次与王文度共事。
关于王文度的资料最早出现在贞观十八（644）年。当时，唐高宗欲亲征高句丽，命正三品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或曰沧海道行军大总管，从三品左领军将军常何、从三品泸州都督左难当为副大总管，统江、吴、京、洛募兵4万人驾吴艘500只渡海攻平壤。前面提到的程名振时为从三品右骁卫将军，是张亮手下一名行军总管，后率军攻打高句丽的卑沙城。程名振属下的副总管正是王文度，他在卑沙城战役中身先士卒，率先登上了敌人的城头。可知，早在苏定方跟随程名振讨伐高句丽之前11年，王文度已经是程名振的副将了。如此，贵端水一役中王文度是否在程名振军中与苏定方共事亦未可知。
目前尚没有发现西征阿史那贺鲁前王文度的官阶资料，只好进行推测。王文度以从三品右武卫将军为副大总管，其官位虽与舍利叱利、苏海政、苏定方等相同，但权力显然更大。史书上王文度的事迹很少，我们暂时无法知道他在卑沙城一役后还有哪些战功，或许就是因为那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使他得到了太宗的青睐，被提升为从三品。如然，苏定方虽然年岁上或比王文度稍长，但自贞观以后其官阶履历却不如后者，升至从三品比后者晚了约10年，葱山道行军时也只是后者的下属而已。
葱山道一干将帅的饯别仪式是在永徽七（656）年即显庆元年正月举行的，随后数万唐军挺进西域。唐军在是年八月间连战连捷，程知节本军破歌逻禄、处月两部于榆慕谷（今新疆西北部霍城县果子沟），周智度又大破突骑施、处木昆二部于咽城（今新疆西北部博尔塔拉州境内），苏海政率军与阿史那贺鲁西突厥本部二万兵马相持于鹰娑川（今新疆西北部和静县裕勒都斯河），当西突厥鼠尼施部两万人来援时又被苏定方奇兵击溃。但就在此时，身为副大总管的王文度指责程知节“恃勇轻敌”，“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随即又出现了一份所谓的密诏，声称高宗令其节度而剥夺了主帅程知节的指挥权。按照两《唐书》的说法，王文度实为矫诏，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我们来看当时的战争形势。王文度认为唐军虽然取得胜利，但是本身也有不小的损失，这应当是事实。因为他提出这种主张后，可谓身经百战的主将程知节并没有提出反驳，而之前苏海政与贺鲁本部的战斗确实进入了胶着状态，人员伤亡显然不小。而纵观榆慕谷、咽城、鹰娑川三役的战绩，榆慕谷斩敌1000余，苏定方袭击鼠尼施营杀1500余，而周智度于咽城一战斩首最多，两《唐书》称“三万”，岑仲勉于《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以为3000人。也就是说，当时被唐军消灭的西突厥生力军仅5500余人，倒是俘获的牲畜、辎重重量较大。而西突厥地域辽阔，兵马众多，贺鲁仅在鹰娑川一役就投入了4万兵力，再从其国历来出动军力分析，其手中掌握的人马当有20万上下。由此，取得3次胜利的唐军不过伤到了西突厥的一点皮毛而已，王文度的考虑是有充分依据的。
其次，我们来看之后一段时间内战争的发展。王文度接管指挥权后指示兵将，“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作战方式，但切实有效地避免了损失。九月，程知节、王文度的大军又与贺鲁之子咥运激战，大破之，斩首数千人，随后西突厥重镇恒笃城中数千家胡人投降。实际上，此一役的战绩和之前3次战役获得的总和已相差无几，而唐军的损失应当远比之前的战斗小。于是很明显，两《唐书》中的说法是为了抬高苏定方而歪曲贬低了王文度的决策和成就。随后，王文度认为“比我兵回，彼（恒笃城胡人）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财”，这虽然是十分残忍和恶劣的行径，在道义应当受到强烈谴责，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做出这种决定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王文度。一方面，屠城、杀俘、劫掠平民财物在当时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对异族的战斗中更为普遍，已经形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苏定方在讨平百济后也干过同样的事，他没有资格批评王文度。另一方面，当时西突厥根基未动，唐军一旦离开恒笃城，该地胡人持两端甚至重新叛归贺鲁切断唐军后路的可能性颇大，王文度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屠城之事也是主将程知节同意并由除苏定方以外其他所有将领参与的，最终获得的财物也是由参与的诸兵将瓜分的，并没有什么资料说王文度独占其财或者多占有了什么。因此，这一暴行的责任应由王文度、程知节等人共同承担，同时因为屠城而延误了追击阿史那贺鲁父子的战机致使他们得以逃脱并重振旗鼓的责任也应由众将共担。这点由战后三朝元老程知节也坐“减死免官”就可看出，就连盛怒下的高宗也没有将责任都归于王文度一人。
最后，我们来讨论王文度是否矫诏。程知节年轻时武艺超群，作战勇猛，所以算得上一员猛将。但是，他在战法战术上却并非所常，因此当他年老体衰后统兵的优势就变成了德高望重、威名远播的震慑作用了。程知节麟德二（665）年去世时享年77岁，则他出生于隋开皇九（589）年，至葱山道行军时已经68岁，如此老迈之躯，恐已不能经得起阵前催讨的辛劳了，一般只能在营帐中筹募或押领中军以张声势。高宗即位之时，程知节曾率飞骑护从左右，此番又委以西征重任，高宗对他的信任是毋庸置疑的。我推测，高宗知道程知节多勇少谋且年事已高，需要一名得力的副手加以扶持，便暗中授意他看好的副大总管王文度或监军，让其在出现特殊情况主要是指程知节身体出现状况时代行大总管职权。而王文度有意无意地曲解了高宗的意思，在关键时刻以“恃勇轻敌”夺去了程知节的兵权。然而，“恃勇轻敌”确实是程知节的弊病，老将无以反驳，王文度便成为此次西征的实际指挥者。
程知节统兵时各路分进合击，苏定方因此获得了在鹰娑川一役中大败鼠尼施部的战功，而王文度采取了全军靠拢统一部署的策略，偏将苏定方便失去了自主出兵取得战绩的机会，心中极为不满。苏定方曾劝说程知节囚禁王文度，重新夺回兵权，其言辞多有挑拨离间之意。而程知节历经世事，早已将这种私人恩怨抛诸脑后，自然不会接受苏定方的见解，而是继续放任王文度。恒笃屠城时，苏定方拒绝接受所获财物也并非他良心发现，因为他在百济的所作所为实在就是此事件的翻版，我猜测是他因对王文度、程知节等的不满导致他做出了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决定。
至于“王文度害其（苏定方）功”更是无稽之谈。苏定方等人是葱山行军道下总管，王文度是副大总管，其下属将领所立功勋自然也可计在其名下，何有嫉妒可言？而且，王文度接管兵权后取得的战果比之前3役毫无逊色，其作战指挥能力也并不亚于苏定方。倒不如反过来认为，是苏定方因王文度的集中兵力策略而无法建立大功而对王文度产生了嫉妒之心。苏定方被雪藏了20多年，去年一复出便立功升官，此时被埋没20多年的怨念和对自己军事能力的信念交织在他胸中，要早日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地位和荣耀的欲望正在快速膨胀，自然对王文度的所作所为格外厌恶。两《唐书》采用这种说法，不是因为班师后苏定方本人或其一党怨恨王文度之语被文书记录，就是两《唐书》的编纂者为了褒苏贬王而使用了曲笔。
显庆元年十二月，王文度遭到“坐处死，后得除名”的严厉惩罚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提出屠城掠货导致贻误战机，造成阿史那贺鲁得以远遁，使高宗一举平灭西突厥的计划破产，减罪前他与主将程知节量刑相同。而所谓的“矫诏”甚至连一个附带的借口都算不上，否则如此重罪是不可能免死的，依唐朝惯例“除名”只是战败军将受到的处分。而且，王文度显庆五年又以“左卫中郎将”被任命为熊津都督，恐怕他起复的时间更早一些，“除名”只维持了没几年。高宗终究对他还抱有期望，还是想给他一些将功赎罪的机会。
葱山道行军彻底改变了苏定方与王文度的人生。高宗或许因为赏识苏定方的军事指挥能力，或许如一些学者推测的那样苏定方与朝中权贵许敬宗关系密切，并因为对程知节、王文度等人的恼怒反而对西征中特立独行、不参与分赃的他颇有好感，便于次显庆二（657）年正月以之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又以正三品燕然都护任雅相、从四品上副都护萧嗣业、正三品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为副大总管，又以正三品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正三品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再度统兵讨伐西突厥。我们注意到，为首的这些将领中除萧嗣业外位阶都在苏定方之上，苏定方所管伊丽行军道中汉将副大总管任雅相官位也在他之上，由此也可见高宗对他的重用甚至违背了常规。苏定方等将不负重望，终于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和征战，于显庆三（658）年二月灭亡了西突厥，俘虏了阿史那贺鲁父子。当这年十一月捉拿到贺鲁的副总管萧嗣业押解敌酋献于昭陵时，他已经升至从三品鸿胪卿；而主将苏定方进正三位左骁卫大将军，封邢国公。整整一年后，因为西突厥余孽阿悉结都曼叛乱侵边，苏定方为安抚大使前去讨伐，之后就是我们前文中提到过的显庆五年正月中苏定方俘都曼凯旋回京的场景了，他又被改任位更尊的左武卫大将军。葱山道行军后才3年时间，苏定方已从一名并不突出的右屯卫将军变为军中声望数一数二的左武卫大将军了。
苏定方凯旋才两个月，高宗便迫不及待地将他任命为“使持节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简称“神丘道行军总管”，又作“熊津道大总管”，为他配置了近13多万大军和众多骁将。据《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副大总管有正三品冠军大将军□□□卫将军刘伯英、正四品上陇州刺史董宝德、新罗人从三品左领军将军金仁问，行军长史是正五品上中书舍人梁行仪，右屯卫郎将祝阿师、正四品上淄州刺史于元嗣分别出任左、右军总管；又以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统兵5万与苏定方呼应，以右武卫中郎将曹继叔为嵎夷道副总管，从五品下岐州司马杜爽为行军长史，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将刘仁愿、正四品上沂州刺史马延卿分别为右、左军总管，另有新罗人右武卫中郎将金良图为此道将领。又《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中提到苏定方右将董宝亮或即碑铭中的副大总管董宝德。据《新唐书》，参战的还有从三品右武卫将军冯士贵、从三品左骁卫将军庞孝泰；另据今韩国庆尚北道西部金泉市境内发现的《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碑，高宗的表兄正三品交州都督柴哲威也以“加林道行军总管”在苏定方军中。这3人位阶较高却不入碑铭，他们或许都是苏定方的偏师，分遣其它行军道，没有随主力一同行动。因得罪李义府屡遭陷害的前青州刺史刘仁轨也以白衣从效。
此番东征，苏定方帐下可谓人才济济。刘伯英、曹继叔都是当世名将，为人所称道；庞孝泰也是太宗就经常选用的出征将领；刘仁愿、杜爽、刘仁轨等在后来平定百济复国运动的战斗中有较优的表现；柴哲威是累任边地的皇室贵戚；金春秋、金仁问、金良图都是新罗英杰。自三月十日宣下敕命至八月十二日捷报抵京，前后才5个多月时间，割据海东达四五百年之久的古国百济就须弥间灰飞烟灭了。高宗闻讯自然欣喜不已，激动万分。此刻，在高宗的心中，苏定方有如天赐神将一般，是他拨乱宇宙的第一神兵利器。而且，苏定方手中又有众多强将和13万精兵，既然百济小国已灭，怎可再大材小用，让这支生力军去扫平余众呢？按照高宗的想法，必然是速速将苏定方等召回，然后再委以新的也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即讨灭宿敌高句丽，而安抚百济余众的事情只需要派一名干练忠诚的将领牵头就可大功告成了。所以，高宗在八月十二日传旨曲赦、大酺的同时，已经在心中酝酿去接替苏定方完成善后工作的人选了。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22 22:17 编辑 ]

满者伯夷

另一方面，七月十八日义慈王、太子隆等自首，之后百济各地的方领、郡将也纷纷送款，大局已定。二十九日，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一直在今突城观望的新罗武烈王金春秋来到泗沘与苏定方会面，唐罗联军灭亡百济的两大主力军神丘、嵎夷行军道的两位“主将”终于会晤，同日金春秋派遣弟监金天福露布大唐。金天福身份尊贵，而且之前已有唐军飞驿将捷报送往洛阳，所以他不会像一般信使那样日夜兼程，以骑马日行百里为宜，约33天后也就是九月三日前后可以抵达东都。而苏定方与金春秋会晤后2天即八月二日，唐罗联军犒赏三军，志得意满的新罗武烈王与苏定方及众将高坐大堂，而使已成阶下之囚的百济义慈王、扶余隆等坐于堂下，又让义慈王为胜利者倒酒，百济等群臣莫不鸣咽流涕。不过此等场面在历朝历代比比皆是，也没有太多可以诟病的。
至八月十五日，苏定方命属下陵州长史判兵曹贺遂亮书写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文已经由从军的洛州河南县人权怀素书写并由工匠篆刻完成，便于是日立于泗沘。碑中对唐东征将领的武功勋烈大加渲染，对主将苏定方的夸饰更是极尽其辞，可谓无以复加。这种行文风气固然不是此番独有，但唐罗联军内轻骄浮夸之情已大白于天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该碑立于八月十五日，文字的完成当更早，而3天前高宗才接到捷报，负责劳军的敕使根本来不及抵达泗沘，故而此碑文的撰写和刻制都是未经高宗审阅的，是行军将领自作主张的行为。在此需要肯定该碑文是没有受到大唐朝廷文书干扰的原始的资料，这点十分重要，同时也纠正大意觉迷文中将此碑的制作归于唐高宗的疏误。
随之，苏定方等人的贪欲和兽性渐渐滋长起来。他缉拿了义慈王等众多百济政要，又纵兵抄略，杀害百济壮丁，想必新罗军方面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种暴行立刻激起民愤，从而演化为武装反抗。唐罗联军夹击百济是典型的剜心战术，对百济人心理震慑较为剧烈，却没有对百济国力造成特别大的损害。所以，百济复国运动一旦兴起，再度平定的难度并不亚于之前的灭国之战。然而，事变发生初期显然没有引起唐罗联军足够的重视，无论是苏定方还是金春秋都没有及时扼制这种势头。
《旧唐书》《黑齿常之传》载：“时定方絷老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常之恐惧，遂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鸠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筑栅以自固，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黑齿常之本在西方治所风达郡豆乃山城，义慈王投降后他也率部向唐罗联军送款，其本人可能被迫前往泗沘。但是苏定方所部的暴行令他极为不满和恐惧，便与部下潜返本部也就是西方，然后暗中组织百济余部开始抵抗运动。从《三国史记》的记载看，百济复国运动最先开始于南岑、贞岘和任存3城以及豆尸原岳，而没有西方治所豆乃山城，所以常之应当很快又转入位于泗沘城北偏西的任存一带。巧的是百济复国运动的重要领袖鬼室福信也是在任存山起事的，或许另一个重要领袖余自进也起家任存山，那么他们和黑齿常之就是同一波复国军，或许就是“左右十余人”中的一分子。鬼室福信本是西部恩率，和黑齿常之同属西方，而且位在常之之下；前面也已经提到过百济方郡制中的方佐很可能就是由第三位“恩率”担任，鬼室福信或许原本就是常之手下的方佐，两人曾为上下级关系。之后4年里，鬼室福信的领袖地位显然超过了黑齿常之，那么前往任存山起事的主意是福信提出而常之只是响应者的可能性更大。
他们在任存一带聚集后并没有立刻遭到唐罗联军的讨伐，竟然有“旬日”可以召集归附者。期间，苏定方等恐怕还在泗沘及周边地区逍遥自在，为所欲为，而对泗沘北面步行也不过2天时间的叛乱据点无动于衷。按《三国史记》的说法，苏定方遣兵攻击任存大小栅在八月二十六日，那么任存起事至少发生在八月十六日以前，而十五日正是苏定方树立《大唐平百济国碑》的时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当苏定方的属下在碑上刻着“邢国公仁同转扇，恩甚投醪，逆命者则肃之以秋霜，归顺者则润之以春露，一举而平九种，再捷而扫三韩，降刘弘之尺书，则千城仰德，发鲁连之飞箭，则万里衔恩”的时候，一场因为他的野蛮杀戮而兴起的规模庞大且波及东亚各国的变乱已经一触即发了。10天左右的拖延给了复国军充分的喘息机会，他们迅速集结了3万众，就算其中拖儿带老，壮丁数量也当在7千至8千，已经有了相当的战斗力。苏定方派去的征讨军无法打破任存大栅，只能拔除其周围的小栅。这些百济人原本都被缴了械，结果在战斗中用木棒击破了新罗军，重新夺回了武器。唐罗联军在任存失利的同时，余自进领导的部分复国军控制了熊津城，与任存的鬼室福信、黑齿常之形成犄角之势，从而站稳了脚跟。
随后，沙弥觉从和一名达率前往列岛，向倭国通报截至此时发生的战事状况，他们于九月五日知会了倭人。八月二十六日“任存之役”至九月五日消息抵倭，中间隔了9天，与唐军在泗沘和城山间的日程相当。而自任存一带至当时的倭人边境对马的水路与泗沘、城山间距离相差不大，则九月五日那名达率和觉从消息送达的地点应当是对马而不是倭国的其它地方。这说明两点：一是，当时唐罗联军没能控制百济通往倭国的海路，相反百济西部和南部沿海甚至可能已经陷入复国军手中。另一是，虽然任存与对马间通信只要9天左右的时间，但身在大倭地方的倭国齐明女王并不能很快得到消息。因为，按照常规对马的“防人”接到消息后会先通知筑紫的太宰率，然后由太宰率遣飞驿奏入京畿，这中间还要12天上下。总之，大倭朝廷知道百济亡而复兴的消息肯定是九月中旬的事了，此刻苏定方早已押送上万百济遗民踏上归途，将百济的烂摊子留给了泗沘镇将刘仁愿、新罗武烈王金春秋和稍候赶来的熊津都督王文度。
王文度虽然算得上苏定方的“仇家”，两人在葱山道行军中结怨很深，但后者在酿成百济复国运动这颗苦果时却并不知道前者会到来为他善后。高宗于八月十二日下诏庆贺百济大捷后不久便授命已经起复至左卫中郎将的王文度出任熊津都督，安抚百济余众，锡命金春秋并给宣物以此嘉奖新罗在讨平百济中的功绩。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飞驿自洛阳至泗沘须用21至22天，即使王文度在八月十二日当天得到授命，该消息抵达泗沘必定不早于九月三日也就是苏定方启程回国的那天。即便九月三日苏定方刚好闻讯，他也一定在之前数日就已经准备携带俘虏回国，这种准备活动可能在“任存之役”以前就开始了。如果苏定方事先得知王文度将至，真不敢想象这对冤家又会闹出些什么乱子来。
关于王文度受命熊津都督前的官职，各种史料中有着不同的记载。《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新唐书》卷108《刘仁轨传》、《三国史记》均记为“左卫中郎将”，《旧唐书》卷199《百济传》记为“右卫郎将”，《新唐书》《百济传》记为“左卫郎将”。文书中“左”、“右”因形近常误，这种情况在唐代各卫武职的记录中非常普遍。今王文度似出“左卫”，“郎将”或为“中郎将”脱误所致，则仍以“左卫中郎将”为准，这是正四位下起授的武职。
苏定方在百济设立的5都督府、37州、250县显然都是羁縻府州县，这些地方行政单元的主官都是百济原先的渠帅。如此设置应当是苏定方出征前高宗有所授意的，苏定方大功基本告成后便依样画葫芦虚授了这些官职并在捷报中做了一些必要的汇报。但是高宗授予王文度的熊津都督不可能是羁縻府的都督，而当视为正设府州。换句话说，高宗接到苏定方捷报后对百济羁縻府州县设置作出了调整，改熊津都督府为正府，其职能为安抚百济故地残众，地位高于其它4府、37州、250县。按唐高宗时期的制度，都督府分大、中、下三等，都督分别为从二品、正三品、从三品。大都督由亲王担任，其政务由从三品长史主持，则王文度可能是中都督或下都督，但应当是在位阶上又有提升，至少恢复了葱山道行军时从三品的位置。
至王文度受命东行止，大唐朝廷应当只收到过一封前方战报，苏定方为了邀功一定会在战报中将百济形势说得一片大好，而不可能强调残余抵抗力量的问题。因此，从高宗到百姓都处在片面的兴奋当中，对于百济即将出现的艰巨状况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预见。高宗任命王文度前去善后不但给他升了官，而且是想给他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以便再度升迁，可见高宗对他还是相当器重的。然而，正是这次东行断送了王文度的性命。
高宗下诏赐天下大酺三日，欢庆活动至八月十五日结束，王文度受命后做些准备在次日前后启程。陆上马行24至25日，王文度及其随行人员于九月十一日前后抵达城山出海。而就在他东渡的当日或次日，从泗沘凯旋的大军便在苏定方的带领下于此登岸，迎接这支庞大船队的一定是喧嚣的人群和当地官员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王文度出海时的待遇与之自然无法相比。不知二人擦肩而过时，心中都作何感受。也许此前王文度还壮志满胸，想象着自己轻易安抚完余众后就会再次受到高宗的眷顾而升官发财，苏定方不就比自己高一阶吗（甚至可能是平阶的），早晚能重新压过他。但出海后，不利的传闻渐渐使他担心起来，百济残余势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温和”，苏定方临走前的征讨也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甚至留守唐军的处境也变得危险起来。
按理来说如果水路顺畅，王文度应于九月二十日前后抵达本来的目的地泗沘城。但从《三国史记》上的记载看，九月二十三日百济复国军攻入泗沘城时唐罗联军中并没有他的身影，指挥击退复国军的仍是苏定方委派的镇将刘仁愿。复国军虽然没能光复泗沘，但他们也在泗沘周围建立了数处营栅，形成了围困孤城的态势，这无疑是苏定方率主力回国后复国军发起的最大攻势。这种围困一直到数月后刘仁轨到来才被解除，期间泗沘城内外基本隔绝。由此可见，王文度没能顺利到任，由于百济西部海域也被复国军控制，他很可能是在新罗北部口岸党项城登陆的，时间大致在九月十七日前后。此刻，王文度的心情已经十分糟糕，连任所都无法抵达又如何完成安抚的重任？他和随从人员与新罗接待官吏在党项城商议了下一步的对策，决定先完成高宗派给的另一项任务即向新罗王锡命。此时金春秋也正为百济复国军的兴起头疼，新罗伺机侵占百济故地的计划无法顺利展开，他只好退到与百济邻近的西部边境重镇三年山城观望。王文度等人摸清了金春秋动向后约休整了3天，便于九月二十日前后从党项城出发前去会晤。因为始终是在离百济边境不远的地方行进，这一路并不太平，路况恐怕也不能与中土相比，所以此行用了约8日才抵达目的地，此日正是九月二十八。
新罗武烈王对于高宗派来的特使当然十分热情，恭敬地举行了隆重的接待仪式，王文度随即拿出高宗的诏书向金春秋锡命。这里我们注意一下仪式中两人的位置，《三国史记》载“文度面东立，大王面西立”。当时，东向也就是西方的位置尊于西向即东方的位置，鸿门宴时项羽便是“东乡坐”的，范增“南乡坐”，刘邦“北乡坐”，而“西乡”的张良只能“侍”。类似的，作为大唐朝廷特使的王文度手持代表唐高宗的诏书，当然尊于属国君主金春秋，这种方位是仪式进行时特别选定的，决不能出现差错。但当王文度锡命后准备将宣物交给金春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王文度“忽疾作便死”，其随从人员继续将仪式进行完毕。
王文度的死十分突然，文献中没有记述具体状况，《三国史记》所说已经比较简单，而两《唐书》更是只有“文度济海卒”数字。因此，王文度之死成为一个不解之谜。贞观十九（645）年程名振攻打高句丽卑沙城时副总管王文度先登，估计当时他年岁不会太大，应在40岁以下。如然，他去世时也不过50多岁，不属于年迈过度而死。于是，王文度只能死于突发病或是被“暗杀”。
哪些人和王文度有恩怨，如今已无法详细说明，但苏定方肯定能算一个，二人葱山道行军时结怨如此之深，动杀机可以理解。但如前所述，苏定方离开泗沘前甚至有可能还不知道王文度将至；即便临走前知道了这则圣旨，他是否敢让随从下手、是否来得及布置也都是问题；即便苏定方确实曾向留守镇将刘仁愿等授意加害王文度，王文度到达新罗时刘仁愿等正困守泗沘，根本无法具体实施。而一直与王文度接触的新罗王金春秋等也万万不敢对上国特使不利，以免引起大唐的讨伐。更为重要的是，苏定方在离开百济时了解复国军猖獗的活动状况，他明白王文度的到来对于留守唐罗联军的重要性，如果轻易将其除掉极可能使孤立无援的刘仁愿等陷入绝境，以苏定方的判断力还不至于做出如此失去理智的事情。所以，王文度被暗杀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我更倾向于他死于气急攻心。陆上3000里加水上700里的奔波使王文度非常劳累，整整40多天的旅程会使任何人的身体状况有所下降。百济王义慈被押解入洛阳，苏定方未必会像对待死囚犯那样给他加上重铐铁索，可这位老王却在被高宗宽恕后数日便死，可见路途颠沛如何可怕。而且，王文度原本满心欢喜来百济接收胜利果实，可是事态的发展与他的预期相差太大，他在半岛看到的是如火如荼的百济复国运动和孤弱无助的留镇部队，自己连任所都无法顺利抵达，这如何不让他恼恨？虽然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认为，百济复国运动的兴起是苏定方疏忽大意所致，这并非他愿意看到的，他也希望动乱能够早日平息，自己昔日的部下刘仁愿等能够平安无事。但处于特别立场上的王文度能看清这些吗？他能够清醒认识到他到任时百济复国运动高涨只是一种巧合吗？我想这恐怕没那么容易。王文度极可能将这视作苏定方故意为他设下的一个圈套、一副陷阱、一场阴谋……如此只能更加剧王文度的心理压力，使他胸中的怨气日甚一日，他每在半岛的土地上踏一步，这种怨念就会加一分。九月二十三日，百济复国军猛攻泗沘并将其包围起来；由于消息不能及时传递，王文度得知此事至少应在两三天后，这对其时正从党项城至前往三年山城的他来说无疑是极为糟糕的消息。也就是说，九月二十八日正是王文度身体疲乏、精神忧郁、心中怨恨且刚接到唐军陷入险境消息后不久，他在严肃的锡命仪式上又要中规中矩地应对，朗声宣读长长的诏文，至此精疲力竭，终于气急攻心而亡。
不管王文度是因何而死，大唐的第一任熊津都督就此离开人世，他得到任命才一个半月，甚至连治所都没有到达，他死亡的时间居然苏定方凯旋洛阳、百济义慈王等受到高宗宽赦还要早2天。这对于大唐经略海东的策略无疑是一次大的打击，使留守军更陷入困境，在消除苏定方的一名旧仇同时，却给了另一个人“再生”的机会——此人正是前青州刺史刘仁轨。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22 22:18 编辑 ]

真田豪

有个问题~~~老妖认为《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的撰写和刻制都是未经高宗审阅的，是行军将领自作主张的行为`~~~~~ 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当时的将领是否敢这么做呢？[em05]

大意觉迷

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权怀素书。 ----------------------------------------- 看清楚了“建洛州”，而且，大酺三日后下令立碑，再正常不过了，书写内容和镌刻完全可以在大酺期间完成。

山名宗田

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权怀素书。 －－－－－－－－－－－－－－－－－－－－－－－－－－－－－－－－－－ 这段话存在比较明显的断句错误，“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这是古代记时间的固有写法，绝对不能把“十五日”与“癸未”断开。 大概是应该断作“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权怀素书”，是说十五日建碑，书写者为洛州河南县人权怀素

真田豪

引用:

下面引用由山名宗田发表的内容： 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权怀素书。 －－－－－－－－－－－－－－－－－－－－－－－－－－－－－－－－－－ 这段话存在比较明显的断句错误，“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这是...

呵呵，看得出宗田有很不错的国史底子啊~~~~感觉的确该象你说的那样断~~~~我只是好奇当时的将领可以在没有得到皇帝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私自立碑吗？[em05] PS：请问你和楼主老妖什么关系？莫非也是宝塚一门？[em05]

山名宗田

我不是宝塚一门，是新加入战盟的。 纪功碑很多都是将领自己立的，比如窦宪勒石燕然，也就是让自己的佐吏班固写了刻上去的了。皇帝下诏立的常常会把诏书也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