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列岛的形成与日本民族的起源 人类的历史据说最早可追溯到地质学上的洪积世时期。据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的研究，在新生代第四纪洪积世，由于冰川作用，日本列岛曾以陆桥的形式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来往。直到1万多年前的全新世，海岸线和气候急剧变化，新地层的形成和侵蚀愈加强烈，随后冰川融化，海面上升，陆桥被淹没，日本列岛遂成为今日与大陆脱离的岛屿。但大陆居民仍可利用日本海左旋环流和季风渡海赴日，往来于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一些为追逐动物而至的大陆人逐渐定居下来，成为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居民，并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文明的种子。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增加，因而形成了日本民族的母体文化。 [/SIZE] 地近寒流暖流、气候温暖潮湿的日本列岛适宜动植物的生长，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居民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群居洞穴，打制石器，并进一步发明了陶器（即先土器），迈开了由蒙昧走向文明的新起点。人们根据陶器表面的绳纹式样，将弥生粗陶出现以前的约6000年间，通称为“绳纹时代”，长期以来以此作为日本历史的源头。然而，1946年相泽忠洋于今群马县新田郡岩宿发现的一些粗制的黑曜石打制石器，它们被鉴定为早于绳纹时代。此次偶然的发现把日本历史的源头提前到 “旧石器时代”。岩宿遗址的发现，使人们掌握了一把通向远古迷宫的钥匙。至今日本列岛上发现的旧石器遗存总数已达约4000处。 [/SIZE]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的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学术界曾经根据发现的人骨，提出从距今80万年前后至1万8千年前后，日本列岛上曾居住着“明石原人”、“葛生人”、“牛川人”、“三日人”、“港川人”、“滨北人”及“圣岳洞人”等。但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和近年来深入研究的结果，考古学界已明确否定了除冲绳县港川以外的人类遗骨的定性。产生定性错误的原因，一是由于考古发掘技术的局限；二是出于对日本文化的崇敬，故意拔高，妄目推前年代；三是极个别人对考古遗物的伪造。尽管大多数原有的定性被推翻，但是从发掘的石器、陶器和居住遗迹表明，日本民族很早就劳动、生息在列岛上了。关于日本民族的祖先从何处而来，考古学者樋口隆康指出，进入日本列岛的外来移民主要有五条途径：北路（来自桦太即库页岛、经北海道进入本州北部）、南洋路（来自南太平洋诸岛进入本州东部）、朝鲜路（来自北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经朝鲜半岛仅进入本州中部）、东中国海路（来自中国长江流域直接东渡至九州北部）和冲绳路（来自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经台湾、冲绳至九州南部）。[1] [/SIZE] 二、绳纹时代的日本 元1万年至公元前3世纪稍后，日本进入绳纹文化时代。绳纹遗址最早发现于19世纪90年代，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但以东日本分布密度最高，最主要的为贝丘遗迹。在绳纹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器。前期器形为尖底深钵，花纹有繎丝纹、押型纹、贝壳纹等。中期以后，器形主要以平底钵形、瓮形、圆筒形等，花纹除绳纹以外，还有贝壳纹、爪形纹、涡纹。后期的器形呈现多样化，深钵、瓮形外，还有瓶形陶器和碗等，花纹以磨消绳纹为主。关于绳纹陶器制作技术，目前存在两种主要说法，一种为“渡来说”，即来自南太平洋诸岛的移民或来自北亚的移民带来了陶器的制作技术，这种技术逐渐为土著人所掌握，创造出绳纹陶器。另一种为“本土说”，即陶器技术是自发产生的。根据考古学界对爱媛县久万川石灰岩断崖处遗址发掘的调查报告可知，在相当于1万2千年前的第九层中发现细隆纹陶器；在相当于1万年前的第六层发现了无纹陶器；在相当于8千年前的第四层发现了押线纹陶器。据此可知，该遗址为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绳纹时代初期的遗址。[2]因此，可以认为，绳纹陶器的制作技术可上溯旧石器时代晚期，下及绳纹时代，中间未出现明显的断层。事实上，陶器的使用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性，日本的陶器制作技术是石器时代最早的移居者们带来的，陶器工艺以后的变化发展也离不开来自外部的刺激，这已为日本考古界所认同。 [/SIZE] 绳纹人的生活是一个以聚落为中心的闭塞世界，居住竖穴和铺石洞穴，他们的生活用具有打制的石镞、石枪以及用鹿骨制作的骨镞，还有陶制或者木制的、涂有漆的腕饰以及玉石制作的耳饰、骨制的发饰等工艺品。[/SIZE][3][/SIZE]拔牙习俗甚为风行。拔牙的涵义，或为结婚标记，或为近亲服丧，或为护身御敌的咒术，更是一种成年式的习俗。 [/SIZE] 陶俑最早出现于绳纹早期遗址，中期以后大量出现。根据地域的不同，陶俑的形状和制作也相异。表现突出的是乳房和膨隆的腹部，普遍认为这是从女性的形体抽象制成的。有学者认为，绳纹时代日本曾盛行女神崇拜信仰，女性陶俑都是与生殖繁荣相关的女神像。绳纹中期遗址发现的大型龟头形石棒则是一种性器，是作为崇拜对象而出现的。它与注口陶器的注口部分看作性器是相对存在的。[/SIZE][4][/SIZE]除陶俑外，还出土了熊俑、猪俑和猴俑等动物俑。一般认为它们是一种具有护符性质的物品。绳纹后期作为咒物的女性陶俑制作风行，可能是显示了集团性宗教信仰的强盛。绳纹时代一般死者都是呈屈肢状埋葬的，此还有蹲葬、伸展葬，随葬品很少。关于为什么采用屈肢葬的葬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所需面积小，节省劳力；手足缩屈乃睡觉或休息姿态；屈肢为母腹胎儿的姿态，以此祈求再生；为了防止死者再度还生。 [/SIZE] 绳纹时代的日本社会，已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由一个个母系家庭构成的原始共产制经济单位。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定的区域，住的是简陋的竖穴。从千叶县姥山贝丘竖穴遗迹来看，在直径为6米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平面内，其中央有用石块或陶片围成的圆形灶炉，聚落附近形成的贝塚也很有规则。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的聚落是在一定统率者的支配下过着有组织的生活，依靠集体协作从事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活动。当时的生活原则是以聚落为单位实行自给自足，彼此在相当范围内互相进行交易。如用于制造石镞的黑曜石就存在许多交易圈。其中以长野县的和田峠、九州的阿苏和北海道的十胜等黑曜石的产地为中心的交易圈的半径约200公里。[/SIZE][5][/SIZE] 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绳纹时代已经出现了原始农耕。绳纹人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渐渐悟识到植物的生长规律，为了确保季节性植物食品的稳定收获，植物的种植栽培便诞生了。作为掘土工具的石斧和摘穗用的石刀，在近畿、九州、四国地区等遗迹中已广泛发现。近年来，一些绳纹后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炭化米、大麦粒等的压痕；北九州福冈市板村遗迹中，发现了绳纹后期的水田遗址，水田置有调节水量的堰水栅、水沟、田间小道。这些发现生动地说明在绳纹后期已栽培栗、麦、稻等作物了，后期绳纹人耕作经验的积累，为后来弥生时代水稻的广泛耕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SIZE][6][/SIZE] 与原始农耕相适应使用的陶器，无论从绳纹陶器的形态还是纹饰来看，都有相当进步。但从烧制陶器和制造陶器的技术来看，可以说还停留在很幼稚的阶段。绳纹陶器中残留有许多黑斑，这种黑斑显然不是绳纹人想制造黑色陶器的结果，而是因为不了解造窑技术和其效应，满足于低火候、低温烧制的陶器。绳纹时代的各种技术随着时代前进多少有些进步，但就制陶技术来说，不是直线发展的，绳纹文化的发展明显地带有“畸形性”。“尽管在陶器和石器加工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才能，但是生产力的停滞却使石器时代人的精神内容不能不停留在低级阶段。以物质为材料进行造型的能力之高涨，与组成社会的人类思想认识之低下，形成了原始社会文化奇特的不平衡。”[/SIZE][7][/SIZE] 如此畸形发展的文化，势必要被一种新的先进的文化所代替，于是伴随着水稻耕作技术及金属工具的传入，弥生文化便应运而生。 [/SIZE] 三、水稻的传入与弥生文化的诞生 约在公元前2、3世纪，日本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该时期以1884年在东京弥生町向冈贝塚发掘的比绳纹陶器先进的球形陶壶为契机渐受世人瞩目，该陶器被定名为弥生式陶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的时代被称为弥生文化时代。经过考古学者的论证，人们逐渐明白，弥生陶器是农耕文化的产物，绳纹晚期来自大陆的新文化要素促使日本列岛发生了“农业革命”。这种新文化要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日本各地发现了大量的水稻农耕遗迹和金属工具。[8]据考古发掘，绳纹后期九州地区已普遍种植水稻，稻作文化要素显然从海外传播而来。关于稻作的传入路线，主要有四种见解：华北迂回传播说；朝鲜间接传播说；南方迂回传播说；江南直接传播说。迄今，朝鲜间接传播说仍为日本和韩国的许多学者所倡导，也即从中国江南北上经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南部传到九州北部，而后传播开来的。中国学者多倾向于“江南直接传播说”。近日遗传学专家经过对近畿地区弥生时代的池上曾根和唐古·键两处古代人居住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进行脱氧核酸（DNA）鉴定，进一步证实水稻是从中国大陆直接传到日本。[9] [/SIZE] 水稻的种植和铁器的开始应用，是弥生文化的重要特征。水稻传入不久，农耕技术迅速地从九州地区传布到近畿地区，并波及全国。水稻农耕作为典型的生产经济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文明景观。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住居和村落发生变化；陶器的器形和用途发生变化；纺织技术突飞猛进；原始宗教信仰出现。这些变化与考古发现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等史料所载可相互印证。 [/SIZE] 弥生初期，农耕工具虽然主要还是木器、石器，但是中期以后，已从大陆传入铁制工具，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青铜器和铁器制作的风行，日本列岛进入铁器时代。金属文化传入日本，或由大陆移民携来，或为中国朝廷赐予，或经交易获得。由于弥生时代直接从石器时代跃入铁器时代，因此与铁器主要生产工具不同，青铜器主要是作为武器和礼器盛行于世。特别是在弥生时代后期，铜鉾、铜剑和铜戈等完全失去作为实用武器的性格，铜铎也丧失本来作为乐器的机能，它们演进成共同体的神圣礼器。从考古发掘分析，弥生时代的青铜器可划分为以北九州为中心的青铜利器文化圈和以畿内为中心铜铎文化圈。1984年岛根县荒神谷遗迹发现358年铜剑，距该处7米处还发现畿内制的铜铎6件、北九州制的铜鉾16件。由此可见，两大文化圈并非孤立，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流和影响。[/SIZE][/ALIGN]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9 22:30:25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