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侯秀虎

公元6世纪，佛教由中国大陆传入日本，这在日本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这不仅为日本的传统文化输入了新的内容与营养，使其变得丰富多采起来，同时也推动着日本社会进入一个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融摄中不断发展的新时期。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必然会有一个分辨、选择、淘汰、消化的过程，而作为接受主体的日本文化所固有的传统以及当时社会发展需要所发挥的制约作用，则决定了对中国佛教进行选择与消化的取向。正是这一点，规定了日本佛教既与中国佛教同宗同源，但又不是中国佛教照相式的翻版，而是经过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形物。表现在僧官制度方面，呈现出既有借鉴、雷同，亦有创新、变异的形态，而且伴随着日本社会的前进，其内容不断推陈出新，凸现出每一历史阶段的特性。 　　 一、僧官的初设 　　日本佛教僧官的设置，始于推古朝。在朝廷的支持下，此时的佛教已在社会中稳固立足，而且有了较大的发展。据推古三十二年(624)统计，时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由于当时缺乏系统的律学理论的指导和规范性的授戒仪式，使私度僧尼不断增加，违犯戒律之事也时有发生。据称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有一僧人持斧殴打祖父。推古天皇闻之大怒，即宣诏诸臣：“僧尼居于持戒之地，反作恶逆。凡住寺之僧悉召之讯问，凡有犯戒者，皆重罚不贷。”此时，百济僧观勒上奏说，僧尼之所以辄犯恶逆，只因未习律法之故，请求天皇严治罪僧，赦免他人。他的意见被天皇采纳。为了杜绝类似恶逆之事的发生，以律法有效轨范僧尼行为，遂于同年始设僧官。天皇敕命观勒为僧正，鞍部积德为僧都，俗人阿昙连为法头，委以统领全国寺院僧尼、维护教法之责。“僧正”、“僧都”的称谓都取自中国佛教的僧官制度。继观勒之后，于推古三十三年(625)来日初传三论宗的高丽僧慧灌成为第二僧正。大化二年(646)，慧灌奉诏在宫中宣讲三论宗。结束之日，其门徒慧师、慧轮、智藏等也被任命为僧正。“法头”是日本佛教特有的僧官，负责巡查诸寺，检校僧尼以及寺中奴婢、田亩数量等，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两次任命。继推古朝之后，大化元年(645)孝德天皇任命来目臣等三位俗人为法头，检查全国各寺僧尼，核实寺院额定僧尼、土地，对于僧尼脱籍的寺院，施与土地。自此以后，再无关于此职的记载。 　　大化革新以后，日本的政治机制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把佛教推向一个全新时期。大化元年(645)在百济大寺召集僧尼，颁布兴隆佛教的诏书，并仿照唐初所设置的检校僧尼的“十大德”，首次任命慧灌、福亮、惠云、常安、灵云、惠至、僧旻、道登、惠邻、惠妙(惠隐)为“十师”，按孝德天皇“宜能教导众僧，修行释教，使之如法”的诏令，委以十师统筹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兴隆佛法、教导全国僧尼的职责。其中僧旻、惠云、常安、灵云都曾来中国留学求法，尤其是僧旻居中土25载，于唐初回国后，为引进隋唐的政治、经济制度起到重要作用。同年，根据天皇诏令，在各个寺院设置寺主和寺司两职。“寺主”乃一寺之主。“寺司”一职始于推古朝，但仅限于法兴寺，由苏我马子之子善德臣担任；现把此职推广到诸寺，仍由俗人担当，负责寺院的经营、修缮等事务。这样，初步形成了国家和寺院两级，僧俗共管、各司其职的僧官制。 　　天智天皇(661—671)时，正式确立僧正为最高僧官，其下设僧都，再下设两名佐官的制度。天武十二年(684)天武天皇将此制度改为僧正、僧都、律师三个阶次，合称“三纲”，委派有德行、有威望的高僧就任，成为中央级的最高僧官机构。701年《大宝令》发布后，僧纲上属八省之一的治部省玄蕃寮管辖，划定药师寺为纲所，僧纲的任命统一根据《大宝令·僧尼令》的规定执行，必须在治部省具状才可行事。与此同时，诸寺设置上座、寺主、都维那“寺院三纲”，管理本寺僧尼及其教务。寺院三纲受中央僧纲和地方的国司、郡司的监督。三纲各有职权范围：上座为僧众中之长老，由德高望重者担任；寺主总理寺务，都维那主管僧事，按寺规指挥日常诸事。为了维护僧团的稳定，以及上下等级秩序，《僧尼令》规定僧尼死亡、还俗，寺院三纲应在规定期限内上报官府除名，全寺僧尼必须尊重服从三纲的管理，禁止辱骂等不恭行为。大宝元年(701)文武天皇始设地方僧官——国师，住在各个行政区(国)的大寺内，配合国司监督管理本地方僧尼，检校寺产，并兼讲说经论之职。国分寺建成后亦归国司、国师的共同监督之下，由寺院三纲执行具体事务。因此，“国师”作为一种僧官职称，和中国佛教中对学德俱优、堪为一国师表之高僧所敕封的“国师”封号有质的区别。后世“国师”改称“讲师”，其职权发生相应变化。1308年以花园天皇(1303—1313)追谥圆尔辨圆为“圣一国师”为开端，不少著名禅师受赐“国师”称号，中日两国“国师”封号的内涵遂基本趋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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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僧官制度的时代变易 　　1、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日本王室将佛教视作“镇护国家的要法”而致意兴隆，从而使僧官的配置趋向周密。 　　首先，奈良时代一承前朝的僧纲，敕任了不少的硕学大德，并设置了三阶五级的差别。僧正分为大僧正、僧正，僧都有大僧都、少僧都之别。例如，法相宗四传义渊受到天智、天武、持统、文武、元明、元正、圣武七朝的崇敬，其学德堪为世范，被敕任为僧正。养老年间(717—724年)入唐学法18载的法相宗僧玄昉于天平九年(734)受赐紫袈裟，供职于内道场，被敕任为僧正，权倾朝野。 “大僧正”的任命始于法相宗僧行基。行基曾投学义渊门下，积极进行民间传教和社会公益事业，尤在协助修造东大寺和国分寺过程中，率徒众四处募化，出力甚钜，于天平十六年(745)正月，一跃受任大僧正。但此后的二百三十余年间，此位一直空缺，直到天延四年(976)天台宗僧慈慧由少僧都跃升为大僧正，才重新有了这一任命。慈慧可算是日本天台宗“睿山极盛时代”的造就者，门下人才济济，他多次被敕任为大僧正，可以想见其受朝廷尊崇的程度。作为“平安二宗”之一的真言宗，于宽和二年(986)宽朝升任大僧正，成为弘法大师(空海)后继者中任此最高僧职的第一人。 　　“大僧都”之职的首任者是道昭，他于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奉敕渡唐，入玄奘门下修习因明，学成归国后，在元兴寺传播法相宗，为该宗的第一传，文武天皇二年(698)被敕任为大僧都。天平胜宝六年(754)，为了弘传律宗，不顾生死、六次东渡的鉴真大师被敕授最高荣誉僧位——传灯大法师位，翌年又被敕任为大僧都，其弟子法进被敕任为律师。宝龟五年(774)法进晋升为大僧都。日本华严宗二祖良辨因在修建东大寺中出力甚大，于天平胜宝三年(751)被任命为少僧都，755年与鉴真同被任命为大僧都，后升任僧正。 　　“律师”始设于天武天皇十二年(634)，在圣武天皇时曾敕任入唐请益僧、日本三论宗第三传道慈为律师。奈良时代，在“律师”一阶中曾有“大律师”和“中律师”的称号，但它只缘于道镜为了援引自己的党羽基真与圆兴而设置，天平神护二年二人分别被授任大律师和中律师，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794)被废除，两称号仅存世27年。 　　其次，僧纲的职权被进一步扩大。据718年10月的太政官令，僧纲职责还包括：向朝廷推举“法门之师范者”，以表彰其高德；荐任有才干的学僧担任僧官；根据僧尼的素养和佛学水准，为其讲说众理，使之学习诸义，“皆令所学”，“勿使浮游”。天平宝字四年(760)淳仁天皇依照僧纲所奏，首次设置僧位，分为传灯大法师位、传灯法师位、传灯满位三种，由天皇敕授，其下还设有十三阶，按僧纲的奏请任命。 　　再次，出现了别当、造寺司、法王、威仪师等新的僧官职称。“别当”，原意是除本职外，还兼有他职之意，用在佛教僧官上，则相当寺院的座主，是统掌一寺的主管。如天平十七年(745)圣武天皇任命玄昉为当时“天下三戒坛”之一的筑紫观世音寺的别当。天平胜宝四年(752)孝谦女帝敕任良辨为东大寺首任别当，司杂务，兼法务。稍后的天台宗僧光定(779—858)师事最澄，最澄入寂后奉敕兴建大乘戒坛，后历任延历寺别当，有“别当大师”之誉。此外，法相宗兴福寺的别当皆出自显贵之门。自中世以后，四天王寺别当一职又成为天台宗山门和寺门两派竞相争夺的目标之一。 　　“造寺司”一职是举国大兴造寺之风的产物，由天皇委任，主要负责营造某一寺院的具体事务。如大安寺移建奈良时，道慈受诏为“造寺监护”，他以唐西明寺为蓝本修建大安寺。造东大寺时，圣武天皇敕任良辨为“造东大寺司”(延历八年废)。而自称德天皇以来最受重视的是“造法华寺司”(延历六年废)。后世仍有此职的任命，如延历十五年(796)在平安建东西两寺时，曾设造寺司，任命造寺长官。 　　“法王”等称谓专指法相宗僧道镜及其弟子。道镜深得孝谦上皇的宠信，其职从“少僧都”、“大臣禅师”，一直晋封为“太政大臣禅师”，既左右朝政，又支配全国僧尼。天平神护二年(766)敕授“法王”之位，弟子圆兴、基真分别得授“法臣”和“法参议”。“法王”享受天皇待遇，“法臣”和“法参议”相当正三位和正四位官职。神护景云元年(767)模仿宫廷官制，建设“法王宫”，内设长官、次官、判官、主典四种法王宫官，全部由道镜的亲信担任，使之权势日盛，甚至想谋取皇位。可见，“法王”等称谓反映了奈良佛教与政治密切结合的突出特点，又是僧侣直接从政为官的一个缩影，被日本佛教界看成是奈良时代僧侣腐败堕落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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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奈良末期，光仁天皇(770—781)为了肃正僧风，控制剃度僧尼的数量，于宝龟二年(771)应僧纲的奏请，在僧纲内增设“威仪师”六人，及作为威仪师的辅员“从仪师”，专门纠察监管全国僧尼风纪之事。此间，僧纲与官位已有明确的对应，僧正配从四位，僧都配正五位，律师配从五位。 　　2、平安时代 　　伴随佛教的兴隆及天台、真言二宗的创立与发展，僧官制发生了如下变化： 　　第一，僧纲有了权官职位，即权僧正、权大僧都、权少僧都、权律师，使奈良时代的三阶五级发展为三阶九级制。对于僧纲的受命标准，朝廷规定真言宗僧在灌顶后须经过传灯法师位、大法师位，并有加持祈祷效验者，才可晋升僧纲；其它诸宗要在担任维摩会、金光明会、法华会讲师之后方可受命僧纲。弘仁十年(819)对僧纲的人数作出规定，要求僧正和大、少僧都各一人，律师不得超过4人。但实际上僧纲人数逐渐突破限制。因此除增设各阶权官外，又于贞观六年(864)新置法印、法眼、法桥僧位，并授予僧官阶位。法印为僧正阶，法眼为僧都阶，法桥为律师阶。此后数百年间，僧纲的权力迭有盛衰。明治初年政府废僧官制，1884年准许各宗自立宗制与寺法，各立僧正、僧都，但已然失去僧官阶位的意义，只表示僧人的学德而已。 　　第二，“法务”一职的正规化。“法务”不是平安时代的创新，它始于推古朝的僧人观勒，属僧纲所的设职，司掌诸寺的法事或僧尼剃度、化缘之事。但此职的任命一直时断时续。平安时期，“法务”的任命趋向正规化，通常由僧正兼任，有总、正、权之别，如受天皇器重的法相宗僧正护命(750—834)曾出任此职。 　　第三，伴随天台、真言两宗的传播与发展，相继出现新的僧官称谓。它们是： 　　座主始设于两宗的总本山比睿山延历寺和高野山金刚峰寺，由朝廷任命学德兼具的上首者担任，负有统领管辖全山的职责。天长元年(824)淳和天皇赐敕最澄弟子义真为天台一宗的“儒者”，乃睿山座主的起源。仁寿四年(854)圆仁受命为延历寺座主，管理睿山十年，是有“座主”公称的开始。贞观十年(868)圆珍就任第5代天台宗座主，在职达24年。围绕座主一职，圆仁法系与圆珍法系争夺激烈，最终分立为山门(睿山)和寺门(三井寺)两派，武装冲突不断，长期未能相和。高野山金刚峰寺座主始设于仁和四年(888)，由僧正真然举荐，弟子寿长被诏敕此职。延喜九年(909)深受南北僧徒尊敬的权僧正观贤补任醍醐寺座主，为真言宗醍醐寺有座主的开始。大治六年(1131)根据白河法皇的诏令，把真言宗大传法院永远作为祈祷镇护国家的寺院，参与筹划与扩建的觉鑁受敕任首任座主。 　　长者为真言宗东寺的设职，有一长者、二长者两个等级。作为一寺的总管人，亦是一宗的最高职位，由年高德劭者出任。弘仁十四年(823)天皇下诏，把东寺赐予空海，作为弘布真言宗的永久基地，赐寺号为“教王护国寺”。从此，空海及其弟子长期居住此寺。僧正真济、真雅、宗睿、真然、权僧正观贤都曾受命出任长者之职。而且，观贤还开创了东寺长者兼金刚峰寺座主之先河。 　　行人后世亦有“旗头”之称，设在真言宗根来寺、大传法院等寺院，专门管理香花、饷米、封禄、贡赋、出纳等俗务。建武年间(1334—1338)为了防范军卒的闯入，行人常常执甲抵御，使势力增加很快，到元龟(1570—1573)、天正(1573—1592)年间，行人可率众数千，又配有兵器，俨然成为一个兵团。后在丰臣秀吉的武力打击下，其势力开始衰落。明治三年(1870)被废除。 　　长吏是设在天台宗的僧官，掌理一寺事务，其称因寺而异。如园城寺长吏亦叫寺门长吏、三井寺长吏，贞观元年(859)圆珍任此寺别当时首用此称。劝修寺长吏叫作别当，始于延喜十八年(918)的济高。横川首楞严院的长吏称为检校，始于安慧。 　　第四，为了祈祷皇室与国家的安泰，平安时代各种供养经论的法会十分盛行，于是讲师、读师、复师等职位也应运而生。各国（古代日本行政区）均设有讲师、读师等职。“讲师”为讲明经论之僧；“读师”是讲师的副员，为读诵经论者；“复师”乃复述发挥讲师所讲的义理。延历年间(782—806)规定，在受戒之后，能背诵一卷《羯磨四分律钞》并在本业十条考试中通过七条以上者，才能被任命为一国的讲师。后因天台宗和真言宗竞争不止，又规定凡在东寺、西寺担任过一届三纲职位者，可直接被任命为各国的讲师、读师；凡在延历寺担任过一任上座、寺主者，可任命为讲师，任一届都维那者，可被任命为读师。鎌仓时代，入宋6年、首倡无准禅道的圆尔辨圆被敕任为“日本国总讲师”，可谓是一种最高的褒奖。

崇侯秀虎

此外还有已讲、内供奉、阿阇黎三职，统称“有职三纲”。平安时代，参加奈良举行的维摩会、御斋会、最胜会等讲经法会而毕业者，日本佛教称之为“得业”，可奉敕担当三会讲师。尚未开讲者叫作“拟讲”，已受敕封正式开讲者为“已讲”。现已演化为净土宗、净土真宗大谷派的学阶名称，以示僧人学识的阶段层次。“内供奉”即在内道场供职的高僧，常在宫中值宿。为天皇圣体安康进行祈祷的僧人又称“护持僧”，起初最多不过三人，后逐渐增加到八九人之多。“阿阇黎”指既能教导弟子，使之行为端正合宜，自身又堪为众徒之楷模者，由政府任命，是自平安朝以来诸代相承的一种僧职。分为三种，一是七高山阿阇黎，原指比睿、比良、伊吹、爱岩、金峰、葛木、神峰等七山寺院奉敕祈祷的高僧，后其它大寺也设有此种阿阇黎。二是传法阿阇黎，司掌天台密教和真言密教的传法灌顶之职。三是一身阿阇黎，多为贵族名门出身者，仅限其一身有传法灌顶之权。三种阿阇黎都有大小之别。仁明天皇(833—850)时，在宫中设真言院，创办“后七日御修法”，空海任大阿阇黎。此后成为惯例，每年由东寺一长者出任大阿阇黎，亦称“后七日阿阇黎”。仁寿四年(854)朝廷任命安慧、慧亮为三部大法的阿阇黎，成为以朝廷之命设置传法阿阇黎之嚆矢。“一身阿阇黎”始于天台宗僧寻禅。他出身高贵，受教于慈慧，被直接任命为权少僧都，又升至权僧正，开创了大臣之子受命僧纲的先例。此外还有悉昙阿阇黎、声明阿阇黎等。 　　“学头”之职是在天台宗和真言宗大兴教相研究的背景下产生的，负有教导众僧之责。承和十三年(846)，32岁的圆珍因习学显密二教，综览各宗要义，才德超卓，智略高深，而被睿山僧徒推举为学头，以“劝勉长幼，扶掖上下”。大治五年(1130)，觉鑁在高野山设置学头一人、学侣36人，专修学业，信慧受命为最初学头。文永三年(1266)真言宗新义派的集大成者赖瑜出任大传法院的学头。明治三年(1870)“学头”一职被废除。 　　3．鎌仓与室町时代 　　鎌仓时代是日本民族佛教的形成期，一些颇具民族特色的新宗派迅速传播。究其内因，一方面是新宗派的教理易被广大民众接受；另一方面，幕府对佛教的保护支持兼有适当抑制的宗教政策，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此背景下，僧官制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变易，突出表现在： 　　首先，顺应幕府修复兴建寺院的需要，设置“大劝进”一职。鎌仓初期，幕府通过朝廷组织国力，大力修复毁于平安末年战乱的寺院，其中修建东大寺是最大的工程，所以“东大寺大劝进”一职最受重视。幕府委任曾两次入宋的重源担当东大寺大劝进，具体负责筹资和工程事宜。建永元年(1206)重源圆寂后，荣西受命为东大寺大劝进，他运用在中国天台山修造堂廊的经验，先后建成东大寺佛殿、七重东塔以及京都法胜寺九重塔。其后荣西弟子行勇、圆尔辨圆以及对律宗的复兴有很大贡献的忍性都曾奉敕担任此职。 　　其次，鎌仓时期禅宗全面传入日本，到室町时代，禅宗已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临济宗受到历代将军和朝廷公卿的归依，十分盛行。为了加强对禅林的管理，室町幕府初设“禅律方”，后改“僧录司”，统摄全国禅宗官寺，推行幕府的文教政策。具体而言，僧录司负责对“五山十刹”及各地禅宗官寺住持的任免、裁决诉讼、寄进领地以及收各种公文钱，并参与政府的政治外交乃至文书简牍等。康历二年(1380)后圆融天皇敕任富有翰墨之才的临济宗僧春屋妙葩为首任僧录，任所以京都相国寺为中心。因圆融天皇十分钦敬通门寂灵的高尚德行，也曾特敕授以僧录之职，成为曹洞宗僧任此职的第一人。后僧录司专由相国寺鹿苑院院主担任，继春屋妙葩后，绝海中津、空谷明应、瑞溪周凤、横川景三等都任过此职，由梦窗疏石一派长期据有。其中以博学高德而名闻遐迩的瑞溪周凤曾三次被敕任为僧录司。足利义敬时，该职的实权转移到荫凉轩留守职的手中。“荫凉轩”是鹿苑院中供将军休憩的居所，“留守职”原为僧录属下负责与将军联络等事宜的职务。文安二年(1445)以后，相继有大德寺、妙心寺、总持寺、永平寺等大寺院脱离僧录司管辖，从而动摇了该职位的权限。 　　再次，室町时代随着庄园制的解体，在各个村落中形成了以中小地主、自耕农为骨干的农村自治组织，为一向重视民众传教的净土真宗提供了新的机遇。其中本愿寺教团八祖莲如很快顺应这种社会构成，利用村自治组织设置负有传教使命的“坊主”。它同中国佛教中的“坊主”职能明显不同，是为了实现村落组织和信仰组织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每一坊主所辖的门徒多寡不一，下设称为“讲”的门徒组织。到显如时代，该派的势力益发壮大，永禄二年(1559)显如升至僧正，同年正式设立“坊官”一职，掌握本派的财务与俗务，并分法眼、法桥两级，由其家司下间赖总任法眼，赖良、赖资任法桥。此后下间氏世代承袭此职，明治四年(1871)被废。 　　另外还应提及的是，在室町时代，中国唐宋禅寺的清规已较完整地移植到日本，参照《百丈清规》、《禅苑清规》，制定约束寺僧修行和日常生活的仪规，任命禅林僧职管理禅刹。如曹洞宗出台的《典座教训》、《知事清规》、《众寮清规》等，均对首座、典座、监寺、直岁等的职责与规范以及寺中秩序作出了明确规定。 　　4．江户时代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立幕府，建立起以德川氏将军为顶点的最后一个武家政权。在推进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过程中，亦通过法度的途径把佛教纳入了封建统治框架之内。首次确立公家、武家、佛家制度，禁止滥授僧官僧位，严格晋级法规，尤其对前朝僧录司制度进行调整与改革。元和元年(1615)幕府下令把僧录司移至南禅寺金地院，命佛教各宗皆设僧录职务。与此同时任命临济宗僧崇传为诸寺僧录，全权负责幕府的宗教行政。不仅掌管禅刹的事务，还通过各宗僧录司掌管各宗诸寺，而且参与幕府的军政机要，起草外交文书，参加制订自1608年至1615年间的一切寺院法度。崇传去世后的宽永十二年(1635)，在幕府和各藩设寺社奉行，主管各地寺社、神官、僧人及寺社领地的民众，从而大大削减、分流了僧录司的职权。从此仅有临济宗五山派归辖金地院。 　　为了有效地控制各宗，幕府命各宗在江户设置“触头”，即在江户和各藩设联络办事机构，其职责是把幕府及各藩寺社奉行所下达的政令、法规传达到各宗诸寺，并把各寺院上报给两级寺社奉行的文书转呈上去，对自己联络范围内的寺院寺僧进行监督管理，对不法行为者有一定的处治权。如按照庆长十一年(1612)对曹洞宗下达的法度，由下总的总宁寺、武藏的的龙隐寺、下野的大中寺作为全宗的总僧录，统辖曹洞宗在各地的录所；以江户的总泉寺、青松寺、泉岳寺作为触头。这样通过“触头”联络诸宗诸寺的模式，达到了控制整个佛教的目的。对于触头，净土真宗叫轮番或录所，净土宗叫役者，真言宗称在番。 　　在德川时代，对佛教各宗的法度已十分明细，其中提倡僧人专心研究教义与修行是一重要内容，体现出幕府重文教、奖励学问的策略。于是便产生了“能化”一职，意思是能教化他人者的传法人，同历史上的“学头”有相似之处，负有向众僧讲释宗义宗规之责。因幕府对各宗的法度不同，所以各宗的能化设置也略有差异，但必须起用德高望重的学问僧则是共同的。如《关东新义真言宗法度》规定，凡在山研习学问不足20年者不得担任能化。《妙心寺诸法度》和《大德寺诸法度》中能化的基本条件是必须修行30年并参透1700则公案者。真宗本愿寺教团最初采取“能化一人”制，因准玄创学黉有功，被提拔首任能化。文政七年(1824)废“能化一人”制，改设“劝学”、“司教”、“助教”与“得业”。能化在天台宗仍称“学头”。净土宗称之为“伴头”，规定只有完成8部佛学课程、约24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此职位。 　　 三、近现代的佛教僧官 　　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在“王政复古”、“祭政一致”的口号下，恢复了天皇拥有无上权力的天皇制度，在宗教方面推行禅道国教化政策。明治初年政府对佛教的种种干预与利用，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明治五年(1872)3月，政府设置教部省，任命神官、僧侣担任教导职。6月在各宗设置教导职管长，令其统辖全宗。8月，废除僧位僧官，规定僧侣是一种职业，命他们称姓氏，解除禁止僧人食肉、娶妻、蓄发的禁令，为僧人出任教导师扫除障碍。明治6年(1873)教部省以训令方式向教导职管长颁布宣教提纲，命令传达到全国教导职，并每月向教部省上报讲演录。明治七年(1874)再次规定非教导职者不得出任寺院住持，从而使各宗诸寺的住持皆成为教导职。教导职为教部省的属员，分为从大教正、权大教正、中教正到训导、权训导的14个等级，是当时僧人社会地位高下的重要标志。教导职的使命就是围绕“敬神爱国、明天理人道，奉戴天皇、遵守朝旨”的教则，向人民宣传敬神忠皇、神德皇恩，人魂不死以及儒家说教，为巩固天皇专制统治和维新政策服务。明治十七年(1884)8月，政府下令废除一切教导职，并明确了佛教诸宗的管长制运营机制，成为近现代日本佛教的基本组织模式。 　　管长制初设于明治五年(1872)，规定天台、真言、净土、禅宗、真宗、日莲、时宗为一宗一管长制。明治十七年8月，政府下达委派神道、佛教各派管长的文件，把管长制推广到各宗各派。该文件赋予管长极大的权力，既是一宗一派宗教上的最高权威，亦是宗教行政的最高首脑。文件规定，佛教各宗应定管长一人，各派亦可设置管长一人；选定管长的规则根据各自教规宗则决定，并经内务卿承认；管长的职责是根据立教开宗之旨，制定宗制寺规，规定僧侣和教师的资格与称号，任免寺院住持，陟黜教师，管理宗寺财产，对政府的监督官厅负责。按照文件精神，各宗派都在本山推戴管长，天台宗管长用“座主”旧称，任期七年；真言宗管长称“长者”，由十一个大本山的住持交替任职，任期三年；曹洞宗叫贯首，由永平寺和总持寺两大本山的两位贯首轮流担任，为期一年；净土宗与日莲宗以四大本山的住持作为管长的候选人；真宗十派各设管长，其中东西本愿寺的管长为世袭制；临济宗十派也各设管长，同其它宗派一样，由末寺选出。 　　伴随管长制的实施，各宗派在组织建构上作了局部调整，其中最具现代性的是组成议会，其议员由各教区的选举区域选举产生，参加定期召开的宗议会，协商决议本宗派的重大事宜。宗议会至今仍是各宗的主要决策机关。真宗大谷派议员又称“赞众”；本愿寺派称为“会众”，有由管长特任的“特选会众”和由选举产生的“总代会众”两种。日莲宗议员则分甲乙两部，半数由管长推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宗顺应社会的深刻变化，对内部机制重作若干改革。如净土宗、净土真宗等取消管长制，以门主、法主作为宗派的宗教权威，另由宗务总长主持日常工作，形成了法统和宗政的两套班子。由于宗务机关分工的细密化，使僧职大幅增加，而且其称谓愈发世俗化。如天台宗宗务机构的任职除宗务总长外，还有部长、室长、参务等。净土宗设职有宗务总长、部长、课长与委员。日莲宗等还设有参事、主事、书记及事务员。 　　近现代崛起的新兴宗教，均取在家的组织形态，教团负责人及各级组织者均以干部相称，广泛使用会长、副会长、理事长、理事、支部长、部长、组长等世俗社会的职称。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的“法座长”是一较特殊的称谓。“法座”即教团用以学习教义、交流信仰体会、探讨人生的基层活动形式，“法座长”即为召集主持人。

真田豪

[转帖]日本佛教专题（2）——东密之祖·“奇僧”空海传 空海于七七四年生于赞岐国（香川县）多度郡，俗姓佐伯，幼名真鱼，比最澄小七岁。父亲佐伯氏直田公，母亲阿刀氏夜梦梵僧入怀，因而受孕，在胎十二个月，于光仁天皇宝龟五年出生。母思其梦，故取名“贵物”。 佐伯氏是武士名门家族，代代权负守护皇室之职，屡建功勋。阿刀氏一族多出高僧，如奈良时代的玄昉僧正、平安时代的善珠僧正等，因此真鱼得以早闻佛义。真鱼幼时聪明绝伦，博闻强记，不劳亲长费心教导，就能明白许多世间的道理。真鱼五、六岁时，常梦见自己端身正坐在八叶莲华中，与诸佛同语。一回，真鱼听到父母谈论着：“孩子乃因瑞梦而降生，想他过去必定是佛弟子，将来也应让他再投佛门才是。”真鱼心生欢喜，原本不好与同龄孩童嬉戏，此后，更常于自建的佛堂中朝夕礼佛。 真鱼十二岁时，父亲命他跟随外舅阿刀大足学习儒教（汉学），读诵《论语》、《孝经》等世典。外舅当时任职伊予亲王文学（官名），为声望卓著的儒学者。 真鱼十五岁，初游京都奈良，当时此地已是文化重镇，佛教在奈良也正当蓬勃发展。少年真鱼接触到辉煌的佛教文化，心生向往，频频往来于寺院道场请益佛法，也曾经在石渊寺向勤操僧正学三论。三年后，真鱼入奈良太学院广研佛、儒、道三教之学，对于汉学的诗、史、经、集，无不娴熟。一天，真鱼抚案自问：“我所习外书者，古人之糟粕也，浮生之间尚无利，背世之后遂何益？不如仰真乘！”遂志心佛道，着《三教指归》，明白阐示佛教的优点及不同于他教的殊胜处，此乃空海初探佛门之始，亦为日本“佛道儒三教一致论”的最初著述。此后，空海跋涉各名山大川，于寂静无人之境修炼密法，思维法义，行头陀苦行。空海二十岁，正式依止省操公为师，于泉州槙尾山寺落发，受沙弥十戒，初名“教海”，后自改“如空”。此后，空海更于奈良诸大寺广学俱舍、成实、三论、法相、法华等诸宗要籍。七九五年，空海登东大寺戒坛院禀受具足戒，法讳“空海”。受戒后的空海，曾于佛前虔敬祝祷：“吾随佛法常求深要，三乘五乘十二部经，心神有疑尚以未决，唯愿三世十方诸佛示我不二法门。”是日夜晚，梦中得人指示：“《大毗卢遮那经》（《大日经》）乃汝所求也。”寤后，空海四处诚恳寻求，终于在和州高市郡久米道场结庐禅坐时，于东塔下寻得此经。空海阅毕，对经义疑滞甚多，不得其解，自此萌生远游求法之志。 空海跟随第十一次遣唐使赴唐时，并没有同最澄搭乘同一船只。由于航海中遇到海难，空海的第一只船与最澄的第二只船失散后，两人分别到达唐朝。八零四年八月十日，在海上漂泊三十多天后，空海同藤原葛野麻吕等人终于从福州登陆，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唐都长安。尽管此时长安遭受了"安史之乱"的洗劫，但仍不失百万大都市的风范，所见所闻无不新鲜、奇异。 空海与同前来的橘逸势等住进西明寺。空海求法心切，曾走访很多名刹古寺。次年，空海与西明寺志明、谈胜法师等五、六人，于西安青龙寺偶遇东塔院和尚惠果阿闍黎（世称青龙阿闍黎，为密教付法第七祖，历任代宗、德宗、顺宗三朝国师）。惠果一见空海，欢喜笑说：“我早就在等你了，今日因缘成熟，得以相见。”说完，环视诸徒道：“这位比丘是第三地的菩萨。”空海当下礼拜惠果阿闍黎为师。这对空海大彻大悟及日本真言宗的延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同年六月上旬，空海从惠果阿闍黎受胎藏界和金刚界的学法灌顶，及诸尊瑜伽法种种仪轨，获密号“遍照金刚”；七月，学习金刚界大曼荼罗，重受五部灌顶，亦抛花得毗卢遮那如来，惠果和尚大为赞叹；八月即得到阿闍黎阶位的传法灌顶。他以三个月时间承续惠果和尚嫡传的一切密法，根器不凡，成为真言密教第七代传法者，亦为最早受习真言教学的日本僧人。中国的真言密教，授工戒时要举行被称为"灌顶"的仪式。自从不空三藏创立以来，到慧果已经是第七代传人。 慧果极为欣赏空海的才能，亲自为他灌顶，并传授金刚界大法。此后，慧果不仅承认他继承第八代师位，又授予他遍昭金刚界法号。能得以如此殊荣，在芸芸学子中，除空海他人莫属。是日，空海斋僧供众，惠果和尚付予空海许多密教经典、曼荼罗图画及法具等，开示空海因具有瑜伽（大乘密法）根器，所以传授此等大法，并指示空海应尽速归国，将此金刚乘教及诸供养物流布国内。惠果和尚再召集画工李真等十多人，图画胎藏金刚界大曼荼罗等十铺；令铸工杨忠信等新造法具十五事；集合二十多人书写《金刚顶》等诸密教经典及袈裟、八十粒佛舍利，一并付予空海。空海则以袈裟一领、杂宝手炉及书信一篇呈赠惠果，以谢法恩。惠果传法竟，心安泰然，遂于永贞元年（西元八○五）十二月十五日示寂。 不久，空海又逢罽宾国般若三藏，般若告诉空海：“我少年入道，经历五天（印度），常誓传灯，来游此间，亦欲泛海游化东域，时缘不熟，我志已矣。今与汝所译《华严六波罗蜜经》及梵夹，汝其持去，通我夙志。”遂传付自译经典及梵夹。大同元年八月（西元八○六），空海携带秘法心要及内、外典数百部书册返回东瀛，结束两年在唐留学生涯。 留唐期间，空海还游历城中诸刹，至醴泉寺，随北印度般若三藏、牟尼宝利三藏、顺晓和尚及昙贞和尚等，学习梵文和婆罗门教。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原版佛经，大大开阔了视野。八零六年，空少携带大量的佛经、佛像、佛具等，回到日本。 空海归国后，将苦心齎来的经典整理，编排目录，亲书奉呈嵯峨天皇，名曰“御请来目录”。内有新译经等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梵字真言赞等四十二部，四十四卷；论疏章等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总计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并首先在京都西部的高雄山神护寺建造灌顶的法坛，宣布开创真言宗。 翌年，空海在京都久米寺讲授《大毗庐遮那经》。大同三年，敕许弘通真言宗。次年，嵯峨天皇召入宫中，与各宗派诸师论说佛法，空海以即身成佛立论，入五藏三摩地观而折伏诸宗硕德，天皇及诸臣赞叹不已，皆向空海作礼。 空海以《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作为根本经典，以《释摩诃衍论》、《菩提心论》及《大日经疏》作为辅助的论释，又参酌其他各种经论及仪轨，精要判释教相而创立本宗，因其重视念诵真言（咒语），故称“真言宗”。 八一○年冬十月，空海上表天皇，为镇护国家，消灾祈福，欲在高雄山寺（神护寺）严修《仁王护国经》法等，得到朝议制可，此乃空海首度建坛修法。天皇又下令诸师引其宗下教义，各述法要，空海便以“十住心”之说，凌驾其他宗派学说，自成一家之言 八一二年十一月，最澄、和气真纲等，从空海在高雄山寺受金刚界灌顶；十二月，最澄、贤荣等一四五人亦在同寺接受空海胎藏界灌顶，这是日本两部灌顶的嚆矢。至此，空海声名远播，四方求法者络绎不绝。 弘仁七年，空海于高野山创建禅院，定名“金刚峰寺”。弘仁十一年，天皇下诏赐空海以“传灯大法师”位，颁告全国。空海刚完成金刚峰寺的建设，次年到赞岐（香川）从事开凿万农池的工程，以便利农民灌溉。弘仁十三年，平城太上皇就空海受灌顶法，为帝王受密灌之始。翌年正月，天皇下诏敕赐东大寺予空海建灌顶院，每岁二序行灌顶事。其堂舍结构、佛像造形、年中行事、僧众威仪等，悉仿唐朝青龙寺的风貌。空海将惠果和尚交付的袈裟、念珠等奉为镇寺之宝，并安置僧众五十人于此常驻弘教。此后，东大寺成为宏布新教的中心。 朝廷以镇护国家为名，敕封东大寺为“教王护国寺”，与高野山同为弘传真言宗的根本道场。为区别最澄所传的天台密宗（台密），真言密宗取东大寺之名而称“东密。 为政的嵯峨天皇酷爱唐朝文化，而且颇具诗文、书法才能。才华横溢、学贯东西的空海，当然立刻受到他的青睐（当然了，同为平安三笔嘛，呵呵。），作为开山建寺的领地被赐予高野山。八一六年，空海在高野山创建真言宗总本寺。这里以金刚峰寺中心，颁着伽蓝坛场、山内寺院及奥院等。全盛时期，两千多座寺院、佛塔林立，很多皇族显贵纷纷成为信徒。 在迁都平安京时，桓武曾命藤原伊势人，在罗城门东西各建造东寺和西寺。八二三年，西寺赐给守敏，东寺赐给空海。 巍峨屹立在东寺的五重塔，高五十五米，是现存日本最高的佛塔，目前，寺宇中被指定为日本国宝的文物就有近三十件，重要文物数不胜数。 空海把东寺和高野山作为真言宗的道场，进行了旺盛的宗教活动。这同晚年步履艰辛的最澄相比，空海愈发显得暮年得志，大放光彩。 天长元年（西元八二四）春三月，全国大旱，空海奉命率弟子在神泉苑启建坛场，薰修请雨经法，因而天降甘霖三日。天皇遂敕任空海为少僧都，不久再升任大僧都。期间，空海常驻东大寺，并出入宫中为镇护国家而祈祷，同时仰天皇之力，大弘真言密法，皇室多人从其受法灌顶。天长二年，改高尾神愿寺为“神护国祚真言寺”，敕令空海接管。 天长五年十二月，空海因关怀一般庶民教育，特别于东大寺的东邻创建“综艺种智院”初等学校，教导僧俗弟子各项技能，确立密宗教学，将以往贵族佛教普及至庶民。这可说是日本最早的补习学校及私立学校，后扩大为“种智院大学”。 为了弘扬真言宗，空海以《大日经》、《大日经疏》、《金刚顶经》等圣典为依据，展开"即身成佛"的教义。晚年他撰写的《十住心论》是由十卷组成的大作，剖析了各派教义的思想，阐明了相似言密教至高无上的境地。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真言宗迅速得到推广，各地门派寺院林立，弟子成行。 仁明帝承和元年（西元八三四），空海奏请于宫中设曼荼罗道场（真言院），每年正月后七日，举行“后七日御修法”，祈祝国家太平，至今不曾间断。翌年三月，空海在金刚峰寺结跏趺坐，示寂前七日，与众弟子诵念弥勒菩萨名号不断，于二十一日手结毗卢印，泊然入定，世寿六十二，法腊四十三。 空海的弥勒信仰，可由《三教指归》、《性灵集》中所表达上生兜率的愿望窥知大要。而努力济度众生的空海大师发愿不入灭，至今仍于高野山中入定，等待弥勒菩萨下生，再协助其弘化。五十年后，醍醐天皇延喜二十一年（西元九二一）冬十月，赐諡“弘法大师”，时人称之“高野大师”，真言宗人尊为“高祖”。他与恶僧“道镜”，狂僧“一休宗纯”（就是一休哥啊）并称日本三大奇僧。 空海不仅在宗教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空海一生撰述尤多，教义方面有《辩显密二教论》、《十住心论》、《即身成佛义》、《秘藏宝钥》、《真言付法传》、《般若心经秘键》等，总计一百四十余部二百二十余卷，疏二百一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而且在文艺、美术、教育等到诸方面也留下丰功伟绩。修辞学著作《文镜秘府论》、辞典《篆隶万像名仪》、诗文集《性灵集》（弟子真济编）《高野杂笔集》等，为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在书法领域，他更是独辟蹊径，同嵯峨天皇被称为"二圣"，连同橘逸势被称为"平安三笔"。《风信帖》、《三十帖策子》《灌顶历名》等，作为苍劲流畅的书法，名扬四海。尤其是《风信贴》为日本历代行书之最。空海也曾指导密宗美术，对社会教化之功，可谓既深且广。

真田豪

[转贴]日本佛教专题（3）——台密之祖·“高僧”最澄传 最澄于七六七年生于近江国（滋贺县）滋贺都古市乡（坂本），幼名广野。俗姓三津首，，近江国滋贺郡人。祖先是东汉献帝的后裔，于应神天皇时代来到日本，赐滋贺地为采邑。据《叡山大师传》记载，父亲百枝是虔诚的佛教徒，学富内外，咸得里闾的尊敬，但多年愁无子嗣，遂于叡山山麓下的神祠祈子，筑草庵预定七日至心忏悔，至第四日梦得吉兆，其妻乃妊娠，于神护景云元年生澄。 广野七岁受学，聪明绝伦，十二岁的广野投奔近江国的国师（设在地方的僧官）行表，当一名见习僧人。不久就受到剃度、法名最澄。十九岁时，最澄在东大寺接受修学具足，成为一名正式僧侣。但是，他对堕落的南部六宗佛政界只重出身高低，而不重信仰和修行的风气感到失望。开始了他十二年不下山的叡山修业。他毅然离开奈良，在故乡比睿日枝山结一草庵，继续修行。十二岁时，又在此地建立一座寺院，名比叡山寺，号“一乘止观院”，又称“根本中堂”，并亲自雕刻药师佛像供奉。之后，藏经阁、八部院、文殊堂等建设工程相继完成。西元七九八），最澄在比叡山开始讲说法华，三年后招请南都诸大德列席参加法华大会，翌年又在高雄山寺讲学，并启建法华大会，因之获得僧俗大众一致肯定。后得敕许入唐求法，并允许与翻译僧义真同行。 当时比叡山虽然有了藏经阁，却只有少数的经论，因此，最澄立愿要备齐一切经藏，但限于人力、财力，还是不容易满愿，终于他写信请求南都七大寺协助。南都诸师感于他的愿心，或送米供养写经生的食费；或送来经书作抄写的原本；或书写好送来，使佛教界当时兴起了一股写经风潮。 鉴真有弟子号称东国化主道忠，遣弟子送来书写好的经典二千余卷，南都诸僧则协力书写送来五千余卷。经过十年的长期努力，终于完成了近万卷经书，此时比叡山的图书可以说是当时藏书最丰富，最完备的。最澄为此敬设三天的万佛斋，礼谢佛教界的大力支援。在这股写经风潮中，最澄根据《法华经．法师品》描述法华行者“受持经典读诵书写”五种行持方法，撰《经师观行》一书，介绍如何入写经三昧及写经功德。直至现在，在日本各寺院依旧盛行写经活动，应是起源于此时。最澄在叡山的活动，已受到桓武天皇的注意。天皇一直有心以佛教的真精神重整国风，加上最澄亦有“国师国用”——以佛教镇护国家的观念，于是在他三十一岁时，应聘为“内供奉十禅师”之一。 十余年来，最澄以唐朝僧人鉴真带来的天台宗为典范，一直苦心钻研其真谛。这同当时以治学为主、宗派界限不清的奈良都市佛教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时，以大和的室生寺（兴福寺相学派的山林道场）、吉野的比苏山寺（元兴寺法相学派的山林道场）为开端，开始把寺宇修建在远离人烟的深山老林中，渐渐形成一般独特的势力，被称为山岳佛教。显然，最澄结庵比睿山，绝不会无意为之。 最澄的施主中有一个叫和气广世的显贵，他是向桓武建议迁都平安京的和气清麻吕之子。由于他的斡旋，最澄有机会接触桓武天皇，并立志树立天台法华宗。八零四年，最澄入唐求法的要求得到批准，他同空海一起加入第十一次遣唐使。 八○三年，最澄与遣唐使由难波向九州出发，拟赴中国求法，却在濑户内海遇上暴风，被迫折返。翌年七月，最澄再度搭乘遣唐副使石川道益的船只起程入唐，九月一日抵达明州（宁波）后，立即前往越州龙兴寺拜谒六祖荆溪门下弟子道邃和尚，学习天台法门。道邃和尚见其器宇轩昂，遂授予“一心三观”之旨及菩萨大戒（圆顿戒），说道：“弘道在人，人能持道，吾道化行，今其时哉！” 最澄亲承此密法，为使后人有所凭藉，写下《天台教门疏记》一书，共两百四十卷。其所受之梵网菩萨大戒，成为他日后积极建立大乘戒坛的基础。之后，转赴天台山，到达佛陇寺参谒行满座主，学习天台深义。行满座主赞誉道：“昔智者大师告知门人：‘我灭后两百余岁，我法传东国。’今终见祖师之言不虚。”于是将荆溪大师诸典籍倾囊相授。行满又说道：“汝持此法，当为海东传灯之始祖。”最后并赠与智顗所著之《法华疏》、《涅盘疏》等八十二卷。 最澄又到各处参学，曾依止翛然禅师习牛头禅，由于机语投契，得达摩一派牛头山法。又于龙兴寺受晓顺阿闍黎的真言密教灌顶，得陀罗尼经书、印契图样、灌顶器物等，并成为善无畏、义林、顺晓等次第传法的第四代祖师。最澄到了中国天台宗的发源地--天台山（浙江省天台县）。经台州剌史的推荐，最澄师从高僧逐遂，学习正统天台宗的传授方法和独特的大乘元顿戒。此后，最澄继续受教于佛陇寺的行满。行满是天台山第七代住持，毫无保留地把本宗教义传授给最澄，以此了却开山始祖天台大师智向东瀛弘扬佛法的宿愿。 在唐朝虽然逗留仅八个月期间，即得到天台、禅、密、大乘戒四种传法。最澄如饥似渴，不仅钻研天台宗经典，而且还在龙兴寺和禅大寺涉猎了密教、禅宗等其他宗派的教义。翌年返国（西元八○五），于高雄山寺设灌顶台传密教灌顶，又于宫中修毗卢遮那法，此为日本首度传授秘密灌顶之始。大同元年（西元八○六）获准设天台宗年分度者（按年限定诸宗派、诸大寺的出家人数），于南都六宗之外，即华严、律、三论、成实、法相、俱舍，新增天台法华宗二人，正式独立为日本天台宗。同年十二月，圆澄等百余人受圆顿戒。 天台法华宗可谓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个以教团成立的教派。在此之前，奈良朝六宗属学问上的学派，而非教团的宗派。天台法华宗理论上以《法华经》为中心，并配合禅、密，以及大乘戒的四宗融和，强调实践修行的重要。此时最澄所弘扬的天台法门，亦有别于中国的天台，而独创台密的综合体系。 由于本宗具有多种的融和性，加上后来弟子们的努力，不断引进新思潮，比叡山不但成为鎌仓佛教的根本，在平安朝之后，日本的文化艺术也以此为中心。 八零五年七月，最澄随同藤原葛野麻吕等遣唐使平安归国。归国时，最澄满载天台宗的典籍、佛像、佛画、佛具等，可谓硕果累累。第二年，得到天皇恩准，最澄在比睿山正式树立天台法华宗。 比睿山位于京都东北部与大津交界的连绵山区，海拔八百多米。自古以来，东北方位一向被视为生命诞生与消灭的地方，经常修建佛门寺宇，来镇守一方土地的安宁与昌盛。 最澄身负镇宇王城、弘扬佛法的使命，在此地创造了延历寺。延历寺为天台宗总本寺，包括东塔、西塔、横川三个地区。全盛时期，被称为"三塔十六谷"的延历寺，竟有三千多座僧房，可谓气势宏伟大、威震四方。难怪白河法皇叹息，说："贺茂之水、双六之赛、山中法师（延历寺僧兵），不从腾心者。" 西元八○六，三月，桓武天皇驾崩，最澄丧失了最大的支持者。其后十六年间，他致力于天台宗实质的确立，主要重点在于大乘戒坛的建立，以及与法相宗德一论辩有关“三一权实”的内涵。最澄所以主张大乘戒坛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自己辛苦培育的弟子，必须到东大寺戒坛受具足戒，而弟子们到了南都，环境舒适，接近权贵，名利可得，丧失道心。二是最澄主张一乘思想，认为比丘具足戒是小乘戒，只是自觉自利，而大乘戒是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所以主张弘扬大乘的天台宗、密法及戒法，希望实现一个具有活泼朝气而又和谐的大乘理想国家。西元八一八年，最澄宣言舍弃东大寺戒坛所受的小乘戒，并上呈“山家学生式”，说明天台大乘僧的养成办法，规定凡受大乘戒之后十二年不能出山门，必须专修止观业（天台）与遮那业（真言），直到成为国宝、国师、国用为止，惜未获准。 翌年，最澄撰《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一卷，说明其内证为佛陀所悟之法，是由师徒展转相承下来的血脉系谱。由于最澄上表请废小乘戒仪，别设大乘戒坛，因此引起南都诸宗的多方论难，西元八二○年，最澄乃针对此类论难撰述《显戒论》三卷，阐明大乘戒为经论中所明示的事实。此实为开展日本山家学生式及成立天台宗的根本理论，也是纯大乘戒创立的根本圣典。又经一年，最澄编集《显戒论缘起》等论着，虽极力向天皇奏请，却依旧未获许可。 八二二年二月，最澄受敕为传灯大法师，其后四个月，仍一心渴望实现大乘戒的认可，惜宿愿未满，即于六月在比叡山中道院示寂，世寿五十六。遗言：“勿为我着丧服，但弘我志。”后经弟子光定等人努力争取，终于得到敕许大乘戒，天台僧养成制度由之确立。 弘仁十四年，为纪念桓武天皇敕许创建天台法华宗，遂取其年号“延历”，将比叡山寺改为延历寺。门下弟子有义真、圆澄、光定、圆仁等多人，均为佛门龙象。 最澄一生撰述甚丰，有《法华辅照》、《付法缘起》、《长讲愿文》各三卷，《灌顶仪式》二卷，《法华秀句》三卷，《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一卷，《六千部法华铭》各一卷等，计一百六十余卷，均收录于《传教大师全集》。 八六六年，清和天皇追赠“传教大师”諡号，"大师"这一称号，在日本尚属首次。世称叡山大师、山家大师、根本大师、最澄上人。至今最澄的亲手笔迹法宝、入唐牒、越州余等遗物仍被珍视保存，其精神历万古而弥新。 最澄于延历寺根本中堂点燃的法灯，在悠悠岁月、沧海桑田中，从未熄灭。一千多年以来，延历寺作为佛教圣地，培育了几工宗师。慈觉大师、智证大师、惠心大师、法然上人、亲鸾上人、道元禅师、日莲上人等，大凡代表日本宗教界的领袖都曾进入比睿山学佛求法。正是他们为日后的日本宗教界开创了各门宗派，使佛法不断得以升华、发展。只可惜后来被织田信长一把火烧个精光，残念···

真田豪

转贴]日本佛教专题（4）——“名僧”容西小传 荣西俗姓贺阳，字明庵，备中国吉备津人。自幼熟读佛经教典，14岁在比睿山出家，并在比睿山修行数年，专攻天台宗和密教。 1168年入宋学习，在宋遇到名僧重源，他们一起游历天台山，阿育王山和庐山。同年回国，带回天台章疏三十余部。后住比睿山，不久后移居筑前今津的誓愿寺。 1187年再次入宋，荣西本想去佛国天竺学习禅法，但是没有实现。之后再登天台山跟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参禅。这次在宋留了五年，1191年回日本。次年在筑前建立了报恩寺，1195年在博多建立圣福寺，发扬禅风。抱恩寺的创建被称为日本禅宗之始。当时信仰的禅的人很多，上至公卿下至平民。这时比睿山的僧人们坐不住了，他们向朝廷诉说禅宗诱惑比睿山的僧侣，并要求朝廷停止禅宗的扩大。 1200年荣西接受了将军夫人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在镰仓创立了寿福寺，京都开设建仁寺，专门在关东布教，以免引起来自比睿山方面的非难。过了几年，荣西到京都开设建仁寺，因为比睿山势力的压迫，不得不与天台真言两宗并存，实际在暗中扩大势力。后来源实朝也参禅了，荣西就在京都与镰仓之间往返。 1206年，荣西作为东大寺的大劝进，担任了修缮东大寺的工作。1213年因建法胜寺九重塔有功，被赐紫衣袈裟，并被任命为大僧正。1215年七月五日圆寂，享年75岁。弟子有道元，行勇，荣朝，明全，源佑等人。荣西的主要作品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等，最有名当属他的《吃茶养生记》。后鸟羽天皇赐他“叶上”的称号。 荣西对中国文化东渐所起的作用很大，除禅纵外，许多中国文化都是由他一手传入的。禅宗式建筑式样是荣西最先移值到日本的，如京都建仁寺，镰仓寿福寺等。荣西爱好书法，在宋学过黄庭坚书法，后传给弟子道元，为镰仓时代唐样书法兴起的先驱。荣西从中国带来茶种，种在畿内山城的拇尾山，后来拇尾山成为日本著名的茶产地。日本之有茶要归功于荣西，他写的《吃茶养生记》使从平安时代以来一度衰落的饮茶风气再度兴盛起来，对整个日本文化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荣西在日本积极的传播汉文学，为五山禅林文学的先驱者。他同时也是日本禅宗临济宗的开山之祖。

真田豪

[转贴]日本佛教专题（5）——“狂僧”一休传 一休，全名一休宗纯。也就是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中的原型。 一休，是日本僧侣史上最有名的三位和尚之一。和“恶僧”道镜，“弘法大师”空海并称日本三大奇僧。 　　恶僧以淫乱宫闱出名；空海号称日本佛祖。然一休则以狂放不羁而名闻于世。他视禅宗的诸多清规戒律于无物，一生醉酒狂歌，狎妓作乐。 　　他自号狂云子，曾自作诗云：“风狂狂客起狂风，往来酒坊淫肆中。”凡一休过处，守戒僧侣无不大惊失色。怕此狂僧毁掉本寺的清誉。 　　一休还在七十八岁的时候“聊发少年狂”和一名叫森子的年轻盲女真挚地恋爱。他在多首诗中讴歌他与盲女的爱情，“盲森夜夜伴吟身，被底鸳鸯私语羞”。他毫不掩饰的在大众面前袒露自己的爱情。 　　这个狂气横溢，纵情声色的和尚，至今还深深留在日本人的记忆中。他的传说被改成很多流传一时的小说，漫画。《聪明的一休》就是其中之一。 那这个一休为何会如此狂态百出，还能受后人所敬仰呢？让我们来看看他一生的经历或许就会明白。 　　一休的母亲是南朝贵族之女，曾得宠于北朝后小松天皇，因遭谗伤，而被赶出了皇宫，虽然她当时已有身孕。后来在民家住下。生下了一休。 　　一休六岁出家京都安国寺。他天资聪颖，又肯刻苦修行，很快便熟读各种佛经，和很多流行的诗歌俳句。被人称作安国寺神童。 　　他还喜欢博览群书。书看得多了，眼界也开阔了。少年人眼界一开阔，自然就会对当政者不满。他时常在安国寺里作诗发牢骚，讽刺幕府专制的统治。 　　不久后，因看不惯寺里僧人对幕府官员的阿谀奉承，愤而出走，当上了云游僧人（小议：可惜一休哥没能遇上郑板桥，不然郑瘦竹定赠他一句“难得糊涂”） 　　在游历了很多地方后，他越发感到社会的黑暗，腐败正渗透着每个阶层，并渗透进每一个百姓的心中。他对自己以往所学感到迷惑，对佛经所提倡安贫守己的说法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为了解开心中的迷团，他拜世外高人华叟宗昙为师，刻苦研究救世的理论。 　　然而，当时的日本实行锁国封关的策略，哪里找得到什么救世妙方。经过五年严格的修炼，他依旧一无所获得。但他的老师华叟宗昙非常喜欢他，想把自己的信物一把玉如意传授给一休，但被他拒绝了。 　　一休认为，这样做是把纯洁的精神信仰加以物化的庸俗行为。连心中敬仰有加的老师亦俗如是，一休彻底失望了。他感到没有人能了解他，也没有人会听他的见解。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深刻痛苦折磨着他。和世人无法沟通，又学不会庄周那种“独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洒脱，一休茫然了…… 　　很可惜，脱世修炼的一休并没有什么实际能力入世救众生。他既不像释加摩尼般具有大智慧，能将佛理和世俗巧妙地联结起来。也不像“恶僧”道镜在大彻大悟后转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媚俗无比。因此，道行上的不够成熟，性格上的不够果决，使极聪明的一休突破不了自身的局限，因而成狂。正所谓：恨难平，无处述，唯有疏狂意！ 　　有一次将军足利义满举行佛会，召集各方高僧讲法。还说，如果谁讲得好，奖励黄金一百两。佛会那天，上百僧人身着锦绣袈裟，镀金禅杖，一派富贵气象。唯有一休，身披破烂僧衣，手持一条柳枝，昂然赴会。并称自己是“破烂衫里盛清风，身贫道不贫。”讲法结束后，他遂将柳枝抛在地上，转身飘然离去。丝毫没把任何人看在眼里。 　　足利义满乃统一南北朝的征夷大将军，见此情形，也未发怒，只是叹曰：“宗纯真乃赤子狂僧是也。” 　　还有一次，一休手持木剑行走闹市。大家都很奇怪，便纷纷围上来问：“你不拿钢剑，却拿把没用的木剑做什么？” 　　一休将木刀高举，答道：“汝等不知，今诸方之赝知识，皆似此木剑。若收而在室则殆似真剑，若拔而出室，则只片木耳。”在当时，很多寺院都发放给信徒一种得道证书。谁给的钱越多，证书就发放得越快。因此很多有钱人没上过一天寺院，没念过一次佛经，就获得了得道证书。一休痛恨这种做法，便把这类靠钱买来的证书比作不管用的木剑。 　　更令一休不能容忍的是佛教的禁欲主义。他认为，修炼在心，而不在身。何况禁欲违反人类本性，实不可取。而且社会上有很多僧人暗中与妇女有染，几乎已是公开秘密。一休讨厌这种虚伪的行为，他要正大光明地肯定人的自然性。于是便称自己“淫酒淫色亦淫诗，风流私语一身闲”往往留连秦楼楚馆，甚至还和妓女们谈佛论道。僧侣界一片大哗，纷纷指责他的放浪行为。一休反诘：“名妓谈情，高僧说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也！” 　　一休种种率性，真诚的作为，很得百姓们的喜欢。何况一休确实有真正的道行。因此被人称为“疯佛祖”这有点像中国的济公。日本一休，中国济公，一个疯佛祖，一个癫和尚，倒也相映成趣。 　　得老百姓喜欢的，便不能得当权者的欢心。一休被各方将军，大名们驱逐。居无定所，连大一点的寺院都不敢收他。因此他一生颠沛流离，饱经风霜。终于在八十八岁那年逝世。盲女森子殉情而死。一代狂僧遂成绝响。只留下《狂云集》《一休戒语》《佛鬼军》等著作。 一休，一个满腔愤懑，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剧人物。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未能突破思想上的瓶颈，而达到一个全新的哲理境界，实为可惜也。

真田豪

中日交往特别是佛教交往是比较常见的课题了~~~已有的中文资料应该不少,有兴趣的人不妨找来看看~~~另外今后发帖最好还是集中在一个主题帖下(象我发的那些几十帖的长帖子也是只有一个主题帖),这样容易保存/查找和翻阅~~~~

真田豪

将其他帖子也并到这帖来了,其余几个帖子转去温泉了~~~

崇侯秀虎

哦了。 嗯嗯，以后便集中为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