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田豪

[B]1、徐福集团的东渡[/B] 从公元前千年左右开始，从朝鲜半岛陆续有集团性的稻作民，迁移到北部九州、中国地区。在唐津市的抬天，发现了前900年的稻作遗址。福冈市的板付遗址，证明存在着前四、六世纪的稻作农耕。因此，弥生时代的年限比原来的前五世纪更加提前了。 如在前一章指出的那样，从60年代以前，考古学的弥生土器时代前三世纪的区分，一下子往前提了。从遗物区分上考虑，有设定“金属器时代”的必要。必须承认青铜器、铁器并非是偶然的传入或接受赠送的，而是存在着一场使用、活用、生产的革命。 前已叙及，纪元前200年时，面临朝鲜半岛的山口县丰浦町山神、福冈县津屋崎町今川、同县的系岛郡二大町曲田及北部沿岸，并存着铁器遗址。我认为应注意的是这些遗址，皆位于大约百公里的海岸线上。一直以来，多数学者认为，九州北部沿岸的铜、铁是从朝鲜输入的。可是，近年，有明海沿岸突然出现了青铜器遗址和铁器遗址。这就是佐贺县吉野里及其东边的鸟栖市安永田相继出土青铜器铸型的遗址，福冈县小郡市曲田、熊本县天水町斋藤山的铁器遗址。这些金属器遗址的绝对年代，可追溯到前200年左右。 无庸质疑，金属器的制造和加工是人类史上的“革命”，是比土器发明更大的发明。这一文明和技术者的渡来，正与徐福大集团的渡来时期相吻合。 徐福及其集团，并不是像历来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逃离中国的方士小集团，而是经过周密准备，得到始皇帝全面期待及协力的二次（以上）出航的大船队。 其经费是庞大的。《史记》中也有“巨费”的记载。《史记》示明，始皇帝有三大工程，即长城、阿房宫、大船队。已如详细说明的那样，渡海的少男少女，分别集中在名叫千童城、卯兮城两个村庄里进行专心的训练。这两个村，其称谓直到汉代仍然被保存。后世被载入地方史和诗文中。 徐福大集团的东渡经过了如下过程： 前219年?向东方出航。 前210年?再次向东方出航。 前124年?徐福在平原广泽之地称王。 前100年左右?东鳀人二十余国?亶州。 纪元100年左右?东鳀人数万家，其人来会稽。 230年?吴水军出发寻找亶洲。只达夷洲。 这些是依据对倭人、倭种以外人种的取材和调查的结果。从大陆来看，朝鲜半岛以远的地方是复杂之地，同时也是远绝而不容易弄清楚的地方。仅用文字明示地理是并不乐观的。况且日本列岛是地形多变化的地方。 在这样的多雨的山岳列岛，徐福的子孙，大多与原列岛人相互和平的混血，自己也开始用日本语，顺应当地的习惯。 后世，在不存在徐福传说的地方，也居住着秦姓的居民；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到存在着传说和姓名都不尊在，而持有徐福集团的思想的集团。徐福集团是嫌恶“战国”之世和压制，不制造武器而热心于药和本草的人门，亲自体验战国时代和秦的压制的人，在新天地依然不让再制造武器，专为制作铜铎而流了汗。我认为在发现铜铎铸型的地方，住着徐福的子孙。 尤其是《隋书》记载说，残留在九州的徐福集团，七世纪在竹斯国东，自称“秦王国”的。其所在地，若以现在的大宰府附近为竹斯国，那么可以想定秦王国就在其东邻（后述）。也有可能在现在有“童男冠女系船石”的筑紫野市阿志歧、天山一带。 不管怎么说，由于徐福大集团和朝鲜半岛南部住民的渡来，纪元前三世纪至一、二世纪的日本列岛西部，无疑出现了如近世北美大陆那样的移民热。恰如人类学者植原和郎氏所说的那样，渡来人占古代日本人的比率，小算占25%，若大算要超过50%。据说秦代人口有2千万。同期的日本列岛人口，据90年代的推算，有若干增加。若以一世纪为稻作农耕农耕定着期的话，那么50万以上人口是合理的。 [B]2、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流[/B] 把稻作技术带到北部九州的人有二大流向。如以前技术的那样，即是朝鲜半岛至唐津、菜田——博多、板付——山口县丰浦——土井滨，向面向海峡的200公里的海岸地区流动。朝鲜半岛南部与这200公里沿岸间的距离是相等的。围绕海上交通目标的对马、冲之岛、壹歧等的海峡两岸，其距离之远如同庭院盆景，用肉眼就能清楚认出的。 中国航海史中，与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航路，周代时就已开辟了。《山海经》和孔子的话，记述着从黄海、东中国东侧传来的传闻。遥远的富士山、南九州池田湖的喷火（B、C 3500），也传到了日本。 朝鲜半岛南部是东南日本列岛与大陆间的情报转递站。与华北的酷苛自然相比，朝鲜半岛南部的自然要平缓得多，对于华北民来说，多雨而暖和的“平原广泽”之地，朝鲜半岛南部是更具有魅力的地方。向东南的大流动，乃是为了追求没有政治压制、平稳的自然环境。 从华北向朝鲜半岛的移民，据《后汉书》记载，“秦亡人”很多。他们最初到达黄海沿岸，后来越过小白山脉，然后向洛东江流域，进而向东部的辰韩，或南部的牟韩方面移动，成了从秦的压制中逃出来的自由民。 然而，辰韩（秦韩）并不安全。近乎于亡命的人，更考虑向安全的列岛转移。他们知道，若利用顺风和潮流，一、二日就能渡过海峡。东方的列岛长长地横卧着，150度近而广的日本海岸就在眼前。即使是远方的能登、佐渡，海上一周时间也能到达。同时，对马海流也是从韩土渡向列岛的有利的潮流。 倭、韩本来就有同族性，取铁，贸易（《后汉书》）。这从始自周代的悠久历史考虑，是很容易理解的。 据说，秦灭亡后，东方的燕、赵、齐等数万人亡命朝鲜。前194年燕人卫满亡命，称卫氏朝鲜。徐福一行的亡命、迁移，要比卫氏亡命早15至25年。所谓“秦亡人”，被认为是指徐福等人。 这个时代，古代韩语与通古斯语有亲缘关系。可以说语顺、基本语是共通的。而且借用汉语，并在稻作熟练过程中逐渐拥有了共通的语言。同时，由于徐福集团的存在，形成了倭、韩共通的“国际经验”、国际性文化。例如山口县丰浦町山神遗址的铁器文化人，同县下关市的土井滨人、绫罗木人。处在国门口的国际文化人，有西南的宗像、津屋崎的今川人，尤其是西南系岛二丈町的曲田人。 徐福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目标是经由韩土，从济州岛驶向九州岛的西侧。从济州岛到其东方的五岛列岛，顺风的话，只需一、二日的行程。五岛、福江岛和甑岛则是西九州浮在海上的大门柱。其深处，北有佐贺诸富町金立，南至串木野，构成150公里的岛山。确实无误地，具有很大的容纳能力。而且，周知的那样，北部九州产海贝装饰品，南岛与北部九州之间的交流很盛。 徐福一行也是一个庞大的情报集团，通过各地方士，搜集黄海（乐浪海中）、东中国海（会稽海中）的情报。接近前三世纪终期，至战国时代，这些岛屿的航路已被开拓的情报也都被掌握了吧。若连接部分航路，从北方的山东半岛出发，一周就能回到南方的会稽。在这些航路中，从韩土至九州、山口的倭国的路线是最繁忙的主要的航道，这是可以想象的。 在这种条件下，徐福集团南下和前二世纪末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是可能的。 这些来到日本列岛的人，不久与原倭人和平地相互融合，一部分人则一边摩擦，一边渐趋混血。

真田豪

3、铜铎与东鳀人、倭人 徐福集团分成了若干支团，定居在日本中西部地区。最东的定居地在富士山麓。那里西面有日本的阿尔卑斯山，东有关东山地、箱崎山，构成天然屏障。徐福集团的分布，与中西部列岛的铜铎圈，几乎是一致的。佐贺、伊根、新宫熊野、热田、富士五大传说地中，涵盖了四个地区。 据说笔者调查，铜铎的出土地，按府县表示如下： 关西 德岛44 滋贺 38 兵库 33 和歌山 26 大阪 23 京都 12 东海 爱知 28 静冈 17 总计 221 其中，按佐原真氏的分类，弥生前期末1式，有3遗址（兵库2、福井1），出土5件；弥生中期前半的2式，有43遗址，出土53件；80年代还有佐贺、安永田的出土例。这种2式的铸型，大家知道，在大阪、东奈良遗址出土过。所谓三河、远江的三远式是4期，被认为是弥生中期末的制品。德岛出土的铜铎多为3期的遗物。 从而，从总体来看，铜铎出土地大多在沿岸地区，山地的出土数，长野、歧阜、奈良、和歌山，加上中国山地东部，大约不过18例，占出土总数350件的5%。 接近弥生中期初时代的铸型，在西部的佐贺和中西部的淀川流域，茨木市东奈良遗址出土，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汉书·地理志》载：在汉土江南会稽一带的吴地，“东鳀人二十余国，定期贡献”。这很好地说明前一世纪已开拓了关西一种子岛——会稽（杭州湾）航路。可以说这20余国，占关西2式铜铎43个出土地的半数。金属器的制作，除铜铎之外，只制作了大阪湾岸型铜戈（礼器），浮现出和平志向居民的姿态。这些铜铎民的居地，《后汉书》时代称为檀洲（远地），《三国志·吴书》中记为覃洲。“覃”字含有实在的意思，由此可以窥见史官的自信。 徐福集团与金属器=铜铎制作者集团之间的关系，已如前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登陆地、开发稻作农耕、金属制作（燃料、石料、原材料、砂铁、原石、粘土等）的合适地点了。 制作铜铎的铜的来源，有二种观点，一为自然铜说，一为从中国携带说（久野雄一郎等）。对此，喜田贞吉氏（1871-1931）早就在《铜铎考》中提出了中国始源说。说铜铎的制造是依靠秦人完成的，他们是比秦灭亡更早东渡到日本列岛来的（1918年《历史地理》32卷2号）。徐逸樵氏也有同感，也说是“比秦灭亡更早东渡来的”。显然是指徐福一行。 西部的九州倭人们形成了“百余国”的国家。《后汉书》以倭奴国为“倭之极南界”。这个倭奴国和徐福集团的定居地，从弥生中期前叶的金属器遗址来看，是从北部九州（福冈、佐贺、大分、熊本的北部、山口县西部）的北部沿岸一带到对马、壹歧、或巨济岛的海峡南北地区。后来被赠于金印的倭奴国，其最大的实像，恰如后世的村吧。作为利器的青铜器是宽幅铜器，慢慢地祭器化了。 下面，对铜铎作进一步考察。 纪年前200年为上限的2式铜铎（外缘付纽式）的分布，西自广岛市地区起，东至福井县三国地区及爱知县丰桥地区。在这东西50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43处铜铎出土遗址。在这一地区内，与徐福传说地相接近的有名古屋小坂井町。丹后和富士山麓附近，虽然这些地方不是铜铎出土地，但在日本海岸的岛根、鸟取却有7例2式铜铎出土，被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新宫神仓山出土了数十件铜铎片，似乎暗示了与徐福信仰的联系。 若铜铎出土地和传说地的范围，以数十公里计，那么在丹后伊根町和福井三国的九头龙川河口乘船，只需一日的行程。和歌山西部和新宫、熊野也有近距离的交流范围。 介绍一下2式铜铎的分布： 爱知 5 滋贺 2 福井 2 京都 1 岛根 4 鸟取 3 冈山 2 广岛 1 香川 3 德岛 1 和歌山 2 淡路3 大阪 6 奈良 4 南兵库4 此外，北部九州的佐贺、福冈、大分出土了若干小铜铎及其铸型。 在现在的关西地区，淀川的东奈良（茨木市）与播磨滩的名古山，铸型的出土例不多。另外1式（菱环纽式）铜铎，能够确定的出土地是福井、淡路（中川原）及播磨地方的神种、关西中央部以外地区。 从铜铎的1式——2式的发展过程看，由5个地区飞速地发展为43个地区。在这种迅速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觉察到显著的地域性特征。 第一，向大阪湾沿岸集中。兵库、大阪、德岛、和歌山北部等，超过15处。这使人想起东奈良的尖端技术集团。可是这里不是徐福传说地。 第二，日本海沿岸的比重大。从福井到鸟取、岛根有9例。其间丹后伊根町，存在徐福传说、龙宫传说这并不是偶然的。 接着，濑户内的广岛、冈山、香川、德岛、西兵库、淡路等达到10例。广岛的严岛神社存在蓬莱传说是周知的。可以说铜铎的濑户内路线与徐福船队的路线是相重合的。 三河、尾张有3例。这暗示了在2式时期，铜铎的尖端技术集团进入了滨名湖西和三河湾地区。若登上高处，来到富士山能看到的地方，渡来民将有什么样的设想呢？至登吕遗址，又渡过天龙川、大井川、富士山的北麓是从登吕北上向东折的道路，也有百公里，再往上是没有道路的道了。 列岛中东部缓慢地继续着稻作社会。 西部则面临着西百年汉朝的结束，东汉王朝和三张道教教团战斗的开始。不久又面临魏、吴、蜀的三国时代，或加上北方公孙氏的强大的“四国时代”。 4、倭国、邪马壹（台）国和倭种社会 一至二世纪的《后汉书》时代，记述了倭国的倭奴国。公元57年，光武帝赐以金印。107年，国王帅升等献上生日（俘虏、奴隶说）160人。这是个惊人的人数。又，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至狗奴国（《三国志》记为“倭种”）。 值得注意的记录是，《汉书·地理志》吴地中所记载的会稽海外住着东鳀人，有20余国。除外，还有夷洲、檀洲。传说檀洲是徐福居住的地方，已有数万户人家，并来会稽商贸。《三国志》吴书中也有如是记载，说吴国两位将军率1万兵探寻东方，徐福子孙有数万家。结果没有到达覃洲，只到眼前的夷洲就回来了。因为总体计划失败，两位将军被处刑。 《三国志》魏书说，倭人约20万户，吴书却说数万家。不同的户数记载，值得研究。 经过若干整理、记录，基本情况如下： 魏书： ○倭人 沿岸·海中六国 3万余户 邪马壹（台）国?7万余户 投马、狗奴、旁国?约10万户 ○倭种 侏儒国 吴书： ○覃洲 数万家（徐福子孙） ○夷洲 覃洲的近前 从华北的魏和华中的吴来看，可以说都对东方的情报作了充分的整理。最终作出整理并记录下来的是三世纪后半的陈寿。资料取于带方郡郡治（汉城附近）、伊都和建业（今南京）。 1970年代后半，我发表了《邪马壹（台）国北部九州广域说》，在东京和福冈进行过检验和实证。1989年受中国政府的邀请，我在北京住了二年，主要工作是协助国际电台的日语广播，同时我个人还进行了日中韩古代关系史的探究。两项任务同时抓。 关于日、中两国和日、中、韩、朝四国，虽在历史学和中国语学有许多硕学之士，但还是有邪马台国所在位置不清的不可思议的问题。中国方面，顾忌到日本的研究者的面子，取慎重态度。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韩、朝的学者直率。 明治以来，对日本方面的ャマト（大和）=皇国绝对观点，韩国方面反映敏锐。二十世纪前半期，大多数日本人史学者，是坚持马克思赘言的研究者，但他们也是以《记》、《纪》为中心的大和绝对史观论者。据上田正昭氏说，从“大和中心史观”摆脱出来并不是自由的。盲目武断杜撰的天皇和巨大古坟，是不能有反对意见的。 如果冷静地读《三国志》魏书倭人传的话，那么就会明白邪马台国地域广大，卑弥呼女王常人不易见到，与狗奴国的艰苦的战争等史事。表明它并不是强大的。文字的表现与其说是汉文，莫如说是中国文，没有日本人喜好的细枝末节，与岛国的表达差异很大。这正是中国语学者的老练，让人迷惑的地方。 应当承认，从孔子时代700年，从徐福时代450年以来的中国人，对倭人的观察和了解，大体上是正确的。 倭人传掌握了列岛西部的总体情况，约有20万户。若将列岛三分为东、中、南，各有20万户，那么总共有60万户，则构成了约有250万人的稻作农耕社会。这个数，相当于泽田氏推算的七、八世纪列岛500——600万人的一半。因此这个数不会是一个夸大的数值。 三世纪时，列岛中部有20万户这个数，与吴书孙权传的覃洲=列岛中部（关西、中部、西中四国）范围内，仅徐福子孙就有数万家的记载是不矛盾的。因为，现存的徐福传说地中，包括了丹后伊根、新宫熊野、名古屋热田、富士北麓四大传说地和爱知的小坂井町、八丈岛、高知的佐川町等地。 对此，九州、西中国的传说地，却被纳入了倭人社会。与夷洲的境界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若把夷洲纳入吴与狗奴国的交流之中的话，那么串木野（鹿儿岛县）、宫崎地区，无庸质疑是存在着与吴的交流的。狗奴国（熊本县）是以天草诸岛为标志，向南中国海敞开的南北200公里的宽广的门柱。长江口与难免的宁波（杭州湾南岸）两相对应，东西约200公里。似乎在这从吴的杭州湾直行三、四日，再转向南航行一周余的路线。 住在覃洲的徐福的子孙，据说有时来会稽（杭州湾）经商（《吴书》）。根据森浩一氏研究，在中国，只有一处是生产大铜镜的地区，与后来的三角缘神兽镜的量产不无关系。这种铜镜在日本到现在为止已出土约400面。工匠受海人、商人的诱惑，离开压制性国家吴国工匠是大量地向东迁移了的。 在这种场合下，日本列岛内，徐福集团也是点、面分布，构成网络，适应叩敲新时代的形势的。这完全是可能的。徐福的子孙，成为为情报、技术集团。不久，与新来的道教集团一起成为制作铜镜和筑造巨大古坟的带头人，向新开地的列岛中部、东部扩展。这就是四、五世纪的状态。

真田豪

5、倭国五王、扶桑国、巨大古坟和佛教 在中国的正史中，《三国志》吴书是最后记有徐福的史书。关于日本列岛的记载，在《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及南朝正史中均有记载。北朝方面不止是《隋书》，就是正史以外的史籍，徐福都没有登场。倭国向日本国转化之谜，被记载在《旧唐书》中。 “倭五王”是日本方面的称呼。1984年以来，我则称之为“倭国五王”。因为《宋书》称倭国，记有赞、珍、济、兴、武五位王。我认为应注意的是，倭是种族名，倭国则是特定的倭人社会的国家。是一个与汉代时期的倭国不同的统一国家，是一个国际国家。 五、六世纪的五王时代，有记录表明，在列岛内存在着复数国家。《梁书》和归纳南朝史的《南史》是唐代初期编纂的。 在中国吉利省尚保存着记载侵攻朝鲜半岛的好太王碑（碑文1600字）。好太王碑的时代，正是列岛内以关东冈山为中心，北起关东至东南九州的太平洋沿岸、濑户内东部地区内，看见巨大坟墓的时代。北部九州最大的岩户山古坟和新罗的皇南大冢，坟丘长均为120至130米。比这更大的古坟在本州和东南九州，其数约有百座。 二是余的徐福传说地中，直接与巨大古坟相连结的例子少。因为除丹后的桃子冢外，巨大古坟大多造在平原、盆地。徐福子孙集团无疑与制镜、机织、船师（舟师）、医药等有关系，铜铎是与和平思想有关联的遗物。 《梁书》诸夷传中的东夷部分，记载着倭、文身国、大汉国、扶桑国、女国。从华中看日本列岛方向，可以判明存在着以上五大区域集团。直到如今，日本学术界对文身国以下四国并无追究。关于扶桑国，自十八世纪以来，在欧、美、中国有持续200年的激烈的论争。在那里，扶桑国美洲大陆说，意外地具有吸引力。 扶桑国，我于1995年出版了单行本《扶桑国在关西》一书。是将70年代末以来的在几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汇集而成的。小论批驳了欧、美、中国的论者和平田笃胤、白鸟库吉的非难及对证言者慧深的谩骂。小论指出：倭国在北部九州，扶桑国在关西，文身国在北陆，大汉国在关东，女国在东海。正视了原文中458年佛教传入关西的重要记录。可是，在列岛内的这些分国中，不见徐福集团的影子。 [参考] 在欧美和中国，把“扶桑国在大汉国（关东=远的中国、中国、大中国）之东二万余里”看成是长里1万公里的彼方。欧美的研究虽然发表的论文有十余篇，但对“大”的意义和里的“长、短”并无分析，且对早期佛教的传入也只是简单地浏览了一下，并无深入探究。 佛教传入日本列岛，根据《古事记》记载是在552年。《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是在538年。司马达等在草庵拜佛像（《扶桑略记》）是在522年。佛教传入扶桑国是在458年，这是件重大的事件。佛教是异国的宗教，被汉译化了的宗教（与道教的解释、表现相符合），也是巨大的国际情报。它不只是信仰和传教，而且对学艺，美术、建筑、医药、商工业、贸易和社会都有很大影响。欧美的学者并不理解佛教，把佛教理解为只是小小的国际情报。只从部分的风俗加以论证，提出了扶桑国美洲大陆说，关于佛教的痕迹却几乎未加论证。 日本列岛中部（关西）的徐福子孙，又是怎样接受佛教的呢？ 首先要考虑的是与南朝进行商贸的檀洲（覃洲）人，他们在三世纪以后理应还会到会稽来。从会稽到建康（今南京）陆路200余公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里是佛教之都，亦即是佛桑国人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前三世纪末，他们是国际人，比原列岛人更具有理解新国际情报的头脑。 另一方面，北魏（439——534）在洛阳建了四夷馆，供从东夷等地来的慕化者居住。其中，就有扶桑馆（《洛阳伽蓝记》），专供与华北相通的列岛人居住。《梁书》扶桑国条（传）暗示了有一条北魏——高句丽·新罗——扶桑国的北线通道。可以说这是一条与700余年前徐福集团东渡逆向的路线。不经过朝鲜半岛西岸，直接北上内陆，穿过山东半岛，溯黄河下游而上，奔向达摩大师（？——528）修行的少室山五乳峰下的少林寺。洛阳就在呼指之间。 佛教传入日本列岛的最古的地方资料，就是弘计尊（后来的显宗天皇）三（487）年，显宗纪中有传教大师父的记载。记载说大师父在志贺草屋捏田泥作比丘（僧）之缘，人们均抱有畏怖的心情（《睿岳要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提到了志贺地方。志贺之地自古以来是渡来人很多的地方。从日本海岸，只需一日便可进入琵琶湖。从丹后伊根的徐福传说地，跨过若狭湾，就能到达其北部。这个志贺的传说，比北魏孝庄帝皇子善正在九州筑紫丰前英彦山开基的传说要早40年。（《丰前国志》、《丰钟善鸣录》） 佛教传入九州岛，有二个传说，一是鹿儿岛县东部，靠近东中国海的祁答院町；一是串木野市。后者也是徐福传说地，应重视。 祁答院町内有“空觉上人从异国归来开基”的寺院。这位空觉商人，在日本佛教史上是被遗漏的人物。时代正在继体天皇统治时间。 串木野的冠岳，已如前述的那样，有“阿子丸上人从异国来”的传说，这位异国僧，在日本佛教史上也没有记载。 这个位与九州岛西南部的地方，是西部很开放的地方，情报和货物的交流，非常频繁。和熊本、鹿儿岛一样，赋予中国式的地名，却一点抵抗感都没有。 在古代历史上，如果有过若干巨大的国际文化交流的潮流的话，那么，前三世纪的徐福集团和后五、六世纪的佛教、则是满载多方面情报的二大交流。 我想指出的是，如同《日本书纪》记载的五、六世纪朝鲜半岛的形势，任那作为殖民地，602年厩户皇子（摄政）动员“二万五千”军卒征新罗不是事实那样，所载的大和政权的这些政治、军事行动也是虚构的。因此，在筑造巨大坟墓的同时，要动员上万兵力，不过是架空的“憎恨新罗”的小说。即使是八世纪，据专家们计算，防人只有3000人，关西大和政权处于群雄割据时代。以苏我氏为中心的政权的忠实，那是在六世纪后半期，正是藤木古坟时代。从大和到筑紫有600公里，动员兵力是不容易的。强大的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原因，不在于直接的战斗所致，而在于供应40万兵士粮食、武器的兵站。二千年间，越过海峡进行愚蠢的战争，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结局呢？是有历史教训的。 何况，关西大和各政权中，若存在着徐福后裔的话，那么也不会向称为故地的韩土挑起无益的战争的。认为关西大和各政权，既无侵略任那的意向，又无力量的观点是正确的。 再则，筑紫的九州倭国政权，从六世纪的倭王武到七世纪初的阿每·多利思比孤（天·足彦）这一段，文献上是空白期。它并无余力插手海峡对岸的事。而且在五世纪的倭国五王中，早在10年间3次遣使的大王赞时代，就已经公开接受佛教了。徐福集团与佛教的共同点是非战。北部九州的石人、石马、壁画（装饰）古坟和随葬品，暗示了与百济、新罗的共存，是与倭王武的上表文中（478年）对高句丽的敌忾心不符合的。这份上表文有中国官吏加工修饰之虞。这是在百济王向北魏呈递文字优美的上表文的二年之后。把自己的兵，表述为“控弦百万”，未免有百倍夸张之感，不可信。 6、七世纪前半日本列岛的东和西 整理一下关西大和的考古遗构、遗物的确实出土例，就会明白以下情况： （1）最初的大京就是七世纪中叶的前期难波宫，继次是藤原宫； （2）至今发现的显示冠位的最早的木简，是649年的（冠位）“改正”木简（这是1967年在飞鸟板盖宫出土的）； （3）在法隆寺前建造了若草伽蓝； （4）至今没有发现过能证明600年至648年的飞鸟、难波政权为同时代的金石文； （5）《纪》所表示的每当政权交替，政厅就转移的例子，在同时代的中国和朝鲜是没有先例的； （6）没有能够证明实施过“大化改新”的材料； （7）“天皇”家没有原籍地。中臣=镰足也是个谜。 将这些疑问加以整理，就会得出如近年非专家所写的那样的结论，即飞鸟政权就是苏我政权。藤原氏和天皇家放在飞鸟·苏我政权之上是有问题的。再这种情况下，百济系苏我政权也与北魏接近，可以说，与旧来的徐福集团（秦氏等）具有一脉相通的特点。他们是国际技术人员，在北魏灭亡时（532年），也能与移居者亲近。。鞍作鸟=止利佛师建造的“北魏样”飞鸟大佛、法隆寺释迦三尊像等，似是依靠集团的协力作业的成果。 日本史学家中，有“日本国七世纪后半成立”说。我站在独自的立场，提出了接近上述观点的学说，并使之体系化。即中国和朝鲜遗存着至七世纪后半叶和几乎与同时代晚百年的史料。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虽然是分别在十二、三世纪编撰的，但据井上秀雄氏研究，用的是朝鲜独自的资料，几乎没搀杂别的资料。可是，也有如好太王碑文那样，与《高句丽本纪》有异同的资料。史料的比较需要今后进一步加以解明。 中国、朝鲜史料中，下述有关倭及日本的记载，与日本的《记》、《纪》的记载是有很大差别的。 （1）从中国、韩国看，倭在以北部九州为中心的地区。不能认为是七世纪一举扩大而成的。倭都在阿苏以北（九州岛的南北1/3线上，约100公里）； （2）倭国的五王在熊本县北部至福冈县中部设都的可能性很大。依据的是《三国志》倭人传至《隋书》的记载和朝鲜史料《三国史记》； （3）中国南朝——百济——倭（九州）的东中国海、黄海沿岸“密月时代”，是在四至六世纪末；其后从七世纪末开始转向唐——新罗——日本，进而有渤海国加入的日本海沿岸与外缘的大唐帝国的“新密月时代”； （4）从秦汉代至盛唐的东亚千年史，可以说是中国的扩张政策、亡命，移民和对此的抵抗，或同化、融和、对立的历史。是巨大的汉、中华文明圈的扩大史。其基础是存在着中国人徐福集团等传播者。他们是农工业、政治、商业的专门者。后来协调成为百济系、北魏系日本尖端技术集团。 七世纪前半，唐使高表仁来到倭国，发生了与王子争礼事件。《旧唐书》记载了此事。事件发生在此前的隋使裴世清于608年访倭以后二十余年。倭国（《隋书》为诿国）方面对北方系政权总有点暧昧感。从南朝到北方系政权，都城也从南京（建康）换到了西安（长安）； 在二十余年间，由于二次使者来访，《隋书》、《旧唐书》记录了列岛西部的情况，但那里面没有叙及徐福、扶桑国。经过三世纪以来的400年间，两国关系得到了发展，包括文献上长达四、六世纪空白时期，交流也是存在的。 有名的“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的国书，《日本书纪》没有载录，仅载于《隋书》。这样，明治时代以来特别夸奖的“对隋对等外交”的阿每·多利思比孤的国书，被《日本纪》抹煞了。为什么？这是离710年编纂《日本纪》前仅一百年的事。 仅就这一件事，便可看出《日本纪》的删改了。再则，中国正史并没有倭国存在过女性天皇的记载。二十余年间二次访问，而且使者是州长官或是文书记录官系官吏，是有知识的人。 中国使者没有到过大和，到过筑紫的后方（阿苏？）。 中国方面所见到的七世纪前半的列岛西部的九州倭国是清楚明了的。这时的列岛中部应是后扶桑国时代，然而文献中不载。但是，不久关西集团的群雄割据渐趋统一，继而建造了难波大宫。现在，大阪城的正南面，贯穿南北的线，暗示了对大唐的憧憬。

真田豪

7、竹斯国、秦王国、十余国 文林郎裴世清是相隔三百数十年后，作为正式中国国使访问倭国的。 已如在第2部记述了的那样，全文1500汉字的“倭国传”乃是隋使的见闻记。这在日本学术界评价不低。“文林郎”是主管县史编集，或文书记述的拥有实力的官吏。这种取材是不应该有大的差错的吧。编修者是唐代的魏征等多人。是在距离隋使取材仅30年后编修的，所以能保持其正确性。 《隋书》倭国传载：隋使一行从都斯麻（对马），经一支（壹歧），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从那里，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记载以此告一段落。 倭国传的的冒头就说：“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200公里强）”。当地人说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一天走多少里不知道。也有人口、户数的记载。80户=1伊尼翼，10伊尼翼=1军尼，共有120军尼。有9.6万户，即约10万户。三世纪的邪马台国是7万户，沿岸的末卢、伊都、奴、不弥四国共2.6万户，这是不会变的。因此，这个诿（倭）国的范围，达到北部九州全域的程度，东西300公里，南北150公里的阿苏以北地区，与中国正史的记录相近。 若以博多湾岸至筑紫平原广泛地区为竹斯国的话，那么这一区域就有若干徐福传说地；肥前的金立、诸富及筑后的八女、筑前的天山。 历史上初出的秦王国，其意义而言，大概是与秦皇帝有关系的国家吧。为什么在七世纪自称秦王国呢？更早的时候叫什么呢？不清楚。但是，七世纪时，在筑紫相邻的地方，公然称秦王国，自然有其理由的吧。589年，西晋以后相隔270年后，隋帝国统一了全国，置都城于长安。但其血液中也混着北方系的血。秦是春秋7国中，以长安为据点的西方之雄。 在这样的地方会有一种亲近感。六世纪末，倭的一部分并未鲜明地打出自立的旗号。真真地雌伏了800年。 从秦王国东行经十余国，达于海岸的记载看，秦王国不是大国。无论以周防滩，抑或以别府湾为“海”，都距筑紫地区50乃至70公里。 筑紫·二日市——米山卡——穗波——田川——丰津——中津——行桥 筑紫·小郡——甘木·朝仓——杷木——日向——玖珠——汤布院——别府 十余国，一般场合，其范围不会超过现代的市、町、村。在这一地域内存在着平均超过2公里（用唐尺计算后折合）的八处神笼石（石洹）遗址，其中二处是杷木、御所谷，稍北有鹿毛马。从出发点的二日市至小郡的分界线有朝鲜式山城大野城、基肆城，更有长1公里的水城，北与春日，西南与安永田至吉野里相连接。已叙的那样，这一地区是800年来的尖端技术地带。 这些政治、工业据点地区之“东”有秦王国，其意义是很大的。 《隋书》记载说，秦王国从属于倭国。倭国有9.6万余户，像似联合国家。数十国，有大、中、小不同的规模。有人认为，竹斯国属于大或特大国。 前述的筑紫野市天山的童男童女系船石，接近两条向东路线的出发点。在宝满川东部，海拔150米处，西日映照着巨石。这个徐福传说，如贝原益轩在《筑前国续风土记》中记载的那样，“既存在于筑后国上妻郡河崎里，也存在于丹后的滨边。后附和而并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传说的原案者是一位精通《隋书》的人。 天山传说中的岩，位于标高340米的宫地岳的西南部。从万叶时代起，就持有阿志歧、吉木的大字（村町区划之一，范围比“小字”大）。大体在菅原道真（有人认为他是徐福的子孙？）知道的天拜山西，屹立着巨石。大伴旅人歌中出现的安歧野在东南3公里。天山也有记为雨山的。 传说虽然有费解的地方，但我认为，天山巨石的徐福传说，《隋书》及附近的弥生中期金属器遗址，大体上作了证明。 无庸质疑，北部九州确实存在着自称“秦王国”的徐福子孙和秦的遗民的子孙。秦王国的存续期间，直到700年日本国成立时为止。该国范围大小，以村庄那样大的规模，更接近于真实吧。 [参考] 中国史书中的人物与《日本书纪》中人物对应表 ○固有名词： 人名：卑弥呼——日御子、日皇子 官名：阿辈鸡美——大王、大君 地名（国名）：倭——耶麻堆——大和、八间迹（万叶） ○行动： 水军（徐福）——神武天皇 征服东、西、北（倭武王）——四道将军 8、七世纪后半期古代列岛的大动荡 从661年至672年，列岛西部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齐明女帝一行西夏；遣2.7万人救援百济；白村江战役失败；近江大王执政，迁都近江即位；近江大王亡故；壬申之乱等。在朝鲜半岛，663年唐·新罗联合灭百济，668年灭高句丽。这些地方的遗民，不分身份上下，逃往日本列岛。对于朝鲜半岛来说，也是空前的大激荡。《日本书纪》天命开别纪（天智纪）中记载着从百济、高句丽迁居来的大量移民。百济王义慈（治世641——660）据说有超过四十人的王子、王女、其中丰、勇二人在倭国，响应援助百济军（《旧唐书·刘仁轨传》）。扶余丰继承父位，突然在白村江战役中失败。扶余隆投奔唐，而扶余勇去向不明。据《旧唐书》记载，这位扶余勇七世纪后半住在日本列岛。韩国的已故文定昌氏在其《韩国史的延长·古代日本史》（汉城柏文堂1974年）中提出了扶余勇即“天智”说。 661——671年间，日本列岛各政权的盛衰极为复杂。 文献有《日本书纪》、《旧唐书》、《怀风藻》、《万叶集》等。 如前面所述见解那样，政权中心内，有徐福集团、朝鲜移民，130年前灭亡的北魏的移民、技术集团。政权上层、筑紫和大和不同。在北部九州有倭国政权，立九州年号（522——701年间，立有36个不同年号）。 在大和，建立了可以说是后扶桑国的中央国家，创建了难波宫。可能是一个联合国家。虽然飞鸟地方只存在过小宫殿，但至难波宫时，理应开始进入造大宫、大京的准备。当时并无“西征”之力。 与此相反，筑紫倭国，全面介入了百济存亡的危机。因661年白村江失败，百济亡命政府，以王子扶余勇、官位一位的余自信，二位的木素贵子、那普首、忆来福留等为首，政、军要人陆续不断地进入日本列岛。《日本书纪》天智十（671）年条有向百济50余人叙勋、任官的记载。 白村江决战的血痕未干，第二年，唐使郭务琮等到日本，转年（665）又有刘德高来。有一种观点，耽心唐会在博多、长津建立什么政权。当时，设立恰如二十世纪日美战争后的GHQ（联合军最高司令部）性质的都督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朝鲜半岛于664年设置的熊津都督府。 唐使刘德高在长津（或近江）的诗宴上见到了大王的王子大友，说了这样的话：“此皇子，风骨不似世间人，实非此国之分。”这是一段奇妙的话，记载在《怀风藻》中。 具有浓厚百济亡命政权内容的长津政权，并没有与九州倭国政权统一，而是转向东方。667年，置都于近江。 660年代后半，在列岛中、西部，至少存在过三个以上的政权。九州倭国、新近江、难波、飞鸟等。 后来的藤原京、平城京政权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些政权的思想，是有疑问的。例如，到1980年代，还不知道近江宫在哪里。甚至到了90年代的今天，博多长津宫还不能明确。八世纪的《续日本纪》说，近江帝“不改常典”、当时代的《庚午年谱》被重视，但为什么这些却被忽略了呢？从大王到天皇的发展，决不是一系的。 近江大王（天智）于665年建都，667年即位，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故事。中臣（藤原）镰足不声不响。大王的弟弟大海人的言行也是不正常的。唐朝不断派遣大代表团来，10年间有5次。 为什么近江大王（天皇）迟迟不即位呢？母齐明死时，他理应即位的。专家们以女性关系、闲人皇后关系为理由。这种看法正确吗？英明的“天智”的私生活处于危急存亡时刻了吗？无庸质疑，不能即位的真相，应当说是政权的结构性原因，是关西中央部的飞鸟等旧势力，向扶桑国系、专家徐福子孙、北魏系佛教势力周围靠拢。九州倭国所以被弃而不顾的最好原因是因为救援百济2.7万人的将兵中，至少丧失1万，即平均10户中有一名壮丁丧亡，已没有力量了。倭国的残存政权，大伤元气，661年开始的白凤年号，已有23年没有改元了。 近江新政权的敌人是飞鸟的反百济势力。不久，迎来了武装冲突。

真田豪

9、走向新日本国、百济系与新罗系 从661年至672年“壬申之乱”的列岛西部的政治动荡，内外史书的记载都是一致的。在朝鲜三国中，剩下了新兴的新罗。大和国依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可以说是不合道理的。失败的是九州倭国，中四国以东地区近乎没有受到伤害。其主要理由是因为“西征”的天皇，除自己的近臣外，将卒都是从关西征集的，并无返归的证据。被捕的只是筑后的大伴部博麻、筑紫郡隆夜麻，而不是东部的各级武将。不久后的政权，有被劝向东迁移的例子。百济遗民被送刀近江国神崎郡。 如“大化改新”对北部九州没有什么影响那样，“白村江大失败”对关西大和也毫无冲击。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九州倭国与来倭国的百济贵族，也是形成了反唐·反新罗派、亲唐派、反新罗派等多种多样的战略思想。从博多长津东迁近江的667年，亲唐派地位巩固。以后，关西的亲百济派和亲新罗派的势力逐渐增强。 这时，从飞鸟向难波联合、扩大的大和政权，了解到唐的繁荣，增强了向唐、新罗的倾斜，酝酿在650年前后改变。《日本书纪》记载着新罗的人质金春秋来日本，不久由金多遂替换归国的事。金春秋是集唐朝信赖的“太祖武烈公”，是《旧唐书》详细介绍了的新罗王（治世654——660）。应该说《纪》对此也是详细地记载了的。新罗武烈王之后是文武王，统治20年，使国家统一成为一个强国。在所谓的天武时代，新罗每年派使者到飞鸟。新罗被认为是随从唐的遥控来监视飞鸟的新日本政权的。唐朝派遣的使节，从670年初开始，百年后断绝，另外，从列岛派出的遣唐使，从671——703年间，有30年的空白。其间的事情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唐与新罗结成了坚固联盟，列岛新政权正处于摇篮期。 对唐朝来说，海东的日本列岛的政权，必须是亲唐、亲新罗的。多数专家认为“天智——百济系”，“天武——新罗系”。另外主张“天智、天武非兄弟说”者也日渐增加。 《日本书纪》以记录小说性质为出发点，构筑了天皇的系谱——早8年完成的《古事记》因为是文学性的，不合藤原不比等的意，所以性急地编纂了“正史”——，存在着父子、夫妇、兄弟为内容的结构性不合理的痕迹。 试比较一下各天皇的记述量及其内容。堪称“伟大”的“天智”，执政12年，在位却三、四年，是短期天皇。本来，作为堂堂的天皇，宣布“近江迁都”，明记“不改常典”，设宴招待唐朝的大代表团等事，一一予以记载，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既载入了厩户太子的若干传说，又为大化改新前中臣镰足的出场，设计了不必要的蹴球的故事。 正史隐没了徐福、扶桑之外，还隐没了近江飞鸟新政权诞生之谜。 不少学者和文化人，完全肯定了正史的既成观念，绝对观和美姬登场的故事。只有池田弥三郎、山本健吉等研究者认为是后世创作的，大抵表现形式不古的《万叶歌》是有疑问之处的。有见解认为柿本人麻吕的“诗体歌”（略体歌，10字乃至14字）是庚辰年，即680年写的。 近江蒲生野的相闻歌，不外是“即兴爱慕”之歌。 额田王（天智大王妃）作歌 君行紫野去??标野君又行 不见野间吏 笑君衣袖轻 皇太子（后为天武大王）答歌 妹如紫草鲜 安得不艳羡 知是他人妻 犹能如此恋 世上都说，这是太子大海人（后来的天武天皇）与额田王之间相互献媚的恋歌。 古代大和王族的人间关系的创作性竟到了这种程度。根据《纪》的记载，近江大王（天智）的后妃中，不能忽略的是大和土著女性及其子女。4男10女的皇子、皇女中有2女成为天皇，志贵之孙成了光仁天皇。 后 飞鸟·倭姬……无子 妃 远智娘（父苏我）……建皇子、二女（其中一女后为持统天皇） 侄娘（父苏我）……二女（其中一女为元明天皇） 橘娘（父阿倍）……二女 色夫古娘……川岛皇子、二女 黑媛娘……一女 伊罗都卖……志贵皇子 伊贺采女宅子娘……大友皇子 与此同时，大海人的后妃有10人生子，其中中大兄（天皇）的女儿4人，镰足的女儿2人，中大兄（天智）的爱人额田，加上苏我赤兄的姑娘1人。所有前政权的要人到底怎么啦？这样的帝王系谱在世界史、东亚史中有过吗？以为呢是很大的。 真不愧为柿子本人麻吕，见“近江荒都”而作了歌。 但为什么是“乐浪”的志贺之都呢？（注：柿本人麻吕的《过近江荒都时作歌》中有“近江乐浪之大津宫”句）。乐浪是与百济故地相连之地。大海人的“大”，与其说是大，莫如说是远的意思。很好地说明，这里特别强调了是外来人的名字的意思。中大兄的“大兄”是高句丽的官名。 1972年，平壤的金汤亨氏发表了《三韩三国的日本内分国论》论文，提出了日本列岛内的政权都是由三韩移民建立的国家的观点（《古代朝日关系史》中译本1972年）。 10、藤原氏发布言论钳制令的可能性 虽然有人说青年官僚藤原不比等是天智天皇的私生子，但他作为镰足的次男则是众所周知的。在女性天皇鹈野（后持统天皇）时代，他就已崭露头角了。689年，31岁的不比等就自我吹嘘是鹈野天皇最爱的儿子草壁皇子（草香江？）的亲友，将自己保管的悬佩刀归还给46岁的女皇，成了女皇即位的吹鼓手。 尔来30年，大和政权的最高层，被藤原不比等的政略所左右。他控制着藤原京、平城京、平安城，令长达400年的藤原时代的到来；而且他的次男藤原房前的北家，在1200年前后像不死鸟那样，在明治“维新”时复苏。战争期间的近卫内阁的公爵文麽是五摄家、北家房前的血统。 女性天皇称高天原广野姬而即位，到她让位孙子和死后的15年，正与唐朝武后则天的60余岁至81岁死亡相重合。武则天于690年变国号为周。703年接见了日本的遣唐使，705年亡故。其间，于691年宣布佛教置于道教之上的政策。674年，称夫高宗为天皇，自己则称为天后。日本列岛称天皇是在唐采用天皇以后。山口修氏这样指出。我同意山口氏的观点。 在飞鸟时代后半期，女皇即位后的新日本创设期间，藤原氏一直观察着唐和新罗。女皇却不理会唐朝，推进新国家建设，勃兴应称之为国语普及运动的万叶歌。恰好由于天才歌人柿本人麻吕的表现而终止了试验。赞美神国大和，转向赞美神的天皇。朝廷奖励此类歌的创作。 此后，开始创作汉诗，汇集成《怀风藻》。藤原氏虽然参加了汉诗的创作，但似乎没有参与万叶歌的创作。例如，《怀风藻》120首诗作中，藤原不比等以外的藤原氏创作的有30首，而万叶歌的4500首中，藤原氏的作品只占1%，不比等的作品一首也没有。 万叶集中，在筑紫创作的近600首，而歌颂筑后、肥后北部的作品，一首也没有。不过，《怀风藻》中留有作品的道君首名，则是以肥后守兼筑后守的山上忆良（遣唐使末席），一边在《万叶集》中留有汉诗，另一方面在《怀风藻》中却没有作品。后来被驱出小仓百人一首、三十六歌仙，被藤原氏所回避。 藤原氏对文艺的严厉政策，在编史中依然加速推行。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即《日本纪》）作一比较是一目了然的。前已介绍了林屋辰三郎氏的观点，即大伴氏的《古事记》、藤原氏的纪念碑《日本书纪》。本来，作为文学、民间传说口述笔记的《古事记》与正史《日本书纪》是不应同日而论的，但其中有有益的比较素材。 正史《日本书纪》明显的是内尊外卑。可以断言，已故筑紫丰氏的见解比哲学者梅原猛氏、思想史家古田武彦氏更射中正鸟。抹煞必要的事，用创作加以扩大，这就是“正史”。 《日本纪》中被抹煞的部分是：徐福船队的大举渡来；各地的农工业生产；九州倭人与关西，东鳀人、覃洲人的自立；五世纪扶桑国的建立；通过迦毗罗——北魏——高句丽——新罗——关西传布途径，传入佛教（458年）；其住民参拜洛阳及慧深访问南朝；更是七世纪筑造的神笼列石群；九州年号；在博多的百济亡命王族的去就；政变推翻了近江政权；飞鸟大王，等等。但是，民众并没有忘记，继续流传徐福的伟业；产生了作为权现的神佛融合的指挥；九州最长的白凤年号，没有消失，它被注入美术史中；继白凤后的朱鸟年号，在《万叶集》的注中也被保存了下来，而且在朝鲜方面的《海东诸国记》（1473年）中被写明。丰后出身的鹤峰戊申氏所说的“九州年号”，以九州各地为始，被保存在日本各地。 《日本纪》戏剧化编造的典型是厩户台子的圣德太子化。 《十七条宪法》借用中国思想、佛教这一点，虽然先辈学者多有证明，但我认为这是以新罗高僧、非留学派元晓（617——618）为模特儿的。七世纪前半，新罗有善德、真德二代女王登场，以新罗女王为模特儿创作了天丰财重日足姬（皇极、齐明）的可能性很大。真德女王也擅长汉诗，在《旧唐书》、《三国史记》中遗存这对唐灭百济的歌颂。八世纪初头，圣德王确立，但“圣德”之名，被成为是在圣德王之后被冠于“急于成名”的厩户王子的。反新罗的歇斯底里，其表现是：690年代至750年代间，继续盛行天皇的汉风缢号；新罗武烈王受到国人崇敬，而在大和，却把恶虐无道的天皇（小泊濑稚鳀醐天皇）冠以武烈之名；同样，七世纪后半新罗有一位声誉很高的名君文武王，而大和国却把少年即位，不久离开人世的天皇赋予文武天皇之称。 藤原不比等死后，藤原氏仍然控制着朝廷，其后妻橘三千代控制了后宫。众所周知，不比等的女儿宫子成了圣武天皇的皇后，生下了光明子。抑制持有不同政见的正义派的天武天皇之孙长屋王，迫其自杀身亡。不比等与其先妻所生的长男武智麻吕、次男房前、三男宇合、四男麻吕，相继登上了政坛。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大伴氏、橘氏。四个儿子的孙子们也如藤蔓那样，缠绕着天哈和政界上层。次男房前之子即是典型。永手、三男真盾（以后的藤原道长，五摄家之祖，北家）、四男清河（遣唐使，死在唐朝）、五男鱼名（地方豪族，30余家）均盛极一时。如此集阴谋家于一门的藤原氏，像巨大的藤蔓架继续维持了1300年之久。 关于徐福的限制，长达300余年仍没有被放宽。

真田豪

草草看了遍，个人感觉有的地方难以认同，比如“天皇”之称应该最迟在隋朝就有了的，而不是文中所说的“日本列岛称天皇是在唐采用天皇以后”~~~``不过文中有些观点还是很有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