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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关于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海国记》钱泳抄件

【转】关于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海国记》钱泳抄件

闲言几句:
有人说,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海国记》钱泳抄件炒作、炒作、炒上了天。收藏者本人也有同感,不过只要合符历史事实,经得起检验,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不丢祖宗的脸,不当汉奸,收藏者还是十分愿意干这种对华文世界略有影响,且有利于我大中华的事的。
近期,文学界、收藏(藏书)界与书法界都有朋友来电话,邮件或短讯赐教敝人,说在网上要找出《海国记》的系统资料颇费时,也很费事,有时还十分烦人!东一点,西一处,零零星星。我只好厚脸再整理,更厚脸地四处发布出来,以方便广大有兴趣的查考者使用研究。资料冗长,敬请各网站负责者允许敝人再“炒作”一番,拜请不要轻易删去为谢!
彭令 于2009年12月17日动手整理时即顿首
聯繫 人:彭令
通訊位址:山西省平遙縣古城仁義街25號 郵編:031100
電 話:13007059033 0354—5625379 5671137(傳真)
電子郵箱:pengling666666@163.com


<《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 卷五》抄稿不分卷> (又名《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 第五记<海国记> 》中部分(七张)彩图(书影)较通俗的介绍分别如下:
第一图,钱泳自撰的《浮生六记》笔记条目书影,其中明确有“静好记、闲情记、坎坷记、浪游记、海国记、养生记”六记早期抄稿标题,可证《中山记历》原文早期抄稿标题为《海国记》。另有台湾蔡根祥教授考证出抄自沈复《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中的一段文字,及明显为(钱泳行世笔记《履园丛话》卷廿一《笑柄》类中)《绯仙》条目草(底)稿。
第二图,续完第一图中《绯仙》条目草(底)稿。另有其它笔记条目书影。
第三图,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首页书影,主要内容为简述天使团到达琉球的行程。开篇文字为“嘉庆十三年”,即公元1808年,此为沈复随天使出使琉球国的时间,也就是沈氏“见钓鱼台,形如笔架”的确切纪年时间。铁证钓鱼岛为中国固有领土的记述就在此页!
第四图,钱泳手录沈复《海国记》书影,主要内容为描写琉球中山王府。
第五图,钱泳手录沈复《海国记》书影,主要内容记述在琉球国看戏。
第六图,钱泳手录沈复《海国记》书影,主要内容为记述、描写琉球国红衣人(妓女)与红衣馆(妓院)。
第七图,钱泳自撰的《题严震直历官记后》等笔记条目书影,明确有“道光三年六月”、“勾吴钱泳”落款。道光三年即公元1823年,此当为钱泳抄录沈复《海国记》的大致时间。
目 录
说明:为尽量保持资料的原始性,目录与内文均保持繁简体文字混合的形式。


第一、 小议“当亻弋和氏璧案”…………………………不迷信坚持真理(第1页)
第二、 臺灣教授 呈溫家寶總理陳情重視錢泳手抄浮生六記佚文審定意見書
…………………………………………………………………蔡根祥(第2页)
第三、推薦<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 抄稿申報名列《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函……………………………………………………………蔡根祥(第5页)
第四、「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不分卷」申報為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鑑定意見之回應……………………………………………………蔡根祥(第7页)
第四、謹為「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不分卷」申報為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鑑定意見再陳情…………………………………………蔡根祥(第10页)
第五、2009年12月3日香港《文汇报》A6版报道…彭凯雷、江鑫娴(第12页)
第六、2009年12月4日新华社《参考消息》大标题报道…………(第17页)
第七、读清廷使臣钓鱼岛祭妈祖史料…………………………乌丙安(第18页)第八、2009年12月10日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第6版摘录…(第19页)
第九、2009年12月16日《扬子晚报》B6版的报道…………………(第20页)
第十、沈復《浮生六記》研究新高潮………………………蔡根祥(第21页)
第十一、我们应该重视钱泳手抄《浮生六记》卷五原文(补充稿)
………………………钱泳手抄沈复《浮生六记》卷五原文保护同志会(第40页)
第十二、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辛德勇 (第44页)
第十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萧相恺先生训示函…………………………………………………………………萧相恺(第50页)
第十四、自相矛盾、不负责任的鉴定意见——简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关于山西省平遥县彭令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的鉴定意见》………彭令(第52页)
第十五、质问文化部(修改稿)…………………《浮生六记》关注者(第55页)
第十六、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彭令(第57页)
第十七、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彭令(第67页)
第十八、漫談實錄中琉交往的孤本典籍《海國記》………………彭令(第84页)
第十九、沈復《浮生六記》編入學生教材的情況………………彭令(第92页)
第二十、沈復《浮生六記》在大陸與港臺的影響差異………彭令(第93页)
第二一、清亻弋名人手跡再次鐵證: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樊慧(第94页)
第二二、彭令明確提出再次鑒定《海國記》的五點建議…樊慧(第96页)

正文资料太长,一下子发不出来,近日再接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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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当代和氏璧案”
作者:不迷信坚持真理 提交日期:2009-10-16 15:13:00 访问:199 回复:2
古籍钱泳抄沈复《浮生六记》卷五,即又谓乾嘉名儒钱泳抄沈复自记册封琉球国所见所闻典籍,网络上有许多清晰图片,台湾《六记》专家还剖开了这块“璞玉”。古旧书籍收藏者、《浮生六记》爱好者,心里都明镜似的认定:稀世典籍。为什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李致忠、张志清、赵前、陈红彦与程有庆等“玉工”,还胆敢草率地鉴别,并鲁莽地说,这只不过是一块石头,这可能是一块石头呢?他们有什么企图与目的呢?应该尽快详细公示于天下。对于任何一个部门,民心都不可违。失去民心,很有可能酿成大事件。
  显然,“当代和氏璧案”如下五点值得思考。一、这部典籍当然不值十五座城池,甚至一座城池也不值,但是深入挖掘与利用,价值也不会太小;二、正如网友所说,台湾“玉工”(专家)已经剖开了这块“璞玉”,大陆许多负责人仍甘当 “楚厉王”、“楚武王”,何时才有“楚文王”呢?莫非当代还不及春秋时吗?三、同为炎黄子孙,台湾“玉工”品行已进步,为何大陆仍如此?四、该如何提高大陆“玉工”的鉴别与道德水平呢?五、时代发展到今天,将“卞和”(发现者)削足似乎不好办,此案台湾反复陈情,将如何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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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页)

臺灣蔡根祥教授呈溫家寶總理
陳情重視錢泳手抄浮生六記佚文審定意見書

總理先生閣下鈞鑒:敬禀者
晚生任教於臺灣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主要專業研究《尚書》一經,以《尚書》有「偽古文」厠乎其間,故對「偽書」考證,頗有所得。任教上庠,時有探研。2007 年間,晚曾撰寫《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歷、養生記逍─考異》一書,確證今日所見六卷本《浮生六記》後〈中山記歷〉、〈養生記逍〉二記,乃1932 年前後某人所偽作,並非清朝道光年間人沈復(三白)之原件。此論既出,質之於專門方家,咸以為得其實;此一公案歷七十餘年,遂成定讞。雖然,每亦慨嘆如此佳文,終不得睹其全貌,儼如廣陵絕響,心實憾然。
2008 年6 月,見香港《文匯報》有彭令者,撰文謂於南京發現清朝錢泳手抄稿《記事珠》一部,其中有抄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中山記歷〉(即是已經失傳部分)部分文字,文中並附圖片七幀。
晚初聞之欣然,又未敢必,於是詳讀其文,細端附圖,乃得知手抄稿確實為錢泳所寫,而其內容確為當時錢氏所見沈復《浮生六記》初版有關〈中山記歷〉之部分文字;蓋手稿中同時抄寫第二記一段文字,可以遽定。於是撰文〈沈復《浮生六記》研究新高潮——新資料之發現與再研究〉,發表於海峽兩岸之學術論壇,亦獲得肯定。
(第3页)

2008 年8 月,聞文化部為保護我中華文化珍貴古籍,委託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審查評鑑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事宜,遂推薦彭令先生所發現之《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申請名列其中。2009 年6 月9 日,經部分「專家」審查,結論以為「此件記中山部分的內容,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是《浮生六記》的第五記,遽定爲第五記,證據不足」。此一論斷,主觀草率,昧於事實,莽定是非,缺乏公允性。是故晚立即補述相關考證,陳情上聞,迄今已逾三月,猶未獲見覆核。晚所憂慮者,即使再行覆核,恐主使者礙於人情,不敢客觀論證,推翻前議,以免得罪他人;此實我中華人情社會之通病。夫《浮生六記》一書,文字清麗,陳述流暢,感情真摯,誠我中華罕見之自傳體小說佳構;後經林語堂先生翻譯為英文,流傳海外,蜚聲國際,至今各國語文譯本甚夥,實我國文學界之奇葩。可惜六記之中,既失其二。今天不藏私,地不惜寶,彭先生精鑒,洞若觀火,使此既佚之〈中山記歷〉部分抄稿,重現人間,不唯學界雀躍,讀者亦莫不欣喜。國家以保護珍貴古籍立場,自當視如隨珠趙璧,捧手呵護,名列《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刻不容緩。
又《浮生六記》中之〈中山記歷〉,亦自有其特殊價值與意義;蓋「中山」即古之「琉球國」,今之日本沖繩也。當年沈復隨清朝冊封琉球國王使者前往,記其見聞,編入六記之中。此等文字,乃真正平民所親歷親聞之歷史記載,與官方文章,迥然有別。據此亦可為沖繩乃我從前藩屬國,添一真實證據。是以據聞日本人對此手稿,覬覦
(第4页)
切切,願出高價羅致,壁藏不出,使我文學既失瑰寶,復令歷史喪逸明證。
以上蒭蕘陳言,實令有識有志之士,拊膺頓足,扼手慨嘆。於是不辭唐突,敢以上聞;冀使國家珍籍,得受妥當之保護,並供學界研究,流傳百世;斯乃區區之微願,大人之鴻澤,文化之福利也。耑此奉呈座下,伏惟垂察。
陳情人
臺灣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
蔡根祥
拜首謹呈
二○○九年九月二十四日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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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申報名列《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函                                    

                                 蔡根祥
《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甄審委員會委員鈞鑒:
由傳媒所得,獲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已經確定,並頒發證書。夫珍貴古籍罕傳,國家能以整體之力,加以維護並調查、編列名錄,俾後人能充分利用與研究,實我中華文化重光有望之機,海峽兩岸學者,咸皆捧手稱慶。以此,茲推薦近日出現之<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申報為「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二批名單,以接受審查;使該古籍能藉國家之力,得以保存並公佈之,俾文學、學術、藝術界能有所參研;不至密藏私人縢匱祕室,或流落海外,致貽笑天下。該書之內容及相關價值,謹以區區之見,簡要列述如下,祈惟  參考為荷。耑此奉陳,即頌

道祺

臺灣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蔡根祥  拜上
二00八年八月廿七日

一、 書況:
(一)、抄寫時間:約於清朝道光三年前後。
(二)、內    容:雜記,其中有頗多關於琉球風土記事,並與清朝沈復所撰《浮生六記》佚失卷五之資料有關。
(三)、頁    數:《浮生六記》卷五佚文18面,約6200餘字。另附錢泳自撰的「浮生六記」條目及其它筆記草稿(含《履園叢話》條目底稿)10面,整部冊子合計共28面
(四)、收藏情形:竹紙本,經折裝,每半葉高25厘米,寬15.5厘米,半葉12至14行不等,行29至36字。配有楠木匣子,封面雕「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  樊古後樓珍藏」。
二、 該書價值:
(一)、文學價值:該書雜記部分,其中關於琉球風土記事之文段,當為清朝沈復所撰《浮生六記》今本佚失卷五之早期抄稿資料。《浮生六記》為我國文學作品流傳海外之名著,蜚聲國際間,具有多國譯本;而其中卷五、卷六之佚失,誠世人所深憾;今既有此珍貴資料可為補足,實世人所翹望,文學上之大驚喜。

(二)、學術價值:該書與《浮生六記》相關部分,可與今本《浮生六記》相對校,以見《浮生六記》撰寫形成之過程,此誠學術研究之重點。又《履園叢話》草稿部分,亦可與今本《履園叢話》比較其異同,以關錢泳思想見解之變遷。

(三)、歷史價值:錢氏抄稿中有關琉球風土記事部分,乃同時期相關資料中最貼近真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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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記事文字,比之同時(清嘉慶十三年)冊封琉球正、副使齊鯤、費錫章所著《續琉球國記略》一書,更為真實而觀察入微,乃瞭解當時琉球國國情之第一手珍貴財產。

(四)、藝術價值:錢氏抄稿中書法,本即秀勁流暢,極具藝術價值。何況錢泳本為當時書法名家,六書八體,靡不精通,號其居曰「寫經堂」;錢氏曾臨書諸多漢碑,出版作為學者臨摹範本,可見其書法功力與價值於一斑。欲研究錢氏書法者,此抄稿當為不可或缺之重要材料。
三、 評等建議:
        雜記中關於琉球風土記事之文段,為清朝沈復所撰《浮生六記》今本佚失卷五之早期抄稿資料。其價值極高,且可整理、研究、出版,發行海內外。根據「一級古籍定級標準」─「明清時期各學科名家名著的亻弋表性稿本」,建議列入「第一級古籍丙等」。
(有關<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之研究,請參考彭令〈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的發現及初步研究〉、<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考略>,以及蔡根祥〈沈復《浮生六記》研究新高潮─新資料之發現與再研究〉三篇論文,大陸「中國古亻弋小說網」網路上均可以搜尋得到)

推荐者资料:

蔡根祥:《浮生六》研究专家,研究成果有专著《<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2007年9月(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初版]。蔡氏现在高雄师范大学的通识课程,开设有“《浮生六记》赏析”这门课。在《浮生六记》研究界,蔡氏以用力勤,耗时多,研究深入而又细致著称。
以下自《<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封底移录:
【作者简介】
蔡根祥,字本善,号社松,广东中山人。民国四十五年生于澳门。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博士。曾应聘赴韩国釜山东亚大学中语中文系讲学,返台后任教于崇佑企专、台北科大、高雄师大国文系,现任高雄师大经学研究所副教授(彭令按:2008年已升教授)兼所长。曾受聘为国立编译馆国文教科书编审委员。专业研究除经典之《尚书》之外,对群经、诸子、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语言学、方言(粤语)、书法、篆刻等皆有涉猎钻研,于动则少好武术,长而专攻桌球。著作有《后汉书引尚书考辨》(硕士论文)、《宋亻弋尚书学案》(博士论文),均已出版。并有针对中学国文教材疑难具定论性之论文数篇,其他相关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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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页)

「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不分卷」

申報為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鑑定意見之回應

臺灣高雄師範大學 蔡根祥
日前得悉大陸文化部委託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於2009年6月9日上午,邀請專家對山西省平遙縣彭令申報的「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不分卷」進行了鑑定,經反復審核、討論後,提出了不宜申報為「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古籍的鑑定意見。由於這一件申請案,本人也曾經大力推薦,所以,對於鑑定有如此的結果,本人除表達遺憾之外,還有一些本人認為鑑定意見值得商榷的地方。茲分述如下:
第一:專家們認為「此件中的錢泳落款與專家所見錢泳落款真跡不盡相同,且無錢泳鈐記,據已見錢泳手跡,此件是否為錢泳手筆,尚存很大疑點」。由此論述,大有「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過一件偽作」的態度,可見專家們是很小心謹慎地處理這件申請案;不過,是否過份保守呢?要知道錢泳「記事珠」手稿,是錢泳的隨手抄稿,不可能用心用力抄寫,因此字體稍有不同,是可以理解的;沒有加上鈐印,是應該的,如果有鈐印才是刻意的造作。從本意見回應書後所附四件錢泳手跡的署名看,筆意相同,筆法相似,只是楷書、行書運筆的差別而已,若因此而推定申報的抄稿不是錢錢泳的手跡,是很魯莽的處置。從積極面而言,請仔細端詳附圖中「題嚴震直歷官記後」與錢泳「與徐問蘧(楙)書」(彭令案:网络上发布,图很可能显现不出来,有兴趣深入研究,欲看图者,[email=请发电子邮件到pengling666666@163.com]请发电子邮件到pengling666666@163.com[/email]索取,谢谢),後者是公認的錢氏手跡,兩者明顯出於一手,無庸置疑,如在對比抄稿的其他部分,更能確定不疑。以此當可正面證明抄稿真乃錢泳手抄之墨跡。
第二:專家們以為「此件記中山部分的內容,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是《浮生六記》的第五記,遽定為第五記證據不足」。此點本人當初亦曾經懷疑,然經深入研究、對比,得知曾隨冊封琉球國王使節團到過琉球的文人墨客,除了冊封正副使及其從客之外,應該再沒有其他人員會作中山國風土民俗的記錄。而就所有相關資料檢視後,只有沈復的〈中山記歷〉最為可能。況且,抄稿中明顯錄有一段《浮生六記.閒情記趣》中的文字,可確定錢泳曾閱讀過原本的《浮生六記》,那麼,他所抄錄的琉球國記載資料,應該只能是出自原本《浮生六記》。而且抄稿中還有一則直接記述沈復與陳芸娘的文字,並且記下了所見的《浮生六記》篇名,與今日所見《浮生六記》篇題,非常不同;若為偽作,何須如此?詳細論述,請參見拙作〈沈復《浮生六記》研究新高潮─新資料之發現與再研究〉一文。
第三:專家們以為「此件為雜稿雜記,不宜以《浮生六記》卷五申報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按本件申請案本來就不是以「《浮生六記》卷五」的名義來申報的,而是以「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不分卷」申報的,專家們誤解原意而加以指批駁斥,有失公允。考錢泳所著《履園叢話》中有論詩部分,後人可抽繹出來,獨立成《履園詩話》。然則將錢
(第8页)
泳「記事珠」抄稿中,抄自沈復〈中山記歷〉原本的資料獨立成書,名之為「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有何不可。
至於專家們所說的第四條意見,有關古文物的相關規定,吾人不敢置喙。唯望如此珍貴之研究資料,能早日定案,公諸於世,俾使曾一度逸失的珍貴文獻,得到最佳的保護與研究,也好讓學者專家們能夠從中研究出豐碩的成果。

臺灣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  蔡根祥  謹陳
                                                    (2009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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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錢泳〈與老夫子大人書〉↓         附圖二 錢泳〈臨蔡邕陳球碑〉↓

(第9页)

附圖三〈與徐問蘧札〉[1] ↓         附圖四  錢泳抄稿 ↓

(第10页)

謹為

「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不分卷」申報為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鑑定意見
再陳情

臺灣高雄師範大學 蔡根祥

大陸文化部委託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曾於2009年6月9日上午,邀請專家對山西省平遙縣彭令申報的「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不分卷」進行了鑑定,經審核後認為「不宜申報為『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古籍」的鑑定意見。本人於得悉之後,亦曾表達意見回應,俾能促使專家們重新考慮、審酌。時至今日,已經歷三個月之久,但是尚未見到申覆後的結果,內心至為焦急與遺憾。敢於此再次敦請  文化部主事、國家古籍保護忠心專家們能開誠布公,重新審查申請案,以昭公信,以服眾議。茲陳蒭蕘之言如下:

第一:文化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應以確實保護有價值之珍貴古籍為工作目標;以大陸之專家人才夥聚,不虞或缺,自能勝任。然而學術之道,自有專門攻研,所謂「隔行如隔山」,少數專家之意見,若有異議,則宜更廣求專家再審定,務以得其真貌,達至確實鑑定與保護珍貴文物資料古籍之目的。

第二:我中華民俗習慣,頗顧慮人情面子,致使每每因循前例,不敢稍改正,以免得罪他人。然此雖人之常情,施之於日常生活應對,本亦有隱惡揚善之意;然於學術認知則絕不可稍存一二,蓋學術乃求真知,所謂「當仁不讓於師」,更何況學術同儕乎!「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此實進步之象,不必有所忌諱與顧慮;反之實為值得尊敬之學術良心與情操。昨非今是,不妨朝令夕改,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古有明訓。就如宋亻弋朱熹研究《詩經》,早年力主詩序之說,壯年之後,幡然改悟,不獨非議詩序,且能跳脫毛傳、鄭箋,自成格局,注為《詩集傳》,流傳後世。吾人並未因此鄙視朱熹學術,反更推許其學術認真精進之精神與態度。想此種態度,於今日亦當然。珍物難得,一失不可復得,豈可等閒視之。

第三:該手抄稿之考證意見,本人已於前次回應意見中有所陳述,於茲不復贅言。若專家們重審時能敞開胸懷,摒除成見,詳加考慮後,仍能提出足以服眾之不同意見,學術自是服理為先,大眾諒能接受理由充分之結果。

第四:若果古籍保護中心之最後審定,仍如初衷,認定為「不宜申報為『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古籍」,則本人懇請  有關單位,開放此件文物輸出大陸地區,前來臺灣,俾使臺灣學者能投入研究,或能取得成果。

耑此謹陳,祈為垂察。此致

(第11页)

文化部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臺灣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  蔡根祥  拜手
2009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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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页)

  2009年12月3日香港《文汇报》A6整版:

  http://pdf.wenweipo.com/2009/12/03/a11-06-1203m.pdf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12/03/CH0912030006.htm
  
  鐵證釣魚島屬中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9-12-03]

   放大圖片
   ■清沈復《浮生六記》佚文第五記《海國記》,記錄了他隨使經釣魚島至琉球的見聞,比日本文獻早了76年。
  ——清著佚文手跡面世 比日本文獻早76年
  本報北京新聞中心記者 彭凱雷、江鑫嫻
   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近日又有最新的歷史文物證據,海內外現存記載釣魚島唯一的古亻弋名人墨寶——清錢泳手抄本《浮生六記》第五記《海國記》,沉寂百餘年後面世。本報獨家專訪這一佚文墨寶的收藏者、研究者彭令,揭開這一震驚兩岸四地及日本學界的釣魚島重要史料,與文物發現的幕後詳情。此乃錢泳在公元 1840年以前所書,為古亻弋書法作品,更有日本藏家獲悉後,表示願出600萬元高價,收購該書。
   台灣高雄師範大學教授蔡根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他已上書溫家寶總理:「今天《中山歷記》(《海國記》定稿)部分抄稿,重現人間,不唯學界雀躍,讀者亦莫不欣喜。國家以保護珍貴古籍立場,自當視如隨珠趙璧,捧手呵護,名列《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刻不容緩!是以據聞日本人對此手稿,覬覦切切,願出高價羅致,壁藏不出,使我文學既失瑰寶,復令歷史喪逸明證。」
   沈復《浮生六記》,文學經典,海內外廣為傳誦;自清亻弋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刊印前四卷至今,一百三十多年間,文化界、出版界中人一直都在努力搜求第五、六兩卷佚文。
  隨使琉球 途經釣魚島錄見聞
   歷史輪迴巧合的是,沈復《浮生六記》佚文第五記《海國記》,在他隨使經釣魚島至琉球200年後,在大陸文藏界浮出水面。2008年6月17、18、 21、24與25日的香港《文匯報》,連載彭令所撰的文章《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的發現及初步研究》,震驚海內外。日本、台灣學界研讀、電詢、包括收藏的意願,使彭令應接不暇。但時至今日,由於安全性和研究的需要,海外學者尚未有一睹其真顏者。
   而在過去一年對佚文《海國記》的潛心研究中,彭令更有驚人發現:釣魚島早在200年前即歸屬中國的證據。彭令向本報記者介紹,《海國記》佚文內容顯示,1808年,沈復經釣魚島赴琉球途中,對釣魚島周邊情形及方位都有詳細目擊記載。這比日本宣稱古賀辰四郎在1884年發現該島的時間早了76年。
   據彭令介紹,該冊《浮生六記》第五記《海國記》,是清亻弋中期著名學者錢泳的手抄本,共約6,200多字。其中,「冊封琉球國記略」頁,記載有「……十三日辰刻,見釣魚台,形如筆架。遙祭黑水溝,遂叩禱於天後。忽見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是日即轉風。十四日早,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這段文字中,明確記述有「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顯然,琉球國西部領域是從姑米山(即現在沖繩的久米島)開始的,以黑水溝為中國(清廷)與琉球國的分界線符合歷史事實,釣魚台(島)明顯在中國的領域內,不屬於琉球。
   《浮生六記》研究專家、《<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歷>、<養生記逍>考異》一書的作者、在台灣高雄師範大學開設「《浮生六記》賞析」課的蔡根祥教授告訴記者,《浮生六記》第五記中的真實記載,足以表現清亻弋時中國與琉球國的交往,特別是兩國民間的直接交流,具有非凡的歷史與政治意義。
  國際法「先佔原則」 中國擁主權
   據了解,釣魚島又稱釣魚台和釣魚嶼。日本主張對釣魚島列嶼擁有主權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日人古賀辰四郎在1884年發現該島。此點意在聲稱日本人為釣魚島列嶼的發現者。「冊封琉球國記略」頁,第8、9行明確記有「十三日辰刻,見釣魚台,形如筆架。」查閱上文,其時為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閏五月,詳細的表述,即「(1808年閏五月)十三日辰刻,(作者沈復)見釣魚台,形如筆架。」此處沈復所記見到釣魚台(島)的時間,比日人古賀辰四郎「發現」的年亻弋足足早了 76年。況且,經過查考,這部清人錢泳手跡原件的抄錄時間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其存世時間也比日本人所謂發現「尖閣諸島」(即釣魚台列嶼)的時間早61年之久。根據國際法中的「先佔原則」,中國早於日本發現釣魚台(島),該島理應屬於中國,這又增加一個法律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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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12/03/CH0912030007.htm
  
  台教授上書溫總促列珍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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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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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高雄師範大學教授蔡根祥。
   據了解,今傳本《浮生六記》雖然只殘存前四卷內容,但卻列有第五、六兩卷的篇目,卷五題作「海國記/中山記歷」,卷六題作「養生記/養生記道」。卷五的內容是沈復在嘉慶十三年作為隨員出使琉球國時的旅行見聞。閱讀過該文的台灣高雄師範大學教授蔡根祥向本報表示,該書不僅文字清麗,陳述流暢,同時也證實了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因此,他已陳書溫家寶總理,倡議將是次發現的第五卷《海國記》列入國家珍貴圖書名錄。
  朗朗上口 可作教材
   另有業內人士認為,是次發現之第五卷,與之前流傳的《浮生六記》前四卷一樣朗朗上口,可作為中小學教材推廣。未來便可出口成章地向世界證實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蔡根祥在給溫總理的陳情書中還表示,《浮生六記》一書,文字清麗,陳述流暢,感情真摯,誠我中華罕見之自傳體小說佳構;後經林語堂先生翻譯為英文,流傳海外,蜚聲國際,至今各國語文譯本甚伙,實我國文學界之奇葩。可惜六記之中,既失其二。今天《中山記歷》部分抄稿,重現人間,不唯學界雀躍,讀者亦莫不欣喜。國家以保護珍貴古籍立場,自當視如隨珠趙璧,捧手呵護,名列《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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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12/03/CH0912030008.htm
  
  旅日教授引證 釣島不屬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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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9-12-03]
  
   針對是次發現的沈復《浮生六記》第五記《海國記》的發現,日本沖繩大學教授劉剛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此稿面世再次鐵證釣魚島不屬於日本的歷史事實。同時,《海國記》也是記錄琉球歷史罕見的漢文史料,引起沖繩許多民俗學家的關注。未來將可譯成日文出版,為日本研究者提供琉球文化研究史料。
   關於《海國記》中提及釣魚島能證明什麼的問題,劉剛告訴記者,這一200年前的文稿,再次鐵證釣魚島不屬於琉球,「釣魚島屬於琉球,琉球屬於日本,日本對釣魚島擁有『主權』」是偽造的歷史謊言。另外,沈復《海國記》中所記的冊封禮儀,如:「……國王設香案,率其眾官,行三跪九叩首接詔禮」;「……王與眾官各就拜位,行三跪九叩首拜詔禮」;「……引禮官引國王與眾官各就拜位,再行三跪九叩謝封禮」;又如「……天使乃請先王神位前行一跪三叩禮」;「……國王捧先王神主,由東階入殿,供奉畢,向天使行謝封禮,一跪三叩,天使答拜……」。這些實錄的冊封禮儀中,明顯反映出,琉球國王視清廷(中華)皇帝為君父,某種意義上,更是實事求是、生動形象地明示琉球是當時清朝的藩屬國。
   同時,劉剛還關注到了該文稿對於沖繩(當年的琉球國)的史料價值。他告訴記者,關於琉球島的漢文資料非常罕見,是次出現的《海國記》中﹐沈復對於琉球島的見聞不僅記述詳實,而且文筆非常優美。許多沖繩本地的民俗專家獲悉之後,紛紛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相信未來將《海國記》譯成日文之後,將引起日方的更大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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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12/03/CH0912030009.htm
  
  
  舊書攤淘寶 刊載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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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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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沈復《浮生六記》卷五原文錢泳抄件的面世,其中種種機緣巧合令人感慨。2008年,沈復《浮生六記》卷五原文錢泳抄件,被山西平遙人彭令發現。這時已距沈復赴釣魚島200年了。
   08年6月,香港《文匯報》編輯部獲悉此消息後,立即安排在本報連載彭令撰寫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的發現及初步研究》(以下稱《發現》)一文。《發現》一文,由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指導撰寫並審定,北京大學中文系潘建國教授也參與審閱。
   問及當初如何尋覓得寶,彭令介紹,2005年秋季,他於南京朝天宮一個舊書攤上,搜尋購得包括《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的雜記冊子《記事珠》。當時的心情,正如有收藏者在「中國古亻弋小說網」留言﹕「多少書人(販),數年,甚至數十年,黎明即起,守望、徘徊於冷攤,也許僅有數十萬分之一,甚至數百萬分之一,才有此等天賜良機……」。
   彭令表示,這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將佚文研究所得之一「釣魚島歸屬中國」證據向海內外介紹,是感謝文匯報能慧眼拾珠介紹他的發現與研究長文。而很多人關注的只是佚文的金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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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aper.wenweipo.com/2009/12/03/CH0912030010.htm
  
  
  
  凄艷媲美紅樓夢 港台風靡勝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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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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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復《浮生六記》一書,在港台家喻戶曉,倍受重視,有「小紅樓夢」之稱。台灣著名學者俞國基先生序《浮生六記眉批》曰:「純就我個人讀書的感受,認為中國傳統文學中以愛情為主調的作品,只有兩部書夠資格稱之為文學巨著,其一為曹雪芹的《紅樓夢》;另一部便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記》了。」大陸紅學家馮其庸也曾說過:「《浮生六記》是《紅樓夢》之後的又一部偉大作品,外國學者對它有深入研究,甚於國內學者。」
   早在1974年,香港電視台即上演根據沈復《浮生六記》改編《芸娘》,風靡一時,其主題歌「良緣世上難求,生生世世並頭,……詩數首,與君共享春日秀」傳遍港台,讓人久久難忘。1988 年,台灣台北中正文化中心錄製《浮生六記》,錄影帶保存至今。沈三白與芸娘的愛情故事,深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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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4日新华社《参考消息》首版大标题:
  钓鱼岛属于中国再获文献证明
  
  http://www.cankaoa.com/Article/cankaobao/9007.html
  
  • 台媒:钓鱼岛属于中国再获文献证明
  
  • 共有 1300 位读者阅读了此文 点此进入参考消息社区 发布时间:2009-12-4 10:27:25
  •   【中央社台北12月3日电】钓鱼台(大陆称钓鱼岛——本报注)属中国领土最近出现新证据,据清亻弋沈复《浮生六记》佚文第五记《海国记》,详细记录沈复随特使经钓鱼台至琉球的见闻,比日本的文献早了76年。
  
    近日,海内外现存记载钓鱼台唯一的古亻弋名人墨宝,清亻弋钱泳手抄本《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沉寂百余年后再度面世。香港《文汇报》独家专访这一侠文墨宝的收藏者彭令,揭开这一重要史料与文物发现的幕后详情。这份文物为钱泳在公元1840年以前所撰写。
  
    沈复《浮生六记》,文学经典,海内外广为传诵;自清亻弋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刊印前四卷至今,130多年间,文化界、出版界中人一直都在努力搜求第五、六两卷佚文。
  
    香港《文汇报》曾于2008年6月连载彭令所撰文章《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震惊海内外。时至今日,由于安全性和研究的需要,海外学者尚未一睹卷五真颜。不过,经过彭令一年对佚文《海国记》的研究后有惊人发现:“钓鱼台早在200年前即归属中国”。
  
    彭令指出,《海国记》佚文内容显示,1808年沈复经钓鱼台赴琉球途中,对岛周边情形及方位都有详细目击记载。这比日本宣称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的时间早了76年。
  
    彭令表示,该册《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是清亻弋中期着名学者钱泳的手抄本,共约6200多字。其中,“册封琉球国记略”页,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他说,这段文字中,明确记述有“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显然,琉球国西部领域是从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开始的、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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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清廷使臣钓鱼岛祭妈祖史料
  作者:乌丙安
  来源:
  http://www.chinafolklore.org/blo ... wspace-itemid-11671
  
  东海钓鱼台岛属于中国,由于有国际争端,所以令海内外十分关注。近期,读了有关清廷使臣200年前途经钓鱼台岛遥祭妈祖的一段珍贵史料,颇有感触,觉得这史料很值得一读,令人信服。
   2008年6月以来,由于清亻弋沈复《浮生六记》第五记佚文手抄本的被发现,经过该墨宝珍藏者彭令的研究,找到了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的重要证据。材料证明,1808年发生的历史事件在记载中反映了200年前的国家疆界真相。这个记载比起日本国宣称的古贺辰四郎1884年发现该小岛的时间,早了76年。
   当笔者看到了彭令在2008年6月在香港《文汇报》连载的《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一文后,对手抄本所记录的清亻弋嘉庆年间朝廷使臣途经钓鱼台岛史料影印件,仔细做了字斟句酌的阅读;更因为该史料与妈祖祭典、妈祖信仰关系密切,所以就引起我更大的兴趣。
   影印件中《册封琉球国纪略》一文记载:嘉庆十三年(1808年),朝廷有旨册封琉球国王,派遣太史齐鲲为正使、侍御费锡章为副使,吴门苏州沈复三白为太史 “司笔砚”也同行。二月十八日出京,五月二日至福建,三日出发登船。两艘使船身长八丈,宽两丈,全漆黄色,船上陈列旌旗甚多。使团人众四百五十余人,各有腰牌为照;其中护卫兵弁二百二十名,各有炮位。两位册使奉诏书与随从人等登头船,上下柁工兵役等人乘另一船。起航后每日乘海潮行一二十里,直到十一日才驶出五虎门。
   原书作者写道:“向东一望,苍茫无际,海水做葱绿色,渐远渐蓝。十一日,过淡水,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十五日午刻,遥见远山一带如虬形,古名流虬以形似也。相距约三四十里,舟中升炮三声。俄见小艇如蚁,约数百号随风逐浪而来。先有一船,报帖送礼,有旗,旗上书‘接封’二字。”
   这段文字虽然简略,但是却记录了作者沈三白亲身经历的一段重要历史和海疆地理的实证资料。1808年夏历五月十三日早晨,清朝使臣册封琉球国王的航船出海途中,在我国钓鱼台岛附近举行祭拜天后妈祖的典礼,祈祷一帆风顺。第二天早晨,船上人众方才隐隐约约看到琉球国的“姑米山”(即现在日本琉球的“久米岛”,“久米”的日语读音正是汉语“姑米”——乌按),这时才进入了琉球国界。在这里,清楚明白地用一段大清国使臣钓鱼岛海域祭拜天后妈祖的史实,证实了钓鱼岛并不在琉球国界内,而是在中国海疆版图内。
   沈复,字三白,苏州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卒年无考,着有《浮生六记》一书。原作实则只存四记,即《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和《浪游记快》。另有两记存题佚文为《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逍》。从作者的总体构思来看,《中山记历》(又称《海国记历》)主要写作者陪同历届清廷大员出使琉球国见闻,描写记述了各地岛国的风俗民情及海上瑰伟壮丽、奇特无比的风光。《养生记逍》,多属介绍摄生养性、处世待人方面的学问。
  
  作者简介:乌丙安,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笔名乌克,1929年11月3日生,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人。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 国际民俗学家协会(F.F.)最高资格会员(全世界78人,我国仅2人)、(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中国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评审委员会评委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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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录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
  
  以下自2009年12月10日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第6版摘录:
  
   “由于中日两方都没有真正占领钓鱼岛,因此‘有效占领’这些国际法原则就无法作为法理上的依据。反而是‘先占’的历史依据变成两国对其进行主权争夺的主要依据。如果发现的新文献(彭案:即指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海国记》钱泳抄件)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会增强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分析指出。
  …………
  而金灿荣认为,“新文献的发现不只是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又一个力证,其实它对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当时的海外认识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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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16日《扬子晚报》B6版的报道:
  
  http://web.yangtse.com/html/2009-12/16/content_74175.htm?div=-1
  
  
  台湾教授蔡根祥上书W.J.B
  
  方辉 刘超
  
  
  
  
   “今天《中山历记》(《海国记》定稿)部分抄稿,重现人间,不唯学界雀跃,读者亦莫不欣喜。国家以保护珍贵古籍立场,自当视如随珠赵璧,捧手呵护,名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刻不容缓!是以据闻日本人对此手稿,觊觎切切,愿出高价罗致(注:据媒体报道,日学者愿出人民币600万元收购),壁藏不出,使我文学既失瑰宝,复令历史丧逸明证。”
   这是《浮生六记》研究专家、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授蔡根祥写给W.J.B总理的一封“鸡毛信”。信中 “《中山历记》”指的便是《浮生六记》沉寂百余年的第5记佚文《海国记》。最新发现的版本乃清亻弋著名学者钱泳在公元1840年以前所书写的手抄本,而这亦是海内外现存记载钓鱼岛唯一的古亻弋名人墨宝。
   “不过我在给W.J.B写信时,并没有多想钓鱼岛。”12月8日,蔡根祥接受采访时坦承,他只为《浮生六记》文献的珍贵历史价值而上书。此前,文学界一直以《浮生六记》现存版本仅有四记为莫大憾事。
   三次上书文化部未果
   事实上,蔡根祥得知钱泳手抄本面世是在一年半前。他的好友、山西平遥县学者彭令是这一佚文墨宝的收藏者。
   去年6月,香港《文汇报》连载了彭令所撰的文章《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震惊海内外学者。此后,不断有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学者找到彭令,表达了研读、收藏等意愿。但时至今日,由于文献安全性和研究的需要,海外尚未有学者能够一睹其真颜。
   得知这个消息之初,蔡根祥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用他向媒体介绍的话说,《浮生六记》的第五记真实记载了清亻弋时中国与琉球国的交往,特别是两国民间的直接交流,具有非凡的历史与政治意义。
   因此,当去年8月大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经确定,并颁发证书后,他随即向文化部发去了推荐《浮生六记》卷五抄稿申报名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二批名单的函文。
   蔡根祥从文学、学术、历史和艺术价值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这本佚文典籍重新面世的意义。不过,随后大陆文化部经审查,认为“此件记中山部分的内容,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浮生六记》的第五记,遂定位第五记,证据不足”。
   今年9月16日、24日,蔡根祥又两次上书文化部,他说,“详读其文,细端附图,乃得知手抄稿确实为钱泳所写”。在最后一次上书中,他直批文化部某些学者的论断“主观草率、昧于事实、莽定是非,缺乏公允性”。或许是因为言辞激烈,有大陆网友便收集了蔡根祥这三次函文,取题“台学者炮轰文化部”。
   “后来还是没有回音,我就想要通过其他渠道,给总理陈情一下。”蔡根祥介绍道。
   中文系的“李小龙”
   随着媒体的不断报道,“蔡根祥”的名字越来越为人所知。
   在百度百科中,也迅速有了他的个人词条。词条显示,蔡根祥,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文学博士,高雄师范大学经学所长,高雄市经典文教学会蔡根祥理事长,《浮生六记》研究专家。
   资料中还写道,自大学毕业后,蔡根祥就对唐装一见钟情,26年来,无论授课抑或出席正式场合,唐装已成他的正字标记。
   1995年前,蔡根祥受聘至韩国釜山大学中文系,讲授声韵学课程,任教第一天,穿着长袍棉袄的他,立刻成为师生间的话题。国文系学生林宜军表示,或许是有唐装的陪衬,感觉老师的授课,特别有“中国风”,尤其是系上特有的“文字学”、“声韵学”与“训诂学”,让学生们很容易就进入上课的状况,而不会有时空混乱的错觉。外系学生也前来争相目睹,传说中的“中文系李小龙教授”。
   蔡根祥说,开始喜好唐装是偶然,有一次,他在菜市场里,看到卖唐装的摊位,他心想,既然我是教国文的,何不试着穿唐装上课,对学生来说,借着服装,更能体验“国文”课的气氛,没想到,一穿上后,自己先爱上它的舒适感,陆陆续续就买了长袖、短袖、蓝色、白色等近15套唐装。
   “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是蔡根祥的坚持,他说,尤其到国外参加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等,穿上唐装,对方能感受自己的诚意,不仅如此,更能展现自己对于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力证
   就在蔡根祥孜孜不倦地为大陆保护《浮生六记》卷五佚文奔波的过程中,彭令又有了惊人发现:《海国记》佚文内容显示,1808年,沈复经钓鱼岛赴琉球途中,对钓鱼岛周边情形及方位都有详细目击记载。这比日本宣称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的时间早了76年。
   他告诉香港媒体,《海国记》共约6200多字。其中,“册封琉球国记略”页,记载有“……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段文字中,明确记述有“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这表明,琉球国西部领域从姑米山(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开始的,以黑水沟为中国(清廷)与琉球国的分界线符合历史事实,钓鱼台(岛)明显在中国的领域内,不属于琉球。
   另经考查,清人钱泳手迹原件的抄录时间为道光三年,其存世时间也比日本人所谓发现“尖阁诸岛”(即钓鱼岛)的时间早了61年之久。
   “由于中日两方都没有真正占领钓鱼岛,因此‘有效占领’这些国际法原则就无法作为法理上的依据。反而是‘先占’的历史依据变成两国对其进行主权争夺的主要依据。如果发现的新文献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会增强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谈判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分析指出。
   “希望让两岸读者都能看到”
   根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钓鱼岛以东,隔冲绳海沟,为日本琉球群岛,即今日本冲绳县。冲绳县前身即为与中国有500多年称臣纳贡关系的琉球王国。从明朝洪武初年开始,明太祖朱元璋就派遣册封使赴琉球王国,往返都经过钓鱼岛。从那时起,钓鱼岛就载入中国史册,到明嘉靖十三年,琉球国王接受明王朝册封已有 11次。
   我国现有多部历史文献能明确证实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这当中包括嘉靖十三年册封使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其中清楚地记载了他从福建福州发航,经台湾基隆,东北行,经钓鱼岛,再抵琉球王国的航程。此外,还有后来其他册封使所著的《重编使琉球录》、《使琉球杂录》等历史铁证。
   而金灿荣认为,“新文献的发现不只是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又一个力证,其实它对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当时的海外认识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蔡根祥告诉记者,彭令现已带着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到了北京。据他了解,很可能是他给W.J.B的书信起到了作用。“我最期盼两点。”他说,“一是让《浮生六记》这份资料能够得到好好保存;二是能让它公开发表,让两岸读者和研究者都能看到、研究、欣赏公开的资料。”
   方辉 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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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復《浮生六記》研究新高潮
  ─新資料之發現與再研究
  作者:蔡根祥 (臺灣)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所长
  前言
  就在今年的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間,香港《文匯報》連續刊登了大陸彭令 先生的大文─〈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的發現及初步研究〉,讓《浮生六記》的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高潮。(相關文章與圖片,可以在網路上尋得並下載)
  我們都知道《浮生六記》一書,是清亻弋乾隆至道光年間的沈復所撰著的,分為六卷,每卷寫一「記」,分別為〈閨房記樂〉、〈閒情記趣〉、〈坎坷記愁〉、〈浪遊記快〉、〈中山記歷〉、〈養生記道〉;所記為其生活所經歷的點點滴滴。在沈復生前,都是抄本,直至光緒年間,才因為楊引傳在蘇州冷攤得到舊抄本,並於光緒三年(1877)交上海《申報》館出版,作為《獨悟庵叢鈔》中一種,這本書始得以活字排印行於世。然而楊引傳所得到的抄本,其卷五、卷六兩卷已經佚失,「六記」之中,僅殘存前四記。到了1935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美化文學名著叢刊》,其中所收的《浮生六記足本》,卻包含有卷五〈中山記歷〉和卷六〈養生記逍〉。然而經專家學者考證,指出所謂足本《浮生六記》的後兩記,乃是後人所僞撰,並不是沈氏原書。這在筆者所著的《《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歷〉、〈養生記逍〉─考異》一書中,已經明白確實證明,已成定讞。然而《浮生六記》後兩卷的真實內容,至今都未能搜尋到片語隻言,甚至有人提出沈復原書可能就只完成了四記,後兩篇只有篇題,並無內容。這種說法雖然不能成立,因為早在清朝到光五年左右,管貽葄所寫的《浮生六記》分賦六絕句,已經證明六記是確實完成存在的;不過,六記遺失了兩記,確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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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遺憾的事。就連上一世紀30年亻弋的林語堂先生,在英譯這本書的時候,也充滿期盼地說:「我在猜想,在蘇州家藏或舊書鋪,一定還有一本全本;倘然有這福分,或可給我們發現。」林語堂當年所祈求尋獲《浮生六記》全本的願望,直至去年筆者撰寫《浮生六記考異》這本書時,仍然是無所著落的,筆者只能考證今本《浮生六記》的第五、第六兩記是偽作,而對使《浮生六記》回復原貌卻無能為力。
  現在,令人欣喜的事出現了,據上述《文匯報》的報導,彭令先生得到天賜機緣,找到沈復生平的相關記載,還有可能是《浮生六記》卷五〈中山記歷〉的佚文,並作了初步的研究,公佈了七張相關抄本的圖片,以供對此書關心的學者,作更進一步的分析、研究。這真是令學術界驚喜而振奮的大事。更感到榮幸的,是彭令先生認為筆者對《浮生六記》這本書算是稍有研究的,所以,就將他刊登在《文匯報》的大文檔案,他自己的文章原稿(文匯報對文章有所刪減)以及把所公布的抄本圖片的清晰電子檔案,惠寄給我,還打電話叮囑我看過之後,提供給他一些意見;他的原稿裡,還引用了筆者所著《《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歷〉、〈養生記逍〉─考異》書中的資料。筆者就以這篇讀後的心得文章作為知音的回報。
  據彭令先生所說,在2005年秋,他的朋友古淵先生在南京朝天宮一間舊書攤上,搜尋購得清朝乾隆至道光年間人士錢泳的一本雜記冊子,題名為《記事珠》。後經整理,依照其中內容大體分雜記、金石字畫、《履園叢話》草稿與信劄底稿四個部分,請人裝裱成四冊。彭先生從錢泳「雜記」部分的雜抄稿裡,發現與沈復有關的記載,還有可能是《浮生六記》卷五佚文的資料。這些錢泳手稿當中,有〈題嚴震直歷官記後〉草稿,其中明確署名「句吳錢泳」的,可見這些抄稿確屬錢泳所記。《浮生六記》的作者沈復是江蘇蘇州人,《浮生六記》殘本的發現也是在蘇州。錢泳籍貫本為江蘇金匱(今無錫)人,但他在嘉慶五年時,舉家遷居蘇州、常熟 。而沈復跟錢泳年亻弋與年齡都相當;沈復生於乾隆二十八年,卒年不詳,據推測當在道光五年以後 ;錢泳生於乾隆二十四年,卒于道光二十四年。錢泳跟沈復本來有可能相互結識的,但是終是緣慳一面。所以錢泳在雜記冊子裡〈浮生六記〉條下記上一筆說:「(沈復)【終年奔走,在家之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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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惜未一見其人】 ,惜余與梅逸(即沈復,號梅逸)從未一面;亦奇士也。」而且從抄稿中〈題嚴震直歷官記後〉條,其中明記是寫於「道光三年夏六月」,而與沈復《浮生六記》相關的抄錄文字,就在這一條前後,紙、筆墨、抄寫形式也都前後相當一致,可見這些材料也應該是在「道光三年」前後所抄寫的。而根據陽湖管貽萼所作〈長洲沈處士三白以《浮生六記》見示,分賦六絕句〉的時間,大約在道光五年左右 ,兩者時間亦十分接近。所以,錢泳所記與沈復有關的資料,確實非常值得學術界重視的。
  
  根據彭文及所公開的七張抄本圖片看,跟沈復有關的資料,可以分成兩類:第一是對沈復生平事蹟的記述文字,第二是與琉球有關的資料。而這兩類資料之間,又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因為沈復曾經隨冊封琉球使節團前往琉球,而且也寫了〈中山記歷〉一卷;因此,彭文認為錢泳抄稿中有關琉球國的風土記載文字,應該就是從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中山記歷〉裡抄錄來的。
  對於第一類的資料有兩段,今列載如下:
  〈浮生六記〉
  吳門沈梅逸名復,與其夫人陳芸娘伉儷情篤,詩酒倡和。迨芸娘沒後,落魄無寥,備嘗甘苦,就平生所歷之事作《浮生六記》,曰《靜好記》、《閒情記》、《坎坷記》、《浪遊記》、《海國記》、《養生記》也。梅逸嘗隨齊、費兩冊使入琉球,足迹幾遍天下,亦奇士也。
  〈冊封琉球國記略〉
  嘉慶十三年,有旨【冊】封琉球國王,正使爲齊太史鯤,副使爲費侍御錫章。吳門有沈三白名復者,爲太史司筆硯,亦同行。
  這兩段文字的內容,都記載了沈復在嘉慶十三年,隨冊封琉球正、副使齊鯤、費錫章前往琉球,並擔任正使齊鯤的幕僚工作;這與王益謙輯選歷亻弋興化邑人詩作之《昭陽詩綜》裡所載錄李佳言的〈送沈三白隨齊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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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使琉球〉兩首律詩 ,在證據力上是相當的而敘述更為明確。彭文因此就推論錢泳雜記抄稿裡有關琉球的資料,就是《浮生六記》第五卷〈中山記歷〉的佚文;這樣推論雖然不能算是錯誤,但也失之粗疏,在嚴格的邏輯意義上來講,是有問題的;因為沈復跟錢泳並不認識,更未謀面,這些關於沈復生平的訊息,也可能都是由錢泳在蘇州生活,經打聽後,從別人口中所說得來的,錢泳他並沒有說他所知悉的是來自《浮生六記》這本書,也沒有說過他曾得到《浮生六記》這本書。就彭文所引述、分析討論文章部分而言,只能說錢泳知道有沈復將生平所遭遇寫成《浮生六記》,知道「六記」的名稱,知道沈復在嘉慶十三年去琉球,知道他是齊鯤的從客,然而他並未說明如何得知。因此,就彭文所論,並不能證明錢泳雜記抄稿裡的琉球資料,就是沈復所寫〈中山記歷〉的佚文。更何況在第二段文字裡,錢泳以第三者的敘述口吻來記述琉球風土記事,顯然可見錢泳所記的,不一定就是沈復〈中山記歷〉的的原文。
  就因為彭先生一開始已經認定雜記抄稿中的資料是〈中山記歷〉的原稿佚文,所以,也就沒有仔細分析討論「到底錢泳有沒有親自看過《浮生六記》這本書?」這個問題。筆者相信錢泳雜記抄稿的全部內容,都沒有直接明白說明這個問題的資料,否則彭先生就不用一再辯說了。
  對於第二類跟琉球有關的記述資料,彭先生引用了雜記抄稿裡〈冊封琉球國記略〉(描寫使團至琉球的航海過程)、冊封典禮前參觀琉球國中山王府的宮室、〈琉球國演戲〉、琉球國妓女紅衣人等四段文字;還有不在公布資料裡的「入琉球時琉球國迎接禮儀」、「冊封琉球國王的過程」、「琉球國歷史和地理狀況」、「大臣的居所」、「琉球國中使用的錢幣」、「琉球國刑罰、糧食、動物、酒類、民居、女集場、寺廟、冠服、交際禮儀、語言文字」、「演戲之《天緣奇》、《笠舞》、《君爾》、《羯鼓舞》和《淫女爲魔》」等諸多內容。從而得出「文中所記,即沈復陪同齊鯤、費錫章出使琉球國時的行程,而如此詳備的記述,只能出自使團當中的成員」,「假若未有親身經歷,絕不可能寫出這樣具體、生動的記述」。彭文中也很細心查考了錢氏門人胡源、褚逢春編著的《梅溪先生年譜》,知道錢泳在嘉慶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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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到了杭州、山東、京城等地 ,不可能分身隨齊、費兩位冊封使遠赴琉球;而且終錢氏一生,也從來沒有到過琉球國。可以肯定這些琉球記述資料,絕對不是錢泳自己的見聞記錄,而是抄來的。所以,彭先生肯定地說:
  在這本雜記冊內,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題作〈浮生六記〉的條目,這一條目的內容,則可以直接表明,上述有關琉球國的記述,就是出自沈復的《浮生六記》。‥‥ 顯而易見,錢泳確實讀到了沈復的《浮生六記》,因此,他在自己記事的雜記冊子當中,抄錄《浮生六記》書中有關琉球國的記載,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錢泳抄錄的這部分《浮生六記》的內容,顯然都應當屬於該書卷五〈中山記歷〉的佚文。
  彭先生還針對錢泳之所以大量抄錄琉球國記事的原因,作了一番考證推論功夫。他說:
  錢泳對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中山記歷》特別關注,可能主要是因爲他對沈復遊歷琉球國一事具有嚮往之情。錢氏平生亦四處遊歷,足迹幾遍海內,在其《履園叢話序目》中不無得意地寫道:「余自弱冠後,便出門負米,歷楚、豫、浙、閩、齊、魯、燕、趙之間,或出或處,垂五十年,既未讀萬卷書,亦未嘗行萬里路,然所聞所見日積日多……」 由此可見,錢氏與當時一般人比較,應該是格外地見多識廣,與當時的文人墨客比,也頗可炫耀。但是,他的見多識廣僅限於海內,畢生未曾涉足海外,因此,他才會感歎說:「梅逸嘗隨齊、費兩冊使入琉球,足迹幾遍天下,亦奇士也!」嚮往之情,溢於言表。
  彭文的推論頗為有理。這還可以從《履園叢話》卷 23〈雜記〉「行萬里路」條看出。錢泳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者不可偏廢,然二者亦不能兼。每見老書生矻矻紙堆中數十年,而一出書房,便不知東西南北者,比比皆是。」可見錢氏很強調從書堆中去認識外面的世界,這也是很重要的人生歷練課題。錢泳抄稿中抄錄了那麼多的琉球國風土民俗資料,應該是基於他這樣的觀念下所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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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證成錢泳雜記抄稿中琉球資料就是〈中山記歷〉原稿佚文,彭文強調那些琉球風土描述的文字,其風格、用語,跟俞平伯先生對《浮生六記》前四卷的評價──「雖有雕琢一樣的完美,卻不見一點斧鑿痕;‥‥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露明瑩的顔色;只見精微,不見製作精微的痕迹。」 ──一樣,達到「筆墨輕靈,描寫細膩;語言自然、樸素、簡潔,而又生動、形象、傳神」,同樣是妙手天成,應該是由沈復手筆寫成的原樣。
  彭先生為了證明雜記抄稿的琉球資料是〈中山記歷〉的原稿佚文,可說是用盡力氣,從多方面來論證,而且所提出的觀點也都合情合理。然而,他也十分瞭解對他不利的反駁。
  第一:在抄稿裡的〈冊封琉球國記略〉條,出現以第三者的口吻說的話「有沈三白名復者」等話語,可見錢泳所抄錄的並非百分之百屬於沈復文字的原貌。
  第二:就如彭先生文章後記所說,北京大學中文系潘建國教授提「出可能會有讀者懷疑,沈復的記述並非錢泳所錄的惟一來源」。潘教授所提的提問,是十分合乎邏輯的,也是一針見血的。
  這兩個不定的因素,彭先生還是只能請讀者比較抄稿中描寫琉球妓女紅衣人,與《浮生六記》中〈浪遊記快〉所記述廣東「老舉」船妓女兩段文字,就文字,語氣、用詞、句式等語言習慣,兩者多有相同之處來回應。然而這樣的回應,還是無法解決上述兩個問題所帶來的缺口──論證的不確定性。
  錢泳雜記抄稿資料的再分析與研究
  如果將以上的分析整理一下,其實就是兩個問題:
  一、 錢泳真的看過沈復的《浮生六記》原本嗎?
  二、 雜記抄稿中的琉球國資料,跟〈中山記歷〉的關係如何?
  筆者從七頁抄稿清晰圖片看到比較細部的資料,也因此能就以上的兩個問題,提出了解決的論述。這也可以從兩方面來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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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抄稿裡最直接記載沈復相關事蹟的〈浮生六記〉條,彭文所引證的文字,跟原抄稿上的文字有差異,就是缺少了那些刪掉的、修改的文字,而筆者認為這些刪掉的、修改的文字,非常具有價值。現在將原稿上的全貌,比列如下:
  〈浮生六記〉
  吳門沈梅逸名復,(多情愛好,多情篤于),(友朋誼篤,夫婦情深)與其夫人陳芸娘伉儷情篤,(不歡其父)。詩酒倡和。迨芸娘沒後,落(拓不羈)魄無寥,備嘗甘苦,就平生所歷之事,作《浮生六記》,曰〈靜好記〉、〈閒情記〉、〈坎坷記〉、〈浪遊記〉、〈海國記〉、〈養生記〉也。梅逸,(終年奔走,在家之日常少,惜未一見其人),嘗隨齊、費兩冊使入琉球,足迹幾遍天下余與梅逸從未一面;亦奇士也。
  原稿改動的地方不少,而且有一改再改處;可見這是錢泳自己擬撰的文稿。原稿先寫「多情愛好」,刪改為「多情篤于」,然後再改寫為「友朋誼篤,夫婦情深」,最後才定稿為「與其夫人陳芸娘伉儷情篤」的。「與其夫人陳芸娘伉儷情篤」一句,相當於原來的「夫婦情深」,至於「友朋誼篤」卻被捨棄了。要知道沈復跟陳芸娘的生活行為,是相當特殊的,比如芸娘知書能寫,跟丈夫同遊太湖,還扮男裝看燈會,在在都是當時社會的異常行徑。想當時蘇州一定轟傳沸揚,很多人都可能知道傳述的。而錢泳本來想寫的「友朋誼篤」的事,以及「多情」性格,就不見得很多人瞭解,也不太會被傳揚的。然而對「友朋誼篤」的表現,沈三白是明明白白寫在《浮生六記》的第三記裡。〈坎坷記愁〉中說:
  人生坎坷何為乎來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則非也!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為累。
  有西人賃屋于余畫舖之左,放利債為業,時倩余作畫,因識之。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乞余作保,余以情有難却,允焉。而某竟挾資遠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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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曰:「妾亦籌之矣。君姊丈范惠來現於靖江鹽公堂司會計,十年前曾借君十金,適數不敷,妾典釵湊之,君憶之耶?」余曰:「忘之矣。」
  這些文字所記述的事,不太可能是一位與沈復素未謀面的錢泳所能知道的,也不可能是錢泳向認識沈復的三姑六婆那裡打聽得來的,當然最有可能的是看了沈復在《浮生六記》裡的敘述,才能知道如此詳盡。同樣的,原稿中原作「不歡其父」一句,改為「詩酒唱和」;這裡所說的「不歡其父」,應該是指芸娘在夫家不能得到翁姑的認同與疼愛,甚至一再被家公逐出家門。這些事在〈坎坷記愁〉裡都交亻弋得很詳細。俗語說「家醜不出外傳」,這些「家醜」外人何來得知呢?除非是看過〈坎坷記愁〉的人,或者是聽看過〈坎坷記愁〉的人轉述才可能得知的。
  如果把這段原稿的內容跟《浮生六記》對比,「多情愛好,多情篤于,友朋誼篤」是屬於〈坎坷記愁〉的;「『夫婦情深』,與其夫人陳芸娘伉儷情篤」,詩酒倡和」是屬於〈閨房記樂〉的;「不歡其父」也是出自〈坎坷記愁〉;「梅逸嘗隨齊、費兩冊使入琉球」屬於〈中山記歷〉的;「足迹幾遍天下,(終年奔走,在家之日常少)這可以說是總括〈浪遊記快〉的。可以說,錢泳對沈復生平的敘述,都可以在《浮生六記》裡找到對應點,而錢泳並不認識沈復,也無一面之緣。試想天底下如此巧合,可真難得!何況錢泳還能完整地列數六記的名目:曰〈靜好記〉、〈閒情記〉、〈坎坷記〉、〈浪遊記〉、〈海國記〉、〈養生記〉。那他看過《浮生六記》原文的機率是相當高的。那麼,錢泳雜記抄稿中的琉球國資料,是從〈中山記歷〉裡抄來的機率也相對大增了。
  其次,筆者十分贊成潘建國教授的看法,從邏輯上來說,沈復〈中山記歷〉中對琉球的相關記述,並不一定就是錢泳所抄琉球國資料的唯一來源。那就從過濾相關著作資料來觀察。
  清朝冊封琉球的相關紀錄著作不少。列表如下:
  清朝冊封琉球使一覽表:
  冊封年亻弋 使 者 姓 名 冊封記錄相關著作
   正使(官銜) 副使(官銜)
  
  康熙二年(1663) 張學禮
  (兵科副理官) 王垓(行人) 張學禮《使琉球紀》
  康熙廿二年(1683) 汪楫
  (翰林院檢討) 林麟焻
  (內閣舍人) 汪楫:《使琉球雜錄》、《中山沿革志》
  康熙五十八年(1719) 海寶
  (翰林院檢討) 徐葆光
  (翰林院編修)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六卷
  乾隆廿一年(1756) 全魁
  (翰林院侍講) 周煌
  (翰林院編修) 周煌《琉球國志略》
  嘉慶五年(1800) 趙文楷
  (翰林院修撰) 李鼎元
  (內閣舍人) 李鼎元《使琉球記》
  嘉慶十三年(1808) 齊鯤
  (翰林院編集) 費錫章
  (工科給事中) 齊鯤、費錫章同編撰《續琉球國志略》
  私人對琉球國的記事,大概只有潘相所撰的《琉球入學見聞錄》四卷 。潘相原本是貢生,後來被選為教習,教導琉球前來留學的學生,這些學生從乾隆二十五年(1760)到達北京,乾隆二十九年(1764)學成歸國。潘相本人雖然從來未曾親到琉球,然而他充分利用跟琉球學生朝夕相處晤談的機會,對琉球的風土民俗作了查詢求證,從而辨正是非;並指出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與周煌的《琉球國志略》兩本書裡的錯誤。
  就現在能見到的有關琉球國相關記載,還有的就是曾出使冊封琉球的正副使所作的琉球詩。有汪楫的《觀海集》;林麟焻的《玉巖詩集》中的酬唱之作〈星槎草〉一卷,以及專寫琉球風土的五十首〈中山竹枝詞〉一卷(現在部分已經失傳);徐葆光的《海舶三集》,周煌的《海東集、續集》、《海山存稿》;趙文楷的《石柏山房詩存》;李鼎元的《師竹齋集》;齊鯤的《東瀛百詠》;費錫章的《一品集》。 這些作者都是冊封琉球的正副使者,也只有他們的身份才能作這些詩。而以從客身份隨往琉球,留有作品的,就只有王文治在乾隆二十一年時,應全魁之邀前往琉球,並留下《夢樓詩集》中卷二《海天遊草》的琉球組詩。換言之,能以從客身份隨往琉球而留有文字記錄,其實就只有沈復的〈中山記歷〉了。
  朝廷冊封使的記錄撰作,本意是為了將出使所見所為,回來向朝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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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述職的,所寫大多數都是樣版式的規格;其中唯有李鼎元的《使琉球記》是用日記體寫的,記敘描述得比較活潑,頗具有遊記散文的文學氣息。
  現在觀察分析錢泳雜記抄稿裡的琉球國資料,絕對不像那些冊封使所編撰的風格形式,較之更詳細、更生動;內容也不是一位身為朝廷大臣所會寫的,將之跟李鼎元的《使琉球記》相比較,也沒有那種官僚氣息,沒有那種儒家道德觀的指導概念;應該是一位不受身份、禮教束縛的文人所撰寫的。
  從公布的圖片資料來看,錢泳所寫〈冊封琉球國記略〉條,並不是要將清朝所有出使琉球的情形作一次總的記述,而是只針對嘉慶十三年齊鯤、費錫章那一次而已。這可以從錢泳所記〈冊封琉球國記略〉條裡,他特別指明:
  嘉慶十三年,有旨【冊】封琉球國王,正使爲齊太史鯤,副使爲費侍御錫章。吳門有沈三白名復者,爲太史司筆硯,亦同行。
  而在「琉球國妓女紅衣人」條中,也提到:
  琉球國亦有妓女,謂之紅衣人,其所居曰紅衣館。向例館每天使至國冊封,准諸妓入館伺候。自嘉慶五年趙介山殿撰冊封琉球【時】,傳諭不准入館,遂為定例。
  文中提到嘉慶五年趙文楷(介山)傳諭不准使節團到紅衣土妓館,也不准紅衣土妓進入天使館伺候使節團的人員。這規定的轉變,在李鼎元的《使琉球記》裡記載得很清楚;李鼎元說:
  (五月)十四日,乙未,晴。飭從者各安執事,無妄出入。諭閽者嚴啟閉,差遣則付以籤,閽者驗放。無籤而擅放,責閽者。聞琉球俗有紅衣土妓,諭令驅逐,無附近使館,蠱我從人。
  可見抄稿文字所記的內容,當然只能是嘉慶十三年齊鯤、費錫章的冊封事件。那麼,我們對比錢氏雜記抄稿中琉球文字資料與齊、費所作的《續琉球國記略》,就可以得出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了。如抄稿裡有琉球紅衣土(第29页)
  妓的記載,而齊、費的《續琉球國記略》卷三〈風俗〉篇裡,根本沒有記載紅衣土妓的事;雜記抄稿文字所記的也跟李鼎元所記不一樣。這一點可以說沒有相關對比資料;不過,筆者發現在雜記抄稿圖片〈冊封琉球國記略〉條之前,有一段文字說:
  乘風化去,松瑞得全身而歸。此彼國近時之故事也。忽扮出大獅子兩個,擂鼓跳躍【盤旋】而下,歌舞自此而止,即中國【唱】戲之團圓也。
  根據筆者的判斷,這應該是資料中〈琉球國演戲〉條的末尾。其中前面所提到的「松瑞」,是琉球國流傳的神怪傳說故事,在齊鯤、費錫章的《續琉球國記略》裡卷三〈人物〉下有記載。《續琉球國記略》說:
  普德萬壽寺僧有戒行。姑場村有陶姓子,名松瑞者,穎悟,喜讀書。年十五,父母遣就傅首里。道出浦添,暮雨驟至;遠望燈火出林間,遂冥行借宿。至則少女燭而應門,室內閴然。兒徘徊不入;女延之,欲具酒食。兒伏案假寐,女輒來相迫。兒力拒之,乘間逸。覺後有追者,奔至寺前大呼求救。普德納而坐諸方丈中,遣其徒置鐘門外,女躑躅不敢進。鐘忽躍起,覆女。天明啟鐘,則死貍在焉。
  考之李鼎元的《使琉球記》卷五裡,八月十二日所記也有相同的記載說:
  十二日,壬戌,雨。梁長史來,問以國俗重僧,上人名尤貴。有道德知識可述者否?對曰:昔中城縣姑場村,有陶姓,先世簪纓,中落,業農。有子松瑞,性穎悟,美秀而文;五歲讀書,過目輒成誦;父母愛之,仍令業儒,就師於首里。年十五,丰姿益俊,婉如處子。一日歸至浦添,暮雨驟至;見燈光出林間,逐火行,得人家。剝啄借宿。有少女燭而應門,室更無人;兒遠嫌,即欲他投。女以虎豹嚇之。兒進退維谷,徘徊門外。女曳之入,欲具酒;兒辭,伏案假寐;女潛偎就,薦枕席;兒以男女大倫,風化攸關,婉謝之。女求愈急,兒拒益力。女佯羞,入戶,將有謀。兒乘間逸。覺追者有虎氣;適至萬壽寺,大呼求救。寺僧普德入而坐之方丈,遣其徒置鐘於門,女追至,不敢入,繞鐘號。鐘忽躍起,覆之。天明,兒辭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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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送之門,啟鐘,則死貍在焉。松瑞後官至紫巾官。
  比較齊鯤與李鼎元兩者所記,如出一轍,應該是齊鯤參考、撮抄李鼎元的記載文字。然而對比錢泳雜記裡的說法,雖然筆者看不到前面的敘述,但是不難猜得所謂「乘風化去」一句,指的應該是故事中的「貍」妖「乘風化去」,與齊、費及李鼎元所記的情節顯然不相侔。如果錢泳所抄的對象是齊、費及李記的資料,是不應該改變傳說中的故事情節的。由此推知,錢泳不是抄齊鯤、費錫章或者李鼎元的文字記錄,而是另有所據。
  前面提到過,沈復的朋友李佳言寫過〈送沈三白隨齊太史奉使琉球〉兩律詩,係出自王益謙輯選歷亻弋興化邑人詩作之《昭陽詩綜》。這兩首詩如下:
  三山開國久米王,貢賚常通願近光。首里巖城雄列服,八星名跡冠東洋。使君特簡威儀肅,元子新封禮教詳。畢竟書生多遠略,仁風幕府助宣揚。
  記否飛觴耳熱時,為言此去與君宜。行程繪畫矜遊壯,景物諏咨勝閱奇。海國見聞應補錄,職方外紀好蒐遺。他年五兩南旋日,爭讀歸裝數卷詩。
  其中第二首說「海國見聞應補錄,職方外紀好蒐遺」,就是勸沈三白利用隨團到琉球之便,將琉球的風土人情詳細記錄,好作為後人參考。而沈三白也真的寫了〈中山記歷〉,作為《浮生六記》裡海外壯遊的一記。當然,管貽葄的〈長洲沈處士三白以《浮生六記》見示,分賦六絕句〉的第五首詩,也可以證明這一點。詩句說:
  瀛海曾乘漢使槎,中山風土紀皇華,春雲偶住留痕室,夜半濤聲聽煮茶。
  從以上的考察得知,錢泳對嘉慶十三年那一次的冊封琉球國記略,除了沈復的《浮生六記》之外,可以說不太可能還有其他的資料來源了。彭文也在後記裡說:「關於嘉慶十三年沈復陪同齊鯤、費錫章出使琉球國的見聞,暫未見有其他如此詳備的記載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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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泳抄錄《浮生六記》的內證及相關分析
  縱然作了以上的考證與論述,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然而總是心有所憾,就只怕萬一‥‥偶然不是如此呢?還好,這個遺憾現在可以免除了,因為筆者在高雄師範大學的通識課程,有開設「《浮生六記》賞析」這門課,對《浮生六記》內容相當熟悉;所以經過仔細端詳過圖片之後,筆者發現了最重要的證據,可以證明錢泳的確看過《浮生六記》,而且真真實實抄錄了《浮生六記》;就如潘建國教授說過,文學作品的考證研究,內證十分重要;要能內、外證相結合,更可讓讀者 產生認同。筆者所說的證據,就是內證。
  就在錢泳雜記抄稿中〈浮生六記〉條之前,有一段文字說:
  上,置陰濕地,則長細葉菖蒲,葺葺可愛。以老蓮子磨薄兩頭,入蛋壳,使【母】雞【同】哺之,俟雛成取出。用久年燕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擣爛拌勻,植于小器 磁碗中,以河水養之;置【烈】日中晒之,使開花如酒盃 錢大,葉亦縮小,可置案 几上。用螞蝗炙存性研末,在【紫紅】菊花蕊上洒【之】,使色變大紅。【又】石榴花以百沸湯乘熱澆之,花必大盛。其法甚多,雖因果花木之性,而【亦】人之巧也。
  這一段文字經過對比錢泳的《熙朝新語》、《履園叢話》之後,可以確定不見於今本錢泳作品之中;然而這一段文字跟今本《浮生六記》第二記〈閒情記趣〉裡的文字,非常相似。《浮生六記.閒情記趣》的文字如下:
  點綴盆中花石,小景可以入畫,大景可以入神。一甌清茗,神能趨入其中,方可供幽齋之玩。種水仙無靈璧石,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亻弋之。黃芽菜心,其白如玉,取大小五七枝,用沙土植長方盤內,以炭亻弋石,黑白分明,頗有意思。以此類推,幽趣無窮,難以枚舉。如石菖蒲結子,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置陰濕地,能長細菖蒲;隨意移養盆碗中,茸茸可愛。以老蓮子磨薄兩頭,入蛋壳,使雞翼之,俟雛成取出,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搞爛拌勻,植於小器中,灌以河水,曬以朝陽;花發大如酒盃,葉縮如碗口,亭亭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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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仔細的對比,雖然其中的文字、用語稍有不同,如「燕泥」與「燕巢泥」,「哺之」變「翼之」等,也有在中間插入一句的如「隨意移養盆碗中」,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必然是同一段的文字。如果彭先生能將抄稿裡這一段的前一頁拿來對看,我相信應該跟《浮生六記》的文字亦相同的。這就能確實地證明,錢泳不單止看過《浮生六記》,而且真真實實抄錄了《浮生六記》中的文字;這就是「內證」,也就是「鐵證」。
  有了這一段可供對比的文字鐵證為根本,再進一步比較兩段文字,會讓我們得到更重要的訊息。如果將今本《浮生六記》與抄本中未經改動的文字,以及已經修改的文字,加以比較,就會發現,今本浮生六記與雜記抄稿未經改動的文字,相似度很高,改過之後反而不像。茲對比如下:
  閒情記趣 上,置陰濕地,能長細菖蒲;隨意移養盆碗中,茸茸可愛。以老蓮子磨薄兩頭,入蛋壳,使雞翼之,俟雛成取出,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搗爛拌勻,植於小器中,灌以河水,曬以朝陽;花發大如酒盃,葉縮如碗口,亭亭可愛。
  抄稿未改本 上,置陰濕地,則長細葉菖蒲,葺葺可愛。以老蓮子磨薄兩頭,入蛋壳,使雞哺之,俟雛成取出。用久年燕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搗爛拌勻,植于小器中,以河水養之,置日中晒之,使開花如酒盃,葉亦縮小,可置案上。
  抄稿修改本 上,置陰濕地,則長細葉菖蒲,葺葺可愛。以老蓮子磨薄兩頭,入蛋壳,使母雞同哺之,俟雛成取出。用久年燕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搗爛拌勻,植于磁碗,以河水養;置烈日中晒之,使開花如錢大,葉亦縮小,可置几上。
  其中最明顯的是閒情記趣用「小器」「酒盃」,未改本亦同,而改本則用「磁碗」「錢大」;顯然錢泳是先抄錄來源文字,然後再根據己意作修改的。那麼,錢氏所抄錄的(即是修改前的原樣)應該就是《浮生六記》的原文,
  如果對比〈閒情記趣〉與抄稿未改本兩者用語的改變,就會知道今本〈閒情記趣〉的文字是比較正確的,而且有修辭翰藻的。如「細葉菖蒲」作「細菖蒲」,刪去了「葉」字,因為這樣的石菖蒲根本就是「毛茸茸」的,不像有葉子。抄本裡的「葺」字,《說文》云:「茨也。」引伸為用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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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修蓋屋宇,也就是「修葺」之義;抄稿這個「葺」字用在這一句話裡,顯然是寫錯了,〈閒情記趣〉改作「茸茸」才是對的。「哺之」更換為「翼之」,其實「餵食」義的「哺」字,在這裡根本就是個錯字,本應是「孵」字,就是將老蓮子放在蛋殼裡,讓母雞伏孵;在很多方言裡,「孵」字的口語音發ㄅㄨˇ(陰上聲,buˇ ),跟「哺」同音 ;這種文、白異讀現象,是古音的痕跡,即古無輕唇音是也;所以,抄稿未改本寫成「哺之」,詞義是有問題的,寫作「翼之」才是正確而典雅的。「燕泥」作「燕巢泥」,詞義更清楚,是指將燕子窩拆下來的泥,而不是燕子嘴巴銜的泥。未改本「以河水養之,置日中晒之」,〈閒情記趣〉改為「灌以河水,曬以朝陽」,更精鍊而對仗,讀之朗朗上口。「使開花如酒盃,葉亦縮小」寫作「花發大如酒盃,葉縮如碗口」,讓讀者更能根據比喻的「酒盃」「碗口」來,想像蓮花、蓮葉的大小,原句則較為空泛。由以上的分析、比較,可以肯定今本〈閒情記趣〉的文字,是經過精心修飾簡鍊過的,而錢泳所抄錄的則比較接近口語自然,直接敘述的。
  還有,錢氏所抄稿後面有一段文字,內容說如何使菊花變成大紅色,如何讓石榴花盛開,不見於〈閒情記趣〉中;筆者以為這是因為〈閒情記趣〉這一段文字前面,已經說了不少如何處理植物的經驗偏方,再加上這些,就讓人覺得累贅、厭煩,似乎是在炫耀作者的園藝知識罷了,讀來興味索然;倒不如一句「亭亭可愛」作收束,使人感覺餘韻無窮,這種改變應該是沈三白所修訂的。也就是說,錢泳所抄錄的是《浮生六記》比較早期的原來版本,而今日我們所見的《浮生六記》是沈三白後來修飾定訂過的模樣。
  這一點推論,還可以從抄稿〈浮生六記〉條所說的六記篇題,與今本六記的篇題比較而得。抄稿所記《浮生六記》的篇題與今本《浮生六記》篇題對列如下:
  今本篇題 閨房記樂 閒情記趣 坎坷記愁 浪遊記快 中山記歷 養生記道
  抄稿篇題 靜好記 閒情記 坎坷記 浪遊記 海國記 養生記
  顯而易見兩者之間的差別有兩方面:第一是抄稿的篇題都只有三個字,而今本《浮生六記》則都是四言的。第二是六記裡有兩記的名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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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第一點,抄稿只說「某某記」,而今本篇題在「記」字後,都加上一個狀語詞,表達該篇的核心主題。這一個字的存否,有勝於沒有;有了這個字,就可以讓讀者在看內容之前,就能明瞭作者的主旨,具有畫龍點睛之效。再考察這個字,跟今本各篇的內文,有著密切的關係。如〈閨房記樂〉裡,就有「自以為人間之樂,無過于此矣」、「今日之遊樂矣」、「布衣菜販,可樂終身」等文句。〈閒情記趣〉中有「時有物外之趣」、「另有世外之趣」、「以此類推,幽趣無窮」、「靜室焚香,閒中雅趣」、「自有月下之趣」。〈坎坷記愁〉裡雖然沒有任何一個「愁」字,而內容所記真是愁雲慘霧,愁眉不展,愁懷滿腹。而在〈浪遊記快〉裡更明顯可以看出,作者在創作時,跟篇題是有意地契合的;文中記他在十五歲時,隨父到山陰,曾遊吼山,而認定為「此幼時快遊之始」,可知沈復是強調「快」的;而他在記十九歲(辛丑),他父親患了瘧疾,看來恐怕一病不起,叮囑沈三白習幕,要克紹箕裘;沈復以為這是父親遺命,就答應拜師習幕;後來他父親雖然病醫好了,但是沈復寫道:「余則從此習幕矣。此非快事,何記於此?曰:此拋書浪遊之始,故記之。」 由此可知,六記篇題末的主旨詞,應該是作者所標榜的,為了突顯主題的字眼,不可能是先有四言篇題而後來把它刪去的。也就是說,今本六記的四言篇題,是修改後的成果;換言之,雜記抄稿的三言篇題,是六記早期篇題的模式。甚且或者沈復後來因要突顯主旨,不單修改了篇題,還相應地在內文中加以強調,也是可能的。抄稿中的三言式篇題,相較之下就顯得含糊。
  對於第二點,「閨房記樂」與「靜好記」,「中山記歷」與「海國記」的不同,彭文中以為「似乎較今傳本要更雅一些」,言下之意可能是認為後出轉精,〈靜好記〉才是沈復記題的原來面目。然而經考察篇題用詞的含義,筆者並不認為是「更雅」,而且正好相反。考「靜好」一詞,出於《詩經.鄭風.女曰雞鳴》篇,詩裡說: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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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詩是說男女相悅相親,和樂融融地相處。前面曾分析過,篇題跟內文是相關的,現在,〈閨房記樂〉的起首,並未見提及這首《詩經.鄭風.女曰雞鳴》的詩,反而提及的是《詩經.周南.關雎》詩,文章裡說:「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婦于首卷,餘以次遞及焉。」這顯然跟〈女曰雞鳴〉與「靜好」無關;想最好的解釋就是沈復原本的篇題是〈靜好記〉,而內文也可能本來有提及〈女曰雞鳴〉與「靜好」的,不過後來沈復將〈靜好記〉改為〈閨房記樂〉,內文也同時作了修訂,才引用了〈關雎〉詩的。然而沈復何以要改呢?筆者以為〈關雎〉、〈女曰雞鳴〉這兩首詩,內容都跟男女、夫婦相處有關,對第一記而言似乎都可用上;然而讀過《詩經》的人都知道,〈關雎〉一詩是孔子十分重視的,《論語》中提到兩次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一詩,歷來被認為是國風之正,《詩經.序》說是「后妃之德」,而相處之道在「發乎情,止乎禮義」,是夫婦人倫之正道,「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 。而《鄭風.女曰雞鳴》呢?是國風中之亂世的變風,《論語》中孔子說「放鄭聲」、「鄭聲淫」、「惡鄭聲之亂雅樂」,而宋朝朱熹更將《鄭風》歸入「淫詩」之列。相較之下,想沈復也不得不承認〈靜好記〉並不是很好的篇題,所以才改為〈閨房記樂〉的。
  至於〈中山記歷〉與〈海國記〉的不同呢?「海國」是個很籠統的詞,在清朝時就知道海外國度不少;沈三白一輩子就只到過海外琉球一國,如果用〈海國記〉作篇題,好像是遍遊海外各國,一如小說《鏡花緣》所說那般,有些誇大。而「中山」就是琉球國的古稱,典雅而深奧,連楊引傳剛得到《浮生六記》殘本時,都還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後來經王韜提點才知道是「琉球國」 。
  另外,前面已經說過,彭先生根據抄稿的資料,推論出與《浮生六記》有關的部分,應該是寫於道光三年前後。而沈復生前完成了《浮生六記》之後,曾經懇請當時在如皋的管貽葄品題,管氏就題了〈長洲沈處士三白以《浮生六記》見示,分賦六絕句〉的組詩,而且每一首詩都分別對應各記而寫,可見管氏是親眼看過完整《浮生六記》的,而時間約在道光五年。 也就是說管貽葄看到《浮生六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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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比錢泳來得晚些,而且是沈三白親自呈奉給他品題的;管貽葄是有身份地位的官紳,沈三白自應將作品進一步修訂後才請管氏過目。管氏的詩作如下:
  劉樊仙侶世原稀,瞥眼風花又各飛,贏得紅閨傳好句,「秋深人瘦菊花肥」。君配工詩,此其集中遺句也。
  煙霞花月費平章,轉覺閒來事事忙,不以紅塵易清福,未妨泉石竟膏肓。
  坎坷中年百不宜,無多骨肉更離披,傷心替下窮途淚,想見空江夜雪時。
  秦楚江山逐望開,探奇還上粵王臺,遊蹤第一應相憶,舟泊胥江月夜杯。
  瀛海曾乘漢使槎,中山風土紀皇華,春雲偶住留痕室,夜半濤聲聽煮茶。
  白雪黃芽說有無,指歸性命未全虛,養生從此留真訣,休向瑯嬛問素書。
  如果檢驗管貽葄所寫的六絕句,不但可以知道管貽葄詩中借用了不少六記裡的情節來表達,比如引用了芸娘所作「秋深人影瘦,霜染菊花肥」的詩句即是。還可以發現每一首詩裡,都含有與篇題相關的字眼。第一首的「閨」字,第二首的「閒」字,第三首的「坎坷」,第四首的「遊」字,第五首的「中山」,第六首的「養生」。這應該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地、針對性地設計的;比如說第五首詩說「中山風土」而不說「琉球風土」,「中山」、「琉球」兩詞平仄相同,而「中山」一詞並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可見「中山」一詞是管氏參考篇題而來的。總而言之,應該可以從而推論得知管氏看到的《浮生六記》,當時的篇題已經跟楊引傳在光緒初年所得《浮生六記》抄寫的殘本,亦即今本六記是相同。由此更可見錢泳所見的《浮生六記》,應該是較早期的抄本,而管貽葄則讀到經過沈復刪改過的修訂版。
  順帶一提的,是陳毓羆先生認為《浮生六記》的手稿,是在沈三白身後散出,才開始流傳的 ;而現在根據以上的論述,可以確定《浮生六記》在沈三白生前就已經在蘇州一帶流傳了,而且前後有修訂前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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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記抄稿中錢泳自撰文稿與《浮生六記》資料之對比研究
  有了以上可以確定的《浮生六記》內文的了解,就可以跟雜記裡錢泳自家的文稿來對比,以掌握如何判定雜記抄稿中,哪些文章是屬於錢泳自己撰寫的文稿?哪些是錢泳抄來的資料?
  在所公布的七張圖片裡,彭文已經說到其中〈緋仙〉一條,見於錢氏所著《履園叢話》之中卷二十一〈笑柄〉,還有一則〈題嚴震直歷官記後〉有「句吳錢泳」的署名,可以確定屬於錢氏自己的文稿。經筆者查對,圖片裡的〈蘭盆勝會〉(《履園叢話》作〈盂蘭盆會〉)條、〈四金剛〉條都見於《履園叢話》卷三;還有在〈題嚴震直歷官記後〉前面一段沒有題目的文字,也見於《履園叢話》卷三〈考索〉篇,並命名為〈題目〉。後面也有一段沒有標題的文字,內容講水災救治之法,筆者相信這應該屬於《履園叢話》中卷四〈水學.救荒附〉的原草稿。也就是說,以上所指出的文字,都可以確定是錢氏自己撰寫的文稿;從這些文章段落的抄寫草稿中,可以發現其中改易、刪去、增補、調序等的動作很多,其中顯然可以看到一改再改的痕跡;而且對比抄稿修訂後的文稿,跟《履園叢話》所載錄的也不盡相同,可知錢泳將文稿刊印之前,還加上一番修訂的功夫。於是,從中可以得到一條原則,就是雜記抄稿中「凡是被改易、刪去、增補、調序等動作頻繁的部分,大都是錢泳自己撰寫的文稿。」反過來說,就是那些抄得很條理,沒多少被改動的文段,應該就是從別處現成的資料抄來的;也因為是既成的文章,所以需要改動的部分也就不會太多。這樣推論,在邏輯上是有危險的,不過,因為有了〈閒情記趣〉那一段對比的文字,可以證明這一推論是可以確立的。
  根據以上所得的原則及推論,我們先來一個實驗。抄稿中有〈浮生六記〉一條,它不見於《履園叢話》載錄,而抄稿上有修改頻繁的現象,按上述原則應該認定是錢泳所撰寫的,而從文意上來看,末句有說「余與梅逸從未一面」,以第一人稱敘述,也確定是錢泳自己所撰寫的。
  現在,我們看抄稿中有關琉球國的資料(圖三、四、五、六),抄錄得非常平順整齊,改易、刪去、增補等的地方很少。比如描述王府的一段,除了圈刪了幾個字外,才增加了三個字;其中有一句「與庶民居室等」加入一個「相」字成「與庶民居室相等」。從書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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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原句明顯是一氣呵成寫來,而不是邊構思邊寫的。要知道錢泳在當時是非常有名的書法家,六書八體,靡不精通,號其居曰「寫經堂」。他的書法是可以表現出書寫過程的。
  以此推知,雜記抄稿裡有關琉球的資料,其中未經修改的部分,應該就是純粹抄錄而來的,而且其來源就是錢泳在道光三年前後所看到的早先版本《浮生六記》的〈海國記〉。所以,如果彭先生將雜記抄稿中所有合乎以上論述的琉球國資料,約6200字集合起來的話,的確可以復原《浮生六記》卷五〈中山記歷〉的前身─ 〈海國記〉─的大部分;然而這不見得等同於〈中山記歷〉。
  
  餘論後語
  經過以上的討論與辯證,相信對處理這些珍貴的雜記抄稿資料,有些許的幫助。還有一個問題:錢泳既然如此費心,抄錄了那麼多出於《浮生六記》的琉球資料及其他如〈閒情記趣〉的資料,為甚麼他最後一點都沒有收錄在自己的《履園叢話》裡呢?今日我們所能看到最早的《履園叢話》,是道光十八年刊刻成的述德堂藏版,其中有錢泳自記〈序目〉 ,當時錢泳已經八十歲。筆者個人以為,大概是因為錢泳當時還見得到沈復的《浮生六記》在社會文化界間抄寫流傳;既然有《浮生六記》這本書,讀者看原書就一目了然,不必錢氏間接轉述;收錄了也顯示不出錢氏的博聞廣見;更何況原書俱在,抄錄過多,恐有剽竊之嫌。甚至假若錢泳後來看到沈復修訂過的《浮生六記》版本,那麼初版的資料就不好再用了。由此可以作推論,今本《浮生六記》後二記的失傳,可能在道光十八年之後了。
  最後有幾點建議:
  第一:彭先生再整理這些錢泳雜記抄稿時,要注意是否還有其他與前四記相關的資料;整理出來,不單可以增強前述的論證,還可以提供讀者對浮生六記這本書的創作、形成過程最寶貴的資料。
  第二:如果將抄稿裡的琉球國資料編整發表,建議不要用〈中山記歷〉為篇題,宜用〈海國記〉為題。
  第三:對於作為一位研究過《浮生六記》的筆者而言,對這些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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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稿,真的求之若渴,當然希望能儘早發表公布,使《浮生六記》的愛好者、研究者能有進一步的瞭解,再度掀起《浮生六記》閱讀、研究的高潮。
  
  後記:
  本文撰寫完稿於2008年7月10日,主要針對彭令先生在《文匯報》上所發表的論文。7月12日,為投稿於《國文天地》月刊,將論文作了精簡處理。承蒙《國文天地》支持,於8月號第279期(頁53~65)立即刊出。後來,彭先生在7月15日又於「中國古亻弋小說網」發表了〈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考略〉一文,其中有些補充意見,也與本文見解相似。現在根據筆者原來的論文全文,再加以校對補正,發表出來,以就正於學者方家,希能不吝賜教。
  臺灣 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所长 蔡根祥 拜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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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重视钱泳手抄《浮生六记》卷五原文(补充稿)
  
  《浮生六记》是清亻弋苏州沈复的生活纪实之作,深受读者的喜爱和学者的推崇,并被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此书“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的痕迹。”
  林语堂先生曾赞道:“ 素好《浮生六记》,发愿译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民国廿四年春夏间陆续译成,刊登英文《天下月刊》及《西风月刊》。颇有英国读者俳徊不忍卒读,可见此小册入人之深也。余深爱其书,故前后易稿不下十次;《天下》发刊后,又经校改……”
  红学家冯其庸曾说过:“《浮生六记》是《红楼梦》之后的又一部伟大作品,外国学者对它有深入研究,甚于国内学者。”不仅外国学者,港台的研究更甚于大陆。
  是书,在中国大陆未能广为人知,不足为怪;众所周知的极“左”原因,建国后至1980年之间,大陆就几乎没有出版过这部经典,更别说宣传与研究了。在港台,情况就大不一样,凡中等文化程度以上者,几乎人人都知道名著《浮生六记》,而且都诵读过。台湾对此书的出版,承续民国时期盛况,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而且早就节选《浮生六记》中一段,加题目《幼时记趣》,编入中学教材(大陆也将《幼时记趣》编入初二教材,却是近年才有的事,比台湾迟得多);另有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注音版浮生六记》,风行于世。早在1974年,香港电视台即上演根据沈复《浮生六记》改编的年度大戏《芸娘》,风迷一时,主题歌曲“良缘世上难求,生生世世并头,……诗数首,与君共享春日秀”传遍港台,让人久久难忘。1988年,台湾台北中正文化中心录制《浮生六记》,录影带保存至今。台湾各地还时常有根据《浮生六记》改编的广播剧,使沈三白与芸娘的爱情故事,普遍深入民众的心灵之中。
  
  关于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与卷六佚文踪迹之百多年寻觅。
  《浮生六记》前四卷残本,自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刊印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其间关于卷五与卷六佚文的搜寻,一直就没停止过。
  民国时期,赵苕狂在《<浮生六记>考》一文中,这样告诉我们:“这样美妙的一篇自传文(指沈复《浮生六记》),却将它的五、六两卷佚去,单剩下了前面的四卷,这是凡读《浮生六记》的人们,莫不引为一桩憾事,而为之扼腕不置的。因之,便有人努力的搜求着是项佚稿,尤其是一般出版界中人。” “同乡王均卿先生,他是一位笃学好古的君子,也是出版界中的一位老前辈。他在前清光绪末年刊印《香艳丛书》的时候,就把这《浮生六记》列入的了,三十年来,无日不以搜寻是项佚稿为事。”
  赵苕狂还介绍,“君子王均卿”发现了《浮生六记》“足本”钞本,包括卷五和六佚文,接着赵氏本人又很矛盾地提出极大的怀疑:“至于这个本子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是不是和沈三白的原本相同?我因为没有得到其他的证据,不敢怎样的武断得。”这王均卿发现的足本《浮生六记》,包含此前刊本未见之卷五和卷六,1935年,收入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后来,经专家学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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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王均卿“发现”的卷五和卷六是赝品。更有知道内情者,道出往事,拿出事实,证明王均卿造假。现亻弋“报刊补白大王”郑逸梅在《<浮生六记>佚稿之谜》(见中州书画社1983年12版《文苑花絮》第91至96页)、王瑜孙在《足本<浮生六记>之谜》(见1989年9月 26日《团结报》)与文史学者江慰庐在《关于沈复和<浮生六记>的补述》(网上检索可阅)等文章中,都分别指出,1935年发现的所谓足本《浮生六记》是假的,其中的卷五与卷六,就是王均卿这位“君子”,请人伪撰的。由此,也可见国人对于《浮生六记》卷五与卷六佚文关注之热切。
  1936年,林语堂英译此书时,即在序中满怀期望地揣测道:“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
  就因为林语堂的这一句话,苏州的藏书之家、旧书冷摊、跳蚤市场都已经被人翻寻殆尽了。郑逸梅写过不少关于寻觅《浮生六记》卷五与卷六的文章,为此事,林语堂还曾亲自走访过郑氏。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毓罴研究员,在《<浮生六记足本>考辨》(见1983年9月中华书局1版1印的《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第149至174页)一文中写道:“去年(公元1982年)年底,我收到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来函。他们说有一位读者送来一部《浮生六记》手抄本,其中有《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逍》,是他在十年浩劫中保存下来的。随后寄来了这个钞本,请我鉴别其真伪。翻开一看,原来这正是从1935年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过录下来的。我回信告诉他们,《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逍》是伪作,并指明它们抄自何书。”
  上文提到的文史学者镇江人江慰庐,更是穷一生之力,搜集整理所有与《浮生六记》相关的资料,能得点滴便无限欣喜;发现卷五、卷六,更是这位镇江人的毕生梦想。直到2009年2月15日江慰庐老人驾鹤西去前,仍念叨着:“卷五原文何时能公诸于世?”
  谁又能说,发现《浮生六记》卷五与卷六佚文,不是中华文学界一百三十多年的梦想呢?于是,有网友撰文公告国人:“沈复《浮生六记》第五卷绝大部分佚文在钱泳稿本《记事珠》中的发现,不啻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重见于世(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2008年,沈复《浮生六记》卷五原文钱泳抄件,被山西平遥人彭令发现。香港、大陆、台湾与日本,有不少人高度关注。6月份,香港《文汇报》王伯遥总编获悉此消息后,亲自安排在该报连载彭令撰写的《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以下称《发现》)一文。根据网上公布的原稿,《发现》一文,由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指导撰写并审定;辛氏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已故古籍文献版本学家黄永年高足。北京大学中文系潘建国教授也审阅了《发现》一文,并作了指导。潘氏因长于古典文学研究,于2006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接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萧相恺,指导彭令又写成《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一文,并亲自录入、发表在其主持的“中国古亻弋小说网”上。萧氏的学科领域为中国古亻弋文学,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亻弋小说,曾参与《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编撰。
  7月10日,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所长,《<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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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历>、<养生记道>考异》一书的作者蔡根祥,即针对彭令的发现,写成《沈复<浮生六记>研究新高潮----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一文,台湾《国文天地》2008年8月号第279期立即刊发。蔡氏研究《浮生六记》,应该是当今海内外用力最勤,下功夫最深,投入最多,做得最细的专家;在高雄师范大学专门开设“《浮生六记》赏析”课程,更是独创。据说,蔡氏还拟以“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提请将台湾“国文”教材上的《浮生六记》原文传世四卷,改为“五卷”。
  8月份,曾眉批《浮生六记》的台湾学者,现任《自由时报》执行副社长俞国基先生给彭令发来如下贺信:
    彭令先生道鉴:
    捧读来书及大作,敬佩不已,兄对「浮生六记」之新发现,前无古人,可喜可贺。
    正如兄之所言,钱泳杂记之发现,至少有三点贡献,一是篇目较後世传诵之版本更为雅致;一是「六记」之说应可确定,後二记虽系伪作,但兄既自钱泳杂记中理出「海国记」之部分原文,则「养生记」或可於日後面世也。一是稿本较後世之「抄本」更能还原作之本来面目。
    惜弟未能一睹钱氏之原作,未悉该书是否已出版,如已出版,烦告知出版社名称,俾可购来一读,当为快事。
    如有机缘,兄能来台一晤,弟当略尽地主之谊。
    敬祝
    文绥
  弟 国基 敬上
  
  10月份,应彭令之请,苏州沈燮元老先生,仔细审阅相关发表文章与公布的图片后,挥笔题写“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书签,期盼着经典佚文早日回归苏州。沈老在图书馆工作一辈子,年高85岁,为享誉全国的古籍版本学家,曾参与《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编写。
  同时听说,彭令发现的《浮生六记》卷五,因“钱氏抄稿中有关琉球风土记事部分,乃同时期相关资料中最贴近真实之叙述记事文字,比之同时(清嘉庆十三年)册封琉球正、副使齐鲲、费锡章所著《续琉球国记略》一书,更为真实而观察入微,乃了解当时琉球国国情之第一手珍贵财产”(蔡根祥语),某些日本人也就闲不住了。据说,自2008年7月至今(2009年5月),有“东瀛志士”近十次奔赴山西平遥商谈,欲重演经典汉籍东移之“佳话”。所幸彭令暂未为重金所动。
  关于《浮生六记》享誉国外的过程,我们简略介绍一下。1935年,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译成英文,刊登在英文《天下月刊》及《西风月刊》。1938年(昭和十三年),出版日文岩波文库本,佐藤春夫、松枝茂夫译。1942年,美国纽约现亻弋书局出版英文《浮生六记》。二十世纪六O年亻弋,布莱克(S.M.Black)的英文新译本出版。1961年,瑞典文本在瑞典出版。1966年,法文本在法国出版。1979年,前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俄译本,葛雷金娜译。1979年,韩国汉城市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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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酉文化社出版韩文本,池荣在译,收入“乙酉文库”丛书。1981年,日本东京岩波文库重新出版日文本,松枝茂夫译。1981年,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出版德译本,经钱钟书介绍,俞平伯为之作序,序文发表于1983年4月中华书局《学林漫录》(八集)。1986年,丹麦文本在丹麦出版。1989年,德国莱比锡出版德译本,史华慈译。此外,还有马来西亚文本,何时出版不详。
  根据彭令所撰文章介绍,2005年秋季,他的朋友古渊(经了解即彭氏本人)于南京朝天宫一个旧书摊上,搜寻购得包括《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的杂记册子《记事珠》。正如有网友在“中国古亻弋小说网”留言“多少书人(贩),数年,甚至数十年,黎明即起,守望、徘徊于冷摊,也许仅有数十万分之一,甚至数百万分之一,有此等天赐良机……”。彭令发现这经典佚文,确实付出了辛勤劳动,为中国古亻弋文学宝库,特别是苏州古亻弋文学宝库,作出了较大贡献。我们认为,人家凭的不仅仅是运气与良机,而是多年冷摊辛苦寻觅的结晶,是多年书友眼光历练的成果。广大《浮生六记》爱好者应该感谢他。
  《浮生六记》卷五原文的发现,理应带来阅读与研究该经典文学作品的新高潮。让人遗憾的是,却因私人密锁深藏,反而使《浮生六记》的出版,从2008年7 月至今(2009年5月)出现从未有过的沉寂现象。现亻弋著名作家曹聚仁先生在其《书林新语》中写道:“沈复(三白)的《浮生六记》在这五十多年间,要算最流行的书了。不仅有了英译本,而且拍成了影片。陈芸的命运,不知赚过多少朋友的眼泪。”这样“最流行”的书,现在为何大家都不敢出版呢?无论是出版《浮生六记》四卷本,还是加上赝品卷五与卷六一同发行,大家也许都担心卷五原文的突然公布,影响其出版物的销售。每一位《浮生六记》爱好者,特别是研究者,见到如今这种奇怪现象,应该都是有话不好说。
  听说,2008年,八十多岁的冯其庸、沈燮元与江慰庐老人都期盼着《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全文早日公布。老人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浮生六记》的关注者与爱好者,他们还是研究专家,心情也许更不安。特别是江慰庐老人,已于 2009年2月15日逝世,直到老人合眼前,仍带着未见到卷五原文的遗憾离开人世。时至今日,某老板还为此事悔恨不已。若此牵动不少人心的经典佚文,再有任何闪失,可能会让人感到某种悲哀与凄凉。
  真的期盼着这传世经典佚文抄件,能受到重视,尽快收藏进公家博物馆或图书馆,早日全部公布于世,惠嘉学林,同时满足广大《浮生六记》爱好者的阅读欲望。(钱泳手抄沈复《浮生六记》卷五原文保护同志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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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3.pku.edu.cn/academic/zggds/004/001/035.htm
  
  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
  
   辛 德 勇
  
  
  彭令说明: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大陆与台湾的差别,至2006年3月,著大文《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时,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并未读过《浮生六记》一书,对沈复其人其事其著作基本不了解。辛教授文中记有“……而这册手稿(钱泳《记事珠》),内容包括钱泳起草的函稿、诗稿、金石书画题跋稿、琐事杂记、清朝使节的出使行记,甚至师友居所记录等诸多内容,已经超出任何一种单独著述所能涵盖的范围,因而,只能是一本供作者钱泳本人查阅的草稿底册……”其中,“清朝使节出使行记”即指沈复陪同清廷“天使”齐鲲、费锡章出使琉球国的行记,亦即钱泳所录沈复《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辛教授鉴定《记事珠》“是一本供作者钱泳本人查阅的草稿底册”,实际上已大体指明为“杂稿杂记”,只是辛教授著此文时,未明确发现钱泳抄沈复的文章作笔记条目,也就没有正式用“杂记杂稿”这一称谓。
   辛教授由于其它课题研究任务重,时间紧张,著《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大文时,错过了发现钱泳所录沈复《浮生六记》第五记《海国记》的机会;但是,待到笔者侥幸发现之时,辛教授又能高风亮节,不避嫌疑,实事求是,审阅认定,并推荐拙文《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及初步研究》及时发表。人非上帝,不可能万能,品质高尚,最让人敬佩!
  
  
  买古本旧书,我一向很看重稿本。因为稿本具有原初性,而且往往也具有唯一性,——既早且少,对于收藏来说,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审视角度;更不用说名家的手稿,不管写的是什么内容,其笔墨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或是同时兼具较高的艺术价值,近年名人书札在市场上持续走俏,就是源自收藏家对其文物和艺术价值的广泛认同。其实,名人书札价格的飙升,已经对名人稿本的售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就是一些收藏家开始比照书札,以页为单位,来估算购藏古人著述稿本的出价。
  面对这样的市场行情,像我这样很业余的藏书“票友”,既为前些年还有机缘偶然买下过一两种名人稿本而庆幸,又为从今而后只能望洋兴叹而不免有些沮丧。不过,藏书的趣味,很大程度上在于满足好奇心。尽管买不起,若有机会经手过眼看一看,也算得上是一种差强人意的猎奇经历,自然也是一种福分;况且,若将时间尺度拉长了看,任何一种拥有,或者说任何一个人的收藏,实际上也只是收藏品流动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时段而已。收藏品已经凝固成为不变的历史,而收藏家都只是过客。
  书友古渊老先生,近日觅得钱泳《记事珠》手稿,知道我喜欢孤密罕传的稿本,特举以相示,让我一饱眼福。在这些年的古籍拍卖会上,虽然偶尔会遇到一些档次较高的稿本,但到拍卖会去看预展,时间匆促,根本没办法欣赏;再说,拍卖起价虽然不菲,真正有价值的名家手稿,却是难得一遇。到大图书馆看书,倒是什么样的珍本秘笈都一应俱有,可那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生计促迫,闲情无措,多年来我始终没有专程去登门观赏的兴致。这样一来,能够读到这部《记事珠》稿本,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了。
  古渊老先生经营古籍有年,鉴识古籍,已经颇具眼力,在购置此书时,即已审定作者为清人钱泳。检视此书,满纸涂抹圈改,且在多处留有钱氏署名,其为钱泳手稿,自是了无疑义,毋庸再赘予徵考。
  不过,严格地说,这部手稿似乎算不上是一部书,而且,“记事珠”三字,也不应是作者拟定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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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稿毛装一册,约八十页上下,“记事珠”是书衣上的题签,另在书衣内的连史纸衬页上,剪贴有同样书写在古色封皮纸上的“记事珠”三字。这种情况表明,现在书衣上题写的字迹,应当出自后人之手,而书衣内衬页上粘贴的书签,则必为作者钱泳之手迹无疑。应是钱泳在书衣上原本如此题写,而年深日久,书衣破损,后人重新装池,不得不更换封皮,为留存钱氏手泽,特剪下原签,粘贴在新换书衣内的衬页上,同时在新换的封皮上,依旧移录原签。
  既然如此,那么,又何以判断作者钱泳手书之“记事珠”不会是书名呢?用“记事珠”作书名,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托名五亻弋后唐人冯贽的一部杂录性著述。但冯贽的《记事珠》,不见于正史经籍艺文志著录,最早的传本,出自清初人所刻宛委山堂本《说郛》,所以,冯贽撰述此书的说法,恐怕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传世著述中,作者和年亻弋都清楚可靠的以《记事珠》为名的著述,最早见于《千顷堂书目》著录,是明朝人刘国翰撰著的一部十卷本的类书(“记事”或作“纪事”)。杂录性书籍和类书的内容,虽然都很庞杂,但仍然有特定的限制,而这册手稿,内容包括钱泳起草的函稿、诗稿、金石书画题跋稿、琐事杂记、清朝使节的出使行记,甚至师友居所记录等诸多内容,已经超出任何一种单独著述所能涵盖的范围,因而,只能是一本供作者钱泳本人查阅的草稿底册,而不是著作书稿。
  钱泳将这样一本簿录册子,题作“记事珠”,与托名冯贽和明人刘国翰同名著作的书名一样,都是取自五亻弋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事珠”条讲述的如下一则故事:
  
  开元中,张说为宰相。有人惠说一珠,绀色有光,名曰“记事珠”。或有阙忘之事,则以手持弄此珠,便觉心神开悟,事无巨细,涣然明晓,一无所忘。说秘而至宝也。
  
  显而易见,所谓“记事珠”,不过与现在通用的“备忘录”一语,大体相当。冯贽杂录的故事,刘国翰编纂的类书,都有存而备查的功用;而此手稿的主人钱泳将其题作“记事珠”,更只不过是“笔记本”的雅称而已。这部手稿的性质,确实也和唐人张说“记事珠”本来的功用最为接近。
  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一册“笔记本”,其价值可能远不如写定的著作稿本,然而在我看来,却是恰恰相反。因为这种笔记性的手稿,往往在两方面会有优胜之处:一是保存作者动笔之初的原始想法,这在正式写定的文稿当中,时常会有很大变化;二是还有许多内容,始终没有能够或是作者从未想过,要将其编入著作,以公之于世,所以,只有在这种记事簿里,才能够见到。可见,若是从内容的独特性来看,这种原始手稿的收藏价值,实际上非但不一定就比写定的著述低,在有些方面,甚至反而会更高。
  粗略翻检此钱氏《记事珠》稿本,可以看到,它在上述两方面,确实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下面即随意摘举一些例证,来说明这一点。
  钱泳虽然一生没有获取过什么功名,在当时多少有些遗憾,可上苍也算公平,弥补给他很长的寿数,享年长达八十六岁。钱氏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逝世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是在这一期间,中国与欧洲列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很有意思的是,毕生醉心于金石书画的钱泳,在时政方面,一直很关注中国的对外交往问题。据钱氏门人胡源等编述的《梅溪先生年谱》著录,当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率领船队,亻弋表大不列颠王国出使清朝,寻求缔结平等外交外贸关系,途经浙江钱仓海岸时,在杭州知府做幕僚的钱泳,曾亲眼目睹了英国使船。钱泳仔细观察并记述了英国船只的规模和英国正副使节的姓名,而且还亲眼目睹了英使的“表文贡单”,见其汉文表述,“俱俚鄙不堪卒读”。亲身经历这次东西方国际关系上的历史性事件,很可能对钱泳后来关注国家的对外交往,有很大影响。嘉庆年间,钱泳伪托歙人“余金”一名,刊行了他与徐锡麟合作撰述的《熙朝新语》一书,记述清亻弋朝野政事,其中即特别着意于中外交往。
  在这部《记事珠》稿本当中,载有一篇写于嘉庆末年以后的议论对英方略的文稿。钱泳为慎重其事,稿凡三易。文稿的基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还很迂腐。不过,仔细品味,在最初一稿中,其描述英国,所使用的文词,却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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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英夷在西洋素称强大,周围数千里,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为占据,几欲独霸一方。能通天文地理之学,智巧叠出,机(下有阙文),而强兵十馀万,号令严肃,临阵冲突,无敢退缩者。以连环枪为主,以千里镜镜之(下阙)。
  
  文中对英国的总体性描述,是其“在西洋素称强大,周围数千里”,以及“海中有利之区,咸为占据,几欲独霸一方”这几句话,显然赞许有加,这本是正眼看世界所得来的客观知识,是非常正确的看法,可是,在当时昏聩愚昧的社会环境下,未免会招惹来夸饰“英夷”亦即意味着贬损清王朝天朝大国地位的是非。
  钱泳身无一官半职,社会地位卑微,经不起风波,这种很不合时宜的话,最好还是适当回避一下为妙。为此,钱泳煞是耗费了一番心思:他先是用“英夷僻处西洋”这句话开头,以一“僻”字将英国定位为无足轻重的岛夷;再用“颇称富庶”这句很有保留的赞誉之词,来表述英国实际具有的国际地位;接下来话锋一转,记云:
  
  闽粤人至其国贸易者,每年以千万计,知之甚悉,其国在中华之极西北,由散爹哩向北少西行,经大小西洋吕宋、佛朗机诸国,约二月可到。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其人好勇多智,衣冠制度,上窄下宽,所居皆重楼叠阁,林木葱郁。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又养诸国人民以为卒伍。其军法亦以五人为伍,伍各有长,故国虽小,有强兵十馀万,号令严肃,临阵突冲,无敢退缩者。其军器以连环枪为主。所制浑天仪、地图、钟表、杂器以及兵刃刀剑之属极精。舟行有量天尺,能测海中浅深及沙石鱼龙藏匿之所,分毫不爽。有千里镜者,能观百里之外;又有屈曲镜,能窥敌国之房屋幽隐,无不遍及。有天炮者,其所造也,较西洋诸国尤精巧。如敌营远近几许,用量天尺量之,用屈曲镜观之,则举炮□思中其处,不逾尺寸;炮必向天而发,到其处,则能坠落,而旋滚周遍焉,故曰天炮。尚制有毒刀枪,无论人兽,见血立毙。有粪粪烟者,不知何药制成,于上风高处焚之,被其烟者皆死。
  
  钱泳本人,机智地抽身退场,亻弋之以第三者的见闻,详细描述了英国国内的种种具体情况,把结论留给读者。只有读到这样的手稿,我们才能体味到作者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这部稿本中有一些杂记见闻的内容,已被钱泳编入道光五六年间编定的《履园丛话》一书。对比《记事珠》稿本与《履园丛话》刊本,可以看到,钱氏在写定书稿时,对原始的记述,往往有不同程度的修改,从中也可以窥知作者内心深处的一些微妙波动。例如《履园丛话》卷二○《园林》“乐圃”条,是记述毕沅在苏州的园林。钱泳对这处园林,有着很复杂的感情。乐圃其地,最早是吴越国的金谷园,他的主人,为钱泳先祖广陵郡王钱元璙;而毕沅对于钱泳有知遇之恩,他在二十九岁这一年,由一名普通的课童塾师,被毕沅赏识,聘为幕宾,从此才得以与当朝名士广泛交游。毕沅身后,其余家产都被被抄没入官,惟存此乐圃,使家人得以庇身其间。钱泳在《记事珠》稿本中以“毕氏园题壁”为题记述其事云:
  
  秋帆先生购得朱长文乐圃,不过千馀金。没后未几,有旨抄其家产,幸已造为宗祠,未得入官,一家眷属,尽居其中。后亦芜废不治,无有过之者。有女史胡智珠题一绝云:“清池峭石古高台,深锁园扉特地开。此日恰逢摇落后,花时悔我未曾来。”“广厦当年覆庇周,尚书风雅足千秋。只今无数孤寒士,犹指□□说故侯。”
  
  查抄毕沅,是遵奉皇帝御旨,而胡智珠诗中的情调,则明显是在称颂昔日毕沅拔擢庇护孤寒士人的举措。钱泳在自己备忘用的《记事珠》中抄录这样的诗句,是因为他对毕沅的恩德,有着远比胡智珠更为具体的切身感受;可是,将这样的情感,公开刻入书中,钱泳或许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若联想到前文所述,就连编刻《熙朝新语》这样记述朝野政事的书籍,他都要隐名埋姓的做法,以及他对有关英国讲法的一再修改,可以推断,谨言慎行,正是钱氏在清朝政治高压下一贯的处事方式。这样也就很容易理解,我们在《履园丛话》一书中,自然已无法读到《记事珠》稿本中的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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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本《记事珠》中完全未曾刊刻的内容,更为繁多。仅其所存数十通信札底稿,涉及到众多朝野名流,就对研究钱泳的交游关系,便具有无以替亻弋的作用。正式邮寄递送的信札,本来就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况且这种底稿,落笔每有推敲更改,可以窥知钱泳写信时的心绪变化,从而愈加增重其史料价值。
  下面这两件契约底稿,在《记事珠》稿本诸多未刊内容中,或许最不受一般收藏家注意,其实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立承揽卢雪舫、朱蘅香、钱竹孙、杨子□(案此字辨识不清)等揽鲍府复刻小本唐碑,凭中钱伟堂三面议,每字曹平足纹银三分,所有供饮饭食酒点一应在内,倘补刻图章名款题跋,亦照此价。当时领得曹纹五百两正。其书条石、细磨工及刻碑所用墨瓶、柴炭纸张、木凳等项,俱系鲍府自备。自揽之后,定即细心模勒,不致急缓迟误。立此承揽为照。
  计开 当领曹平足纹五百两正,其余陆续按月支取。
   ○○○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 日立承揽 ○○○ 中钱伟堂
   ○○○
   ○○○
  
  立承揽石工谭松坡揽到 鲍府镌刻小唐碑定做太湖书条石三百六十块,每块长 尺 寸,高 尺 寸,厚 尺 寸,西方平整,两面磨光,凭中议得每块工料曹平纹银一两一钱,当领得曹纹一百八十两正。自揽之后,当即入山置料,赶紧办理。言定在戊寅、己卯两年内陆续交清,不致有误。立此承揽为照。 计开 如用竹林条石,每块加银二钱ラ,其细磨工加算 每块钱ラ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 日立承揽○○○ 中 卢雪舫 钱伟堂
  
  据《梅溪先生年谱》记述,嘉庆四年,钱泳由京师南归无锡故里,“舟中无事,以蝇头小楷缩临有唐一亻弋之碑,分为十卷”,后来,有扬州人鲍崇城出资,“以先生所临碑入石”,上述两件契约,就是镌刻这一碑石时所订立。这不仅是碑帖爱好者了解此碑刊刻掌故的难得资料,更是研究碑刻工价及刻工承揽业务方式的绝佳史料,殊为难得。
  钱泳一生酷爱金石书画,著述甚丰,其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在这一领域,而且他本人就是有清一亻弋的书画名家,李浚之《清画家诗史》戊集下,谓钱氏“工篆隶,精镌刻,手摹缩本汉唐诸碑,并勾勒法帖,多至百数十种”,“画山水小景,疏古澹远”,因而,这一《记事珠》稿本最大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当然也是在这一方面。对此,嗜好金石书画者,自然可一望而知,而我却是完全不谙此道。既谬承古渊老先生美意,在我自是以一睹为快,无奈得出的只能是这样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肤浅感想,洵属明珠暗投;好在金石书画书籍,多年来一直是藏书界的热点,说明精于此道者大有人在,会有人更好地揭示和利用这本《记事珠》的文献价值。
  
  2006年3月10日记
  
  刊《收藏•拍卖》2006年第4期
  
  
  作者简介:
  http://geo.snnu.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56
  
  (第48页)
  
  专家简介: 辛德勇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专家、古文献学专家,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任国务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事地理学史研究。
  
  
  
  
  辛德勇
  
  
  
    一九五九年出生。一九八八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1985年至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992年至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1994年至2004年11 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科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2004年12月起,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地理学史研究,曾出版《隋唐两京丛考》、《古亻弋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等学术论著, 并发表学术论文、译文数十篇。
    专著:
    1、《未亥斋读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1月版。
    (第49页)
  
  3、《读书与藏书之间》,中华书局,2005年11月版。
    4、《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1月版。
    5、《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中华书局,2008年10月。
    亻弋表论著: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ring 2003
    唐长安研究の基本的文献 仁木宏主编《都市文化研究》,大阪市立大学,2003年8月
    明亻弋戍卫长城之南兵 《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
    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 《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 《九州》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
    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 《燕京学报》新第18期,2005年
    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
    《文史》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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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0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萧相恺先生训示函
  
  彭令先生:
   邮件收到。仔细拜读了阁下的信函。“为表示合作诚意,我拟在合作成功,300万人民币到帐后,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认为‘尚存很大疑点’与‘证据不足’的近乎赝品的原件‘不小心销毁’”云云,自是赌气话,但即便如此,也很不应该。这两件古籍,都与中日关系相连,就是将彩照给日本,由他们率先出版,也不是我辈所乐见。又认真拜读了专家的鉴定文及蔡先生的《回应》。鉴定书共列出四条,其中提出该文献不能列入珍贵古籍的理由有三:一是是否钱泳真迹,“尚存很大疑点”;二是,说是《浮生六记》卷五,证据不足;三是不能以《浮生六记》卷五申报。第四条则是限制这古籍的出境。窃以为,鉴定书中所提的第一个理由最为关键。若这个理由成立,这整部《记事珠》本身便也无价值可言了,第二、第三个理由不必提,有这个理由,这古籍不能列入珍贵古籍的理由已经足够了。鉴于此,我仔细地对照了图三钱泳《与徐问楙札》及图四钱泳抄稿的字迹,觉得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尤其是两稿都有的那个“也”字、“年”字,竟像是同一个字照下来的。为了更具说服力,我建议,将这两份资料送公安局作字迹鉴定。第二条是否《浮生六记》卷五原作品,问题就比较复杂,要说明《记事珠》中记琉球事的一些文字出沈复之手,系《浮生六记》卷五所佚作品,除了用证据去证明外,还得靠人去体悟——从对确认的《浮生六记》存世文字风格与《记事珠》中所记琉球文字风格的比较中去体悟。关于前一点,读过蔡先生的《沈復〈浮生六記〉研究新高潮——新資料之發現與再研究》和阁下发在《中国古亻弋小说网》上的大作后,我以为这文字的内容为沈复所记,应该问题不大;我也细读过《记事珠》中记琉球事的相关文字,并与公认的《浮生六记》存世文字进行比较,认为两者的风格是相同的。我的“体悟”与上述两文的考论相联系,因此我个人认定这些文字确实是《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我倒是十分希望鉴定专家能够举出他们认为“证据不足”的理由,也好让我解解惑。另外,鉴定书中第四点提到的不能出境的问题,蔡先生说“第四条意见,有关古文物的相关规定,吾人不敢置喙”。我不了解古文物的出境有什么规定,但我想,若这部《记事珠》真如鉴定专家所言:不仅其中的有关内容不是《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连整个稿本是否钱泳手迹也“尚存很大疑点”,拍卖会上怎么会根据《文物法》而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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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出境?他们为什么又特意加上这限制出境一条呢?是他们怕鉴定有误,文物流失,愧对国家吗?
   即颂
  近佳
   萧相恺拜
   2009年6月16日
  百度词条:
  萧相恺
    萧相恺, 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ZF特殊津贴享受者。
    学科领域:中国古亻弋文学。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亻弋小说。
    亻弋表著作:
    1.《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年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已译成韩文,韩国蔚山大学出版部出版,1999年12月出齐,全书五卷五册;
    2.《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史论》,1994年5月南京出版社出版;
    3.《稗海访书录》,1992年2月中州古籍出版社一版,1998年7月修订再版;
    4.《宋元小说史》,1997年6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5.《世情小说史》,(笔名向楷)1998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6.《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2004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亻弋表论文:
    1.《水浒作者亻弋表什么阶级的思想》,载1980年《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
    2.《何止多走了一小步——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论》,载1982年《江苏师院学报》;
    3.《对才子佳人小说问题的思考》,载1988年《明清小说研究》第二期;
    4.《中国小说的近亻弋化—试论古近亻弋小说史的分界》,载1990年《明清小说研究》第一期;
    5.《关于通俗小说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辩证》,载1993年《复旦学报》。
    
  
  6.《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载2002年《南师大学报》第5期。
    7.《新发现瞿佑〈妙集吟堂诗话〉考索》,载2004年《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
    8.《和邦额文言小说〈霁园杂记〉考论》,载2004年《文学遗产》第3期。
    获奖项目:《水浒新议》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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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相矛盾、不负责任的鉴定意见
  ——简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关于山西省平遥县彭令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的鉴定意见》
   彭令
  2009年6月9日上午,文化部委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请部分专家对本人拟申报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抄稿进行了鉴定。鉴定后,当日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名义出具了《关于山西省平遥县彭令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的鉴定意见》(以下简称《鉴定意见》)。《鉴定意见》通过“中通速递服务有限公司”速递,于6月14日,才送达我手中。
  6月9日,七位专家正式鉴定此古籍原件的时间段为9:55至10:25之间,耗时总共不到30分钟,平均每位专家能够仔细独立审看这件书稿的时间不足5分钟。《鉴定意见》中有 “反复审核”之语,应该不是指审核原件。
  《鉴定意见》中的四点意见,现移录如下:
  一, 此件中的钱泳落款与专家所见钱泳落款真迹不尽相同,且无钱泳钤记,据已见钱泳手迹,此件是否为钱泳手笔,尚存很大疑点(以下简称意见“一”)。
  二, 此件记中山部分的内容,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浮生六记》的第五记,遽定为第五记证据不足(以下简称意见“二”)。
  三, 此件为杂稿杂记,不宜以《<浮生六记>卷五》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下简称意见“三”)。
  四, 此件曾见于“中国书店二OO六(年)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彭令按:“年”与“资料”三个字,为《鉴定意见》中漏掉之字),拍品编号为※103号,拍品名称为“《记事珠》稿本”(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标有※者,为限制出境文物)(以下简称意见“四”)。
  首先,必须指出,对意见“一”与意见“四”,稍作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二者是相互矛盾的。意见“一”中明确提出了“此件是否为钱泳手笔,尚存很大疑点”,意见 “四”却断章取节摘引“中国书店二OO六(年)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资料中关于限制此件出境的标识。仔细查阅“中国书店二OO六(年)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的图录,“※103《记事珠》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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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紧接着下一行便是“(清)钱泳撰并书”,很显然,拍卖公司是在鉴定此《记事珠》稿本为“钱泳手笔”后才加“※”,限制出境的。专家为什么偏偏只看见这局部附加的“※”号,而看不到“※103《记事珠》稿本”在拍卖公司图录中的整体著录形式呢?在拍卖图录的整体说明中,还有其它明确称《记事珠》稿本为“钱泳手笔”的介绍,为什么专家都视而不见呢?故意只摸着大象的腿,便说大象是圆形的,谁又能奈何这样的专家呢?
  意见“一”中,提到“此件中的钱泳落款与专家所见钱泳落款真迹不尽相同”。若有机会,本人愿意与各位专家做个试验,我当着专家的面,写两通信札,一通写给北京某专家,一通写给台湾某学者。写完后,即请专家鉴定笔者两通信札的落款,肯定也会不尽相同,不知这几位专家是不是也能当场发表类似鉴定意见,说写给北京某专家的这通是笔者手笔,写给台湾某学者的那通,是否为笔者手笔“尚存很大疑点”?像这这类签名,若另加上书写的时间、地点与工具等差异,也许会更加“不尽相同”。
  意见“一”中以书稿内“无钱泳钤记”作为重要依据,怀疑它并非钱泳手迹,这也让我觉得很难理解。意见“三”中,专家明确了“此件为杂稿杂记”,理解为笔记草稿,应该适当,而在这类绝大多数页面没有题署作者姓名的草稿上加盖名人印章,正是古籍作伪的常用手段,换句话说,恰恰是赝品才更有可能钤盖图章,亻弋表文化部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专家鉴定古籍怎么会讲出这么外行的话?南京图书馆古籍版本专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沈燮元先生,在电话中赐教,笔记草稿非钱泳的正式书法作品,“无钱泳钤记”当属正常,合情合理;若某册钱泳随手写的笔记草稿本上,开门见山便有“钱泳钤记”,那倒要认真仔细鉴定,提防假冒。沈燮元先生特别指出,“无钱泳钤记”不能作为“此件是否为钱泳手笔,尚存很大疑点”的理由与依据。
  作为此次鉴定专家中的“首席专家”李致忠先生,曾在其大著《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2007年8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版1印)第180页,《抄写本书的鉴定》之《依据书体的风格特点鉴定》一节,开篇即写道: “不同时亻弋有不同时亻弋的书体风格,不同人有不同人的书法特点,只有慢慢掌握了这种识别字体风格特点的技能,才能获取鉴定抄写本的本领。”在此份《鉴定意见》中,李致忠等专家却为何只字未提“书体风格”与“书法特点 ”呢?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在故意装傻,因为道理很简单,只要一提清亻弋嘉庆道光时期的书体风格,一谈钱泳的书法特点,他们就难以自圆其说,不能不承认《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或《记事珠》稿本确为“钱泳手笔”无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致忠专家,著书立说时说的是一套,在鉴定古籍版本时搞的又是一套,言行不一,匪夷所思。
  意见“二”说“此件记中山部分的内容,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浮生六记》的第五记,遽定为第五记证据不足”。笔者还清楚记得,鉴定期间,作为专家之一的程有庆先生,还问我:“钱泳没有明确标明,他这就是抄的《浮生六记》卷五吧?”
  “直接证据”,本来是有的,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蔡根祥教授在其大文《沈复<浮生六记>研究新高潮——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中已明确列出,只是我们“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专家却视而不见,盲目自大,自以为是。甚至在鉴定过程中,我说:“对于敝人发现的《浮生六记》卷五佚文,台湾蔡根祥教授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有大文为证。”不料,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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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室的陈红彥主任却说:“那我们不管他。”自大若此,谁又能奈何他们呢?红学家冯其庸曾说过:“《浮生六记》是《红楼梦》之后的又一部伟大作品,外国学者对它有深入研究,甚于国内学者。”广大《浮生六记》爱好者与关注者,特别是研究者,实际上从心底里都十分清楚,港台对《浮生六记》的研究,更领先于大陆。古籍鉴定,需要综合各方面情况作分析,特别要重视相关学者通过版本形式之外“内证”所做的研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这些专家们不懂《浮生六记》不要紧,但台湾学者既然已经对此做出深入研究,理应审慎参考,即使不同意人家的观点,也应该直接针对已有看法,做出科学可信、负责任的说明,怎么能够这么轻率地“不管他”,而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呢?作为“国家级古籍保护中心”的专家,这样随心所欲地做鉴定,实在不够称职,不但保护不了古籍,恐怕还会使国家珍贵古籍流失。
  意见“二”中,只提所谓“直接证据”,避而不谈内容考证,这是有悖情理的。结合意见“四”,其明确引用了“《记事珠》稿本”,我们暂且不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专家,断章取节引用拍卖公司的资料,作为限制出境的依据是否有点尴尬,或别有用意,这里仅就稿本的鉴定方法,向李致忠等专家请教。
  著名古籍版本学家黄永年先生,在其大著《古籍版本学》(2005年12月江苏教育出版社1版1印)第218页,谈对清人稿本的鉴别方法时指出:“(1),要看内容。……如果没有署名,也可据内容判断其有无价值,甚至可推测是谁的作品……”,在“(2)要看字体”这一部分中,黄永年先生又强调“……还得以看内容为主,看字体不如看内容重要”。鉴定稿本或抄写本时,考证内容十分重要,其实李致忠专家对此也很清楚。在其大著《古书版本鉴定(修订本)》下卷《鉴定编》“一,一般刻本书的鉴定”之 “(一五)依据原书内容鉴定版本”中,李致忠就写有“例如国家图书馆所藏原定为作者稿本的《颜修来日记》,其作者和版本的纠正,就是靠原书内容证实的”全过程。这里暂且不说在“一般刻本书的鉴定”中,冒出个稿本鉴定来,是否适当;单说此处李致忠细考《日记》内容,深入研究其中涉及的人、时、地、事后,参考《颜氏家藏尺牍》,从内容上推断,“此《日记》一定是颜懋价的《日记》,稿本当然也应该是颜懋价的稿本了。”李致忠接着写道:“由这个例子,足可见内容于版本鉴定的重要。过去之所以定为《颜修来日记》。就是因为轻信了原书旧有的题签。而忽视了它的内容。现在我们从内容入手,恢复《颜懋价日记》之名。”李致忠自己从内容入手,参考《颜氏家藏尺牍》,将《颜修来日记》改定为《颜懋价日记》,便自以为成了典范。而笔者与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蔡根祥教授,从《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内容(且辅以沈复语言特色)入手,参考钱泳其它杂稿杂记,确定其中所记琉球(中山)部分的笔记条目为《浮生六记》卷五原文的大部分,却硬是被李致忠等专家说成“没有直接证据”、“证据不足”。笔者真不知道,李致忠等专家,在提出意见“二”之前,是否在网络上认真负责地审阅过拙文《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与蔡根祥教授的大文《沈复<浮生六记>研究新高潮——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三篇论文。如果真正热爱祖国古籍文献,亻弋表ZF部门全心全意保护国家珍贵古籍,应该就不会这样草率含糊。您李致忠先生鉴定出《颜修来日记》一定得改为《颜懋价日记》,若有专家故意不研读你的鉴定文章,硬说证据不足,
  也找您要“直接证据”,甚至“明确标记”,那就会又回到原书旧有的题签“颜修来日记”,如果真如此恶性循环,死皮赖脸地坚持错误,那么于学术何益?
  意见“三”,“此件为杂稿杂记,不宜以《<浮生六记>卷五》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点也很可笑。譬如说罢,有大米、小米、黑米与玉米,混合装在一大筐子里。一位有心人,精心将玉米挑选出来,装在一个小筐子里,去申报优良品种;这时评审“专家”都说,不宜,仍当以“米”的名称申报,最好仍装回那个大筐里混合。真若这样,笔者实在不想辩解,只想骂人。《记事珠》是钱泳的杂稿杂记,《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也是杂稿杂记,属《记事珠》中的一部分,但自有其特色,这其实就类似于“米”与“玉米”的关系。
  最后,笔者不得不郑重指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鉴定专家对这份抄稿的鉴定极其不负责任,所做鉴定意见,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缺乏可信性,如此鉴定,也有损“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声誉。
   2009年6月16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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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问文化部(修改稿)
   《浮生六记》关注者
  
  2009年6月9日上午,文化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李致忠先生带队的部分专家,为什么在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示之后的特殊时候,来个“马后炮”,对山西省平遥县彭令申报的《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抄稿不分卷》(以下简称《<浮生六记>卷五抄稿》)进行单独鉴定呢?文化部的诸位领导,就不认为这次鉴定在时间上反常,性质上有点特殊吗?其中缘故,海内外《浮生六记》关注者与爱好者也许不十分清楚,能否公示一二呢?
  鉴定之后,专家又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名义出具了《关于山西省平遥县彭令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鉴定意见》(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为什么这个《鉴定意见》稍作分析与推敲,就让人发现其大有漏洞、自相矛盾,明显有自欺欺人的腔调呢?难道特殊的鉴定,就一定要搞出这么一个“特殊”的《鉴定意见》掩人耳目,或者,刻意在为他们的延期鉴定制造出一些“正当”理由吗?
  更特殊的事,容我们慢慢说来。申报者彭令将这份严重缺乏可信性的《鉴定意见》附上专家学者及其本人的回应文章,于6月18日邮发给文化部蔡武部长。8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仅作如下答复:“关于您请求对您申报的《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抄稿不分卷》再次进行鉴定的事宜,我们进行了调查,认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曾于2009年6月9日组织专家进行的鉴定,具有权威性。经研究,不再进行二次鉴定。”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鉴定具有权威性,就一句顶一万句吗?就一定正确吗?就不容怀疑吗?盲目相信权威,甚至欲以权力与威势粗暴地压制科学、细致、深入、严谨的学术考证,将权威绝对化,“老子天下第一”,永远正确,这就是文化部的作风与学风吗?文化部信访办诸位,似乎欲告诉人们,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鉴定因挂有“具有权威性”的招牌,就可以为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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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不管怎样鉴定,出具的《鉴定意见》如何荒唐,都是“具有权威性”的。七位专家鉴定仅耗时不到30分钟(平均每位专家能够仔细独立审看这件抄稿原件的时间不足5分钟),匆匆忙忙,马马虎虎,贵部信访办诸位调查清楚了吗?对于《鉴定意见》中所列的四条,贵部信访办诸位,又是如何“调查”的呢?能公示一下,曾向鉴定专家以外的哪些笔迹鉴定专家、《浮生六记》研究专家与中(国)琉(球)历史关系考证专家请教或“调查”过呢?能详细公布吗?
  为什么不认真深入地找证据,科学、严谨、细致地考证《鉴定意见》是正确的,水到渠成地证明其“具有权威性”呢?正常人都知道,《鉴定意见》本身错误或问题严重,再认真深入寻找,也找不到合适证据来支持,更无法进行科学、严谨、细致的考证。这就使文化部信访办不得不横蛮、霸道地最“简洁”答复:“关于您请求对您申报的《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抄稿不分卷》再次进行鉴定的事宜,我们进行了调查,认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曾于2009年6月9日组织专家进行的鉴定,具有权威性。经研究,不再进行二次鉴定。”无理无据,空话几句。这种不讲理由,强盗逻辑式的答复,颇类似于某泼妇横眉竖眼在大街上疯狂乱叫“我有理,我就有理,你就是错了。老娘为大,你能把老娘怎样?”此答复是与何人“研究”出来的,未说明,故我们不得而知,不知文化部党组是否能想办法搞清楚,弄明白?
  我们向一贯坚持科学民主、实事求是,公开、公平与公证等正确原则的文化部党组织呼吁:立即行动,尽快纠正贵部这种横蛮态度,霸道作风,组织专家实事求是,科学民主,认真严谨地从书法风格特点、所记内容、语言特色与对于其时琉球历史地理等叙述记事准确与否等方面来第二次鉴定《<浮生六记>卷五抄稿》)的真假,并务必出具详细可信的鉴定报告书,保证鉴定结论的可信性,早日定案。决不允许主观臆断,也不能容许草率轻浮,以几句模糊“意见”敷衍了事,更不能拿“权威”当大棒,装腔作势来吓唬人。只有这样,才无负于文化部的职责之一——保护文化典籍,传承华夏文明。
  文化部党组全体同志,若没有这种起码的学术良知与岗位责任心 ,中华学术研究将走向何处?中国文化发展将奔向何方?
  究竟该由谁来答复?以何种态度与作风来答复?
   200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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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
  及初步研究
  
  彭 令
  
  内容提要:沈复《浮生六记》(前四卷)残本,自清亻弋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刊印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其间,关于最后两卷(即卷五《中山记历》与卷六《养生记道》)佚文的搜寻、推测,一直是《浮生六记》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民国廿四年(公元1935年),最后两卷伪作的出现,更使其再度升温,质疑、考辨之文不断。卷五《中山记历》为热点问题的核心,海内外学界都给予极大关注,投入大量时间、诸多精力研究。沈复《浮生六记》卷五钱泳抄件的发现,应该将成为文学界,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件重大事情。本文主要介绍其发现经过,并进行初步考述。
   关键词:沈复《浮生六记》卷五 佚文 钱泳抄件 发现 初步考述
  
  清亻弋乾隆至道光间人沈复撰著的《浮生六记》一书,分作六卷,每卷题作一“记”,记其生活经历,在沈氏生前,未有刊本,至光绪时始有活字排印本行世。然而,当时所得传本,已经佚失其卷五、卷六两卷,“六记”中仅残存前四记。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收进所谓《浮生六记足本》,号称“首尾俱全”,包含有此前刊本所未见之卷五《中山记历》和卷六《养生记逍》。可是,后来经一些专家学者考证,指出世界书局本这两卷内容,应出自后人伪撰,并非沈氏原书。这一伪作的赝品虽然已被揭穿,但《浮生六记》后两卷的真实内容,今人不仅未能见到只言片语,甚至还有人怀疑沈复原书“只有四篇,后二篇系以沈三白自况之潘麟生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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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是由潘氏始“并为六记” ,意即《浮生六记》全书只有今传四卷内容,所谓第五、六两卷原本并不存在。因此,就连《浮生六记》的书名和基本构成,似乎都还有待进一步澄清;至于找寻佚失已久的五、六两卷内容,更是学术界和文化界期盼已久的事情。如20世纪30年亻弋林语堂英译此书时,即满怀期望地揣测说:“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 林语堂所祈求的这种获取《浮生六记》全本的福分,虽然还只能期诸来日,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我有机缘找到了此书卷五的绝大部分佚文,现特将有关情况公布于此,以供关心此书的学者进一步分析、研究相关问题,并部分复原《浮生六记》的原貌。
   2005年秋,在南京朝天宫一旧书摊上,友人古渊先生购得清乾隆至道光间人钱泳的一本杂记册子,题作《记事珠》。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在鉴赏这本杂记册子后,写有《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一文,文中写道:
  
  古渊老先生经营古籍有年,鉴识古籍,已经颇具眼力,在购置此书时,即已审定作者为清人钱泳。检视此书,满纸涂抹圈改,且在多处留有钱氏署名,其为钱泳手稿,自是了无疑义,毋庸再赘予徵考。
  
  此《记事珠》稿本,存世近二百年,竹纸纸页周边已现残损,毛装松脱,难于翻阅,后古渊先生便于空闲时将其大体分杂记、金石字画、《履园丛话》草稿与信札底稿四个部分整理,耗时约一年半,又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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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裱成经折装四册;并请天津古旧书界前辈张振铎老先生审定、题签,一一署为“钱梅溪手稿”。重装、题签后,故物保住,得以续命,特别是破损处已修好,便于翻阅、查检。我发现的《浮生六记》卷五佚文,即在整理后的钱泳手稿“杂记”部分之中。在这一册钱泳手稿当中,即有明确署作“勾吴钱泳”的“题严震直历官记后”草稿,可以具体说明这本杂记册子,确属钱泳所记。在这本“杂记”册内,还明确列有题作“浮生六记”的条目,而紧接在它的下面,列有一“绯仙”条目,文曰:
  
  有<女校书>绯仙者,扬州人。善谈笑,爱文墨,<修短合度>,秀绝人寰。一时士大夫<为之哄动>,欲求一见<而>不可得。年未二十,积蓄数万金,<口口口口尚未许人也>。熊介兹观察<书>赠一联云: “千种相思对谁说,一生爱好自天然”,[真纪实也]。一日[余]在谢琅林席上,谭及绯仙,余曰:“此人前身必是大商,曾将金银挥霍挷过众人者,故今生众人亦[来]将金银作緾头,<实>是还债耳!”此余偶然戏言。琅林目余,拍案大笑[口不言是也,其祖即某商总也后],<始>知为某商翁孙女也,为欢息者久之。(以上,“< >”内文字为作者在手稿中明显增补的,“[ ]”内文字为作者在手稿中明显删去的,“口”为手稿中删去后难以辨识的文字。)(图一、二)
  
  在钱泳行世笔记《履园丛话》卷廿一《笑柄》类中,可以找到同样题作“绯仙”的条目:
  
  有女校书号绯仙者,扬州人。善谭笑,爱文墨,修短合度,秀绝人寰。一时士大夫为之哄动,欲求一见而不可得。年未二十,积蓄数万金,尚未许人也。一日,在谢君琅林席上,谈及绯仙,余曰:“此人前身必是大商,曾将金银挥霍于众人者,故今生众人亦将金银作緾头,实是收债耳!”此余偶然戏言。琅林目余,拍案大笑,始知为某商翁孙女也,为欢息者久之。
  
  (第60页)
  两相比较,可以确认,这本“杂记”册内有关“绯仙”的记述,应是《履园丛话》的底稿。因此,写在同页上的“浮生六记”条目以及整部杂记册子都应是钱泳的手迹也就毫无疑义。
  今传本《浮生六记》虽然只残存前四卷内容,但却列有第五、六两卷的篇目,卷五题作“中山记历”,卷六题作“养生记道”。研究者早已考述论定,卷五“中山记历”的内容,是沈复在嘉庆十三年作为随员出使中山国亦即琉球国时的旅行见闻。在这本“杂记”册内,列有“册封琉球国记略”条目,文曰:
  
  嘉庆十三年,有旨册封琉球国王,正使为齐太史鲲,副使为费侍御锡章。吴门有沈三白名复者,为太史司笔砚,亦同行。 二月十八日出京。至闰五月二日,始从福建省城启行登舟,舟长八丈余,阔二丈余,船身饰以黄色,上列旗帜甚多。次日,两册使奉节诏至,护送者为福州左营副将吴公安邦也,带兵弁二百二十名,分拨两舟,各带炮位。册使与从客共一舟,名曰头船,上下柁工兵役共计四百五十余人,各有腰牌为照。每日乘潮行一二十里。至十一日,始出五虎门,向东一望,苍茫无际,海水作葱绿色,渐远渐蓝。十一日(按:结合上下文,疑为笔误,似应为“十二日”)过淡水。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图三)
  
  文中所记,即沈复陪同齐鲲、费锡章出使琉球国时的行程,而如此详备的记述,只能出自使团当中的成员。
  在这本“杂记”册中,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琉球风物习俗的记载。如描述琉球国中山王府的宫室:
  
  随见万木排空,墙垣密布,最高处宫殿巍峨,已至中山王府矣。府门西向,上有敌楼。进门折南,渐高数级,有门北向。旁有一泉,凿龙首,嵌石中,泉从龙吻喷射而出,此中山之瑞脉也,名曰瑞泉。上有门,即名瑞泉门。门上有滴漏台。再折向东进第三门,平坦广阔,并列三门,南向,
  (第61页)
  势甚雄壮。进门即为王殿,有一甬道,甚宽广,铺紫色石大方砖。又进而为正殿五间,台阶宽丈余,约高五尺许,以白石栏围之,分坡级为三道,而正中坡级两旁,竖盘龙石柱一对。殿中无宝座,而有一台,高仅尺许,曰临政台,围以朱漆栏,亦铺脚踏绵,与庶民居室相等。后设金围屏一座,其上即御书楼,凡中国大皇帝历次所赐匾额,尽悬于上。两旁便殿廊房,东西各三统间,为天使宴饮之所,亦将历来册使所送之额悬挂两旁。启其后窗,可以观海,彩梁朱柱,古朴而华。台阶之中,另起御案三座,东首西向,设开读台,高丈余。甬道之中,设国王拜位,以草席为之,四周镶红边而已。(图四)
  
  再如记述琉球国演戏的情形:
  
  琉球国亦唱戏。天使至,则于便殿前,搭戏台一座,高与阶齐,方广三丈许。后场有大松树一株,枝飞檐外,有彩无灯。歌舞者非伶人,皆国中搢绅子弟为之,年皆十六七,无有老年者。其开场无锣鼓,但闻场后连打竹板声,即见一老人戴荷叶巾,披深黄色大襟衣,有似鹤氅,束蓝带,手执藤杖,白须飘然;率男子八人,头梳高髻,身披白花红地衫,腰束皂色带,各执花枝绕场而舞,如堆花状;又有童子摇鼓穿绕其间,歌声从后场而出,不吹笙笛,用弦索和之,场上启做关目,说白而已。此为彼国天孙氏开辟琉球,歌舞太平故事,名曰三祝舞。又闻竹板声,扮出四童女,髻插金凤花,额束紫绡帕。披大红衫,其长曳地,外罩板金镶元青纱背搭。各持折扇二柄,鱼贯而出,歌舞而退,此谓扇舞。
  下开传奇一段,名曰《天缘奇遇儿女承庆》……(图五)
  
  又如写琉球国之红衣人(妓女):
  
  中华人每到红衣馆(按:即琉球国妓院),有赏识者,即声价十倍,定情合意后,必赠一银簮,带之以为荣。盖民间俱用角者,惟妓女得中华人赏给,始准带耳!其款式如荷花瓣而脚长,每枝重五两。其装束百般,总无一定,有著白地青花衫,微映大红抺胸者;有著五彩印花衫,束紫绉纱汗巾者;有(著)绿地五彩白花衫,束大红文丝带者;皆薄施脂粉,丰致嫣然,令人消魂。(图六)
  
  假若未有亲身经历,绝不可能写出这样具体、生动的记述,而查阅钱氏门人胡源、褚逢春编著的《梅溪先生年谱》,可知在嘉庆十三年时钱泳到了杭州、山东、京城等地 ,无法分身随齐、费两位册使远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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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而且终其一生,钱泳也从未到过琉球国。如前文所述,在这本“杂记”册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题作“浮生六记”的条目,这一条目的内容,则可以直接表明,上述有关琉球国的记述,就是出自沈复的《浮生六记》:
  
  吴门沈梅逸名复,与其夫人陈芸娘伉俪情笃,诗酒倡和。迨芸娘没后,落魄无寥,备尝甘苦,就平生所历之事作《浮生六记》,曰《静好记》、《闲情记》、《坎坷记》、《浪游记》、《海国记》、《养生记》也。梅逸尝随齐、费两册使入琉球,足迹几遍天下,亦奇士也。(亦见图一)
  
  显而易见,钱泳确实读到了沈复的《浮生六记》,因此,他在自己记事的杂记册子当中,抄录《浮生六记》书中有关琉球国的记载,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为江苏苏州人,今传《浮生六记》残本也是得自苏州城中。钱泳虽为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但在嘉庆五年举家迁居苏州常熟 。沈复与钱泳为同时亻弋的人,几乎同龄:沈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卒年不详,但当在道光五年以后 ;钱泳生于乾隆二十四年,卒于道光二十四年。钱泳与沈复,本来有一定条件相互结识,而却未能有缘谋面,故钱泳在这本杂记册子的“浮生六记”条目下曾颇为感慨地写道:“(沈复)终年奔走,在家之日常少,惜余与梅逸(沈复号梅逸)从未一面。”
  审辨钱泳抄录上述诸项《浮生六记》内容的条目,其纸张、墨色、书写风格等,均与杂记册中“浮生六记”条一致;前文已述,这本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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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册中另有一篇钱泳自撰《题严震直历官记后》的草稿,所用纸张亦一致,墨色、书写风格也与有关《浮生六记》的条目很接近,估计都是钱泳在相邻时间段内书写的。这篇《题严震直历官记后》原文为:
  
  右明翰林学士,高逊志所撰《严公震直历官记》。案其年月,当在建文元年。是年,公六十岁正,以工部尚书致仕时也。史标成祖即位后,复召见,命以故官巡视山西,至泽州病卒,又其后事矣。至有传公奉使云南,路遇建文君,悲怆吞金之说,既非实事,而《千钟禄》传奇又造作言语以诬前贤,不亦谬乎。后有题跋六人,如茹瑺、程本立、张紞,《明史》俱有传;其三人名款已阙,尚当俟考。道光三年夏六月,公裔孙鸣銮以此册示余,为识其后,勾吴钱泳。 (图七)
  
  这篇题记中有很明显的增改痕迹,无疑属钱泳自撰草稿,既然明确署有“道光三年夏六月”,则可以据此推定,钱泳抄录沈复《浮生六记》相关内容的时间,很可能也是在道光三年前后。
  钱泳抄录的这部分《浮生六记》的内容,显然都应当属于该书卷五《中山记历》的佚文。概括地说,钱泳摘录的《浮生六记》这部分文字,包括有描写使团入琉球时琉球国迎接礼仪、天使馆的设施与布置、先王庙的建筑艺术、册封琉球国王的过程;记述琉球国历史和地理状况、国王宫室与大臣的居所、国中使用的钱币、该国的刑罚、粮食、动物、酒类、民居、“女集场”、寺庙、冠服、交际礼仪以及语言文字等诸多内容,其中不乏奇风异俗。如“琉求国演戏”,所观之戏,依次有《三祝舞》、《扇舞》、《天缘奇遇儿女承庆》、《笠舞》、《君尔忘身救难雪仇》、《羯鼓舞》和《淫女为魔义士全身》等;写琉球国红衣人(妓女),及其所居红衣馆(妓院),详细到红衣人的缠头费、穿戴、姿态、歌舞、身世及起居饮食诸项,红衣馆的结构、摆设、植物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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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宵情形等,包罗万象,几乎应有尽有。
  这些属于《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总计约6200余字,而若不计标点,《浮生六记》卷一约7000余字,卷二约3800多字,卷三约6800多字,卷四约11700多字,相互比较,可以推断,钱泳很可能是摘录了《浮生六记》卷五的绝大部分内容。
  钱泳对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中山记历》特别关注,可能主要是因为他对沈复游历琉球国一事具有向往之情。钱氏平生亦四处游历,足迹几遍海内,在其《履园丛话序目》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余自弱冠后,便出门负米,历楚、豫、浙、闽、齐、鲁、燕、赵之间,或出或处,垂五十年,既未读万卷书,亦未尝行万里路,然所闻所见日积日多……” 由此可见,钱氏与当时一般人比较,应该是格外地见多识广,与当时的文人墨客比,也颇可炫耀。但是,他的见多识广仅限于海内,毕生未曾涉足海外,因此,他才会感叹说: “梅逸尝随齐、费两册使入琉球,足迹几遍天下,亦奇士也!”向往之情,溢于言表。另外对钱泳来说,其神奇风光的巨大吸引力,当然也不会小,随手抄录,以满足好奇心,亦乃人之常情。
  钱泳摘录的这些《浮生六记》卷五佚文,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单独列成条目,而且在杂记册子当中的顺序,前后错置,不相连贯。钱氏在条目上标注有前后序号,据此,我们可以大体复原拼接其衔接次序。另外,钱泳在摘录时还对个别文字做有一些改易,其最显明者如前述“册封琉球国记略”条,甚至出现第三者口吻之“有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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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名复者”云云字样,并非百分之百地都是沈复文字的原样。不过,钱泳所抄录的这些《浮生六记》的内容,笔墨轻灵,描写细腻;语言自然、朴素、简洁,而又生动、形象、传神,同样达到了俞平伯先生对《浮生六记》前四卷所评价的艺术高度:“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 与前四卷比较,文笔风格一样妙手天成,基本上还应当是沈复手笔的原样。
  《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除了可以大体补足久已失传的这一卷内容之外,还可以为《浮生六记》的研究提供很多重要帮助。例如,据此可以认定沈复原书确是由六卷亦即六个篇目构成;据此还可以认定,沈复出使琉球的时间,确实是在嘉庆十三年。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钱泳记述《浮生六记》一书的篇目,乃是分别题作《静好记》、《闲情记》、《坎坷记》、《浪游记》、《海国记》、《养生记》,与今传本之《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大不相同,似乎较今传本要更雅一些。那么,到底何者是原作者手稿的本貌?若从钱泳与沈复生平行迹的关联和钱泳本人的学识、修养、出身、经历来推断,钱氏所见到的“浮生六记”在“血缘”关系上应与沈复的稿本很相近(或许就是沈复此作的稿本),应当比今传本《浮生六记》的底本即杨引传所得《浮生六记》“稿本”(据专家考证实为抄本 )要更为接近于此书的本来面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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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推测,是否合理,当然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论证。
  2008年4月1日初稿
  4月18日修改
  5月6日改定
  [补记]此文草成后,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多次审阅,帮助调整结构,修饰文字,耗费心血与时间甚多,特此顿首拜谢!
  [后记]
   5月10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潘建国教授,来平遥古城旅游,哂阅拙稿后,提出可能会有读者怀疑,沈复的记述并非钱泳所录的惟一来源。经其他《浮生六记》研究者与笔者的查考,关于嘉庆十三年沈复陪同齐鲲、费锡章出使琉球国的见闻,暂未见有其它如此闲情逸致而又详备的记载传世。
   此外,潘教授认为,文学作品的考证研究,内证十分重要,内外证结合,更有利于读者的认同。我们相信,针对拙文中摘录的部分佚文,感兴趣的研究者自会与今传本《浮生六记》前四卷的文笔风格细作比较。今传本卷四《浪游记快》中,记鸨儿与妓女的文字,语气、用词、句式等语言习惯,与佚文中写琉球国红衣人(妓女)之部分,多有相同之处,随手摘录如下:
  
   鸨儿呼为“梳头婆”,头用银丝为架,高约四寸许,空其中而蟠发于
   外,以长耳挖插一朵花于鬓,身披元青短袄,著元青长裤,管拖脚背,腰束
   汗巾或红或绿,赤足撒鞵,式如梨园旦脚;……妇呼有客,即闻履声杂沓而
   出;有挽髻者,有盘辫者;傅粉如粉墙,搽脂如榴火;或红袄绿裤,或绿袄
   红裤;有著短袜而撮绣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银脚镯者;或蹲于炕,或倚
   于门,双瞳闪闪一言不发。
   5月11日记
  
  (原文连载于2008年6月17、18、19与24、25日香港《文汇报》)
  
  
  
  (第67页)
  
  
  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
  
  彭令
  
  前 言
  
  拙作《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以下简称《发现》)中所称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载录于《钱梅溪手稿》“杂记”册中,而《发现》却未介绍藏钱泳手录卷五佚文的《钱梅溪手稿》“杂记”册概况,难免使读者有突兀之感,本文先补充介绍之。
  笔者所发现的《浮生六记》卷五佚文,为清亻弋著名学者钱泳手录;佚文藏在《钱梅溪手稿》“杂记”部分之中。该“杂记”册,为竹纸本,经折装,每半叶高25厘米,宽15.5厘米,半叶12至14行不等,行29至36字,佚文共计18面,约6200余字;另有钱泳自撰的“浮
  生六记”条目及其它笔记草稿(含《履园丛话》条目底稿)10面,整部册子合计共28面。拙文《发现》所附之图,仅图三、四、五、六为钱泳手录《浮生六记》卷五佚文书影,图一、二、七是钱氏自撰笔记条目草稿书影。
  拙文《发现》发表后,于《浮生六记》有研究的许多专家学者,给于了肯定的评价,也还有些存在疑问,本文再作补充考述。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钱泳抄件收藏者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仅限公布拙作《发现》中的佚文资料。实事求是地说,钱泳所录有关沈三白随使琉球的笔记,若能全部原样影印,公之于世,那是最有力的“铁证”,但我的考略只能在现有的情况下进行。
  
  一、并无其他资料来源及钱泳自创的可能
  
   在这篇《考略》中,我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除一些尚存疑问的学人的疑问:
  (一)这些佚文可不可能是钱泳自己的创作?
  钱泳《钱梅溪手稿》“杂记”中关于琉球的记载,详细生动,比如描述琉球国中山王府的宫室:
  随见万木排空,墙垣密布,最高处宫殿巍峨,已至中山王府矣。府门西向,上有敌楼。进门折南,渐高数级,有门北向。旁有一泉,凿龙首,嵌石中,泉从龙吻喷射而出,此中山之瑞脉也,名曰瑞泉。上有门,即名瑞泉门。门上有滴漏台。再折向东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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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平坦广阔,并列三门,南向,势甚雄壮。进门即为王殿,有一甬道,甚宽广,铺紫色石大方砖。又进而为正殿五间,台阶宽丈余,约高五尺许,以白石栏围之,分坡级为三道,而正中坡级两旁竖盘龙石柱一对。殿中无宝座,而有一台,高仅尺许,曰临政台,围以朱漆栏亦铺脚踏绵,与庶民居室相等。后设金围屏一座,其上即御书楼,凡中国大皇帝历次所赐匾额,尽悬于上。两旁便殿廊房,东西各三统间,为天使宴饮之所,亦将历来册使所送之额悬挂两旁。启其后窗,可以观海,彩梁朱柱,古朴而华。台阶之中,另起御案三座,东首西向,设开读台,高丈余。甬道之中,设国王拜位,以草席为之,四周镶红边而已。(图四)
  再如记述琉球国演戏的情形:
  琉球国亦唱戏。天使至,则于便殿前,搭戏台一座,高与阶齐,方广三丈许。后场有大松树一株,枝飞檐外,有彩无灯。歌舞者非伶人,皆国中搢绅子弟为之,年皆十六七,无有老年者。其开场无锣鼓,但闻场后连打竹板声,即见一老人戴荷叶巾,披深黄色大襟衣,有似鹤氅,束蓝带,手执藤杖,白须飘然;率男子八人,头梳高髻,身披白花红地衫,腰束皂色带,各执花枝绕场而舞,如堆花状;又有童子摇鼓穿绕其间,歌声从后场而出,不吹笙笛,用弦索和之,场上启做关目,说白而已。此为彼国天孙氏开辟琉球,歌舞太平故事,名曰三祝舞。又闻竹板声,扮出
  (第69页)
  
  四童女,髻插金凤花,额束紫绡帕。披大红衫,其长曳地,外罩板金镶元青纱背搭。各持折扇二柄,鱼贯而出,歌舞而退,此谓扇舞。
  下开传奇一段,名曰《天缘奇遇儿女承庆》……(图五)
  像这样的文字,非亲历其境的人是无法写出来的。这一点,相信大家都会认同。钱泳本人未去过琉球,这些文字非钱泳本人创作,应该十分清楚,无须多说。
  (二)沈三白以前,有没有人写过这样的文章?
  1,钱泳所录佚文,开篇即说“嘉庆十三年,有旨册封琉球国王,正使为齐太史鲲,副使为费侍御锡章。吴门有沈三白名复者,为太史司笔砚,亦同行。”(见拙文《发现》图一)可见,钱氏《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所载有关琉球的内容,与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沈三白随齐鲲、费锡章出使琉球这一事件紧密相关。另外“杂记”中还有“自嘉庆五年赵介山殿撰册封琉球时,传谕(红衣人)不准入馆,遂为定例”的话,而以下即写及红衣馆、红衣人,这也说明,这里所记,是嘉庆五年以后到钱泳写作此书之间的事,否则,不会将这些事实,当作奇闻详细描写,而且如此安排。这已经基本上排除了该书关于琉球的记载,出自嘉庆十三年齐鲲等出使前其他文献记载的可能性。
  2,查明清两亻弋,共二十四次遣使册封琉球。钱泳以前(关于琉
  (第70页)
  球)的主要文献略列如下:明亻弋有陈侃《使琉球录》一卷、谢杰《使琉球录》六卷、夏子阳《使琉球录》上、下卷;清亻弋有张学礼《使琉球记》一卷、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六卷、《游山南记》一卷、周煌《琉球国志略》十六卷、李鼎元《使琉球记》六卷。它们绝不会是《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有关琉球文字的本原(下文还会论及),因为那些记载大都十分简略。”经查证后,确实宜改为“明亻弋有陈侃《使琉球录》一卷、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两卷、夏子阳《使琉球录》上、下卷;清亻弋有张学礼《使琉球记》一卷、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六卷、《游山南记》一卷、周煌《琉球国志略》十六卷、李鼎元《使琉球记》六卷。它们绝不会是《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有关琉球文字的本原(下文还会论及),因为那些记载中,关于琉球民间待客的礼仪及红衣馆(妓院)与红衣人(妓女)的部分,大都十分简略。有兴趣,肯下功夫考证的读者,若肯去细检一下上列文献,并与钱泳所录的佚文细作比较,肯定就会明白。
  (三),钱泳《钱梅溪手稿》“杂记”中关于琉球的记载,会不会出自齐鲲等人的著作呢?
  嘉庆十三年,使琉球者所留下的其它相关著作,经查考,有如下五种:齐鲲与费锡章撰《续琉球国志略》五卷,有清嘉庆间武英殿木活字本;齐鲲撰《东瀛百咏》一卷,有嘉庆十三年知今堂刻本;费锡章撰《一品集》二卷,有嘉庆十四年与十八年恩诒堂刻本;费氏另撰《来鹤堂文集》不分卷,亦有清刻本传世;费氏又撰有《赐砚堂诗存》,
  (第71页)
  未见传本。
  《续琉球国志略》是典型的官样文章,与钱泳所录的部分内容思想(如逛琉球妓院)大相径庭;《东瀛百咏》、《一品集》与《赐砚堂诗存》均为诗集,非记述文字;《来鹤堂文集》仅稍有涉及使琉球之处,也皆为官腔官调。
  另外,检阅清亻弋出使官吏对琉球红衣人的态度与“政策”,我们还会发现,上述钱泳所录佚文,与官方文献记载的要求,思想行为,都大相违背。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始,出使官吏即下令驱逐红衣人,禁止出使人员与之交往。周煌是乾隆二十一年册封琉球副使,前文提到他撰有《琉球国志略》,其中记录:
  张学礼录女子有不嫁者,离父母自居,专接外岛贸易之客。女之亲戚兄弟,毋论贵贱,仍与外客序亲往来,不以为耻。臣兹役甫至,风闻土妓甚众,谓之侏 ,实则“倾城”二字之音也。外岛且更继至;因移书唐荣总理司,谕其善为驱逐,毋令蠱我华人。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册封琉球副使李鼎元在《使琉球记》中写道:
  饬从者各安执事,无妄出入。谕阍者严启闭,差遣则付以签,阍者验收,无签而擅放,责阍者。闻球俗有红衣土妓,谕令驱逐,无附近使馆,蠱我从人。
  (第72页)
  钱泳所录佚文,记述琉球红衣人的文字中,还提到了嘉庆五年禁令,即其时(嘉庆十三年)定例(制度):
  向例,每天使至国册封,准诸妓入馆伺候。自嘉庆五年,赵介山殿撰册封琉球时,传谕不准入馆,遂为定例。
  由上列文献可知,遣琉球国使团,自乾隆二十一年起,即防备着红衣人“蠱我华人”;红衣人不准入天使馆,在嘉庆五年且成为“定例”。从官样与“大道”来看,乾隆以下的出使官吏,包括齐鲲等,是不能逛红衣馆的,即使有人违令,至少也不敢公开逛,更不会也不敢写出详述红衣人与红衣馆的文字,并使其流传于世,自找麻烦的。
  要之,不仅《琉球国志略》等嘉庆十三年以前的文献不会是《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有关琉球文字的本原,钱泳所录佚文出自齐鲲等人笔下这种可能性也完全可以排除。
   沈复却不同,“可注意的,他(沈复)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 这些记述赏妓嫖宿消魂的“色情”文字,出现在“无所存心”、“不知避忌”的沈复笔下,则很自然,而与情理相合。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可以断定,钱泳所录记述琉球国红衣人与红衣馆等佚文,只可能是沈复的手笔;沈复传世的记述性作品,又仅有《浮生六记》,佚文自然也就只能出自《浮生六记》。
  (第73页)
  
   二、文字内容风格与《浮生六记》相同而与其它相关文字大异
  
  (一)整体风格与沈三白《浮生六记》的文字相同。
  沈复行文,笔墨轻灵,笔致细腻,简洁生动,俞平伯先生有如下的评论:
  即如这书(《浮生六记》),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象;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
  《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有一篇描述琉球国红衣人(妓女)与红衣馆(妓院)的佚文:
  中华人每到红衣馆(按:即琉球国妓院),有赏识者,即声价十倍,定情合意后,必赠一银簮,带之以为荣。盖民间俱用角者,惟妓女得中华人赏给,始准带耳!其款式如荷花瓣而脚长,每枝重五两。其装束百般,总无一定,有著白地青花衫,微映大
  (第74页)
  红抺胸者;有著五彩印花衫,束紫绉纱汗巾者;有(着)绿地五彩白花衫,束大红文丝带者;皆薄施脂粉,丰致嫣然,令人消魂。(图六)
  这篇文章,笔致细腻,胆子亦大,正合俞平伯先生对《浮生六记》前四卷内容的评价:“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无酸语、赘语、道学语”。
  另外几篇佚文,也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上述沈三白文章的整体风格。比如上引描写中山王宫室和描写琉球国演戏的情形的文章,文笔莫不轻灵生动,描写细腻,且又倜宕不群。读者只要细心品读,应该能即时立断。不再赘引。
  我们还可以拿可以确定为《浮生六记》中的一些文章与钱泳所录佚文进行比较。沈复《浮生六记》卷四,有一段记游扬州的文字:
  渡江而北,渔洋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一语,已活现矣。平山堂离城约三四里,行其途有八九里,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谅不过此。其妙处在十馀家之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其最难位置处,出城八景,有一里许紧沿城郭。夫城缀于旷远重山间,方可入画。园林有此,蠢笨绝伦。而观其或亭或台,或墙或石,或竹或树,半隐半露间,使游人不觉其触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断难下手。城尽以虹园为首。折而向北,有石梁,曰虹桥。不知园以桥名乎?桥以园名乎?荡舟过,曰长堤春柳。此景不缀城脚而缀于此,更见布置之妙。再折而西,垒土立庙,曰小金山。有此一挡便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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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紧凑,亦非俗笔。……过此有胜概楼,年年观竞渡于此。河面较宽,南北跨一莲花桥。桥门通八面,桥面设五亭,扬人呼为“四盘一暖锅”。此思穷力竭之为,不甚可取。桥南有莲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金顶缨络,高矗云霄,殿角红墙,松柏掩映,钟磬时闻,此天下园亭所未有者。过桥见三层高阁,画栋飞檐,五彩绚烂,叠以太湖石,围以白石阑,名曰五云多处,如作文中间之大结构也。过此,名蜀冈朝旭,平坦无奇,且属附会。将及山,河面渐束,堆土植竹树,作四五曲,似已山穷水尽,而忽豁然开朗,平山之万松林已列于前矣。……
  钱泳“杂记”佚文对琉球山川与中山王府宫室的记述:
  由先王祠东度二小岭,行于山脊,路尚平坦。民居岭下,田园绣错,竹树阴森。行三四里,始见高牌坊一座,上大书“中山”二字。过此百步,又一牌坊,大书“守礼”二字。路之中心,筑方石台,上植铁树一丛,以为来龙。随见万木排空,墙垣密布,最高处宫殿巍峨,已至中山王府矣!府门西向,上有敌楼,进门折南,渐高数级,有门北向;旁有一泉,凿龙首,嵌石中,泉从龙吻喷射而出,此中山之瑞脉也,名曰瑞泉;上有门即名瑞泉门,门上有滴漏台。再折向东进第三门,平坦广阔,并列三门,南向,势甚雄壮。进门即为王殿,有一甬道,甚宽广,铺紫色石大方砖。又进而为正殿五间,台阶宽丈余,约高五尺许,以白石栏围之,分坡级为三道,而正中坡级两旁,竖盘龙石柱一对。殿中无宝座,而有一台,高仅尺许,曰临政台,围以朱漆栏,亦铺脚踏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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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庶民居室相等。后设金围屏一座,其上即御书楼,凡中国大皇帝历次所赐匾额,尽悬于上。两旁便殿廊房,东西各三统间,为天使宴饮之所,亦将历来册使所送之额悬挂两旁。启其后窗,可以观海,彩梁朱柱,古朴而华。台阶之中,另起御案三座,东首西向,设开读台,高丈余。甬道之中,设国王拜位,以草席为之,四周镶红边而已。……
  将上述两篇文章对读,可以发现,沈复写景状物,遵循着一定的视野顺序,一路写来,井然不紊。两篇文字,如出一辙。
  (二)整体风格与其他人的风格相异。
  李鼎元的《使琉球记》,对于中山王宫室也有颇为详细的描写:
  过中山先王庙下山,坦途里许,有水田。上万松岭迤逦而东,数里许,衢道修广,有坊牓曰“中山道”。南为安国寺,对寺为世子弟,中路砌石为墩,中植凤蕉一丛,佛桑二株。更进,又一坊,牓曰“守礼之邦”。道左有天界寺,寺西南为王茔,对茔为大美殿。……更进为欢会门,踞山颠叠礁石为城,削磨如壁,有马道,无雉堞,高五尺以来,远望如聚髑髅,始悟隋书所谓“王居多聚髑髅其下”者。乃远望,误于形似,实未至城下也。城外石崖左镌“龙冈”字,右镌“虎崒”字。城四门:前,西向,即欢会门,王宫西向者,以中国在海西,表忠顺面内之意;后,东向,为继世门;左,南向,为水门;右,北向,为久庆门。再进,层厓有门,西北向,曰瑞泉,即每日秀才送馆之泉也。左右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门,通入王宫。更进有漏西向,牓曰“刻漏”,上设铜壶漏水。更进有门西北向,为奉神门,即王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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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殿庭方广十数亩,分砌三道。由甬道进至阙庭,如前仪行礼毕,乃瞻王殿。殿九楹,左右夹室,一月台覆以穹亭中。阶七级,石栏周护,雕刻花鸟。殿上为御书楼,高敞壮丽,钜梯当楹立,正中悬奉圣祖仁皇帝御书“中山世土”匾额,左奉世宗宪皇帝御书“辑瑞球阳”
  匾额,右奉高宗纯皇帝御书“永作瀛壖”匾额。偕正使敬谨拜瞻毕,觉天章炳焕,日月光华,诚海邦世宝也。下为王听政位。中壁悬伏羲画卦象,龙马负图,立其前,绢色苍古,微有剥蚀;汪录谓非近亻弋物,今又经百年,画亦无恙,知其保护爱惜者至矣!更衣后,国王揖入北宫,殿屋固朴,多柱础,屋梁举手可接。以处山冈,且防海飓。王宫如此,他屋可知。对面为南宫,有楼,窗尽垂帘,帘以细竹为之。隙地多蟠松、凤蕉,奇石错列。旧例,此日宴于北宫,为第二宴……
  李文的记述不可谓不详细,然其材料顺序是按自己行进时的所历所见先后来安排的,缺少变化,亦缺少灵气。赵苕狂认为:“他(沈复)的作游记,与其他人们不同,并不喜欢连篇累牍的,作上一种记帐式的文字;只是对于一山一水,很概括的而形容上几句。而这些形容的话,却又似‘老吏断狱’一般的,一点儿移易不得!加以,他于此等地方,很有上一种独立的精神;不论哪一个名胜之区,他不品评则已;一品评得,总是在他自己的直觉下面再经过一番邃密的审度的,决不多采前人所发表过的意见。” 赵的意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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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生六记》风行以后,有人伪作《中山记历》,亦有中山王宫室描述。因为文章亦写得十分详细,非亲身所历者莫办,所以,一开始亦迷惑了一些人。然而人们还是从文章的风格发现可疑,以为非沈三白之笔;以后找到了李文,进行对照,发现这些文字原来完全是抄袭李氏《使琉球记》之相应记述而成,录如下,以便与上面所引的相关文字进行比较:
  上万松岭,迤逦而东,衢道修广,有坊牓曰“中山道”,又进一坊,牓曰“守礼之邦”。……更进为欢会门,踞山颠,叠礁石为城,削磨如壁,有鸟道,无雉堞,高五尺以上,远望如聚髑髅。始悟《隋书》所谓王居多聚髑髅其下者,乃远望误于形似,实未至城下也。城外石崖,左镌“龙冈”字,右镌“虎崒”字。王宫西向,以中国在海西,表忠顺面向之意。后东向为继世门,左南向为水门,右北向为久庆门。再进,层崖有门西北向,曰瑞泉。左右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门。更进有漏西向,榜曰“刻漏”。上设铜壶漏水。更进有门西北向,为奉神门,即王府门也。殿庭方广十数亩,分砌二道,由甬道进至阙廷,为王听政之所。壁悬伏羲画卦象,龙马负图立其前,绢色苍古,微有剥蚀,殆非近亻弋物。北宫殿屋固朴,屋举手可接,以处山冈,且阻海飓。面对为南宫。此日正副使宴于北宫……
  这个比较,大约亦可说明,我在文章开头所说,钱泳不可能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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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证明——这篇写得详细的伪作,伪作者虽未身历其事,其原作者却是亲历其境的。
  沈复行文,文辞洁媚,趣味隽永,使人感觉到有形有色,仿佛觉得是在他的亲引下,愉快地游赏,悠闲地享受。这是沈复文笔的独特之处,更是其本质的艺术风格。这种感觉,莫说李鼎元笔下找不到;其他人的笔下亦找不到。
  (三)用语习惯、特色与可确定为沈复作品的《浮生六记》前四卷中的篇章相同。
  佚文中有一段写琉球国红衣人的文字,拿他与今传本《浮生六记》卷四中,描写鸨儿与妓女的文辞细作比较,可以看出,有许多用语习惯、特点相似的地方。
  譬如:
  1,佚文“……有着白地青花衫微映大红抹胸者,有著五彩印花衫束紫绉纱汗巾者……” 与卷四“有着短袜而撮绣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银脚镯者……”句式同类,语言风格一致。
  2,今传本《浮生六记》卷四与佚文中,作者描写人的穿戴,习惯用“插”、“披”、“束”等字,随手列出卷四描写鸨儿的文字:
  鸨儿呼为“梳头婆”,头用银丝为架,高约四寸许,空其中而蟠发于外,以长耳挖插一朵花于鬓,身披元青短袄,著元青长裤,管拖脚背,腰束汗巾或红或绿,赤足撒鞋,式如梨园旦脚……
  (第80页)
  
  佚文中这样的用词习惯与之完全一样,比如:
  ……即见一老人戴荷叶巾,披深黄色大襟衣,有似鹤氅,束蓝带,手执藤杖,白须飘然;率男子八人,头梳高髻,身披白花红地衫,腰束皂色带,各执花枝绕场而舞,如堆花状……又闻竹板声,扮出四童女,髻插金凤花,额束紫绡帕,披大红衫……
  我们虽然难以仅凭此种比较就确定什么,但是若是将这看作一个旁证,大约还是可以的,至少它能给人以提示、启发。
  
   三、抄写的条件
  
  拙文《发现》中已考证,钱氏抄录卷五的时间约在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林语堂先生在英译《浮生六记》时,曾推断:“所以这书(《浮生六记》)在一八一0至一八三0年间当流行于姑苏”。 据专家学者考证,查检存世《浮生六记》的最早版本,我们可以确定,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以前,《浮生六记》一书未见有印本传世,当仅以抄本流行。据钱氏门人编著的《梅溪先生年谱》记载:
   嘉庆五年庚申,先生(钱泳)四十二岁,正月初八,恭迎华太安人(按:钱泳之母)从金匮泰伯乡旧居迁于常熟钓渚渡之新居……
  (第81页)
  
  自是年始,钱家在常熟钓渚渡安家落户。到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乃至终其一生(按:钱泳卒于道光二十四年,即公元1844年),钱泳常居常熟,而常熟离苏州很近。钱泳既生逢其时,又得地利之便。
  另查《年谱》“道光三年癸未先生(钱泳)六十五岁”条,尽管钱氏二、三月间曾外出,但四十余日后,约三月中旬即返归常熟钓渚渡。是年三月中旬以后的光阴,钱氏是这样度过的:
   (钱泳)闲居无事,构得族祖庸亭太史《三吴水利条议》一卷刻之,自序其上;又翻阅前人著述,有条议所未尽者,辄录数则,汇于一帙,分十二篇,名曰《水学赘言》,呈之当事,识者韪之。
  其时沈复是书正在苏州的文人墨士中广为流传,“闲居无事”、“又翻阅前人著述”的钱泳,有时间、有条件读到时人沈复的《浮生六记》全书(按:钱泳也确实曾读过此书,并撰有“浮生六记”笔记条目,见拙文《发现》图一),钱泳又与沈复身份相类,都曾为幕客,又都身无功名,“奇士”沈复随使海外琉球的记行著作 ——《浮生六记》卷五《海国记》,引发了钱氏的兴趣,阅读并将其抄录,这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说钱泳抄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全部占得!
  
   四、所标序号的启示及其他
  (第82页)
  
  钱泳手录的佚文,以“册封琉球国记略”、“案琉球国传……”、“琉求国演戏”与“琉球国亦有妓女……”四条笔记的形式,收在钱氏《记事珠》手稿中。钱氏因是随意抄录,顺序不免错乱,还用朱笔分别将“案琉球国传……”、“琉求国演戏”与“琉球国亦有妓女……”标明“第二”、“第三”(见拙文《发现》图五)与“第四” (见拙文《发现》图六);“册封琉球国记略”条目,虽然亦有朱笔圈点,但是未标明序号(见拙文《发现》图三),观其内容,显然系“第一”。钱氏所标明的顺序,应该即这四条笔记的文字在沈复原文中的次序。另有一条“浮生六记”的条目,亦未标序号。当是其为《浮生六记》自作的介绍。从其所标序号,及介绍《浮生六记》一书,亦可见出他的欲存该书面貌的用心。
  钱泳所录的有关沈复随使琉球的佚文,为何未正式作为笔记条目收入其著作(如《履园丛话》诸书),刊行传世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其一,钱泳所录佚文取自沈复《浮生六记》抄本,其时此书在苏州一带广为流传,时人耳熟能详,钱氏或许认为虽然属奇闻异事,但是并无新鲜之感了。其二,沈复所记随使琉球的文章,文词洁媚,趣味隽永;也许钱泳自忖,若将沈复原文大加改易,或自己另行撰文叙述沈氏其事,深恐文辞难及原作,为时人或后人耻笑耳;若几乎原样收入自己的著作,刊行传世,毕竟是人家的文章,不但不能为自己增光添彩,且有掠人之美的嫌疑。
  (第83页)
  综上所述,钱泳“杂记”中关于琉球的文章,只可能来源于沈复《浮生六记》;佚文内容与前四记一脉相承,切合沈复的作风与性格;佚文文辞风格与前四卷一致,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显系沈复手笔;钱泳具备抄录沈复《浮生六记》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钱泳在佚文中所标序号,亦说明这几则文字的来源,这些文字出自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无疑,而且大体上就是《浮生六记》中的原文。
   2008年7月15日彭令初稿
   7月20日萧相恺先生斧正
  
  [补记] 此文的写作,从提纲到成文,得(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古典文学研究权威)萧相恺老先生诸多帮助;萧老所付心血甚多,笔者反复恳请在贱名前,署上萧老先生的大名,老先生执意不允,高风亮节如此。笔者感恩涕零,惟有再三顿首拜谢!
   7月21日记
  
   (原载“中国古亻弋小说网”)
  
  
  另外可参见上海“天风上人”的网上研究文章:
  天风楼夜话 ---“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之我见(撰于2008年7月18日至29日)
  对《海国记》与《浮生六记》前四记,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很有价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133db01009xz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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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4页)
  
  漫談實錄中琉交往的孤本典籍《海國記》
   彭令
  
  說明:拙文為方便在相關網站發表,未採用校注形式,即不採用注釋在當頁下面的形式。
  
  前言
  
  2005年金秋十月的一個清晨,古淵在南京朝天宮一個舊書攤上,購得清人錢泳《記事珠》一書。這部破爛古籍為錢泳的雜記雜稿。經過一番周折後,在天津古舊書界前輩張振鐸老先生的指導下,整理重裝為經折裝,大體分為雜記、金石字畫、《履園叢話》草稿與信劄底稿四冊。筆者在“雜記”冊中,發現了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即實錄中琉交往的典籍《海國記》。經查考,不見於其他公私藏書目錄,是為孤本。古淵將此錢氏抄《六記》卷五佚文,合併錢泳自撰的“浮生六記”筆記條目,與其他確證錢氏手跡的條目及相互關聯的頁面抽出,請古籍版本學家沈燮元題名為《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一冊,亦即實錄中琉交往的孤本典籍《海國記》冊頁。
  臺灣高雄師範大學蔡根祥教授曾作比較全面的介紹與評價,特移錄如下:
  
  其一,書況:
  (一)、抄寫時間:約于清朝道光三年前後。
  (二)、內 容:雜記,其中有頗多關於琉球風土記事,並與清朝沈復所撰《浮生六記》佚失卷五之資料有關。
  (三)、頁 數:《浮生六記》卷五佚文18頁,約6200餘字。另附錢泳自撰的《浮生六記》條目及其它筆記草稿(含《履園叢話》條目底稿)10頁,整部冊子合計28頁。
  (四)、收藏情形:竹紙本,經折裝,每半葉高25釐米,寬15.5釐米,半葉12至14行不等,行29至36字。配有楠木匣子,封面雕“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 樊古後樓珍藏”。
  
  其二, 該書價值:
  (一)、文學價值:該書雜記部分,其中關於琉球風土記事之文段,當為清朝沈復所撰《浮生六記》今本佚失卷五之早期抄稿資料。《浮生六記》為我國文學作品流傳海外之名著,蜚聲國際間,具有多國譯本;而其中卷五、卷六之佚失,誠世人所深憾;今既有此珍貴資料可為補足,實世人所翹望,文學上之大驚喜。
  (二)、學術價值:該書與《浮生六記》相關部分,可與今本《浮生六記》相對校,以見《浮生六記》撰寫形成之過程,此誠學術研究之重點。又《履園叢話》草稿部分,亦可與今本《履園叢話》比較其異同,以關錢泳思想見解之變遷。
  (三)、歷史價值:錢氏抄稿中有關琉球風土記事部分,乃同時期相關資料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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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近真實之敍述記事文字,比之同時(清嘉慶十三年)冊封琉球正、副使齊鯤、費錫章所著《續琉球國記略》一書,更為真實而觀察入微,乃瞭解當時琉球國國情之第一手珍貴財產。
  (四)、藝術價值:錢氏抄稿中書法,本即秀勁流暢,極具藝術價值。何況錢泳本為當時書法名家,六書八體,靡不精通,號其居曰“寫經堂”;錢氏曾臨書諸多漢碑出版,作為學者臨摹的範本,可見其書法功力與價值於一斑。欲研究錢氏書法者,此抄稿當為不可或缺之重要材料。
  
  其三,評等建議:
   雜記中關於琉球風土記事之文句,為清朝沈復所撰《浮生六記》今本佚失卷五之早期抄稿資料。其價值極高,且可整理、研究、出版,發行海內外。根據“一級古籍定級標準”─“明清時期各學科名家名著的亻弋表性稿本”,建議列入“第一級古籍丙等”。
  
   案有關《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之研究,請參考拙撰《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的發現及初步研究》、《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考略》,以及蔡根祥著《沈復<浮生六記>研究新高潮─新資料之發現與再研究》三篇論文,在大陸“中國古亻弋小說網”網路上均可以搜尋得到。
  
  錢泳與沈復的關係及抄錄條件
  
  錢泳,清亻弋中期著名學者,終生沒有功名,生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沈復,清亻弋蘇州文士,名著《浮生六記》的作者,終生布衣,生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根據考證,卒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以後。沈復比錢泳僅小四歲,顯然是同時亻弋的文人。嘉慶五年(1800年)錢氏遷居蘇州,與沈復便成了同鄉。
  錢泳抄錄《浮生六記》卷五(即沈復自記琉球國所見所聞之《海國記》)的時間約在道光三年(1823年)。林語堂在英譯《浮生六記》時,曾推斷:“……所以這書(《浮生六記》)在一八一0至一八三0年間當流行於姑蘇”( 林語堂:《譯者序》,載《浮生六記》,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年2月版,2001年8月3印)。據專家學者考證,查檢存世《浮生六記》的最早版本,我們可以確定,光緒四年(1878年)以前,《浮生六記》一書未見有印本傳世,當僅以抄本流行。據錢氏門人編著的《梅溪先生年譜》記載:
   嘉慶五年庚申,(錢泳)四十二歲,正月初八,恭迎華太安人(按:錢泳之母)從金匱泰伯鄉舊居遷於常熟釣渚渡之新居……(胡源、褚逢春:《梅溪先生年譜》,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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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乾嘉名儒年譜》)
  自是年始,錢家在常熟釣渚渡安家落戶。到道光三年(1823年),乃至終其一生,錢泳常居常熟,而常熟離蘇州城很近。錢泳既與沈復年齡相當,又得地利之便。
  另查《年譜》“道光三年癸未(錢泳)六十五歲”條,儘管錢氏二、三月間曾外出,但四十餘日後,約於三月中旬即返歸常熟釣渚渡。是年三月中旬以後的光陰,錢氏是這樣度過的:
   (錢泳)閒居無事,購得族祖庸亭太史《三吳水利條議》一卷刻之,自序其上;又翻閱前人著述,有條議所未盡者,輒錄數則,匯於一帙,分十二篇,名曰《水學贅言》,呈之當事,識者韙之。(胡源、褚逢春:《梅溪先生年譜》,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乾嘉名儒年譜》)
  其時沈復是書正在蘇州的文人墨客中廣為流傳,“閒居無事”、“又翻閱前人著述”的錢泳,有時間、有條件讀到時人沈復的《浮生六記》全書(按:錢泳也確實曾讀過此書,並撰有“浮生六記”筆記條目,見拙文《沈復<浮生六記>卷五佚文的發現及初步研究》圖一),錢泳與沈復身份相類,都曾為幕客,又都身無功名,“奇士”沈復隨使海外琉球的記行著作——《浮生六記》卷五《海國記》,引發了錢氏的興趣,閱讀並將其抄錄,這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說錢泳抄錄沈復《海國記》,是“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全部占得。
  
   獨具一格 雄視百亻弋
  
  根據筆者的調查,海內外中琉關係研究者都有同感,記載中國人出使琉球的文獻並不少見,但是,詳細反映其社會狀況、風俗風物,特別是記錄中華人士在琉球王國民間進行交往活動的史料,卻相對較少。
  抄錄此《海國記》之錢泳為清亻弋書法名家,這部有關中琉關係的典籍(以下簡稱中琉典籍)之字跡秀勁流暢。錢氏所抄錄的內容,概括地說,包括有描寫使團入琉球時國王迎接禮儀、天使館的設施與佈置、先王廟的建築藝術、冊封琉球國王的過程;記述琉球國歷史和地理狀況、國王宮室與大臣的居所、國中使用的錢幣、該國的刑罰、糧食、動物、酒類、民居、“女集場”、寺廟、冠服、交際禮儀以及語言文字等諸多內容,其中不乏奇風異俗。如“琉求國演戲”,所觀之戲,依次生動形象地記述有《三祝舞》、《扇舞》、《天緣奇》、《笠舞》、《君爾》、《羯鼓舞》和《淫女為魔》等;寫琉球國紅衣人(妓女),及其所居紅衣館(妓院),詳細到紅衣人的纏頭費、穿戴、姿態、歌舞、身世及起居飲食諸項,紅衣館的結構、擺設、植物及通宵情形等,包羅萬象,幾乎應有盡有。
  此《海國記》中,沈氏生動形象傳神記下的《琉求國演戲》,經過比較,與《中山傳信錄》、《琉球國志略》和《使琉球記》中的記載,大有不同;按照沈氏所記,精心挑選演員與道具,便基本可以出神入化地復製出當時的場景,其他
  
  (第87页)
  記載應該難以達到此種水準。特別是布衣沈復隨心所欲、無拘無束記下的他探訪琉球國紅衣館的全場景與過程,更是絕無僅有的琉球民間實錄。
  其他如關於冊封使者居處(天使館)的獨特描述、對琉球民居的獨到品評、涉及琉球醫師僧人與寺廟(樂善、定海寺)的巧妙記載、到琉球民家做客飲茶喝酒全過程及禮儀的生動記述與將琉球部分語言文字漢譯等等;其中,有的不見於其他文獻,有的明顯有別於其他文獻的記載。這種獨特與可貴之處,源于作者沈復系一畸人。正如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家俞平伯在評價《浮生六記》前四卷內容時所說:“筆致細膩,膽子亦大”、“意興所到,便濡毫伸紙,不必妝點,不知避忌。”並且 “無酸語、贅語、道學語”。
  俞平伯還曾這樣評價大家都能讀到的沈復《浮生六記》前四卷:“即如這書,說它是信筆寫出的,固然不象;說它是精心結撰的,又何以見得?這總是一半兒做著,一半兒寫著的;雖有雕琢一樣的完美,卻不見一點斧鑿痕。猶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開的圖畫,然仿佛處處吻合人工的意匠。當此種境界,我們的分析推尋的技巧,原不免有窮時。此《記》所錄所載,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著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異,異在韶秀以外竟似無物。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露明瑩的顏色;只見精微,不見製作精微的痕跡。”沈復行文筆墨輕靈,描寫細膩,語言自然、樸素、簡潔,而又生動、形象、傳神。在此孤本典籍當中,嘉慶十三年(1808年)時的琉球國(今日本沖繩縣)在沈氏筆下,自然意境超脫,寥寥數千字,當時的冊封儀式、琉球名勝、獨特風景、演戲場面、奇風異俗及紅衣館(妓院)等等,即琉球王國的歷史與其時現狀差不多已整個兒湧現到我們的眼面前來了!若是一般的作家來寫,恐怕數萬字,甚至上十萬字,也達不到這樣的效果。這必將成為描述琉球國的經典作品,一旦公佈於世,無疑將極大地提升琉球王國的文化與藝術內涵。
  眾所周知,琉球王國的Gusuku城遺址及相關遺跡已於2000年入選《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世界公認的文化遺產。這部約200年以前,沈復自記,錢泳手錄的中琉典籍,若能得到足夠重視、充分利用,無疑對當今沖繩縣文物資源的保護與開發必將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筆者認為,此部孤本中琉典籍比之日本國沖繩縣立博物館首推,並被指定為(日本)國家重要文化財產的《Omorosaushi》一書,應該更重要,更有價值。《Omorosaushi》是一本沖繩最古老的歌謠集,它收集了18世紀創作並流傳在沖繩、奄美一帶的古亻弋歌謠;而這部約200年以前的名人書法原件典籍,用自然、樸素、簡潔,而又生動、形象、傳神的優美語言實錄冊封琉球國王、琉球國演戲、奇風異俗與紅衣館(妓院)、紅衣人(妓女)等,為存世最古老的名人手抄“民間中琉典籍”,內容豐富。知名學者張蕊青認為,從書法漂亮、語言優美與內容獨特三方面而言,這應該是傳世“最漂亮傳神的中琉關係史料”,是記載中琉交往歷史的經典之作。
  總結起來,筆者認為,這薄薄一冊《海國記》至少具有如下七層價值與意義——
  第一層,作為真純率真,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富有創造性的傳世文學名著《浮生六記》第五記佚文,自光緒四年(1878年)以來,中國文學界、出版界與收藏界苦苦尋覓了130餘年,今日驚現,實乃特大驚喜。甚至有網友撰文公告國人:“沈復《浮生六記》第五卷絕大部分佚文在錢泳稿本《記事珠》中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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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啻於《紅樓夢》後四十回的重見於世(如果還有可能的話)。”(請見:http://maoyiningjie.blog.sohu.com/96091030.html
  第二層,又增加一份證實釣魚臺(島)列嶼主權與琉球(即現在的日本沖繩縣)無關的重要文獻。《海國記》中記述:“……十三日辰刻,見釣魚臺,形如筆架。遙祭黑水溝,遂叩禱於天后,忽見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是日即轉風。十四日早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以上記載又一次確證,琉球國西部領域是從姑米山(即現在沖繩的久米島)開始的。歷史文物再次向世人揭露“釣魚島屬於琉球,琉球屬於日本,日本對釣魚島擁有 ‘主權’”是偽造的歷史謊言。
  第三層,作者沈復系一畸人,終生布衣,“筆致細膩,膽子亦大”(俞平伯語),實錄冊封琉球國王的過程、禮儀及其它所見所聞,自然而隨心所欲,不知避忌;抄錄者錢泳亦是終生無功名,沒有多少顧忌,兩位知名布衣文士聯手留下的歷史文獻,其中極少粉飾,頗能重現其時琉球王國的本來面目。這種有關琉球的“布衣文獻”誠可謂絕少見。
  第四層,凡是看過《浮生六記》前四記的讀者,莫不嘆服沈復行文語言的自然、樸素、簡潔,而又生動、形象、傳神,正如俞平伯所評價的“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著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異,異在韶秀以外竟似無物。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露明瑩的顏色;只見精微,不見製作精微的痕跡。”此種精絕語言記述與描寫的琉球王國,一經公佈流傳,必將在華文世界激起華人對琉球王國的無限嚮往與期盼。前四記中,沈復筆下的倉浪亭、倉米巷與三白舊居天井等景點,自民國至今,即一直吸引著林語堂、趙苕狂、鄭逸梅、馮其庸、馬漢茂(德國著名漢學家)與俞國基等無數海內外文人墨客,去尋蹤覓跡,拍照留念。稍有文學常識的人,也許會有這樣的預感,僅從語言藝術的角度而言,《海國記》一旦公佈 ,其他記載描寫琉球王國的文獻作品,有可能將黯然失色,退居歷史角落。誰又能斷言,《海國記》一朝公佈,就一定不會掀起琉球復興復古的新高潮,使琉球群島成為更加熠熠生輝的海上明珠呢?
  第五層,增加了一部實錄清亻弋中琉宗藩友好關係的獨特典籍。
   第六層,研究考察琉球王國民間信仰、傳說、族群意識以及百姓所特有的生活方式、生存狀況及其它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者,應該能從此部典籍中找到比較原始的戲劇、紅衣館(妓院)與紅衣人(妓女)、醫師僧人、民間風俗、交際禮節、喝茶飲食禮儀等等方面的資料,而且都比較具體可信。
  第七層,錢泳手錄《海國記》原件,字跡“秀勁流暢,極具藝術價值”(臺灣蔡根祥教授語),手跡全部清晰彩照若公佈,很可能將為傳言說中,被琉球某些人士原樣刻石上碑,催生琉球一小片碑林,使琉球人得到一個為中琉友好交往歷史文獻樹碑流傳的好機會。琉球群島很可能“誕生”一處為中華兒女所喜歡的碑林景點。
  
  文學價值及出版發行
  
  《浮生六記》第五記偽作《中山記曆》,在民國時即價格不菲,沈復原文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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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真品《海國記》的價值又將如何掂量呢?
  上海文史館館員王瑜孫在1989年9月26日的《團結報》上,發表《足本<浮生六記>之謎》一文。文中揭露,《浮生六記》後二記偽作出自一位叫黃楚香的寒士之手,王文濡付其酬勞200大洋。根據查考,王請黃作偽的時間在1934年到1935年間。偽作後二記與前四記拼湊成所謂《足本浮生六記》,載入上海世界書局的《美化文學名著叢刊》,其初版時間是在1935年11月。這樣,我們應該可以認為,單純從文學出版的角度看,後二記偽作在民國時就值200大洋,每一記偽作合100大洋。
  民國時的一百大洋,在其時古舊書籍收藏界能購得哪些古籍善本呢?從上文可知,孤本古籍,中琉關係史料沈復《海國記》有其鮮明的獨特性,我們應該可以專挑特殊的講講,便於比較。
  購進明嘉靖間內府抄本《永樂大典》一冊,應該問題不大。網上謝冬榮《傅增湘與<永樂大典>》一文中有如下介紹:
  在1912年10月5日致張元濟的信中,傅談到:“都中見有永樂大典一冊。系學字型大小。系三萬一千九百八十四、五卷索價五十元……”
  在 1914年6月24日致張元濟的信中,傅談到:“外永樂大典三冊。遵命購得。其價已問伯恒兄取用可一百五十元。村字一冊似更佳。此外如有佳者再為購一冊。以足四冊之數。但可遇不可求耳。” 同年9月22日,傅在致張元濟的信中又談到:“又見永樂大典一本。忠字型大小(忠經、忠傳皆全。)。內附圖數十葉(工筆劃人物。)。真乃罕見之物。湘所見數十冊矣。然有圖者絕少。公如收入樓中。亦罕見之秘笈。忠傳一書未見著錄。亦無撰人名。第此冊索價至一百元。不知公願收否。”同年9月27日,傅在信中又談到:“又有大典一冊。乃杭字。皆記杭州宋時風俗物產。如武林舊事、公湖老人蘩勝錄(此書不見著錄。有十余葉。)。均佳。但亦索百元。購否。”這兩冊《大典》後來皆為張元濟所收。
   在1925年8月10日致傅增湘的信中,張元濟談到:“永樂大典倉字四冊自可留。湖江兩冊木老及劉蔣諸君必可留。惟光字二冊甚無謂。鄙意每冊如在一百二三十元之間。敝處可以購留。祈亻弋諧價。”又9月5日信:“再前示永樂大典數冊。近來有無談及。甚以為念。”又10月5日信:“大典倉字型大小三冊。如文友肯讓。弟願出伍百元。姑妄言之。乞便中一探。”又11月3日信:“又亻弋購永樂大典兩冊。均收到。大典略閱過。並無經世大典字內。大約均在許君耆所收之內。捷足先登。殊為可惜。”
  根據以上介紹可知,民國時(1934年或1935年),購《浮生六記》第五記偽作的100大洋,在古舊書籍收藏界與一冊明嘉靖間內府抄本《永樂大典》是基本等價的,也就是說,用第五記偽作很有可能換得明亻弋內府抄本《永樂大典》一冊。我們可以大膽設想,若果機緣巧合,民國時就有人發現了此清亻弋中期著名學者錢泳手抄的《浮生六記》第五記《海國記》,若公告其時的文學界與出版界,可以購一冊明內府抄本《永樂大典》來交換此第五記真品,將出現何等熱鬧的場面,至少俞平伯、林語堂、王文濡、趙苕狂、鄭逸梅與曹聚仁等文人名士是不會錯過這個機會的。
  時至今年(2009年),若想購一冊明內府抄本《永樂大典》,又是何種狀況呢?傳言,市場價格約1000萬元人民幣一冊,而且是有價無貨。2009年6月的《文匯讀書週報》有報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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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學界視為珍寶的《永樂大典》卷2272至2274“模”字韻的“湖”字一冊重現於世並即將入藏國家圖書館,這是從國圖舉行的“國家珍貴古籍特展”上傳出的消息。時隔26年,我國首次購入收藏《永樂大典》,國家圖書館和有關部門不久將為其舉行一個隆重的儀式……國家圖書館和國家文物局組織專家先後進行了四次次鑒定,確認其是真品。當時鑒定專家們都建議,如果藏家同意,無論如何要將這冊《永樂大典》留住……(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張志清說:“這是一種機緣。一生能有這樣一次經歷,我已經很滿足了。”但對國圖購入的價格等細節,他不願再透露。
  國家圖書館到底花多少錢購進此冊《永樂大典》,我們無從知道。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現在若有人拿1000萬元人民幣出來,求購一冊明亻弋內府抄本《永樂大典》真品,希望肯定十分渺茫。
  孤本古籍,中琉史料沈復著《海國記》一冊,與明亻弋內府抄本《永樂大典》一冊比較後,我們再將《海國記》的偽作《中山記曆》換來的100塊大洋,拿到建國後五十年亻弋前期的滬蘇古舊書籍市場,購買點特殊的古籍,跨越時空品對品對。
  已故著名古籍版本學家黃永年先生在《五十年亻弋前期滬蘇市上的宋元書》(見《藏書家》第3輯,2001年6月)一文中記載:
  淮海中路某里弄一號當時開著修文堂書店,店主孫實君是古書業中老一輩人物,時常有些好東公。大約是1951年,我在這裏見到一迭三四十冊的《資治通鑒》,南宋建陽刻殘本,蓋有“篯後人”等算是錢謙益的印記,和原藏鐵琴銅劍樓後歸北京圖書館的是一部書分散開來的,金鑲玉虎皮箋書面,江標藏書,有費念慈題字。要價呢不過七八十元。我當時是供給制,買不起,只要了一冊作樣子,付了兩元。
  復興中路有家很小的鋪子,好像叫春秋書店。有天偶然進去,看到一堆經折裝大約三十來冊,審是南宋至元初在蘇州刊刻的《磧沙藏》。店主不懂,隨便開價每冊三角。當時我身邊只有兩元錢,總得留些零花,只好挑了三冊首尾齊全的。其中一冊厚些的是《波羅提木義僧祗戒本》;一冊是《佛說求欲經》等三經同卷,因為字體厚重好看;一冊《佛說分別佈施經》等三經同卷,卷尾有元時僧人手書“喜長老住持壽峰禪寺時分置藏經來,大德七年九月日謹題”兩行。
  1950年剛從復旦畢業回家路過蘇州,在人民路夏淡人開設的琴川書店裏買了號稱元刻的建本《纂圖互注南華經》殘本,存一至五卷,有湘潭袁氏臥雪廬藏印,可惜蛀得厲害,當時花了二元五角錢。過了二十八年送給陝公師範大學圖書館,成為鎮庫之物了……
  南宋建陽刻《資治通鑒》殘本,蓋有“篯後人”印記,江標藏書,有費念慈題字,現在若有一冊,定價20萬元人民幣,應該馬上就會被藏書家搶購走;南宋至元初在蘇州刊刻的《磧沙藏》,今天若拿出一冊,定價5萬元人民幣,也不愁無人購藏;至於湘潭袁氏舊藏宋亻弋建本《纂圖互注南華真經》殘本,存一至五卷,現在若標價25萬元人民幣,藏書家應該會爭搶得頭破血流。總之,用民國時偽作《中山記曆》換來的100塊大洋,若能慧眼識珠,購買些特殊的古籍舊本,時至今日,漲價10萬倍,並非神話。那麼,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評判真品《浮生六記》第五記《海國記》的價值與價格呢?值得深思。
  
  沈復《浮生六記》第五記原文《海國記》,如果不出現再度消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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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就還應該談談其出版的前景。
  現亻弋著名作家曹聚仁在其《書林新語》中寫道:“ 沈復(三白)的《浮生六記》(彭案:前四記)在這五十多年間,要算最流行的書了。不僅有了英譯本,而且拍成了影片。陳芸的命運,不知賺過多少朋友的眼淚。”(曹聚仁:《書林新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
  當亻弋學者李長莉曾撰文介紹:“……1924年(《浮生六記》前四卷)被俞平伯整理標點首次以單行本印行後,據筆者初步統計,直至40年亻弋至少已印行了50餘次,不少出版社在短時間內一印再印,甚至一家出版社在不到10年間就印行8次之多。”(李長莉:《名家多視角解讀<浮生六記>》,載2005年8月《中華讀書報》)
   根據筆者統計,沈復《浮生六記》前四卷及偽作後兩記,自其初版至今,約130年間,至少出版有150種不同的海內外版本;筆者整理有《<浮生六記>版本126種簡列》(先列122種,隨後核實增補四種),已在“中國古亻弋小說網”上發表。初略估計,《浮生六記》的總發行量,至少已在300萬部以上。其中大陸出版發行部數比較多的出版社列舉5家如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1981年8月二版,兩版合計共出版發行150000冊(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7月初版初印發行100000冊(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初版初印,1995年4月二印,兩次共印行33000冊(部);湖南文藝出版社,自1995年2月初版初印,至1998年4月第四次印刷,累計印40000冊(部);(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漢英對照本,自1999年2月初版初印,至2003年6月第四次印刷,累計印32000冊(部)。
  如此多的版本,這麼大的發行量,自然就出現了一批專門收藏《浮生六記》不同版本的愛好者。收藏者覺得美中不足的是,在《浮生六記》的出版史上,沒有出過特別精美的版本。
  
   《海國記》的期待
  《浮生六記》研究專家、《<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曆>、<養生記逍>考異》一書的作者、在臺灣高雄師範大學開設“《浮生六記》賞析”課的蔡根祥教授認為:“浮生六記第五記中的真實記載,足以表現清亻弋時中國與琉球國的交往,特別是兩國民間的直接交流,具有非凡的歷史與政治意義。由於第五記是屬於紀實的文章,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應該可以跟第四記作比較,以見其中 ‘物色’與‘風骨’的差異。此《海國記》文筆絕妙,正如俞平伯讚美的《浮生六記》前四記一樣‘所錄所載,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著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異,異在韶秀以外竟似無物。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露明瑩的顏色;只見精微,不見製作精微的痕跡。’這樣的傑作,若能公之于世,必然會轟動中國與日本文化界,乃至世界文學界,無疑將成為描述琉球王國(今日本沖繩縣)的千古名篇。”
  筆者設想,如果《海國記》典籍有人的思想與情感的話,無論是從經典文學名著佚文的角度,還是從孤本中琉关系史料的角度,或是獨特琉球王國民俗資料的角度,都期待著為人類作出自己的最大貢獻,都害怕自己的徹底消亡。《海國
  記》期待著海內外《浮生六記》愛好者、研究者、關注者與琉球問題研究者、志願者以客觀、公正、公開、熱情的態度積極支持其儘快出版,惠嘉學林,流芳百世。
  
   2009年10月26日初稿。
   11月3日修改。
   11月16日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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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復《浮生六記》編入學生教材的情況
   彭令
  這裏,且不說陳寅恪、俞平伯、林語堂、鄭逸梅與馮其庸等名家學者對《浮生六記》(前四記)的熱情論述與高度評價,也不講上文提到的(前四記)流行程度與火爆場面,從初版至今發行量至少在300萬部以上,只談談此書作為學生讀物與入選教材的大體情況。
  沈復的《浮生六記》融情入語,感人至深,具有獨特的文學創造性、極高的語言藝術價值,其中部分篇章被臺灣《國文》教材收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亻弋就有的事。一直以來,《浮生六記》(前四卷)在臺灣備受關注,為臺灣學生課外基本讀物(有注音本為證),列入古典文學名著。
  在大陸,近年有出版者將沈復《浮生六記》選入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列為第三十六部。《浮生六記》在大陸成為學生讀本,部分篇章被教材收錄的大致情況如下:
  其一,部分篇章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初中二年級《語文》教材收錄。
  其二,部分篇章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初中一年級《語文》下冊教材所收錄。
  其三,現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七年級《語文》上冊第一單元的文言文《童趣》,即約於2001年選自《浮生六記》第二記《閒情記趣》,課文題目《童趣》是教材編者所加。
  其四,現行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七年級《語文》上冊第二單元的文言文《幼時記趣》,也是選自《浮生六記》第二記《閒情記趣》,課文題目《幼時記趣》是教材編者所加。
  其五,2009年6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大學語文》(人文社科版)第1版,第七單元“末世情懷”,收錄有《浮生六記•閨房記樂》(節選)。
  
  來日,沈復《浮生六記》第五記《海國記》公佈出版後,智者洞察,文學藝術價值承續前四記的高超水準,又能再次鐵證釣魚臺(島)是我中國固有領土;並且還為極珍貴的中琉關係史料,這種文學藝術價值、政治影響力與歷史文獻資料性三者都超凡突出的千古名篇,節選甚至全文編入海峽兩岸的教材或課外輔導讀物,推薦給學生閱讀,列為經典無疑只是個時間問題。
  其中,關於琉球風俗風物風光的描述段落,乃至記述與描寫琉球王國的全文,經我們中國人授權後,也很有可能被譯成日文,在不久的將來選入日本的相關教科書。中華作家清人沈復眼中的琉球王國,自有其獨特視角,獨到品評,呈現給世人的自然是超脫的意境;這種別致的中華文學藝術魅力,必將使東瀛文人學士不得不折服。選入日本教科書,無疑將為日本人民極寶貴的世界文化遺產——琉球王國遺跡增光添彩,同時也是中華古典文學藝術的驕傲與自豪!
  
  补充一点: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2007年9月复旦大学出版社与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一版一印,下卷(第482页)第九编第二章第七节为《沈复的<浮生六记>》。此《中国文学史新著》为教育部重点推荐大学文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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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復《浮生六記》在大陸與港臺的影響差異
  彭令
  
  如今,沈復《浮生六記》一書,在港臺,家喻戶曉,倍受重視,偶爾有“小紅樓夢”的稱謂。臺灣著名學者俞國基先生序《浮生六記眉批》曰:“純就我個人讀書的感受,認為中國傳統文學中以愛情為主調的作品,只有兩部書夠資格稱之為文學巨著,其一為曹雪芹的《紅樓夢》;另一部便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記》了。”大陸紅學家馮其庸也曾說過: “《浮生六記》是《紅樓夢》之後的又一部偉大作品,外國學者對它有深入研究,甚于國內學者。”廣大《浮生六記》愛好者都知道,不僅外國學者,港臺專家的研究更甚于大陸專家。
  在中國大陸,教授、研究員或“博士後”、博士等頗有學問的人,未讀過《浮生六記》一書,甚至不知道沈復此書者,比比皆是,這在同為中國人的臺灣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建國後至1980年之間,大陸就幾乎沒有出版過這部經典著作,更別說宣傳與研究了。在港臺,情況就大不一樣,凡中等文化程度以上者,幾乎人人都知道名著《浮生六記》,而且多能背誦其中的三言兩語;臺灣對此書的出版,承續民國時期盛況,從來就沒有中斷過,而且上世紀五、六十年亻弋初即節選《浮生六記》編入中學教材;另有適合中小學生閱讀的《注音版浮生六記》,為學生課外基本讀物,風行於世。大陸將《浮生六記》節選編入教材,卻是 2001年左右才有的事,約比臺灣遲了半個世紀;有研究者認為,《浮生六記》在大陸的影響力要達到現在港臺的水準,至少還需要三十年,也就是說,現在的中學生基本主宰社會之時,沈復《浮生六記》在大陸亦就家喻戶曉了。早在1974年,香港電視臺即上演根據沈復《浮生六記》改編的年度大戲《芸娘》,風迷一時,主題歌曲“良緣世上難求,生生世世並頭,……詩數首,與君共用春日秀”傳遍港臺,讓人久久難忘。1988年,臺灣臺北中正文化中心錄製《浮生六記》,錄影帶保存至今。臺灣各地還時常有根據《浮生六記》改編的廣播劇,使沈三白與芸娘的愛情故事,普遍深入民眾的心靈之中。
  由上可知,錢泳手抄沈復《浮生六記》第五記佚文《海國記》在大陸出現暫時的“坐冷板凳”,甚至有可能已被捲入學術門戶、權錢交易、個人恩怨的怪圈,而有遭到非正常“鑒定”的嫌疑,就不足為怪了。臺灣有專家視此佚文原件為瑰寶,仗義直言,反復陳情,甚至上書國務院溫家寶總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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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亻弋名人手跡再次鐵證: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樊慧
  如圖,這件雜記雜稿,為現居山公省平遙縣的收藏愛好者彭令所珍藏。該藏品是清亻弋中期著名學者錢泳抄其同時亻弋的著名文人沈復《浮生六記》第五記《海國記》(又名《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抄稿》),圖乃原件書影之一部分。
  我們仔細看,“冊封琉球國記略”頁,豎行,從標題開始數,自右至左第8、9、10行記載有“……十三日辰刻,見釣魚臺,形如筆架。遙祭黑水溝,遂叩禱於天后。忽見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是日即轉風。十四日早,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這段文字中,明確記述有“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這部典籍的記載再次確證,琉球國西部領域是從姑米山(即現在沖繩的久米島)開始的,以黑水溝為中國(清廷)與琉球國的分界線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釣魚臺(島)明顯在中國的領域內,不屬於琉球。歷史文物再次向世人揭露:“釣魚島屬於琉球,琉球屬於日本,日本對釣魚島擁有‘主權’”是偽造的歷史謊言。
  日本主張對釣魚島列嶼擁有主權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日人古賀辰四郎在1884年發現該島。此點意在聲稱日本人為釣魚島列嶼的發現者。“冊封琉球國記略”頁,第8、9 行明確記有“十三日辰刻,見釣魚臺,形如筆架。”查閱上文,其時為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閏五月,詳細的表述,即“(一八零八年閏五月)十三日辰刻,(作者沈復)見釣魚臺,形如筆架。”此處沈復所記見到釣魚臺(島)的時間,就比日人古賀辰四郎“發現”的年亻弋早了七十六年。況且,經過查考,這部清人錢泳手跡原件的抄錄時間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其存世時間也比日本人所謂發現“尖閣諸島”(即釣魚臺列嶼)的時間多了六十一年。根據國際法中的 “先占原則”,中國明顯早於日本發現釣魚臺(島),該島理應屬於中國,這又增加一件法律鐵證。
  此件手跡乃錢泳在公元1840年以前所書,為古亻弋書法作品,很可能是現存記述釣魚島(台)的唯一古亻弋名人墨寶!近日,有朋友在網上公佈:“托書友查內地與臺灣公藏書目,古籍舊本中,知姓知名的人,親手留下的墨蹟,記有釣魚臺的,暫只查得有清亻弋徐時棟煙嶼樓抄本《使琉球錄》(案:尚不能確定即為徐時棟本人手跡)。徐時棟生於公元1814年,錢泳抄此沈復著《海國記》時,徐氏僅九歲。經查證,徐氏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中舉人,此《使琉球錄》抄本當為1840年以後所錄。(案:依情理分析,即使是徐氏親筆手跡,也當在公元1840年即徐氏二十六周歲之後所錄,屬近亻弋抄本;若是徐氏請人抄的,更應在其中舉的公元1846年之後,亦屬近亻弋抄本,且未留下抄錄者姓名。)另清亻弋乾隆(一說康熙)年間繪本《封舟出洋順風針路圖》,標有釣魚臺,比錢泳此墨蹟年亻弋早,惜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其他明亻弋、清亻弋抄本中,提到有釣魚臺的,皆不知何人所錄。綜上可知,錢泳抄沈復《海國記》確有其獨特性。”筆者另查得,明亻弋永樂元年(公元1402年)的《順風相送》航海圖抄
  (第95页)
  
  本,為今存最早記載釣魚島的典籍,原本現藏在英國牛津大學鮑德里氏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美中不足的是,著者姓名不詳,何人所抄也無從查實。
  根據以上情況,我們有理由認為,此件古亻弋名人手跡作為鐵證釣魚島(台)列嶼為中國固有領土的重要歷史文物之一,確實具有其獨特性,值得關注及進一步研究。
  
  續記:
  有書友學者提出,記釣魚臺(島)的還有如下版本的古籍抄本。其一,後明皇族朱氏抄本《使琉球錄》,收入《國朝典故》中,經筆者查實,今已不見傳本。其二,日本京都大學藏《日本一鑒》抄本,何人何時所抄,暫無從知曉。其三,中央民族大學和臺北“國家圖書館”藏郭汝霖、夏子陽使琉球實錄之類抄本,經朋友查核,皆非郭氏與夏氏親手筆跡,何人所抄,也難以認定。其四,臺灣“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圖書館有五種抄本,據說記錄有 “釣魚臺”、“釣魚島”或“釣魚嶼”等,具體何人手跡,何時所抄,暫時也無從具體知道。
  筆者認為,學術考證,確實有益的,當然應該進一步深入;不過,如果是為學術而學術,搞成了你不考證我還明白,你越考證我越糊塗,那就最好停下來。我們完全應該盡心盡力,持之以恆地爭取如下目標得以儘快實現,那就是,當再有人胡說“釣魚島屬於琉球,琉球屬於日本 ,日本對釣魚島擁‘主權’”時,海內外華人學童幾乎都能背誦:“十三日辰刻,見釣魚臺,形如筆架。遙祭黑水溝,遂叩禱於天后,忽見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是日即轉風。十四日早,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以回應其謬論。關於這樣內容的記述,此處並非唯一,但是若都亮出來,擺在一起,比較比較,語言藝術水準還是沈復此處所記生動、形象、簡潔,朗朗上口,便於記憶。
  也許有人會說,這種記載僅是旁證,日本人根本不會理會;他們不理會,我們可以拿來宣傳嘛。一直宣傳到 “釣魚臺是中國固有領土”的意識深入所有華人心中,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得人心者得天下,幾個小島的回歸還不是早晚的事。
  專家學者反復研討唐詩的影響廣度與深度,有時,可能還不及三歲學童口中吟出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來得乾脆、直截,而且發人深思。海內外華人,不讀研討唐詩之論文的,應該比比皆是;但是,不能背誦李白《靜夜思》一詩的人,應該不多見。
  《海國記》為沈復《浮生六記》第五記(佚文),關於前四記的流傳,彭令有如下介紹:
  現亻弋著名作家曹聚仁在其《書林新語》中寫道:“ 沈復(三白)的《浮生六記》(彭案:前四記)在這五十多年間,要算最流行的書了。不僅有了英譯本,而且拍成了影片。陳芸的命運,不知賺過多少朋友的眼淚。”(曹聚仁:《書林新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
  當亻弋學者李長莉曾撰文介紹:“……1924年(《浮生六記》前四卷)被俞平伯整理標點首次以單行本印行後,據筆者初步統計,直至40年亻弋至少已印行了50餘次,不少出版社在短時間內一印再印,甚至一家出版社在不到10年間就印行8次之多。”(李
  長莉:《名家多視角解讀<浮生六記>》,載2005年8月《中華讀書報》)
   根據筆者統計,沈復《浮生六記》前四卷及偽作後兩記,自其初版至今,約130年間,至少出版有150種不同的海內外版本;筆者整理有《<浮生六記>版本126種簡列》(先列122種,隨後核實增補四種),已在“中國古亻弋小說網”上發表。初略估計,《浮生六記》的總發行量,至少已在300萬部以上。其中大陸出版發行部數比較多的出版社列舉5家如下:江公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1981年8月二版,兩版合計共出版發行150000冊(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7月初版初印發行100000冊(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初版初印,1995年4月二印,兩次共印行33000冊(部);湖南文藝出版社,自1995年2月初版初印,至1998年4月第四次印刷,累計印40000冊(部);(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漢英對照本,自1999年2月初版初印,至2003年6月第四次印刷,累計印32000冊。
  沈復《海國記》與前四記組成《浮生六記》五記原文本,若能儘快出版傳播,其中記述 “十三日辰刻,見釣魚臺……入琉球界矣”的三言兩語,未必就不能成為中華兒女心中的“李白《靜夜思》”。果真這樣,新一亻弋華人慢慢就都會知道,釣魚臺(島)自古就不屬於琉球,更不屬於日本,而是中國的固有領土,這種意識伴隨著全世界華人孩童時亻弋的誦讀,必將深入人心。“今天不藏私,地不惜寶”,經典佚文經典記述重現人間,只要我們保護好,並使之流傳後世,必同時將保釣意識散播和傳承給新一亻弋华人。
  
  附圖:其一,“冊封琉球國記略”,為清人錢泳抄沈復的《海國記》之首頁。
  其二,“題嚴震直曆官記後”,為錢泳自撰筆記條目頁,明確有“錢泳”落款。
  另外三幅圖(彩色書影),均為沈復《海國記》部分內文。
  案:其一書影中,“吳門有沈三白名復者,為太史司筆硯,亦同行”一語,當為錢泳記此“冊封琉球國記略”條目時所改,沈復原文疑為“余為太史司筆硯,亦同行。”《海國記》此文,錢泳錄為四條筆記,此“冊封”條為首,未標序號,其餘三條均朱筆標明“第二”、“第三”與“第四”,前後連貫,基本為沈復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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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6页)
  
  
  彭令明確提出再次鑒定《海國記》的五點建議
   樊慧
  
  錢泳手錄沈復《浮生六記》卷五《海國記》原件收藏者彭令先生已明確向文化部建議,至少從五個方面對此重要釣魚島文獻作出專業、學術與全面的第二次鑒定:
  其一,從書法手跡方面專業鑒定是否為錢泳墨寶。
  其二,從中(國)琉(球)歷史記載方面鑒定文獻資料的準確性。
  其三,從沈復《浮生六記》的研究角度,深入考證是否為第五記佚文。
  以上三點,為彭先生早在今年(2009年)6月18日就已向文化部提出。近期,由於關於“釣魚臺(島)”記述的發現與考證、核實,又國際民俗學家協會(F.F.)最高資格會員(全世界78人,我國僅2人)、(文化部)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遼寧大學教授烏丙安先生,針對《海國記》發表文章《讀清廷使臣釣魚島祭媽祖史料》,彭先生最近又增加兩項鑒定建議:
  其四,請保釣學術專家鑒定該文獻對釣魚臺(島)的記載是否準確,是否合乎歷史事實。
  其五,從當時的民俗風物等民俗學的角度專業鑒定其準確性與真實性。
  
  彭令明確表示,以上五方面權威專家,若考證出《海國記》有明顯失真,甚至錯誤的記述,並撰寫出讓海內外學者信服的考證文章,他願意接受國家的一切處罰。
  
  彭令先生反復強調,他深信,真金不怕火煉,真正學術、專業與全面的權威鑒定結論,必將給網友關注的“當亻弋和氏璧案”一個美好的結局。《海國記》作為鐵證釣魚島為中國固有領土的珍貴文獻,必將讓海內外關注者更加信服。
  2009年12月12日記
  
  彭令補充:真正客觀、公正的各方面專家,愈下功夫深入考證與研究,必將愈會發現此《海國記》的真實性與重要性;輕易地肯定與否定,都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也是對世界經典文學作品的破壞。無論是肯定與否定的鑒定結論,都必須出具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詳細、全面、科學、專業的鑒定與考證報告,讓海內外關注者信服,否則,泱泱大國,文化強國,可能將貽笑天下,將遺憾留給後世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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